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塘沽协定》签订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何应钦、黄郛等人相继来到了古城，处理关于议和与割地的各项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何应钦在交际场合中见面的机会非常多。尤其是在何应钦被贵州同乡丁春膏邀请到北京西城太平桥的“砺园”当中，出席所谓的豆花宴的时候，我们同席的时间达到了五六个小时。这也是我观察他的言谈举止最为真切的一次。
丁春膏是前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曾孙，当时的职务为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中法储蓄会是南京中央政府在进行金融改革之前，为与万国储蓄会竞争而设立的。金融改革之后，被南京改组为中央银行信托局。丁春膏在任的时候，储蓄会的业务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没有丝毫衰败的迹象。后来因为受到当权者的排挤，问题变得多了起来。理事长李思浩被另外做了安排，丁春膏也被任命为华北烟酒税总局局长。与我的交往，比以前还要密切。
丁家的“宫保家风”和其他家族的习俗十分不同，每次宴请贵客的时候，都要以贵州最普通的豆花作为席上的主菜，然后再配上家传的“宫保鸡”。
丁府的花园中，有十分漂亮的亭台楼阁，还有引人入胜的假山、小路、小桥流水等景色。花园里百花齐放，喷水池边芳草萋萋，亭子里还有石桌和石凳，颇有几分古典气息，身在其中，更让人有一种如在画中的感觉。这座花园比我家大两倍还要多，而林木之雅，更是远远胜过我家。因此，这里也成了文人墨客聚会吟诗的地方。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世家子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恶少型，第二种是报应型，第三种是书香型。我的朋友丁春膏是一名君子，可以说是真正的书香型。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人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在平时，丁府中就“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实在不是假话。而在座的人当中，很少有贪图金钱的，那些名人当中，将近一半都是比较斯文的，也有一些不拘于世俗的人。何遂、张恨水、陈元伯、福克斯、方石珊、孔伯华和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去。
还记得一天晚上，丁府设宴招待，正巧张季鸾和管翼贤也在。张季鸾和张恨水对当时的纨绔子弟非常不满意，把他们称为“害群之马”。这两人与丁春膏的交情很深，就笑着问他：“宫保家的后人，你觉得怎么样？”
丁春膏站起来，谦逊地说道：“不愧是舆论界的领袖，一句话就说中了要害。向来评论纨绔子弟的话中，没有这么深刻的，应该满饮一杯。”
管翼贤当时是《实报》社长，与丁春膏也非常熟悉，他给在座的朋友们讲了一则笑话：纨绔子弟一直遭受到社会的嘲讽，被认为没有丝毫用处，于是集体商量办一份日报，专门夸耀纨绔子弟。办报的钱都筹好了，社址也已经选好了，只是报纸的名字还没有确定。有一名纨绔子弟对众人说：报纸成功的最要紧的条件就是新闻要迅速，我们这份报纸的名字，一定要体现“新闻迅速的程度”。众人都说是。随即有一名纨绔子弟说：“我们的报纸何不以‘现世报’为名字，以体现新闻报道的速度？”另一名纨绔子弟突然大叫道：“我已经找到更合适的报纸名字了，不如就取名为‘眼前报’！”
管翼贤的话刚说完，在座的人就全都笑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