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年间，隐居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收到好友江西观察使韦丹寄来的一首诗《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在诗中，韦丹表示自己厌烦政务，打算辞职和灵澈上人一起隐居庐山五老峰。灵澈上人经常和韦丹吟咏唱和，很了解他的个性。他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给韦丹：“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的归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他的江西观察使一直做到58岁死在任上为止。其间，韦丹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
韦丹没归隐成功，却使得“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所谓的“休官”，就是现代退休的意思。在唐朝，官员们见面都争相夸耀退休的好处，畅想退休生活，可却看不到有一个人真的辞职退休。是工作需要，是贪恋权位，是制度不允许，还是有别的原因呢？中国古代有没有通畅的退休制度，官员们对待退休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退休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部分，我们就谈谈古代的退休制度，官员们的选择和他们的退休生活。
退休，是一个官员名利观和人品操守的试金石。事属平常，却因人而异，可以折射出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时代背景。
古代官员退休最常用的叫法是“致仕”，也叫做致事、致政、休致。这个叫法的起源可能来自《礼记·曲礼上》的“大夫七十而致事”。东汉的郑玄作注说“致事”就是“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意即古代官吏将负责的政事交还给国君，退位休养。现代的“退休”这个词则是到唐代才出现的，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复志赋序》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
古代官员退休还有一种常用的叫法：“乞骸骨”。官员退休为什么要叫做“乞讨自己的尸骨”呢？因为古代人出仕为官是为帝王效劳，为国家出力。年老体衰后为国家出力、为帝王尽忠已力不从心，不得不退下去。但是退休不是臣僚的权利，官员不能主动退休，而是要由帝王批准，因此古代官吏若想退休，必须再三上疏恳求君主准许，所以形象地叫做“乞骸骨”。
官员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致仕或者乞骸骨呢？
首先，官吏要符合“平安”的条件，业务上不能有问题，政务要交接清楚，不能有贪污亏空和制造冤假错案的嫌疑，不能正受到弹劾、官司缠身，更不能被罢官、革职、流放。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古代许多官员不能做到平安无事，年纪还没有老就在仕途上自甘堕落或者被明枪暗箭击倒了。出了事，自然就不能平安退休了。
其次，退休年龄是多大呢？
按照《礼记》的原始意思，退休年龄就是70岁，两汉将致仕年龄也一般定为70岁。考虑到唐朝以前中国人的寿命不长，官员的平均寿命也就是四五十岁，能活到70岁的人很少（“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70岁退休的要求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形同虚设，一个人当了官基本上可以视作终身为官。唐朝以后，官员的平均寿命大为增长。越往后，中国人的寿命越长，到达退休年龄的官员逐渐增多。致仕这才真正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70岁成了横在官吏头上的一道硬杠杆。到了明朝，退休年龄开始降低。明太祖朱元璋刚登基的时候，也在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政府大小官吏年届70岁，听任他们退休。但是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把退休年龄降低到了60岁。再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又规定部分军官（比如指挥、千户、百户等）年满50岁就允许他们退休。可能是因为军官职业特殊，年过半百的老人不堪军旅劳累，所以朱元璋将中下级军官（他们往往是职业军官）的退休年龄大幅提前，很有道理，客观上也使得明朝部队的军官年轻化了。对文官来说，明清两代的退休年龄基本上确定在60岁。只是到了清朝，军官的退休年龄又有变动，按照级别不同分别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
越是低级军官，退休得越早。这就保持了一线带兵军官的年轻化，催促他们积极追求上进——不然触及年龄杠杆就要退休了。
不过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退休年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尤其是皇帝本人操有朝令夕改的特权。只要皇帝下道旨，退休年龄就可以随意更改。比如朱元璋在划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也规定“有特旨选用者”不受年龄限制。皇帝想让哪个老臣继续当官，哪个老臣就能停留在朝堂上。
同样，皇帝看到哪个大臣不顺眼，或者出于某个政治考量，随时可以让大臣们马上退休。比如洪武四年，朱元璋让开国功臣刘基“归老于乡”。
刘基当时61岁，还没到70岁。同年，不满60岁的功臣李善长也退休了。
第三，官员有特殊原因可以提前退休。
“特殊原因”首推病退。官吏身患重病，不能正常工作了，只能病退。比如贞观八年（634年），64岁的尚书右仆射李靖因足疾“乞骸骨”。唐太宗对李靖不恋栈、主动辞职的做法很赞赏（估计是主动退休的官员太少了），非常高兴，不仅立即批准还下诏嘉奖。再比如明朝福建仙游人郑纪进士出身，担任翰林院检讨。供职两年后，郑纪患上了风湿症，腰腿疼痛，步履拘挛，难以正常上朝参拜，连自身生活都出了问题，因此申请“特许致仕”，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他当时才32岁，本是少年得志，正待大展宏图，不想壮志未酬，早早回家养病去了。
“特殊原因”还包括行孝。在儒家话语统治下，各朝都“以孝治天下”，大力宣扬忠臣孝子。因此，有官员以赡养父母为由申请早退，如果情况属实、言辞恳切，朝廷也会批准。上例郑纪早早退休得到特许还有一大原因，就是他的父母都已年过六旬，需要有人服侍。唐玄宗时，大臣拓跋兴宗申请退休去侍亲，写得言辞恳切，可以当作是行孝退休的一个样本。拓跋兴宗的母亲曹氏当时已84岁了，她早年守寡，含辛茹苦抚养独子拓跋兴宗长大成人，如今一人居住，半身不遂，身体羸弱。拓跋兴宗特别担心老母亲随时可能故去，发誓一旦母亲故去自己也不想活了，结果是“忠孝双缺，公私并丧”。申请递交上去后，唐玄宗批准了。
第四，古代官员退休，需要覆行什么样的程序？
基本程序就是官员提出申请，由上级批准。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退休申请都需要由皇帝审理批准。但是官员数目众多，皇帝一个人处理不过来，就折中规定高级官员的退休必须由皇帝亲自批准，以谕旨形式确定，一般官吏的退休由政府统一办理即可。高级官员和一般官员的界限各朝各代都有所不同。唐朝的标准是五品以上官员退休，本人直接上奏，由皇帝批准，六品以下官员的退休由尚书省按规定统-一办理。在清朝，有专折奏事权的官员（部院首长、封疆大吏和部分重要岗位等）想退休，要向皇帝上折子申请，其他官员按照规定统一办理。
高级官员的退休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为了对官员的工作表示认可，同时也为了表示君臣关系融治，皇帝接到高官的退休申请后一般都要用“社稷所倚”、“政务难离”等理由加以挽留，驳回申请。当然，这只是借口而已，整个体制离开谁都可以，哪还在乎一个糟老头子啊！高官们也都有自知之明，赶紧再次递交申请，说自己的确年迈不能胜任，或者以不能阻塞后人进步等为理由坚持要退休。如此反复数次之后，皇帝才正式批准申请。对平安致仕的高官，朝廷都会以优厚的待遇送他们回乡。这些待遇包括：一、皇帝赏赐东西。君臣一别说不定就是永别了，所以皇帝会给退休者留个纪念品，比如贡品、随身器物、御笔字画或者牌匾等，这些东西会无形提高退休者的身份，后者往往当作传家宝供奉起来。二、可以乘坐驿站车马返乡，沿途不需要支付费用。三、沿途官府迎送、宴请，和退休者有关系的官员通常要出面接待，就是没有关系的官员为了拉关系也会热情接待。四、回到家乡后，地方长官要出面接待，嘘寒问暖。高官退休回乡，也算是本乡的荣耀，乡绅们也会出面组织欢迎仪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古代官员退休后的待遇如何？
两汉及之前，官员通常有封爵（比如西汉丞相一般都封侯）、封地或者采邑。这在先秦时期更为普遍。他们退休只是罢免官职，封爵是终身甚至是世袭的，后者带来的收入稳定而丰厚。所以，退休对两汉及之前的官员待遇影响不大。两汉之后，大臣有封地和采邑的越来越少，退休才真正对他们的晚年生活产生实质影响。
举两个例子：南朝没有官员退休待遇的规定，官员退休了就没了俸禄和在位时的待遇。扬州从事史何子平想退休，上司镇军将军顾恺之劝他：你别退休，你没有爵位也没封地，退休了生活怎么办？何子平坚持退休，回家后全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老母和自己，生活清苦，受到了世人好评。同时代的褚玠更困难，他在山阴县令任上洁身自好，除了俸禄不多拿多占，到辞职的时候，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有，只好留在山阴县种菜，自食其力。一个前任县令穷得在本地种菜，令人欷歔。
好在隋唐统一之后，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官员退休后的待遇规定，极大地改善了退休者的生活。如果一个官员没有过分的要求，朝廷的退休待遇基本能保证他们安享晚年了。下面就分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两方面介绍隋唐之后的退休待遇情况：
在经济方面，官员退休后俸禄全部或者部分保存。汉朝规定，年俸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养老。唐代规定，五品官以上退休高官可领取半俸（原俸禄的一半，经皇帝特批可保留全薪），六品以下退休官员则领取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对官员的待遇最厚，有功之臣和高官都给予全俸，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赏赐。元明两朝对官员的待遇比较吝啬。明初曾规定官员退休继续领取原俸，但很快就取消了，规定官员退休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如果有退休官员确实贫困，生活困难，可以由相关部门查实后每月发放米二石，直到逝世为止。
清朝在顺治年间规定，退休官员如果有世袭爵位或者世袭官职的领取原俸，如果没有世袭爵位或者世袭官职的可以领取半俸。但是，自己辞职或者年纪不到60岁提前病退的官员，没有退休俸禄。所以，多数清朝官员退休后都可以领取半俸。至康熙、乾隆年间，为了让官员安心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朝廷开始将退休待遇与政绩挂钩。康熙初年规定，年迈退休的文官要将资历、效力情况说明，以此来决定能否领取半俸。这个规定在乾隆初年扩展到军官身上。乾隆规定，因老因病退休的军官，需要核明曾经出征、临阵、受伤、功牌等情况，如果有，给以全俸；如果没有出征或者御敌，给以半俸。这就等于有了一个“退休审查”的制度，对官员在任时的作为有所激励。
在政治方面，退休官员没有了正式官职和实权，但可获得一些政治待遇作为补偿，包括加官一级、顾问朝政、恩荫子孙等。从两宋时代开始，官员致仕时都晋升一级，只不过新的官职都是清散职位，不掌握实权。官员可以顶着一个不错的官职在家养老。明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且任现职满三年并且无大过的官员可升一级致仕。到了明朝中期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清朝基本延续了这一规定。
顾问朝政指的是皇上遇到了什么难事或者天下出了什么棘手的问题，朝廷往往会让退休老臣出来发表意见、当当参谋，或者干脆让他们发挥余热去解决这个问题。
恩荫子孙指的是官员退休的时候，子弟可以“接班”入仕。皇帝感念老臣劳苦功高，特许他们的子弟免试为官。这是特殊情况，还有制度性的规定。比如宋朝对士大夫最优待，中级以上的官员都可以荫庇一个儿子免试入仕，虽然荫庇获得的都是低级官职，但也算是让儿子捧上了只进不退、终身有效的铁饭碗。明朝和请朝时期，有世袭官职的人家，父辈退休后，子弟可以补官，直接当官，类似于现在的“官二代”。不过荫庇入仕的途径在明朝被堵死了，高官退休后儿子不能入仕，代之以“保送”一个儿子免试入国子监读书。清代收紧了恩荫官员的范围，仅限于高级官员和因公殉职的官员子弟，他们可以免试入国子监读书。直接当官的特权，也只颁给少数八旗家族，汉族官僚子弟只能靠自身努力入仕。
从身份上来说，古代官吏退休以后就是平民了（有封爵者例外），但在现实中享有许多普通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退休官员遇官不拜，涉诉时可以不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比如退休官员的住宅装饰、车舆骑乘、衣冠鞋带、丧事坟墓都可以根据品级高低采取相应的排场。如果乡间某座宅院挂起“进士及第”、“待郎致仕”之类的牌子，在职的官场中人一般不敢对它动歪念头，可能还会忌惮三分，说不定还要三天两头上门求见问安——毕竟人虽然下台了，泛权力的网络还在。这些都是官员退休后隐形的政治待遇。
谈了这么多官员退休待遇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官员致仕后的待遇，固然与其原来的品级、政绩有关，关键还取决于皇帝对他的信任恩宠程度。有了皇帝的宠信，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自然不在话下；反之，日子就难过了。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官员退休的例子：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二十二日，71岁的刑部尚书林俊申请致仕。嘉靖皇帝批准了，并以圣旨形式明确了林俊的待遇问题：“特允所请，还加太子太保，写敕（玺书），著驰驿还乡，有司月给食米三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岁时以礼存问。”这里的“加太子太保”是对林俊的加官，是个虚职，让林俊挂着回家养老用的；“驰驿还乡”是批准他可以动用政府驿站资源返回故乡（福建），沿途不需要支付交通食宿费用；明朝是没有退休工资的，但是嘉靖特批林俊每月可领取“食米三石”，算是照顾；另外，林俊常年有地方政府派遣的四个劳力伺候，地方官每年都要“以礼存问”，也算是嘉靖对他的额外恩宠。
最后，官吏退休以后还存在复出的特例，称为“落致仕”。皇帝特旨要求某位退休官员重新当官。比如宋代司马光主政时，奏请让早已致仕的80多岁的四朝元老文彦博出山做官，希望借用文老的资历威望来压住阵脚。又比如国势颓败，事发突然，需要借助某位官员的才能、经验，朝廷也会征召他出山。“落致仕”情况在高级官员身上比较普遍，中低级官员很少有退休后东山再起的。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文坛领袖、一代名相欧阳修的致仕申请得到了批准。他退休时才65岁，还没达到朝廷规定的退休年龄（70岁）。门生苏轼听说恩师致仕后，送来一封信，祝贺欧阳修退休。
有人很不理解：老师提前退休了，有什么好祝贺的？但是放在北宋官场大背景中，欧阳修此举堪称士林表率，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北宋朝廷厚待士大夫，官员们恋栈成风，极少有主动退休的，官场有变为“老人俱乐部”的趋势，而欧阳修此举犹如一把标枪，直刺恋栈弊端。
实际上，虽然唐朝以后每个朝代都有明确的退休制度，有退休待遇的规定，但官员普遍不愿意退休。到点主动退休者少，寻找各种理由赖着不走者多。就如韦丹一样，“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人们都承认退休制度好，宣称自己想追求简单的生活和恬淡的心灵，但“林下生活”终究只是个传说。为什么有人主动退休，有人厚着脸皮承受同僚和后辈指责却不走呢？白纸黑字的制度和苍白残酷的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这其中的差距。
主动退休的官员都是怎么考虑的，他们为什么主动弃权去官而不四处活动谋求留任呢？
唐代文豪白居易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这两大美缺、肥差。他辞职后，以一种欣喜雀跃的心态写了一首《喜罢郡》：
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
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
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
睡到午时观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
从诗中可见，白居易是个不贪恋权位，即便是当了刺史也偷偷出去“游山看花”的人。不当官了，白居易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光阴为己有），不用上班，可以天天睡到自然醒（睡到午时观到夜），怎么能不让他欢喜呢？既然官职在他看来是“泥沙”，仕途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和白居易同属一类人的还有北宋的孙冕。宋真宗年间，年届致仕的苏州知州孙冕在府厅壁上题诗一首：“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他主动提出了退休申请，这在一片恋栈声中尤为难得。宋真宗为嘉奖这个急流勇退的典型，竟然批准其再任。不想，孙冕已经自动归隐九华山去了。后来宋真宗下圣旨到山里召他出山，孙冕也不为所动。他可以看作是真的喜欢“林下生活”，希望晚年亲近自然的典型，所以主动退休了。这样的官员，少。
主动退休的官员中还有一类人。他们虽然也是自动离职的，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的官当不下去了。
我们知道，仕途有夷有险，官运有好有差。运来则加官晋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清朝吏部官员韩春湖写有：“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风波陡起天来大。单听得轿儿前唱道喧哗，可知那心儿里厉乱如麻，到头来空倾轧。霎时间开美缺锦上添花，蓦地里被严参山头落马。”别看那些宰辅们顶戴花翎，顾指气使，顷刻间就可能变为哭丧着脸的囚徒。于是就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部分官员官场失意，仕途进步无望，甚至连现任的品级都可能不保，所以就以退休的名义以退为进，保全既得利益。第二个结果是部分官员对官场险恶和人们的钩心斗角感到心灰意冷，身心俱疲，不愿意再在宦海中搏游拼斗了，所以主动退休。这类似于精疲力竭自动退赛的运动员。或者套用一个时髦的句式：“总有人，总有时候，在喧器中听到寂寞，在繁华中看到荒芜。”
对这一类官员，也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明朝成化年间进士黄仲昭，担任翰林编修。他看到天下大灾，就谏阻明宪宗举办元宵烟火晚会，非但没有劝谏成功，反而遭到皇帝的训斥，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明朝的专业叫法是：廷杖）。之后，黄仲昭被贬官，改任大理寺评事。在大理寺，黄仲昭秉公执法，拒绝迎合上司的意思办案，遭到同僚的猜忌和上司的仇恨。眼看升迁无望、处境危险，黄仲昭干脆托病致仕了。清朝中期的汪志伊，举人出身，从四库馆校对起步，在宦海摸爬滚打数十年，劳心劳力做到了福建巡抚。时论对他毁誉参半，称赞的人夸奖他清廉自守、克己奉公，反对的人批判他矫揉造作、偏执自负。汪志伊人到晚年，感觉心力交瘁，加上考虑自己也没有再“进步”当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希望了，便萌生了退意。恰好新任的闽浙总督和他性情不合，汪志伊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乡养老去了。
唐宋时期，若干“有个性”的新科进士，进入官场没几年就因为不适应官场环境或者处理不了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乞致仕”。比如北宋时成都来了一位京官外放的新科进士，担任录事参军（暂代参军职务，类似现代的挂职锻炼），不愿对成都知府张詠行参拜大礼一一估计是年轻人看不惯上下级之间行大礼，觉得伤害了自尊，又自恃出身清高，看不起地方官场的蝇营狗苟之事。张詠大怒，事事和小年轻作对，威胁他：“除非你致仕，不然就要对我行参拜大礼！”小年轻更不买账了，马上申请退休。
不论是发自内心的也好，迫不得已的也好，上述官员都类似于主动辞职，去追求一种宽松自由的生活。我们知道，古代士大夫追求“贵适志”的人生。就如西晋张翰在洛阳被秋风吹起乡思，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一样，“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上述两类官员都继承了士大夫的这一传统追求，听从内心的声音，远离纷扰的官场。
然而，更多的古代官吏不愿意退休，使用各种手段伎俩要留住官职。他们或者虚报年龄、修改档案，或者攀附权贵、向皇帝邀宠，为的就是和官职再亲密接触几年。从唐朝开始，古代退休制度日渐成熟，奇怪的是官员恋栈日以成风，置制度于不顾。
因为退休程序的第一步是官员自行申请，那些恋栈的官员就死不上奏申请。比如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字写得笔力遒劲、知行知止，但为官却相当不知进退。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担任太子少师的柳公权已经年过八旬了，每次上朝，步行至大殿之下就已经力不能支了，还不愿意退休。他老眼昏花，一次将皇帝尊号“和武光孝皇帝”读成“光武和孝皇帝”，遭到御史弹劾，罚俸一季，遭到朝野的嘲讽。唐末大太监杨复恭可能是史上拒绝退休的最强“钉子户”。皇帝下诏书要他退休，杨复恭拒不接受致仕诏令，还杀害来使，最终导致君臣兵戎相见。
同时代的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不致仕》，来讽刺那些风烛残年还不愿意退休的老官僚们：“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对恋栈不走的前辈嗤之以鼻，等自己年迈的时候却步其后尘，“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白居易感叹：“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这里的“二疏”，是汉朝的典故：汉朝疏广官至太子太傅，侄儿疏受是太子少傅，两人商量好了一起告老还乡，得到皇帝批准。同事、亲友们都赶来饯行，东都门口竟然停了数百辆车，挤得人山人海。上路后，路人都称赞说：“贤哉二大夫！”白居易不想再走“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的老路，年满70岁就主动退休了。
退休之初，白居易高唱：“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自在胜分司。探花尝酒多先到，拜表行香尽不知。炮笋烹鱼饱餐后，拥袍枕臂醉眠时。报君一语君应笑，兼亦无心羡保釐。”（《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寮友》）探花、尝酒、饱餐、醉眠，多好的生活啊！白居易情不自禁地向昔日同僚们写诗“炫耀”。可惜，应者寥寥。
到宋朝，宋仁宗、宋真宗不得不多次下诏，要求年及七十以上文武官员自请致仕。皇帝都“催”老臣退休了，遗憾的是“年及而（自）愿者常少”。宋朝厚待士大夫，导致众多官员恋栈成风，官员队伍老化。名臣包拯特意上奏《论致仕疏》，建议皇上降旨，将文武百官中年及七十者列名成册，由御史台下文监督落实，强迫官员退休。结果年老的官吏们惶恐不安，四处活动，叫苦摆功甚至哭闹，最后宋仁宗无奈，特地下手诏抚慰老臣，否决了包拯的意见，才算稳定了人心。结果，宋朝宿将老臣恋栈特多，“冗官”成为宋朝的一大特色。
比如大臣王嗣宗历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王嗣宗年轻位卑的时候，对宋白、郭贽等年满70岁不退休的老人很不满，屡次奏请宋真宗强迫老臣退休，还对这些老前辈冷嘲热讽，属于要求实行强制退休的激进派。等他自己到了晚年，位置高了，疾病缠身，却也徘徊不去。对自已前后矛盾的言行，王嗣宗自我解嘲说：“仆唯此一事，未能免物议。”朝野对他的行为非常不齿。王嗣宗73岁时，被丞相寇准强制退休回乡。他属于是“被退休”的典型。
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不愿意退休呢？白居易在《不致仕》中概括他们道：“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大抵上，这些官员一是贪恋名利，二是为子孙谋福利。
名也好，利也好，为子孙造福的能力也好，是和一个人的官职直接挂钩的。离开了实际官职，这一切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旦退休了，附着在官职上的衍生权力、实际收益都剥落了。朝廷白纸黑字规定的那些退休待遇，远远比不上那些附着的实际权利。
崔造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想退休，但家人和亲戚都不同意。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急流勇退，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原来热情拜访问安的人都不见了，原来络绎不绝送上门来的财物也都不见了。崔造很快就不适应退休生活了，一两年后变得心理急躁郁闷。他常对子弟感叹：“地方州县的金、铜、器皿、茶叶等东西都送哪里去了啊？”（《幽闲鼓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宋代。宋初名将王彦超曾任右金吾上将军，在70岁时主动退休。朝廷很照顾他，给他加了“太子太师”的名衔，按照金吾上将军的俸禄供养他。王彦超生活也比较节俭，可不过十余年家道还是败落了，家人不得不卖掉一所园林宅第。所以，王彦超的继任者吴虔裕，担任金吾将军30余年，就是不退休。他公然宜称：“我就是老死在大殿台阶下，也不学王彦超70岁退休。”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泛权力的社会，收益和权力一样是泛化的。
如果没有了权力，收益也几乎荡然无存了。人们是理性的，考虑到退休前后千差万别的实际收益变化，难怪官吏们不愿意退休了。所以当唐玄宗登基后，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的时候，李太太闻讯大怒，大骂丈夫：“家产空虚，儿子们都还没当官立业，你退哪门子休啊？”
对于许多官员来说，他是全家人的依靠。他的收益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呢！他不是一个人在坚持，还寄托着数十口人的希望。清朝同治、道光年间，广东南海县有个九品小官、巡检俞凤书。老俞家口多、负担重，就靠他的巡检收益生活。可是，俞凤书实在是太老了，负责南海的治安缉盗也的确力不从心，省里就有心思要逼他退休。同情老俞的南海知县杜凤治亲自去省里为他求情，说不能让老俞退休，不能断了他全家人的生路。既然俞凤书不适合当巡检，杜知县就建议让他“代理”一段时间广州河泊所大使后再退休。河泊所大使负责征收渔税，任务轻，又是肥缺，老俞代理一段时间可以捞一笔灰色收入当养老钱。不想，河泊所大使一职的竞争太激烈了。俞凤书刚代理了几天，就传闻有人要来替代他了。老俞急着去求杜知县，一大把年纪了还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知县也被感动了，又去替他向知府、藩司、巡抚求情，还说动番禺知县一起为俞凤书说话，这才让老俞做满代理期，光荣地“被退休”。
在老谋深算的官僚眼中，退休是一桩可以“操作”获利的“买卖”。选择什么时机退休，以什么方式退休，都大有讲究。比如有些官员年纪轻轻，却因为分配的新职务不合心意，或者被安排了吃力、艰苦的差使不愿意做，或者干脆就由于在任期间财务开支混乱，政事搞得一塌糊涂，需要躲避检查，就找了各种借口申请退休——比如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比如身体有病等等。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再通过各种运作，重新出来工作。这么做在宋朝特别划算，因为宋朝官员退休后还能继续算资历，进行正常的职务晋升。官员畏难而退，过几年后复出，说不定还分配了更好、更高的职务了呢！又比如在宋朝，中级以上官员退休的时候可以荫庇儿子当官。有的官员就为儿子着想，主动退休，使儿子有一个好前程。
为了对付这些自私自利、不为组织着想的官僚，朝廷也想出了许多对策。比如官员退休要“离任审计”，如果发现财务和政事有问题就不准退休或者干脆革职；官员病退，需要有两名同僚证明担保；宋朝对于复出的官员，规定只安排退休前同级别的官职等。明清时期，皇权日趋加强，就容不得官员借退休谋利了。皇帝常召见年老官员，对不堪职责者勒令其休致（勒休）。而且规定勒休者没有退休俸禄，且不能复出。这就是逼年老官员主动退休，可是主动退休也不一定讨好。乾隆时，工部尚书魏廷珍和礼部尚书赵国麟申请病退，结果被乾隆认定是“借故卸责”，不但下圣旨痛骂他们不思为国效力、只求持禄保身，还将前者革职回籍，后者罚在咸安宫效力行走，以观后效。可见，皇帝已经牢牢掌握了官员退休的主动权，官员无法在此问题上与皇帝讨价还价了。
古代官员卸下职务的时候，难免会在心里回顾自己几十年的事业：年少时的宏图大志是否已经实现，自已拯救了多少苍生抑或是否兼济了天下？早年梦想得到的荣耀、享受和爱情，是否都品尝了它们的滋味？那些青春的热望、那些幼稚的猜想，是否还会闪过苍老的脑海？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退休意味着一个人事业的正式终结，他将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从生活保障上来说，古代官员尤其是明清以后的官员，晚景都比较不错。朝廷会有正式的退休待遇，同时他们在任期间积蓄的各种灰色收入也足以保障他们过上一个安逸的晚年。那么古代官员退休以后都做些什么呢？
首先，很多官员醉心宗教，为自己和家族祈福。
人到晚年，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长寿，而且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富贵平安，所以许多退休官员寄希望于超自然的神仙或者是菩萨，礼拜祈祷，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寿命，或者乞求自己来世的富贵，或者盼望子孙能够传承家业、光耀门楣。这也是人之常情。
北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晚年信奉佛教，修行不止；另一个开国大将韩重赟也信奉佛教，晚年还在河南安阳组织民工修建寺院。他们这么做自然是为了“积功德”，以求好的结果。不过，佛教的因果报应来得毕竟太缓慢了，无法惠及今生今世。而退休官员在老迈之年，难免生老病死，于是就有一些退休官僚迷信道教，希望能够在当下就长生不老。比如，宋太祖时的宰相赵普晚年信道，临死前的一天还去道观祈祷；宋真宗年间的节度使张永德晚年倾尽家产，延请道士跟自己一起修炼，希望延年益寿。求仙问道在宋朝比较兴盛，宋朝的徐铉就在诗中写道：“化剑津头寻故老，同亭会上问仙卿。”可见，当时官员退休以后醉心宗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股风气延伸到了明清。顾炎武就认为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是：“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
古代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们能比较好地将儒家学说、外来的佛教思想和本土的道家学说，也就是所谓的“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三者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各有各的地位，并不冲突。苏轼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士大夫们并不局限于信奉哪一家的学问，而是融会贯通，各取所需。哪个年龄阶段、哪个人生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就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多一点。一般来说，古代官员年轻的时候大多精通儒家学问，以此立足、做官；在仕途当中见多识广，逐渐认识到儒家学说并不能解释一切现实，来保持心灵的绝对平衡；到了晚年，他们追求精神的平静和人生的愉悦，就开始侧重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儒释道三家在不同方面和不同时期对士大夫都有帮助。在士大夫的推崇下，尤其是在退休官员的推崇下，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取得了平稳发展一一这一点看看那些散落在名山大川和通衢大道的寺院道观就知道了。
其次，许多退休官员寄情山水，营建私家园林或者游山玩水。
明朝万历年间太仆寺少卿徐泰时因为遭人忌恨，被勒令退休。徐泰时回到家乡苏州阊门外下塘花步里，营建了私家园林，这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留园。同为苏州名园的退思园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曾在安徽做道台的任兰生被弹劾后，回乡归里，在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间修建的。他给园子取名为“退思”，意取《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含义。
明朝福建仙游人郑纪，退休时年仅32岁。郑纪没有苏州士大夫那样的雄厚财力，造不起园林。好在他的家乡福建多山多水、风光秀美，退休以后，郑纪在卧屏山读书22年，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郑纪作《归乐窝记》，对山林生活的描写相当惬意：“每天朗气清，翁冠竹箨（笋皮）冠，服葛巾衣，著芒履（草鞋），曳槁藜杖，游于畻陇间，……行而视，视而立，倦则班茵而坐，客至隔篱而呼，翁顾而笑，笑而起，迎客入窝中。呼童引泉瀹（煮）茗、烹鸡取鱼、摘蔬果，酌酒赋诗、鼓琴弹棋击壶以为乐。酒醉则携手散步于园池之上，度麦陇、穿竹径，转过松林桑坞之下，宾主两忘，景物俱化，不知人世间何乐如之。”郑纪进而感叹说：“虽然天下山川景物之美，何限岂一归乐窝，但世之人多售身于轩冕（官位爵禄），老死而不知归；间有归者，犹营营驰逐不已。虽山川景物日罗于前，皆不知其为可乐。”
第三，一些退休官员有浓厚的爱好或者一技之长，退休后往往发挥余热，搞些业余事业。
古代多数官员文化水平较高，其中不少人喜欢读书、写作。这些人是古代作家队伍的主力军，也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唐宋之后，官员的私人著述几乎都是在退休的时候写成的。比如《归田园居》、《归潜记》等名字，一看就是退休官员写的。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大臣徐阶退休以后就著作颇丰，有《经世堂集》26卷、《少湖文集》10卷，另编有《岳庙集》刊行于世。同样，明朝的徐光启主动退休后在天津购买土地，开始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从事农业科学的实验，他还经常往来于田间地头收集华北地区的农业经验，后来写成了《农政全书》。很多官员退休后变得敢说话，说真话了，抛弃伪装和顾虑，写了不少有关官场见闻和经验教训的书。著名的有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史料价值很高，本书多有引用；此外还有同时代朱克敬的《暝庵杂识》、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以游宦做幕僚为业的“绍兴师爷”群体中的老成退休者，也写了多本类似“师爷必读”的官场教科书。
多数官员退休后“不问政事”，可也有少数官员退休后依然身在江湖、心在朝堂。对朝廷大事，他们没什么影响力了，可是对本地的政事少不了指指点点。著名的海瑞，中间一度“被退休”16年。他保持了一贯的忧国忧民和耿直的性格，虽然退居乡间了，还坚持每天外出考察民情，并且监督地方官员。海瑞十六年如一日，经常对地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地方官员对这些官场老前辈再头疼，也无计可施，反而要好言好语相待。
这些退休官员构成了中国古代士绅阶层的主力。因为他们人脉关系错综复杂，又有一定的行政经验，地方政府一般不敢得罪他们，对他们礼敬有加。地方长官往往将“老干部工作”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逢年过节都要嘘寒问暖，对于一些有名望的地方土绅还要携带酒米亲自登门慰问。重臣退休以后，朝廷也不会忘记他们。万历十年（1582年），徐阶八十大寿，万历皇帝亲自派人慰问，赠玺书金帛。
当然，地方政府对退休官员的态度曾经有过转折。唐朝官员退休以后，并不是由自己所属的部委机关或地方政府发放退休金，而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或者退休后居住的地方向当地政府申请退休金。若地方长官重视老干部，当地退休官员的晚年生活就好一些：如果遇到不尊老敬老的地方长官，当地退休官员的晚景就不好过了。因此，唐朝退休官员就要看地方官员脸色过日子了。即便一些朝廷高官退休回家，也要对地方长官毕恭毕敬。在一些极端例子里，遇到本地官员站着，退休高官都不敢坐。县令登门拜访，退休官员要等县令发话以后才敢小心地坐下去。很快，朝廷就认识到此种政策的弊端，对退休官员的待遇做出了统一的、硬性的规定，不许延迟、克扣，地方官府对退休官员还应多照顾。宋真宗年间，武信军节度掌书记郭成范退休，考虑到郭成范退休后的生活问题，朝廷特意将郭成范的儿子太庙斋郎郭韬玉调任霍邱县主簿，以便奉养老父亲。从职务收入的实惠来讲，地方的县主簿比朝廷的斋郎还要多一些。而虞部员外郎周令带退休后居住在扬州，年过九十，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扬州地方政府就向朝廷申请，将周令带的孙子周化远从外地调回，调到扬州官府担任同级官员，以便照顾爷爷。
因为有了各种退休后的制度待遇，加上朝廷对退休官员的各类关照，明清的退休官员在地方上腰杆直了很多，不再像唐朝时期仰闻地方官府的鼻息生活了。一些强势的官员还干涉地方政务，对地方官员仕途升迁有着重要影响。反过来，地方官员要巴结、奉承、攀附在乡退休官员了。比如《红楼梦》里贾雨村初到应天当官的时候，那个门子就向贾雨村提出了新官上任必须要知道的护官符。所谓的护官符，大多是古代地方州县衙门汇集整理的本地退休或在籍官员名册。只有照顾好这些官员一一起码不能得罪他们，地方州县的官员才能将自己的官好好地当下去。
就是死了，古代官员享受的待遇也有别于普通百姓。
一般的官员死后，可以修建对应规格的坟墓，郑重其事地刻上生前的官衔、爵位和恩赏。比如曹操晚年就自述年轻的时候希望死后能够立一块墓碑，上写：“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征西将军”是曹操希望获得的终极官职，“曹侯”是他希望封侯。后人一看，就知道墓主生前的官爵地位。与墓碑相配套，古代官员坟墓往往能有一块墓志铭相伴。墓志铭的内容通常分为两部分，前面的志文记叙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迹等，后面的铭多用韵文来悼念、赞颂死者。古代老百姓就没有这样的身后待遇，就算一般草民有钱造恢弘的墓葬，也没有资格像官员那样立碑、撰文。
高级别的官员除了显赫的墓碑、墓志铭外，还能获得朝廷的谥号。
谥号是古代朝廷在官员死后，根据他们的生平给予的一种称号，用来盖棺论定、褒贬善恶。谥号的颁布程序是在一定级别的大臣死后，礼部草拟一个谥号，经皇帝同意后赐谥。在古代，一个人能获得谥号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仿佛是全社会对他莫大的肯定和赞誉。后人对有谥号的前辈的尊称，多将谥号加上他的姓氏而不称名字。比如欧阳修死后获谥“文忠”，后人就尊称他为“欧阳文忠公”；李鸿章死后也获谥“文忠”，晚清和民国时期人们就尊称他为“李文忠”。
谥号制度似乎始于汉代。但是汉代对赐谥操作非常严格，规定只有生前封侯者才有得谥资格。到了唐朝，赐谥资格扩大到三品以上的职事官。这一时期，谥号是有褒有贬的，既肯定一个人生前的功绩，也不避讳他的弱点甚至品格缺陷。比如唐代萧瑀的谥号是“贞褊”，贞表示他端直，褊则说他多猜疑。不用说，批评死者的恶谥招人反感，不利于“君臣团结”和“体恤臣工”，于是北宋朝廷做出规定：不立恶谥，只作美谥、平溢。宋朝大臣的谥号都很光鲜亮丽，极少有贬斥的谥号。明清时期，谥号进一步演化为给高官评功论好的表面文章，不仅给大臣选择好词，而且还会不顾实际地夸大，或者根据皇帝一人的喜好随意决定。总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违背了评判死者生平、鞭策后来者的初衷。至此，谥号异化为高级官员的“哀荣”，成为一种政治待遇。
明清两代的赐谥制度固定下来，谥号字数也确定下来，王爷为一字谥，大臣为两字谥。比如清朝恭亲王奕沂的谥号是“忠”，他就被称为“恭忠亲王”；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他就被称为“左文襄公”。只是获谥的级别依然较高。清代规定只有一品大员去世后，请皇帝决定是否赐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特办，一概没有谥号。所以，不少官员虽然做到了当朝一品，依然没被皇帝赐谥。同时也有部分官员获得皇帝特旨赐谥。清朝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河南滑县一名巡检战死沙场，破例获得谥号。朝廷给九品巡检赐谥，主要是为了激励官员效忠朝廷、奋勇杀敌。
至于谥号的具体用字，“忠”、“孝”等自然是好得不能再好的词，“端”、“襄”、“成”、“恪”、“敏”、“慎”等也是常用的好词。对于文臣来说，谥号以“文”字开头是很荣耀的事情。只有出身翰林或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的高官才能用“文”字。而“文”字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尊贵，只能由皇帝特旨颁布，群臣不能擅议。清朝二百多年，只有八人获谥“文正”，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次于“文正”的第二好谥号是“文忠”，得到的人也很少。整个清朝只有约十人得谥“文忠”，如林则徐、李鸿章。
再下面的谥号是“文襄”，如左宗棠；接下去有“文恭”、“文成”、“文恪”等等。晚清另一个“中兴名臣”沈葆桢的谥号则是“文肃”。
按理说，赐谥是一锤子买卖的事情。但历史上发生过“夺谥”、“改谥”的现象。说到底，赐谥的权力在皇帝手里，天威难测，皇帝的心思在变，大臣的谥号也就跟着变了。所谓“夺谥”，就是剥夺已经颁布的谥号，以示对死者的追加惩罚。最典型的如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获谥“文忠”，但很快就遭到反攻倒算，被抄家，谥号收回。“改谥”顾名思义是修改死者的谥号。在古代主要是将好词改为恶词，体现的是对死者的否定，相对“夺谥”而言惩罚更进一步。比如南宋秦桧死后，宋高宗赐谥“忠献”，表扬他忠心耿耿、操心国事。后来政治风向变了，朝廷普遍认为秦桧执行的是卖国求荣的投降路线，很多人抓住秦桧陷害忠良（主要指岳飞）和有汉奸嫌疑（主要指他从北方逃回的经历可疑）不放。宋宁宗干脆追夺秦桧原谥，改谥“缪丑”，痛斥他名实不符、怙威肆行。与之相对应的，朝野也常常对死去很久的人追加谥号，称为“追谥”。最典型的就是追谥孔子和关羽了。他二位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谥号，唐宋之后二人地位越来越高，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追加谥号。大家蜂拥而上，一个赛一个地将二人的谥号往上“拔高”，最后，一个成了“孔圣”，一个成了“关帝”。再比如岳飞冤死的时候无谥，宋孝宗时得到平反，追谥“武穆”，人称“岳武穆”。南宋末年，朝廷为了激励将士抗元，将岳飞改谥“忠武”，又加封为“鄂王”。
除了官方的谥号外，民间还存在私谥。这既有一种“过干瘾”的意思，也带有对官方谥号的一丝否定。私谥一般由死者的亲友、门人、故吏所立，如东晋陶渊明的私谥是“靖节”，北宋林逋的私谥为“和靖”，世称他二人为“陶靖节”、“林和靖”。私谥的获得者一般是著名文人，而且是清高、与政府关系不好的文人。
为了直观地了解古代官员的哀荣，我们来看看两位清朝官员的基葬情况：
山东聊城阳谷县现存清朝官员张令璜的坟墓。该墓保存完好，墓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00米，占地万余平方米，墓前尚有刻着“画荻和丸”四个大字的牌坊，墓内石马、石牛、石羊和姿态各异的大小碑刻随处可见，这些都不是一般百姓的基葬可比的。
此墓墓志铭写道：“皇清诰授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府君、前吏部左侍郎文仲张公墓志铭”。从中我们知道，张令璜生前主要在吏部工作，担任过吏部的左右待郎，最高做到了“吏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顺天府是首都所在，张令璜的这个官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兼首都市长，是个显赫的实职——难怪他死后能修建规模雄伟的墓葬。前面的“通议大夫”是虚衔，清朝对正三品官员一概授予通议大夫。比较可疑的是“文仲”二字，不知道是雍正皇帝特旨赐予张令璜的谥号，还是私谥。墓志铭正文第一段写了张令璜的家世和读书、中进士、当官的简历，接着写了他的子孙情况，最后是大赞张令璜生平和品德的铭文。
第二个例子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一位前清官员的墓志铭。全文题为：“清封奉政大夫、朝考一等孝廉方正、实授当阳县教谕兼训导、推升黄州府教授、安徽候补知县煜夫公墓志附序辞”。这是一篇并不太“正规”的墓志铭。篇名就比较花哨，如果不看正文内容，读者还真不太明白墓主的身份、事迹。
此文开始，作者先写有一天主人公的儿子“百川”来求自己替他死去的父亲写墓志铭的经过：然后写主人公的家世、经历。从中，我们知道主人公名叫葛潮，字煜夫，所以篇名称他是“煜夫公”。葛潮生前读书，但没考中举人功名，长期在地方教书，先后在当阳县当过两任共18年的教官（即“实授当阳县教谕兼训导”），按资历升授黄州府的儒学教授。宜统年间由地方推举为孝廉方正，经湖北总督考试合格送朝廷朝考，钦取一等第六名。这是一段比较光彩的事迹，在篇名中大书为“朝考一等孝廉方正”。有了这个还算是“正途”的经历后，葛潮以知县分发安徽候补。遗憾的是清朝很快就灭亡了，葛潮没能当上真正的县太爷，墓志铭中以“所至均有善政”一笔带过。辛亥革命后，葛潮返回故乡，投身文字自娱。比较可疑的是墓志铭中的“奉政大夫”的来历。清朝对正五品官员一概授予奉政大夫的虚衔。但是葛潮一个候补知县，最多是正七品官，够不上“奉政大夫”的级别。最大的可能是，葛潮花钱买了一个五品顶戴。
墓志铭的作者署名“清封奉政大夫刑部主事甲午科中式举人邱峻”。
邱峻比葛潮的仕途要“正”得多，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甲午年举人，当过实授的刑部主事。不过他的品级也是正七品，够不着授予奉政大夫的品级，很可能也和葛潮一样是花钱买的。
葛潮的墓志铭写于1929年，当时已经进入共和民主体制18年了，可葛潮的儿子还不辞辛苦去求前清官员给老父亲写了一篇挺像那么回事的墓志铭，足见官本位思想流传之久、之深，也可见古代官员对死后哀荣的在意。《民国趣史》记载了前清封疆大吏、曾当过军机大臣的林绍年的讣告。全文洋洋洒洒，无微不录，称得上是官本位思想下的“奇闻”。
1916年阴历九月初六，林绍年病逝，公布的讣告摘录如下：
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赏银五百圆治丧，予谥文直，谕赐祭葬。恩赏头品顶戴，赏穿带素貂褂，赐紫禁城骑马，西苑门内骑马。特赏入座听戏，坤宁宫食肉。颁赏《钦定平定粤匪捻匪方略》《钦定平定陕西新疆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方略》。叠蒙孝钦显皇后颂赏御书福寿字，福字，眉寿直幅，寿字直幅，“懋官惟德”匾方，御画条幅，三镶如意，纱袍褂料，帽纬，石青驼色绛色大卷丝缎，石青大卷实地纱，二蓝麻地纱，西番瑞草漳纱，葛纱，荷包，金银锞，金钱，太平有象花瓶，螺填果盘，手炉，御园牡丹花，冬笋，佛豆，春橘，苹果梨，玫瑰饼，各种暑药。德宗景皇帝颁赏福字，龙字，“永绥福履”春条，三镶如意，纱袍褂料，紫色青色实地纱，花机纱，深色牙色增成葛，石青茶青库缎，宝蓝灰色江绸各色匹头，貂皮，荷包，金钱锞锭，大小藏香，绢方，各色春绢，大小湖笔，朱锭，百蝶花瓶，果盘，手炉，燕窝，福元膏，克食神肉，年菜节菜，春菜，攒金，菜碟，水果，万字河杏桃，西瓜，苹果，大麦，高梁，面粉，豌豆，鲟鳇鱼，野鸡，关东白鱼，汤羊，熏肉，元宵，粽子，腊八粥，粥果，春饼，薄饼，酥糖，荸荠粉，糖果，金衣祛暑丸，恩赏各色江绸，库纱，蜜桃，元宵，粽子，月饼，腊八粥，汤羊，黄羊，署药。其余尚有衔名，不及备录。
第一句是介绍林绍年考中过第二甲进士，是正途官员，“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是虚职，是清朝授予一品官员的荣誉。第二句讲的是朝廷（当时已经逊位的溥仪小朝廷）对林绍年之死的恩赏，包括赏银五百圆，赐祭，还授予谥号“文直”。接下来说的都是林绍年生前获得的赏赐，不厌其烦，先说头品顶戴，再说普通大臣很难获得的五项特殊礼遇，即“穿带素貂褂，紫禁城骑马，西苑门内骑马，入座听戏，坤宁官食肉”，还有三本皇帝赏赐的书籍（都是剿匪平叛的内容）。最后分别述说了清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赏赐情况。孝钦显皇后指的是慈禧太后，德宗景皇帝指的是光绪皇帝。林绍年显然将帝后的赏赐作为无上荣光，竟然将那么多内容记得清清楚楚，大到牌匾，小到避暑药品，欢蹦乱跳的如牛羊，微小琐碎的如粽子、荷包。临了，讣告还不忘说一句：“其余尚有衔名，不及备录。”意思是死者还有其他官衔、赏品。（不过话说回来，讣告中的许多赏品都是“大路货”，清末许多官员都有份儿。比如慈禧太后专门练写“福”、“寿”二字，将许多作品连带草稿都赏赐给大臣。）
官员的哀荣与其说是向社会炫耀的，不如说是做给官员自己看的；与其说是后人诚心为死去的官员操办的，不如说是官员生前费尽心机争取来的、临终前强迫子孙必须如何如何办理的。不论葬礼如何隆重，墓葬何等恢弘，祭文如何感人，真正能留在世间的、能留在后人心中的还是他真实的人品、作为，是他在位时候为社会和老百姓做过什么。古代官员看不清这一点，死后的种种哀荣只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国闻备乘》中有一段记载：“君相不能与布衣下僚争名”，很形象地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真的是“百姓心中有杆秤”。话说清朝乾隆皇帝一共写了“御制诗文”三集（很多可能是大臣操刀的），分订为六函，由南书房的翰林们写刻，字大如策卷。乾隆诗文印制精良，初印用的是开化纸，墨色光黝，精工程序丝毫不逊于宋元版本。一百多年后，该书作者胡思敬曾在北京街头花了六元钱买得乾隆诗文。后来书业中人告诉胡思敬，乾隆的诗文虽然精致，但常价不过二三元钱。而东吴一位姓江的普通作者写了《改亭集》四卷，装订普通，胡思敬多年求购不获，后来好不容易见到一部，卖家索要16两银子，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胡思敬感叹道：“以天子之尊，不能与布衣争名，古人所以重天爵也。”所谓的“天爵”就是人心的评判。
胡思敬又举了一个例子。奉宸苑（内务府下属管理园林、河道的机构）八品苑副吉某见国政日非，草拟了一份言辞激烈、忧国忧民的奏折，结果上级不愿意代陈，吉某愤而怀稿自杀。一时间远近争相叹服，名动京师，无人不知“吉苑副”。而满洲大学士额勒和布、福锟、昆冈等人死了不到十年，胡思敬遍问京师官民，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们了。
三位大学士的哀荣肯定要高于吉某，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验证了到底谁还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