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的读书人应有的精神追求。
他居住在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后人将这四句话总结为“横渠四句”。它是读书人关怀天下的体现，提醒着人们读书、学习的真正目的。
千百年来，横渠四句一直是许多读书人的座右铭，人们对其推崇备至。
读书、做事、入仕，自然可以求得功名富贵。然而功名利禄只是外在，要为自己和天下人找到放逐的“心”，着实为百姓的生存、生活不辞辛劳地奔走，传承历代先贤的学问，为未来千秋万世开创一个太平的世界，才是读书人最应该做的事。
不过，横渠四句近来面临不少的鄙夷和贬斥。明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中国在发展上全面落伍。人们想要找到落伍的原因，自然而然地指责空谈家，表扬实干家，而文人是最擅长谈论的。
但是，文人这个群体太大太大了，古代识字率不高，凡识文解字有作品传世者皆是文人。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近现代落伍，是2500多年前的孔子的责任，但是，既然要他为近现代落后负责，那么他也该为强盛时期负责，否则实在是讲不通。
事实上，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做好一代人的事，就是做好千秋万世。孔孟老庄，只能做出他们应有的关怀，要做出符合时代的思考，无法脱离当初的社会现实。
中国近代落伍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可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从未领先过。但是，为了打击一些国人的盲目自信，有人拿牛顿、法拉第等国外伟大科学家与中国古代文人对比，认定后者对人类没有贡献。实际上是陷入了文理分家的窠臼，对比的对象也是错误的。
科技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然而社会的运行是有赖于“人”的。甚至科学研究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有“人”的因素。神舟飞天，楼高百尺，日行万里，物流调配，疫苗接种，便宜药价，都必须依托人类的组织性，也就是人文特性。
在这纷繁的世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与物，今人与古人其实是有相似的心理问题的。为天地立心，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我们总以为古人所说的“仁”是指仁德、道德。由于道德总是被当作枷锁施加给别人，被用来满足自我的私欲，人们对这个词的印象不是很好。
然而，在宋明时，“仁”被解释为了“心”。人们追求外物，想要取得很好的成绩，获得大额的奖金，拥有漂亮的装修，买得起昂贵的车马。但即便如此，很多时候依然无法使内心安定下来。年纪渐长时就更是如此，人们除却声名财货，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也就失去了本心。失去本心，做什么事就都心不在焉，这就是“麻木不仁”。
张载之后，人们还在探索“心”的道理。朱熹认为修心必先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要搞清楚每一件物品、每一件事的内在逻辑。王阳明起先追寻他的足迹，感悟到朱熹的错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人不可能穷尽每一样事物。但是，人皆有恻隐之心，如思念至亲，期待爱情，扶助弱小，正当的人欲，也不外乎天理，是心的光明之所在。只要专格内心，致良知而知行合一，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不要去想竹子、花朵、楼房、车马、成绩。当我们手中有工作，且用“敬”工作；有要学的东西，就用“敬”学习。无论何事，只是“精一”，用“敬”去学，做官、做事，文学、数学，皆是如此。
明人解决了“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命”的问题。
王阳明狡诈专兵，用心深险，渊渊莫测。但对于生民，却诚心诚意，如赤子一般坦诚。宁王之乱后，朝廷派来的北军在南昌为非作歹。王阳明将城中大部分百姓移到乡下，让军队乱无可乱。他对北军又是什么态度呢？每逢在路上遇见北军士卒，他都会握着他们的手关心他们的疾苦，问的全都是士卒真正关心的饥饱冷暖，并真的掏出钱物进行帮助。他号召百姓也这么做，这让士卒非常感动，不愿再滋扰百姓。
事实上，当时的局面非常险恶。由于王阳明定乱太快，皇帝御驾亲征，没能赶上。北军将领张忠奉命善后，却到处欺压百姓，将稍有资产的民户打成宁王逆党，要收缴“逆产”，同时想将王阳明也打成叛贼。
于是王阳明立即着手搜集张忠和宁王有关联的罪证，迫使张忠不得不收敛起来。张忠怀恨在心，怂恿北军谩骂王阳明。但王阳明依然关爱士卒，使北军内部也渐渐有了赞扬之声，都说这个人厉害。
张忠气急，又拉王阳明到军中做客，想通过军人擅长的比武射箭羞辱他这个文人。结果就是自取其辱，北军射手射得虽然不错，但不尽如人意，王阳明则三箭皆中靶心，南北军民齐声喝彩，彻底心服口服。
“射箭”技艺的学习，与其他事是一样的，类似千事万事，都只是一个事，“立心”即可。而“为生民立命”，也在其中。当一个人有了心，自然而然地便有了对于生活的热忱，对于他人的爱。
这是宋明学者给我们后人留下的遗产。
往圣绝学，不只指圣人著作，还有先贤各种著作与思想，是指一切文明之光。中国是文化传承最为优秀的国家，离不开历朝历代矢志不渝的文化传播者。
不世之才可以平定战乱，但他们更想设计一套稳健的系统，使万民生，万民活；要使政策有条不紊地施行，与蚕食生民利益的庞然大物进行长达数百年的角逐。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前进的过程，它的社会制度是不断演变的，文化是不断积累的。不变的是人心，当人民的利益被忽视，生命被忽略，就会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成立新的政权，改掉前朝的毛病，完成新的使命，直至发展到今日，从古至今，可谓天翻地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万世开太平”，依然是一个宏伟而又难解的命题。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也很难说自此太平。但是，如果世人果真怀着光明之心，世界必然变得更加美好。
这是中国人对于天下的终极关怀，也是根植于现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