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来，变法的国家有齐国的邹忌变法，有楚国的吴起变法，有燕国的乐毅改革变法，有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有赵国的胡服骑射，也有魏国的李悝变法，以及大秦的商鞅变法。也就是说战国七雄里每个国家都变过法，但变法都会刺激权贵权力和利益，受到他们的阻拦，所以大部分国家的变法维持时间短，变法不彻底，唯有大秦的商鞅变法变法彻底，并且延续了六七世君王，这才方使大秦国力昌盛，兵强马壮，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再造大秦。
但商君之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轻罪重罚，其主要用意还是在维护统治者权利，为集权化服务，并有意延续和保护奴隶制体制下的权力。这种轻罪重罚的具体体现，比如随便扔垃圾也会被处罚，也就是“黥”，脸上刺字，这在《李斯列传》中有记载，然后男人不能哭泣，哭也是犯法的等等，这也就是当前大秦囚徒众多的一个原因。如果放在现在，我们都会觉得不可理喻。
商鞅的变法在当时刚进入封建制，但奴隶制依然存在的战国秦王朝时期，有着适应它的时代背景，彼时的大秦国力脆弱，但民间民风彪悍，私斗成风且不服官府管教，落实严刑峻法也是势在必行，同时对于军功的奖励，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皇权，这也就是为何权贵反对，但历代君王依然维护其变法的根本原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重用当时的法家代表人李斯，继续沿用严刑峻法，并推向全国，同时又颁布一系列新的法律、法令，如关于皇帝尊号的法令，关于废除谥号的法令，关于实行郡县制的法令，关于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的法令以及关于焚诗书的法令等。
统一之前的大秦实施严刑峻法，并落实军功奖励，这对大秦的统一有很大帮助，但统一之后，战争少了，严刑峻法推行到其他六国，他们并不适应，而且时代背景也在不断变化，所以老百姓对于秦律也有了很大的抵触，结合始皇帝期间的几个大工程，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将这个国家拉到了即将奔溃的边缘。
李世民作为时代逆行之人，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此时对秦之律法，需要进行修改了。
于是，李世民把当今左右丞相，冯弃疾、蒙毅以及其他重要臣僚一并叫来议论此事，说是议事，其实也只是给大臣们一点面子，以李世民的果敢和魄力，这次也一样是定好大方向，然后向大臣们安排任务罢了。
李世民把当前背景和面临的问题说了一下，然后强调大秦以法治国的国策，自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开始，要延续不变，但之前的严刑峻法已经不适用当前大一统的大秦了。当前秦律修改，要往两个方向，一个是维护皇权至上，这是上天授予的权力，加强朝廷的权力和郡县制的推行，继续削弱地方原六国王室贵族、豪强等在当地的影响力和权力；其次，量刑相当原则，也就是犯了事，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应该是给于造成损失的对应量刑惩罚，而不是乱扔垃圾就要脸上刺字，男人哭了就要惩罚，这不太好。乱扔垃圾，你可以惩罚他把垃圾捡起来并增加一天对该地垃圾清理的附加惩罚，哭是一个人的正常情绪表现，不应该以律法限制施于极刑的应该是针对那些杀人放火，犯奸作科，叛乱投敌等情形的。
关于皇权至上，李世民也强调皇帝也是人，也会犯错，之前大秦虽设有谏官，但没有发挥其作用，所以今后朝中设光禄大夫一职，地位等同于丞相，参与重大决策议事，但主要任务还是监督皇帝德行，并敢于纳谏。其实李世民这也是希望能够在大秦，再次遇到当年的那个魏征。
律法的具体修订，按上面的要求，由右丞相冯弃疾组织大家，以及其他法家集大成者一起研讨，比如韩非子，李斯等的学生，李斯虽然已诛杀，但并没有对其诛九族。修订后的律法，均须李世民过目审定。
而律法覆盖不了，也无须覆盖的地方，则要加强仁义、道德等方面的补充。此前，始皇帝焚书坑儒，焚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思想统一，坑儒也并不是完全坑杀儒生，而是那些背后使坏于始皇帝的儒生。昔日扶苏为这些儒生求情，是对始皇帝的不理解，而今自己当了皇帝，也就明白了始皇帝的良苦用心了，对破坏皇权的是不可原谅的。
儒家的主体思想是支持大一统，推行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的，这种观念符合李世民的治国之要求，儒家思想与大秦律法有冲突的，以律法为主，以法治国的国策，不得有所动摇。始皇帝时期严禁办私学，李世民决定放开私学限制，与朝廷郡县公办书院并进，除基本的识字算数外，课程主推大秦新修律法、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其他学术，如墨家等，可以因材施教，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李耳，其为李世民在春秋末期时的老祖宗，对于道家思想，如老子对君王的告诫中的，不与民争利等内容，也是当前李世民的主张方向，如要求降低赋税，减少徭役等便是。道家开坛设教，尊崇老子，提升至国教的地位。
大致要求和方向便是如上，李世民要求各位臣僚按计划落实，不解之处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