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职业和社会生活深受历史规律的影响。衙门中人的职业生活则离不开“衙门定律”的左右。他们只能在衙门定律允许的或者作用不到的空间中自如发挥。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律性的内容会越来越多，后来的衙门中人会越来越感觉到压抑——因为古代许多衙门定律是违反人们的常识、期望甚至道德的。
横跨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吴梅村是个学者型的文人，在明朝末期考中过榜眼，担任过翰林。明朝灭亡后，他就成了前朝的遗民。清初，朝廷高调地征召天下文臣，大批被征者或自杀，或逃遁，拒绝“以身事夷”，不愿意为了当官而污了名节。但是，吴梅村则屈于压力，应征去北京做了清朝的官。结果，吴梅村始终在中级官职上徘徊，名声却一日不如一日。本来人们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如今有人称其诗作“不过一艳才耳”。辞官后，吴梅村也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这里的“误尽平生是一官”就是一条“衙门定律”。自古以来，有多少人为了当官，屈从于各种压力，放弃了不少原则，成了衙门定律的傀儡。要想不为衙门定律所左右，唯一的方法就是不为“官”字所吸引，与衙门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人们一说到古代的清官，首先想到的就是海瑞。海瑞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清官，人称“海青天”、“海笔架”。他在当时和后代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声望，主要得益于他为官期间廉洁自律，不畏强权。
我们先来说他的廉洁自律。在廉洁奉公方面，海瑞堪称道德楷模。我们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很低的，极少有人能够依靠俸禄生活，海瑞就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在衙门里开荒种地，妻子在屋里纺纱织布，以此维持生计。海瑞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只有在老母亲过大寿的时候才能上街买一斤猪肉庆祝一下。“海瑞上街买猪肉”，这可是浙江官场的一大爆炸性新闻——当年总督胡宗宪大人就将这个新闻传得有声有色。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期间，曾经两次往返北京出差办公。他两次的差旅费总共花去了48两银子，其中还包括海瑞随行的仆人的费用等。这笔钱还不够同级官员在北京吃一顿饭的费用。
我们再来看看海瑞的刚正耿直、不畏强权，这方面的故事也很多。比如，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一次到浮安来玩，在驿站里作威作福。海瑞硬是带着人将胡公子剥光了衣服，吊在树上打。海瑞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强迫豪强地主归还吞并的农民土地。为此，他不惜得罪有恩于自己的前内阁首辅徐阶。海瑞耿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当户部主事的时候，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仆人，以死上书，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里，海瑞指责嘉靖皇帝不理朝政、荒淫无耻、迷信道教，整天就只知道长生不老，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他义正词严地警告嘉靖皇帝，如果不幡然悔悟，国家就到了亡国的边缘。据说嘉靖皇帝还没看完海瑞的奏折，就将奏折掷在地上，大喊让人去抓捕海瑞，恨不得将海瑞剥皮、抽筋、食肉。
因为中国古代官场上廉洁自律、不畏强权的官员凤毛麟角，海瑞的存在让人们把对官员的期待、想象和其他理想的内容都附着在了他的身上，将他神化了。海瑞变成了人们心中理想的官员形象和崇拜的偶像，由此开始偏离他的真实形象。在历史上，海瑞的的确确是一个廉洁奉公、刚正清廉的道德楷模，但也有一些不太积极的内容。比如海瑞为自己和他人树立了极高的道德标准，在行动中严格要求，有将这种标准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一次，海瑞的小女儿穿了一双绣花鞋，被海瑞看到了。海瑞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女儿小小年纪就喜欢奢侈好看的东西，担心她以后荒淫无度、不守妇道，竟由此逼死了小女儿。海瑞事母极孝，在孝道和夫妻感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海瑞的母亲是一个很强硬的女性，和儿媳妇关系不好。海瑞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竟然几次休妻。海瑞这种极端化的道德言行，使得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不近人情。比如，在如何惩治明朝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问题上，海瑞就建议恢复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剥皮实草”的做法。又比如，海瑞的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言行，使得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脱离了实际的政治平台。海瑞很少有真正的政绩，后人谈到海瑞实际的行政作为，主要是他在江苏做官时期退还农民被兼并的土地，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拿得出手的显赫政绩。
按说，像海瑞这样几近完美，几乎没有毛病和把柄的道德楷模应该在官场上能够平步青云。可是实际上，海瑞从一开始就是明朝官场的另类。起初，当知道海瑞要到江苏任职的时候，江苏地区有一半的官员申请调职、休假或者干脆早退。海瑞的言行和思想让下级官员觉得自己和新任的长官不是同一路人，宁愿大费周折或者自断前程也不愿意在海瑞的手下为官。如此一来，海瑞到任以后实际的政治作为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再来看看海瑞的上级是如何评价他的。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大臣徐阶一直认为海瑞是长于言论、短于实干的“清流”。嘉靖皇帝因为海瑞上奏骂自己，要置海瑞于死地。徐阶出面劝阻，说像海瑞这样的读书人是以直留名，您严厉处治海瑞，反倒是成全了他的名声。在徐阶的眼里，海瑞可以树立成道德榜样放在朝堂上，却不可以让他负责具体工作。之后，海瑞因为在江苏的退地风潮中遭人排挤和弹劾，一度“被退休”16年。其间，海瑞多次表达了希望复职的愿望，朝野上下也一直有让海瑞重出江湖的呼声，但是继任的首辅大臣张居正始终压制海瑞的复出，因为在张居正看来，虽然海瑞这样大名鼎鼎的道德楷模存在本身就有意义，但对实际政务却是无所帮助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劣币驱逐良币”。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上所流通的不是肮脏破损的货币就是假币，而这恰恰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换中自然形成的。为什么呢？首先，一张崭新的良币，干净、正版，人们舍不得让这样的良币到市场上去流通。其次，即使把崭新的良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它的使用价值并不比劣币大。因此，人类的心理倾向于将良币收藏起来。海瑞就是良币，他的道德风范可以树立为一面旗帜，一来证明当时的朝廷还是清明的，二来可以教育后来的读书人，遵循海瑞的途径前进。于是，明朝就将海瑞供在那儿，作为榜样和典型，发挥它的旗帜作用。而在实际的行政当中，一个道德平庸甚至是品行恶劣的官员（也就是劣币）征收的钱粮不一定比海瑞征收的少，审案判案时也不一定比海瑞糊涂。借用这个理论似乎能够看出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楷模在实践中乏善可陈的困境。中国社会永远不缺少庸官和劣币，但像海瑞这样的良币则永远稀缺，最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独有偶，清朝也有一个像海瑞一样的官员，叫做李用清。
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进士，时年36岁。朝考以后，李用清进入翰林院做了庶吉士，后留在翰林院当了编修。这条道路是官场正途中的正途，但是收入很低。晚清时，很多进士宁愿到地方州县去当知县，也不愿在翰林院坐冷板凳，但是李用清却安贫乐道，整天拿着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他尤其对于地方掌故和土地丰瘠感兴趣。为了维持生计，李用清在工作之余还当家教，在北京城里开课授徒，收一些学费来维持生活。其间因父亲过世，李用清丁忧回乡。北京到山西有将近三千里地，李用清竟然徒步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安葬，三年丁忧期满以后，又徒步从山西老家走回北京复职。如此“壮举”不唯在官场中，连小老百姓也难以做到。
光绪三年（1877年），李用清担任了御史。从考中进士到担任瀚林院以外的职务，李用清一共用了12年时间，不可谓不迟。李用清对御史的职位很感兴趣。他认为民生疾苦、吏治腐败等等都可以在这个职位上随时奏明皇上，作为改革的依据。上任不久，正好赶上山西发生大饥荒，李用清奉调参加山西赈灾。他骑着一头毛驴，游历了山西全省各地，不分寒暑，只带了一个仆人随行。对于山西各地的灾情、粮食运输的情况，李用清都一一记录在册。他得出的结论是：山西之所以发生大饥荒，是因为全省鸦片泛滥，老百姓追逐经济利益，将大量的粮田改种了罂粟。李用清认为必须将罂粟田改回粮田，才能够恢复山西农业，从根本上杜绝饥荒。为此，他找到山西巡抚曾国荃辩论。曾国荃认为，山西全省遭受了如此大荒，如果再禁烟，断了老百姓额外的收入，可能会雪上加霜：同时其他省份鸦片泛滥，唯独山西禁烟，结果既不能减少山西鸦片的泛溢，同时又断了山西省的财政收入。所以，曾国荃将李用清的建议搁置不用。灾情缓解以后，朝廷照例褒奖有关官员。李用清也在褒奖名单里面。李用清认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将奖励推辞不受。
此后，李用清的仕途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光绪七年（1881年），李用清出任广东惠州知府，第二年迁了贵州贵西道台。光绪九年（18年），李用清被破格提拔为贵州布政使兼署贵州巡抚。按照清朝的惯例，道台必须先担任按察使才能升任布政使。李用清廉洁奉公、精明能干的声誉已经传遍朝野，所以朝廷破格将李用清从道台提拔为布政使兼代理巡抚。在贵州巡抚的任上，李用清主要做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充实仓储，兴办农业；第二件事情是裁撤冗员，弹劾了一批吃空饷的军官；第三件事情是大力缉拿盗匪，抓捕了几个贵州有名的大强盗、大土匪：第四件事情是李用清巡游各地，巡游一处就召集读书人传经布道。贵州这个地方土地贫瘠，农业作物远远比不上种鸦片的收益，各地鸦片种植泛滥。贵州所产的鸦片畅销于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等地。李用清到任以后，一如既往地推行禁烟政策，分区限定年限，强令各地铲除烟苗，杜绝鸦片。他还亲自巡视，雷厉风行地推行禁烟政策。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李用清操之过急，激起了部分地区民变。这一下子就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把柄。名士李慈铭本来就看李用清不顺眼，在日记中记载李用清被“御史汪鉴列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李用清被一道谕令召回北京，重新等待分配工作。满打满算，李用清在贵州巡抚这个仕途顶峰上只待了两年时间。
回到北京以后，李用清仍然痛斥鸦片祸国殃民，鼓吹禁烟。不久，他转任陕西布政使。到任时，陕西刚刚度过一场大饥荒。李用清便下令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同时严厉禁烟。两年后，朝廷向各省派款，李用清反对由陕西财政支付朝廷的额外开支。当时，陕西巡抚正和李用清过不去，就向朝廷打了一个小报告，秘密弹劾李用清。李用清因此被召回北京，再次重新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是光绪十四年，满打满算李用清又做了两年多的陕西布政使。这次回到北京以后，李用清很有些心灰意冷，很快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山西。之后十年，李用清都在晋阳书院教书，于光绪二十四年病逝。
以上就是李用清的个人简历。李用清在政治上还是有主张的，与海瑞不同，他还取得了不少政绩。比如，李用清每到一处就力主禁烟，不论是在山西、贵州还是在陕西，李用清都一如既往地大声疾呼要禁绝鸦片。李用清很讲究休养生息，在理财方面很有一套。他接任贵州布政使时，贵州官库里只有白银6万两，离任的时候积蓄到了16万两银子；接任陕西布政使时，陕西官库只有30万两白银，到了第二年官库存银就超过了60万两。李用清每到一地就教化百姓。他为自己树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并做到了，同时也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要求下属和百姓。比如，他在广东惠州当知府期间，境内强盗多，赌博的人多，而且民间械斗很厉害。李用清对大家推诚布公，用道德感化百姓。在他离任的时候，惠州的盗匪、赌博和私斗现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李用清的履历证明他为官极其清廉。他担任的职务，比如惠州知府、贵州布政使、陕西布政使都是肥缺。即使一个人不贪不占，只要按照官场既定的规矩和惯例，拿他该拿的就可以富得流油。但是李用清分文不取，虽然在政绩上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他自己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据说，李用清任贵州巡抚时每天都坐在高堂上处理公务，他的夫人就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针线活。夫人生孩子时，连个接生婆都舍不得请，结果夫人刚生下儿子就死了。李家的老仆人可怜夫人，自己掏腰包为女主人买了一口棺材。李用清嫌仆人过于破费，硬是逼仆人换了口薄的。不久，婴儿也夭折了。仆人为婴儿买了一口小棺材，李用清责备道：“才几天的婴儿，哪里需要用这东西？”竟命仆人打开亡妻的棺材，把儿子的尸体放进去。世人称他是“天下俭”（《清朝野史大观》）。根据级别，李用清正常的工资收入也不低。但是他把工资都用在了工作上，在很多时候出手特别“阔绰”，比如他用俸禄在贵州曾购粟六千石，在陕西购万石，预备在饥荒的时候发放给百姓。郑州段黄河决口，李用清捐款两万两银子。这些都令人欷歔感叹。
遗憾的是，像李用清这样在政治上有明确主张、有显著成绩，又为官清廉的官员却不容于世。李慈铭就讽刺李用清，说他“一无才能，唯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意思是说李用清是一个超级大傻帽，有权不用，而且生活粗糙，根本就不知道人世间有多么精美的享受。李慈铭是晚清时期北京城里著名的大嘴巴。他中进士以后，长期在京城里当京官，看不惯的事情张口就骂。他的话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是其他官员以及和李用清级别差不多的官员，也对李用清的廉洁奉公大不以为然，甚至交章弹劾他。为什么？因为李用清这样一位掌握巨大实权的官员却能够做到清廉简朴，不正反村出了其他官员，包括名士、显贵们的奢侈、贪婪吗？所以，同僚们想方设法抹黑他，一定要给他安上卖直邀名、假道行、卫道士之类的帽子。同时，李用清的很多做法虽然在表面上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却在实践中得罪了同僚。比如他在陕西当布政使期间，厉行节约，这就有问题了。他太抠门，把官库看得太紧，让陕西官方库银一年内增长了30多万两。这也就意味着这30多万两是硬生生地从其他官员甚至是上级嘴里抠下来的。这笔钱原本是全省官员吃喝玩乐、衙门招待应酬或者修建亭台会馆的钱，是可以供官吏们“合法”享用的，如今打了水漂，大家怎么能不恨他呢？就是朝廷下命令要各省分摊额外银两，上缴银两救援中央财政，李用清也敢于拒绝这个不合理的要求。这就是“不讲政治”，不配合中央的全局工作。于是，作为一把手的陕西省巡抚轻易地打个小报告，就把李用清排挤下去了。《清史稿》评价李用清用了八个字：“严于自治，勇于奉公”。
当时有个别实权人物也很器重李用清。比如光绪皇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又比如曾经进入军机处的户部尚书阎敬铭，都很器重李用清。但即使是有实权人物出面为李用清说话，也不能挽救李用清的仕途。他最后还是不光彩地退休回家，时年59岁。翁同龢在日记里面感叹：“李用清是一个大贤人，但不容于世，这是为什么啊？”
我们可以把海瑞和李用清这样的仕途楷模的命运归纳为中国历史上的“海瑞一李用清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中国古代政治流行明暗、表里、真假两套游戏规则，表面上的楷模和榜样不一定就是现实当中的仕途胜利者，他们往往不能笑到最后。像海瑞、李用清这样的道德楷模，在仕途上的根基是非常浅的，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整个官场的制度性安排，取决于最高统治阶层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海瑞和李用清就有不同的命运。比如，海瑞在明朝就被树立为楷模，供人瞻仰和学习，而李用清在仕途高峰期的时候被摁死了。这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最高统治者喜好海瑞这样的道德楷模，希望能够树立道德旗帜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到了晚清的时候，整个官场已经存在着制度性腐败、结构性腐败，李用清已经完全不能够融入这样的官场文化。至于最高统治者，也不喜欢再树立什么道德楷模和典型了。于是，李用清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他在当时只能是“天下笑柄”（实际上海瑞在明朝也是笑柄，但同僚们不便公开表示出来），死后默默无闻。
人们在对“海瑞一李用清现象”感到惋惜和痛苦的同时，往往也会想：如何才能减少，最好是杜绝此类现象的出现呢？
我们还是借用现代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要防止此现象的出现，最主要的措施就是信息公开。让人们知道什么样的钱币是良币，什么样的钱币是假币，什么样的钱币是劣币。在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假币和劣币就无法藏身，这样就能够让使用者自由选择。在古代官场当中，所谓钱币的选择类似于一个选举的过程，只有将官场公开，让老百姓自由选举官员，才能造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淘汰的局面，才能够杜绝“海瑞一李用清现象”。对于道德无懈可击，但是可能缺乏实际行政能力的海瑞，老百姓会给他安排适当的职位，可能让他去从事监察或是宣传教育的工作。对于道德出众又有实际政治主张、有实际政治能力的李用清，老百姓可以将他推向更高的权力位置。可惜，中国古代政治做不到透明和公开。官员的选择权和使用权操持在最终统治者手里，而不是老百姓手中。
从根本上说，只有良币越来越多，劣币越来越少，才能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就要求造币厂加大马力通宵生产，缩短货币回收的周期。与此类似，要杜绝官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就要求官场加大考察官员的力度，在体制内外实现官员的良性循环，让好的官员循环进来，将不好的官员淘汰出去。这就需要整个体制，甚至是社会的努力了。
腐败问题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顽疾，和专制王朝相伴始终。但是腐败的表现有高潮有低潮，呈现出周期规律。大致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较清明，君臣相对廉洁，腐败的问题并不严重。经过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两三代），官场变得昏暗，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继而如决堤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场黑得像墨一样，腐败问题常态化，弄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王朝末日也就来临了。
我们以清朝为例，看看这个腐败周期的表现。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清朝王公大臣们还保留着不少关外游牧民族淳厚朴实的作风，和晚清官场的贪婪胡为形成鲜明对比。有些明朝的贪官污吏卖国求荣、归顺清朝，结果在明朝没有遭到惩处，却在清朝因为贪污而遭严惩。尽管他们对满族人来说立有大功，但也不能免罪。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亲自对朝野官员进行大范围的考核，共有969名官员因为违法违纪问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此后，朝廷对官员的“三年一大计”被定为制度。
康熙年间，天下开始欣欣向荣，国库开始充盈，但朝廷继续保持相对廉洁。当时的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20-1/1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康熙年间还出现了于成龙这样堪比海瑞的一代廉吏、万古楷模。接下去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有所拾头，但雍正皇帝雷厉风行，严刑峻法，自上而下对腐败保持高压。他处罚了上自亲兄弟下至地方胥吏的腐败分子。因此，腐败势力在清朝康雍乾盛世的前期，还不敢公开抬头。
乾隆时期，商败现象走出谷底，开始强劲上扬。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奈何”。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为商品。进入嘉庆、道光时期，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官场一切公事，点缀了事。就连御林军官兵都“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如果遇到点名或者纠察，他们就说是在“巡城披甲”，其实他们连营房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在营房待着的都是他们花钱雇来顶替当兵的穷人。
咸丰时代以后，清朝加速度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天地会”在告示中称：“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太平军颁布的檄文则说：“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民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腐败问题放大了其他社会矛盾，对晚清乱象推波助澜，成为清朝灭亡和晚清中国沉沦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样的“腐败周期律”不只存在于清朝，放到其他朝代也同样有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周期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套用现代用语，就是官场中人的“信仰”不断丧失。
所谓的“信仰”，在古代官吏身上体现为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的个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执政理念的实践。在王朝建立之初，新政权的君臣们对前朝覆灭的教训记忆犹新。他们亲身经历了前一个朝代的覆灭过程，或深受其害，或是前一个政权的背叛者。因此，他们对腐败问题与人亡政息的关系有深刻认识，对个人操守比较坚持，加上社会刚走出混乱，百废待兴，他们的进取心也比较足。所以，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比较清明，君臣比较廉洁。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剥皮抽筋、诛灭满门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遭受元朝贪官污吏的剥削迫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父母死后连包裹尸体的破草席都没有，还是幼小的朱元璋和哥哥拖着双亲尸体去荒郊野地埋華的。此后，朱元璋当小沙弥、做乞丐、扛枪造反，真正是苦大仇深，和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老朱当了皇帝以后，一接到某某人贪污、枉法的报告，很可能就联想到童年欺负自己的元朝的张三李四，联想到父母双亲的悲惨结局。贪官污吏在朱元璋时期还会有好日子过吗？而明初的大臣徐达、常遇春和刘伯温等人，又有哪个不是从元朝末期的黑暗中走出来的？
遗憾的是，这种仇恨会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而消失，进取心也会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朱元璋的忆苦思甜，想必对嘉靖、万历等后辈皇帝是没有作用的。比如，清朝定鼎中原的实际主持人、摄政王多尔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幸进……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这样的认识，清朝的末代摄政王载沣是万万没有的。就是清朝中期的曹振镛，历事三朝，也只有“多磕头少说话”的认识。
《红楼梦》里的贾政在贾家败落后感叹：“子孙们不孝，将老祖宗流血流汗赚下的两个世职给丢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贾家的老祖宗流血流汗，要推翻的正是自己子孙这样的人。仗着祖辈的福荫作威作福、荒淫无耻，才是他们真正的不孝。
第二个原因是，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单单说皇帝，不去关心大臣呢？因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条条权力线索和不同的官僚系统，最后都要归结到皇帝那里。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君主专制的程度越来越高。到清朝，相当于丞相的军机大臣们都只能跪着记录皇帝的旨意了，皇上由此实现了绝对的独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什么就是什么。因此，皇帝个人的优劣关系到整体政治的好坏，也是政治清廉与否的重要因素。
同时，皇帝是贪赃枉法最大的受害者。官吏贪污的公款说到底是皇帝腰包里的，胡作非为败坏的是皇帝的圣旨律法，不作为则是将皇上的谆谆教谕当作耳边风，分明是把皇帝当作埋单的冤大头和可有可无的摆设嘛！更可气的是，贪官污吏们腐败的恶果却要皇帝来承担：国库被掏空了，民心被弄丢了，政务被败坏了，最后皇上的江山地危险了。官吏们可以弃暗投明，另觅高枝，继续做他的官吃他的肉，皇帝可没法跳槽，只能像崇祯皇帝那样找棵歪脖子树上吊了。所以，皇帝比任何人都有反腐肃贪的动力和要求。
在实践中，皇帝权力越大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他要日理万机，每天翻阅如山般的奏折和文件。从汉武帝开始，每天都有太监不断地把竹简给他抬过来批阅，到清雍正皇帝时虽然竹简改为纸张了，雍正皇帝每天还是要挑灯夜战批阅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时候睡几个小时而已。要知道，每天面对文山牍海是非常枯燥无聊的，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这份终身职业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为要不要按时上班和开会，和大臣们闹了一辈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则干脆拒绝履行皇帝职贲，躲进深宫几十年不出来。其次，皇帝要有健壮的身体和极强的能力。他既然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担越来越多的人的工作量。皇帝要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而且是终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难题、抱怨、告状、申诉、邀功和鸡毛蒜皮中发现真相，分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开国皇帝们总是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西汉的刘邦，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赵匡胤和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又有谁不是真刀真枪在社会动荡中杀上来的？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能力经过了你死我活的生死考验，而且对自己亲手奠定的江山都很珍惜，所以干起活来虽然有难度，压力大，也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但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绝腐败，在晚年还感叹为什么贪官污吏像韭菜一样割掉了一茬马上冒出新的一茬来，那我们又怎么能奢望朱元璋那些出生在温柔富贵乡中，成长于深宫妇人纤纤玉手中的子孙后代们会更加尽职，做得更好呢？正德皇帝会比朱元璋更明白市井人情和人心险恶吗？万历皇帝会像朱元璋那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吗？崇祯皇帝会有朱元璋那样的人生经历，对腐败恨之入骨吗？不会。因此，皇帝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腐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
第三个原因是，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则越来越强大。
无论什么样的信仰，无论什么内容的政策方针，都需要官僚系统来落实、来执行。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创的政府机构规模还小，官吏人数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突出。过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很容易背离应有的宗旨，发展出独立的逻辑。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逻辑，以自私求利为目的。于是，官僚系统的部门利益超过皇帝利益和百姓利益，也超越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随着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官僚系统独立的逻辑会不断强化，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强大。明朝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皇帝登基之机，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约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约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遭到了官僚系统的激烈反对。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护卫，否则有生命危险。因为裁员不仅直接损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与之相关联的圈子、部门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计和发展，多少部门的面子和权力都寄托在上面啊，他们哪能善罢甘休？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除之而后快才怪呢！于是不断有人把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准备行刺。最终，杨廷和在强大的官僚系统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事件警告后人，要想给官僚系统“瘦身”是异常危险的事情。
官吏们身处官僚系统之中，目的已经不是为国为民了，而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结构决定官员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期，官吏无不以钻营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官吏们已然不是正常的、有理想和有干劲的人了。清嘉庆初年，被官场斥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他说：“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这样的官场风气，使得各级官吏将公事视同儿戏，甩开膀子贪赃、乱作为和不作为。比如清朝中后期，军队极端腐败。军官们的腐败手段远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负责财政和司法的文官们的手段广泛，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搜刮手段，吃空额、克兵饷、冒功请赏、参与走私和贩卖鸦片等等。大小军官“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鲜耻，营私肥己”，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派系林立、纪律散漫、操演废弛，以至出现水兵不识水性、骑兵没有马的怪事。就是这样的军队，清朝一直整顿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为军队的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欺上瞒下、抗拒监督的地步了。
清乾隆年间，甘肃赈灾案爆发，牵出集体腐败的甘肃官场。其中仅布政使王亶望一人即贪污白银300余万两。若依法办事，甘肃府道以上官员要为之裁撤一空。这显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乾隆不得不从宽处理，法外开恩，没有将甘肃官员全部拿下。即便如此，仍有6名甘肃官员被杀，46人免死发遣，革职、降调、罚赔的官员更是不少。在这里，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让执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办事。那个王亶望是捐纳做的官（就是买的），乾隆皇帝认识到“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孙子道光皇帝也感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祖孙俩皇帝就是不能废除捐官。到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光绪皇帝才痛下决心，以上谕形式明确严禁全国捐纳实官。因为捐纳涉及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官府财政收入和人情网络等等，一直到清朝灭亡，捐纳行为始终存在。各级官府用倒填日期、特事特办、保举推荐或者让襁褓中的婴孩“挂名当官”等长大后再上任等方式，一直在卖官。
一个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许多制度，到了中后期看来，仿佛就是天方夜谭。比如顺治对官员的三年大计，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成了相互恭维的过场。顺治皇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员顶戴的“壮举”，到后期变为了一个传说。再比如，顺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按照这个标准，清朝中后期吃一顿饭就要几十两银子，告别时候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天和冬天地方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哪怕就地斩首也不违反顺治的规定。好在官员们大可放心，没有人将顺治的“祖制”当回事了。明朝也有类似的例子，海瑞提议恢复朱元璋时期将贪官剥皮，填上干草做成人皮木乃伊的做法，将一具具人皮放在衙门里，让后任官员们天天和人皮一起办公。这个提议遭到了上上下下一致反对，大家异口同声说：“这是苛政，我们文明人怎么能这么做呢！”可他们忘记了，这可是太祖武德皇帝定的“祖制”啊！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不过顺治皇帝曾规定，御史奉差之后“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以杜绝腐败。这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规定，但如果后代御史不进行人际交往，不用书吏，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没几天就被人搞下去了。这就是王朝腐败周期律的作用。
中国社会有“清官崇拜”的传统。古代社会不断有呼唤清官的声音，时常出现万人空巷挥泪别清官的景象，更有百人扶棺、万人送葬的场面。老百姓们毫不吝啬地将许多美好的词汇堆砌在清官身上，比如“青天大老爷”、“再生父母”、“天地之间有杆秤，你就是那定盘的星”（《清官谣》）等。
呼吁清官，恰恰说明它的稀缺，反衬出贪腐行为在古代普遍存在。在人治和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十官九贪，贪腐是普遍现象。腐败是官场的常态，是官员群体理性而无奈的选择。清官的出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小概率事件。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视清官为宝贝，民间爱戴他们，官场宣扬他们。而对清官宣传得越多、对清官期待越迫切的时代，恰恰是贪腐越严重的时代。
其次，清官崇拜表明古代老百姓缺乏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的渠道，只能寄希望于第三者（清官）来维护自身利益。假设一个农民，遭到恶霸欺凌后，能够通过顺畅而廉价的正常诉讼挽回权益，他就不需要去给“青天大老爷”跪下磕头，求他为自已做主了。假设一个居民，遇到街道改建、拆迁征地等变故的时候，可以组织民间团体遏制侵权行为，他也不必去哭天抢地、拦轿告状了。正是因为老百姓没法发出声音，正是因为击鼓鸣不了冤，所以他们才需要第三者来替自己做主。
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清官，就是普通百姓在不断的呼唤、传说和想象中创造出来的。某些有过一两件利民善举的官员，经过老百姓口耳相传，一两件善举被无限放大，“清官大老爷”的形象就被塑造出来了。老百姓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两件善举，不断往官员身上贴金，最后导致官员的形象既高大又完美。而官僚阶层也需要树立清官来为本阶层喝彩，证明现行体制的种种优点，于是大力挖掘典型，表彰清官，粉饰现实，以维护统治。
清官热，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清官远非是“那定盘的星”，甚至不一定是好东西。
首先，清廉与否只是为官从政的一个方面，不能以偏概全，以此来衡量官员的全面表现。
从低了说，清廉仅仅是官员群体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此外还有能力、胆略、眼界、大局等等；从政府考核上说，清廉是道德考核的一部分，钱粮赋税的征收、司法刑狱的判决更重要，后者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相关；从暗的方面来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务实能干、手腕高超、顾全大局的父母官比一个清正廉洁却能力平庸或者刻薄恼人的父母官更为老百姓所接受。
《金文最》卷七十三记载边元忠《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将对官吏的能力要求分为四类：“吏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世称曰廉。才足以经济，智足以决断，世称曰能。奉法遵职，履正奉公，世称曰循。明国家之大体，通古今之时务，世称曰良。”可见，清官只占据了其中的一两项要求，比如“廉”或“循”，谈不上是一个全面合格的官员。而政治实践需要全面合格，善于把握复杂局面的官吏，而非偏于某一方面的清官。例如在文官集团势力强大的明朝，一方面官员保持了传统士大夫风骨，出现了许多正直刚强、自诩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比如晚期耿直的东林党人等；但另一方面，明朝官僚机构又以低效和无能出名。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青天”，分别是北宋的包青天包拯、明朝的海青天海瑞和清朝的施青天施世纶。我们且来看看这三位的实际政治作为。在《宋史》里，有关包拯判案的记录只有一条。说包拯在做天长县知县的时候，一户人家的耕牛的舌头不知道被谁割了。包拯就让原告杀牛，引出与他有仇的真凶来。其他的记录是包拯的履历、言论和他人的评价，可以看出包拯个性强烈，往好了说是锐意创新，往坏了说是特立独行。他一不怕权贵，二为民申冤，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以致人缘很不好。有时，他甚至不顾规定和札节，当面质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同僚们下不了台。这样的清官和官场太不合群了。
宋仁宗评价他：“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也就是说，在皇帝看来，包青天是“无害”的却不一定是“有益”的官员。包拯的一生总算没有受到迫害，死时还追授了一个礼部尚书。
明朝的海瑞比包拯更“清”，更“正”，也更不合群，人缘差到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被斥退后，民间一直呼吁“海青天”东山再起，后来连官员群体也纷纷要求海瑞复出了。但是掌权的张居正却对“海青天”不感冒，一再不允。他说：“应多用循吏，少用清流。”在张居正看来，海瑞固然清廉，固然公正，但轻率躁进、清高孤立，不适合操作实际政务。而万历皇帝则直接斥责海瑞“迂憨”。结果，海瑞虽然复出了，却是被当作典型和花瓶树立在那里。
无独有偶，施青天施世纶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得到了皇帝类似的评价。康熙皇帝在上谕中评价他：“施世纶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护庇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护庇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如施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施世纶个人操守没问题，不贪污不腐化，但是遇事偏执。康熙皇帝觉得这样的人最好去管钱谷粮草（因为廉洁），不适合做司法工作（办事偏执，不守法）。
其次，将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就是将希望寄托在“人治”之上。
清官做主的本质还是专制。
百姓们津津乐道的清官审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毫无法理意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个‘五经断狱039039。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满口革命大道理，事实上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
“‘清官039039判案所主要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即使运用法律，也是一种道德化了的法律。他们重结果，而不重推理。”（赵海永：《论清官文化对我国宪政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阻碍》）于是，包拯也好，海瑞也好，施世纶也好，都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考虑判案，没有一个人依法办事，而是依“己”办事。这是典型的“人治”。
对于审案，海瑞自述奉行以下的理念：“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他的审案标准以保护弱者为准，而不去遵循法律的规定，是“非法”的。如果贫民和富户去诉讼，海瑞难辨是非，就判贫民获胜。尤其是涉及财产纠纷时，海瑞宁愿委屈富户让贫民得利。因为富户少了点财富没事，而贫民本来就没钱，再失去财物就可能会沦为流民或者选择铤而走险了。如此看来，海瑞很有劫富济贫、保护弱势群体的意思。但是，如果叔侄或者兄弟诉讼，为了维护封建伦理，海瑞会判侄子、弟弟输官司。当案子涉及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海瑞马上转到官宦绅土的角度上，判“小民”输官司。这样看来，海瑞又是弱势群体的敌人，站到了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为什么海瑞的审案原则如此混乱？仔细分析，他的原则只有一点：维护王朝统治。如果只是关于财富等简明的案子，海瑞会照顾普通百姓和弱者，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如果是涉及封建纲常伦理的案子，海瑞马上站在官宦统治阶层立场上，打压普通百姓。不管怎么说，海瑞都不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好法官，更不总是平民百姓的保护神。
宋朝张乖崖也是个“清官”。他当崇阳县令时，看到一个小吏自库房中出来，小吏的鬓巾下有一枚铜钱，便上前诘问，果然是库房中的钱。张乖崖大怒，下令杖责小吏。小吏勃然大怒说：“一枚铜板何足道哉，竟然要杖打我？你能杖我，不能斩我！”张乖崖更愤怒了，提笔宣判：“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他拔剑下阶，竟然亲手将小吏斩首。崇阳人至今思念这个清官，因为百姓痛恨贪污公款的官吏，认为惩罚越严厉越好，杀得越干净越好。但法律肯定规定了达到多少金额才够得上杀头的标准。张乖崖也是知道的，所以采用假设该名小吏每天贪污一枚铜板，积少成多的方法，将他斩首。这是不是涉嫌在找借口杀人呢？
张乖崖的行为符合民间的心理。老百姓世世代代都会传颂海瑞、张乖崖们的壮举。因为老百姓觉得清官们是和黑暗体制英勇斗争的英雄，是为民请命、为民父母的大好人。表面上，清官的确是和腐败作现实斗争，但实质上，他们却是黑暗现实和现行体制的维护者。他们反贪污腐败的同僚、对嫌疑犯毫不手软，可他们没有触及产生贪污腐败的体制：他们敢于痛斥黑暗的现实，在揭露伤疤方面毫不留情，可他们并没有深入现实的问题，不去挖掘病因。相反，他们迷信、追随已经出问题的现行体制。他们以修补现实为出发点，期盼在现行体制的范围内进行纠正。比如海瑞，虽然上表痛骂嘉靖皇帝，把昏君的种种错误一一揭露，但他的立足点却是恳请嘉靖皇帝“幡然醒悟”，按照圣贤的标准做一个好皇帝。所以说，海瑞们仅仅是现实的善意批评者，不是破坏者，更不是造反者。他们勇敢维护的，是给老百姓已经造成伤害的、专制的官僚体制。
第三，清官崇拜的热潮可能助长一些清官人治气焰，扩大人治的范围，导致“清官乱政”。
清官会“乱政”吗？在老百姓心里，乱政的都是贪官、恶官。清官即便平庸偏执，起码也是宋仁宗评价包拯的那样“无害”，怎么会“有害”呢？不然。清代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指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他还声言：“历来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老残游记》塑造了两个典型的清官形象——玉贤、刚弼。玉贤是山东曹州知府，为官清廉，将曹州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玉贤上任后，在曹州一个人说了算，实行强权专制。
他动用军警衙役滥杀无辜，不惜制造冤案压制與论，曹州百姓无论善恶都噤若寒蝉。从表面看起来，曹州是一片太平景象，秩序井然。但这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吗？是老百姓希望的生活吗？
刚弼是个“清廉得格登登的”的青天大老爷，不要钱、不受贿，名声在外。一次，魏家向他行贿，想办件小事。刚弼想当然地以为“行贿便是有罪”，于是严刑拷问魏家的人，最后魏夫人熬刑不过，供认出了一桩谋害十三人命的“惊天大案”来。刚弼做官行事大多如此，一味臆测断案，用刑严酷，枉杀了很多好人。这样的清官，不要也罢。
刚弼是“刚愎”的谐音，想必不是实指。但玉贤在清末是有历史原型的，就是曾经担任曹州知府，后来升任山东巡抚，在义和团运动中闯下大祸的毓贤。
毓贤，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出身，捐了一个同知身份，并很快得到了实缺，先后担任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山西巡抚。毓贤在清末黑暗的官场上提出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他身体力行，即便做到了封疆大吏，也不为自己考虑，满屋破烂，没一件像样的东西。毓贤完全够得上“清官”的称号。那么，他在政治上如何作为呢？
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有专门的一节《毓屠户》，对他有一段极为精当的评论：“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招侮。”毓贤任山东曹州知府时，以“善治盗”著称。他的“善治盗”，就是“乱世用重典”，搞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那一套。毓贤“杀民如杀贼”、“割头如割草”，而且发明了许多酷刑，虐杀百姓。譬如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等等。其中，毓贤最令人发指的一大发明是“站笼”。《十叶野闻》描述“站笼”：“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锁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
胡适在给《老残游记》作序时，专门评价了玉贤（毓贤）这个人物，说他生前做了两件事情：前半生“虐民”，后半生“招侮”。原来，敏贤盲目仇外、色厉内荏，在近代中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思想僵化保守，无端仇视外国事物。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点区域，时任巡抚的毓贤深信义和团那一套“神功”，幻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灭绝洋教、杀尽洋人，助长了局势的混乱。最终，不仅是在列强眼中，毓贤是义和团运动的元凶，就是在朝野官吏眼中，毓贤也是“庚子之辱”的罪魁祸首。
如此看来，清官还真不一定是好东西。对那些既清廉又务实能干的官员，老百姓可以称颂他们，支持他们进行体制内的变革，借助他们维护权益；对于那些只是清廉却庸庸碌碌的官员，老百姓可以肯定他们的清廉；但对于那些徒有清廉之名却刚愎偏执，借清名来胡作非为的官员，老百姓要像对待贪官污吏那样警惕、反对他们。总之，清官崇拜的热潮要退去了。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唐朝王梵志的诗。比如读这首无题诗，一股悲凉、冷酷的感觉扑面而来。我想，王梵志极可能是一个刻薄、直接和无情的人，用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的话，去除矫饰和伪善，将人世的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这样的人，生前注定过得相当孤寂，死后也不能获得多少认同。
在草长莺飞的二月天或者果实累累的金秋，当人们沉醉在“此曲只应天上有”或者“共君一醉一陶然”中的时候，王梵志突然大煞风景地提到了城外的“土馒头”。这土馒头，就是坟基。新坟旧坟都孤独地散落在荒郊野外，一年难得被投上几瞥。馒头馅自然就是在城里的人，谁都逃离不了入住土馒头的命运。城里城外，生死两个世界。“一人吃一个”的大白话再次强调死亡是必然的，谁死了都只有一个土馒头。如果你想要多占几个土馒头，恐怕就要分尸了。城里的繁花似锦和城外的孤寂无闻，生前的披金戴银和死后人人平等的一穴黄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王梵志用训诫的口吻告诉读者：生死如此无情冷酷，你还别嫌没有滋味！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人生的一切最后归于一个土馒头，归于“空无”。荣华富贵到头来还是灰飞烟灭，“一抔黄土掩风流”。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后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基，征调几十万人修了几十年，当时有民谣说：“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歌，万人吼，运石堆积如山阜。”他修成的秦始皇陵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土馒头，不过秦始皇他个人能占多少位置？还不是一个土馒头的位置？而且秦始皇还为此背上了千古骂名。如今我们从外面看，那个硕大的土馒头和关中平原的小土山没有分别，如果没有专门的指示，后人都不知道此地埋葬着秦始皇。
秦始皇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
我特意搜索了作者王梵志的介绍，内容很少，大致是说王梵志幼时被人在野地里收养，不是孤儿就是弃婴，没见他长大后接受正规教育的介绍，可能是自学成才的，然后出家为僧，最终被人称为“诗僧”。在文人交往应酬频繁的唐朝，王梵志没留下和他人唱和的记录，印证了他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人缘不太好。王梵志还有其他的诗，读来也是大煞风景的，比如“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其中的讽刺估计不会招达官贵人喜欢。又比如“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把孝子贤孙们的面具统统扫落，暴露出金钱的狰狞面目，估计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不会喜欢。但是，人们可以不喜欢王梵志的诗，却不能否认他揭露的事实。人们可以把头扭到一边，漠视他的创作，但是不能逃脱他揭露的自然规律的无情作用。逐渐地，有人从最初的排斥转变为接受，进而变为冷静地追随。宋代范成大就把王梵志的这首诗和他的另一首诗“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的诗意铸为一联：“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联概括得好，即便你能长命百岁，能活到千百岁，推而广之，即便你一手遮天、享尽人间种种好处，最终还是要进土馒头的。和那些公平公正、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一样，终须一个土馒头是人生的一大铁律。
这条铁律，地位越高、既得利益越多的人可能越难以接受。
在曾经的热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告诉和珅：“人生不过就是一个土馒头，和大人就是馒头馅。”这句大实话，让和珅暴跳如雷。我大权在握，正享着荣华富贵，凭什么咒我死，而且还把我和那些“失败者”、贫户、乞丐相提并论！这是得意者的通病。和珅权盛之时，朝野官员以入都谒见和中堂为荣。山东历城县令来北京，也想见上和珅一面，可回去好向同僚夸耀。于是，他用两千两银子（相当于他当县令40多年的工资收入，相当于和珅10多年的工资收入）贿赂了和府的看门人，在和珅回府的时候长跪在门前，把写着姓名、官职的名帖高高举起，就希望和珅能够看一眼。不想和珅坐在轿子里屁股都不动一下，呵斥道：“县令是何虫豸，也来叩见我！”鼎盛时期的和珅如此张狂，等到嘉庆皇帝即位，终被罗织了“二十大罪”，赐令自尽。据说“和胖子”在自尽前突然文采飞扬起来，写了一首《绝命诗》，开头就是：“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早知如此，你和珅当初还费尽心思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和贪赃枉法干什么？类似“迟到的领悟”还发生在西晋末年的石崇身上。石崇就是那个参加西晋达官显贵“斗富大赛”的优胜者，家里用蜡烛烧水，出门用丝绸装饰道路，最终被乱兵杀于东市。临死前他说：“你们这些人，还不是为了贪我的钱财！”兵爷反问他：“你既知道人为财死，为什么不早些把家财散了，做点好事？”如今，和珅也好，石崇也罢，又有谁知道他们在哪个土馒头里呢？一句话，当权者在得意之时，如果早些领悟到土馒头铁律，早做准备，也不至于落得最后的悲惨下场。
对于那些痴迷不悟的所谓的成功者，唐代诗人沈佺期的《邙山》可能更有针对性：
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
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
邙山位于洛阳城北，依山傍水，是权力核心附近的天然风水宝地。从东周开始，洛阳城里的达官显贵就在此下葬，慢慢地“葬在邙山”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外地的官员也争着要葬到洛阳来。到唐朝时，邙山坟茔之多，摩肩接踵，底下还有层层叠叠的旧朝古时的坟墓，新坟压着旧坟。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是“邙山无卧牛之地”，用文雅的诗词说是“北邙山上无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本诗的第一句“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说的就是此情此景。“城中日夕歌钟起”，说的是城内的达官贵人还在欢歌艳舞，纸醉金迷；“山上唯闻松柏声”，说的是邙山上稀稀拉拉的松柏发出凄凉萧索的风声，似乎是死去的达官显贵在召唤后来者。这又和城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沈佺期在这首诗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王梵志的土馒头铁律，不过他的诗专门针对达官显贵而写，写得文雅了些，也多了一层委婉。
沈佺期是初唐著名的宫廷诗人，写了许多拍马屁和官场应酬的诗歌，但被后人公认写得最好的，却是这首生前不被看好的《邙山》。也许是他看惯了富贵场的兴衰沉浮，对人生深有感悟，悟出了土馒头铁律。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流传开来。
李白也有诗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刘禹锡则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浩渺的时空面前，个人追求的名利显得多么虚无。尤其是死亡即将降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懊悔之前费尽千辛万苦争夺的那一丁点利益、那一丝毫的虚名是多么不值，浪费了大把的光阴，而人生还有太多的遗憾。“人生至重，贵于千金。”那些阴谋阳谋，那些睚眦必报，和宝贵的人生相比是那么不值。“八王之乱”时，齐王司马冏执政，江南吴中人张翰被召为大司马东曹掾。当时王室争权，张翰厌恶官场名利，思念“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便辞官回乡享受“莼羹”、鲈鱼去了。相信多数人内心都有“莼鲈之思”，同时却过着张翰那样身不由己的生活。当然，我们不能都学张翰挂冠而去，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抛弃虚名和浮利，真正听从内心的呼唤，认真过好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心烦气躁的时候，当我们对生活失去方向的时候，不妨抬头望望城外的公墓，或者低头翻看报刊上的讣告，然后询问内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自然从容又丰富的人生，还是暴戾恣睢、唯唯诺诺、亦步亦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