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大夫比我年纪大，又是医学上的前辈，和我的关系非常好，介于老师和朋友之间。他不看重名利，丝毫不涉及政治。北洋时期及其以后在古城任职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的病人。而克里大夫从来不主动和他们交往，也从来不为他人求情。当有人在政治上因失败而下台，性命危急的时候，只要求克里大夫，他一定尽心尽力诊治。我受到他的影响，曾经在北京几次更换统治者的时候，接受他的请求，让政治界的人物在家里藏了几天。因为他已经尽力藏匿，家中能藏人的地方都藏满了。事情过去后，这些人当中，有一多半我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还记得在闲聊时，我曾经顾虑到藏人似乎很容易牵涉到政治。而克里大夫坦然地说：“这有什么好顾虑的？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把他藏起来，就好像是向溺水的人伸出了援手，只是要救人罢了，难道还要事先问明‘你是小人还是君子’啊？上天自有公道，那些作恶的人，自然逃不过上帝的惩罚。”
当时，我来古城还不到一年，听了这些话，深感惭愧，立即正色向他致谢。从那以后，再隐藏那些身处困难中的人，我丝毫没有犹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