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纪君祥《赵氏孤儿》
很多人都听说过“赵氏孤儿”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战国初期的《春秋左氏传》中，不过情节比较简单。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详述了这个故事：赵氏先人在晋景公三年遭遇灭族的灾祸，赵朔的遗腹子赵武在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庇护下侥幸逃生。赵武成年后，借助韩厥等人的扶持，恢复了赵氏宗位。关于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司马迁之后，西汉刘向在《新序》《说苑》中也详细记录过此事。在这些资料，尤其是在《史记·赵世家》的基础上，元朝杂剧家纪君祥创作了一部著名的历史剧《赵氏孤儿》。
纪君祥生活于元朝初期，据记载，他生平总共创作了六部杂剧，但保存至今的只有《赵氏孤儿》一部，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晋灵公昏庸，朝政由将军屠岸贾把持。以战功起家的晋国贵族赵氏，权势与声望不断膨胀，引来晋灵公和屠岸贾的忌惮。在晋灵公的默许下，屠岸贾诛杀了赵家上上下下三百余口人。赵朔的妻子庄姬刚刚生下一个儿子，就是赵氏孤儿赵武。为了保住这个幼小的生命，庄姬托赵家门客程婴偷偷将其带走。屠岸贾立誓要对赵家斩草除根，连这个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还下令将全国半岁以下的婴儿全部处死。为保住赵武，程婴只能让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代他赴死。二十年后，程婴将赵氏的血海深仇告诉了已经成人的赵武，赵武杀死屠岸贾报仇雪恨。
这部作品虽然名为“赵氏孤儿”，其实作品中真正的主角是拯救赵氏孤儿最大的功臣程婴。他救赵氏孤儿，起初只是为了报答赵家对他的恩情。其后，泯灭人性的屠岸贾为了寻找仇人之子，下令杀死全国所有半岁以下的婴儿。为了拯救所有无辜的婴儿，也为了拯救赵氏孤儿，程婴做出了最艰难的取舍：用自己的儿子冒充赵氏孤儿。狡诈的屠岸贾残忍地在他面前杀死了他的亲生骨肉，这时他若露出半点儿破绽，就会被屠岸贾发觉，那他所做的一切牺牲便都毫无意义了。在这样的信念驱使下，程婴咬紧牙关，用无与伦比的镇静、隐忍、坚定，保住了赵氏孤儿。这个原本平凡的小人物，就这样随着剧情的推进，逐渐散发出了灼灼光芒。他保护赵氏孤儿的壮烈、决绝的方法，成就了整部作品最富悲剧性的情节。这种不是属于《汉宫秋》和《梧桐雨》之类的悲剧，而是属于《窦娥冤》这种大悲剧，一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所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正因为这样，自《赵氏孤儿》自问世以来便在民间长盛不衰，被改编成多个剧种广为流传。这样一部歌颂正义、令人激情澎湃的作品，读起来必能让人深有感触。
86郭居敬《二十四孝》
中国人历来重视孝道，由此出现了一部劝人行孝的故事集《二十四孝》。这部书由元朝的郭居敬编录而成，因后世的版本多配以图画，所以又称为《二十四孝图》。全书收录了中国历朝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每一个都在民间流传甚广。
比如《扇枕温衾》一篇：东汉江夏安陆人黄香九岁丧母，侍父尽孝。夏天天气炎热，黄香每晚都用扇子把父亲的床扇凉，然后再让父亲躺上去，让父亲能睡个好觉。冬天天气寒冷，黄香每晚都在父亲睡觉前脱下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用自己的身体将被窝暖热，然后再让父亲睡觉。黄香小小年纪便能有如此孝心，尤其令人赞叹，所以在《二十四孝》记录的孝子中，黄香被推举为首位，《扇枕温衾》也成了全书知名度最高的故事。
又如《戏彩娱亲》一篇：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事亲至孝，他七十岁时，父母犹健在，所以他从不觉得自己已步入古稀之年，照样每日在父母膝下承欢。他故意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装扮得像小孩子一样，并在父母面前模仿小孩子的一举一动。有一回，他给父母送水，佯装摔倒，在地上哇哇啼哭，不肯起来，宛如一个撒娇的小孩，逗得父母哈哈大笑。这篇故事在全书中相当特别，老莱子对孝顺的理解明显有别于书中其他孝子，他非常重视从精神方面带给父母愉悦，这点不少现代人都无法领会，更无法做到。
《二十四孝》中孝子的身份十分多样，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有平民，有官员，甚至还有皇帝。《亲尝汤药》一篇，讲的就是汉文帝刘恒孝敬母亲的故事。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卧病三年，汉文帝时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地照料母亲。母亲服食的汤药，他都要亲口尝过后才能放心给母亲服用。如此孝行，令天下人敬仰。可见在古人眼中，行孝是不分等级，不计身份的，所有人都应孝敬自己的父母。
虽然在劝人行孝方面，《二十四孝》永远不会过时，可在具体的行孝方式上，书中很多内容俨然已变成了糟粕。
比如《埋儿奉母》一篇，东汉隆虑（今河南安阳林州市）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郭巨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但郭家家贫，郭巨担心养活这个孩子会影响自己供养母亲，于是跟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生，母亲却只有一个，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下粮食供养母亲，妻子答应了。正当夫妻二人挖坑时，在地下两尺深处意外地挖到一坛黄金，上面写着“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的字样。靠着这些黄金，郭巨终于得以孝敬母亲，兼养儿子。郭巨行孝固然没错，但为了行孝要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无论是什么理由，都让人难以接受。
又如《芦衣顺母》一篇，春秋时期鲁国人闵子骞生母早亡，父亲又娶了个后妻，生下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闵子骞，冬天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穿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闵子骞穿用芦花做的所谓“棉衣”。闵子骞整天冻得直哆嗦，却不肯告诉父亲。可纸包不住火，父亲后来还是知道了此事，便怒气冲冲地想要休妻，闵子骞跪求父亲宽恕继母，说留下继母，只有他一个人受冻，赶走继母，他跟两个弟弟便都要受冻。父亲被他打动，答应了他。继母知道这件事后悔恨交加，从此对他视如己出。事实上，闵子骞饱受虐待，却一直隐忍，这不是孝，是愚孝。若非父亲及早发现，他不知还要受多少委屈。可这种中国传统的隐忍求全观念，令很多今人反感。好在故事的结局和上一篇《埋儿奉母》一样，最终迎来一个光明温暖的结局。
我们在《二十四孝》时，要兼具借鉴与批判的精神，借鉴书中的精华，批判书中的糟粕。
87脱脱、阿鲁图等《宋史》
元朝建立之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计划修撰《宋史》，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付诸实践。到了至正三年，也就是公元1343年，元顺帝下令修撰《宋史》《辽史》和《金史》。该书一开始由中书右丞相脱脱担当主编，另外召集了三十人，大多是汉族文人，有些还是当时的名人，比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到了第二年，脱脱因病请辞，元顺帝便让阿鲁图担任中书右丞相，并主持三史的修撰工作。可阿鲁图连汉字都不认识，根本无法参与修撰，只能尽力给予修撰人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在阿鲁图的大力支持下，三史终于在至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345年完成，其中规模最大的《宋史》是最后完成的，前后耗时两年半。
成书后的《宋史》约有五百万字，分为四百九十六卷，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官修史书。书中比例最大的是“列传”，约占全书比例的二分之一，包含了两千多人的列传，还单独列出《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秦桧这些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叛臣作传。《宋史》中体现出明显的尊崇道学的倾向，特意在“列传”中列出《道学》四卷，为宋朝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道学名人作传。“志”约占全书比例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宋史》中总共有十五志，具体分为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职官志》，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状况详细描述了出来。另外，《地理志》《食货志》《兵志》也编得十分翔实。
《宋史》有着相当完备的体例，将此前纪传体史书中的各种体例——纪、传、表、志全都包含在内，还做了一定创新。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艺术活跃，科技进步。《宋史》中对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等都做了详细记录。在现存所有重要的宋朝历史资料中，唯一贯通两宋三百二十年历史，保留下大量记录的就是《宋史》，尤其是其中的十五志，涉及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详细，为后人研究宋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宋史》中还保存了很多已经失传的古籍，堪称保存宋朝官方与私家史料最系统的著作。我们要了解宋朝历史，入门书的首选便是《宋史》。
不过，由于修撰过程太过仓促，作者仅用了两年半就完成了这部恢宏巨制，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疏漏，如对资料的挑选不用心，考证不足，书的整体编排不够合理；结构有些混乱，详略失当，如北宋详细，南宋则太简略等。以列传为例，尽管书中列出了两千多人的列传，但依然漏掉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即使列出来了也不够详细，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等都没有列传。而且书中对变法人士存在偏见，否定了王安石变法，甚至将变法派的吕惠卿、章敦等人列入奸臣列传，有失偏颇。鉴于此，明清两朝很多人都尝试纠正或补充《宋史》，出现了《宋史新编》《宋史翼》等作品。《宋史》时，可以找到这些作品以辅助。
88高明《琵琶记》
宋朝有一部戏叫《赵贞女蔡二郎》，讲述了一个书生高中状元后狠心抛弃结发妻子的故事。其中的男主角蔡二郎的原型是东汉文学家蔡邕，字伯喈，不过戏文中的故事都是从民间传说中来的，不足为信。只是这种书生高中后就抛弃妻子的现象，在宋朝的确很常见，因为宋朝很重视科举取士，一旦在科举考试中高中，就能入朝为官。到了元朝，由于是尚武的蒙古族统治全国，科举制度曾一度中断了七十多年，出身平凡的读书人无法再凭借科举入仕，在社会上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这导致元朝文学作品中的书生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元朝末年，戏剧家高明以《赵贞女蔡二郎》为蓝本，创作了一部戏剧《琵琶记》，其中就对男主角蔡伯喈，也就是原来的蔡二郎做出了很多正面改动，整个故事情节最终演变成了这样：
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成亲以后非常恩爱。不久，朝廷举行科举考试，蔡伯喈不想去参加，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年迈，他若走了，照顾他们的重担便落到了赵五娘一个人身上，再者，他本身也对功名没有多大兴趣。然而，他的父亲蔡公却一心盼着儿子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孝顺的蔡伯喈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只能告别父母妻子，进京赶考。
考完发榜，蔡伯喈居然高中状元。朝中的牛丞相十分欣赏他，想招他为东床快婿，却遭到他的拒绝。为了尽早回去跟父母妻子团聚，蔡伯喈上书皇帝，请求派自己到故乡为官。皇帝不肯，执意安排他留在京城，还逼迫他跟牛丞相的女儿牛氏完婚。
蔡伯喈进京后，故乡发生旱灾，妻子赵五娘含辛茹苦地侍奉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吃糠。后来，公婆都去世了，赵五娘将他们下葬，背着琵琶一路卖唱乞讨，到京城寻找丈夫。到了京城，赵五娘循着线索找到牛府，见到了牛氏。牛氏为人善良，知道了赵五娘的身世，安排她跟蔡伯喈见了面。从赵五娘处，蔡伯喈得知自己的父母都已去世，悲痛欲绝，带着赵五娘和牛氏一起返回家乡守孝。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虽然性格懦弱，总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值得谅解的。他进京赶考，是出于对父亲的孝；他接受皇帝的安排，留在京城，娶牛氏为妻，是出于对君主的忠，两件事都实非他所愿。妻子和父母在家中遭遇饥荒，受尽折磨，最终家破人亡，他全然不知情。重遇妻子后，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她的身份，与她回乡守孝，显然是个有责任感、重情重义的人。元朝民间对读书人的同情与谅解，在高明对蔡伯喈这个人物的塑造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高明的《琵琶记》最有特色的一点在于它的叙事采用双线结构：一条线索是蔡伯喈进京赶考，留在京城做官，与牛氏成婚；另一条线索是赵五娘在家侍奉公婆，尝尽艰辛。两条线索彼此交错，轮番展现蔡伯喈在京城的富足优越和赵五娘在故乡的艰难困苦，相互推进，其中如《成婚》和《食糠》、《弹琴》和《尝药》、《筑坟》和《赏月》这几折都写得十分出彩，其相互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了戏剧冲突，增强了作品的悲剧色彩。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对后世的作品也影响深远，如明传奇就在其影响下广泛采用了双线结构。
而在语言方面，《琵琶记》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两条叙事线索中，蔡伯喈这条线索中的角色都非富即贵，有学识修养，因此语言都很文雅；而赵五娘这条线索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的乡下百姓，没读过什么书，因此语言都很质朴。两种语言风格迥然不同，却和谐地出现在了同一部戏中。
无论是在结构、语言、思想内容，还是人物塑造方面，《琵琶记》都是一部相当出色的文学作品，有必要例入读书计划中。
89汪大渊《岛夷志略》
元朝年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自己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写成了一部《马克·波罗游记》。同样是在元朝，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东方的马可·波罗”，他便是著名民间的航海家汪大渊，他将自己到海外远航的见闻写成了一部《岛夷志略》。
汪大渊是江西南昌人，他曾在少年时期到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业港口泉州游历，从当地很多中外商人、水手口中了解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心中萌生了无限的向往。公元1330年，时年二十岁的汪大渊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航，途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抵达摩洛哥，然后返回埃及，再从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返回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和爪哇，途经澳洲来到加里曼丹、菲律宾，最终于1334年返回泉州。公元1337年，汪大渊再度从泉州启航，途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莫桑比克海峡、澳大利亚各地，1339年返回泉州。
两次远航过后，汪大渊开始整理自己的手记，将沿途观察到的各国风土人情、社会经济状况编写成了一部《岛夷志》。汪大渊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因此十分真实可信。《岛夷志》成书后，他又摘录其中的主要内容，写成了一部《岛夷志略》。元朝末年，战乱不断，《岛夷志》的大部分内容散失，之后彻底失传，十分可惜，好在有《岛夷志略》流传至今。
《岛夷志略》全书共一卷，著有一百多篇纪略，涉及亚洲、非洲、大洋洲等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最具历史价值的要数对台湾、澎湖、澳大利亚的记录。作者对台湾、澎湖的记录首次在历史古籍中明确了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其中提及“土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即表示两地当时已经建立了受中央管理的地方行政、军事和财政机构，从而形成了两地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而澳大利亚见闻在《岛夷志略》中占据了两篇，分别是“麻那里”和“罗娑斯”，其中记录了当时的澳大利亚人，有些“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些“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录了当地有种红似火焰的“石楠树”，以及一种身材高大、灰毛红嘴的“仙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澳大利亚的文字记录，在汪大渊到达澳大利亚后将近两个世纪后，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块大陆。
另外，书中对海外华侨生活状况的记录也有很高的价值。比如记录了帝汶岛当时居住着从泉州过去的中国商人，柬埔寨、新加坡等地有中国人居住，伊朗西北部某地的酋长由一名姓陈的中国人担任等等，都令人大开眼界。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地理著作中，《岛夷志略》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因为中国古代的这类著作多是作者从他人口中打探途中见闻，然后整理而来的，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却全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准确，内容丰富，远非其余同类作品所能比拟。元、明两朝的地理著作，都深受《岛夷志略》的影响，如曾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以及另一位翻译官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明朝地理学家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等。
因为书中牵涉的地理范围相当广，是研究古代亚非等地的地理、历史状况的重要作品，所以《岛夷志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中期就留意到了这部著作，对其进行翻译、考证。到了二十世纪，《岛夷志略》对西方学者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与此相关的论文不断涌现。而作为中国人，更应对这部中国人所写的地理著作有所了解。
90宋濂、王等《元史》
明太祖朱元璋对修史相当重视，他登基当年便命令宋濂、王祎主持修撰《元史》。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官方文字是蒙古文。元朝重要的官修史书《元朝秘史》也是用蒙古文写成的。另外，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设立了翰林国史院，编纂国史，后又设立了蒙古翰林院，专门用蒙古文记录历史。元朝除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外，其余皇帝都有比较完整的“实录”，这些都成了明朝修撰《元史》的重要史料。而为了弥补元顺帝“实录”的缺失，明太祖曾派出欧阳佑等十二名采访官到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除此之外，元朝的《后妃功臣列传》《皇朝经世大典》以及《元典章》等记录元朝典章制度的著作，宋朝人所作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作品，也为《元史》提供了重要史料。这些都为《元史》的修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元史》的修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洪武二年二月初一，由左丞相李善长担任监修，宋濂、王祎担任主编，此外还有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与其中。一百八十八天过后，即在当年的八月十一日，该书完成了一百五十九卷，包括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六十三卷。元顺帝在位期间的历史因史料不足，没有修撰。待明太祖命令欧阳佑等采访官搜集完资料后，才在洪武三年二月六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修撰。这一阶段的主编依旧是宋濂、王祎，另有赵埙、朱右、贝琼等十五人参与其中。一百四十三天过后，即在当年的七月初一修撰完成，两个阶段总共耗时三百三十一天。
最终成书的《元史》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列传九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共计二百一十卷。其中本纪篇幅最长的是《世祖本纪》和《顺帝本纪》，前者多达十四卷，后者也多达十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元世祖和元顺帝在位的时间都很长，相关的史料也很丰富。而其余本纪，如成吉思汗和蒙哥的本纪就因为史料太少，分别只有一卷。列传包括十四种，多数承袭之前的史书，只有《释老》是首创，其记录了宗教方面的列传。由于这些列传中叙述的事件都有具体的时间记录，因此更具参考意义。志详细记录了元朝的典章制度，保留大量宝贵的史料，尤其是《天文志》《历志》《地理志》和《河渠志》。《天文志》记录了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科研成果；《历志》是以元朝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为依据编撰而成的；《地理志》是以《大元一统志》为依据编撰而成的；《河渠志》是以《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史料为依据编撰而成的；《大元一统志》等史料现在已经失传，其内容全依赖《元史》才保留下来。表包括《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宰相年表》六种。
作为最早的全面、系统记录元朝历史的著作，整部《元史》体例完整，叙事明白，语言文字通俗易懂，甚至保留了元朝的很多方言俚语，满足了明太祖“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的要求，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尤其是书中保留了比其他元朝正史更丰富的史料。不过，书中各章节的篇幅安排明显失衡，如前面提到的《世祖本纪》居然占了本纪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历来为人诟病。但这也正体现了《元史》修撰的实事求是精神，史料多的就多编撰，史料少的就少编撰，尽最大可能保留原始史料。另有很多传统史家认为，很多不值得写入史书中的内容也出现在了《元史》中，例如为佛教、道教人物以及科技人才所作的列传等，都真实再现了元朝的社会状况。
然而，由于修撰时间太过仓促等原因，《元史》也存在很多不足。编撰者虽然在明太祖的支持下搜集了大量史料，但因元朝末年长年战乱，仍有很多史料散失，短时间内难以搜集。而且当时明朝刚刚建国，部分史料尚未获得。如《元史》修成后，大将常遇春才在攻克开平后取得了元顺帝北逃时带走的珍贵史料，但这时已经来不及再编入《元史》了。另外，由于元朝的史料很多都是用蒙古文写成的，牵涉到翻译问题，编撰者对不少史料的利用都不够充分。而不同史料中的重复和矛盾内容，也因修撰人员太多，时间太短，考订不足，呈现在了成书后的《元史》中，如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书中缺席，重复记述同一个历史事件，为同一个历史人物作两次传，译名不统一，史实谬误等。这些都令《元史》饱受批判，清朝学者钱大昕甚至表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为此，后世的学者多次对《元史》进行修订、补充。如明成祖朱棣在位时，解缙奉命写成了《元史正误》，修正了《元史》的错误。《元史》的修撰者朱右写成了《元史拾遗》，作为对《元史》的修正与补充。清朝更出现了《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书》等多部相关作品。清末民初，学者柯劭以《元史》为蓝本，花费三十年时间，独立编撰了《新元史》。不过这些作品都无法取代《元史》的地位，但读者在《元史》时以它们作参考，可收获更多。
91施耐庵《水浒传》
提到《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很多人都如数家珍。在《水浒传》问世数百年后，它的魅力依然丝毫不减。这部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文章回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名列“四大名著”之一。一般认为，这部书的作者是施耐庵，但也有种说法说，《水浒传》是由施耐庵及其弟子罗贯中合著的，施耐庵写成此书后，罗贯中曾对其进行加工、增补。
施耐庵生活于元末明初时期，江苏人氏，历史上对他的生平记录得很少。据说，他为人仗义，喜欢惩奸除恶，颇有《水浒传》中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的风范。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在元宵节赏灯时，将一个调戏良家妇女的恶霸打倒。之后，恶霸纠结同党，向他寻仇，却再次落败，从此不敢再去找他的麻烦。施耐庵不光武功高强，还是个文武全才，他十九岁考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了举人，三十五岁高中进士，入仕为官。可惜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攀附权贵，因此在官场上屡遭排挤，很快就辞官返乡，成了一名教书先生。他闲暇时开始创作，写成了之后名满天下的《水浒传》。《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书写成后，施耐庵对这个书名很不满意。他的学生罗贯中便提议他改书名为《水浒传》。施耐庵觉得甚妙，“水浒”也就是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而且正合了《诗经》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随即将《江湖豪客传》改名为《水浒传》。
《水浒传》在民间最为人称道的是人物刻画，书中的一百零八将，各俱特色，栩栩如生，令人一见难忘。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如宋江、李逵、武松等，人们随便说说就能讲出他们的一大段故事。
《水浒传》中有关人物的刻画有个特色：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都会有一段肖像描写，如写李逵“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写鲁智深“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写武松“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话语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王，真是人间太岁神”。短短数字，鲜活的人物形象便已跃然纸上，其各自的性格也都初露端倪。
与很多中脸谱化的人物不一样，《水浒传》中很多人物的性格都颇具层次，且真实、丰富、立体，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鲁智深为例，他表面粗莽，实际却粗中有细，有勇有谋，这在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中展现得最为突出：鲁智深偶遇一对姓金的父女，得知他们被屠户镇关西欺凌后，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先送给他们银两让他们离开，之后又去找镇关西帮他们报仇。此处有一个细节：为了不连累金家父女，鲁智深在他们离开后，在一家店里的板凳上坐了足足两个时辰，估摸他们走得很远了，才起身去找镇关西。要知道，古代的两个时辰就是现在的四个小时，鲁智深这种火爆脾气，居然能安安静静地在凳子上一坐就是四个小时，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其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不想失了准头，三拳就把镇关西打死了。他知道此事一传开，自己必然会惹上官司，一命偿一命。为了争取脱身的时间，他便指着镇关西大骂：“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骂完便大步离去了。这样一来，围观者都以为镇关西只是在装死，自然不会阻拦鲁智深逃走，鲁智深顺利脱逃。
《水浒传》很喜欢安排不同的人做相同的事，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做法，彰显其不同的个性。“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如是说。
《水浒传》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后世中国创作的典范。明清两朝，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水浒传》续作，另有很多、戏剧等以《水浒传》中的故事为素材，比如明朝的世情《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发展而来的。另外，《水浒传》还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国外很多国家流传开来，如十八世纪流传到日本、朝鲜，朝鲜最早的之一《洪吉童传》和日本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都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十九世纪，《水浒传》又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出现了德语、法语、英语等译本，译名被改得五花八门，十分有趣。比如有个德语译本叫《强盗与士兵》，法语译本叫《中国的勇士们》，英语译本叫《水边》《四海之内皆兄弟》，据说还有个译本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十分有趣。在欧美各国，《水浒传》同样广受好评，《大英百科全书》曾盛赞：“元末明初《水浒传》用通俗口语形式，跻身于历史杰作之列，因此获得了普遍的喝彩，被认为是一部最富意义的文学作品。”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如史诗一般壮阔”，跟十七世纪西班牙的“流浪汉”有异曲同工之妙。
92罗贯中《三国演义》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群雄割据，社会动荡。长年的战乱让百姓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贯中创作了描写乱世的《三国演义》。
当时，三国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罗贯中搜集了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和《三国志》等记录三国史实的历史文献资料，用的方式进行加工、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坚持“七实三虚”的基本原则，也就是重大历史事件都源自史料，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都跟历史基本相符，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虚构成分。为此，罗贯中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根据史实将民间传说中太过荒诞、庸俗、与人物性格不符的情节删除。这些情节中比较典型的是民间传说中的因果报应，这虽然代表了百姓的美好愿望，却显得十分荒诞，尤其是跟历史格格不入，必须删除。
二是对数量繁多、杂乱的原始材料进行提炼，在内容框架符合历史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将这些原始材料整理、提炼成为精彩的故事，提升的文学性，如“桃园三结义”“连环计”“赤壁之战”等精彩的故事情节，就是这样成型的。
当然，毕竟是，《三国演义》中的很多故事在经过“添枝加叶”“张冠李戴”后，都跟真正的历史存在不小的差距。但若因《三国演义》不符合真实历史，就对其进行抨击，是很可笑的。本就是虚实结合的艺术作品，若想了解史实，应该去看《三国志》这种史料才对。今人在读《三国演义》时，应更多地将其视为一部文学作品，欣赏其文学价值。
《三国演义》的故事时间跨度很大，故事繁杂，人物众多，罗贯中用几条线索将其清晰地展现出来：汉室灭亡，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西晋一统天下。其中，魏、蜀、吴三国的兴衰是主要的线索，尤其是蜀国与魏国之争。全书井井有条，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如此高明的叙事手法，委实令人赞叹。
写的是动荡的三国时期的历史，自然免不了要写战争。据统计，书中总共描绘了四十多场战争，每一场都各具特色，罕有雷同。《三国演义》在描绘战争时有个突出的特色，它不像很多、影视剧中那样以展现惨烈的战况为重点，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着重展现统帅的运筹帷幄，参战各方的实力对比、战略战术，情节波澜壮阔，更具史诗风范。
除了对军事政治的描述外，《三国演义》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艺术成就，就是塑造了大量生动的人物，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大约有一千二百人，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
在塑造人物方面，罗贯中非常擅长采用对比、夸张的手法。以“三顾茅庐”为例，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三次前往其隐居的卧龙岗拜访，前两次都与他失之交臂，到了第三次才赶上他在家。当时，诸葛亮正在房里休息，刘备也不进去打扰，而是在外面恭候等他醒来。同来的关羽和张飞在外等候，等了很久也没听到动静，于是便进屋一看：诸葛亮还没醒，刘备还在原地等着。张飞大怒，对关羽说：“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关羽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住，刘备则让他们两个出去继续等候。这个情节通过对比，使得刘、关、张三人的个性愈发凸显。
再以长坂桥一战为例，曹操大军追逐赵云来到长坂桥，遇到张飞。张飞为了吓退敌军，厉声大喊，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身旁的夏侯杰更是“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操见状，回马便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此处明显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借此将张飞勇猛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金庸曾盛赞这本书，说：“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家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但这并不表示它在这方面就十全十美了。实际上，《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部分人物过度夸张，有时难免失真。鲁迅就曾评价其：“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另外，部分人物有些脸谱化，而且缺少发展变化，在这一点上，施耐庵的《水浒传》就做得更好一些，让人物性格随着其人生经历不断变化。不过瑕不掩瑜，《三国演义》依然成功塑造了大批性格鲜明生动、家喻户晓的人物，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赵云等是其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随便提起哪个人物，很多人心目中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三国演义》问世后，在民间深受欢迎，当时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专业人士也对其评价甚高，胡适曾表示：“《三国演义》为通俗历史教育的典范之作。”鲁迅曾说：“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三国’。”由于《三国演义》的创作大获成功，引来很多文人效仿，创作历史演义。明清两朝的历史演义，光是现存的就高达一两百种，但没有一种能与《三国演义》媲美。除了在中国影响巨大外，《三国演义》的影响还波及海外，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与好评。日本作家吉川英治甚至说：“《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均无与伦比。”
我们读《三国演义》，在欣赏精彩的故事之余，还能从中学习军事、政治战略和为人处世的智慧，这些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受用。
93吴承恩《西游记》
《西游记》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这部由明朝家吴承恩创作的中国第一部长篇浪漫主义神魔，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都是虚构的人物，但唐僧在历史上却确有其人，他就是唐朝高僧玄奘。
唐朝贞观元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五万里，前往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求取真经。贞观十九年，玄奘带着六百五十七部佛经返回长安。之后，玄奘口述自己的西行见闻，由他的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不过，这部书主要讲述了玄奘西行途中见识的各国历史、地理、交通，基本没有什么故事性可言。后来，玄奘的弟子慧立、彦琮又以师父的取经经历为蓝本，创作了一部颇具神话色彩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因为这本书的问世，唐僧取经的故事才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宋、元、明三朝，民间出现了很多相关的传说、话本、戏曲等。《西游记》的基本故事框架最早出现在北宋一部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孙悟空、沙僧两位主角都在其中首次露面。而元末明初杨景贤创作的杂剧《西游记》，又首次出现了猪八戒这个角色。至此，四位主角都齐全了。这些前人的作品，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打下了基础。
吴承恩是淮安府山阳县（江苏淮安）人，他自幼天分极高，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神仙鬼怪、狐妖猴精这类题材的书籍尤其感兴趣，书中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他之后创作《西游记》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大约在五十岁时，吴承恩开始创作《西游记》，写完前十几回后因故中断多年，到了晚年又重新拾起此事，耗时七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旷世著作。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相当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奇幻和幽默是其中最突出的特色。
先说奇幻，书中创造了一个突破生死、时空和神、人、妖、鬼界限的奇幻世界。在这个奇幻的世界中，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神与妖，故事情节与场面，甚至是这些神、妖所用的法宝、武器，都极尽幻化之能事。然而，在这奇幻之中又包含着真实，特别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抛开神、妖的法力，他们说话、做事的风格都跟凡人没什么两样，凡人有的性格缺陷他们都有，最典型的代表要数猪八戒。他从天蓬元帅沦落为猪妖，最后又被封为净坛使者，穿梭于神、妖两种身份之间，但他的性格却跟凡人没什么两样：因为贪图女色，所以他才会调戏嫦娥仙子被贬为猪妖，才会在取经路上屡屡被化身为美丽女子的妖怪欺骗；贪吃，一见到美食就垂涎三尺，偷吃人参果，一口便吞下去了，连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懒惰，奉师父之命出去化缘时，总是偷偷躲起来睡懒觉；自作聪明，时常想捉弄别人，却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猪八戒，真实、生动得就跟我们身边的人一样。
再说幽默，整部《西游记》都笼罩着浓厚的喜剧氛围，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因此在各个文化层次、年龄层次的读者中间都很受欢迎。以人物语言为例，比如孙悟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士，管你是玉帝、如来，还是观音菩萨，他讽刺起来都毫不留情，管玉帝叫“玉帝老儿”，管如来佛祖叫“妖精的外甥”，观音菩萨被他诅咒为“活该一世无夫”，令人忍俊不禁。书中连如来佛祖有时都会冒出几句俏皮话，比如猪八戒在取得真经后得到一个“净坛使者”的封号，职务是掌管贡品，他却很不满意，如来就说：“因汝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意思就是：你饭量这么大，天下佛教徒人数众多，香火不断，贡品神仙们吃不完，剩下的就都归你，这可是个肥差呀，有什么不好呢？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西游记》问世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得时人纷纷效仿，后人又创作了很多神怪，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东游记》和《封神演义》，大家可以在《西游记》之余读这两部书，不过它们跟《西游记》比起来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
《西游记》不光在国内受欢迎，在国外也广为流传。清朝年间就出现了《西游记》第九回和第十回的法语译本，到了1924年，又出现了法语全译本，在巴黎出版。此外，《西游记》还有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日语等多种译本，日本、美国等国还拍过以《西游记》为题材的影视剧。
9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说到《金瓶梅》，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一部色情。的确，《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因书中的色情内容被认定为是一部色情、宣淫读物，成了禁书。但这些色情情节只是这部的外衣，内里却远非如此。就算将这外衣完全抛开，也不影响对的和理解。
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关于此人的真实身份，人们有多重猜测，但一直没有定论。“金瓶梅”这个书名源自书中三位女性角色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种命名方法之后为很多作家借鉴，比如中国香港作家亦舒的一部《绮色佳》，书名就取自书中的三位主角的名字：陈绮罗、甄啬色、利佳上。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之前中国的长篇题材全都取自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描写的都是英雄豪杰、神仙鬼怪做出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金瓶梅》却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重点描绘市井人物和世俗风情，完全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开创了文人独立创作长篇的先河，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此后，世情逐渐成为中国创作的主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渐盛行，中国的艺术也因此日渐成熟。
的开头取自《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不过作者安排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活了下来，展开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这之后的情节是，潘金莲嫁给西门庆做妾，跟西门庆的众妻妾李瓶儿、庞春梅等争风吃醋。而西门庆有了这么多美貌姬妾还不满足，又到处搜罗美女。为了维持他的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攀附权贵，巧取豪夺，处心积虑地敛财。最后，西门庆纵欲而死，树倒猢狲散，他的妻妾们也四散逃亡。
这是一部彻底暴露世情的，用冷眼旁观的态度写尽人世间的丑恶与虚伪。书中以西门庆一家为核心，辐射到整个市井社会和官场社会，将其中的丑恶暴露无遗。西门庆贪赃枉法，骄奢淫逸，他的众妻妾也因各色欲望扭曲了人性，而从朝廷到市井的官吏、豪绅、富商皆狼狈为奸，也是胡作非为，视百姓为鱼肉。整个社会阴暗、堕落、丑陋，已经无可救药。这完全有别于此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浪漫主义以歌颂为主旨——歌颂明君贤臣、英雄豪杰和美好的理想。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全新的：创作主旨从歌颂理想变为暴露黑暗现实，从展现美变为展现丑，写尽世情之恶，人性之丑，常用白描手法展现人物言行的矛盾，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后世的讽刺文学也深受其影响。
作为一部展现现实生活的世情，《金瓶梅》的故事情节较《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显得比较平淡，发展缓慢，塑造人物成了写作的重点。为此，作者加入了很多跟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闲笔”，用来展现人物性格。比如潘金莲曾因等不到西门庆而迁怒武大郎和其前妻所生的女儿迎儿，用鞭子毒打这个无辜的女孩，潘金莲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由此显露出来。书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很丰富、立体，呈现出优缺点并存的多面性特色。比如西门庆，他虽是个地地道道的淫棍，却并非全无情感，比如他对李瓶儿就有感情。李瓶儿对于西门庆来说就像心灵伴侣，他对她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当李瓶儿因潘金莲的陷害病逝时，向来无情无义的西门庆居然悲痛得一跃三尺高，嚎啕大哭，展现出他一生中罕有的真情。
《金瓶梅》问世后，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在此影响下，此后中国陆续出现了多部优秀的世情：一种是描写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的，如《红楼梦》等；另一种是描写社会生活，讽刺社会黑暗的，如《儒林外史》等。不过，要追溯世情的源头，还是要读《金瓶梅》——这部毛泽东口中描绘了“明朝真正的历史”的，郑振铎口中“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的，美国学者眼中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