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克里夫（1324～1384）
有句老话说得好：列国往往对某些他们最大的恩人一无所知。这话正应验在威克里夫身上。威克里夫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奠基人。英格兰亏欠威克里夫的太多了，大多数英国人对威克里夫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在着手起草这位善良伟人的传记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圣彼得的话语：“我以为应当……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正是我写作此篇的目的。我希望激发读者，提醒他们绝不要忘记这位“英国宗教改革的晨星”。
首先，请您回想威克里夫时代英格兰的信仰情况。
简要地回顾当时英格兰的宗教信仰状况是理所应当的。正确地认识当时的状况，是本文的基础。否则，对于我要写的这人及其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所作之工的伟大，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
约翰·威克里夫于1324年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出生于北约克郡蒂斯河畔，卒于1384年理查二世在位期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1)。请注意，他出生的时间比印刷术的发明至少早了一百年(2)，他逝世后大约一百年，伟大的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才诞生。这两点应该谨记。
英国宗教改革之前的三个世纪，即威克里夫生活的年代，很可能是英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英国的教会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罗马教。罗马的主教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罗马教义拥有绝对权威，神职人员和百姓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毫不夸张地讲，宗教改革前的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基督教已经埋葬在无知、迷信、神职权术和伤风败俗之中。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使徒时代鲜有相似之处，要是圣保罗复生，恐怕绝不会称之为基督教。
这就是威克里夫生活的时代并他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请谨记在心。一个人能在那样的时代完成他所做的那些工作，在那个世代留下印记，必定不是庸碌之辈。进一步讲：他必定是忠心的仆人，得蒙罕见的恩典，拥有罕见的恩赐。我认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誉，绝对值得我们纪念。
现在我们来看威克里夫的工作。
威克里夫在异常黑暗的日子里行了大事——给那个世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英格兰的教会和议会都认可他是“一种力量”，任何有学识的人都无法否认，在一段为期二十五年的日子里，他是历史的中心。
但他的早年岁月却是个谜。今人对他发蒙的学校和启蒙老师一无所知，只能猜测他是在蒂斯河畔的埃格尔斯顿小修道院接受了基础教育。不过可以确知，1335～1340年间他入读牛津，受益匪浅，声名鹊起，被视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1361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后来又在王后学院、墨顿学院和坎特伯雷学院任职。从那时起，直到他退休去了拉特沃思，约有二十年时间，他以牛津为中心活动，尽管他显然也经常去伦敦。授课、讲道、分别为有学问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写作、辩论、论战，似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没有任何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把他的生平系统详细地记录下来。他纯正的神学观念最初是怎样得来的——有没有从他的前任、布拉德瓦丁大主教那里学到些什么？他是否与牛津校长、拉马的费茨拉尔弗或著名的林肯主教格罗斯特关系密切——简言之，谁是他的帮助者和同工，还是说他单枪匹马？对于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然而，抱怨没有用，因为威克里夫的时代没有印刷术，能读会写的人很少。我不会浪费时间无端猜测，而是要心满意足地列出四项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四条理由说明了为何英格兰应当以威克里夫为荣。
首先，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首批坚持《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唯一准则——完备性及其权威的英国人之一。这条原则贯穿在他的作品中，无须我补充什么别的旁证了。在他存留至今的作品中，《圣经》都具有首要地位。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更正教的根基，是英国国教以及基督教世界各个纯正教会所有行为的支柱。基督要真正的基督徒借着神的话语去验证一切，包括所有的教会、牧师、教训、讲道、教义、讲章、书籍、观点和实践。《圣经》是他的行军口令。圣徒要借着神的话语来验证一切、用《圣经》的度量来量度一切、用《圣经》的标准来比对一切、用《圣经》的天平来衡量一切、借着《圣经》的光照来查验一切、用《圣经》的炼炉来试验一切。经得住《圣经》火炼的，就接受、持守、相信并顺服；经不起《圣经》火炼的，就拒斥、拒绝、否定并丢弃。这是威克里夫在英格兰竖起的标准，是他钉在桅杆上的旗帜。愿这一条标准永不降低！
听起来太熟悉了，但我们并未认识其价值。五百年前，打下这一根基的人十分勇敢，而且形单影只。让我们绝不要忘记，最早迈出脚步树立这条原则的人中，有一位是约翰·威克里夫。
第二，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最早抨击并公开指责罗马教会谬误的英格兰人之一。弥撒献祭和化质说、神职人员的无知和败德、罗马主教的暴虐、毫无用处地信靠基督之外的其他中保、忏悔室的危险倾向——所有这些，还有其他教义，他都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了。就此而言，他是彻底的更正教改教家，比宗教改革要早一个半世纪。
如果今日众人在这一领域能有像威克里夫一样清晰的洞见，那英格兰的状况定然会好得多。不幸，今日，不列颠对宗教改革的集体感受锋刃已钝。有人宣称厌倦了所有宗教争论，准备为了和平而牺牲神的真理。有些人觉得罗马教义也是众多英国宗教形式的一种，跟其他的比起来不好也不坏。有些人试图说服我们，罗马教义已经改变了，不像从前那样糟糕。有人大胆地指出更正教的缺陷，大声疾呼罗马教徒跟我们一样好。还有人认为这样坚持是正当且开明的——对于热心于自己信条的人，无权认为他们错了。然而，请注意两项历史事实：四百年前，在罗马教笼罩下，无知、败德和迷信主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是这片土地得到的最大的祝福——五十年前，除了教皇的死忠门徒外，没有谁会认为这两项事实存在争议！今日，看呐，我们轻而易举就忘掉这些事实，这甚至成了潮流！简言之，照此下去，如果不久后有人提议废除《王位继承法》，允许天主教徒戴上英格兰王冠，我不会感到奇怪。
如果要遵从某些冷静的人的提议，把时间推到宗教改革之前，那么我相信不应止步于亨利八世、七世甚至六世，而应该追溯到威克里夫。
此外，也应感恩地记住，威克里夫就算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接受使徒传道方式的英国人之一。人们把他派去乡下布道的人称为“穷司铎”，这一举动是他对同时代的人最大的造就之一。人们不可能完全忘记“穷司铎”撒下的思想的种子，我相信这些撒种者铺下了宗教改革的道路。
就算威克里夫除了派“穷司铎”之外没做过任何事，我仍相信仅仅这一件事已经配得让我们深深地感激了。我坚定地认为，牧师首要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传讲《圣经》。
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基督徒的斗争面临特有的危险。我相信，神职人员虚伪的“圣品制度”是曾经流毒基督教世界的最古老最有害的谬误。产生这一制度的原因很多：部分源于无知地渴望摩西时代的祭司身份，尽管这一制度随着基督的受难而终结；部分源于喜爱权力和虚荣，这对神职人员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部分源于未得救的敬拜者喜欢看得见的假祭司和中保，而不是在天上看不见的那位祭司和中保；部分源于《圣经》印刷流传之前人类普遍的无知。种种原因导致过去的十八个世纪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倾向——将神职人员抬高到一种不合《圣经》的位置，视他们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非传讲他话语的人。
对此，读者应当留心记住，并要牢牢坚守古旧的原则，不要丢弃古旧的道路。不要受诱惑而认为，各种各样的仪式、礼拜中宣读一成不变的话、或者频繁的圣餐，相比有力、恳切、火热地宣讲真道，能带给灵魂同样多的益处。没有证道的日常聚会也许能够满足、造就屈指可数的部分信徒，但绝不可能触及芸芸众生，吸引他们，俘获他们的心。如果有人想要造福大众，想要触及他们的心灵和良知，就要踏着威克里夫、拉蒂默、路德、屈梭多模和圣保罗的足迹而行。必须向他们的耳朵发动进攻，大声吹响永恒福音的号角，让号声绵长；必须传讲神的话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感激地谨记威克里夫是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英国人，是他让大众能明白《圣经》。今日的我们很可能对译经的困难没什么概念。那时很可能译者得到的帮助——不管什么方式——极少极少。那时没有印刷术，整本书都是费劲的手写本，要复制也只能手抄。看看蒙福的《圣经》公会位于布莱克福莱尔斯的机械设备，再想想威克里夫需要克服的惊人困难，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世上没有难成的事。事情成就了，数百份《圣经》抄本流传开来。尽管有当局的压制，历经时间、火灾、敌人的毁坏，四十年前在牛津重印威克里夫《圣经》的时候还是发现了至少一百七十份抄本存世，实际存留的数量肯定更多。
翻译《圣经》的益处究竟有多少，恐怕在末日来临之前没人能数算，所以我不想作任何形式的推测。但我要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一项事实无可争议地得到了证实——拥有母语《圣经》是一个民族有可能拥有的最大祝福。
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人已经去世五百年。今日的任何人都可以来看看世界地图，借此来认识《圣经》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带来的价值。
今时今日(3)，在哪些国家，自由、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都达到顶峰？是那些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得《圣经》的地方，比如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当英国君主登基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圣经》，倾听这句话：“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国家的福祉往往与这本书息息相关，基督教世界各国的至上利益与之不可分割。在一片土地上，光明或黑暗、道德高尚或败坏、真信仰或迷信、自由或专制、善法或恶法谁主沉浮，正好与《圣经》是否得到尊重成正比。随我打开史书吧，你会在旧事中读到证据。读一读以色列在列王治下的历史。那时罪恶是多么盛行！但谁会惊讶？众人完全对耶和华的律法视而不见，约西亚在位时在圣殿的角落里才找到律法书。读一读主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历史。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宗教，是多么可怕！但谁会惊讶？他们借着人的传统“废”了神的话语。读一读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历史。还有哪个时代的无知和迷信胜过那段日子？但谁会吃惊呢？当人们得不到《圣经》的亮光，时代当然会黑暗。
真相明白无比，《圣经》是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之母。有意思的是，英国的外国圣书协会就在《泰晤士报》办公室隔壁！
地上哪些教会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就是那些高举《圣经》的教会。英格兰和苏格兰哪些教区的信仰和道德水准最坚固？是那些《圣经》流传最广，读《圣经》最多的教区。英格兰哪些牧师最能对民众的思想产生真实影响？不是那些喊着“教会！教会！”的人，而是信实地传讲主话语的人。不尊重《圣经》的教会就跟无生命的躯体、熄了火的发动机一样无用。不尊重《圣经》的牧师就跟没有武器的士兵、没有工具的建筑师、没有罗盘的领航员和没有信件的信使一样无用。罗马天主教会、新派神学、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很容易嘲笑那些喜爱《圣经》的人；但罗马教徒、新派神学家和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却从未给我们展现一个新西兰、廷尼弗利或塞拉利昂作为他们的原则结出的果实。这只有尊重《圣经》的人才能做到。这是神话语的工作，是其能力的证据。
文明世界的众多最好最值得称道的制度要归功于《圣经》。很少有人意识到，有多少为公共利益而采行的善举，其根源可以显而易见地追溯到《圣经》。凡接受《圣经》的地方，都留下了这本书持久的痕迹。有许多最出色的法律是根据《圣经》起草的，藉此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基督教国家通行的有关真理、诚实和夫妻关系的道德标准来自《圣经》，这些标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未得到当事人尊重——使得基督徒与非信徒截然不同。安息日这一条对穷人最恩慈的规定也要感谢《圣经》。几乎每个人道主义和慈善机构都是因《圣经》的影响而建立的。《圣经》介入世人生活之前，很少有人，甚至从未有人关心贫、病、孤、老、疯子、弱智、盲人。想要在雅典或罗马的历史中寻找任何帮助这类人的机构是徒劳的。看呐，好些人嘲笑《圣经》，说没有这本书世界会更好，却不想想自己从《圣经》得益多少。躺在大医院里的不信者不会认为自己此时享受到的安适竟是拜《圣经》所赐，这本书本是他自己鄙视的啊。要是没有《圣经》，他可能没有人照顾、没人留意、孑然一身，悲惨地死去了。确实，我们生活的世界对自己所蒙的恩惠无知得可怕。我相信，只有末日才会讲尽《圣经》加给这世界的益处。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格兰人的母语并分发给他们的第一人就是威克里夫。重复一遍，如果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但仅仅因为翻译《圣经》这件事，他就配得所有讲英语的基督徒、英格兰的爱国者、英格兰的教士感恩地纪念。
这就是威克里夫值得尊敬值得纪念的四条主要原因。
我不是说这位伟人没有弱点，没有秉持有待商榷的观念，每条神学教义都纯正无比。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必须自己处理许多有问题的神学观点，因为他连来自他人的最轻微帮助都无法获得。他写的东西很多，也许写得太匆忙，所以我不会假装赞同他的全部作品。像路德和克兰麦一样，一开始他并不是对所有要点都清楚。但考虑到他单独、孤立的困难处境，只能惊叹他如此惊人地远离了谬误。人们指责他有缺陷，但有一项事实使得所有这类指责黯然失色——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格兰本地语言的人。他怎样逃过迫害，没有暴死在敌人手里，最后在拉特沃思平静地死在卧榻上，其实是个神迹。照我看来，显然是出于护理之工的神迹般的方式保护了他。“地却帮助妇人。”是主兴起冈特的约翰和威尔士公主，让他们眷顾威克里夫。是主在他将要遭到非难时用地震破坏了伦敦的宗教会议。是主让牛津大学给他支持。
康斯坦茨会议并没有树立烧死异端的榜样，天特会议也没有明确具体地阐明所有教皇的教义。但首要的是，我看到上主的手护佑着威克里夫——他曾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的确！护佑威克里夫的手是救主的钉痕手，他曾对使徒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曾在哥林多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在工作完成之前，威克里夫不会死。
本章结束之际，我要给出几条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是本章整个主题给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训。
首先，让我们恢复威克里夫的首要原则，要比我们从前的日子更为坚定地持守这些原则。要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完备性，也绝对有必要警醒、抵制罗马教会的危险主张，还要留意传讲神话语有多么重要——所有英国更正教信徒都应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用心做工。
其次，我们要明白，如果某人为了基督奋勇向前，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观点，那他会获得多么惊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哥林多的保罗、佛罗伦萨的萨万纳罗拉、德国的路德、慈运理、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伦敦的罗梅恩，让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思考，撼动了沉睡的世界。真理之友需要更多的勇气。坐着不动，等着委员们行动，并数点支持者的倾向太严重了。我们需要更多人像威克里夫一样，绝不惧怕单枪匹马。
最后，不要忘记约翰·威克里夫的神没有死，是活着的神。人在改变，今日的世界喊着新奇的口号——更自由地解释《圣经》吧！让神学更包容更宽松！这是许多人期待的。但倘若我们想要行善，那么什么都比不上古旧的福音。耶稣基督绝不改变。五百年过去了，他仍是一样的。他没有丢弃拉特沃思的教区长威克里夫，那么我们如果追随他的脚踪，他也绝不丢弃我们。
(1)本书写于19世纪晚期，所以作者说“超过五百年”，如果按今日来看，已经超过六百年了。对今日的读者来说，本书中所有的此类说法，都要加上一百多年。——译注
(2)指欧洲的印刷术。——译注
(3)本书写于19世纪末，本段指的是当时的情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