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院破败，瓦屋老旧。
屋中堆着各种书籍卷轴，让这个原本就不宽敞的屋子更显窄小。
此时一个中年文士正埋头书山，快速翻动着书页，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停下，执笔在纸上记录勾画。
他的额头上沾满汗水，眼睛因酸涩而微眯，目光中却闪现着兴奋之意。
此人姓戴名志高，原籍山阴，是研究谱牒学的学者，在荆州城中小有名气。
所谓谱牒，是指记录家族世系的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簿状、传记等资料。
南北朝是世族门阀的时代，仕途婚姻，交游办事，莫不先问族姓。朝廷选官以之为依据，官府管理以之为区分，他人津津乐道以之为向往，高门自己以之为荣光。所以谱牒之学逐渐兴起，成为一种单独的学术门类。
当时研究谱牒学最厉害的有两大流派。首推河东贾氏谱学，领学者，司徒府参军贾渊。贾家三代传学，该究精悉，当世莫比。
其次琅琊王氏谱学，执牛耳者，乃已故尚书令王俭。王俭去世后，公推中书侍郎王融为王氏谱学第一人。
这两大学派都是一等一的大贵族，站在维护士族地位和自我标榜的立场，自然热衷研究谱学，可这戴志高却是小白人一个，和士族完全搭不上边。说寒族都有些勉强。家中最多算是当地的一个大姓，略有些资财。
以他的身份，在郡县中做“吏”是完全没问题的。积功累升，说不定能入仕途。又或者专研经学，一路考到国子学去；再或广修学问，举秀才茂贤；也可以修名声走举孝廉的路子，总之，只要运气好也，肯付出，还是有做官的机会的。
即便不做官，以他的家底，小日子也能过得不错。
可他偏生不愿如此。
他十三岁时曾远远望见三位贵族公子身着锦绣华服，风度卓然地站在山头远眺赋诗，六个仆从把山道一拦，不许其他游客上去。连县令家都不敢多说一句。
然后一群侍女开始放置桌案胡床，下设锦席缛缎，迅速而有序地将一碟碟精致的菜肴呈上。
公子们开始用餐，举止潇洒，谈吐优雅，似乎处处都彰显着高门贵族的礼仪与教养，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从此他便无可救药地陷入到对贵族文化的爱恋之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知识，偷偷练习礼仪与清谈，考究士族的掌故谱系，搜罗各种文献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终于考证出，他们家是谯郡戴氏的远亲！
为此他花了一大笔钱，兴冲冲地去认亲，结果被毫无悬念地拒之门外。
他不死心，又开始购买士族服饰，出入那些高门子弟常涉足的场所，购置昂贵的熏香、摆件、器具，为了攀上关系甚至变卖祖业，买了一辆朱红色的牛车！
终于，他结识了一个来本地游玩的世家公子，答应用五十万的价格帮他入籍士族。
戴志高耗尽了家中所有积蓄才凑足了钱，却没成想那人居然是个冒充士族的骗子！受骗者多达十余人！
事发后，骗子虽被官府处死，但他被骗的那些钱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
倾家荡产的他成了当地人的笑柄，只能驾着仅剩的牛车和满车的谱牒图卷，离开山阴，来荆州投亲。
到了荆州发现亲人已死，他便卖了牛车，租下一间小屋，有感于被骗的经历，同时也为追寻那虚无缥缈的贵族幻影，他在为人佣书谋生之余，几乎杜门不出，发狂地研究谱牒学！十几年如一日，居然真让他成为荆州城中谱牒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连郡府整理士族户籍档案时都请他做过校参！
可尽管他研究了大半生的士族，今天却是第一次近距离地和真正的士族面对面相坐，而这个士族门第之高贵，堪称他生平所见之最！
河东柳氏！
柳老国公之子！
真正的华腴贵少！
何谓华腴？
三世内有令、仆者，方可称“华腴”！
令、仆即指尚书令、尚书仆射，此二职一正一副，总领尚书省，又称“端揆”，乃宰相之意。
也就是说，只有曾祖、祖父、父辈有曾做过尚书令、尚书仆射的，才能称为“华腴”。
与尚书令、尚书仆平级的有中书令、中书监，他们的子弟也可称“华腴”。
至于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则比尚书令仆、中书令监略低，此职位当时又被称为“宰相便坐”，约等于“预备宰相”。
而散骑省长官散骑常侍、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地位则又在侍中之下。
此为五省长官情况。
尚书令仆、中书令监再往上是司徒、太尉、司空三公。
三世内有为三公者乃可称“膏粱”！
所以在当时，严格来说，膏粱子弟可不是随便叫的，首先得是高门士族，其次是往上三代，得有人做过三公官，才能称为膏粱子弟。
故而无论谢星涵还是柳憕，都只能算作“华腴”，而非“膏粱”。
此时，真正的“华腴贵少”柳憕正用紫绸帕掩鼻，坐在戴志高对面，防止自己吸入因故纸掀动而产生的飞灰。
不知过了多久，戴志高站起，双腿因长时间没有改换坐姿而变得麻木，但他又要马上行一个标准优雅的揖手礼，所以动作就显得有些笨拙滑稽：“柳公子，小人已经考证完毕。”
“结果如何？”柳憕心怀忐忑地问道。
戴志高递上三张满是墨字图画的纸，一字一顿地说道：“此人绝非琅琊王氏！”
柳憕大喜！放下手帕，声音都不自觉地带上了颤音：“能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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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膏粱”和“华腴”的定义出自《新唐书·柳冲传》：“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
此论为唐代史家柳芳追述北朝制度，唐长孺先生《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推断此乃北魏太和十八年“定四海士族”之规定，应该是不错的。
虽然是北朝制度，但选取“膏粱”、“华腴”这样的概念，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反映出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观念。
比如要给牛排分级S、A、B、C，当先有S高于A，A高于B之人所共知的观念，然后在定牛排品级时用SABC的分等，人们才不觉得迷惑。
定“膏粱”、“华腴”亦是如此。考南朝史料，关于这类词的使用已颇为严格。以膏粱为例，比如宋武帝刘裕称琅琊王氏的王昙首、王球：“并膏粱世德”。（《南史·王昙首传》）王昙首之父王珣死时获赠司徒，曾祖王导更不用说，活着的时候就做了三公；王球父亲王谧位至司徒，曾祖也是王导。两人都符合“三世有三公”的定义。
再比如南齐时琅琊王氏的两兄弟，王志谓王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南齐书·王寂传》）王寂乃大名臣王僧虔之子。王僧虔去世时获赠司空，也是三公官。
也有不符合三世三公条件的但被称膏粱的，但那是在特殊场合，比如南北外交时，北臣李孝伯说张畅“君南土膏粱”。（《宋书·张畅传》）张畅也是高门大族，父祖虽显达，但都没做到三公官，所以张畅回答说“膏粱之言，诚以为愧”，这既是谦词，也是确实没达到“膏粱”的标准。
更有意思是特别喜欢自吹的，比如刘宋时的荀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意思就是以自己门第血统自傲，有一次和琅琊王氏的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宋书·荀伯子传》）
王弘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王昙首的哥哥，王导的曾孙。一家三世两公，称膏粱没问题。可这个荀伯子就差点意思了，他家三世虽然都做高官，但只有曾祖父荀崧做到“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仪同三司就是开府建衙用三公的仪制，近似三公，但严格来说，实质官位其实没到三公。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与王扬穿越时代几乎同时的地球另一边，东哥特王子和拜占庭皇子说：“天下顶级贵族，就你和我了。”
拜占庭皇子：？？？
荀伯子三世之内的官位虽然不如王弘家，但颍川荀氏的底蕴却是很深的，从时间上说比琅琊王氏起家还要早。这个荀伯子是荀彧的七世孙，他写过《荀氏家传》，里面说自己家“六世九公”，比袁绍家四世三公还牛，所以傲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