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是安徽人，但是他身上的“北京味儿”好像比北京人还要浓厚。他文才非常优秀，性格豪放，脑袋像斗一样大，声音洪亮。我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死了以后，应该把头骨捐献给博物馆，让人类科学家计算一下你的大脑容量，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脑大的人，不是只有屠格涅夫、拿破仑和列宁三个人。”
与张恨水和张季鸾一同出游，是我最感到自卑的时候。他们在议论、玩笑或者陈述的时候，经常引用诗词或者骈文中的一句。而像我这样粗通汉语的人，只能干瞪着眼，不明白他们说的什么意思。
还记得一天傍晚，我与张恨水、张季鸾一同拜访福克斯。福克斯是美国人，不过汉化程度比我和德国医生克里都要高。他擅长说“京白”，和清朝遗老交往很密切，更是溥儒的好朋友。
当时，已经有好几个西方人在那里，男女都有，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了。张恨水在门外看着张季鸾说：“何不到老七那里去？这些西方美人，见了之后只会增加‘西望长安’的感觉。只有她们的‘玉钩斜’，还勉强有些意思。”
他们两个相视大笑，只有我不明白，“西望长安”和“玉钩斜”到底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好几次之后，他们两个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在老七那里做一次‘花头’，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花头”的意思，就是在娼妓的家里设宴打麻将，有二十块钱就足够了。做了“花头”之后，我才知道：“西望长安”的意思，就是不见佳；“玉钩斜”的意思，就是曲线美。
张恨水与张季鸾两人虽然精通古文，但是对于那些浅陋的学究所看重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书，则像看到粪土一样厌恶。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遵守法纪的纨绔子弟，北京一家报纸就写了一篇文章对其进行评论，题目用的是《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张恨水和张季鸾见了这篇文章之后，一阵讥笑。张季鸾忽然对我们说：“看了这个标题，我想到一副对联。上联是：父之过。你们能对出下联来吗？”
有人对“子不语”，张季鸾摇着头说：“不妥帖，不工整，真不如‘妈的×’来得恰当。”他们就是这样开玩笑的。
张恨水写的连载，在当时的报纸上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什么样的人都喜欢看，读者众多。他很喜欢打麻将，每次在麻将桌上忙碌时，都会有报社专门派人来索要稿子，而排字房和机器房的人就坐着等他。这个时候，张恨水就立刻在牌桌边的茶几上，快速写成一篇文章。有时还会引用几首诗词，都像不经思考一样，有如神助。
张恨水和张季鸾不一样，丝毫没有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因此认识很多军人和政客。我之所以能认识大批西北军、晋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一半是由于看病，一半是由于张恨水和管翼贤的介绍。管翼贤当时是北京《实报》的社长，这份报纸的销量在北方可以说是冠军，而且北京城内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管翼贤。张恨水和我每周都要喝酒游乐两三次，每到周末或者周一的时候，管翼贤也会前来参加。大家边喝酒边交谈，都非常高兴。
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张恨水虽然已经结婚了，然而在外面的天数比在家里的还要多，不过夫妻感情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管翼贤的妻子邵挹芬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大事为重，不计较管翼贤在外面的那些活动。因此我们三人常常游玩到半夜。有时张恨水会喝得烂醉，我也稍微有些醉意，只有管翼贤因为喝得少而神志清醒。于是回去的时候，由我来开车，管翼贤为我指点方向和道路。路上张恨水躺在车后面，大声吟诗，或者高声唱歌。我开着车，也是左右摇摆，走走停停。幸好当时在北京没有像欧美那样的“驾驶执照”。有一辆车可以开，能够勉强操纵这辆车，就是合格的司机了，其他的没有人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