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刚放亮，田师傅就来了。他是和儿媳海楠一起来给我送一些物件——枪锯，挂掌马凳，老鼠铁灯，崩子，打锣……那些物件，在黎明的晨光中闪着古旧的神奇之光，让人感到万分惊讶。这些，是我与他唠嗑时谈到的东西，没承想他却很快便完成，这证明这些东西其实就存在于他的脑子里。他对我说，他听了我的“指示”，一刻也睡不着觉，于是很自然地便回忆着打制出来了。他说得仿佛很轻松，仿佛这些东西不是用“铁”，而是用“面”轻易地捏制出来的。他的眼中闪着无尽的智慧之光，那是一种长久的辉煌所在。但是现在看得出，如果不是我们找到了他，认准了他，并且帮他申报了长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有的这些“智慧”都将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一点点淡化，最后一点点消逝而去。田师傅的来临，使我感受到“遗产的挣扎”。
眼前的灿烂的铁艺文化创造使我们充分地感受到农耕文明曾经多么丰富多彩，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遗产却消失得很快，这个现状其实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与消亡的必然走向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文化，已在那里明显地消亡，文化工作者再不能坐在屋里坐而论道，而要走进生活底层，走进田野，去与遗产和遗产持有者亲密接触，研究和分析遗产现状和形态，面对面地抢救、保护、传承这些珍贵的遗产。记得冯骥才曾在一处学院文化遗产的论坛上对大家说，现在大家都要起立，走向田野和民间，不要再在这里坐而研讨，不然等我们在理论上仿佛弄明白了，其实遗产已在生产中消失殆尽。我们的课堂在田野。只有走下去，才能与遗产和遗产持有者亲密接触，把曾经的活态遗产保护下去，记录下来。那些遗产传承者、持有者往往是一些朴实的人，在文化快速转换的时代，他们不知所措，由于环境的消失，他们的创造面临真正的濒危，这时最需要我们文化人、专家和学者去与他们面对面地交心，了解他们手艺的走向，共同去打捞他们心底的遗产。
作者与田师傅
如果我们表明帮他“打捞”心底遗产的机会和想法，他便会有序地将心底的遗产一一表述出来，这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这期间，我不但帮他申报了市级遗产名录，还留出名额让他参加了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从多方面让他认知“自己”，感受到遗产对社会和人类的作用。这些，都是在“遗产挣扎期”（指社会转型期遗产处于消亡或转换的时期），我们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这个事例，其实非常重要，这不单单是中国，在世界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在城镇化与农耕文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的转型期，其实都有“遗产挣扎”期，而这个时期是遗产最宝贵的保护期。我们要记录下这个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形态。
这部《铁匠》就是遗产抢救的记录和范例。我时时在深思，如果我们在这时思想处于麻痹状态，遗产不是完全轻易地失掉了吗？今天，我们丢掉它们，也可能感觉不到对生活和社会造成什么缺憾，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未来或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感受到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单一、无味，生活的色彩会越来越淡薄，当人们惊叹生活怎么会这样子时，才去感悟那曾经逝去的文化的重要，可是一切都已悔之晚矣，失去的遗产再不会回来了。
我在做时，一刻也没有停止感动与惊叹，我与田铁匠已渐渐地成为知心朋友，我感受到劳动的快乐，智慧的生动，创造的奇妙，以及人与遗产、与社会生活之间那种不可分离的关联和内在的层次。其实，遗产是生活的结构。如果我们真正走进一个村落，走进一个街区，只有走进遗产才算是真正的走进。
为了使他和他的作坊存在，我曾经和他一起去见拆迁办主任，我说，你有你们的《拆迁法》，我有我的《遗产法》，我与他们据理力争。我甚至找市长，难道我们城市就不能留下一个铁匠吗？我的努力，足足使他的作坊在这个胡同里存在了两年多。
生活，不能没有响动，就是“声音”，包括叮叮当当的锤子声。小时候，那些锤声是大人生活的过往，孩子们只是以好奇的目光和心理去打量铁匠炉里的场景，也不知道这都是“文化”。到了如今，当我们一旦听一个铁匠在述说，一旦把这一行当的工具、手艺、作品都记录下来时，才觉得原来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可是最后，他和作坊还是被强行拆迁走了，响动我留不下来，就只好留下记忆和故事吧，感谢一些专家、学者、好友对我的支持，如孙树发、刘仲元、金宝忱、李龙得、吴湘琴，等等。
多年的田野文化踏勘、考察使我养成一种习惯，那就是认真记载生活的真实，不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认知，留住对生活的第一感知。还有就是工作方法。我所使用的田野记录工作方法是与国际文化人类学所同步的方法，也是为了这些文化将来走向世界。这是一种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我是在做人类文化的“源头记录”。记得5月8日那天，冯骥才主席给我题写“东北文化源头记录”时，他说：“保明，我这就给你题。这可是清朝的纸。而记下的文化是当代最新的思想方法……”这是我始终遵循的原则。《铁匠》的写成就是一种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所结合的成果。留下来，就是为了给社会和人类增加知识量。也许若干年后人们能感受到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