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真的，我今天就可以把他放走。”李培用拍着胸脯说。
“你们有什么条件？”余红很清醒，知道这是一个交易。
“你的口供我们重新做，在新的口供中，绝不能提到潘处长和贺主任，只说你和死者之间的矛盾。”李培用说。
“我和杨晓芳没有矛盾。”余红淡淡地说。
“没有矛盾，可以制造矛盾呀，问题由我们来设计，你只负责签字按手印就行，还有，以后绝不能反供。”李培用说。
“我怎么相信你们所说的话？”余红不得不担心，一些官员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却男盗女娼，和街上的小混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哎呀，事情因你而起，只要你的口供里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我们有什么理由抓他？”李培用说。
“好吧，我答应你们。但如果你们敢欺骗我，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余红恶狠狠地说。
“这怎么能呢？以后你去了看守所或者审判的时候，你弟弟会和你父母一起去看你的。”李培用讪讪地说，面对这双森冷的目光，他都有点发毛。
于是，李培用重新对余红录了口供，至于杀人动机，是因为羡慕嫉妒恨。理由虽然牵强，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么一改，贺茂文和潘勇完全从这件事情中解脱了起来，杨金方的永发苗木场也没有名誉上的影响，可说是皆大欢喜。只剩下一个可怜的余红，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了。好在李所长还算讲信用，她的弟弟余虎被放回家了。
余虎第二天早上回到家，和父母哭成了一团……
余大叔和余大婶年龄不大，都只是四十多岁，但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变得很焦悴，萎靡不振，头上都增添了几缕白发，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余大婶伤心欲绝地问儿子，“小虎，你姐怎么会做那种糊涂事情，她是不是被冤枉的？”
“她不是被冤枉，但她是被逼的。”余虎对余红的事情一清二楚。
“她怎么被逼的，啊，你倒说说呀？”余大叔拼命摇着自己的儿子。
“我姐为杨老板做了很多事情，杨老板答应她，帮她找个好工作，可杨老板却骗了她，所以……”余虎吞吞吐吐地说。
“红儿帮杨老板做了什么？杨老板又是怎么骗了红儿的，你说呀，快说呀！”余大婶像是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似的，也来拉儿子。
“我不能说。”余虎说完这句话，就紧抿着嘴。
“为什么呀？”两夫妇异口同声地问。
“派出所的人说了，我不能乱说话，否则又把我抓进去。”余虎一脸后怕地说。
“啊……小虎，那你跟你爸和我说，我们保证不说出去。”余大婶一怔后，又哀求道。
“说吧，小虎，难道爸爸妈妈也会害你吗？”余大叔也劝儿子。
“其实……其实，姐姐去苗木厂上班以后，就一直是杨老板的小老婆，后来，杨老板又让她去陪省里的一个大官……”小虎拗不过父母的追问，只好说了。
“啊？！”
余大叔和余大婶完全愣住了，许久都回不过神来。
“我那苦命的红儿呀……”余大婶痛哭了起来。
“作孽呀，作孽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天这么对我们不公？”余大叔蹲在地上，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脸无助。
一家人又哀嚎了起来。
又伤心了一会儿以后，余大叔说，“不行，不能让女儿这么受委屈，我一定要为她讨个说法！”
“我没听小虎说吗？派出所的人不让说，不让提，你就不怕小虎再被抓进去么？”余大婶斥责道。
“小虎，你参与杀人了？”这个时候，余大叔才想起来问儿子。
“我没有，只是，我姐让我帮她埋了一下。”余虎说。
“那怕什么？人又不是你杀的。”余大叔说。
“可是，派出所的人说了，我成了什么从犯，也是要判刑的。”余虎低声说道。
“不行，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那些人的话不能全信，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得去问一问。”余大叔虽然是农民，但俗话说，吃不到猪肉，也见过猪跑，事情逼到自己头上了，也得想办法，得去了解下。
“你问谁去呀？”余大婶问。
“到县城找律师去，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余大叔愤愤地说。
“县城的律师有什么用？不是说红儿陪的是省里的大官么？”余大婶提出了疑问。
“那就找省里的律师！小虎，跟爸去，不要怕，我们得为你姐报这个仇。”余大叔豁出去了，从里间的床底下翻出二千多块钱来，拉着儿子出了门。
辗转了两个来小时左右，余大叔父子来到了省城西州市，进了昌明律师事务所。一个叫胡元堂的律师接待了他们。
胡律师耐心地听完余虎断断续续的讲述，一拍桌子，义愤填膺地说，“太可恶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诱供，这是要胁！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沆瀣一气，是可忍熟不可忍！”
余大叔心头一喜，知道自己的决定正确了，马上满怀激情地问，“胡律师，我要是追查这件事情，我家儿子不会受到牵连吧？”
胡律师肯定地说，“不会！你儿子一时糊涂，帮助处理一下尸体而已，情节轻，再说，年龄还小，属于未成年人，法律上有从轻的规定。而且，你家女儿是激情犯罪，又受到欺骗在先，不会被判死刑的。顶多是个死缓。”
“死缓是个什么意思呀？”余大叔问。
“死缓就是死刑，缓期执行。正常情况下，缓期二年以后，就会改判成无期徒刑，然后再改成有期徒刑，坐个二十来年牢就能出来了。”胡律师解释道。
“那感情好。”余大叔看到了希望，搓了搓手问，“胡律师，我要是请您帮我代理这件案子，要多少钱呀？”
“这个……”胡律师摸了摸下巴，沉吟着说，“这个案子涉及的人物很敏感，最少两万。”
“两万？”余大叔摸了摸怀里的两千块钱，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