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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其人其事

    叶云明

    编辑同志:

    我是贵刊的一名忠实读者。在我的业余生活中,尤喜读文史资料一类的读物。

    我对在反蒋抗日活动中以“暗杀大王”著称的王亚樵很感兴趣,贵刊虽对其偶有介绍,但均不够全面,希望贵刊能载文对其一生予以较详尽的介绍。

    读者戴光明

    戴光明同志:

    依据您的愿望,我们特请叶云明同志撰写了反映王亚樵一生概况的文章登载于后,不知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本刊编者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我国灾难深重的年代。内战频仍,民怨沸腾。在此期间,连续发生了许多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蒋介石在庐山遇刺几乎丧命,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场被刺成重伤,日本侵略军白川大将被炸得血肉模糊……国民党要员心惊胆战,谈虎色变;戴笠屡次被蒋严词训斥,限期破案。这些事件都是上海滩“斧头党”首领王亚樵策划和组织的。起义将领沈醉当时在“军统”任职,曾经与王周旋,对他比较了解。他认为:王亚樵是“主张反蒋抗日救国”的,他“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

    王亚樵,字九光,别字擎宇,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入塾,略通经史。成年后,能文善言,胸有谋略,有人说他“一步十计”;又能行侠仗义,在家乡颇有声望。1908年受革命思潮影响,组织“正气学社”密谋反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亚樵积极响应。他邀集一些倾向革命的同志准备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当时苦于缺乏经费,有人提议叫“李府”(李鸿章家族)总管刘东山交出合肥的一些主要典当和钱庄,作为军费来源,大家一致同意。于是,一部分人去乡间动员民众,建立武装,另一部分人则去责令刘东山交出典当和钱庄。殊料这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已派同盟会员孙万乘(字品骖)到合肥组织庐州军政分府,他也准备没收李府财产作为军费来源。当他得知王亚樵等已经采取行动后,十分恼怒。他以为是一些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在未曾问明原委的情况下即顿生杀机。他传令当晚请王亚樵等人来府赴宴。那天王亚樵恰巧去乡间办事,王的几个助手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乙等赶到军政分府,一进大门,即遭枪杀。王闻讯连夜避往全椒,直到民国成立,清帝退位,王亚樵才从全椒乘一叶扁舟,经芜湖前往南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亡命上海,王亚樵的左右主张杀孙报仇,王亚樵却认为都是革命同志,不应同室操戈,对孙设宴招待,并给以资助,人们赞扬王有侠士之风。

    1912—1920年,王亚樵继续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如后来由柏文蔚引荐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后任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1919年在上海发动学生、工人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响应“五四”运动;1920年到安庆组织各界反对安徽督军张文生的运动。

    1921年王亚樵来到上海,投奔柏文蔚、李少川、关芸农等皖籍名流,受到他们的器重并给予资助。不久,他同马俊超等组织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号召皖籍劳工参加工会,工会则维护皖籍工人的权益。在沪的皖籍劳工,大多是黄泛区历年逃难到上海的穷苦农民,他们在沪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地痞流氓的欺凌,现在能有一个组织为自己撑腰,完全符合大家的愿望,因而踊跃参加工会,不到三个月时间,竟拥有会员万人以上。王亚樵所得会费甚巨,他不上腰包,而是用于供给门徒的生活费用。同时,王亚樵认为“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只要听说哪个工人受到别人欺凌,他马上就叫其门徒去找人评理、出气。但是,当年的“十里洋场”何等复杂,上海滩上的黑社会岂能容忍外籍人在此“占码头、打天下”,因而有几次王亚樵的门徒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王亚樵在盛怒之下,叫人找铁匠定打了百余把利斧,挑选百名身强体壮、勇猛异常的门徒,组成了一个“斧头队”。哪里有人敢于欺侮王亚樵的门徒及皖籍劳工,王亚樵一声令下,斧头队即勇猛冲出砍杀,其势锐不可当。经过几次冲杀,“斧头党”在上海出了名,就连黄金荣、杜月笙也得让其三分。他们告诫其门徒说:“王亚樵的斧头党是一伙亡命之徒,千万不要与之争斗。”从此,王亚樵在上海滩有了立足之地,不久他就成了“上海劳工总会”的领袖,会员10万余人,学生和门徒也增加至数千人。

    王亚樵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面对这样一支庞大队伍和纷繁复杂的内部、外部环境,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办事井然有序。他对自己的门徒有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不准他们在外惹事生非。他聘请了著名的李次山大律师为总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他还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自己的喉舌,扩大总工会的影响。

    不久,王亚樵又推动改组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推举柏文蔚为会长,王亚樵实际负责。通过这一组织他进一步接近皖籍在沪名流,与政界取得联系。他在皖籍名流李少川公馆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二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与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以后他的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也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的方面是“反蒋抗日”。

    1923年他参与了直皖军阀的争斗,指挥门徒刺杀了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接受了皖系军阀浙江都督卢永祥的重金和“浙江纵队司令”头衔,次年齐卢大战爆发,卢永祥战败下野,王亚樵只身回沪匿居。

    1926年,他奔赴广州,被委任为安徽副宣慰使,回到安徽策动兵变,事泄,被安徽军阀陈调元围困在洪泽湖达数月之久,直到1927年北伐军挺进苏皖,他才率部返回沪上。1927年王亚樵以全国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当时,他对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的面目还认识不清,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奠都大典上,依旧大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陈铭枢即警告他已惹下大祸,要他加倍小心。果然次日凌晨就来了七八个警察逮捕王亚樵,王及其门徒与之格斗后逃散,后在陈铭枢的掩护下,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从此他坚定了反蒋的决心。

    1931年春天,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释。胡汉民这位当年曾被称为孙中山幕下明星的国民党元老,竟被他的晚辈蒋介石软禁达数月之久,怎不令他义愤填膺。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人士筹集20万元巨款,托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杀蒋。

    一天晚上,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二楼的密室里,王亚樵、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陈成等20余人正聚精会神地筹划刺蒋方案。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王亚樵决定:郑抱真带十余人去南京,住在仙鹤街余立奎的住宅内(他家住房很宽敞),伺机进行刺蒋;华克之带领十余人化装成游客去庐山,相机刺蒋。由于当时沿途关卡很多,特别是上海码头和九江码头搜查甚严,枪械无法携带。对此王亚樵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确定买来十只一级金华火腿,用利刀剖成两片并把当中挖空,再把枪支拆开,将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放入火腿空间,然后再用针线缝好,涂上薄薄一层盐泥。等枪械安置停当后,王亚樵叫他的夫人王亚瑛和她的表弟媳妇乔装成阔太太的模样,由两个部属扮成伙计,分别随同他们前往庐山。一路上他们神情安详,毫无破绽,敌人以为是阔太太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一路放行,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新旅社”。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立即扮成游客模样,分散在蒋介石可能经过的地方,密切注视着蒋的行踪。

    1931年6月的一天上午,行动组员陈成扮成游客正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正坐在一副滑竿上,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滑竿前后护卫。陈成原想等蒋走近一些再开枪,不料走在前面为蒋开路的一个卫士,快要走到陈成的隐身之处。陈成只好跳到路上,举枪对滑竿上的蒋介石射击,子弹从蒋的耳边飞过,他还想开枪,蒋的卫士已一齐向他开火,陈成应身倒地。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见刺客已死,即伪装镇静地将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遍,结果发现除手枪以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报告后,蒋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陈成死后,王亚樵对其家属给予优厚抚恤,同时预料此举之后,蒋必加强警戒,遂叫南京、庐山两组撤回上海。

    宋子文是蒋的财政部长,又是蒋的妻舅,是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宋子文从财政方面助纣为虐,维护蒋的反动统治。因此,王亚樵谋蒋不成,转而刺宋,倘能得手,既可诫蒋,又可为陈成报仇。于是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密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指宋)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接报后,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部署分别进入阵地,准备战斗。23日上午8时,宋的专车抵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警戒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缓步走下车来,在众人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战斗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这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都穿的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唐夹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组长刘刚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便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之向唐开枪。唐应声倒地。宋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避在一根大柱子的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向出口。龚春蒲以为得手,便投出两枚烟幕弹,顿时整个月台和出站口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借着烟雾的掩护,安然撤出车站。在撤出时,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出。传单在揭露宋的劣迹之后说:我们同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刺宋案发,国民党军警机关侦骑四出,但一无所获。

    1932年初日军蓄意挑衅,1月28日我方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受到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援。王亚樵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抗击日军的斗争。他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几天之内就组织了一支有万余工人参加的义勇军(后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由余立奎任司令,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自己则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铁血锄奸团”,并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我军,打击敌人。那时,日军停泊在浦东江边的一些军舰常向我军阵地轰击,使我军受到伤亡。为首的是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大将所在的“出云”旗舰。炸毁“出云”舰,就能击中敌人要害。王亚樵、余立奎经过计议,很快从高昌庙兵工厂取得500磅鱼雷一枚,又找到两名能在海洋中沉浮几天几夜、水性极好的革命志士(他们有“水鬼”的绰号)在高昌庙附近跳入寒冷刺骨的海水,二人轮流手推鱼雷十余里,在抵达“出云”舰不远处,将鱼雷发射。一声巨响之后,“出云”舰被震得东摇西晃,舰上日军极为恐慌。可惜鱼雷的爆炸力有限,加之“出云”舰底布了钢网,鱼雷不能同舰底直接接触,所以未能将舰炸沉,然而已在精神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铁血锄奸团”不断传出同日军奋战的英勇事迹。曾经为王亚樵开过车的司机胡阿毛,1932年2月26日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截获,强迫他把一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开到日军阵地。胡阿毛佯装应允,当他驾车驶至黄浦江边时,突然加足马力,调转车头,将一车军火连同押车的日军一齐埋葬于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胡阿毛壮烈牺牲后,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王亚樵亲诵自撰的祭文,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其祭文为:

    阿毛阿毛,泉台相望。哀哀孤儿,戚戚惶惶。

    铁臂锄奸,赤胆心肠。一门孤苦,冥冥无疆!

    飞车黄浦,杀倭身亡。哭居西台,酹酒一觞。

    春秋义名,忠国何伤!忠毅阁部,史册传芳。

    哭君弱冠,妻别离肠。八荒有感,魂梦西厢。

    慈母倚闾,血泪沾裳!君骨有灵,享蒸尝。

    1932年淞沪抗战,由于蒋介石消极应付,十九路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敌军包围,不得已撤至嘉定、黄渡一线。国民党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侵略者兴高采烈。他们决定在“天长节”日本天皇诞生之日,在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大会。日军侵略了中国,还要在中国的国土上“祝捷”。消息传来,人们义愤填膺。王亚樵顿足发誓:一定要干掉白川!此时京沪卫戍总司令、十九路军最高长官陈铭枢也怒不可遏地来到上海,邀请王亚樵密商破坏日军的“祝捷”大会事宜。王亚樵回来当即召集其弟王述樵商议。鉴于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因此,他们就邀请在沪的朝鲜独立党党人安昌浩担此重任。安昌浩有亡国之恨,多年来一直从事反日活动。当王亚樵提出弹炸白川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次日,王亚樵即叫王述樵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他的寓所霞飞路宝康里40号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4月29日上午,虹口公园张灯结彩,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干粮、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身穿和服,提着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同金天山、安昌杰一道昂首走进会场。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则大摇大摆地带着水瓶径直走到讲台前面,顺手把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里已陆陆续续地坐满了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高级官员也在讲台上依次入座。这时,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作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定时炸弹的开关扭开。随即悄悄地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遥看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即离开会场。两分钟后,正当白川声嘶力竭地狂叫的时候,讲台下突然迸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着这声巨响,讲台猛塌,血肉横飞,白川被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三天后毙命,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其他十几个日本人死的死、伤的伤。当时,台上、台下,哭声、惊叫声、呻吟声响成一片,白川的“祝捷”大会成了哭丧大会。消息传来,大快人心,上海人民奔走相告。国民党政府也叫戴笠派胡抱一给王亚樵送去4万元奖金。王即把这笔钱转交给安昌浩,并叫人在圣母院路庆顺里买下了“公道印书社”,让安昌浩及其战友作为栖身糊口之所。事后不久,安昌浩及其同志先后被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供出王亚樵,日本人也无法向中国提出抗议。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王亚樵奋战前线,炸敌舰、杀日酋,声望日高。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来沪,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和中将高位和巨额钱财,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条件是“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愤然回答:我王亚樵绝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他在致戴笠的信中进一步表示:“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国门,又何足惜。”表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爱国之心。

    蒋介石见收买无效,加之在此前发生了使他大为震怒的两件事:一是蒋介石调集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围剿”红军,军费开支浩大,遂以安徽为试点,用“米照捐”的名义,加紧向人民搜刮,王亚樵则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米照捐”运动,迫使南京政府明令撤销。二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大片国土,蒋介石不准抵抗,求助于国际联盟,1932年秋“国联”派英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华,竟发表“东北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等谰言,引起我举国反对,王亚樵激于义愤,作出了刺杀李顿的部署,后为李少川劝阻,但事已为蒋所侦知。由此,蒋下定捕杀王亚樵的决心,悬赏百万,买王的人头。

    按照蒋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军统”特务进入租界,警探密布;加之重赏之下,必有见利忘义之徒告密,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但是,王亚樵倚仗他建立的严密组织和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其行踪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使国民党军警累次扑空,举止无措:

    ——军统接到密告,王亚樵藏匿于姚主教路刘公馆内,军警百余人飞车奔袭,将刘公馆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冲进王藏匿的卧室,发现被窝里尚有暖气,床上还遗下一件羊皮袍,却已人去楼空。原来王亚樵极其机警,闻警后迅速越窗登屋而去。

    ——军统侦知王亚樵夫妇潜居赫法路赫法里楼上,军警迅速封锁里弄口。王妻王亚瑛买菜回来,镇定地帮王换上女装,扎上头巾,化装成一个娘姨,手提菜篮,从里弄口军警林立中从容逸去。

    ——一次王亚樵暂避至一个老友家中,进门碰到两个多年不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他随即掏出手枪,礼貌地请他们暂勿走动,否则“出了事大家都不好看”。待接应他的人赶到,迅速撤出转移到秘密地点;深夜,他又头戴钢盔,身着消防队员服装,乘一辆消防车转移到另一秘密地点。

    上海许多报纸对王亚樵神出鬼没大加渲染,说他练就一身轻功,身轻似燕,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王亚樵见了哑然失笑。

    由于戴笠率领大批军警昼夜追捕,王亚樵在上海难以存身,遂于1933年10月去福州,住引壁巷4号。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王亚樵积极参与这次事变,不久闽变失败,王亚樵出走香港。在港时他与陈铭枢、华克之、郑抱真等多次密谋刺蒋,终于促成了轰动全国的刺汪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六中全会开幕,简短的开幕式后,各中委齐集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摄影。蒋介石见会场秩序很乱,借口身体不适未参加,汪精卫站在正中的位置摄影。镁光灯刚刚闪动,记者群中猛然冲出一个身材不高却极英俊的青年,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应声倒地。后来诊断结果:汪中三弹,一在左颧部位,一在上臂,这两弹均非要害;又一弹从背部射入,斜卡于第六胸脊骨左旁(此弹一直存在汪的体内)。顿时,会场大乱。张继冲上去拦腰把刺客抱住,刺客手中的枪被人击落在地。几个卫士对这个青年举枪射击,他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他面色苍白,紧闭双目。陈璧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便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呼天抢地,大哭大叫:“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当着众中委的面,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接着众人把汪精卫和刺客分别抬送医院进行抢救。

    这一起轰动全国的刺汪案是王亚樵精心策划的。他根据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派的决策,找华克之、余立奎、孙凤鸣等人商讨了具体方案。他们请胡汉民出面在南京申请办起一家名叫“晨光”的通讯社。由华克之任社长,张玉华、贺坡光、孙凤鸣三人充当采访记者。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华克之由香港赶回南京,按照王亚樵的意图,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义举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为孙凤鸣摆酒饯行,席间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英勇地冲出枪击汪精卫。与此同时,他也被卫兵击成重伤,当他被抬到医院后,从他身上只搜出毫洋六角。孙凤鸣因流血过多,送医院后已濒临死亡。但主事者急于要从他口中追出幕后主使者,不但不进行急救手术和治疗,相反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残酷地进行逼供,几乎不让他有片刻喘息,直至其死亡。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一点也未得到。孙凤鸣留下掷地有声的语言,却充分反映了这位爱国志士的高尚情怀。当敌人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时,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敌人又问:“为什么现在行刺?”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方面有关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等),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敌人又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孙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1939年元旦,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团拜后的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蒋介石在刺汪案后,当众受到陈璧君的奚落,又有口难辩。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又打来电报询问此事,词语间有问罪之势。蒋介石万分恼火,立刻把戴笠传来,大发雷霆,限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戴笠慌忙进行部署缉拿凶手的工作。很快他们侦出晨光通讯社确实受王亚樵的指导和资助,于是他们把捉人的魔爪伸向香港,用60万元港币,通过港方将居住在香港的前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长余立奎、炊事员胡大海、海员周世平逮捕,并引渡给南京,把他们权充“主犯”,以了结此案。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下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去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后,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捉拿王亚樵,王处境困难,遂于1936年2月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等20余人及眷属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王亚樵改名匡盈舒。抵梧州后,即住在李济深家的圩子里,李热情接待,并去南宁会见李宗仁、白崇禧,要求他们对王的安全给予保护,李、白应诺。但不久,李、白与蒋密谈合作,王亚樵觉得梧州非久居之地,经与部属密商,决心投奔中共,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一推荐函,王亚樵亦亲书一信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收纳。王将两函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带去延安。余、张走后,王亚樵深感处境危险,颇为伤感,曾写下《念奴娇》词一首: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怎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惜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纹。鸥盟山重,北顾延河绵云。

    9月,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王亚樵念余立奎仍在狱中,同意她来梧州。余的突然到来,并且有许多令人生疑的言行,王亚瑛、郑抱真等都提醒王亚樵,要对她特别注意。王则认为余婉君是老人,不能过疑,否则对不起朋友。他哪里知道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原来余婉君和孩子居住香港,生活费用由王亚樵提供,所以余知道王在梧州的地址。特务侦知这一消息后,即用10万元金钱收买了余,并答应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特务经常联系。9月20日她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的屋中。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看势不可能,即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死亡。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9月21日王亚瑛、许志远得知王亚樵遇害的消息后,急忙赶赴现场,恸哭不已。随后即买棺入殓,安葬于梧州倪庄。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等均前往吊唁。王亚樵死后十天,余亚农、张献廷从延安赶回,传来中共中央同意接纳王亚樵去延安的消息。但是王已离开人间,大家又痛哭一场。

    王亚樵以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在上海滩建立了组织严密的“斧头党”,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外乡人,敢于同“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分庭抗礼;他手无一兵一卒,敢于带着一帮兄弟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表现了他惊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才华。诚然,他采取的暗杀手段并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但他所领导的惊心动魄的反蒋抗日活动,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也曾接受一方委托,刺杀其政敌,并得到巨额报酬,以补充他领导队伍的供养,但是,综观其一生,王亚樵仍应以一个反蒋抗日的爱国奇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