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元
本文作者王正元，在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中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陆总”、“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等职，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等工作。现为民革成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员。
本文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它可以使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国民党政权组织的点滴情况，以及从抗战至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几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侧面。
首都电话局长途台，是在朱家骅任交通部长时动用“中英庚款”款项向英国购买的。在当时虽说不上先进，但也不算落后。该台有十余个坐席，应付首都南京长途电话业务是绰有余裕了。
电话线路在主要城市之间，都有双铜话线，京（宁）沪间除实线外，还有三路载波电路两条，其他如徐州、汉口等地均有单路载波直达。长途台的十几个坐席，分掌上海、杭州、徐州、汉口、常州、无锡、镇江、苏州等线，有的一席可管理几地电路，如芜湖、镇江、蚌埠线路。只有上海电路有两席掌管。
当时，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南京是首都，是政治军事的中心。政府要员们大多数在上海另有公馆，每逢周末，纷纷乘卧车赴沪度假。正因为有这许多因素，京沪之间的长途电话业务一直是繁忙的。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首都电话局长途台业务更加繁忙，尤以京沪间的线路更甚，电路不够分配，造成电话积压。战争一开始，部队纷纷东调，其时，蒋介石就已用长途电话询问战况。电话局为了方便他叫发长途电话，特地为他敷设了一对长途台通至黄埔路官邸的长途电话专线。
战斗打响后，蒋介石每天要发出多次长途电话到淞沪前线。蒋介石习惯对这些高级将领不叫名字，而是以“字”来称呼。在叫发电话时，对我们（电话工作员）则简要地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或朱总司令（即朱绍良），当时前线上有两个张总司令，他就说“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总司令”或“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总司令”。蒋介石在通话中，都是先听对方的汇报，然后再作指示，要等待几小时或者稍停后，再发电话下达指令。
顾祝同是苏北涟水人，顾把话说得慢而低时，和宁波官腔相差不大。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一口合肥腔，但他与蒋接触较多，双方都还听得懂。而张发奎说的广东官话，碰上宁波官话总是别别扭扭，他是否听懂了蒋介石的话，往往不敢多问。而蒋每次说完后，都照例问一声：“懂了没有？”
最麻烦的莫过于朱绍良了。朱的耳朵有毛病，重听比较厉害，蒋每次与他通话，总是一再重复，而他常常把意思完全听错了。蒋高声说话时，朱还是似懂非懂的，蒋介石每次都感到和他通电话吃力得很，后来干脆给朱绍良的电话，统由顾祝同转达了。
通话中，前方均系报告战况，顾祝同几次电话中要求增援。当时国民党精锐大多数都开到淞沪前线了，有一次顾祝同又向蒋介石请求增援，蒋说：“恐怕赶不上，正在赶运中。”顾说：“情况比较危急，如果增援不上，第一线就支持不住了。”蒋接着说：“那么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拿上去吧。”张发奎驻在江湾指挥炮兵，有时，连炮弹的命中率，蒋都要电话垂询。
1935年，汪启堃任首都电话局总工程师。在他的任内，招考了一批十六七岁的高小、初中毕业的女性来替换所有男话务员，经过短时间训练，就正式派用了。从那时起，首都电话局就开始任用女性话务员工作了。
蒋介石虽有长途专线，无须再拨“20号”长途记录台挂号，可是这些刚从事电话工作不久的女话务员，还是要按一般手续问明“发受人姓名”和种类等，加之蒋介石操的一口宁波官话，这些南京姑娘往往听不懂，一听不懂，就要重复询问，以致多次接错。加上电路少设备差，往往还造成积压。
在战争最激烈之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电话局长途台的女话务员们，并未因战争而减免手续，依然照章办事。即使是蒋介石叫接电话，话务员照例是不厌其烦地问：“你要普通还是加急？”有一天晚9时许，蒋介石对长途台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电话。”接通时，却是朱总司令（即朱绍良）。蒋质问：“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你讲没讲苏州？”因蒋介石把地名漏报，再加上蒋的宁波官话，南京籍女话务员把“顾”错听成“朱”。这批年仅十六七岁的姑娘们也未必知道被“顶”的就是当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蒋介石。
当时淞沪前线的四个总司令，其驻防位置是：朱绍良总司令驻安亭；张治中总司令驻青浦；张发奎总司令驻江湾，指挥炮兵；顾祝同总司令驻苏州，为总预备队。侍从室一位姓施的侍从对我说了这件事的经过：这次委员长有一项重要军令没有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听筒砸坏，躺在长藤椅上，咆哮着呼唤侍卫官：“请钱主任。”钱大钧一进门，蒋介石就气呼呼地说：“你把樵峰（俞飞鹏字樵峰，时任交通部长）叫来。”钱大钧当时也感到有些突然，暗忖发生了什么事要涉及俞飞鹏，又联想到俞是蒋的嫡亲表兄弟，自己又和俞是多年袍泽，便凑近一步低声说：“报告。”意谓有什么事。蒋约略把电话事说了，末了余怒未息地说：“问问樵峰，他是怎么部署的？”钱大钧唯唯退出，立即连打几处电话，都没找到俞飞鹏。看时间已近午夜，旋命自己的随从副官李某某备车，直趋萨家湾双门楼俞公馆。
钱大钧的随从副官谈及当时钱、俞会见时的情况说，我们刚踏进俞公馆，恰巧俞部长由苏州、昆山等地视察赶回。他见钱主任深夜过访，面显紧张。俞飞鹏是很了解我们主任的，非遇重要事件，从不露形于色，是一位谈笑风生、诙谐成性的人物。这次一见面，俞就急切地问：“慕尹（钱大钧字慕尹），什么事这么……？”钱答：“委员长对前线多用长途电话，亲自下令指挥……”“这个……”俞部长结结巴巴地应着。钱大钧进一步问：“你对下面有否安排布置？”“唉……没有。”俞飞鹏把头摇了一下。因为他们之间是挚友，说话无须掩饰。钱大钧遂把所发生之事备述一遍，并郑重地补充说，“樵峰，我看你要赶快，不能再……”俞飞鹏听后十分不安，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稍顷才抬头说：“是呀，贻误军情，谁能担当？”
俞飞鹏一直把客人送到会客室外，又说；“明晨我到官邸。”钱大钧一看手表，已是凌晨1时45分，随即淡淡地说：“我看不必了，最重要的是先部署！”两位将军站在台阶上，俞紧握钱的手，好一会儿口中才迸出：“谢谢。”
次日一大早，俞飞鹏在部长室召见“电政司帮办”陶凤山、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把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的事说了，要他们马上采取措施。经研究决定，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管。又经朱一成要求，指调在部工作的白堉、徐士元和我三人到南京电话局长途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三人轮流值班。我们一到长途台，就把蒋介石通往长途台的长途专线接到我们台子上的一部磁式话机上，类似一个直通电话，并把经由镇江、无锡接转苏州的长途电话改为南京直达苏州。俞飞鹏立将安排情况电话告知了钱大钧，钱又加派侍从室第二组少校参谋周某某来局协助我们工作。
以后，在沪战的三个月中，因有专人、专线、专机之便，蒋介石使用长途电话更加频繁，工作人员对他的习惯和个性也略微摸清了一点儿。一般在他向我们要过什么电话后，我们就用报告的口吻向他复述一遍，以求准确。他使用电话白天不太多，多在夜晚两三点钟，有时不停地叫接，刚挂起听筒，随即又叫接刚接过话的指挥官，有时连续不断打五六次电话，蒋介石叫接电话，每次都是急不可待，而且马上就要接通，否则就要发脾气。我们遇到线路不空时就立即采取拆线办法，如果其他高级军政人员通话，我们就插话说：“有委员长电话，请等一等。”随之就掐断为蒋接通。
蒋介石与前线高级指挥官通话最多的要数驻苏州的总预备队总司令顾祝同了。大概是11月5日前后的一个夜晚，为敌在杭州湾登陆事，他和顾祝同通了20多次电话。他在电话中刚听到这一军情时，语气非常焦急，蒋问；“有战斗吗？”“……敌人炮火猛烈，配有飞机、兵舰……”顾答。对于金山卫的设防，从蒋、顾多次通话中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蒋认为几个月来全力对付正面作战，而把这个重要海口疏忽了，感到遗憾。顾祝同又电话报告，敌登陆后，配有机械化部队、大炮、坦克迅向上海、松江等地推进。大概在11月8日的一次通话中，顾说：“前线混乱，有几个军的位置不明，联络不上……”蒋说：“想尽一切办法联络……要联络上，你看，派哪些得力部队掩护狙击，其余要按计划撤……”蒋说话时，声音非常急促。
在这紧急时刻，顾祝同有一天上、下午四次打电话找蒋介石，都回说：“委员长在开会。”从这时起，中央各机关备显紧张，没有迁的和未迁完的，都在加紧迁撤。连日来又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紧锣密鼓地准备南京保卫战。
三个多月来，我们在电话通讯方面未发生任何贻误，蒋介石通话极为顺利。在淞沪战争结束、首都保卫战即将展开的11月底的一个深夜，蒋介石特地打电话来询问了我们三人的姓名。第二天，蒋介石亲下手令：“……王正元、白堉、徐士元三人，工作努力，殊堪嘉勉。着各晋升一级，并各奖励一百五十元，以资激励。……中正。”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这个手令转知交通部长俞飞鹏。交通部认为，这是电信界前所未有的一件事，同时也认为首都电话局在这一阶段的工作确实很出色。于是，交通部明令对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传令嘉奖。撤退到武汉后，朱一成升充湖北省电政管理局局长，总工程师兼留守工程团团长黄如祖逃出沦陷区抵达汉口后，也升为武汉电话局局长。
淞沪战争一结束，南京已很紧张，政府各机关纷纷做西迁准备，舟车备感紧缺，首都电话局也做好了撤退准备，自动机件陆续装箱起运，人员也分批撤退。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任总司令。在一次各机关联席会议上，唐生智宣称：“淞沪一隅抗战三月，南京一定要坚守。”并扬言“誓死保卫首都，各机关都必须准备足够六个月的给养”。首都电话局的措施是：机件装箱起运，人员疏散酌留精干得力人员，“留守工程团”划归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节制指挥，并采购粮食和生活用品足够“留守工程团”人员六个月之需。“留守工程团”团长以电话局总工程师黄如祖充任，下分机械、通讯、抢修、总务四个组，作为维持首都的最后通讯，特别是军事通讯之用，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并给每人发了军服和臂章，以利戒严时通行。朱一成临行前召集工程团开了会，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离京前也向工程团人员讲了话。我们三人，由于蒋介石尚未离京，也作为工程团成员。
两军接触不久，战事就急转直下，日军直逼南京。约在12月4日、5日，唐生智电话钱大钧说：“慕尹兄，委员长何时离京？”“他还没有走的意思。”钱当时在电话中又向唐诉说：“委员长不愿离京，我又不敢向他进言。”“我马上到官邸来。”唐回说。后来听蒋孝镇副官说，当时蒋介石是不愿离开南京的，经唐生智、钱大钧劝说后，才于6日晨率同钱大钧及侍从室部分人员晋谒孙中山先生陵墓后，离开南京转赴武汉。
自从蒋介石离京后，情况更是一天紧似一天。党公巷电话局楼顶上都架起高射机枪，各街道十字路口堆放了麻袋包，做了机枪眼，高层建筑屋顶驻了部队，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12月10日下午，留守工程团接长官部急令：“全团人员迅速压缩为最低数，只留少数维持通讯，余饬令立即撤离。”团长黄如祖当即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搬离30余人，只留下20人，其中有团长黄如祖，工程师侯楷，测量长陈尔福，机务员陈义刚、沈志诚等人。
我们军话专线台的三人亦随同撤离。10日晚，南京城已微闻炮声，出挹江门时，我们出示了长官部证件，又经盘问点查人数，旋开城放行。到了老江口的义河湾，把一条早已准备好了的大木船推入水中，候至午夜，早已约好的两名船工一齐上船，悄悄划入了大江。东方露出鱼肚色时，船直向八卦洲摇去。我们船头上有一面大旗，上书“首都电话工程团”，盖有卫戍长官部大印。10时许，船抵北岸，靠江边沿着芦苇向浦口方向摇去。在芦苇荡里，只见三四步一个岗哨，立在水中，都是刺刀出鞘弹上膛，我们看清了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1日晚，我们住在浦镇东门，遥望南京，火光烛天，炮声隆隆。中国首都南京，就这样沦于敌手了。
12日夜间，我们到了六合县城，赶到电报局，看见大家正紧张地准备撤退。他们告诉我：“12日深夜，最后一次通报就中断了，估计南京已经陷敌。”他们已把报机全部拆除分装数箱。于是，我就和六合电报局人员携带证件，迅即出城向安徽天长方向撤退。这时已是1937年12月13日凌晨3时许。
不久，黄如祖逃出南京难民区，率领最后一批人员抵达武汉。交通部又任命朱一成为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黄如祖为武汉电话局局长。原湖北管理局局长张骧系张群之弟，调任川康电政管理局局长，原武汉电话局局长张鸣皋系侍从室秘书，调任成都电报局局长。国民政府除一部分迁到重庆外，大部云集武汉，电信业务极为繁忙。
这时，原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蔚调兼侍从室主任，军委会以下的各厅部以及湖北省政府暨蒋介石公馆均驻武昌。
武汉电话局在长途台专设一个十门小交换机，除有蒋介石长途专线外，另有侍从室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军令部部长等长途专线。
林蔚使用长途电话频繁，因此我们和林蔚混得很熟，互相都比较信赖。
1938年5月间，林蔚在电话中通知我们到武昌军事委员会。我和白堉渡江后在武昌军委会内会见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处处长李某人。李当面交给我派令一件，内称：“兹派王正元、白堉、徐士元等为本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话监听员。”李处长并说：“林主任叫我代见你们，抗战期间长途电话对于军事联络极为重要，希望你好好干。”又说：“监听员既要在通话中进行技术调节，还要在通话中防止被窃听，林主任对你们的工作一向极为嘉许。”从此，我们除在电话局仍供原职外，又有军委会委以的兼任名义职务，具有了双重身份。
原来，武汉电话局长途台有武汉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所派来的一些检查人员日夜检查通话情况，这些人随便乱闯乱翻，把“原始记录单”不分来去话和种类翻得七零八落一扔了事。再加上长途台都是女性话务员，这些人根本不自觉，有的甚至在长途台把袜子脱掉挖脚丫，弄得臭气四溢，极不雅观。大家对这些人很是憎恨，却敢怒不敢言。只是在我们同警备司令部派来的组长谈及我们军委会的职衔，并给他们看了“派令”和“通行出入证”后，他们才很识相地悄悄撤走。
武汉中央机关云集，各地迁来武汉的单位和逃难来汉者纷纷到达，来往电路十分繁忙。同时，蒋介石、林蔚等人叫发长途电话更是频繁不断。
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曾一再召集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研讨对策，无非要在增设电路和设备方面想办法，但这些事也非短时期所能办到，他们都感到应付军用电话方面的事实在是头痛。
就在这时，我拟定了一个为最高当局接通长途电话的规定，内容大概是：受话局以及中转局接到我们（指专司军委会电话者）呼出信号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一律让路，随要随转随接，遇有正在通话线路，一律作撤线处理，并切实做到在接转中做好通话清晰帮电（即提高音浪）等工作。“规定”既详细，措施又简便，当由武汉电话局长黄如祖转呈交通部。一天，我被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毓庆召去备询，温毓庆当面对我慰勉有加，即由交通部明令嘉奖并发给奖金50元。我此举是在电路和机械不足情况下的弥补办法。从此，即由交通部通饬全国电话局，一律按照此规定接续蒋介石的长途电话。
在武汉时，蒋介石经常和一战区刘峙、卫立煌，广州余汉谋，三战区顾祝同，五战区李宗仁通长途电话。
一战区的刘峙在平汉线上不是在和敌人作战，当时人们都说，他是在和敌人“赛跑”，日军在他后面再追也追不上。刘峙不是望风披靡，而是“闻”风披靡。日军还没有到安阳，他一下就逃到新乡。一次，蒋介石和刘峙通长途电话询问他：“你的位置现在哪里？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与敌人接触？敌军兵力和战况如何？”刘说：“敌人已由滑县辉县向新乡包抄，正面之敌人已接近汤阴了。”第二天，蒋介石又和刘峙通长途电话，岂料这位代司令长官已经逃到黄河南岸了。蒋介石好像知道这位“饭桶司令”胆小如鼠，就在电话里问他的司令部设在哪里。刘在电话中支支吾吾，不敢实说已逃到黄河南岸。经蒋介石追问后，刘才说出。蒋听后非常气愤地说：“你立即给我回到新乡去，不然我要处分你。”刘听后唯唯道：“是。”但他哪敢再回到黄河北岸去呢？不几日，这个“饭桶司令”就失地千里，日军兵不血刃地囊括了整个豫北平原。
刘峙的不战而逃，林蔚是非常清楚的，有一半的事都是林蔚代替蒋介石用长途电话向战区下达命令和询问战况的。刘峙向蒋介石谎报军情，但向林蔚说了真话。刘曾说过“敌人猛攻锐不可当，我军一触即溃”等语，但林蔚从前线其他将领如卫立煌处了解的并非如刘所说，主要是主将欠镇静，一遇激战就慌成一团所致。
1938年，各线战事纷纷失利，国民政府一时也没有好的对策。6月间，蒋介石电话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说：“准备得怎样，要下达确切时间。”钱答：“完全准备就绪，时间确定在黄昏。”这是一次空军空袭日本本土的行动。深夜，蒋介石又和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毛邦初通电话说；“有消息吗？”毛答：“已到本土了。”在林蔚和毛邦初的通话中，林蔚说及“我国派飞机飞往日本本土东京、大阪、长崎一带投掷纸弹（传单）”的任务。这一夜，除蒋介石和钱大钧、毛邦初通话询问飞行情况外，林蔚不断和毛邦初通话询问飞行中的一切详情，包括抵达各地时间和飞行高度，投掷纸弹地点等。天刚明，毛邦初就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说：“飞机抵达日本本土上空时，日本各地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但未向飞机开炮，亦无飞机起飞迎击，只有照空灯。我机投放照明弹，按照预定地点投掷了传单，任务完成很顺利，拂晓前已安全飞返基地。”接着，蒋介石勉励了毛邦初几句。这一次起飞的基地，我们一直不知在何地，空袭行动全部是由空军电台直接指挥的。
另一次空袭任务是在7月。这个月下旬，林蔚和郑州前线高级将领们通话频繁，如卫立煌、汤恩伯等。有一天从早晨到下午，林蔚一直向郑州前线询问气候，连云层都问了。这一天，林蔚和航委会军令厅厅长通电话说：“你做好准备吧！”黄昏前，林蔚和郑州前线汤恩伯通话，汤恩伯对林蔚说：“举火处就是目标，共有三次举火。”接着蒋介石向毛邦初下令说：“立即出动，一定要注意目标。”
午夜前，毛邦初派出两批飞机轮番轰炸了黄河大堤的花园口段。拂晓前，毛邦初就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说：“目标全部命中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接着郑州前线的将军们也陆续向林蔚报告了炸堤的情况，也同样认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经过这样一次轰炸，豫皖苏三省几十万无辜的百姓遭难，除遭受日军蹂躏外，又蒙受了黄河水泛滥的空前浩劫。
1938年夏，武汉酷热，以往蒋介石每年夏季都要往庐山避暑，但现在星子、彭泽一带都有敌踪，哪能再去呢！湖北省政府和军委会计划在河南信阳鸡公山建立行辕作为避暑去处，交通部先期派线路工程师林步周率领一部分员工前往架设电路，均系双铜话线，工程相当讲究，总机之外，电话分机遍布，且周详妥当。鸡公山上漂亮的西式洋房别墅很多，多为传教士避暑而建造。战争打响后，他们大多数回国，闲空的洋房略加修葺布置即可使用。山间有一座比较精致的别墅，布置周全后，即充作蒋介石避暑之用。
我在鸡公山住了一星期，专等蒋的到来。一天，忽接电令说，蒋中正要来鸡公山，并命我折返武汉兼程赶赴湖南南岳。
南岳衡山是国内五岳之一的大山，原来早就有一部分军委会的单位，如军事委员会游击训练班就设在这里。
一听说蒋介石要来，湖南电政管理局就忙碌开了，陈树仁局长亲率一批员工在指挥部署。在南岳半山亭，临时装置了电话小交换机，蒋介石及军委会部分要员分别装置了分机，连半山亭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也粉刷一新，山下通往半山行辕的公路，动员了很多人连夜开凿赶修。一切准备妥当后，我在南岳等了十天左右，始终未见蒋介石到来，我又奉命回到武汉。后听说，由于前线战事吃紧，军事节节失利，蒋介石乃打消了南岳之行。
1938年9月下旬，武汉形势紧张，中央各院部会纷纷西迁，重要街口都设了工事堆了沙包，街头贴满了“保卫大武汉”的标语。当时，郭忏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诚担任了武汉保卫战中的最高指挥官。武汉外围战事打响后，一天比一天紧张。这时，林蔚每天都要和陈诚通话了解情况。
武汉电话局也在撤离中，徐士元随局赴川，白堉随同朱一成赴桂。我们三个监听员，只有我一人留下最后撤退。
10月间，武汉更加吃紧，到处是乱哄哄的逃难人群，机关单位、团体，以及军队百姓都争先恐后地抢船争车搬运物资，高级军政要人都跑得差不多了。其时，蒋介石尚留在武汉，林蔚以下的侍从人员也随同在汉。
一天深夜，陈诚打电话给林蔚透露说：“你们什么时候走（指蒋介石和林蔚），外围很紧张，英山、罗田等地已有敌踪。蔚文兄，请把情况讲讲再问一下看。”陈诚在说话中似乎对蒋介石的安全极为关心，因为陈诚是当时保卫大武汉的最高指挥官。大约在20日前后的一个下午，陈诚又打电话给林蔚说：“请委员长克日撤离。”林答：“已经请示了，他一点儿表示也没有。”陈说：“还有哪些人未走？”林答：“只有徐部长了（指军令部长徐永昌）。”“那么，请蔚文兄请徐部长转陈，请委员长克日撤离。”林蔚、陈诚都知道蒋介石的个性，诸如这些事，亲信去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像徐永昌这样的人，既身居要职，又非亲信，去劝蒋才会同意的。
就在徐永昌向蒋介石陈明武汉危急的情况后，10月22日夜，“指挥中心”才离开了武汉三镇，移驻长沙。
武昌徐家埠车站早已为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准备了一列专车，我随同蒋介石及林蔚等人乘这列专车抵达了长沙。抵长沙后，我即赶赴长途台工作。
在长沙大火的前一天上午，我趁空外出经北郊湘雅医院到市区八角亭一带溜了一趟，只见市面凄凉，行人稀少，只有军车满载汽油桶在马路上疾驰，还有军队用大板车满拖着木柴，气氛显得异常紧张。我回电话局时，只见女话务员们均已登汽车撤离，长途台有少数机务人员正在准备撤退。我立即用电话向林蔚请示说：“我是否撤退？撤退时的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林蔚接我电话后，立即下命令给驻在长沙的军事委员会通信指挥官华振麟，要他在紧急时派车接我撤离。
当天下午4时许，林蔚突然派人随车到长途台接我撤离。我随即乘车疾驰至长沙、湘潭之间的一个小站，那里早已停了一列火车，这就是蒋介石的军委会委员长专车。不多一会儿，高级军官们行色匆匆，纷纷乘车到达。这时，又有三辆黑色轿车开到，蒋介石、宋美龄及侍从人员先后下车，匆匆上了专车。我登上指定的车厢，刚刚坐定专车就启动了，连夜向南开行。就在这辆专车向南疾驶时，一场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在车后熊熊燃起，把一个长沙古城烧成瓦砾灰烬。我们在睡梦中经过衡阳时，曾有驻军长官上车报告情况。之后，列车继续向南疾驶。
在专车上，我是和军令部第一厅负责作战的两位上校级科长冯衍、蔡文治同住一间卧厢。也不知是深夜还是拂晓，专车在衡阳以南的一个地方停下了。车窗外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问蔡文治：“什么时候了？”他说：“2点20分了。”天刚蒙蒙亮，林蔚的随从副官就打着电筒把我找去，我随即下车。这时，我才看清专车停在离车站还有两三里之遥的树林中隐蔽，到了车站，才看清了“郴州”几个大字。
我被召进车站的一间大办公室，推门一看，里面坐满了高级将领，都是金板、两颗星、三颗星的将军们。林蔚见我到了，立即说；“前线联系中断，电讯又不通，你赶快设法叫接前线指挥官……”
室内有磁石式专线电话一具，我立即呼叫郴州电话局转衡阳，先找到了衡阳中心站线路调度员，要他立即查询前线高级指挥官的位置，并要其接通长途电话……这时，整个大办公室里的人只听我一人高声在电话中喊叫，大家只是静悄悄地窃窃私语。趁在这呼叫前线指挥官的空隙，我四下扫了一眼，才知道这儿刚开完军事会议，室内的将领中，我所认识的除林蔚外，还有白崇禧（副参谋总长）、钱大钧（航空委员会主任）、徐永昌（军令部部长）、刘斐（军令部第一厅厅长）、钱宗泽（铁道运输司令）、毛邦初（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其余就不认识了。
大概费了30多分钟，电话中才传来话音：“来了。”我正要询问对方是谁，电话中就传来了广东官话：“我是伯陵（薛岳字伯陵）啊。”我随手把话筒递给林蔚。林蔚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讲了15分钟话。
林蔚在通话时，室内鸦雀无声。电话刚打完，林蔚长长嘘了一口气，室内立即嘻嘻哈哈活跃起来，有的递烟，有的捧杯喝茶。钱大钧首先带开玩笑似地说：“宗兄，赶快弄一点儿好的早餐，慰劳慰劳他们。”看来他们都已用过早餐了。钱宗泽是铁道运输司令，是负责专车的招待和生活供应的。不一会儿，两份丰盛的早餐端上来，我就和林蔚两人埋头吃起来。忽然，室内的人都霍然肃立，林蔚机警地放下双手，我赶忙也放下手中的餐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就听到噼啪噼啪的皮鞋声由远而近。
只见蒋介石全副戎装（未戴帽），已经推门进来，他看见我和林蔚正在吃早餐，就连说：“你们吃，你们吃。”林蔚肃立着向蒋介石报告说：“已与前线薛伯陵联系上了。”蒋介石频频点头并连续“嗯嗯”了两声，又向周围的将军们颔首后就走开了。看来他是专来探询与前线联络之事的。我匆匆吃完退了出去。
这一天一直等到将近黄昏时，列车才继续南开。我还是和蔡文治、冯衍二人同一间卧厢。这一夜，我们三人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干脆坐起来闲扯开了。冯、蔡都是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生，之后带过兵，当上营长后又都考上了陆军大学，毕业后分在军委会军令部任主管作战的上校科长。我们一直谈到下半夜。汽笛一鸣，天已近晓，车抵韶关了，我一下车就赶往曲江电话局预做布置。
在曲江行营，林蔚接连数次与前线薛岳、陈诚通话，蒋介石并亲自和薛岳通过电话，情况大致都已搞清了。原来，日军一直未进入长沙，据陈诚向林蔚汇报说：“就是在长沙大火那一天，是我们自己把情报搞错了，说是敌人已越过岳阳向长沙逼近，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但长沙的城防部队，已迫不及待地来了一个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城了。
在曲江住了五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的情绪也安定下来。对于长沙前线的混乱，蒋介石很是震怒。这几天中，他连续不断地打电话下达命令，重新把部队进行了部署。不几天全国报纸就登出了“长沙大捷”、“光复长沙”、“消灭敌人若干万”的新闻报道。其实，不要说在长沙，就是在岳阳也还没有看见敌人的踪影呢！
在一片“大捷”声中，专车折返湖南，车到衡阳停下，换乘汽车去南岳，在这里召开了“长沙大火”后的一次军事会议。蒋氏夫妇住在半山坳何健公馆，将领们分住各座别墅。华南、东南各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以上的将领均参加了会议，有陈诚、薛岳、白崇禧、余汉谋、张发奎、林蔚、张治中，连三战区的顾祝同也赶来了。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还有作战科科长冯衍、蔡文治等人参加了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冯、蔡二人对我说，会上，蒋介石极为震怒，很多人遭到训斥。会上决定处决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以及长沙警察局局长和宪兵团团长等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也落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
南岳会议后，各高级将领都赶回原防，蒋介石仍乘专车转赴桂林，我仍和冯衍、蔡文治同行。
深夜，专车抵达广西全州。驻守在全州的某师官兵全副武装齐集在车站，一位主要长官（大概是师长）上车请蒋介石向全师官兵训话。其时，蒋介石已入梦乡，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身穿睡衣，脚蹬拖鞋，匆忙跑出车厢对这位师长说：“委员长已经入睡休息，未便惊动。”这位师长听了此话后，没有下车，仍伫立不动，看样子很失望。接着他对王世和说：“全师官兵在车站等候了一个昼夜，希望聆听委员长训示。”又嗫嚅着说：“想请侍卫长请示一下。”可是，王世和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地就是不答应。这位师长接着说：“既然委员长休息，未便惊动，就请侍卫长代表委员长向我们全师官兵讲讲话吧。”这位师长语气十分恳切，硬要邀请王世和下车。王世和口中老是支支吾吾，看来这位师长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竟然上前扯拉王世和的睡衣。这一下，倒把王世和完全吓醒了，他连喊：“不可以，不可以。”就这样，专车在全州停了半个多小时。大家在车厢门口，只是唧唧喳喳不敢高声。最后，这位师长看看实在达不到目的，才怏怏下车。这一幕闹剧，把王世和搞得狼狈不堪。此时我探首窗外，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站台上黑压压地站满了部队。专车又徐徐向南移动。
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到桂林才两天，就飞赴重庆了。这时，由于桂、黔、川公路盗贼蜂起，军车又拥塞于途，交通困难已极，我们就只好暂留在桂林。
1939年1月初，林蔚把我找到行营办公室，告知已为我们准备了开赴重庆的军车，并说：“委员长已在重庆，你们克日乘车起程。”随即我们搭上军车，十天左右才到达重庆。
南京、武汉相继沦陷，重庆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云集之地，成为战时的“首都”，后来又正式定为“陪都”。
原重庆电话局局长王某是四川人，对这样繁重的通讯业务难于应付，于是，原武汉电话局局长、第一区电政特派员办事处总工程师黄如祖被调来充任该职。黄接任后，即着手把重庆的人工电话改装为自动电话，并扩充了设备。长途台原在城内大梁子，为避免轰炸又迁往纯阳洞，自动电话设备也装在纯阳洞。
纯阳洞的长途台，新建重要军话台一席，装有蒋介石、宋美龄、侍从室主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兼，实际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的电话。
蒋介石在重庆有三处官邸，分别是曾家岩、南岸的黄山和山洞（老鹰洞），均装有长途专线电话。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曾家岩官邸，各自有自己的办公室，相隔是两幢房子，二人有事商谈，也是利用长途专线来通话的。
这时，侍从室主任已换了贺耀祖，侍卫长王世和也被撤换，由黄埔一期生、曾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的俞济时接任。在这同时，交通部指定我专门随同蒋介石出发各地工作，一切行动统归俞济时指挥节制。
敌陷武汉、广州后，利用其空中优势，对我国后方各大城市滥施轰炸。当时重庆已成为我国政治军事中心，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其频繁程度及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各地，这是为了配合对国民政府实行迫降的战略。
山城重庆有两个优势，一是城坐落在岩石上，遍地可以开凿岩洞。二是雾，雾成为重庆的天然屏障，一到冬季、深秋和初春，一年有大半年浓雾弥漫，不到近午，雾不消散；不到黄昏，雾又弥漫。这两个优势使人们产生了麻痹思想。岂料1939年1月的隆冬季节，27架敌机袭渝，给了人们一个沉重警告。从那以后，山城各处开凿防空洞，昼夜打炮声不绝。大隧道和防空洞，大的容纳数万人，小的千人、百人不等。
经过几个战役后的我国空军，已无空中堵截力量，地面高射炮也为数不多。所以，只能凭借防空情报，尽量减少损失，保证中枢机构的正常进行。重庆防空当局与交通部紧急协商后决定，除无线电外，充分利用长途电话担负空袭情报的传递任务。
交通部重庆区长途电话工程处，辖区包括川东南、鄂西一带。我方调集了大批人力和物力，在沿江和川鄂公路沿线加紧敷设双铜话线电路，工程质量和通话音浪俱臻良好。
重庆市区的长途台设在纯阳洞小山上，防空洞内装有长途预备台，载波机装在彭家花园山洞内。长途台敷设15对长途专线，通至设在王家花园山洞内的防空司令部重庆情报所。
敌机袭渝，视天气而定，如天晴日朗，就从汉口起飞沿江进入重庆；如遇阴晴不定或有薄雾，就沿公路进入重庆。两线在川鄂交界的巴东分途。敌机飞至巴东时，重庆即施放空袭警报，并在全市各高地悬挂一只红灯笼。沿江来的飞至丰都，沿公路来的飞至南川，重庆即放紧急警报，并在全市各高地悬挂两只红灯笼。敌机返航过万县或彭水两地时，重庆即放解除警报，各高地灯笼随之放下。
日军空军基地设在汉口，敌机一起飞，重庆即得到我方人员从汉口发来的无线电情报，凡敌占区沿线均有我地下电台。一进入我方控制地区，即由长途电话传递空袭情报。长途电话迅速准确，凡遇空袭情报，所有官商电话一律停止让路。
1940年和1941年两年中，敌机袭渝频繁，猖狂肆虐。1940年七八月间，敌扬言要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即在一星期内，使重庆每天24小时都处在轮番轰炸之下，断水、断电、断炊，国家机关瘫痪。因此，政府要求各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做好储水、储粮等工作，以应付困难。
在敌机频繁空袭中，为了更完善地密切配合，防空司令部与交通部商定，由重庆电话局遴派长途电话负责人，担任重庆情报所联络员，负责沟通和及时解决一切有关事项。于是重庆电话局派我（时任长途股股长）兼充防空情报所联络员。
在这长时期的空袭中，人们根据天气和情报，就可以对一天的生活作出安排。如果这一天气候晴朗，又无浓雾，就携带细软去郊区避难，在未走之前，还可向长途台或情报所打探一下消息，这个消息，就是一天生活的准绳。向情报所打听消息的，一般是有关军事部门；向长途台打听，则是行政部门。行政院和财政部专派了一个官员每天向长途台询问情况，社会部则由黄伯度次长等向长途台询问空袭情报。经常询问消息的还有一些公司、银行等单位。
在疲劳轰炸之前不久，即1940年6月5日，重庆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下午6时，紧急警报拉响了，一直到午夜后近2点才解除警报。其实，这次袭渝敌机，一共只有三架侦察机，一架一架地分批轮番进入市空，每架盘旋约一小时后即飞离渝市，如此三架循环，先后约达八小时。一个大防空洞，可容两万人，洞内黑暗，连最起码的通风口都没有，以至造成许多人窒息而死，估计死者达两万以上。
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人民一致要求严惩失职官吏。后由行政院下令将重庆卫戍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查办，由军委会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任重庆市长，某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
紧接着，国民政府明令成立了专门机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特任许世英为委员长，谷正纲为副委员长，胡迈为秘书长，聘我兼任通讯组长。这个专门机构成立后，积极改进了空袭救护，首先对防空洞增加通风设备，改进安全措施，每个主要大洞均设有专职洞长，负责管理一切事项，且在主要大洞装置了直通“总会”的电话，重要情报分别由委员会通讯组通知。
两个多月后，就遇到了所谓疲劳大轰炸。日军的一批飞机刚炸完离开，汉口的另一批飞机又起飞了。一批接一批地轮番飞临重庆市上空，整整一星期后，才正式解除了空袭警报。但我们依靠迅速敏捷、准确无误的长途电话，在间隙中解除警报，让人们料理工作和生活。机关单位凭着准确的空袭警报，依然正常运行，损失与死伤均降到了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