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在天津的时候，平常不出门，外国人更是很难见到他。而我偶然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与段祺瑞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在驻屯军当中有一个叫笠原的客卿，在天津待了二十多年。他的父亲突然患了绝症，天津的那些医生们都没有办法，有人便向他推荐了我，要我前往诊治。我认为像笠原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对政治丝毫没有兴趣的医生所适宜结交的。一旦有了往来之后，就很难再拒绝他了，而那些本来不应该有的麻烦也许就会随之而来。因此我以事务繁忙为借口，委婉地拒绝了这次出诊的邀请。
笠原又请两个在天津的医生和一个在北京的人给我写信，代他向我求情。没过几天，他又亲自来到北京邀请我，并且一再地向我表示：希望能顾念老父亲的生命。无奈之下，我只好跟随他赶赴天津，不过我们事先约定好了，当天晚上必须返回北京。
他父亲的病是恶性胃瘤，发现得太晚，使用药物已经没有作用了。我开了一个处方，笠原要多给我一些钱作为报酬，我坚持不接受。
笠原说：“到天津来出诊，诊金自然应该多一些。”
我说：“车费已经为我出了，诊金就按在北京出诊的惯例就行了。”
争执了很长时间之后，笠原见我坚决不改变意思，就邀请我共进晚餐，并且邀请了艺伎作陪。我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才同意到有名的“起士林咖啡店”，略微吃点西餐，喝些咖啡，然后就坐车回北京。
“起士林”的楼上一向都是“贵宾”聚集的地方。只是没有想到，我的邻座是王克敏和曾毓隽两人。他们两人邀请我们来到他们的雅间，房间里已经有四五个人了，而我则因此见到了坐在上座的段祺瑞。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笠原和段祺瑞竟然是老相识。马厂誓师的时候，段祺瑞幕下有一个青木中将，他除了有一些幕僚之外，还曾带有几名随从人员。而一直在天津到处奔走的笠原，也成为了这些随从人员中的一个。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他又与当年的“总司令”重逢了，真算得上是缘分了。
段祺瑞两眼炯炯有神，鼻梁有些歪斜。在我看来，他的言谈举止，似乎要胜过“吴玉帅”那样的人，人们当面都称他为“执政”。而他这个人的气场，则有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我听张季鸾这样说过：自从退隐之后，段祺瑞对外界的气度，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只是对他的儿子，既十分关爱，又非常严厉。有一天，段祺瑞和儿子下棋，儿子输了。段祺瑞生气地说：“下棋不过是小儿科的东西，而你在这上面都不能取胜，真是像猪狗一样笨。”
第二天，两人又下棋，这次儿子取胜了。段祺瑞又生气地说：“像你这样没有大胸怀、真才学的人，也只能在这种消遣的东西上胜过旁人了。”
我见到段祺瑞时，中日关系已经一天比一天恶化了。而像笠原这种人的飞扬跋扈，少壮派军人的目中无人，都增加了段祺瑞的反感。因此在“起士林”席间，段祺瑞很少说话。和我说话时，只是经常回忆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场景。从他说的那些话和脸上时常流露出的向往的表情里，我知道他对德国非常有好感。当笠原说到他的父亲患上了恶性胃瘤，即将不治身亡时，段祺瑞看着我说：“德国也没有药物或者手术方法治疗这种病吗？”
我回答说：“如果在早期发现的话，还能用手术的方法来施救。特效药则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段祺瑞失望地说道：“如果连德国医术都没办法了，那就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我返回北京后第二天，挑选了几本我一直订阅的《柏林画刊》和一本医学杂志，请王克敏转交给段祺瑞。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段祺瑞的答谢信。文章很短，但是情真意切。我猜想，段祺瑞到那时才相信，我只是感念他对德国的怀念，并没有为少壮派的政治动向做注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