挖地道攻取南京城之战
——时人记载有：自城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贯十余里，直望天际，皆红头人1853年3月，太平天国军队进入南京地区。当时南京城清军不足五千，另募壮勇万人协防。
3月8日，太平军先锋队四百人占领南京城南外善桥镇，而城内守军却无知者。翌日，李开芳部队几百人占雨花台，并在附近报恩寺塔增加火炮猛轰城内。当天晚上，又将西天寺五百罗汉塑像运到城下，高下排列，插旗几十面，点灯立烛，另有几十人不时呐喊，作为疑兵，城上守军以为要乘夜攻城，乃连夜排炮齐发，至天明方知，但已将炮弹放尽。
11日，太平军水师也由大胜关停泊草鞋峡，分军占浦口、江浦，至此时南京已合围，当时在围城中的汪士铎说：“或登三山门望之，自城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乙丙日记》）太平军不时以小部队袭扰各城门，积极制备云梯等攻城器械，在仪风门外静海寺、天后宫开凿地道。3月17日起，在各门昼夜环攻，炮火不绝。19日凌晨，静海寺附近地雷爆炸，炸毁城墙两丈余，林凤祥督几百人冲进城内，分为二支，一奔鼓楼，一走金川门、神策门经成贤街至小营，在黄家塘，杀死陆建瀛。因兵力少，循原路退回。这时城南清军闻总督被杀，纷纷逃散。太平军李开芳等乘乱登城，林凤祥等也由北城反击，两军呼应，攻占了南京外城。
翌日，太平军分路入城，会攻满城（明故宫）遭到江宁将军祥厚等猛烈抵抗，伤亡惨重。城下积尸与城平，终于攻破满城，杀死祥厚等清军官兵及其家属几万人。深夜，占领全城，遂开十一年天京的纪元。
三克武昌
——长达五年的争夺战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与清王朝就争夺武汉三镇，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烈战争。
它就是三克武昌，三失武昌。武昌当时是清王朝湖北省会所在地。
1852年12月，太平军由湖北岳州北上，先后占汉阳、汉口。翌年1月12日，因文昌门外地道点火轰塌城墙，由缺口入城。
武昌是太平天国所占领的第一个省城。武昌在一天里就能攻取，说明太平军已具备足够的攻坚力量。
当时向荣等追军已逼近武昌，与太平军有小接触，互有胜负。2月9日，太平军主动放弃武汉三镇，沿长江东进。
1853年，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组织西征。翌年2月占领汉阳、汉口，并在湖北各地取得胜利，对武昌作了围攻，在武昌上游金口、下游白湖镇和城东豹子澥分扎重兵。当时，因主持攻城的国宗韦俊等采取围而不攻战术，至使贻误时日。6月，石祥桢军自岳州北上会合自黄州江面来的陈玉成军，会聚武昌城下。于是攻城军自梁子湖西攻，击破洪山清营。6月26日，太平军水师由汉口攻塘角，由鹦鹉洲攻鲇鱼套；陈玉成率将士五百缒城而上，大声呼喊，守军闻风溃散，于是第二次占领武昌城。
同年10月，由湖南北上的湘军水陆师进逼武汉三镇，太平军屡战屡败，长江、汉水江面的水军船只几千艘尽被烧毁。10月14日，国宗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等撤出武昌等地，退守田家镇。
1855年2月，石达开在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后，西进占领汉阳、汉口。由韦俊南占兴国（阳新）、通山、崇阳，别支由陈玉成率领北占应城、德安，对武昌形成合围之势。城内清军仅二千人。4月3日，太平军会攻武昌，直扑大小东门，汉阳太平军自鹦鹉洲纷纷渡江。方此之时，清援军李孟群水师和湘军胡林翼陆师因受风阻，退扎金口，致使太平军顺利地攻占了武昌。韦俊因为三次都是攻打武昌的最高指挥官，由此军中盛称有“韦国宗三打武昌”。
樟树镇之战
——在太平军中流传有歌谣：破了锣，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一个人也无用樟树镇战役是一次典型的歼灭战。这是太平军击溃湘军精锐周凤山部的一次战役。
1855年11月，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湖北进入江西，迅速占领新昌（宜丰）、瑞州新喻等府县，不久又攻占樟树镇，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急调湘军副将周凤山部四千人南下。翌年1月，重新夺回樟树镇。见于樟树镇扼瑞州、临江、抚州、建昌四通之地，为南昌咽喉，石达开决定夺取。他聚集优势兵力，由临江东渡，先多次派出小股兵力向樟树镇周边骚扰。几天后，分兵四路猛攻，经两天鏖战，全毁敌垒，歼灭湘军千余人，周凤山率残部逃进南昌城。
樟树镇大战胜利，使太平天国在江西更为巩固。当时在军中流传一首歌谣可证：破了锣（指罗泽南，1856年4月6日，在武昌洪山争夺战被击伤，旋死），倒了塔（指塔齐布，1855年8月30日，因久攻九江失利，在军营忧死），杀了马（指马济美，1853年7月28日，在南昌城外被击毙），飞了凤（指周凤山），徒留一个人也无用（指刘于浔，时驻扎南昌）。
三河之战
——陈玉成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三河之战是太平军在安徽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歼灭湘军主力李续宾部的一次大战。
三河东濒巢湖，是丰乐河、杭埠河、马槽河交汇之处，地当水陆要冲。自1854年起，太平军就在此凭河设险，构筑城墙，于城外加筑砖垒九座，城内广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
1858年夏，清江宁将军都兴阿、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率军自湖北入安徽，在攻陷太湖后，都兴阿军南下围安庆；李续宾军在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后，进逼三河镇。
太平军三河守将吴定规、薛交伦闻湘军至先撤出南岸五砖垒，坚守北岸四砖垒和城垣，湘军全力攻击，太平军凭垒抗拒，城军亦前来接应。血战竟日，诸垒尽失，城军将所有通向城垣的桥梁破坏，使仅有陆军的李续宾无法接近；尔后李续宾命当地团练筑坝截流，又置草填堑，进逼城下，三河围急。
当此之时，陈玉成等在接到一日五书的三河吴定规告急文后，陈玉成先行，李秀成后来，日夜兼程，经含山、无为、庐江，于11月7日，进抵三河西南三十里的金牛镇、东南三十里的白石山一线，连营几十里；并以吴如孝军自庐州南下至舒城，断绝李续宾的援军。陈玉成回援途中，有数万民众参战。一到金牛，即动员居民迁居，坚壁清野，方此之时，湘军已猛攻三河城多次。
李续宾面临占优势的太平援军，拒绝幕僚建议退往桐城。因屡胜气骄，说：他能战，我亦能战，哪有退走的道理。
11月14日，陈玉成前锋在三河镇南十五里击溃李续宾派出的先遣队。当夜，李续宾以七营兵力，分军三路攻金牛，行十五里。陈玉成以小部队正面迎战，而以主力从湘军左翼包抄其后路。当时太平军为打击湘军骑兵，将铁锅朝上并满平埋沙石中使战马踏足穿锅中而不得出，全歼敌军骑兵。失去骑兵掩护，步兵更显孤立。
11月15日黎明，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惟闻鼓角和马嘶人行声。陈玉成军因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乘雾包抄，很快就击溃了左路敌军，并冲开了中、右路的阵脚。这时，进抵白石山的李秀成军，闻金牛一带炮声不绝，知已开火，赶来参战。敌军中、右两路亦溃。
李续宾得知大队被围，领四营冒雾来救。而城守的吴定规部也分股杀出，与援军会合，绵亘二三十里，李续宾连续奔突数十次，均无成效，日暮返营，而大营却已失去。太平军排山倒海般进逼，将敌分割包围。李续宾兵败如山倒，陈玉成还连夜派出人员在乡官导引下掘开团练所筑之坝，滔滔河水奔涌而下，绝了逃敌回路。李续宾逃出营垒，在胡寄疃陷于泥淖被击毙。
11月18日，太平军扫除李续宾残敌，至此，全歼李部湘军精锐六千人，也有说有一万多人，这是将非战斗人员也计算在内了。
之后，陈玉成、李秀成军乘胜收复舒城、桐城，围困安庆的都兴阿军闻讯也撤围退扎宿松。
此役湘军大伤元气，当时湖南湘乡，几乎是“处处招魂”。据曾国藩说，“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
三河之战，暂时抑制了湘军的东进，解除了安庆的围困，使天京上游稳定保持了两年之久。
彻底消灭清江南大营
——运用古兵法“围魏救赵”的成功事例，可是再运用那就会走向反面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
这是一次仿效“围魏救赵”的战略取得成功的尝试。
1858年春，清江南大营重建，在天京城西、南、东一带挖掘深宽各丈余的长濠，坚筑高垒，绵亘一百三四十里，与江北大营呼应，妄图南北夹击，攻陷天京。同年9月，太平军打破江北大营。为解天京之围，洪仁玕、李秀成等采取了传统的围魏救赵战略，奇袭江南大营大后方杭州等地，令其分兵回救，然后击破其作战计划。1860年春，李秀成率太平军主力，由皖入浙，轻装疾趋，攻占杭州。江南大营先后分兵一万三千余人来援。李秀成见有援敌，知清军中计，便主动撤出杭州，在安徽建平召集各路将领会议后，分军五路进攻江南大营；江南大营因半数兵力援杭州，遭到致命打击，终于崩溃，将士溃散，主帅和春、张国樑均先后自杀，江南大营彻底消灭。
这是太平军军事领袖应用古兵法“围魏救赵”的成功事例。但由于他们文化不高，缺乏应有的军事历史知识，对此后的若干战役，仍是呆板地抄录“围魏救赵”，似乎不懂得古中国还有其他成功战例。因而，当李秀成等发动第二次西征时，路过皖南，竟放过守卫薄弱的曾国藩祁门大营，而急于袭用“围魏救赵”法，千里行军，与陈玉成军合取湖北，调动安庆围军来救。它被曾国藩一眼看穿是故技重演，1863年春，李秀成奉天王命取道江北安徽，进袭湖北后方，以调动围天京湘军来援，以解天京之围，采取的仍是“围魏救赵”故技。这是因为攻破江南大营的伟大胜利采用的是此法，就认为它就是长期可用的成功战术。这种守株待兔式的单向思维，不因时空的变化、对手的更换而调整策略，以致失败。究其根源最后仍得归咎于他们的学识浅薄、文化低下。
大大小小齐向上海进攻
——他们希望获得上海后，征收关税，发展通商贸易，采办西方先进器械、枪炮和火轮一部太平天国战争史，很少有一个城镇像上海那样遭到太平天国军队多次进攻的。
从1860年6月到1863年夏天，太平军在上海及其附近城镇作战频繁，其中有计划的就有八次进攻。现按先后顺序排列如下：1860年6月下旬，李秀成派大佐将陆顺得东取上海。陆顺得等先后占领太仓、嘉定、青浦和松江，并进至上海附近泗泾、真如、大场，但在赴七宝途中，遭到当地团练阻击，后方松江也受新建的华尔洋枪队偷袭。陆顺得等退扎黄渡、南翔。
1860年8月，李秀成率军出苏州，在青浦痛歼洋枪队，乘胜重克松江，向上海进军，沿途占领泗泾、七宝、龙华，设指挥所于徐家汇天主教堂。8月18日，踏平卢家湾清营，直抵上海护城河边，为突然天降的骤雨所阻，而城内原先要举事响应的广勇已被杀害，巡抚薛焕又以重金聘请英法军队守城。太平军辗转游离于上海各门，三日不下。英法军队再次挑衅，从城南租界向太平军营发射炮弹，致使军粮尽毁，李秀成也面颊受伤。太平军乃束草为人，遍贴告示撤退。也有一说是降将、原小刀会叛徒李文炳（绍熙）泄密，使内应暴露，清军早有准备，令满有信心的李秀成功亏一篑。
1861年1月，后军主将陈坤书率军万人分两路并进：陆路由嘉定出发，水师炮船出太仓浏河口沿海塘东下，拟夺取宝山、吴淞后，南下直捣上海。水陆两路相继报捷，前锋离上海县城仅数里，但因主力围攻宝山四日未下，后方青浦等地又遭受团练骚扰，就此全军撤退。
1861年9月，太平军分三路攻上海：朗天安陈炳文部由嘉兴北上，占金山、南桥（奉贤），前锋占黄浦江南岸的萧塘；陈坤书由苏州、东进攻宝山、荷天安麦冬良由青浦占渚翟、华漕，与陈坤书部会师于吴淞江北真如、江桥等地。因李秀成久围杭州未下，进攻上海的诸军被调回汇攻杭州。
1862年1月，太平军向上海五路进军。南路李荣发等主力，沿海塘北上，仅半个月，占领浦东各县，与上海县城和租界仅一江之隔，清防军四五万人尽溃。1月20日，攻占与吴淞海口对峙的高桥。东北路逢天安刘肇均部由嘉定围吴淞，捣闸北，逼英租界，离英国领事馆仅三里，与高桥太平军旌旗相望，鼓角相闻。因法国兵轮游弋江中，拦截捣乱，浦东太平军未曾有船只，不能渡江，而地方团练纷起扰乱，“不服王化，甚属猖獗，日夜前来攻打，时相交锋”。（《吉庆元黄祥胜上忠王禀》）此后，太平军分屯浦东各城镇，对上海围而不攻，“他们确会采取严密包围上海，以截断一切供应品和干扰一切商业进行，来达到外国人与之谈判的目的”。（《上海怡和洋行档案》）1862年3月，李秀成对上海改变了过去速战的战略，而采取围困，设前敌指挥部于七宝、王家寺，“该两处既经屯扎，不宜力攻再进，必于沿江连营为相持固守之计”。（《李秀成谕刘肇均》）但后因两处为英法和沙俄殖民军攻陷，计划未能实现。5月，李秀成因英法军攻陷青浦、嘉定，由苏州驰援，在太仓城外全歼正卸任巡抚的薛焕五千名亲军，凯歌行进，直抵上海附近虹桥、法华、徐家汇和九里桥。游骑直逼上海城，给刚率淮军到上海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当时淮军悍将程学启营被围，李鸿章前来营救，也被包围，而英法和沙俄军都躲进租界不敢外出。李鸿章躲进兵营，向他老师曾国藩报告军情，说这次战役，李秀成身先士卒，“自带五王之众，约二十余万；上海或可保，青浦、松江恐保不住，然鸿章实无力兼顾矣！”（《与曾国藩论军事书》未刊稿）但此时因洪秀全几次诏令李秀成回救天京，李秀成只得撤退。
1862年8月，苏州慕王谭绍光因青浦失陷“恐官军蹑其后，请先从事”。（光绪《青浦县志》）8月18日，谭率军绕过青浦，痛歼淮军于北新泾，占法华、静安寺，离上海县城仅十余里，后又占大场、新闸，逼江湾，在七宝再次打垮淮军，三面包围上海城。游骑离城最近处仅二里许。李鸿章也以厚礼请外国驻军助剿，从天津撤退的英法联军，包括后来接任“常胜军”管带的戈登少校也都参与了战斗。谭绍光后因留守苏州等地部队大都被抽往天京打围战前线，而霍乱漫延，乃率部返苏州休整。
1862年10月，谭绍光等自苏州引军十余万东征，谭以纳王郜永宽军攻广福林，牵制松江“常胜军”，自引军进至吴松江北岸，偷搭浮桥，渡江内窜，兜围清军各营，并击败自松江来援的李鸿章军，又在白鹤江击败湘军黄翼升水师，李鸿章悉锐而出，城里九亩地洋枪队亦来助打，双方在青浦、嘉定交界的三江口、四江口接仗。此时，“常胜军赶来助阵，从背后抄袭，谭绍光等猝不及防，将士拥挤在水乡几平方公里内，无有用武之地，而惨遭西洋大炮杀伤。“白齐文的炮队把叛军从有坚强防御的工事阵地里赶出，于是叛军全部溃散，损失巨大”。（《太平天国史料译丛》）只得撤退。从而结束了太平天国在上海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活动。
此后李秀成仍先后拟定在1863年1月和7月对上海进攻的计划。太平天国要捍卫苏杭，必然要夺取上海。“上海为渔米之乡，屯兵之处，若不将上海打破，苏城将来必为所困”。（《上海新报》1863年1月15日）当然他们更希望获得上海后，征收关税，发展通商贸易，采办西方先进器械、枪炮和火轮。
包村包围战
——真不值得，号称四十万大军被牵制了几个月浙江诸暨包村团练是太平天国晚期所遇到的一个劲敌。应该说他们起着牵制太平军的作用。
包村位于诸暨东北，是一个四面环山，山外有水的村落。太平军的绍兴、诸暨的胜利凯歌，使这些地区的地主、豪绅纷纷麇集在包村，包村人包立身就凭借这些人力财力，组织了团练，筑土城，建坛社，对抗太平军。因为他们都扎白巾着白衣，被称为“白头军”。包立身为了长期对抗，自称是白鹤真人的正宗徒弟，以神道迷信聚合民众，并勾结附近各村团练联防，屡次击败太平军。
从1862年2月始，来王陆顺得曾先后四次率军号称二十万猛攻包村，但每次都打了败仗；每次包村团练获胜后，就要大吹大擂包立身的神术，说他所念的“先天一目斗咒”有灵，能运用飞刀杀人。就这样把一个痴头呆脑、目不识丁的包立身捧上了“神师”、“包神仙”的高坛。其实，太平军所以多次失败，原因是骄傲轻敌，盲目冒进，不明地理，致使包村团练以逸待劳，并用火炮射击诱进村里的太平军。同年5月，陆顺德又在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等部声援下，众号四十万，连营五十里环攻包村，在村的四周排立木柱，悬柴草为城墙，取纸于墙下而燃烧，使烟雾漫迷散入村中，然后重兵进逼。到7月下旬，包村因弹尽粮绝，士气低落，而太平军又在白马山断绝了全村的水源。同月27日，太平军一举攻克包村，击毙包立身。
虽然包村之战是太平天国最后获胜，可包村这弹丸之地，得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在夷为平地后，仍率军它去！真是得不偿失。为了征服一个小小的包村，竟调动了十几万精锐，旷日持久，而不及其它，足见太平天国诸王们全凭头脑发热、意气用事，实在没有一点儿战略思想。它的后果就是造成浙东、浙南防务空虚，使得左宗棠湘军乘虚而入。
雨花台之战
——长达四十六天的决战，未分胜负，要是李秀成等不作撤军，再能坚持几天，那将会变成如何的格局呢？
李秀成等十三王救援天京的一次战略性战役，即雨花台血战。
1862年5月，曾国荃统领主力湘军进扎天京城南雨花台。天王一日三诏，命李秀成由上海前线撤军回救。
李秀成只得在凯歌声里回师，于6月22日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救京之策，决定两年后“再与其会战”，但为天王否决，会后李秀成只得派其弟李明成率军为先锋队援天京。8月6日，李秀成又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各王决定分路援天京，李秀成还将两次会议纪录刊印为《会议辑略》，并作序，序中有句：“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
9月14日，李秀等回救天京的十三王部队共十万余众（号称六十万），从苏州等地出发，于10月初，先后到达天京附近的方山、板桥；别支陈坤书军四万至金柱关，断敌芜湖援军。杨辅清、黄文金等部逼宁波，牵制鲍超部游击之师。
10月13日，雨花台恶战爆发。当时湘军仅二万人，有一半以上患传染病，多卧床不起，已丧失战斗力或半战斗力，而李秀成等援军装备精良，且有洋枪二万支，开花炮多尊。在太平军东西两路猛烈攻击下，湘军构垒困守。10月19日，李秀成亲率大军攻打，以洋枪炮猛烈轰击，并挖地道。10月22日，李秀成再督军逼营，以开花炮猛轰，并束草填濠，岌岌欲上；曾国荃也亲临前线，战斗激烈非常以致右颊受伤。曾国藩在安庆只能派出二千五百人赴援，他于绝望之际，要曾国荃撤退，但是曾国荃不肯。
10月23日，李世贤由浙江率生力军三万余人赶到，以箱筐实土，排砌濠边，暗掘地道，均为湘军破坏。太平军强烈猛攻东路，湘军伤亡甚多。拆西墙补东墙，湘军已缺乏预备队了，西路曾贞干只得自带军相援。
11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等全力攻雨花台湘军大营，由地道炸开敌军营墙，乘势分两路抢攻，兵将踊跃争先，呼声震天，冲入缺口各有几千人，曾国荃也亲临一线，于危急间将火药倒下燃烧，乃退。此后陆续有战斗，但均未有成效。
11月26日，李秀成等围攻雨花台四十六天后，撤围退兵。陈坤书、杨辅清等部也为湘军水陆师所败，撤退。至此十三王救援天京完全失败。
这次大战，拥有新式火器的太平天国的二十万精锐之师竟为湘军二万疲兵所败。它并非乃是李秀成所说的未带冬衣、缺粮所致。察其原因多多，但主要的是此时的太平军将士已是暮气沉沉，诸王要保持实力，多心怀不一，缺乏战斗韧性；仰仗新式火器，对敌也多是远距离发射，且不作防御筑垒挖沟等常备措施，因而常以无遮掩工事而遭敌反击溃败。在战术上又未能在湘军立足未稳时予以痛击，贻误了战机。攻击开始后，自以为必胜又企求速胜，以致反逸为劳，处处被动。在全军仅伤亡六千员后，即缺乏斗志，不愿继续战斗。真个是功亏一篑令已损失了五千人众的曾国荃湘军绝处逢生。
天京保卫战
——悲壮激烈，一场关系天国存亡的战争1863年12月，李秀成由苏州返京，劝天王“让城别走”，不允。李秀成只得留守天京，从此开始了由他主持的天京保卫战。
在此之前，湘军已经攻陷了城南雨花台、城东孝陵卫，并在七桥瓮到孝陵卫三十里，在原江南大营旧濠基础上加深加宽各六尺，分驻重兵围防，对天京采取长围。
李秀成坐镇天京，一是筹粮，二是守城。当时湘军按曾国藩策划，凡太平天国天京来自江中接济的大宗米粮必须截夺，要通过外务严禁外船运粮，至于陆路则实行限量运人，致使城里为争粮而内讧。1864年2月，忠二殿下李容发等几千人，自丹阳、句容护粮来京，被截夺三千余石，以后又继续截断一万余石，这样粮食外来甚少，城内闹起了饥荒。
李秀成为保卫天京多次主动出击。1864年2月27日，他自引军出钟山之南攻湘军，未胜。湘军乘势攻陷钟山顶峰上的天保城，控制城东制高点，李秀成反攻争夺，未能得手。湘军进抵太平门、神策门外，天京终被合围。
5月，常州、丹阳失陷，天京成为孤城。湘军在朝阳、神策、金川等门外开凿多处地道，李秀成率众筑月城扼敌，双方争战，互有伤亡。6月初，洪秀全病死，洪天贵福继位，任李秀成为大主帅。此时因陆续放出饥民就食，城内共存三万余人（一作七万余人），而能守城作战的将士仅三千余人。7月3日，地保城陷，湘军逼近太平门城根，昼夜环攻，掩护地保城城墙的地道开挖。李秀成率军多次出击，试图破坏地道。湘军损失惨重，总兵陈万胜、郭鹏程等十几名高级将领都被打死，但仍未能得手。7月18日，太平门外地道即将竣工，李秀成于深夜兵分两路袭击地道口和营垒，守卫湘军几乎溃败，因力单又被堵回。
7月19日下午二时许，地道引火爆炸，太平门城墙被轰塌二十余丈。湘军蜂拥冲入，李秀成与吴如孝等亲自督军抵御，全歼首批进入缺口的湘军四百人，其第二批亦损失惨重。但因众寡悬殊，天京失陷，悲壮的天京保卫战亦划下了句号。
墨石渡之战
——兵败如山倒，一支没有精神支柱的军队，即使拥有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将士，也是要失败的1864年7月天京陷落后，西北远征军在安徽墨石渡作了最后的一次大决战。
当天京城围危急时，远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扶王陈得才等部得悉后，即放弃汉中，全部出动，分军三路东援。主力陈得才等部号称百万，前军黄中庸、马融和部到达湖北、安徽境界，后军张宗禹等还在汉水徘徊。在到达湖北英山时，始得悉天京城陷，失败气氛波及全军，使首战杨柳湾时竟以数万之众败于安徽布政使英翰临时凑合的千人小部队。同年11月初，黄中庸率万人降。两日后，马融和以为墨石渡流沙难走，率七万人降，并呈献招降方案。不久，倪隆怀、范立川等率十一万人降。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后路祜王蓝成春亦率众降，僧格林沁因为蓝是广西人，是参加拜上帝会成员，将他杀死。西北远征军遭到严重损失，只剩有遵王赖文光、丘远才、唐日荣和启王梁成富四支队伍。未几，赖文光等率部入河南、湖北，会合捻军张宗禹等继续战斗，梁成富退到甘肃阶州（武都）。1865年6月城陷，被俘杀。
太平天国没有“太平军”
——太平天国称自己的军队为“天兵”、“天军”
太平天国称自己军队为“天兵”。《李秀成供词》说洪秀全：“朕之天兵多过于水”，又称“天军”。又记“军称天军，民称天民”。
而清廷朝野，诬骂他们是“发逆”、“粤寇”。民间以貌取意，常称“长毛”。
在太平天国时代，各方都不称“太平军”的，当然也没有“太平军”。
始见于“太平军”称呼为专有名词，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据日本大尉曾根俊虎《清国近世乱志》（日就社1879年版）一书译述，并取书名为《粤军志》。粤军，广东军，意即太平天国的军队，译者在当时通称“发逆”、“长毛”时，采用“粤军”，此处倾斜是蕴含同情味的。在此时期，也有称太平天国军队为“洪军”，如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
现所知道，最早出现用“太平军”为太平天国军队专用名词是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推出的《清朝全史》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太平天国外纪》。
《清朝全史》，系据日本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早稻田大学出版，。1914年版）回译，原著对太平天国军队诬之为“长发贼”、“发逆”，而译文却称为太平军。见诸当时介绍该书广告，在谈及内容特色，就称有“凡宗室内讧、宫闱艳史、外交笑柄、西人趣事以及太平军之文告，杜撰之《三字经》、改订之干支等”，“有清历代像、洪秀全之像、太平军之印”。
同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孟宪承据呤咧一书所译述的《太平天国外纪》，书号多次出现有“太平军”之字，如“余既受太平军官职”，“余观察太平军之目的”。在此后未久，上海两友轩也推出杨公道编《太平军轶事》。
1923年，《太平天国野史》一书，更多地提及“太平军”字样，如《太平军之饮食》、《太平军之格致》、《太平军纳资捐官》，等等。见于“太平军”比“粤军”、“洪军”表示太平天国军队更为明白，此后逐渐成为专用名词。但作为正式、统一的专用词，则是1929年8月南京当局内政部就不得污蔑太平天国事通咨各处，“凡以前著作诋毁太平军之处，事属既往，不必改动，以存其真，至嗣后如有记述太平事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以太平军或相等之名称”。
现在不少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影视剧，竟在太平天国时期或太平天国后的晚清时期出现“太平军”字样，其中甚至还有出于太平天国将士或清朝官员之口的，这真像是在读明版《康熙字典》一般了。
男将女将尽持刀
——飒爽英姿，冲锋陷阵也是从不落人后，可惜有始无终太平天国女军是颇有知名度的，过去还被视为近代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
古中国妇女有军队编制，最有代表性的，相传是隋末李渊（唐高祖）女平阳公主所领导的部队，即所谓娘子军是也。其实，平阳公主只是贴身近卫用妇女，其余仍都是男子军。
真正是将妇女编制为军，冲锋陷阵、守城把关的，只有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才有女军。
本世纪初黄世仲（小配）《洪秀全演义》第二十四回有《萧王妃夺旆镇江府》，写萧王妃（洪宣娇）带领一千女兵随林彩新攻打镇江城；她一枪就击毙城上李都司，致使敌军土崩瓦解，不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镇江城。此说当然是家言，但太平女军确有打镇江的，那就是加入太平军的天地会苏三娘女军。
太平天国前期有女军。“娘子居然别一军”。（《山中草》）金田团营，男女分营，妇女也组织了女军。参与者都是广西山地劳动妇女，平时挑担犁田，十分强健。她们和男子并肩作战，“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贼情汇纂》卷三）1852年春天，太平军永安突围，天王诏令有“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女军飒爽英姿，冲锋陷阵也是从不落人后，完全摆脱妇女主内的姿态。有时人诗为证：“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金和：《秋穗吟馆诗抄》）太平军由永安至南京，女军也是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这支武装，据时人统计，在1852年12月占领武昌时，有一万人。当时男军也只有七万人，可见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因为女军立了很大功劳，太平天国颁布的军民必读文件《天情道理书》，有诗《果然忠勇》写道：“我们弟妹果然忠，胜比常山赵子龙，起义破关千百万，直到天京最英雄。”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由于战火漫延，东征西征和北伐，兵力不足，这支由广西妇女为主体组成的女军，仍是放在第一线战斗。她们参加过保卫天京城、攻打江南大营的战役；防守镇江，屡摧围城敌军，清朝知县松冬伯就是被她们打得脑浆进流一命呜呼了的；她们还奉调渡江，参加1853年11月的解救扬州长围的战斗。
太平天国在建都南京后，曾将女军扩编为十军，每军设有军帅、卒长等；每军如以2500人计，共有十万人。其实这是以军事组织编制妇女，并非为战斗而置，更多的妇女是从事内勤和防务，“守卡巡更，筑营运粮，与夫建造天朝、东府，我们弟妹无不历尽勤劳”。（《天情道理书》）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天京内讧前夕，就很少有女军群体作战的记录了。
堂堂天军，也有刺面
——据说这种手段还可制止降敌。不料是适得其反，敌军惟独对他们宽恕。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刺面是一种奴隶社会与奴隶的陋俗。
五代伊始，横暴的军阀招募和胁迫民众充当兵员，为防逃跑，当然也为隶属标记，在面颊刺字，涂以硃墨。
当时只有几种人有刺面，另一种人就是重罪犯。它在两宋时尤盛。
有人说太平天国兵丁也刺面。解放初，上海的几份小报，如《大报》、《亦报》都有这样文字，但刺面刺以何字，没有统一规定，通常是“太平天国”、“天兵”。
按，太平天国没有兵丁刺面的规定，即凡是兵丁都得刺面为标记的。乃自金田团营，旌旗漫卷江淮河汉，人们奔走相告，踊跃参军。这时是不须刺面的。
但太平天国确实有刺面的。
通常是针对强制入伍的新弟兄，对付他们擅离队伍逃跑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早在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就对胁从的新兄弟，为防止他们逃跑施行刺面，“贼初至湖南，虏挖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脑门上”。（《贼情汇纂》）“近闻贼匪虏得人民，于在刺‘太平天国’四字，其计愈毒”。（同上）“贼中虏得土人，虑其脱逃，每刺字于面上，或太平二字，或太平天国四字，或自愿投降四字，或包打江山四字。贼以为有自投字样，即逃出亦必为官兵所杀，使之甘心从贼也。”（《避难记略》）但并非新兵都要刺面的。
因为它只是若干官员和军队为防止逃跑或对逃跑的兵丁的土政策。所谓“被虏而逃，逃而被获，则面上必刺字，或日‘太平天国’，或日‘新兵’，或即表其人之姓名。既刺字则不能再逃，逃而再获即杀之”。（《苏台麋鹿记》）也许是有成效，所以就延袭下来了。
据说这种手段，还可制止降敌，当他被敌军发现，因为面上的“太平天国”等标记，也得被杀死。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记载，清军捉到太平天国将士多是杀戮，惟独这些刺面之士却宽恕。臧谷《劫余小记》说太平天国在扬州时，“贼以吾郡人旋瞄旋遁，为仿狱囚刺字法，庶使降心相从，莫敢复出。其在颧间额上六字俱备者，刺成后，以蓝涂之。大营知其故，凡难民投往咸遣释弗之罪”。江北大营琦善、德兴阿等颟顸官员都懂得这点常识。因为他们知道，自愿参加太平天国的将士不会逃跑的，作严加管束而被刺字的。当时有一个参加北伐军的俘虏说：“贼裹去的人，恐其逃走，都刺了字，因我投营替他出力打仗，并没将我刺字。”（《近代史资料》第30号）当是。
并非军事领袖都知道“兵贵神速”
——要是多能懂得些时间学常识，也许战争史又要另样写了兵贵神速。这是军事家应持的基本常识。可是太平天国领袖们似乎不甚懂得，时间意识显得非常浅薄，由此往往失去大好良机，甚至使主动变为被动，导致失败和灭亡。
一部太平天国史，此类故事是很多的。
一、1852年8月，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乘虚进攻长沙，但主力部队留在湖南郴州，只由西王萧朝贵带一千余将士北攻；当时长沙守军极为单薄，但太平军因兵力太少未能攻占，处于胶状。而当萧朝贵离郴州一个月后，洪秀全才迟迟移营长沙城下，此时清军已诸路大兵云集，太平军虽先后围攻八十一天，因已错过良机，终于弃城而去，失去攻占长沙机会。当时如果攻占长沙，号令全湘，将会出现某种新格局，至少会影响和推延后来曾国藩等人湘军的创建和发展。
二、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军来到大渡河南，当时大渡河水平稳，北岸无清军，周围亦无地方土司部队麇集。但石达开却不急于渡河，面临绝地险境，却从容自若。当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部属均稽首称贺。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日，各整队登山采粮，俟行囊充实，方计克小河，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此说如果确实，则石达开失败也是缺乏时间观念所致。
三、1864年10月9日，洪仁玕等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到江西石城杨家牌，一路疲劳，打算宿营，明天再走。洪天贵福说：“不行，今夜妖兵会赶来的。”但洪仁开等都说，“妖兵赶不上了”。于是就在杨家牌宿营，而敌军连夜追赶，三更时候，袭击了宿营地，洪仁开等均被俘，洪天贵福在逃跑后不久也被俘。当时杨家牌周边百里的宁都、瑞金等地都有太平军活动，如果不宿营，克服疲劳，必将出现另种局面。
缺乏间谍素质的间谍
——军事的不少失误，囿于情报人员的低能，以道听途说作为决策的依据两军对垒时，必须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要及时掌握种种与战争有关的动态，而要了解清楚，必须使用间谍。
太平天国用兵，当然也“广置奸细”（《虏在目中》），“善侦探”（《武昌纪事》）。据张德坚说，太平天国还让民众以卖棉纱、布、线、线绳、茶叶作掩护，给以资本，要他们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报（据《赋情汇纂》卷五）。而大军未发，就派出间谍活动。如进攻南京时，就有间谍到北京白云观挂单，探听清廷动态；在北伐军进人直隶时，多次派间谍潜入北京探明确信。凡此等等，应该说太平天国间谍很活跃，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但是太平天国的间谍工作也多不顺利，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派出的间谍，极大多数本身就不具备间谍条件，如方言习俗、行为举止难以因地制宜；文化程度低下，认识事物的辐射力度低能，以致间谍很多时候是道听途说，而缺乏来自敌国的第一手材料。太平天国采用传统、原始的间谍手法，因而情报往往失误，诸如：（一）林凤祥等北伐军在攻占河北献县前一个半月，天津暴雨成灾，运河决口，大水南趋，静海、沧州、任丘一带一片汪洋。至此僧格林沁就称太平军难以由此道攻北京，但北伐军却因侦探不明，继续北上，至沧州附近就遇大水，将士负重涉水，枵腹奔驰，两天后到达静海，水更大了。第三天进发又逢大雾迷路，竞走道天津，一片汪洋都不见，就此暂驻静海、独流，耽误了迅速进攻北京的大好时机；（二）1860年12月，李秀成率大军三万人出天京西征，经当涂、芜湖、繁昌南下，在黟县北羊栈岭大破汪军，此处距曾国藩湘军祁门大营仅八十里，中无阻兵，当时曾国藩以为是李秀成军直冲他而来的，吓得写了二千言遗书，准备自杀，不料李秀成却因侦探不明，而未向祁门进攻，改道东走屯溪（黄□）、婺源去了。二十天后，李世贤大军攻占婺源、景德镇，曾国藩祁门大营粮运三十日不至，而所属军队又在攻徽州中溃败，曾国藩又写了遗嘱，准备自杀，不料李世贤也因侦探不明，竞率军东走，且撤走了徽州防军。
大军行进，旗帜开道
——没有旗帜，就出不了风头，因此连选拔的大旗手也给高职位，为的是能高举大旗太平天国很注重仪仗，在官员行进、作战中都非常讲究旗帜。
凡是太平天国官员，大至诸王将相，下至卒长、两司马。都因阶级不同而旗帜大小、长短相异。
按太平军一个军编制，基层军官从军帅到两司马就拥有六百五十六面书写有自己官职的旗，如加上若干领兵官，那么在队伍里旗帜何止千面。这是因为自监军以上官员，每人所拥有旗帜是不少的，如1853年冬，太平军攻占庐州，民人周邦福目击春官正丞相胡以晃等人城式：“伪丞相面前执事，系杏黄绸蜈蚣旗，上绣二龙戏珠，此旗十对；又方旗五对，白心红边，中嵌黑白相间太极图。又有丈高黄布旗十对，既阔而大，上写‘太平天国春官丞相功勋加一等胡’伪衔字样。……后头所跟皆是贼的伪官……有四五十人一样打扮，皆骑马，手执蓝绸旗，用杪杆撑着，人执一杆，坐在马上。又来伪官指挥一个，面前方旗四对，白心红边，又杏黄绸蜈蚣旗八对，又黄布大旗八对，又阔又大，上书‘太平天国十九指挥功勋一等’伪衔”（《蒙难述钞》）由此可见斑。
旗分五色。早在金田起义时，以县州为一军的各路团营人马，就分别打出黄、青、白、红、黑五色为旗号，如“太平广西贵县上上黄旗”、“太平广西桂平上中青旗”。在封五王后，也为他们的旗帜，“用五色镶边，以分别东西南北”。（《贼情汇纂》）如东王旗帜是黄心绿边，西王旗帜是黄心白边，南王旗帜是黄心红边，北王旗帜是黄心黑边，翼王旗帜是黄心蓝边，而天王旗帜是纯黄无边。至于其余侯相、检点、指挥，也分别有他们持有的代表旗帜，如蓝旗红边，乌旗白边，等等。大致来说，五色在太平天国都是正色。史家多认为太平天国只是黄旗，而无其他四色旗，非也。盖纯五色旗在全军通用，如见有天京上关下关聚集的船队，“备打仗者插黄旗，头目船插红旗，妇女船插黑旗，其余辎重银米各船旗色不一”。（《访问贼匪情况单》）1856年在江西樟树镇，赵烈文目睹：“望堤上贼帜甚多，皆青白二色，盖贼近用五色旗以乱我军，不纯用黄赤也”。（《落花春雨巢日记》）太平天国又有花旗，花旗是广东天地会加入太平军的部队，所谓“旗帜多花色，即贼中所谓花贼子”。（《刘壮武公遗书》卷十九）广东天地会原系用黄旗、红旗等五色旗为标志的，加入太平天国后，为与原太平军旗帜有所界别，被另授花旗或自持花旗，花旗乃一旗多色，即每旗中杂有多种颜色。
因为官员对旗帜的特别重视，由此为主官持主旗的将士，相应也授予较高的官职，如东王大旗手一员授前期最高职同官的职同检点，北王翼王的大旗手各一员授职同指挥，而检点、指挥的大旗手一员也都是职同监军，低于这个官阶是不能充任的。由是对大旗手选拔也颇为严格，须身材魁梧，孔武有力，这是见于他的职责是在行军中须紧跟在主官的轿畔马后，屯扎时在大帐外看护大纛。
丰富多彩的冷热兵器混杂时代
——李秀成的卫队全部配备来福枪太平天国时期是中国冷兵器和西方热兵器同时夹杂采用的时期。
自金田起义以来到进军上海时，太平军几乎都采用冷兵器和若干火器，即传统中国固有的鸟枪、抬枪、铜炮、铁炮等。
所谓冷兵器，太平军步兵通常使用的是短而重的刀，长矛队则使用长矛。这种长矛，杆用竹竿做成，顶端安装有铁尖，即太平军称之为“扎嘴”的枪头，它按照持矛者身材，配备自八尺至十二尺长短不一的长矛。亦有更长的，用原竹制作。后捻军骑兵多持此种长矛，时称“苗杆”，俗称“苗子”。“所谓苗杆者，即一丈数尺之青竹，竹根及杪粗细均匀，外绕夏布，加漆，杆端有极锐之利刃，俗称为‘苗子’，盖即古之丈八蛇矛也。”（顾恩瀚：《竹素园丛谈》）当时清僧格林沁蒙古骑兵以强悍知名，而所部陈国瑞的五百亲兵，年皆不满二十，全身着以红衣红裤，所谓号称是“红孩儿兵”，更为骁勇，但捻军骑兵用苗杆直刺红孩儿兵，有如刺挑青蛙，一瞬间，就将他们尽挑落马下。但太平军骑兵也多有使用双柄式，刀口厚而阔的大刀。
太平天国初起时，清军拥有较多的鸟枪，使太平军遭受损失，但在凯歌行进中的太平军，大批地缴获敌人的鸟枪；设厂自制后，也就配备有大规模的鸟枪。鸟枪用细铁珠作子弹，借膛内火药爆炸推动子弹射出，射程可达二百步。但每次射发后，须重行安装弹药，故续发较慢，而遇天雨潮湿时，则不能使用。抬枪是长火器，靠小撑杆支撑于地面，以便射击。太平军使用的铜炮和铁炮，重轻不一，现见所藏于博物馆的实物，炮身重的达四○○斤，轻的仅为三○斤，但都是前膛炮，射程不远。
战争的实践教育了太平天国将士，使他们很快接受了洋炮洋枪，以致很多军队都配备有热兵器。早在1859年，韦俊部“洋器械甚精，洋枪甚多”。（《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1862年10月雨花台会战时，参战的军队已拥有“洋枪多至二万杆”。当时苏州太平军已配备“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即全军拥有三万支洋枪。李秀成的一千名卫队全部持有来福枪。1864年8月，听王陈炳文在江西投降时“有众六万人，洋炮七千余杆”。“洋炮”有时也被称为“洋枪”。
太平天国的洋枪洋炮来源，一是缴获，二是购买。他们在进攻上海、夺取宁波等地时，先后购得双铳枪、滑膛枪、来福枪和手枪等。三是自己制造，如李秀成、谭绍光雇佣外国工匠铸炮，李世贤在漳州也聘请洋人铸炮。他们因为常与洋人有接触，后来麾下也有洋兵洋将，促使他们耳濡目染，注视西方军事科学技术，喜欢“谈论欧洲的政治和发明”，讲究洋枪洋炮的构造原理。
洋枪洋炮虽然锐利，但因士气不振，有时也助长其作战不力。李秀成率十三王等十余万军队进攻仅万人的曾国荃湘军，配备有大量洋枪洋炮，开始是凭远距离遥射，至使敌人伤亡甚小。
富于标志的望楼
——近代战争已经开始采用新式枪炮射程，它反而被视为活靶子太平天国军事建筑有望楼。
望楼又称望台、望妖台。它在太平天国区域很普遍，往往一城一镇就建筑有多处。是太平天国建筑一大特色，以至今存南京堂子街太平某衙署墙上彩色壁画见有一幅以长江望楼为主体的图案。
登高以望远，它是太平天国为军事需要建造的一种瞭望台。
天京城内外都有高大的望楼，多数为三层楼。“每数营则置一楼，上立瞭望者，一昼夜轮换数十人，无敢旷误。”（《贼情汇纂》卷四）瞭望者如发现敌情，则由值勤人员击鼓吹角，并升预先规定的某种色彩旗，作为报警和调集兵力的信号。天王府和前期诸王府也都建筑有高大的望楼。天京失陷这天，即1864年7月19日，洪天贵福就是在天王府望楼上和四个小妻子赏心乐事时，突然望见清兵破城而入，匆忙奔下楼找李秀成的。
因为望楼的功能，太平军通常在新占城镇后，就立即组织军民建筑望楼，如1861年，陆顺得军占领浙江绍兴后，即建筑各处望楼，“构木架七级，置门扇于上，以为台，名‘望妖’，贼薮外与山上及城皆有之”（《越州纪略》），且最高望楼也就建在该部最高指挥官居住处。金山人顾深笔记有太平军守将庥天安陈玉书望楼事：“近东门见一台，高七层，形如浮屠。”童子曰：“此了望台也，四门俱有，此地乃老大人处，故望台独高。”（《虎穴生还记》）建筑望台，当然为军事斗争所需要，但也是显示军事指挥官的地位。兵不厌诈，朴实的太平军将士，也常常因此吃亏。军队大小望楼，也易暴露军队所在地，估计人员多少以及主帅的位置。它不但没有看清善于隐藏的敌人，相反却为自己带来了麻烦，这是因为近代战争已开始采用新式枪炮射程，古老的望楼，最易成为活靶子。
睥睨江河如履平地
——东捻军在运河上曳布为桥，人马从布桥上抢渡农耕社会作战，平地靠骑兵，山地有步兵，遇到山河阻挡，为了能让大部队通过，通常是船运，有时也搭浮桥。浮桥是临时凭借船只和有关器械搭设的渡河工事。
太平天国在南方和江北行军或作战中也广泛地采取了浮桥。
一是1852年12月，太平军在占领湖北汉阳后的第二日，为便于两处作战部队联系，用船只在江面上铺成两座浮桥，一座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一座由南岸嘴到大堤口。四天后，太平军占领汉口，又在接驾嘴搭一座浮桥。几天后浮桥因风浪冲散，但在第二天仍把浮桥重建起来。1853年1月16日，即太平军攻占武昌后第四天，又从汉阳晴川阁搭有浮桥直达武昌汉阳门。它用巨缆横缚粗木，上面铺盖以木板，人马往来，如履平地。这座浮桥虽一度被大风浪冲断，但仍被修复，并在浮桥两侧更多系有重三四千斤的铁锚于江中致使它比前更加稳固。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
二是1859年3月翼王部石镇吉、石镇常由广东大埔渡韩：江西攻嘉应州（梅州）。因连日大雨，河水突然飞涨，于是“脱居民屋门板，以布绞搭浮桥渡河”（同治：《大埔县志》卷十九），取得成功。
三是1863年4月，翼王部渡大渡河。是年3月翼王部赖裕新转战四川，旋赖在中州坝战死，余部中旗后队三万余人在越隽厅大树堡搭造浮桥，桥索以布疋绞成，连系船只，即在大渡河走过，自4月1日到4月5日大军陆续不断行进。当敌军赶到时，只有殿后少数人马还留在浮桥上，虽然浮桥遭到破坏，但大部分人马却已进入荣经城了。
四是1865年5月26日，侍王李世贤部十余万人由福建漳州撤退，至广东大埔塔下村附近韩江，以布疋绞成绳索连系船只，建造了三座浮桥过江。正渡间，为清军追及，浮桥全被焚毁。
五是1868年1月，遵王赖文光率军到江苏扬州东北湾头曳布为桥，人马从布桥上抢渡运河，淮军水师开炮轰击布桥，军队溃散。
太平天国将士善于因地制宜，在江河上搭建各种浮桥，正是显示了他们的才智，这在中华桥梁史中也是可以好好写上一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