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连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省（以后又加上热河省）建立伪满洲国，其西部以长城为界，南起长城南海，直伸西北，通过热河省的义院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等地，环绕内蒙古，北毗苏联。伪满洲国建都长春（改名新京），推出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定1932年为大同元年。大同三年三月一日，溥仪登极，成为伪满傀儡皇帝。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以伪满洲国为基地，进而并吞华北以至全中国。
在日本统治时期，伪满洲国为了加强控制，沿长城所有要口都设有卡哨，布置军警和税关。设有卡哨的据点，由长城南海向北延伸，有南水关、东水关（现在火车通行口）、山海关、北水关、三道关（今郑家湾子）、娄家沟、九门口、锥山沟、小河口、大茅山、城子峪（山神庙）等监视所。统辖监视所的指挥机关是山海关国境警察署。该署管区除上述监视所外，在内地管辖七个行政村：罗城、金丝、前所、水泉子、永安、立根、铁厂（后迁李家），并在各村设有警察分驻所。为了确保国境治安，当时警察署的一切配备都是军事化，待遇也高于别处，总名额多时达230人，最低也在150人以上，其中日本人占1/ 10强。历任署长都是日本人，署下分警务、特务、司法、保安四个股。各股有股长一人，警务股和特务股股长历来都由日本人担任。
山海关是有名的重镇，自古兵家必争，又是万里长城第一关口，不但中国人人皆知，而且闻名世界，所以很早就是旅游胜地，但从日本侵占东北，重兵镇守以后，这里顿时冷落，游人敛迹。
日本人是怎样把山海关弄得死气沉沉的呢？除在长城沿线设有卡哨外，在山海关内外都设有双重的机关。宪兵队有关东军的和天津驻屯军的；日军营房有罗城和四炮台两处；税关有满税和汪税两个；铁路有奉山和京山两条；铁路警察有满洲警和汪伪铁警；行政警察有满洲国境警察和汪伪警察。此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和由各机关抽调的日本人所组成的外事班。管理劳工的有大东公司（后改劳工介绍所）。在当时看来，真是戒备森严，布置周密，可谓滴水不漏。况且他们手段毒辣，心术诡谲，中国人都对他们恨之入骨，当时称山海关是鬼门关，所有的衙门都是阎罗殿。
司法股是警察署的执法组织，但因地处国境，一切条件特殊，案情的奇特，案件的繁多，那是国内哪个警察署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挑选的股长都是忠于日本而又手狠心毒的家伙。因此，只要你违背了当时它所规定的条令，或者说“犯了法”，一走进警察署的大门，就九死一生了。日本警察官增田英三、铃木英、官本等，都是迫害中国人民有名的刽子手。提审时稍有漏洞，那你就要受皮肉之苦。他们惯用的刑具是胶皮大板，长二尺有余，宽二寸。将动刑时，把你脑袋往胯下一塞（因为当时受审者都是跪着），两腿一夹，左手撩起后上衣，右手举起胶皮大板，专打脊背，一板下去一条黑印；兽性发作时打起来没完，逼迫你认罪服法方休。这种刑具因胶皮只伤皮肉，不伤筋骨，疼痛不减，复原也快。不但日本人如此凶狠，有的中国人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也动手帮凶。
司法股的拘留所更是惨无人道，活像地狱。拘留所本来就在楼下，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阴暗无光，潮气侵人，用于监禁重犯。犯人吃饭有定量，饥渴无人问，冷热无人管，哀叹呻吟之声不绝。被拘禁的人们在这里受够了罪，还要被解送法院。在这里死亡或残废的大有人在，还有的被逼自杀。
山海关的东门上悬有“天下第一关”大字横匾，所以把这个门叫作天下第一关。这里是进出关的交通要道，设有警察派出所和双重税关，警、税两方面都有日本人坐镇。他们心毒手黑，再加上中国籍走狗专横跋扈，无恶不作，由是天下第一关得来一个恶名——鬼门关。
凡是来往行人过关，必须走到值班的身边，掏出身份证毕恭毕敬地叫声警长或先生。遇有不愿多事的值班人员，看看证明和携带的东西，就能够侥幸通过；遇到日本人或为日军充当走狗的中国人值班，那就麻烦了，身份证看个够，想法挑毛病。对于携带的东西，更要吹毛求疵，发现有禁止携带的东西，一律不放，或者没收。结果是碰钉子回去的占大多数，稍有不顺还要遭到毒打或留难。其次，关内关外的物价悬殊，有的东西关内贵，有的东西关外贵，比如粮、油、豆等生活必需的东西，常常有穷苦的妇女、孩子为了自己家省点钱，偷偷摸摸地到关外买点拿到城里去。可是通过第一关时，经常遇到日本人或者走狗的百般刁难，有时不放过，有时要扣留。捉住以后抢下油瓶子往墙上一摔，造成墙上流油，墙下瓶砾成堆。目睹此情此景，令人气愤异常。
山海关边境警察署自以为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腰板硬，一贯看不起汪伪警察，把他们叫“巡警狗”。其实二者都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又有什么区别呢？伪满警察到伪中国的管境时，也是横眉立目，蛮不讲理，而汪伪警察一贯让步，总想求得和好。伪满警察以为对方软弱可欺，反而变本加厉，天长日久，双方仇积越深。1940年秋季有一天，伪满警察十几人结成一伙，吃完晚饭后，换上长袍便装，每人由罗城辛皮铺借去牛筋鞭子一条，拥入城里，见到汪伪警察就打，也不交言，一直打到南关，把交通值勤人员都打跑了。被打的也知道这是伪满警察，但因心存畏惧，摸不着头脑，谁也没敢还手，都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衙门去向头头报告。伪满警察感到打得痛快淋漓，很快收兵回了家。谁知事情的结果竟是打人的安然睡大觉，被打的倒赔礼求饶。经过是这样的，汪伪警察署长听到报告后，就向他们的主子天津驻山海关宪兵队打报告，得到指示，要把肇事人全部抓来。当时汪伪警察就出动大批人马到处搜拿，可是一个也没找到。最后从妓馆、说书馆搜到两名穿制服的伪满警察，带到警察局，不问三七二十一，先狠狠地打一顿，然后送到宪兵队关起来。第二天，宪兵队就给警察署长打电话，说明事情原委。这个警察署长一面了解情况，一面也向自己的撑腰机关关东军宪兵队打报告。最后四方面对了案，不容争辩，打人的都是便衣，被抓住的都穿制服。特别是警察署长看到被打的有伤痕，佩刀都被打扁了，就发了火，坚不承认是自己手下人干的，反说汪伪警察是无故寻衅，有意侮辱“大满洲国”国体。相互咬架的结果是，汪伪警察无理可说，最后既赔礼又道歉，苦苦求饶，好话说了三千六，又被两处宪兵申斥了一顿，灰溜溜地回衙门去生闷气。行凶的警察却在那里偷着乐，扬扬得意。
在伪满时，山海关有意大利、英国、法国等不见条约的租借地。地界都是东起长城，西边也有一定的界限，南起南海边，北到四炮台以南，各面都有界桩。1937年，一个寂静的夜晚，法国人就在长城以外的200米处埋上12根界桩，企图强占伪满领土。警察署发觉后上报“新京”，经指示，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强制收回。经有关当事人员会商，认为用武力解决，会引起国际交涉，决定把法国带兵头头骗来开会，作为质押，然后拔界桩。到了预定日期，警察署在日本军配合下，全副武装出动，开赴现场。在界桩旁留下12名警察，一俟命令下达，立时拔桩。法国人也已知道要有纠纷，预先把机枪大炮架在长城上，两方相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等拔桩信号来了，12名警察战战兢兢拔掉木桩，法国人因头头被质押没有命令，不敢开火。等到法国头头回去的时候，12根木桩已经被扛走。事后12名拔桩的警察都受了赏。
在伪满时期，山海关车站有个外事班，专门从事对入境的外国人和外国书籍报刊的检查，实际是侦破外国人谍报阴谋和防守西部国境文化阵地。外事班的成员不是专职人员，是由山海关当地各机关如领事馆、宪兵队、税关、警察署和铁路警护队等抽调来的日本人。由于任务重要，权限高于一切，特别是铁路免票各等次都有，身份证是特殊的，任何地方都通行无阻。其中心任务是监视出入境的外国人，表面是迎送，实际是跟踪、尾随和内察。在执行任务中，他们分段接交，不能脱节，情况及时密报。另一项是对外国书报进行严格检查，发现不合伪满国情者，应删改的要删改，严重的要扣留。对电影拷贝、留声机唱片，都要放映检查，应剪接的一律剪接，问题严重的禁止进境。文化团体想入境演出，除办理一般入境手续外，还要检查原脚本。在当时看来，山海关地区的封锁是十分严密的。
当时所有的警察都有岗位外的任务。那就是临时分配的堵截走私。那时关内外物价不同，物资不许互相交流。有的人为了自用，有的人为了倒买倒卖，往来走私，当时管这些人叫“密输犯”。秋冬两季这种活动最多。因此警察常常不定期不定时地被临时召集去，到长城缺口通行处进行堵截和追捕。这样的任务每年都要有几次，虽然每次有所收获，但数量都不多，大多是粮谷、油、棉布、棉线等，其中又以粮谷居多数。在执行这种任务时，都是把能抽调的人员召集起来，编成班组，由日本人领着执行任务（他们信不过中国人）。几年当中，我亲身参加过两次案情较巨大、情节较严重的这种行动。
第一次在1940年秋末，一个夜间十余名警察被召集起来，由日本增田英三带到角山根长城破口处三堡地方埋伏下。不久，就发现有几十个人扛着粮食，排成一路向关内走来，到了离我们不远时，一个没扛粮食只拿木棒的带头人就发现有情况，立时传信往回走。警察一面鸣枪威吓，一面紧追。扛粮人见事不妙，扔下粮食跑掉了，结果一个人也没捉住。只是叫来汽车，把丢下的五六十袋粮食运到警察署充公，扛粮的人却是费力不少，吃惊不小，损失不小，有苦难诉。
第二次在1942年初冬，也是在夜间，由警察署召集警察20多人，编成两个班，一个班去北边长城破口处，一个班去南海边长城破口处，堵截运私者。我们一班十余人，由日本人增田英三、铃木英带领去南海，埋伏在破口处。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动静，我们冻得直哆嗦，也不敢吭声。忽然发现有十余人背着包袱，由关里出来。走不远，增田一声令下，我们准备去捉，可是背包袱的人都是棒小伙子，一听语声是日本人，知事不妙，动作更快，丢下包袱就向东跑。其中有两个跑得慢，怕跑不了，就掉头往南跑，一直跳进海里，在离海边不远的浅水中向东游去。日本人放了几枪，也没把他们逼到岸上来。警察没人下水去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跑掉。我们追了半天，也没捉住一个。但共截获白棉线30多捆，于是兴致勃勃地回到警察署。我在途中边走边想，跑得快的，还算万幸；那两个入海的人得受多大罪，又有多大危险啊！
在伪满时，要想入伪满洲边境，途径只有两条，一是持入境证，一是持判定书，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假如无证偷越，一旦被擒，就要大祸临头，到宪兵队去“做客”，轻则受尽毒打，重则有杀身之祸。入境证和判定书有什么区别？
入境证是发给不是满洲国籍的人入境用的。但当时办理入境证手续的，只有被招募来做劳工的中国人，他们入境后，为日本人卖命，做开采各种矿产的苦工。他们全是集中生活，一切行动都要受限制，没有自由，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进矿如进地狱，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办理这项手续的单位是大东公司（后改叫劳工介绍所），被招来的人其实是被骗来的。劳工受到统一管理，集中在指定的旅馆里，到指定的地点去吃饭，行动没有自由。旅馆和吃饭的地方都是内部人经营的，要比别处贵得多。在办理手续时，不知要等多少天才能把入境证弄到手，然后才能集中坐火车入境。山海关车站更是一道难关，在检票口，除检票员以外，什么铁路警察、行政警察、税关人员等，不计其数。他们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站在两旁。在检票之前，先由铁路警察检验入境证，税关检查携带物品，然后才能放行。一出现差错，非打即骂，一个劳工从被招募之日起，就像入笼鸟，处处有人监视，一直把你送上火车为止。所有被招募的人原本都是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为了生活被骗当了劳工，为日本人当牛做马。
判定书。凡有伪满洲国籍的人，因事进关，返回时要起判定书，办理判定书的单位是山海关边境警察署特务股。办理时要交出原有的身份证明或居住证明，如无证明，必须申诉原住地址及职业，经去电照会，复电证实再办理。但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调查你出境的理由，是否有政治嫌疑或走私行为，如有可疑，就要受到留难。另外在办理手续期间，必须住进指定的裕民旅馆（内部人开设的）。旅馆的设备非常简陋，几间房子，用木板钉的对面大坑，一年四季不烧火，费用却不少收，当时人们把这个旅馆叫野鸡房子。服务员根本看不见，只有你想出大门时，才会有人过问。申请办判定书，日期是没法决定的，电报照会这一关要耽误许多时间，穷苦人为此卖裤子当袄的不在少数。谁不说过这个关是死里逃生呢？
在伪满时期，人心涣散，生产下降，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后，后方空虚，物资顿见缺乏，以致物价急剧上涨。而关里的物资则比较充裕，在一段时间内物价上涨不多。因此，关内物资大量向关外流，虽然千方百计地控制，私运现象还是非常严重。这就造成双方的货币黑市兑换差价过大，每十元联合准备银行券（华北货币，简称联合币），可兑换伪满货币20元。当时为了应付门面，维持官方牌价，在山海关车站设有兑换所，凡是去关内旅行的可凭车票等值兑换50元，以后又减到20元。另外，住在山海关国境警察署管辖区内的居民，有去山海关的，可在罗城等值兑换联合币五元。这一措施实行后，群众感到不便，却给有权威的老爷们带来发财的好机会，别人换钱又凭车票又凭证，而他们虽然不是要多少换多少，却也能满足心愿，胆量大的、交际广的都发了横财。这笔账很简单，用50元满洲币兑来50元联合币，再到市场上换回满洲币，就变成100元。
日本侵占中国土地，欺压中国人民，唯恐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就想办法收缴散在民间的武器。1940年的夏天，在山海关国境警察署境内搞武器回收。回收分三期，第一期的地点是朱家庄村、金丝村、八里堡村。由日本人增田英三、井上清藏率警察六七人，首先进入朱家庄，先宣布武器回收条令，然后开始收缴。因老百姓交不出枪来，就采取打骂和灌凉水等恶毒手段，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六七天过去后，朱家庄村的老百姓拿出几根自行车上的铁管子交差，才算了结。接着来到金丝村，在没到之前，那里的老百姓早有耳闻，自知大难来临，硬着头皮装镇静，杀猪宰羊，大摆酒宴。但灾难还是没有躲过去，日本人折腾够了，百姓的大难才告结束。最后是八里堡收尾，这里的招待更是加倍殷勤。一进村，早有头头脑脑围前围后，表示欢迎。接着汽水、冰糕、香瓜、西瓜等摆满了一屋，酒席的丰盛更是没法形容。结果吃喝归吃喝，打骂还是打骂。经过几天的折腾，第一期的任务就算结束。警察们回到警察署，把收来的铁管子、杀猪刀、扎枪头子等交了上去。接着第二期又开始了。人员是一批新的，地区是前所村、水泉村、永安村。第三期是立根台村、铁厂堡村，人员也是新换的，但方法和手段都是一师之徒，换汤不换药，老百姓的灾难当然也不会稍减。
1943年春，在山海关北部山区，八路军武装活动很活跃，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日伪为了断绝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便于统治，采取了集家并村的办法。这就是将山沟里的零散住户和小型村庄，都强制搬到指定的大屯来，然后修围筑墙，设岗放哨，形成据点，发现情况，可以及时报告。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防止八路军同老百姓接触。但这项措施一实行，就遭到老百姓的极力抵制，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谁也不愿意毁灭自己的家园。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要说个不字，私通八路、反满抗日的大帽子马上扣来，那你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当时老百姓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屈服于虐政淫威之下，尝尽了亡国奴的苦头。
1943年的秋季，在一个夜间，我睡得正酣，忽听窗外有人喊，叫我马上到警察署有事。我急忙穿上衣服，往警察署跑去，边走边想：有什么事竟至用人通知而不鸣电笛？到警察署后，看到来了很多人，正在发放枪弹，人们互相耳语：“北水关出事了！”这时我才明白，不放电笛是因为这里离北水关近，唯恐鸣笛泄露消息。人员到齐后，就整队出发，直奔北水关。距目的地500来米远，人员散开，四下包围，及至缩小包围圈，沉寂无人，呼唤不应，方知道来晚了。搜查结果，驻在这里的警察两名、自卫队员四名失踪，卷宗、武器都不见了。根据情况判断，北部山区常有八路军武装活动，类似这次事件其他各地多有发生，这次也一定是八路军干的，于是向北追击了几里远才回来。以后听说被俘去的警察和自卫队员都被放回，可是谁也没露面。令人惊异的是，八路军的行动竟至这样诡秘，一声没吭，一枪没响，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个警察监视所全窝端了。这个事件的发生对每个日伪人员都是个极大的震动，每到值班的时候，都感到朝不保夕，不知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
1945年春末夏初的某一天，8点左右，正是上班的时间，突然来个紧急集合，然后发放枪弹，整理队伍，编成一个总数约500人的临时讨伐队。据下达任务说，现在九门口警察讨伐队正在和八路军交战，要去增援。据说当天早晨，有特务腿子来报告说，现在有八路军数人正在响水附近破坏公路。九门口讨伐队队长警尉补桃园正雄率部下约20名，编成两个临时班，分两路由两个山梁去响水。但到响水后，并没发现八路军，当地居民说刚才还在这里破坏公路，现在可能走了。桃园队长等一伙去时怕有埋伏，是压山梁去的，回来却率队由沟内大道直回九门口。哪知到了离九门口四五里地处，突然两面山头机枪猛响，还没等还击，道旁埋伏的八路军一跃而出，直逼讨伐队。只在一刹那间，所有的讨伐队员都一枪没响，乖乖地举手投降了。日本人桃园正雄见事不妙，想拔枪应战，但已来不及，被八路军战士一枪结果了性命。当增援队伍到达时，那里早已人去沟空，风平浪静，只有桃园的尸体仰卧在道旁的山杏树下，污血一片。援军中的日本人面对此情景，都低头默哀流泪，所有的伪满警察也都胆战心惊。大家都在琢磨：八路军的战术真是了不起，行动神出鬼没。在响水破坏公路，那是诱敌之计，断定讨伐队赴响水一定是压梁而去，回来时一定由沟内走，就布置了个伏击战斗，掩护的掩护，埋伏的埋伏。真是一举成功，战果辉煌。
在伪满统治的14年中，在山海关这个西部边境线上，我居留了6年有余。当时使我感受到的，真是天昏地暗，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