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在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在现在人的眼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入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就在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人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做皇帝的故事
古代的时候，中国人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从农夫到将相都有。自从小亭长刘邦见了秦始皇说“大丈夫当如是焉”，和种地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都醒过来了一样，只要有点机会，就幻想着能当上皇帝。曹操扫平中原之后，很有点自负，说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话其实不假，黄巾余党不说，袁术家四世三公，深受汉室大恩，还不是私藏了传国玺，一不留神就想当皇帝。而曹操自己也未必就心地纯正，按陈琳的说法，此公属于“阉竖遗丑”——宦官没有割干净生下来的，门第虽然比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没有逼汉献帝“禅让”，只不过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怕孙权之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给儿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做了贰臣；做了贰臣之后反而不安分起来，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闹翻，打来打去，没成气候，眼看阳寿无多，临死前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在衡阳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结果屁股没坐热就去见了地下的王——阎罗。
农民自陈胜、吴广之后，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当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见过些世面，或者有点痞气的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北方中国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不过多数的团伙都是从戏班子抢来戏衣，用唱戏的黄袍和王冠，装备自己的皇帝，用戏装的蟒袍玉带、铠甲硬靠，装备文武大臣。然后跟吴三桂一样，搭个大棚子就当是皇宫，然后就登基做皇帝。不过，这些草头皇帝登基之后头一项急务，都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至于到底能不能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这些起义者的实力，一般来说，十几二十几个总是找得到或者抢得到的。在这方面，他们显然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气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几百，害得他总是摆不平小老婆之间的关系，争风吃醋闹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东王杨秀清假装神灵附体，上帝下凡，为他处理家务事。不光乱世，农民争着当皇帝，太平年景，偷着做皇帝的也不少。明清时代，宣称具有无边法力的民间教门很是不少，教首借着三脚猫功夫的气功，再加上一些从儒释道那里抄来、从戏词里趸来的货色，一蒙就能蒙上一群人，给他上钱上货，甚至贡献女人，大家夜聚晓散，好不快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觉得做教首没有做皇帝过瘾，所以往往有利用教徒对自己的迷信，做起皇帝的，不敢公开搭棚子，就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穿着借来的戏衣“登基”。地方虽然窄点，但一样不耽误大封群臣，尤其不耽误封自己的三宫六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年景称王称帝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过过皇帝瘾，并不真的想打上金銮殿，夺了鸟位。只是若让真的皇帝知道了，还是一样抓了砍头——其实有点冤。
在汉人文化圈里，皇帝无疑是一个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有谁能不知道皇帝呢？有个笑话说两个农夫在田里割稻，累得不行，一个说，皇帝割稻肯定是用金镰刀。另一个说，蠢货，皇帝哪里还用得着割稻，还不是在大树下面，西瓜吃吃，蒲扇摇摇。其实，这只是笑话而已，人们编出来取笑农民的，当不得真。实际上哪个时代的农民，会一点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回事？自从有了戏曲之后，戏里总是演帝王将相，即使在农村，年节农闲，也要唱大戏的。别的不晓得，谁还不知道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别人都要冲他磕头，三呼万岁，居有宫，出有辇，说话金口玉牙，让谁死谁就活不了；最妙的是有许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来的。所以，凡是农民想要做皇帝，就比照着戏上的操练。当然，农民如果不满足于做草头王、野皇帝，而且真的得了天下，那就得讲究一些了。当年从沛县起义的刘邦，土的程度跟陈胜、吴广也差不了多少，最多当过几天“大队干部”，起义以后，事情还没有眉目，就拼命地找女人、吃猪肉。英布来见，他一边一个女人在给他洗脚，张嘴就是粗话，一点礼数都不讲。看见儒生，更是不耐烦，抢过人家帽子就往里撒尿，活脱脱一个乡里的无赖。然而后来做了皇帝，发现跟原来的一帮屠狗杀猪的兄弟喝酒撒疯不成体统，这就用得着儒生了。叔孙通为他制订朝仪之后，宫里殿外，兵卫齐列，铠甲鲜明，旗帜飘飘，所有文武大臣排成两列，天不亮就在宫外候着。赞礼官说声“趋！”，大家弓腰低头，一溜小碎步向前；说声“止！”，则乖乖站着谁也不敢动。东向文，西向武，分两列在殿前站好。于是皇帝乘辇驾临，诸侯王、群臣按班次奉贺朝拜。礼毕，皇帝赐酒，酒过九巡，赞礼者高叫：“罢酒！”整个仪式过程，群臣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稍违仪，有动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视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将他们带走（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朝礼罢，刘邦高兴地说，我今日才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啊。原来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朱皇帝登基的时候，也一样排场得了不得。先是郊天祭地，算是请示过天公地母，承认了他做皇帝的合法性；然后由丞相率领群臣，跪请朱皇帝龙椅就座，朱皇帝扭捏半晌，总算坐进了椅子；再由丞相跪进衮冕，为他穿戴停当，再捧上玉玺，送到朱皇帝手中；接过玉玺之后，群臣立刻拜贺舞蹈，三呼万岁，整个南京城鼓乐齐鸣，欢声震天。接下来，换上皇帝新装的朱元璋，由仪仗导引来到太庙，奉上宝册，追尊他们朱家四代种田的祖宗为帝，告祭社稷；然后回到奉天殿，升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大家如仪舞蹈，三呼万岁。此时的朱元璋说没说刘邦当年的那句话，于史无证，但心里肯定受用极了。只有李自成没有出息，打下了北京，占了皇宫，却在偏殿登基，果然没几天就丢了天下。
可是，没有受过皇帝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在皇帝问题上有时候就难免有点糊涂。金朝的开山祖完颜阿骨打，打下燕京（辽人的南京），识趣的燕京人打起皇帝专用的黄盖去迎接他；他说这东西只有一个，我们这么多人，谁用？于是扔在一边。将他迎进皇宫，请他坐龙椅，他还是说，就一把椅子，怎么坐？于是跟同去的人一起坐在台阶上。后来总算是可以坐龙椅了，但对于礼仪还是不明白。刚刚进入中原的女真人不呼万岁，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活一万岁，极尽他们的想象，觉得活一百二十岁已经到顶了。所以，上朝的时候，他们就呼“一百二十岁”。其实不光刚进中原的女真人，就是已经接受了多年汉人统治的西南地区的苗人，也弄不懂皇帝的确切意思。清朝的时候，贵州的地方发现，苗人无论管多大的官，都叫“皇帝”，而北京城里真正的皇帝，则被叫做“京里老皇帝”。少数民族在皇帝问题上的糊涂，反衬出我们文化上皇权意识的强固。人家大人物都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小小百姓都门清。是文化上的先进呢，还是意味着别的什么？
欧洲直到现在，不少国家还存在王室，调查一下，希望王室继续存在的西方人还正经不少，但真正具有皇权意识的还是我们。我们的皇权意识，不仅在于大家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盖都有点软，碰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君主就会自动将权力交出，一任人家摆布；还在于凡是有点权力就想像皇帝那样行使，霸气冲天；更在于想当皇帝的人太多，连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有的也有这种幻想。这对于西方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拿破仑一世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他绝对不会说，不想当皇帝的人不是好的人。因为即使在一度皇权鼎盛的法国，像他那样做皇帝梦而且还实现了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妙的是，我们在还没有当上的时候，摊上恶主了，抱怨固然要抱怨，但批判主子荒淫的时候，心里其实酸酸的。如果一旦像孙猴子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了，那么脸变得比谁都快，享受起来比谁都迫不及待，恨不得一天享尽天下美味和美色。明朝的大儒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
财富，模糊的边界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2000多年吧，使用的货币是一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可能从秦五铢就开始了）。将钱做成这副模样，当然有浇铸之后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着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一贯小小的铜钱，蕴涵了天地宇宙。晋人鲁褒《钱神论》言道，“体圆应乾，孔方效地”即此之谓也。不过，这样一来虽然气魄够大，可也有麻烦，因为宇宙在中国人认识中还有另外一副模样，那就是混沌，所以连带着钱这种财富的表征，也不免混沌起来，也就是说，财富的所有权含糊不清。就拿传统的中国人认为最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来说，虽说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张家买李家的地，请来中人，写好契约文书，方位标志一清二楚，连一个垄沟都不错，地契在谁那里，地就是谁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还是你的。明清之际江南盛行永佃权，田地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别典卖，按说物权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层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国家因“国家需要”看上了谁家的土地，那么二话没有，你就得让出来。仁慈一点的还有点补偿，横的主儿，连象征性的补偿都没有，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含糊的。连脚下最坚实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财产的边界就更糊涂。中国人一向号称以农立国，但几乎人人都爱经商，也会经商，富可敌国的巨贾自不消说，农夫村妇也断不了推着挑着挽着篮子去赶集。挣来的钱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霉赶上了贪虐的官儿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说不定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七品县令，想要让一个有钱的主儿倾家荡产，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要不然怎么会有“破家县令”这个说法呢？秦汉时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的商人开刀，商人的钱就变成了国家的钱。
后来“市籍”这种贱民称号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挣得的家产还是不保险。于是讲究一点的赚了银子就去买地，让自己变成地主，然后课子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性急的干脆大把银子买个官当，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总之是让自己或者子孙从铁砧化为铁锤，重则让人家破家，轻则保自己的家。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确保家产无忧吗？好像也未必。政坛风云，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罢官抄家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
石崇富甲天下，连皇帝帮着自己的舅家王恺跟他斗富都斗不过，厕所里花团锦簇，香气扑鼻，有美婢24小时值班，高捧手纸伺候，害得客人进去以为误闯了他家的内室。结果呢，风向一变，照样家产籍没，身首异处，最心爱的歌妓绿珠也被连累地跳了楼。当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墉一样（此公有盐商的家庭底子），天天多磕头少说话，安享富贵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点，但同样不等于进了保险箱。比如和珅吧，虽然已经被眼下的媒体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贪，好像十恶不赦的样子，其实此公八面玲珑，不光只讨乾隆皇帝的欢心。钱是捞了不少，不过大多出于人家的主动孝敬，比起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来，格调显然高多了。然而，和珅多年攒下的家当，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姓他钮祜禄氏，而是被后来的皇帝嘉庆拿去了。原因呢，当然有十大罪状，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维铮先生说的，连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剿得国库空虚，害得嘉庆心里空落落的，只好来个“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也就是半饱，君不见，从此以后，嘉庆再也没有像他爹一样南巡找乐子了。
最要命的是，相当多对私有财产的剥夺，都有着相当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道德意味过于强大的“公”与“私”的概念。那个出过“何不食肉糜”笑话的昏君晋惠帝，听见蛤蟆叫，问道“为公乎，为私乎？”，看来他并不是真的糊涂，王朝政治的要害就是这么点事，无非是公乎私乎，公私要平衡了，国家也就太平了。只是平衡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国家不言而喻地体现着“公”的一面，由公而剥夺私，即使手段不那么光明，道理上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有的时候，所有的鬼魅行经，只要挂上了公的招牌，就可以堂皇地行来，官吏们假公济私自然也就难免。可是说到底，那个时代的“公”其实也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私”，皇帝以天下为家，天下也多少有皇家家产的意思，君不见，昔日的沛上无赖刘邦做了皇帝，就跟他老子吹牛，说是你从前老说我没有我家老二能置家业，现在看谁挣的家业大？
古往今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认为那是刘家和李家的天下，也都认可刘家和李家对他们土地财产的征用。只要这种事情别太频繁，别太无度。当然，那些当官的更是认可来自皇权的“公”的肆虐，落难倒霉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的脾气，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抄走。明朝万历年有过不小的作为，也捞了不少钱财的张居正，得意的时候日食万钱还说没有下箸处，死后家产被抄，一家十几口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活活饿死，竟没有一个人有过冲出来想点办法的念头。
其实，就是在私的领域，财产权也不那么清楚，一个人只要有点出息，家族的负担马上加重，人人都认为可以沾上点光。手里有点银子，需要管的人就多，陈毅回忆说，他小时候很穷，舅舅做了一个管一块小地方的九品巡检，他就可以跟着上任，打打秋风。实际上，几乎每个做官的，后面都要管一大家族的人（叫他们怎么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结果，财产权多少也就模糊了。
中国有《易经》，总是变易，按老百姓的话说是“富不出三代”，用贾府里小红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对于文学艺术可能倒是有点好处，不然《红楼梦》怎么出得来？可是这样下去，社会的资产却总是难以积累起来。西方的历史短，但人家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家族，连日本也有三菱、三井这样绵延几百年的老商社。而我们的老字号，充其量也不过是买卖鞋袜、烤鸭和剪刀的店铺，汉、唐、宋甚至明代都有过的大规模手工业工场，一个个都灰飞烟灭了。古罗马多数时候也是帝制，不过《罗马法》却把物权界定得清清楚楚，罗马皇帝可以砍大臣的头，但想没收财产可就难了。关键是，人家文艺复兴接上古代的茬，由市民社会走向现代，而现在的我们偏偏要跟人家学，学了技术还要坐人家的板凳（入世），据说还要遵从人家的游戏规则。可是，人家规则的基石就是物权，即私有财产权，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
我看，实在没辙，咱们回去算了，套一件大号的长衫，连头带脚裹起来，保管混沌。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一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艺人的立场
过去的中国，唱戏的艺人，属于下九流，虽然红的时候有达官贵人来捧，而且收入不菲，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贱二字。《红楼梦》里的红戏子琪官，粗鄙的薛蟠和温柔的宝玉，都喜欢得不得了，但究根问底，却脱不出玩赏的潜意识。清末时节，西太后老佛爷带头提倡京戏，市面上的好角儿，都先后进宫供奉，一被品题，身价百倍。最高领导带了头，王公大臣自不落后，一时间军政民商各界，一齐来凑趣，戏园子爆满，堂会连连。前三鼎甲、后三鼎甲，谭叫天、小叫天、盖叫天，南可以唱到上海、武汉、长沙，北可以出国，唱到平壤、汉城。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商家为了跟洋鬼子联络感情，花大钱请名角，请联军司令瓦德西赏光看戏，咚咚的锣鼓害得老瓦头痛欲裂。
尽管如此，艺人的“贱”并没有为此稍减。大家心目中，还是有个“玩”的意思在里面。清末“逛相公堂子”，跟逛胡同是差不多的意思。可是，人们对艺人的道德要求，却并不低，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的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时，曾经很让他们自己头痛。
艺人地位轻贱，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立场的话，却往往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艺人们最爱演的戏是《铁公鸡》，歌颂清军将领张国梁。京剧名角之一的孙菊仙，还从军参战，混到了三品顶戴。那时候，底层闹的乱子特多，但艺人，包括民间草台班子的艺人，很少有站在闹事者一边的。只有闹义和团时，有编了“时事戏”《火烧望海楼》之类唱赞歌的，但那时义和团是得到老佛爷嘉许的。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农民造反给下层百姓出气，但在造反的过程中，却会危及唱戏人的市场和票房，就算有山大王请来（或者绑来）唱戏，但给不给钱是说不定的，有时候甚至连吃饭的行头（戏装和家什）都会赔进去。跟太平天国同时，山东的造反者称王称帝的时候，就经常抢戏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稳定，才会有戏唱。艺人虽不识字，却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
当事情牵扯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艺人们也有立场，那就是选择站在中国人一边。虽然不见得去前线演戏劳军，但在后方，唱几出某某征东或者征西的戏文鼓舞士气的事，每场战事都免不了。可是艺人唱是唱了，仗却总是打不赢，于是艺人就有了牢骚，埋怨朝里出了奸臣。
戏文里，这种事情很常见，中国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将士卖命，后方总有奸臣作怪，里勾外联。不仅艺人这样想，喜欢看戏的国人，包括士大夫也这样想。所以，鸦片战争打不赢，是由于有穆彰阿、琦善，后来则有李鸿章包圆，充当现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鸿章，战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夺了黄马褂。战败后，作为羞辱中国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鸿章去马关签条约，这当然更坐实了李的汉奸罪名。据说京城一次演《白蛇传》，到水漫金山一节，当时著名的苏丑（京剧丑角分讲苏白的苏丑和讲京白的京丑）刘赶三，临时抓哏，对穿黄衣的龟将喊道：快上，再缩头缩脑，扒了你的黄马褂！观众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讽刺谁。
立场归立场，如果洋人真的打进来了，而且占了中国地方不走，艺人还得吃饭，该唱戏还得唱戏，比如刚才提到的给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战期间，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的艺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没有什么积蓄，还要吃饭，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马连良，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而且一个戏班都指望他，所以，连日本人逼他到满洲国给溥仪唱戏，他都不能不去。——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艺人靠身上的“活”（我们叫艺术）吃饭，本质上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没什么两样。但艺人活在人们的聚光之下，众目所瞩，形象未免有所变异。一厢里，传统亵玩心态作怪，大家轻贱之，一厢里，又往往对他们的要求过高，阶级大义、民族大义都让人家坚守，稍有差池，则众口一词，骂个没完。
民意何如官意
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随便着也采一点“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老百姓距离太大，天高皇帝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雷锋皇帝，而且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有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也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说了算，说谁行，就是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说，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富济贫，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得罪巨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肖，皇帝身边的人，男的女的，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嗜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什么也别干，一味模棱，多磕头少说话，口中不臧否人物。历史证明，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上去的多，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的有人缘的高手。
古往今来，靠官意，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能官、贤德之官。芸芸众官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真正为民作主的好官，民意倒是不错，可惜，民意何如官意，为民难免得罪官，得罪了官，上下左右，官缘不佳，多半免不了被淘汰。拖到最后的最后，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大家一起，没死的话，推倒重来。
神不迷人官自迷
有调查说，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就人们的视线所及，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吃人骗的，时有所闻。
做官的人，有点迷信，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环境不确定、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人有了点本钱，有了点地位，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说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也许有点夸张，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不确定，就想确定，办法有二：一是求神，二是问卦。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求神护佑，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前者要上供，靠贿赂，供品（牺牲）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殷商时候烧甲骨，后来玩蓍草、算筹，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扑克牌，塔罗牌，再加上水晶球。问卦需要技术，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文化不发达的时候，巫师地位很高，属于精神贵族，由打卦打出文字符号，神秘得紧，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神秘渐次消淡，巫的地位下降，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只要在正常年景，大家虽然卦也问，神还求，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祭如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得意之时，就全忘了。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着中国的迷信，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不拆的，也大批地被占用，变成学校。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踱着方步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加算卦看相当术士的混在了一起，连密宗藏传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蒋介石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蒋介石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扶箕，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
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那些人，不用那些人，做那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自打有馅饼以来（大约有千把年了吧），却一直有人惦记着。当然，惦记的方式不见得人人都抬头看天，而是闷头幻想着出现奇迹，而且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大富大贵。现在，被超女刺激得，好像已经变成了快速成名，快速走红。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不吃亏，也占便宜，是人类的一点小小的，但却很难克服的心理疾病，无非是想不付出或者少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是大收获。这样的事儿有没有？当然有。天上掉馅饼虽然不可能，但兔子撞到树上的事毕竟是有的，不费力气拣个兔子回家，跟摊上天上掉的馅饼也差不多。这种对于大众来说的超小概率事件，落到那个幸运者身上，则变成了“幸运百分百”，而大众却往往容易把眼睛盯在这个“百分百”上，只消稍加操纵，任何一个偶然的幸运事件，都会导致一场疯狂。
于是，利用这种心理疾病，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多了很多花样，花样的陷阱。赌博和彩票是比较明目张胆的陷阱，明明大批的人都亏进去了，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大家眼里却只看见那几个中头彩或者赢大钱的，因而前赴后继。办速成班和出速成教材，是比较隐蔽的陷阱。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我们的老师，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痛了中国，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清廷新政之后，大家一窝蜂地涌进日本，进去的人多半都打着少花功夫，甚至不花功夫就能学到本事的主意，于是日本人审时度势，一窝蜂地开办了许多速成学堂，一年，甚至半年，就让“清国留学生”揣着毕业文凭毕业回家。现在办的速成班，多半是教外语的，人们不是想不花力气就学好外语吗？人家告诉你好办，上我的班，用我的教材，半年，一个月，甚至十天，包教包会。当然，老师和学生的差距还是有的，当年日本人速成学堂教出来的学生，虽说连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没搞明白，只记了几个新名词，但回国后，却大多被聘为新学堂的教师，至少有个饭碗，而后来这些速成班的外语生，却什么都没有，只搭进些钱和功夫还有自己那点不劳而获的梦。这个世界骗子多，眼下的中国，骗子更多，出门一不留神，就能碰上一堆。但骗子十有八九，吃的都是人们速成心理的饭。那些吃人骗的，凡是被骗了钱的，多半是想速成发财的，被骗了色的，多半是想迅速成名的，贪心谁人没有，名利有几个真能看得透？真个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个世界还怎么能转得动？祸根不是名利，而是对名利的速成心理。
不过，历史证明，吃亏上当，并不足以让人们从速成的幻觉中完全醒过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跟上来，只要陷阱还在，就会有人前赴后继。法律惩罚骗子，教育揭示骗局，但病根却难除去，政府和社会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抑制病状的爆发，而没有办法根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赌博，还是后来兴起的速成班骗局，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都背着黑名声，但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媒体可以公然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疾病牟利，却不背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
今天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转化为眼球的数目，眼球就是金钱，就是一切，所以，速成病，基本上已经演变成出名的竞争与幻想。一夜成名，就意味着荣耀、光环、金钱、名车、别墅、美女俊男。而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操作出一个平民成名的梦，把一个小概率事件，变成一场可以操控的大众狂欢，大众在狂欢中，尽情地让自己的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哪怕近乎狂癫，也没有人少见多怪，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大把大把地捞钱，媒体操作出来的“平民英雄”，就像六合彩中的头彩，肆无忌惮地吸引着更多的眼球，把更多的人更多的金钱，吸进那个病态的黑洞。
建筑在病态上的文化，是病态文化，建筑在病态上的经济，是病态经济，为此而发狂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人哪，醒醒吧，天上掉不了馅饼。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自从2002年我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被定为官方教材使用文字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唯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就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理”。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着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作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管它很土，很不现代。不仅如此，私塾还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并不只是个文字的识别、掌握和训练的问题，汉语教育原本就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关。当中国文化的命运沦落到被逐渐边缘化地步的时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对汉语本身都不会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语已经和汉语语文一样，达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英语的学习时间和力度都要超过汉语。在此之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已经占到大学期间所学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语教学正在成为时髦，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它的双语时代（其实是英语偏重的时代）。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像香港一样，学生会写的汉字不多了，人人说话都夹杂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西方人说，所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这个说法，到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没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
当众人都跪的时候
国人对下跪，情有独钟。喊冤的时候跪，情有可原，但更多的时候，是畏惧的跪，屈从的跪，马屁的跪。民国废跪拜礼，大家都不大习惯，所以，不久袁世凯称帝了。称帝之后的袁朝，不好意思一下子复辟，改革礼仪，变三跪九叩为九鞠躬。当时孙宝琦为国务卿，率领百官朝拜，他按规矩来，九鞠躬，而身后众官呼啦啦悉数跪倒，依旧三跪九叩。众人皆跪他独立，弄得他反倒像清朝朝拜中旁立的太监。袁世凯的老朋友中，严修和张一麐对袁称帝有异议。严修民国后没有做官，无需上朝，但张一麐久在袁幕，新朝礼拜，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正式朝拜可免，但旧幕便殿入觐，总不能不去。见了之后，张一麐九鞠躬，但其他人都三跪九叩，礼毕，大家对他怒目而视，过后都不乐意搭理他。
都说众人皆醉我醒难，其实并不难，大不了装醉就是。从来历史不乏没醉装醉之人，表面上看，也是醉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即使装的不像也不要紧，只要不站出来扫大家的兴，没人会追究。可是，众人皆跪你独立，就很麻烦了。固然国人喜欢跪拜，但是没来由的，也没有平白干这种矮人一头的事的人。非自家长辈，倒身下跪，不是有求于人，就是有惧于人，再不就是特别的崇拜某人。用这种国粹式的特别方式，表达自己的恭顺和崇敬。大家都跪，一人独立，意味着这人跟大家都不一样，也意味着他在跟大家过不去，对着干，出大家的丑。尤其在袁世凯称帝，众人其实未必真的以为然，却竞相表示臣服的当口，相当多的人，其实跪也是假跪，但毕竟都跪了。有人不跪，等于当众揭了大家的老底，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不恨他才怪。
所以，特行独立，公开坚持己见，表面上是鹤立鸡群，实则众矢之的。随大流安全，随大流保险，随大流也容易。不良的商家，常常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操纵市场，诱人入彀。楼市也好，股市也好，没有众多的散户，炒家挣谁的银子？但更喜欢人们随大流的，还是当政者。如果能让人们因崇拜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顺从最好，如果不能，就得通过某种方式让人恐惧。只要人们感到恐惧，就得顺从，就得下跪。重庆警界黑老大文强，觉得部下不够顺从，叫来喝问：站着说还是跪着说！？部下只能跪着说。虽然说，在现实世界中，跪拜之礼已经不多见了。即使那些热衷恢复古礼的学者，也不敢贸然鼓吹恢复跪拜，只是让部下在接受领导召唤的时候，务必趋行，即弯腰躬背一溜小跑。但是，人们依然在跪拜，用恭顺的眼神，用恭顺的言辞在跪拜。谄媚的时候，人人都喜欢把自己降得很低，恨不得低到尘埃里。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一把手出来往往前呼后拥，呼拥者无非是在跪拜，无跪之跪。如果这单位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县，那么更是可怕。有些县太爷出行，地动山摇，要脱大衣，只消一伸胳膊，就自然有人会给他把大衣轻轻脱下接走。他一进会场，众人全体起立，他不落座，没有人敢把屁股挨在椅子上。
这样的氛围，实际上也是跪拜者造出来的。在现代社会，其实多数人都知道跪拜、谄媚、拍马屁丢人，但该跪的时候，大家都跪。木讷之辈，固然讨厌那些勤于献媚之徒，但他们最恨的，还是极少数坚持不跪的人，因为他们的不跪，反衬出了自己的卑劣和胆怯。当然，最恨不跪者的，还是有权人。有些打击报复的案例，其实不是被打击者惹了谁，而仅仅是他们不顺从，不肯下跪。在当权者眼里，不跪，就意味着不臣，甚至不轨。生怕群起效尤，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环境。其实，他们多虑了，只要他们的权势在，威风在，敢于不跪的人，没有市场。在众人一片谄媚逢迎中，袁世凯做了皇帝，也在众人一片翻脸声中，他取消了帝制，病入膏肓。在他垂死之际，他的两个老朋友严修和张一麐来了，袁世凯对他们说，所有人中，只有这两位朋友淡泊名利，从来不提官爵之事，非常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至有今日。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众人已经在琢磨跪下一个了。
为什么总是好人倒霉？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好像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则寓言故事，说是在一条沟渠旁边，有座小庙，庙里的神像都是木头的。一日，一人过沟，为了方便，居然把神像搬下，横在沟上踏着过去了。不久，又来一人，见状大惊，连呼：罪过，罪过，连忙把神像扶起，擦拭干净，复归原位，还拜了几拜，方才离去。庙里的鬼卒对主神说，大王，你一定要惩罚前边的那个人。大王说，要罚就罚后边的这个。鬼卒不解。大王道：前面的那个都不信了，怎么罚他？
社会的现实似乎也跟这个“大王”一样，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最后往往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如果你把家庭住址联系方式都给了人家，那么最后往往不得不搬家换电话了事。不仅社会上如此，家里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儿，“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谚，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意，净是帮助。无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外面的陌生人也罢，大家都希望碰上好人。如果某一天，出门碰上了笑脸，被别人帮了一把，无疑都会对自己说，今天运气真好。反过来，除了某些受虐狂之外，没有人希望别人对自己不好，如果摊上恶言恶语，甚至阴谋算计，都是令人不快甚至难受的霉运。可是说起来也怪，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是应该的，如果一旦某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像人家一直都欠你似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对于对自己好的人，当面也许还能说声谢谢，一转身就会嘲笑人家傻，憨，冤大头。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八交的神，比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谑。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日本，那里有对中国人不友好的右翼，也有对中国人始终友善，并施以援手的好人，然而，却偏偏有中国人抢劫杀害了一直热心帮助中国人的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像我说的那样，但是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却普遍存在着，很多人，都在某一时，某一地，有过类似的想法或者做过这样的事。一个我教过的学生在临毕业的时候对我讲，说我们这些学生，从来不想着对那些好老师好，因为这些老师是好人，即使我们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我们好，我们只讨好那些恶老师。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了，太精于计算了。昧心咬救者的被撞人，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疗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是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在很多更为精明人的眼里，希望别人对自己好是一回事，自己报偿不报偿这种好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在希望别人的，是傻一点，更傻一点，而对自己好，往往就是这种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对自己，则希望精一点，再精一点，不仅希望自己天生精明过人，而且还要刻苦学习，中国的四大名著，要论文学价值，《三国演义》最差，但除了某些纯情少女之外，真正受欢迎的，恰是《三国演义》，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
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这一点，李零先生有考据），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
我们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傻的同时，炫耀着自己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的算计，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的非常彻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丧失了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能力，仅仅满足于在戕害周围人的过程中分润一点余沥。醒醒吧，戕害自己的国人！
贵族与农民
写这样一个题目，如让学者来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在那个时候，贵族和农民这两个概念才可能放到一块说事。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口头语言中，贵族和农民，不仅是两个出现几率相当高的词汇，而且是困扰国人多年的梦魇。
追求贵族，是国人坚持多年的努力。书沾上“贵族”，无论气质还是行为，就好卖，房打上“欧洲”“城堡”字样，价钱就高，前一阵全民课子学钢琴，眼下北京人又赶着让小孩学高尔夫，说是打高尔夫有贵族气质。据说一代小贵族的培养，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本土路线，琴棋书画再加读经，一个是西化路线，钢琴、网球、高尔夫再加点涉外礼仪，比如怎么吃西餐、打领带之类。总而言之，中国城市有了点余钱剩米的人们，个个都憋着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贵族，其中有些人听说了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传言，还多少有点耐心，可相当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鸭式的培养，孩子课余时间，学了外语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学了舞蹈学礼仪，弄得大人孩子都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风靡一时，许多人迷的其实不是她的文笔和思想，而是那里“贵族气质”的描写，最念念不忘的是康有为女儿占用两百多盘子的一顿西餐。
在举国若狂、追求贵族的同时，农民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倒了霉，成为贵族的反衬。在很多场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无论人或事，只要被人说成是“农民”或者“真农民”，被说的多少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宁可让人说他是流氓，也不愿意让人说他是农民。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中，农民意味着落后、保守、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以及种种让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气质，总之，若要贬低人，一句“农民”就足够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追捧贵族、贬低农民的国人，恰恰离贵族最远。要说欧洲人捧捧贵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会相去不过三百余年，当年的贵族的城堡犹在，某些国家还有国王和爵士，可是中国，据钱穆说，宋代已经没有了大门槛，整个社会变动不居，“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朝为田舍儿，暮登天子堂，或者反过来，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中国的社会，没有贵族已经有上千年了，怎么到如今，反倒全社会寻找起贵族来了？
其实，现在追捧贵族的国人，尽管身在城里，有的已经住了很多代，但是，如果较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农民。其实农民才是我们的本色，无论哪个家族，就算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家的人（大多数人都姓金和赵了，近几年才开始“复辟”），查到他们的祖宗努尔哈赤，其实也是个半个农夫。对于那些号称祖辈都在城里居住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城市，在百年前不过是集中居住的乡村，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况且，居住在城里，跟贵族与否并没有关系。
也许，正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潮，拿不出手，又赶上改革这么多年，不少人有了点闲钱，可供折腾，于是就拼命地追求贵族，急切之间，又找不到学习的榜样，只好凭着一点皮毛的印象，胡乱追起来。按说，追求贵族，向往教养、品味，倒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咱们某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点追求，想给自己和子女上台阶。只是追得往往不是地方，不知道弹钢琴、跳拉丁舞甚至打高尔夫，并不等于贵族。教养，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氛围，来自教育，来自书籍的滋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琴谱、时尚杂志的家庭，是培养不出气质高雅的人来的。传统的中国，没有贵族，但是有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标志，不是某种我们现在热衷的零碎技巧，而是读书的传统。
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国人总是对自己不自信，而农民的底色，恰是我们某种不自信甚至自惭形秽的根苗，追捧贵族和贬损农民，其实都不过是这种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发泄。
被权力毒化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最常见应该有三种：一是忍着，只要能活下去就忍，将一切归咎于自家命不好；二也是忍着，但想法找机会熬成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赏给后来那些无辜的人；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横暴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其实就是选择忍了的人们，脑袋里也未尝没有冒出过诸如，找人废了丫的，或者等我有了权……之类的念头。
不消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不过，实现这种结果大抵需要有宗教，讲种姓的婆罗门教最好，不然讲因果的佛教也凑合，可惜，在中国，婆罗门教没有影，佛教也总是变不成国教。于是，后两种反应，就愈发多了起来。第三种结果看起来相当可怕，追求直接的行动，以暴易暴，找几个哥们，或者花点银子托关系找黑社会，轻则暴打一顿，重则卸条胳臂或腿，甚至要了人家的性命。
虽然可以说是黑社会存在的土壤，但毕竟过于赤裸裸，而且歪门邪道一时半会难成气候。最危险的其实第二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可厚非，学而优则仕是我们文化传统的老底子，没有贾宝玉锦衣玉食外加女儿国温柔乡的资本，有谁能见着想做官的就喊“禄蠹”？可是，这种近乎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人的头上，就像从前受了婆婆气的小媳妇，等熬成婆婆了之后，怨气都落在后来的小媳妇身上。最后当然是他从前的同类晦气。所以，这些人的理想实现之日，势必是劳苦大众倒霉之时。处女被诬为卖淫，校园接吻被开除，在自己家里看黄碟被逮到局子里这样大的倒霉事，也许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碰上的。但走在大街上，无缘无故被查证件；坐车去什么地方，突然路被拦住了，要求你改道；某个场所突然不让进了，或者进去了玩得正高兴，突然被要求离开；去求职明明考试名列前茅，人家就是不要你；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领导就是让你加班，不告诉你任何理由；明明讲好的事情，上级说变就变，同样不告诉你任何理由；你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丢了，想去挂失，可是人家要丢失处的派出所证明，到派出所办证明，人家又说，谁能证明你是在这一带丢的？不是每天都这么晦气，也不是每天都这么倒运，但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屑跟你解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像是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时刻准备着生吞横咽下若干你很不情愿的东西。
可悲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毒化了，每日被生咽下去的东西并没有变成粪便排泄掉，而是变成毒素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空气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个环境出来的人，只要有了权，就只会横着使。关键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异样了，我们的为人处世，我们的追求和理想，统统陷在怨毒和嫉妒的旋涡里，还不自知，只想着刻意追求成功，却无法体味平常的快乐，品味日常生活的幸福，还自以为是超凡脱俗。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就纷纷在学生会和班级里操练起权谋，争当各种“长”和委员，我的比较优秀的学生，谈起理想，往往要进入政界，获得权力，生活在社会的中心。童年和少年遭受权力伤害的阴影，早就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作为老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进入官场之后，一天天变得庸俗不堪，利欲熏心。我们已经不会爱，不会用关切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当我们抱怨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时候，想没有想过，当碰上陌生人求自己的时候，自己是个什么面孔？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当网上每每爆发针对强权侵害弱者的声讨时，你无法辨别这其中有多少是对权力所有者的怨毒，有多少是对弱者的同情。而这种怨毒，实际上被嫉妒浸泡着，凡是网上出现北大、清华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一窝蜂地炒作，而那些针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样的报道和评论，大家的热情却要差了很多，而很多事情，罪魁祸首，其实是后者。显然，关心这种事情的网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却是非北大和清华出身，不少媒体的从业者也是如此，当年高考和求学时的那点不平衡和小嫉妒，一直没能消散。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是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讲得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满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犯了这样两个重大错误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着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情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
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根源。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有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化的学者，走得过于远了，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么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利益。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我的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
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前一阵，凤凰卫视要做中国近代商人的记录片，初步的计划是做五个人，其中有胡雪岩、盛宣怀和周学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虽然自高阳《红顶商人》在大陆流行之后，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多少商人的座右铭，但官商其实不代表中国近代商人，尤其是无法体现近代企业家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他们只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们为榜样，在这条歧路上走，那么，中国的工商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大略地分起来，大体上自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参与近代工商业进程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经过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国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他们多半生活在澳门附近，鸦片战争前后，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买办，即替洋商办事，专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中国雇员，还有些人出洋，变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这些人，或者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企业家，比如陈启源和陈芳，另外一些人，则以成功的买办和商人的身份，进入早期的洋务企业，撑起了中国初期现代化的半边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郑观应和徐润。这些人，实际上并非个个都像我们某些教科书上说得那么反动、腐朽，十恶不赦，其实，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
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上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可能成为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的上流社会。
这样一个高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民主的恳谈场所，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遗，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他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的一些的一麟一爪，给人们呈现出来，叙述严谨，有板有眼，文字如以往一样清晰、耐读，开卷有益。每个现在的中国实业家，或者有志于做实业家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