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到天津去给卞府的太夫人看病。卞先生是当地的富翁，资产不比王占元、王承斌、张彪等人的少。他的宅院很有王室的风范，仆人众多，干什么都有人伺候。在这一点上，燕京的那些富裕人家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跟我一起会诊的，除了我的朋友松本医生以外，还有故都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天津著名的中医查文舫和黄际午。中西医聚集在一起，各有各的意见，这也是难得一见的事情。
我和孔伯华医生向来很熟悉，于是一同坐车去天津。到站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卞府的少爷先送我们到了旅馆，然后又在“法国俱乐部”设宴款待我们，非常隆重。席上，松本偷偷地用日语告诉我说：“这里并不是中国人能进得来的地方，而只有卞府的人例外。可见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连‘狮心王’和拿破仑的后代也甘愿为钱低头。”
散席之后，卞家少爷又送我们回到旅馆休息，客气半天之后才离开。之后就等着卞府派车来接我们，等到了卞府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刚进门，又请我们先吃些点心，并且告诉我们，在花厅的后面一侧有密室，可以在里面“享受”一下。我们都笑着推辞了，这些人里，除了查文舫，其他的都没有烟瘾。
之后，我们才进去开始会诊。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卞太夫人的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她的孩子们之所以这么费心要我们来诊断，只是尽一片心意罢了。
诊断之后，又请我们吃了一些比较美味的点心。卞府的少爷带着我们来到一个空车库里，给我们看了一具很大的楠木棺材，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有个习俗，在用木头做棺材的时候，听斧子砍木头的声音，可以判断病人的情况。木匠跟卞府说，根据斧子的声音，卞太夫人还有二十多年的寿命。”
第二天，卞府少爷又邀请我们赴宴，这么周到的礼节，就算在北京也是不多见的。席上，众人聊得很开心，我笑着问孔伯华：“这回药方里还有羚羊角吗？”因为孔伯华特别喜欢用羚羊角这味药，朋友们甚至有人直接管他叫“羚羊角”。孔伯华听了我的话，笑着回答：“不用羚羊角的话，那就不是孔伯华了！”
当时，查文舫忽然把筷子一扔，站起来大笑着说：“天津的病人都知道，黄际午喜欢用柴胡和朱砂。你们两个人会诊，能做到这么兼容，真的是个奇迹啊！”
后来，孔伯华告诉我：“卞家的先祖虽然没什么学问，但是很擅长和达官显贵打交道。不知道怎么得到了李合肥的重视，并且还跟李合肥的那位姓张的姑爷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因为李合肥的缘故，包办了聂士成部队的军服和军粮。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大富翁。虽然他很有钱了，但是对待李合肥还像从前那样谦卑，好像一个奴仆一样。李家老少虽然经常骂他，不过他也都受着，这样就越来越受到李合肥的喜爱，并且财源滚滚，成为天津的巨富。”
第二天，松本医生突然跟我说：“你还愿意给老人会诊吗？我在天津一个姓安的富翁家里看了好几天病。那人病得很严重，已经无力回天了，不过他家人总是说要找医生会诊。不如你来这里一趟，判断一下我的诊断是否正确，可以吗？”
不管是出于友情还是职责，我都不能推辞，于是我就去会诊了。安府的景象和卞府很相似，接待我的人还因为我的学历而一再跟我说：“安府也有一个少爷，在欧洲留学好几年了，而且和欧洲人结婚了。”
会诊的结果和卞府的一样。像这种富贵人家，一向是讳疾忌医，一旦病得严重了，就想用会诊的办法来把病治好，但是很少有能救回一条命的。
那天晚上睡觉前，松本突然又来电话了，跟我说：“这次打扰你，绝对不是会诊的事。只是我有一个病人，以前也是很显赫的人物，现在在天津隐居，平时只是以糖尿病来取乐。他很想见见你，你有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很奇怪，世上哪有用病来自己找乐子的？不过松本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在中国失势的人那么多，能甘于平淡而自己用糖尿病取乐的人，可以说是上等的人了。像那些整天算计，到处周旋，想要东山再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天中午，果然有辆车到旅馆来接我，我的朋友松本也在车上。到了地方之后，主人几乎是到大门来迎接我们了，跟吴佩孚在燕京隐居的作风相比，差别简直太大了。这个人身材瘦高，眼神中流露出杀气，而脸上还有几分清秀的气息。他的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笑容温和，说话的时候，不是说“有缘”就是说“善哉”，这就是当初的五省联帅孙传芳。
我听说孙传芳曾经到东京读了几年书，很奇怪他在说话的时候一点日文也不用。我悄悄跟松本说：“孙大帅日语不是很流利吗？”
当时，孙传芳突然笑着用已经不太熟练的日本话说：“自从日本人都把我当成朝鲜人那样对待之后，我就渐渐把日语忘了。”
我听了之后感觉非常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