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元朝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缓和社会矛盾，其中包括对地主减租的要求。然而，随着元朝政治环境的恶化，这些旨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法令逐渐形同虚设。到了元仁宗时期，即延祐二年（1315年），政府再次尝试通过整顿土地制度来缓解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这次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在两淮、江南地区进行“核实田亩”的工作，目的是为了准确掌握土地的实际分布情况，以便合理征税。
然而，这一旨在改善社会状况的举措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方面，当地的地主阶层通过各种手段与政府官员勾结，隐瞒自己的实际土地持有量，逃避应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执行此任务的地方官员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往往会过度 夸 大 土地的实际面积，将一些原本不适合耕种的沙碱地也计入了可耕地之中，这无疑加重了普通农民的负担。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的社会公平目标，反而加剧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
随着矛盾的加剧，各地开始出现了零星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在江西地区，农民对于政府强行增加土地税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二、初期斗争
元朝末年的社会动荡与农民起义，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是阶级矛盾的激化。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便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拉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这不仅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对蒙古统治者的一种挑战。至元三年（1337年），广东朱光卿、聂秀卿以及河南棒胡的起义，同样打着宗教旗号，称“定光佛出世”或“举弥勒小旗”，利用宗教信仰来动员和团结民众，反映了民间对变革的渴望。
随着这些起义的不断发生，元朝政府的应对方式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特别是至正初年，小规模的起义和暴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仅京南一带就有三百余起。面对如此广泛的反抗，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加强了对汉人、南人的压迫。元丞相伯颜等人提出的极端主张——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虽然最终未被执行，但也充分暴露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及其他被统治民族的深深敌意。此外，禁止汉人持有武器、不允许南人反击北人的规定，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间的对立情绪。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反抗蒙古统治的民谣开始广泛流传，成为民众表达不满和希望的重要途径。例如，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直接指出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揭露了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对南方农民的剥削。另一些民谣如“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以及“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则通过象征性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变化的期待，尤其是对民族地位逆转的憧憬。
三、红巾军起义
至正十年（1350年），元朝政府决定修治黄河，任命工部尚书贾鲁负责此事。这项工程涉及汴梁、大名等十三路的农民，共十五万人参与。与此同时，元朝政府还派遣军队沿黄河进行镇压，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动乱。然而，正是这些在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成为了点燃红巾军起义导火线的关键力量。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名为“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在黄河灾区广泛流传。这个口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暗示着一个重大的变革即将到来。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一个出身于白莲教世家的人，秘密组织了一次起义。韩山童及其家族长期以白莲教为掩护，进行反元活动，意图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了制造舆论，韩山童事先在黄河底埋下一个石人，民工在施工时挖出了这个石人，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人们认为这是天意，预示着元朝的统治即将终结。
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3000多名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正式宣誓起义。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号召“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然而，起义的消息很快被泄露，元朝地方政权迅速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则冲出包围，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并开仓赈济贫民，吸引了大量贫苦农民加入起义军。此后，红巾军相继占领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巾军”。
与此同时，另一支红巾军也在蕲、黄地区起义，领导人是徐寿辉和彭莹玉。彭莹玉是袁州的一名和尚，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彭莹玉的起义失败，逃匿淮西。至正十一年（1351年），彭莹玉再次组织起义，推举 布 贩 徐寿辉为首领，建元治平，国号宋，迅速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这两支红巾军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被称为“香军”。
红巾军的起义迅速蔓延，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解职了丞相脱脱，导致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许多士兵投奔红巾军，使刘福通的声势日盛。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韩宋的领导，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军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距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贵族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被迫撤回山东。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入绛州、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多伦县附近），烧毁了蒙元宫阙，随后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西路军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从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与此同时，刘福通也攻占了汴梁，并以汴梁为都，建造宫阙，改换正朔。红巾军的势力迅速扩展，从巴蜀到荆楚，从江淮到齐鲁，从辽海到甘肃，各地的起义军纷纷响应，形成了广泛的反元联盟。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达到了高潮，不仅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也为明朝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四、张士诚起义
至正八年（1348年）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浙东方国珍和泰州张士诚分别领导了反元起义，与红巾军起义遥相呼应，共同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方国珍出身于佃农，据传因杀死前来收租的地主而逃亡海上，凭借海上的军事力量和贸易网络，逐渐发展壮大。张士诚则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在卖盐过程中受到富家的欺压，遂率众起兵，迅速在泰州一带建立了根据地。
这两股起义力量的兴起，不仅牵制了元朝的军力，还为红巾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记在户籍上，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队伍迅速扩大到百万人。徐寿辉的红巾军经过多次血战，虽然许多地区得而复失，但彭莹玉的牺牲并没有影响起义军的士气，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民众加入反元斗争。
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被其部将陈友谅杀害，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然而，徐寿辉的另一位部将明玉珍并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徐寿辉虽然个人能力一般，但他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在徐寿辉的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军事领袖，最终自立为帝，继续领导反元斗争。
徐寿辉的其他将领也各有千秋，为大明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傅友德是一位传奇将领，后跟随朱元璋大将冯胜伐元，以五千部众横扫大漠，连胜七战，战绩辉煌。丁普初则在鄱阳湖水战中英勇捐躯，壮烈牺牲。双刀无敌赵德胜在洪都保卫战中也英勇牺牲，展现了红巾军将领的英勇和忠诚。
除了徐寿辉的红巾军，张士诚的起义也对元朝造成了重大打击。张士诚利用太湖地区的地理优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控制了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张士诚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一度成为元朝在江南地区的主要威胁。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了苏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大周。张士诚的崛起，使得元朝在江南的统治更加脆弱，也为朱元璋后来的统一江南创造了条件。
五、朱元璋崛起
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加入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朱元璋出身贫寒，但聪明好学，很快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奉命南下定远，招降了驴牌寨的三千壮丁，又夜袭横涧山，收编了两万精兵，随后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攻下和阳，渡江攻占太平、溧水、溧阳等地。此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朱元璋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和封号，军队也以红巾裹头，称为香军。
朱元璋的军事行动不仅依靠自身的勇气和智慧，还得到了许多文武人才的支持。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纷纷投奔。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南京），改名应天，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朱元璋在应天设立政权，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从至正十六年至至正十九年（1356-1359年），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展势力。在北面，他面临着韩林儿、刘福通的红巾军；在西面，是徐寿辉的红巾军；在东面，则是张士诚的势力。然而，皖南和浙东的部分地区元兵势力较弱，成为朱元璋扩张的重点。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继续攻占衢州、处州，控制了皖南和浙东的东南部地区。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和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基的军事策略和宋濂的文化素养，为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奠定了基础。朱元璋还注重恢复农业生产，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他还设立了管理民兵万户府，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并多次蠲免田赋。这些措施使他在控制的地区内赢得了民心，农民生活相对安定，军粮供应充足。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逼应天。朱元璋在江东桥击败陈友谅，随后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决战，经过三十六天的激战，陈友谅中箭身亡，全军大败。第二年，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朱元璋解除了统一南方的最大威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将兵锋转向苏州的张士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高邮、淮安等地，同时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方国珍在庆元、温州、台州一带也遣使归降。同年，朱元璋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控制了东南半壁。
在统一江南的过程中，朱元璋逐渐显露出对白莲教和红巾军的反感。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彻底摆脱了红巾军的束缚。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沉溺于享乐，朝政混乱，军力衰退，只能依靠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地方势力维持残局。这些地方势力彼此争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谕中原檄》中，他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表现出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同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成为明太祖。
朱元璋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消灭了其他农民军，击溃了元朝残余势力（北元），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