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郑振铎
】生卒年：1898—1958
】籍贯：福建长乐
1898年，郑振铎出生在浙江永嘉县（今温州）。他的祖父郑允屏为浙江永绥县丞，是“从九品”的官，官虽小，但总归不算穷人。他的叔叔曾出洋留学。父亲郑庆咸在苏州府衙做幕僚。郑振铎六七岁时，父亲病故了。五六年后，祖父也去世，从此家道中落。振铎和两个妹妹，一家四口仅靠亲友帮助和母亲做针线活、卖些自制的鞋垫之类维持生计，生活极其清贫。
因为叔叔留学归来后在外交部当个小官，所以1917年夏，郑振铎到北京进了铁路管理学校求学，但也靠的是半公费才上的大学。郑振铎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学，但是由于经济窘迫，他考了学费最低、且毕业后有“铁饭碗”的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
郑振铎在北京读大学时，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即便如此，郑振铎还是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他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郑振铎成为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郑振铎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
1921年春，经好友茅盾介绍，郑振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应该说，郑振铎自从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后，经济上便有很大的好转。他一开始工资就很高，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二人，在1920年10月曾到北京寻访人才，当时就与郑振铎认识了。郑振铎随后为商务印书馆编过《俄罗斯文学丛书》等，令高梦旦对他的才能十分欣赏。
】郑振铎与夫人高君箴、女儿郑一箴合影。
郑振铎告别铁路局到商务印书馆报到，当高梦旦问他希望拿多少工资时，他大概只知道当时茅盾的月薪数，于是就说了60元。其实他并不了解编译所的工资标准，而当时新来的编辑一般月薪只有24元。像茅盾进馆5个月后破格提升月薪也才30元，后因工作多年，又被提拔为《月报》主编才加了薪水。可是，爱才如渴的高梦旦毫不怪他冒失，竟笑着答应了！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提出质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郑振铎早在青年时代就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买古籍和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学的薪水和微薄的稿费。尽管在乱世中文物变得相对廉价，但收藏这些陶俑的花费也不少。于是，家里过得更为窘困，靠的是节衣缩食。
早在郑振铎旅居英国伦敦时，就曾编著了迄今所知的他的第一部考古专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介绍了世界考古的重要发现。当时，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尚在萌芽阶段，大批文物被盗掘而流落海外，或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从事文物研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有限的全部财力都用来搜集古书。到了抗战时期，他又和一些朋友竭尽全力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文献。
作为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在日军占领上海之际，眼看江南珍贵典籍毁于战火，幸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出售，郑振铎勇敢、执着地留在“孤岛”，抢救出了大批国宝。
他一生为古物书籍奔波，但从诗、散文、到评论，他无一不做，其中还不乏《我是少年》与《桂公塘》等名篇。他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成才启示
自强不息，苦难面前不低头。
勤奋刻苦，为日后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字友三。他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在国内发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南迁，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并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翌年出任民盟中央执委。1946年7月15日，他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特务，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暗杀。他的主要著作有《红烛》《死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