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刘墉，也就是被当今的影视剧捧红的那个“刘罗锅”，一次到金山寺游玩，寺里的接客僧见他穿着“布衣芒履”，瞟了一跟，冷冰冰地说：“坐。”对小和尚说：“茶。”冷场了一会儿，接客僧问刘墉是干什么的。刘墉回答：“为官。”接客僧马上热情起来，说：“请坐。”并吩附小和尚“泡茶”。刘墉坐下一会儿，接客僧又问：“阁下官居何职？”刘墉慢吞吞地说：“大学士。”接客僧大惊失色，连忙改容恭敬地说：“请上坐！”又忙着再吩咐小和尚“泡好茶”。接客僧请刘墉为寺院题词，刘墉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清〕丁柔克《柳弧》卷一）
这幕似曾相识的情景，充分显露了中国人热衷官场的原因：当了官之后，可以获得巨大的荣耀与福利。到寺院里，小老百姓只能喝白开水，官员就能喝上龙井。从“茶”到“泡好茶”的变化，还只是有形的，可以用钱财衡量的福利。而“请上坐”的待遇可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即便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也不一定能享受如此的优待。我们如果再仔细想象一下，金山寺的接客僧观察刘墉的眼神，极可能经历了从冷淡的漠视到正常的平视，再到最后的献媚般的仰视。而这后一种无形的福利，可能更吸引中国人。凡此种种，就是当官的好处。
现在各地还保留有名为“迎官亭”或者称“接官亭”之类的古迹。古代有官员过境，地方官更就在迎官亭迎来送往。遥想当年，官员过境，人头攒动、旗帜招展、鼓乐声声，场面隆重而热烈，与一般百姓的孤独行路和商家的匆忙赶路形成鲜明对比。每当此时，总会有大批百姓围观，对着各位官员及其随行人员、对着大箱小箱的馈赠礼物、对着官场的仪仗与做派指指点点，羡幕不已。其中大多数是跑前跑后的小孩子。官场的气派让这些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当官的好处，让其中天资聪颖的小脑袋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于是，又一批热衷官场的人产生了。
俗语有言：“千里为官只为财。”古代有许多官吏做官是冲着钱财去的。那么，古代官吏到底能拿到多少工资呢？
先秦时期，大多数官吏都有爵位、封地，他们从封地能获得大额固定收入，而封地就是君主给他们的工作报酬。进入汉代以后，官和爵逐渐分离，绝大多数官吏并没有封爵，只能靠工资生活了。汉代以“石”来衡量官吏的级别和领取俸禄的多少。以石论秩，是因为战国时候有用谷衡量取酬的做法，石是最大的量器（1石大约有120斤），所以用石表示官员的等级。比如，太守是2000石，县令、县长有800石、600石不等，普通小吏可能也就100石。这既是官员的级别，又是官员每年能领取的俸禄。不过在发放的时候，朝廷不可能让官员去搬一麻袋一麻袋的谷物回家，还是要折合成钱发放。比如东汉官员的俸禄就是“半钱半谷”。应该说，百石级别的小吏的工资收入是相当低微的，如果仅靠工资生活，温饱都成问题。汉宣帝就承认：“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为了不让官吏贪赃枉法，同时又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雅，朝廷对中低级官员多有照顾。比如汉明帝有一晚看到值夜班的中书官员只能带糟糠充饥，大为感慨，从此规定值班官员一律享受免费餐饮。此外，汉代官员还有免费住宅、公车和服装待遇等。
西晋时，官府给官员制定了授田和荫福的制度。授田，是指官员根据品级高低可以占据一定数额的、不用纳税的田地。最低级官员的授田数也有10顷，即1000亩地，而当时普通人家能有几十亩地就算是小康人家了。荫福，是指官员及其家人可以免除劳役，多者扩大到九族范围，小的也有三世。此外，许多人投靠官员，自愿为门客、奴仆，也可以免除差役。授田和荫福两项制度，后世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惠及官员的实质一直保留了下来。后代官员可以正大光明地兼并土地，不交粮纳税和服劳役。
唐代官吏的工资大为提高，包括禄米、俸钱和职分田等。其中职分田是根据品级，给官员分配一定数量的良田；俸钱又称月俸，最为丰厚，不但有生活费，还包括办公费，而且金额不断提高。唐玄宗年间，月俸增加了杂用、防阁和庶仆等内容。防阁是卫士的一种，相当于后世的警卫员，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配置：庶仆是一般的用人，配给六品以下的官员。此外，各项免费待遇照旧。唐朝官员的待遇比汉代大为提高，但和宋朝的同行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宋朝被称为读书人的天堂，除了政府对读书人的尊崇优容外，还因为官员们待遇极高，是历朝中最优厚的，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宋朝官员俸禄丰厚，朝廷变着法子地给官员发钱、发东西。禄米、俸钱是基本的收入，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官员们还领取职钱（俸钱类似基本工资，职钱类似于岗位工资），享受免费住房、食宿和随扈。朝廷给每个官员配备免费仆人，最低的官员配给1名仆人，宰相可配给100人。此外，官员可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补贴，比如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这些福利补贴合起来蔚为壮观，比月薪高多了。即便如此，皇帝似乎还觉得过意不去，动不动就赏赐大臣。“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赵翼《廿二史札记·宋恩赏之厚》）遇到一次这样的赏赐，胜过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更让人羡幕的是，宋朝官员还有许多“默认”的收入。官府用公家钱借贷的利息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在官吏们中间均分；官员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全国各地可以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宋朝官员还有定期免费疗养的待遇，称为“祠禄之制”。所以，在宋朝做官就意味着荣华富贵。宋朝政权开放，多数高官都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比如宰相吕蒙正和范仲淹，尽管为官廉洁，生活却都富足奢华。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范仲淹捐钱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
北宋名臣苏轼，很会哭穷，说自己“为穷之冠”，但事实上他收入颇丰，生活优裕。以他在仕途低谷，任黄州团练副使时期为例。当时，苏轼穷得要自己割猪肉做“东坡肉”，自酿蜜酒，一副自己动手解决温饱的模样，可同时却在倒卖房屋牟利。他的一个同乡劝他在许州买房，因为那个地方房价低。苏轼回信说，他有现金“数百千”，他的儿子刚买了一座庄园，他自己在京师还有一些产业，变卖后凑钱“八百余千”，问他的同乡这些钱能在许州买多少房。同时，苏轼对京师一幢在售的豪宅一一荆南头湖庄子也表示感兴趣。听说首付只要二百来千，便自己盘算“不知可信否？”所以，苏轼的穷，是与达官显贵的豪奢生活相比的穷，比起平头老百姓来，他已经是大富翁了。
宋朝一灭亡，官吏们的工资就每况愈下。元朝官员的工资绝对值并不算低，而且朝廷一再加俸，无奈元朝的俸禄是全部用纸钞支付的。恰恰元代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朝代，官吏加俸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他们的实际收入很低。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严厉而吝啬的老农民，给明朝官员制定了低俸制。后来历任皇帝虽然有所增加，但无奈基数太低，明朝官员的工资始终在低水平徘徊。明朝正一品高官每年禄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官员禄米60石，俸钞30贯。其中多数是折合成钱支付的。收入本就不高，加上朝廷折算的时候比率不合理，明代官员的实际工资很低，要供养全家、送往迎来、维持体面生活，着实非常困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海瑞。他是完全靠合法工资生活的，穷到要亲自种地、老婆纺纱的地步，去街上买了半斤肉给老母亲过寿就在官场传为“爆炸性新闻”了。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低工资制度，官员的俸禄很少。京官无论文武，年薪分别是一品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1两，从九品315两，另根据俸银多少发俸米若干。地方官员则只有银子，没有俸米，文官的年薪与京官相同，武官减半。这个标准是相当低的。康熙时御史赵璟以七品知县为例说明了官员生活的困准。知县每年合法收入只有45两银子，每月3两多，但是一户人家就是粗茶谈饭，加喂养马匹，每天也得花银子五六钱。知县每天工资只能支持五六日，剩下的二十多天都将忍饥挨饿。官员“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到了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为了解决低收入和高贪污之间的难题，设立了“养廉银”制度。之前，地方官员都私自征收火耗银；现在，雍正规定火耗银由省级政府统一管理，分配给地方官，作为生活和办公补助。养廉银的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比如地方总督可达到15000两，远远超过了一品官的年薪；知县的养廉银也有上千两，基本能满足他的支出了。京官也能拿到一笔养廉银，不过金额要远小于地方官。
有人可能要提出异议了：“你说了这么多，说的都是官吏们的法定工资，但是当官的都不靠工资活着。他们有名目繁多、金额巨大的灰色收入。”的确，古代官员还有大量非法定的但不算非法的收入，可称之为“灰色收入”。《官场现形记》曾生动描述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
这灰色收入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者明确的数据。大抵上，一个官吏灰色收入的多少，主要决定于他官职的“肥瘦”、为官地的贫富、经手政务的轻重和个人的作为。这里说一下清朝官员一项重要的灰色收入：火耗。官府征收皇粮官税，在储存、运输的时候难免有损耗，因此朝廷允许各地“酌情”提高一点税率来弥补这部分损耗。明朝之后，各种赋税折合成银两征收。老百姓交上来的散碎银子需要官府熔铸成官银，由于成色不同和制作有差，难免造成损耗，朝廷也允许各地适当加征银两。额外征收的部分，完全由地方官说了算，征多少、用多少、怎么用都是不违法的且是缺乏监督的。清朝中期，各地方税银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不等，官粮1石加征2升到一斗几升不等，除了弥补正常损耗之外（正常损耗率不会高达百分之四五十），剩余银粮全都进入了州县官员的私囊，成为包括清官在内整个官场公开的灰色收入。贪婪之徒，往往到任即提高耗羡标准，甚至有加征比例超过正税本身的。此外，清朝官员的胆子最大了，敢把国家的正式税收扣留迟交一两个月，放在票号里吃利息。这些钱都入了私囊。
合法的、非法的、白色的、灰色的各项收入合计，一个官员一年能赚多少呢？一个清朝知府，不贪不占，一年收入稳超10000两，而且还能获得百姓赞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虚言。在西部小县城，典史的年收入超过1000两白银，一般差役年收入也在1000两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城的1套平常四合院，售价在200两银子左右，这还算是高房价（京城地段好，买的人非富即贵）；南方1亩农田的售价在四五两银子之间，这还得是良田。一个典史如果不吃不喝不应酬（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一年下来可以在北京买五套宅院，或在南方置办百亩良田。
官员的收入虽然复杂、模糊，但收入总额和两个因素息息相关。第一大因素是品级。古代官员的收入是和品级联系在一起的，中低级官员收入低微，高层官员收入高、待遇好。唐代大臣裴冕原先是个小小的行军司马，在安史之乱中靠劝进唐肃宗起家，很快被提升为副宰相。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工资表（俸钱文簿），喜形于色，对着子弟大呼。因为副宰相的工资，完全超出了习惯于领行军司马工资的裴冕的意料。清朝的吴鼐在当儒学训导小官的时候，写诗评价教官的穷：“诸公莫说教官穷，说起穷来不算穷。中轿居然安七尺，上台也只打三躬。老夫子叫人人是，外翰林称个个同。日上三竿犹未起，胜他多少磕头虫。”“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教无可教偏称教，官不成官却是官。”吴鼐心态好，所以能安贫乐道。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官场上毕竟少，为了谋取更大的收益，官吏是挤破了脑门往上冲。
影响收入的第二大因素就是实际权力了。实际收入和实际权力紧密相关，地方官的实际收益大于京官，因为前者直接治民，在辖区内说一不二；掌握核心权力的吏部、户部官员的收益大于其他部门的同僚，因为吏部管人，户部管钱，都是核心权力。六部中刑部最清苦（因为没有掌握财权，也很少有工程），刑部官吏自然不能靠俸禄生活，就在刑罚上打主意。清朝，刑部以废黜严刑峻法的名义，取消笞杖，改作罚金摊派给地方州县，规定每县每年向刑部上缴200两银子。这笔银子就是刑部诸官的法定之外的衍生收益了。翰林院为了改善满院文人的经济情况也开发“收费项目”，比如奉旨撰拟册立嫔妃的册宝文、册封王公贝勒贝子的册诰文、悼念大臣亲贵的谕祭文等，都要受封对象或受祭者的家属交纳一笔钱“润笔”。再比如软天监比刑部、翰林院更清苦，人家只管天文历法，和官员百姓没有直接关系。不过钦天监依然能靠“摊派皇历”赚钱，每年颁发皇历以每本2两银子的高价摊派给地方州县。虽然收益只有刑部同僚的百分之一，钦天监官员们也总算有笔衍生收益——现实中似平没有纯粹的“清水衙门”。
湖南善化黄氏对族中任官者应向家族事业的捐款有数额规定。同样是官居七品，知县的定额是100两，京部的主事却是20两，品级依次递升的员外郎、郎中、科道京卿等分别为30两、40两、60两，直到侍郎才达到知县水平的100两。这基本上能反映京官和地方官的实际权力大小和实际收益多少。
从黄氏家族的捐款规定中，我们也能看出，京官要远比地方官穷。
清朝专门有“穷京官”一说。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叮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1000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早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300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200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400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一职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可他一年的收入只有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他在北京维持体面的生活。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一句“一只空锅儿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做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中央各部委官员高高在上，为什么穷到这步田地呢？主要还是实际权力小导致实际收益低，根本承担不起高额支出。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了，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瓣花都是不够的。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那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那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得不落人后。
京城中众多的中低级官员，实权有限，实际收入还不如一些部委办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另外，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贪赃舞弊，狠赚一笔，改善财政窘境了。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比如曾国藩、徐世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当官的必需）又缺钱少粮（客观情况使然）的窘迫生活，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清末学问家李慈铭是进士出身的京官，最喜欢骂人，常常和也是进士出身的同乡周介孚（鲁迅的爷爷）一起驾人，骂官场陋习，骂俸禄太少。除了骂人，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李慈铭担任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能享受到户部的灰色收入，尽管李慈铭不太热衷交际，但是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160两。清朝末期，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照此算来，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681两8钱。而在光绪初年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铭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10两银子，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到。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而是实在手头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钱了。即便如此，李慈铭的财政情况也比周介孚要好很多，后者长期在翰林院当官，后来又担任内阁中书的虚衔，收入更少，不过支出却少不到哪里去。难怪周介孚也养成了骂人的习惯，动不动就骂昏太后（慈禧）、呆皇帝（光绪）了。
问题来了，既然生活这么困难，那么多官员为什么还死守在官场不退却呢？因为当官的好处不能只用硬性的收入来衡量，还有许多软性的好处。而后者才是官吏们关心和追求的。
中国社会弥漫着“泛权力”的风气。权力因素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其他领域唯官府马首是瞻。人们对官员奉若神明、巴结逢迎，希望借助权力牟利。所以，古代官员社会地位高，拥有诸多的隐性好处。例如官员能够任意指使下属和差役，官员的许多非工作的事情，比如搬家、过生日，老婆买胭脂，儿子选学校等等，不用他明说，总会有人热情地主动地提前替他做好。如果雇人来做，这些私人事务会耗费官员不菲的钱财。
此外，古代官员职位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捧得了一个铁饭豌。任命官员容易，裁撤官员困难。不信，你试试。正式编制的官吏，比如县令、知府、巡抚和给皇上端盘子的太监，你能裁撤掉哪一个？明朝嘉靖时期的首辅大臣杨廷和就试着裁撤京城的冗杂人员——还都是没有正式编制的，结果遭人恐吓、受死亡威胁，不得不劳烦禁军贴身保护。裁撒一事也就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下文了。
还有，古代官员能够解决子孙就业问题。朝廷允许官宦子孙接班做官，负责给官员家人安排工作。西汉政府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也就是说太守以上级别的官员任职三年后，其儿子或侄子可以直接做官，史称“任子”制度。之后此项制度名称有变，比如在明清时改为“荫补”制度，但本质没有变。一定级别的官员的近亲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用考核，不用竞争进入官场。皇帝过生日，或者听到某个官员退休、死亡，往往会大发龙恩，授予官员子弟官爵。元朝荫补的级别最高，一品大员的儿子可以直接任命为五品官员。明初的荫补范围最广，从一品到七品的官员子弟都有资格直接任官。各朝还有世袭的官职，用来报答官员的功绩或者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比如大名鼎鼎的苏武、司马光、戚继光就出生在世袭官宦家庭，一到年纪就能当官。
北宋文士朱梦说曾上书宋徽宗：“宦官委任华重，名动四方，营起私第，强夺民产，名园甲第，雄冠京师，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盖位高而不可仰，势大而不可制，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问其贤否，刑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是非。”这里虽然批判的是宦官，但这些现象在一般官吏身上也存在。
其实，官吏显性的收入再高，也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高到让人抛弃尊严、个性和光阴去换取。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冲着有形的收入，而是奔着无形的好处去的。穿上官服的那一天，绝大多数的年轻官员都能看到购得的权力期间的收益。这个投资收益既高又几乎没有风险，而且还可以惠及子孙。
“三公消费”指的是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用公款来支付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开支的情况，大致包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旅游（或者出国、考察、开会等）。古代衙门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下面就借用现在的概念，说一下古代官吏的公款消费情况。
第一，说说公款吃喝。
交际应酬是官吏的重要工作之一。比如唐代衙门里有人升官了，照例要办“烧尾宴”（取鲤鱼烧尾跃龙门之意），既是祝贺同僚进步，也有欢送他去新的岗位的意思。此外，唐朝官员多诗人骚客，动不动就聚会吟诗，来个流觞大会或者曲江唱和什么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官府有了专门的宴会吃喝款项，官员们可以动用公款来埋单。此后，这笔款项在历朝都得到保留，只是报销的程序不同而已。官员聚会、迎新送旧、招待宾客、法定节假等，官吏们都有正当的理由大吃大喝。此外，地方政府还定期“宴犒”本地驻军将校。在可称读书人天堂的宋朝，宋宁宗时又特许衙门每个月都可以报销一次没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长此以往，后世的官吏越来越大胆，都学会巧立名目吃喝了，比如查检仓库要吃一顿，出郊劝农要吃一顿，商议公文太晚了也安排一次“公筵”。公款吃喝的报销手续很简便，现存的一些单据仅写上出差途经本县的“马中丞”、“孙大夫”等就可以报销，也没有人核实。如果吃喝过于频繁、金额实在巨大，官吏们也会有所“收敛”，不在本衙门报销，而找其他衙门当冤大头。比如清朝道光年间张集馨担任陕西粮道期间，因为他的官职是出了名的肥缺，所以陕西省级长官迎来送往的吃喝都拉他作陪，其实是要让粮道衙门埋单。
吃喝可不是简单的工作餐，更不是粗茶谈饭。张集馨回忆：“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鳟、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应酬的内容也不局限于美酒佳肴，还要歌舞助兴，找漂亮小姐来劝酒。酒足饭饱之后，场面上还有礼物馈赠——这些礼品自然也是公款购买的。比如“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
古代官衙门口或者附近，必定有酒楼、饭庄，有的还是当地的顶级设施。这些都是做衙门生意的，全是靠公款吃喝发展起来的，也可算是“吃衙门饭”的“衙门店”。完颜绍元在《趣说古代官场生态》中考证：“盛唐时代各种酒楼餐馆、饭铺茶肆等餐饮服务业之所以迅速增长，并成为当时一大批商业性城市相继崛起的体貌特征，公费吃喝的推动力量实在不可低估。”
明清时期，公款吃喝风达到高潮。比如明神宗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奉旨回籍办丧事，沿途衙门都公费招待，“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旨往两浙、江准诸地区巡视。鄢御史带着老婆一起出差，还特制了一顶五彩双人轿。一路上，鄢御史都预先发文通知各州县说：本官生性简朴，不喜迎送，各地饮食供给应该朴素简单，不得豪华奢侈。不过省府州县各级官员都知道这些只是官话，没人当真，鄢御史途经每处都“置酒高会，日费千金”，临行还有价值巨万的厚礼相赠。快到浙江淳安县的时候，鄢御史接到知县海瑞的一封信。海瑞在信中说：“下官接到御史大人的公文后，认真领会俭朴办事、去除奢华的精神，准备了粗茶淡饭恭迎大人驾临视察！”鄢御史听说海瑞是个吝啬得只在老母亲大寿的时候才买半斤猪肉的人，知道淳安无油水可捞，主动改道，绕过淳安而去了。这是少有的遏制公款吃喝风的事例，不过像海瑞这样的硬汉毕竟太少。
第二，说说古代的公车使用。
“公车”在古代特指政府的车辆。汉代读书人被朝廷征召后，可以乘坐官府的车辆到长安或洛阳来。人们就根据这个典故，用“公车”来指代有资格乘坐政府车辆的官吏和读书人。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中就用“公车”来代指天下应试的举子。所以，“公车”并非现在的特产，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数量不菲的“政府车辆”一一不论是马车、牛车还是宋代以后的轿子。
西汉景帝时期，朝廷对车辆（当时是马车）使用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商贾不许乘马车，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车辆。除了驾车马匹数量有差外，区分等级的标志主要是轓，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600石以上至1000石的官员可以将左轓漆成红色，2000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轓都漆成红色。因此，“朱轓”或“朱轮”就成了高级官员的代称之一。低级官员不能冒用高规格的车辆，同样，高级官员也不能自降车辆规格。一次，汉宣帝主祀汉惠帝，当天大雨，道路泥淖，韦玄成等几个前来陪祀的列侯弃车骑马来到惠帝庙前，遭到有关部门弹劾。韦玄成等人竟然因“车辆降格”而被削去侯爵。韦玄成懊悔莫及，临终前还告诫子孙切莫在车辆这种小事上酿成大错。汉代豫州刺史鲍宜按规定要乘四匹马驾驶的车辆，并且配备覆缯车盖等装饰。但他在巡视辖区时，只坐由一匹马驾驶的车辆，并且撤去了车盖仪从，结果因“违制”被免职。
宋室南渡后，由于南方少马，以及临安城（今杭州）道路多用砖石铺地不便骑马等缘故，轿子开始普及，逐渐代替了马车、驴车，成为公车的主要形式。轿子的规格主要体现在轿夫的数量和轿子的颜色、顶部装饰上。明初的规定是三品以上文官准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三品以下官员只准骑马；勋戚、武官不管老少都不得乘轿：违制乘轿、擅用八抬大轿者，严厉惩处。但是似乎一项事物只要和官场等级联系起来，中国人就趋之若鹜，总想享受更高的品级。到了晚明，连县丞、主簿和幕属小吏都“无一骑马者”，纷纷坐上了装饰华丽的大轿子。至于高官显贵坐八拾大轿，更是社会上见怪不怪的景象了。
清朝对公车的规定如下：第一，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许坐轿，满族人只有同时符合“一品”、“文官”和“年老疾病不能乘马”三个条件，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第二，汉族文官可以乘轿，三品以上京官可乘四拾大轿，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可乘二抬轿子，出京可乘四抬；第三，地方官员中督抚可乘八抬大轿，主簿以上可以乘坐四抬轿子，典史及以下只能乘马；第四，钦差大臣巡视地方，原来级别三品以上的可乘八抬大轿，四品以下的只能乘坐四抬轿子。很快，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被突破。到乾隆时，连满人军官乘轿都成了普遍现象。比如乾隆的亲信福康安是统兵的大将军，连打仗督阵都坐着轿子，还用了轿夫36名，交替抬轿。
在轿子装饰和仪仗方面，请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坐绿呢大轿，仪从有杏黄伞一把，饰以圆金的青扇两把，旗枪六根，金黄棍两根等；四品以下官员坐蓝呢大轿，道府级别可用杏黄伞一把、青扇一把及“回避”牌、“肃静”牌各两面等；州县正官和府佐贰官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到州县佐贰这一级，只有蓝伞一把、铜棍两根，教谕、训导等学官则连铜棍都不许有。但是到了清代后期，这些制度无不成为一纸空文。地方上的七品知县出行，前有差役鸣锣开道，紧接着就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用的红伞，官轿前后各有顶马、跟马，左右两边持棍的，打扇的，掮官衔牌和“回避”、“肃静”牌的，把轿杠的衙役，足足有数十人之多，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根据规定，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
朝廷对违规使用轿子的情况也下诏训斥。但只有三令五申，没有动真格的动作，丝毫遏制不住官吏们对“公车”的追逐。不用说，车辆、轿子和前后簇拥的人基本上都要官府埋单。
第三，说说古代衙门的福利分房。
古代京官的住房要自己解决。因为首都人多地少，朝廷无力解决数以万计的在京官吏们的住房问题，最多就给他们提供办公宿舍，聊解一时之需。不过地方官的住房都是由政府解决的，地方官工作和生活都在衙门里。以县衙门来论，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人都免费住在衙门里，类似于现在的机关大院。衙门里房间众多，足够官员们将三妻六妾都安顿下来。此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除地方官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方便工作。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封疆大吏临阵脱逃，也为了杜绝走后门现象，规定总督、巡抚衙门不许有后门，就是想把地方高官及其家眷限制在衙门内。所以辛亥革命时，那些畏难脱逃的总督巡抚们就只好临时凿穿后墙逃亡了。
与现代的福利分房不同的是，古代官员对内衙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且任满或者罢官就要卷铺盖走人。地方官的住宅一般用围墙或门廊和办公区域划出界线，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清代的“家人”》一文祥细介绍了清代地方衙门的布局，现辑录如下：
（地方衙门）有“内署”和“外署”之分。“外署”指“大堂”及厢房。“大堂”为地方官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两边厢房是六房书吏和三班差役办公的地方。“内署”指“二堂”、“花厅”、“签押房”及两边厢房。“二堂”是地方县官处理普通事件的地方。通常所谓“升堂”，指地方官在“大堂”和“二堂”理事。具体在“大堂”或者在“二堂”，要视事件之性质而定。通常，地方官升堂理事在“二堂”。“大堂”则非重大或关紧要之事不升。与此相应，地方官升二堂与升大堂在体制上也有所区别。升二堂一般穿戴公服，使唤之吏役一般也限于值堂书吏和经承差役，与事件无关之吏役不与；升大堂则州县官必须穿戴朝服，六房三班吏役都要齐集排衙。“花厅”是州县官接待宾客和商议政事的场所，具体地点一般在二堂之侧，但也有在内宅者。“签押房”是印官日常办公的处所，地点在二堂之侧。两边厢房或者书房是幕友的居所，也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在“内署”和“外署”之间，有一门相通，是为“宅门”。这就是“门上”看管的所在。此门之内，包括二堂、签押房及厢房和官员家眷、官亲、家人等居住之内宅，通称“宅内”。这就是官员、官亲、幕友、家人日常活动的地方。外署之吏役，没有使唤之令，不得入内。
第四，说说古代衙门的免费官服。
古人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官服。读书人中进士后，就有一道礼节叫做“释褐”，主要内容就是脱去百姓衣服，穿上朝廷颁发的官服。随着官位变迁，官服折旧，古代官员还可以领取新的服装。这固然可以为官员们节约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官服是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的，很多人穿着就不合身了。
官服并不是为了生活和工作设计的，而是为了体现尊卑贵贱和礼法制度，所以有许多不实用的设计，一般还有好几件衣服或者饰品相配合。古代官员将全套行头的官服穿在身上是很受罪的，但凡是可以不穿官服的场合，或者相互认识的同僚之间，能不穿官服就不穿官服。同时，他们都雇有跟班挟个包裹，方便自己在官服和便装之间更换。
明清时期，官服的核心内容是用来体现品级高低的补子，也就是缝在服装前后正中的两块绣图。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文官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孔雀、云雁、鹭鸶、鹌鹑、练雀等区分一至九品，武官补子均绣走兽，以麒麟、狮子、豹、虎、熊、彪、犀牛、海马等区分一至九品。御史及六科给事中等监察官则绣獬豸。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登基、万寿等，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都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朝规定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朝规定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不入流五鳞五爪，均不构颜色。所以清朝庆典时，官员们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这段时期又被称为“花衣期”。在花衣期，官场忌讳说死谈故，凡涉及遗疏、请恤等内容的奏折都不得在这几天递送。
补子是非常严肃的饰品，不能出现一点差错。乾隆时，副都统金简代理户部侍郎。他的本职是武官，官服上缝的是狮子补子，现在兼署文职，就想弄个飞禽补子。金简不敢开口向乾隆皇帝要，就在补子的狮子尾巴上私自绣了一只小锦鸡。金简本想过过“文武兼备”的瘾，不想被乾隆看到后，专门降旨痛骂。清朝对官服的制作有所放松，给官员们发官用衣料，允许他们按规定的样式和尺寸自己制作，但表示品级的饰物，尤其是补子，必须是国家垄断制作并发放的。
最后，古代官吏还享受公费医疗。
古代各级衙门都有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有太医院，州府一级有医学院，县里有专门的医官。各级医疗机构既是医药行政机构，又是医学教育机构，还是公开营业的医院。太医院的业务水平自然是最高，还承担为地方培养医生的职责。州府医院及以上的医生一般都是太医院毕业的学生。
虽然各级医疗机构都对外营业，但他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照顾平级官吏及其家眷、官学师生身上了。也就是说，他们承担了体制内人物的卫生保健重担。比如县级医官要负责县官和差役们的身体保键；太医院的太医们除了照顾宫廷人物的身体外，还要为京城官员、朝廷命妇等人出诊。比如《红楼梦》里贾府的太太、老爷们生病，就是太医前来医治的。自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医官们还常常往官员家庭送养生保健药品，或者根据达官显贵的需要展开会诊、研制新药。医疗可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要官员们有偿就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过话说回来，各级医疗机构是同级官府全额财政支持的，官府本来就承担了所有的开支，本就不应该再付费。
对于官员，医官们都尽心竭力。因为他们的存在，必须依附同级的政府权力。医学机构的发展，需要同级政府的扶持。而讨好官员能为医官们带来切实的好处。比如官员对有恩于己的医官或者看好的医官，可以荐举他们升官，或者给他们的家人实惠。又比如对于解决顽疾宿疾的医官，官员们也会不吝金钱，多少会有所表示。（对于不在体制内的百姓，医官们收费不菲，且服务态度差。）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古代官吏可以享受公费医疗，但他们真遇到大病，还是倾向于找社会上的私人医生。原来，官办各级医疗机构本质上也是衙门（太医们都是有品级的），机构本身弊端百出，管理混乱，官员们业务不精，当起官来一套套的，治起病来茫然无措。医生和学生们损公肥私，内部常常发生盗窃和假药充斥等情况。官办医疗机构的药材采购和使用就是一个黑洞，比如将官家的药材偷卖给私人医生牟利，又比如“以台附易川附，樟脑易片脑”等等，甚至用萝卜冒充人参。因为医疗机构也是体制内的正式机构，总有人热衷跻身其中，明清就发生过买卖医疗机构编制的事件。各级医疗机构的弊端和丑闻，同级官吏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等他们真有大病的时候，哪里还敢找那些庸医、恶医啊？
以上五种古代衙门的公款消费，都与官吏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读者将他们看作是古代官场福利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但它们对官吏们来说，是好处也是坏处，是自由也是限制，就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了。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租界里某处挂起了浙江劝捐局的牌子。主事人是前任浙江按察使段光清。之前，太平军攻破杭州，段光清以“潜逃”罪名被革职。鉴于段光清历任宁波知府、宁绍道台，在浙江人脉广阔，新任浙江巡抚便委任他开办劝捐局，筹集军费。因为宁波人在上海经商者众多，段光清就把劝捐局开到了上海，“即在夷场租房子一处，贴劝捐条子”。结果，租界殖民当局马上出面干涉，要查封段光清的机关。段光清可能觉得很委屈：为什么不让我在租界向中国人筹款？洋人的理由也非常充分：租界已经是外国人的领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衙门怎么可以设在里面呢？
洋人搞不清楚的是：浙江劝捐局是什么机关？在洋人看来，它执行的是政府职能（为浙江省筹集军费），主事人也是官员（前按察使段光清），所以是个官方机关。但是在清朝官场看来，劝捐局则不是一个正式衙门。它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编制，连官印都没有，所以在租界里开劝捐局也未尝不可。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衙门：在体制之内，又在编制之外。
体制的概念范畴大过编制。体制包括硬性的政治组织、政府机构，也包括软性的规章制度、政治文化等。而编制是后生的、官僚政治的产物。一个政体成立后，会分门别类设置组织机构，招募定额的官吏差役等。这些有明确法律依据的组织机构和衙门中人，就算是有编制的，反之则算在编制之外。有编制的好处是除了有一只固定的铁钣碗外，还可获得各种固定的收益，而编制之外的衙门和官人往往要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古代人挤入体制内，却不一定能获得正式的编制，谋得正式的职位，拿到一份稳定的俸禄。于是，历史上就存在许多体制内的编制外的官人和衙门。上一节我们谈及的地方长官自聘的庞杂的随从队伍，就是这类人。此外，庞大的候补官员队伍，也是在体制内有官员身份却没有正式编制的人群。
唐朝时期，没有通过吏部选官考试、没有担任实职的新科进士就算是候补官员。清朝后期，捐纳广开，买官者众多。一般人家只要能承担得起买官费用，都舍得为子弟买个官职，进入体制内部。社会上“官多如鲫”，出现了惊人的冗官冗员现象。清末官员编制在4万人左右，候补官员队伍竟是正式编制的6倍多，候补队伍越来越庞大。光绪初年，全国仅捐纳一途，“统计候补人员自道府以至佐贰，大省辄二三千员，即云、贵边省亦有千余员”。其中苏南一带经济发达，买官的人多，而且购买的级别很高，《官场现形记》中说：“江南本来有个口号，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台多。”南京城里拥挤着成百上千的候补道台，都能填补全国的道台空缺了。
僧多粥少，如何安置正途官员和买来的官员，成了中央和各省头疼的问题。最主要的办法就是不管是正途的还是旁门左道的官员，都要“候补”，有了实缺后，再按照资历先后上任。候补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法定编制有限，各省督抚忙于应付，想方设法“造”出岗位来。清末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缩短官员任期，原来是四年的任期现在缩短为两年甚至一年，原来是实缺实授的，现在改为轮流代理：一种是委派各种临时差使，增设厘金局、巡防局、禁烟局等临时机构。沿海开办的许多洋务企业中，各省总会委任十数员总办、督办、会办等管理人员，这些人不是候补知县、候补知府，就是候补道台，甚至还有候补布政使、候补九卿等。即便如此，各省也不能保证每个人在有生之年都能当上官。许多候补官十几年得不到一次差委，几十年不能署一缺仍是极多。某年元旦，开封文武百官去参拜巡抚。巡抚出了一个对子：“此邦旧有一对联，出句为‘开封府开印大吉，封印大吉039039。今为对之曰‘黄泌厅黄水安澜，泌水安澜039039。诸公以为何如？”下属们都说对得巧，意思又吉祥。在座的一个候补知县喃喃自语，似有所诵。巡抚问他：“足下也有佳对吗？”候补知县回答：“卑职刚好也得一对，只是不敢说！”巡抚一再问他，他才说：“候补县候缺无期，补缺无期。”
后来，候补的顺序也被开发为商品，可以买卖。获得当官资格后，买官者还要花钱将自己候补的顺序往前挪，不然就得长年累月苦等着。
为官地点后来也被开发为商品，可以买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户部奏准的捐项中就有“捐分发指省”一项。据朱批奏折记载，候补知州罗荣衮再捐银一万余两，得到道台资格的同时获得了“四川补用”的资格。这可苦了那些家境并不殷实的买官者和那些凭真才实学科举得官的读书人，造成了庞大的候补官员队伍的悲剧。一般的小康人家或者经济中等偏下人家，为了子弟生计常常倾家荡产捐纳，可他们那点钱只能换来低品级的小官或者佐贰杂职。荡尽家产后，全家人都寄希望于靠当官的收益生活，不想分配到各省后就被塞进漫长的候补队伍，开始无望地等待。在此期间没有俸禄，没有收入，只有支出。时间一久，许多候补官员衣食无着，处境悲惨。
《官场现形记》曾记载了盘踞在湖北武昌的一大群候补官员的丑态和困境：“大众一听首府（武昌知府）有什么差使，于是一齐攒聚过来，足足有二三十个，竟把随凤占围在垓心。好在一班都是佐杂太爷，人到穷了志气就没有了，什么怪相都做得出。其时正在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已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是尖头上长了一对跟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039039，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得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揩抹。”
能天天穿戴整齐到衙门等待差使降临的候补官员们还算是好的，更有一些候补者典当衣物，无处举借，带着妻子儿女啼饥号寒，坐以待毙。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载，某候补知县分配到省20年，没有任何差委，最终冻饿而死。临终时，身上衣衫滥楼，床上破席一张，地上稻草中躺着奄奄一息的老仆人。该省布政使知道后，动了侧隐之心，给了30串钱殡殓，又以10串钱救济其仆人。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报朝廷，一个旗人候补知县到四川10年得不到差委，饥寒交追，吞食鸦片自尽。
有人敏锐地发现了候补官员身上的价值，从中看到了参与分肥的可能。于是，面向候补官员的贷款应运而生，这就是上文说的赌子们。另一方面，各省年终对长期得不到职务、生活困难的候补官员进行数济，各省布政使也出面筹资救济。候补官员被分为极贫、次贫两个等级，极贫的官员得到的救济银较多，谋取不易。结果，候补官员之间为了谋得救济，走后门、使手腕、请托成风。如果有人被评为极贫，同辈都纷纷祝贺：“恭喜老兄，今年又得极贫。”
应该说，不论是长官的随从也好，还是候补官员也好，都是专制体制下的皇帝和长官们捣鼓出来的，不是为了控制衙门，就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长官意志在其中的作用很强烈，体制内部没有编制的衙门，则更是长官意志的杰作了。
任何一个政体都有完备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以便完成方方面面的工作。可皇帝（或者长官）为了大权独揽，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志，都倾向于成立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产生初期就处于体制之内、编制之外的窘境。比如汉代，中央朝政由三公九卿处理，但皇帝更喜欢在内廷招揽品级低下的官员来处理公文档案事务，称之为“尚书”。尚书们实际执行中枢政务，却没有编制，直到唐朝的时候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务长官，算是转正了。到了明朝，皇帝又嫌各位尚书碍手碍脚，钳制皇权，干脆又招了一批品级低微的文官组成内阁，名为顾问机构，实际上代替皇帝批阅文书、草拟诏书等。内阁运气不错，很快就转正为正式机构了。不过到雍正时，皇帝又嫌内阁还是有独立意识，又招揽一批低级官员组成军机处，借口处理军务，组成了完全听命于自己、跪听圣意的秘书班子。很快，军机处转为正式机构，成了政务中枢机构。尚书、内阁、军机处都有一个从编制外闯入编制内的过程，体现的都是皇帝的意志。
此外，政府机构的设置总是赶不上现实的变化。为了应付那些新出现的政务，体制本身不得不产生一些临时机关。这些机关的人员自然没有正式编制。比如，历代政权常根据需要增设编外的图书编纂和出版机构。这在宋代比较严重，皇帝常成立各种编辑部，编撰文献。这类编辑机关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清代的“四库全书馆”。清代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有总裁、编撰等多人，大名人和珅、纪晓岚等人都名列其中。
地方政府为了修志，也常组织编写机构。又比如，两汉时期设有铁官、盐官、工官等，负责铁、盐和工艺品等的生产储运，机构不定、人员不定，隶属关系也不定；明代为了采购物资，常常任用太监出去设置各种“采购处”，这就完全是宫廷的敛财机构了。
清朝中期后，国家内忧外患，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临时机构不断涌现，发展到叠床架屋的程度。当时增设的编外机关大多称局或处，比如团练局（编练民团的）、厘金局（征收过境商税的）、善后局、支应局、洋务局等等。这些机关由正式长官“委员”办理，负责人一般称总办，此外还有会办、帮办等。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朝传统的军事力量八旗兵和绿营兵不堪一击，咸丰皇帝通令各地在籍官员和士绅编练民团御敌。当时以从二品侍郎身份在湖南丁忧的曾国藩就在湘潭创办团练局，编练湘军。不过他的湘军虽然后来发展强大，却始终没有“转正”成为朝廷正规军。这些编外机关的级别，一般由负责人的品级决定。比如曾国藩的团练局就是从二品的，与其他机关交往可以按照这个级别行文。不过，清末多数编外机关的级别没有这么高。省里创办的编外机关一般由正四品的道台（也就是司局级官员）任负责人，少数由布政使、按察使等副省级官员负责；府里创办的编外机关一般由六七品的候补同知、通判、知县等负责。
最后一类编外机关的设置，纯粹出于皇帝、上司安插私人的需要，或者干脆就因人设事。比如长官刻意要栽培某个亲信，但是正式的编制已经满了，撤下哪个人都不合适，最现实的方法就是另设立一个下属机关，任命亲信为负责人。这个机关的成效并不重要，等到亲信的资历够了，或者正式编制有空缺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提拔任用了。举个例子，北宋时期冗官现象严重，机构庞杂，很多官员无法安插。宋徽宗时期，蔡京等人想出了一个方法，借口要“精简机构”，向宋徽宗建议成立了一个“机构精简办公室”。结果，蔡京将一时无法安排的亲戚亲信都塞进了这个编外机构坐享俸禄。直到宋徽宗禅位，宋朝的机构没有精简掉一个，相反还多了一个煞有介事的“精简办”。
这些体制内、编制外的官吏和衙门什么时候能获得正式的编制，要看官吏们的能力和机遇，更要看皇帝和上司的心思了。毕竟中国古代体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专制政体，“编制内外”的把戏是权力强者捣鼓出来的，自然也要他们解决了。
编制内外的存在，人为地将社会割裂，将人们分为利益不同、带有对立性的两派，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动摇社会的稳定。而人员和机构被划分为编制内外的弊端更是显而易见，不仅造成政治体制冗杂无序，严重影响效率，而且破坏公平、公正原则，败坏政治。如果一个体制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是不会出现编制内外问题的。适应性越强的体制，编外人员和衙门越少的体制，才是越好的体制。
以青楼女子为代称的妓女历史悠久，可能比国家和政权的产生还要早。早期的妓女和后世专营皮肉生意的妓女不同。前者比后者的种类要多得多，也要高级得多。
妓女分官妓、营妓（军妓）、家妓和私妓四种。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设立“女闾”，开了官营妓女行业的先河；西汉武帝时期，军营中设有营妓，专门服务那些没有家室的将士。家妓是王公贵族家中蓄养的女子，不仅面容姣好，还能歌善舞，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她们能满足主人和宾客在情感、生活、交际各方面的需要，能和文人诗文唱和。官妓和营妓的文化素质也不赖。她们一般不提供肉体服务，只会在两情相悦时和个别情深意切的宾客发生性关系。而早期的私妓素质较低，做不了官妓、营妓，更入不了王公贵族们的法眼，因此只能个体经营。但即便是私妓，也“卖艺不卖身”居多，很少有专营皮肉生意的私妓。
了解了早期妓女的特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早期妓女和官吏关系密切。官府中人，包括许多文豪级的官员，沉醉在青楼红粉之中。社会不会对此非议，官吏们不会因为与妓女有染而影响仕途。官吏们文化素质较高，喜欢和开放、聪明的青楼女子交际唱和；官吏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需要到青楼女子那里寻找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愉悦。唐之前的中国社会氛围宽松，官吏与妓女的交往无可厚非。早期宫吏的青楼事迹往往流传为民间佳话。
曹操在顿丘令的任上认识了营妓卞氏。他和卞氏生下了四个儿子（包括曹不、曹植两大名人），还逐渐以卞氏为正妻。社会并没有因此指责曹操。曹丕称帝后，卡氏还升格为了皇太后。魏晋南北朝时，世族豪门蓄养家妓成风。谢安狎妓游东山，引来官吏和文坛的一片羡慕之声，成了千古佳话。谢安的声望由此水涨船高，无形中增加了政治资本。
大唐盛世，市井繁华，文化昌盛。官吏和青楼妓女往来唱和也达到了顶峰，几乎有无妓不成席、无妓不欢宴的局面。许多大文豪、大官僚留下了和妓女的往来诗文，《全唐诗》还收有妓女的作品。比如白居易就养了不少美妓，到晚年他还流连在家妓小蛮、樱桃等人身上。这并未影响白居易的仕途。白居易曾在杭州、苏州等花柳繁华地当太守，他公开携带十几个妓女游览西湖、虎丘等热门景区，并写诗纪游。如此高调，白居易的政敌们并没有把它当作攻击的把柄，可见狎妓游览在唐代根本就不是件事儿。元稹和白居易齐名，文坛称他们为“元白”。元白二人都喜欢和青楼女子交游，还交换过妓女。元稹后来更是官至丞相。
唐代官吏和妓女的交游还有制度化的趋势。官吏和妓女成亲也为社会接受。比如新科进士们就有游冶长安“红灯区”的传统。“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开元天宝遗事》）新科进士们会推选两名年少俊秀者为“探花使”，“一日看遍长安花”。有人说“探花使”的任务是去城中各名园、花画采摘鲜花；也有人说所谓的“探花”还包括去平康坊打前站，做好联络工作。
传奇《李娃传》讲了一个故事：山东世族子弟郑生在长安遇到名妓李娃，为她耗尽资产，沦落街头为他人做挽郎。其父大怒，将郑生痛打了一顿后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李娃后来遇到郑生，收留了他，还自己赎身后协助郑生攻读考试。郑生经过三年苦读，终于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出任成都府参军。其父恰好担任成都尹，见了郑生不仅重新认他为子，还主持迎娶李娃为儿媳妇。一个妓女就这么嫁人了山东世族豪门。
《太平御览》记载唐代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考中进士后到太原旅游，与一名太原妓女两情相悦，订下婚约。欧阳詹后来返回长安当官，该名妓女留在太原，因病而逝，给欧阳詹留下一缕头发和遗诗。欧阳詹不久派人来迎娶夫人，知道消息后悲痛过度而死。后人将之视为爱情佳话。
在这种背景下，官吏们，尤其是年轻官员在勾栏瓦肆中流连忘返。唐文宗年间，杜牧在扬州淮南节度使幕中任掌书记。扬州是淮左名都，自古繁华。杜牧是贵公子出身，喜好声色冶游，晚上常流连在青楼之中。三年后，杜牧将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节度使牛僧孺饯行时对他说：“你前程远大，但做的一些事情不拘小节，很不好，甚至有伤身体。”杜牧见领导批评自己的私生活，以为牛僧孺不喜欢下属逛青楼。杜牧一来不好意思，二来担心此事影响升迁，便矢口否认自己夜游青楼。牛僧孺笑了笑，命人搬出一个小匣，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密报，上写“某夜杜书记宴某家，无恙”或“夜，杜书记过某家，无恙”。原来，牛僧孺并非厌恶下属逛青楼，而是担心杜牧这样的温柔公子年纪轻轻，夜游时发生什么意外。所以他之前派士兵暗中保护杜牧，如今又提醒杜牧注意安全、爱护身体。很多年后，年老的杜牧反省这段扬州岁月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宋代的扬州，情形就不同了。王安石任淮南签判的时候，工作地点也是在扬州。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上班的时候熬夜，加上来不及盥洗，显得蓬头垢面，精神状态不佳。顶头上司、扬州知州韩琦以为王安石夜间沉溺于花间柳巷，很不快，多次批评王安石，王安石也不辩解。两人关系终至恶化。
官吏和青楼的关系在唐代达到宽容和活跃的巅峰，到了宋代，两者的关系就开始收紧。虽然宋代青楼业依然发达，官府也没有对官吏出入青楼有禁令，但社会对此开始有微词了。比如王安石就因为被上司误以为夜逛青楼而仕途受到影响。
北宋的情形还好一些。社会刚从盛唐的宽容中走出来，狎妓助兴和调解的余风尚在。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每当有新太守上任，杭州营妓都出境迎接，离任之后与太守相好的营妓还与离任太守鱼雁往来，时人并不为怪。苏东坡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曾派遣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太守，并作《菩萨蛮》一首，其中的序就写道：“杭妓往苏，迎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想象一下，一群杭州妓女“公派出差”去苏州找两位高级官员（杨元素、王规甫）“联络业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著名文人柳永则以艳词闻名，其词多描写青楼和妓女的生活。柳词传唱很广，据说有井水处便有柳词。若在唐代，这有助于柳永的声誉和仕途。但在北宋，情况就不同了。柳永参加科举都已经进入“拟录取”名单了，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看到柳永的名字，想起了他的艳词，觉得柳永不适合当官。他就划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道：“且去浅斟低吟，何要浮名？”后来，又有官员直接向仁宗推荐柳永，认为他才堪大用，还拿着柳永填的《醉蓬莱》一词呈给宋仁宗看。谁知宋仁宗看后，气愤地将词稿扔在地上。最终柳永因为与青楼女子交往密切，而被排斥在官场之外。
从柳永和王安石的例子可见，青楼交游已经成了上级评价一名官吏进退的标准之一了，官吏们不得不忌讳于此，官吏和妓女结婚的事情，骤然绝迹。比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贬官长沙，此地有一名妓女平生酷爱秦观的词，对秦观爱慕情深，愿意无条件嫁给秦观。秦观硬是不敢娶，只是赠词相别而已。后来秦观死在藤州，该名长沙妓女知道后为他殉情，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
如果说北宋官吏和青楼女子的关系还在冷暖、明暗之间徘徊，那么到了南宋以后，官吏和青楼之间逐渐泾渭分明，渐行渐远——起码在制度上如此。政府开始限制官员狎妓，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这类活动；双方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都要受到各种处分。比如浙江台州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美名远播。当时法律规定妓女可以陪官员伺宴，只是不能同床伺寝，所以官员狎妓之风仍然存在。台州知府唐仲友就经常在宴会中找严蕊作陪。唐仲友的政敌朱熹出任浙东常平使后，就上书弹劾他，其中一条罪名便是唐仲友和严蕊有“不正当关系”。
为什么南宋成了中国古代官吏和青楼女子关系的分水岭了呢？
之前双方关系亲密，那是因为社会风气宽容；之后双方渐行渐远，是因为南宋之后理学兴起，社会宽容度缩紧。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重男女之防。理学成为显学和入仕敲门砖，读书人个个是“谦谦君子”，争相证明自己“坐怀不乱”，以“卫道土”自居。青楼成了读书人和官吏们批判的对象。有志仕途者避犹不及。朝野将官员交游青楼看作是官品败坏的表现之一，与仕途升迁调转相挂钩，官员哪敢再公开狎妓游玩？
客观上，官员和妓女双方的素质也在降低。原先的你唱我和、诗文品评的风气大减，发生皮肉关系的比例大增。越是文化修养高、精神世界丰富的男子，同女子交往过程中就越少有肉欲的成分，更看重友谊和感情的交流。所渭“真好色者必不淫，真爱色者必不滥”。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在南宋以后的官场越来越少。而像李娃、严蕊那样才艺突出、自尊自爱的妓女也越来越少。结果导致官吏和妓女的不正当关系影响到了社会和官场的风气，政府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
到了明朝，限制趋于严格。《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明朝的杖责是很厉害的，用大木棍杖责六十下会要了一般体质的官员的性命。即便宿娼官员躲过了杖责，也会被罢官免职，将来永不续用，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绝缘。注意：这条法律的对象除了官员，还包括了中间人（媒合人）和“官员子孙”，打击面很广。除了法律上的惩罚，犯事官吏还有道德惩罚。士大夫一旦被发现交游、留宿青楼，会被社会不齿，终身不容于士林。
明代家妓就此正式终结，官妓还存在。不过，明朝官妓面向市场，向老百姓提供服务，目的是为官府增加财政收入。到了清初，官妓制度被正式废除，社会上只剩下私妓了。
清朝政府对官员交游青楼女子做了更严厉的限制。《大清律例》“官吏宿娼”条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狎妓饮酒亦坐此律）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刑罚沿袭了明朝的规定，还把“狎妓饮酒”也算上了。官吏及其子孙和青楼女子吃个饭、聊个天，也算是犯法。北京城里的巡城御史就负责查官员狎妓逛青楼，一旦查到就要严厉处罚。此例延续到民国，“逛青楼”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是官员的一个“硬伤”，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民国初年，财政部佥事刘文嘉和妓女小翠喜两情相悦，订下婚约。鸨母一意作梗，至检察厅控告刘文嘉霸占女儿。财政总长知道后，以为“不成事体”，呈明总统将刘文嘉罢免。（《民国趣史》）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官员们有正常的身心放松、精神调节和友情交流的需要，找谁解决呢？在清朝，狎妓是严禁的，但“狎优”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于是乎，优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他们大多为年少者，多在20岁以下，也称为娈童、优童、歌童等。因为优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故称像姑，俗称兔子。例如乾隆朝封疆大吏毕沅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到清代官吏可以狎像姑而不可狎妓的情况：“这京城里面，逛像姑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极严，也极易闹事，都老爷查的也最紧。……犯了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职。”优伶中有些是卖身的，近似男妓。
第二，为什么朝廷严禁官员狎妓，而各地青楼依然兴旺发达呢？
不可否认，官员暗中逛青楼依然成风。他们是清代青楼业的消费主力，尤其是清朝后期禁令松弛，官员狎妓之风重新兴起。北京城中妓馆门庭若市，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官场。清末名妓赛金花回忆：“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着这样来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们府里。这一来，我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庄王府、庆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其中的原因，还是中国古代政治存在明暗两套做法、两个系统。白纸黑字的禁令总敌不过私底下的通融、操作和人情。相反禁令越严，暗中的反弹就可能越厉害。有人作诗谈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习于声色，其中说到官员狎妓：“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一些官吏还纳妓作妾。
慈禧末期，端方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途经上海，遇到名妓林黛玉，极为喜爱。端方欲纳林黛玉为妾，因为周边的人死死劝说，端方也为个人前途考虑，最终忍痛割爱。庆亲王之子、贝勒载振就大胆得多。他去东北考察东三省建立事宜，路过天津，遇到名妓杨翠喜，也极为喜欢。道员段芝贵为了升官，花巨款将杨翠喜赎身，献给了载振。载振欣然“笑纳”。不久东三省城里，段芝贵被任命为“署理”黑龙江巡抚。政敌抓住这桩“桃色交易”不放，攻击载振纳妓，要扳倒他，演变成了一桩轰轰烈烈的大新闻。可见，只要没人管，狎妓交游并非大事；一旦有人要借机做文章，任何官员和青楼之间的小事都是大事，能掀起政坛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