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科学里，起始时玄学和科学浑然天成，从来没有人想到它们可以是两件事。“理性的时代”兴起，玄学和科学才成为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似乎不把玄学排斥，便够不上科学。
于是占星学再不准在大学里教授，因为科学家并不明白那是什么，盲目去相信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不是迷信是什么？
人类对超乎常理的事，是既惊且惧的，因为那代表了不明白的事物，尽管宇宙和生命本身正是超乎常理的东西，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尾？人类的自信只能建立在盲目的自信上，一遇到难以解释的事，便缩回令他盲目但自信的龟壳里，并反复向自己保证：那只是一些还未解开的疑团，终有一日在科学的伟大明灯下，一切会水落石出。讽刺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亦愈来愈玄，量子力学和黑洞更是铁证如山。当然，他们会说这是通过大量客观的资料，理性地推测出来的一种结论，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同一种态度看待玄学，看看那是否可随意抛弃的废物残余。
玄学科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已故的乔治·阿贝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
这篇文章是批评西方星学的，文中列举了星学不可信的地方，例如天空中实在的十二星座，与星学的十二星座因岁差的关系而无关，黄道带已向西滑过了约三十度，今日星学的双鱼宫实在是天上的水瓶座。
其次星座并不是真的在空间里聚成一团的星体，它们是彼此相距极远的“太阳”，距离地球亦远近不同，只是在地球望上夜空时，它们看来像一组有意义的图形吧。
跟着他列举了星学不可靠的种种地方。
他说的话不无“道理”，问题是“道理”的可靠性，科学研究的工具是“理性”，故此拒绝任何超乎“常理”的东西，不过，这是可以原谅的。
令我感到反感的却是他那“全知”的语调和态度，他说“把黄道分成十二个宫，这纯粹是古巴比伦人的一项随意发明……”两句说话便将古哲的天文学变成小儿的游戏，这便等于说“《易经》的六十四卦是古人无聊时砌出来的玩意”。又如他说“星座也和黄道诸宫一样，是任意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全知”的态度，使科学变成像用一个显微镜去看一幅画，怎能看到画的是什么。
天、地、人是东西玄学不谋而合的基本架构，所有术数无不从这架构衍生出来。
像中国的子平八字，八个字上四个是天干，象天；下四个是地支，象地。而“人”则藏身地支之内，称作“支藏人元”。
这正反映着真实的情况，天在上、地在下，人则依附大地而生存。更奇妙的是十二地支里藏的人元刚好是二十八之数，象征着天上的二十八宿，体现了中国人深信人是天星下凡的哲学和憧憬。
像中国《易经》的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上两爻象天、中两爻象人、下两爻象地。所以周易第一卦乾为天，最下一爻是“潜龙勿用”，因为那时还在地底。由下数上第二爻是“见龙在田”，那是地面。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已到了人的世界。第四爻“或跃在渊”，开始人的奋斗；第五爻“飞龙在天”，乃因刚抵天界。而最顶一爻“亢龙有悔”则是飞得太高了，高处不胜寒，岂能无悔。
中国的“王”字，上一画象天、中一画象人、下一画象地，中间垂直一栋正是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只有这样，才能称王。
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任何没有用的东西，都会被淘汰，所以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后，我们身体每一样东西，每个细胞，每个毛孔，每条汗毛，都各自负有任务，当他们好食懒做，游手好闲的时候，便是他们主人当灾的时候了。
却从没有人说得上掌纹究竟有什么作用。
它们的成因，也没有人弄得清楚，是否因为我们的手经常抓东西，所以形成种种折痕，慢慢变成了纹，若是这样，掌纹就不应有如此精致多变的纹样，而且有明显的精粗深浅疏密之别。
而人的手纹为何又比猩猩猴子精细得多？
手纹学或者正告诉我们，脑袋虽看不见，但通过掌纹，我们却可透视阴沉不可测的灵魂深处，那是名副其实的心灵之窗。
掌纹是会变化的，代表着人的心性才情也在变化着。
前一轮在报上看到经学者研究后，发觉生命线的长短确和人的生命长短有关，若此属实，那掌纹不单止是心灵的透视镜，还是命运的一个程序显示板。
只要你留心一下，生命确是非常奇怪的，摊开手掌看看吧。
数目字在玄学上各有其独特的意义，姑勿论对错，本身自成其颇具哲理性的一个体系。
在西方玄学中，“一”代表天地初开，所以有强烈的使命感，充满生机。但很易流于一成不变的固执，过于追求成功以致充满侵略性。
若果“一”是男性，“二”就代表女性。二比较平衡与温和，满足安宁。是跟从者而不是开创者。
“三”是光明和生意盎然，比“一”更为多样化，是个幸运的数。
“四”代表守成不变、实际无华，精于平平无奇的工作。
“五”位于一至九的正中，故两边摇摆不定，爱冒险、自大。
“六”代表和谐，内向和平静、仁慈而忠心。
“七”代表玄学、哲学和超越俗世的追求。
“八”是成功的象征，代表物欲、权力、金钱。
“九”是浪漫和精神的代号，含有宗教的意义。
假如“一”是始，“九”就是终，自然涉及超越现世的事。
单数整体来说是比双数强和有力，因为双数遇上单数、加在一起时，一定会变为单数，所以被视为是单数的胜利。这套数目字的系统，被运用到姓名笔画学上，便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迷信”式玩意儿。
无论东方或西方的玄学体系，都有一种纯出乎天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像西方的占星学，中国的命理，它们本身自具有圆满而合乎情理的架构。
十二星座是占星学一个基本指标，显示了当人出生时太阳所在的宫位，例如三月十五日出生的人，太阳飞临双鱼座的三十度内，所以属双鱼座。
十二星座的性格之别清楚分明，随着它们的位置、主星、属性而推衍，一点勉强的成分也没有。
例如十二星座以白羊座为起首，所以白羊充盈着开创潮流的热情，朝气勃勃，一往无前，他们的冲劲在十二星座里不作第二人想，正是开拓者的本色，因为十二星座由他始。
十二星座的结尾是双鱼座，它是十二星座的归结，包含了其他星座的性格，因此最能了解其他的星座，所以他最大的优点是“明白”。白羊代表出生，双鱼代表死亡，当白羊热烈投进生命里，双鱼却憧憬着超越现世的天地。白羊和双鱼的爱情结合完美无瑕，因为当一头一尾接上时，刚好结成了天上的大圆环。
这一切不是妙若天成吗？
双鱼座的象征是两尾向着不同方向的鱼儿，那代表了力争上游的努力，和随波而去的自暴自弃。
一念向上，一念向下；一念为善，一念为恶。
那或者是每一个人的写照。
当大兵为伤亡的同僚悲泣，将囊里的巧克力拿出来分给跟在身后的小孩时，他是个“人”。
可是他血红双目，向手无寸铁的人开火，以暴力去虐杀、强奸，他只是一只“禽兽”。
人或禽兽、圣人或魔鬼，栖息在同一的身体里。
这种同时具有两个极端的危险倾向，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内，虽然假装为万物之灵，可是从历史上可以看到，那只禽兽是在待时而动的，只要一旦失去了约束力，弱肉便要遭遇到强食。
道德伦理、哲学文艺、宗教社会，这一切代表了人类力争上游的努力，使我们看来文明一点，可是那人类的大敌，那随波往下而去的放弃，无时无刻不在扯我们后腿，他们会用种种理由，或不需要任何理由，去满足体内那才阔别了数万年的人猿禽兽。
人类何时才能认识到，他的幸福与和平，只能在上游的某处可以得到。
二十世纪科学的长足发展，的确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安全舒适的乐园，尤其在先进的国家里，每日张开报纸，日新月异的产品都能引起一点惊喜。
我们幸福地生活在高度的物质文明里。
这当然要拜科学所赐。可是亦正是科学把我们带进一个沉闷得令人窒息的天地去，那是一个没有神话的世界。
科学嘲笑古人迷信无知，缺乏理性和怀疑的精神，可是对于生命的体会，笔者不才，却从没有听过什么人说得比老子更玄妙，比庄子更透彻，因为对于生命的本质，何谓始何谓终，究竟是母鸡先还是鸡蛋先，我们进化了五十万年的脑袋，还是拒绝作答。
今日的科技分工精细，很多学者专家，穷一生之力，只钻研某一范围窄小的项目，就像只研究建立整座大厦千百万块砖头的其中一块。他们相信只要逐块逐块去研究，终有一天这座宇宙之谜的大厦会不攻自破。说实在的，那就像拿着一把尺，去量度宇宙的大小那样不自量力。
但是他们仍高举科学的旗帜，排斥一切他们认为非理性的东西，所有超自然的力量和灵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知的产品。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了无生趣的物质天地。可是对于生命本质的了解，生命是什么，却苦无寸进。他们有否想到，仅是眼前的宇宙，已是奇异无匹的大怪事。
科学和玄学之争，在于前者认为一切都出于意外和或然率；而后者则认为没有偶然这回事，任何事物都有其背后的意义和目的。科学认为生命偶然而来，死后灰飞烟灭，了无痕迹；玄学却认为生命背负着神圣的使命，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旅程，永恒里的一小段。
无论谁对谁错，那是永远争论不休的烦事。经验和角度，决定了我们的偏见；我们的信念，形成了我们的世界。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神话，这便是一个没有神话的世界，就算有神话发生眼前，我们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哲学大师荣格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当特技人在高空中走钢绳时，“宗教”便是那条他赖以保持平衡的长杆，否则将两手空空，在一无所有下，去应付动辄决以生死的挑战。
在文明的发展上，宗教起了巨大的平衡作用，使人类的精神充实和稳定，将人类体内野性的一面加以道德的约束，使人类除了生存之外，拥有超于物质追求之上的远大目标。
假若现在的宗教令人联系至无知和沉迷，那只是代表了我们需要一种更现代化的宗教精神，从罪与罚、天堂地狱、独裁的权威和神那类的精神层面上提升至一种对宇宙更深入的体会，对存在自身更进一步的反省。
平衡的长杆一端是物质，另一端是精神，偏重一端带来的只有灾祸和危机，可恨现在的发展已偏离了平衡的轨道。
整个二十世纪可见人文精神的兴起，带来了对民主和人权大方向的发展，将凌驾一切的权力，交回每一个人亲切的手里，虽然在极权和宗教狂热的土地里，这仍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遥梦，但以往的历史已教晓了我们，文明进展的大潮流一旦迈开了脚步，最终会冲崩每一个顽抗的堡垒。
目下我们正陷身新和旧的交替里，若将“宗教”定义为对生命自身存在意义的诠释，那这样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新宗教”仍付阙如。
要想得到市场，一定要通俗化，这似乎是不变的定律，宗教也不例外。
天主教耶稣的作为“救世者”、“天堂地狱”、“原罪”，都是每一个人能明白的事。可是天国在每一个人心里这类意义深远的观念，却非普罗大众所能明白。在宗教的宣传里，耶稣被塑造成慈祥的和肯为世人牺牲的形象，但事实上福音中的他，没有什么是他可以看得顺眼的，对事物社会他有尖刻而深到的批评，每一个人都不完备，甚至会勃然大怒将小贩赶出圣殿。但要深入人心，他却需要另一种形象，一种令人更容易接受的形象。
佛教也如是，假设一开始你便要每一个人去成佛，那会吓怕很多人，因为成佛代表舍弃、血汗、毅力、恒心，没有多少个觉得自己活得已不错的人肯担起这类责任，而且成败还是未可测知之数。
佛教也走上了天主教的道路，宗教组织形成的团体精神，庙宇神像造成的宗教气氛，以宗教仪式达到不同的目的，诵经、信念、拜佛。
其实当剥去所有这些外衣后，宗教就是人在这有限的世界去追求永恒和无限，在这看来没有什么永恒目的的生死囚笼里，寻求超越这囚笼的永恒目标。
已故玄学大师高捷夫曾说过，追求宗教的可大致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苦行者”，他们通过对身体的种种苦行，以追求精神的超越物质，苦行令他们将灵觉大大提高，不再受制于这副臭皮囊。
第二类是“信徒”，他们专注于信念，形成了超越一切的力量，只要你相信，高山也可以移开，这有点像愚孝愚忠，这种信仰的力量令他们将生命财富变成次要，只有信仰的目标才具有最后的意义。
第三类是“坐禅者”，他们专注于精神的修炼，瑜伽便是最好的代表方式，通过对肉体的控制和锻炼，达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以至乎悟觉。
这三类人基本的动机都是相同的，他们为的都是一个超越现世的目标，当你的目光并不放在世俗和这有限生命的成败里，才能做这三类人的任何一种。
但尽管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这三种的追求方式亦可说是做事的方法，例如运动家拳击家，便可列入第一类的苦行者，没有苦行，怎能发挥潜能。
第二类的信念，是每一个成功人士所需的条件。第三类精神修养，却应是每个人也要用心的课题了。
约翰连侬在他的歌里唱“想象当宗教并不存在时……”，那的确是很难想象的，中东的回教徒每天都在提醒我们，宗教在影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
全世界的宗教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教徒深信不疑的信念，当一个回教徒伏地向南朝拜、教徒进入教堂、一位老婆婆在神坛前装香的时候，他们信念的本质并没有不同，唯一的分别大概在于他们每一个人都深信自己所信奉的才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印度教徒要拆毁回教的圣殿，而当政府宣布“贱民”可得到政府的职位时，勃然大怒，因为这违背了神的旨意。每一个宗教自有其经典、传统和群众去支持，在那里理性并没有容身之地，首要条件是相信。
当一种思想和主义被深信不移，不能作丝毫篡改时，那种主义和思想已被捧上神台，人类只能谦卑地在神前跪下，叩首膜拜。宗教需要的是顺民，而不是改革者。所以伽利略被迫放弃自己的想法，在宗教的排他性下，新思想并没有席位。
科学的进步在于舍弃以前的思想和体制，只不知宗教能否超然于这规律之外，宗教或者能使我们遵从某一种道德标准，但无可否认亦使我们限制于某一套观念之内，排斥这以外的一切。
尼采曾这样写道：“假设人的眼睛真的打开了，他将在每一个地方看到天堂里的上帝，因为天堂是蕴藏在每一内在深处的动流。”
在赫塞着的《流浪者之歌》里，故事的主人翁年青英俊，既有智慧也有见识，可是他追求的却不是短暂的世俗成就，而是永恒超越的理想，于是他放弃了一切，开始找寻真理的道路。他作过各方面的尝试，包括在森林里做苦行僧、和妓女相恋、享受财富和成功、甚至往见当时在印度讲道的佛祖释迦，结果仍是一无所得。
最初当他离家寻道时，经过一条河，河上有位老人，毕生专门撑筏渡人往彼岸，他所有的智慧和经验都是从这条河学到的。故事的主人翁最后回到这条河里，承继了撑筏的任务，最后从河里，或者更正确地说，从他心里获得心灵的解放，悟到了道的真谛，看到了“天堂里的上帝”。
向外的搜寻，始终只能在己心处获得。
佛偈曰：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说的：“不停地往外搜探，但最终时将会回到去，并首次获悉该地方的存在。”
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发展，但其中相同处的巧合，往往能令人咋舌，这或者代表了人类本质的共通性，又或者是文化与文化在某一层面上有着我们还不能理解的奇异联系。
例如西方圣经中亚当夏娃的神话，与中国的伏羲女娲，便有很接近的地方，他们同样是人类的始祖，一阳一阴、一男一女，生出了人类子孙。
最大的分别在于圣经中对亚当夏娃是负面的描写，其罪过为子孙无限世地承担下去，这基调决定了这宗教的“负性”，我们都是罪人，不可以骄傲，愈能在神前谦卑、自责、自省、跪下忏悔，愈有机会从罪恶中得救。
伏羲和女娲却是人类的英雄，女娲炼石补青天，若非她那神奇的五色石，世界便不知会变做什么样子，伏羲更是知识的源头，流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所以当西方不堪回首，否定过去，肯定将来时，中国却念古复旧，黄金时代在尧舜禹汤文武，最高理想在于重现过去。
西方的进取，似乎一下子得到全面胜利，可惜亢龙有悔，目下危机重重，动辄大祸临头，能走的路已是愈窄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