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尊严就这样被可耻地践踏，战败的结局终于使他从一开始就有的不祥的预感，最终变为残酷而不忍接受的泣血的事实。事到如今，一切已不能挽回，而这杯苦涩的毒酒，竟然还是必须由他亲自和血饮下。
对现实有着最深切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而且还明白宿命一般无法推卸的责任，这似乎是某种来自神示的惩罚，它不允许自己仅仅沉湎于纯粹的思辨，在沉重而巨大的孤独中，唯有受虐般的承担和忍辱才可能在虚无中找到些许的安宁。
1895年3月24日。日本下关（马关）。一场浓雾从广岛方向的海面上缓缓飘来，逐渐淹没了这座清静整洁的小镇。晃眼一看，下关还真有些像京都。精巧的佛塔和古式的铁灰飞檐在雾里若隐若现，树丛深处的院落回荡着阵阵钟声。
李鸿章咳了几声，心事重重地把一本王弼笺著的《老子》放在黑色茶几上。
他一大早起来洗漱、吃饭后，就端坐在室内读《老子》，连儿子李经方要进来与他商谈要事，都被他摆手喝退。往日那些流畅的语句和飞扬的评注就像被堵在一块顽石后了，他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奸巨猾的老子。
李鸿章推开窗子，海腥味的潮雾和扑朔迷离的街景迎面而来，他骤然一冷，用手拢了披衣，猛咳几声，咳出一口浓痰，“吧”的一声吐出窗去。尽管从中国带来了景泰蓝的痰盂。
这位年逾古稀，掌着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
事务大臣，从中国一到日本，就老了一头。花白的胡须像枯死的野草一样围在他浮肿而无表情的脸上。只有在他眯缝着的细长的双眼中，还可以看到灵活的闪光。他穿着厚重的朝服，就像一个木偶穿着戏装。中堂大人经常在心里嘲笑自己：“我难道不正是一个木偶吗？而我上演的，尽是难堪的戏。”他把那张苍老的脸贴在窗棂上，出神地听着什么。
此刻，这位大清帝国权力中心的主要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头子。
“咚，咚。”门上响起两声轻微的敲门声。
李鸿章从沉思默想中醒悟过来，锐利的眼神向前一扫，说：“进来。”
脸色红润，保养有方的李经方轻轻推开门，小心地说：“爹，时辰差不多了。
只……”
李鸿章正了正帽子，说：“这次谈判，真是难啊，我刚才在想皇上身边的那帮清谈家，肯定又成天在皇上面前痛哭流涕，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大骂我李鸿章丧权辱国，有负皇上圣恩，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了，你刚才欲言又止，想说什么？”
李经方轻声说：“爹，今日去春帆楼，儿子总觉有什么事似的。”
李鸿章威严地说：“咄，何事之有？今日事关重大，不可乱神分思。我们这就出发。”
接引寺已来了两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冲李鸿章鞠躬，然后上了人力车子。李鸿章面无表情，在李经方的搀扶下，缓慢走到他从国内带来的轿子旁。这轿子红蓝两色，四周有玻璃。一个轿夫把门拉开，中堂大人困难地低头弯腰，像一只蹒跚的大龙虾挤进里面。这时，中方随员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等也纷纷坐上了人力车，在警察和宪兵的严密护卫下，一长溜车队向春帆楼忽忽而去。
李鸿章坐在轿子里，拉开了深红色的帘幕，两眼看着雾中的街景出神。浓雾已变得淡如轻纱，一轮红日跃跃欲试地悬挂在东方。这让李鸿章很不舒服地想起了太阳旗。一个小小岛国，居然在庞大的大清帝国面前咄咄逼人；几万人马，纵横神州如入无人之境。最让李鸿章吐血的，还是他精锐的淮军与北洋舰队毁于一旦。政敌看他的笑话，百姓骂他是卖国贼，慈禧太后只知道耍宫廷权术，什么事不是叫他给兜着呢！
慈禧太后利用翁同龢等“ 言官”“词臣”那些“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分化曾、左、李效忠于慈禧太后个人。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处处掣肘，施展不开，变革不能彻底的主要原因。
以致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曾经气愤地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同样是扮演“宰相”的角色，李鸿章的“名相功业” 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此局。
美国历史学家李恩涵说：“纵观整个洋务运动30年的历程，只有李鸿章扮演了一个全国上下自强运动之协调人的角色。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君权愈加集中，朝臣职能权力愈发分散的情势下，他处处饱受来自慈禧、朝廷清流，以及其他地方督抚的掣肘与猜忌。”
李鸿章想起写给友人的书信里的一段话：“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
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
事已至此，复能何为？
难道自己不是一个有着血性雄心的男儿？当初他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和而不主战？
人心涣散，国势式微，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清楚中国已衰落到何等地步。
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他从一开始就力图避免的战争。他曾经这样袒露心声：
“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唯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
为什么会败给小小的日本？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是其来有渐。
堂皇的大清帝国，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风雨飘摇，如将颓的四面漏风的破屋。他也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吞吐风云的大志，但最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是一个裱糊匠而已。
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 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既以“洋务”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师傅，以及众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词臣”们周旋，同时他自己也是被满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也许这就是李鸿章自己没有认识到的自身的局限性。
李鸿章慢慢合上双眼，把来日本和谈的情况细细梳理一下，看看以后该怎么走这步棋。
抵达日本后的第一次会谈先交换全权委任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下关（马关）在日本本州岛的最南端，春帆楼乃是一木制小楼，位于此地一座小山丘上。
伊藤博文就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伊藤所取。他常站在窗前思考，站在春帆楼之上，可以远眺大海，目接千里，一抒浩瀚之志。
而在春帆楼山丘之下，便是日本的一处军港。在春帆楼上谈判，中国代表当然会看见海面上日本军舰耀武扬威，冒着黑烟，进出于军港。
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中日和谈的场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自然是别有一番深意。
春帆楼不仅有闻名的河豚宴，楼下正有要让中国代表看到的风景，它显示的是伊藤个人的成功，更可以炫耀日本海军的胜利。
这回全权委任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任书是不够完备的，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伊藤博文说：“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任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草草结束。
正式会谈结束后，开始了个人闲谈。
春帆楼里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甚至为李鸿章专门准备了痰盂。
“10年不见了……”伊藤首相说道。
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至今整整10年了。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1882年, 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出兵朝鲜，逼迫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夜，开化党人与日本人联手，在井上角一郎的亲自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发动政变。共杀亲清之大臣6人，重伤1人。至此，所谓“事大党”诸大臣被戮杀殆尽。国王李熙被迁入景祜宫。
但由于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兵2000 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入宫保护国王，朝鲜军民包围日本使馆。后来，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
“知难久持，次日自烧使馆，率兵列队迳赴仁川。”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30 多名日本人被杀。
这次日本所参与策划的开化党人政变，史称“甲申政变”，终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
虽然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不仅要向日本谢罪，赔费惩凶，而且进一步承认日本在汉城有永久驻军权。
当时日本主战派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伊藤博文等考虑到日本国力和军事力量准备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唯预备打仗耳！”
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其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便为后来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我们相见，总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说道。
“职务在身，不可能哟！上一次我也忙得不亦乐乎……对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是在1885年。那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他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 这10年间，贵国变化惊人，乃阁下执掌国政、经营得当所致。相比之下，我万分惭愧。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政治上却无所改革。也作了一些努力，不过……”
“各国有各国的事，日本虽有些改革，但我觉得还不够满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谦逊道。
“这次的事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而且是同文之国，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这次竟以兵戎相见。我们愿意尽早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我不希望我们两国处于这种关系中。试看今日之欧洲，各国的军事训练都极严格，军队也极精良，但他们并不轻易发生纷争。我们两国应当学习欧洲诸国的优点，成为好邻居。我们两国使亚洲大局安定，永结友好，亚洲黄色人种今后就不会被欧洲白色人种侵略、侮辱。”
李鸿章很有辩才。
“不错！”伊藤对李鸿章的中日友好论调应了一声。
伊藤略微沉吟，面色中不觉有几分自得的喜色，继续道：“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在“ 明治维新”和“ 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藤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为民主政体，有议会里的议员们牵制着，所以和谈的回旋余地不大。而中国仍是专制政体，李鸿章权力很大，谈判可以说了算。
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议院民主政治和他讨价还价，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
虽然他也知道伊藤博文这是在炫耀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国没有的“ 三权分立”民主政体，李鸿章还是不露声色地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微露不快之色，温和的客气中却有尖酸的刻薄，道：“10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伊藤话锋一转，“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几乎是同时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
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是1853年；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日本开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1863年，日本萨摩藩和英军开战失败。
是啊，中日两国都曾经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迫寻求自强变法的维新之路，但是两个东亚“同文之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为什么中国现在却输在起跑线上呢？
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李鸿章心中一沉，答道：“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10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这次的不幸战争，我认为有两个成果。”李鸿章探出身子，继续说，“第一，日本利用欧式陆海军组织，大大成功了。这说明，欧洲人能做到的，亚洲人也能做到。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醒来了。也许有很多人怨恨日本，但我却深为感谢。若不是同日本打了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怕是还要长期昏睡下去！”
“噢？”
“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有像伊藤阁下这样的优秀领导人。而中国，还是我这把老骨头，力不胜任。”
“哪里……”伊藤有点儿难以对答了。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
“考虑倒可以，不过，全世界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接引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绝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
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慈禧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慈禧太后知道。
其实，日本方面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军真要进攻辽西，最迟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伊藤讽刺中国“何至今无变更”，李鸿章自然明白伊藤博文的用意。
日本与中国本有同文之国的说法。实际上，从古至今，日本蕞尔小国，一直是对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仰慕和崇拜深切。
日本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其文字也是源于中国象形文字。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相继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中国清廷和日本幕府都遭遇了从未想到过的难堪和耻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中国和日本都见识了西方文明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强势。
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与大众化帝国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其国小民寡，资源匮乏，由此决定了日本内在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
但是，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文化的威胁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
但日本的“锁国令”与中国不完全相同。由于日本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文明的各种知识。
相比封闭的中国明清时代，日本江户至幕末时代的西学研究源远流长，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兰学”。
兰学的发源地在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长崎。“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实是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最早的理论学术的铺垫。
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后来指出，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个性便是日本的个性”“日本对欧洲没有表示出文化上的抵抗，就在于日本文化结构上的这一性质，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的，等待着新的东西到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正如同当年对中华大唐文化的学习、模仿，当日本发现现在的西方文明更具有优势之时，他们开始转而面向了西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一个青年的成长，往往需要经过痛苦的“断乳期”，有一种俄狄浦斯似的“弑父情结”，秘密地决定了成长中的青年对父辈的传统进行背叛和断裂。
现在，日本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如何看待他曾经仰慕崇拜的中华文明的传统呢？日本人做得很绝。
由此，“脱亚入欧”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强大实力，认识到强大才是对话的唯一实力。世界的竞争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强大才是真理，所以他们也想像西方列强那样，用强权称霸世界。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一篇两千多字的社论，这就是所谓的《脱亚论》。
“脱亚入欧”这个说法，就是福泽谕吉首先提出来的，《日本政治史》的年谱中，专门给这件事列了条目，编入了在1885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可见其重要性。
《脱亚论》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且其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
《脱亚论》的观点，是把日本作为新兴的文明国，明确地把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关系，描述为文明与非文明的关系。
福泽说：“何时，日本一度光耀国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将东洋权柄掌握于吾国手中。”
《脱亚论》指出了文明是“利害相伴且利胜于害”。 福泽谕吉觉得文明是西方的智德，那么文章中的文明谈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这个问题。现代化的正当在哪里呢？关键就落在了“淘汰”上面。那么抵制文明，习古不化的幕府自然就是“废之无妨”。而维新政权站在了过去幕府的对立面上，正是与文明的统一。
当现代化获得了正当性的同时，新政府的合法性就不言而喻了。
福泽笔下的亚洲主要代表国家是指日本的近邻，号称礼仪之国的中国和朝鲜。在他看来，两国“尽染陋教俗而异于我国”“于此文明日新之世，尚以儒教语人，以仁义礼智教人……道德堕地，残忍无耻”“难持独立之身”。而这些陋习在他认为也是过去日本也有过，只是因为“渐脱亚陋而始入西新”而已。
脱亚入欧，日本选择了与中国文化进行决裂。
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虽然不久又得到恢复。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
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将脱亚入欧这一理论推到极致：
“象形文字虽如巨石压卵一样威压日本文明，但日本全然没有被压倒，发明了独特的声音文字，其背后有着腓尼基文明之潮流。”
日本学者要在理论上证明日本文化是与欧洲同样的海洋文明，与“象形文字”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不是一家人。
日本文明没有被象形文字压倒，虽然最初采用了象形文字中的文字，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产生，说明了表音文字的胜利。日本就是西方文明在亚洲先进性的代表，所以征服亚洲成为亚洲盟主也是必然的逻辑。
竹越与三郎的理论，又是来自黑格尔关于东洋停滞性理论的启发。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论述以中国的政治形态为代表的东亚，“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形态的国家。
福泽、竹越与三郎等日本学者论证了日本与中国作为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性，使用了“东亚”这个地理概念，为其强势的征服制造理论依据。
福泽还对用强势压制弱小进行了辩解，“虽说厌恶压制乃人之心性，而人之厌恶压制自己者，若自己压制他人则人世最高之快乐也。”
因此，他们可以站在西方列强的行列，对落后的东亚文明进行征服和侵略。
“脱亚入欧”实际就是全盘西化。
伊藤与李鸿章的这一番对话，是在夸耀日本“脱亚入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日两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为什么中国现在却输在起跑线上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事实上，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是各持己见，并无定论。
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依田熹家在《日中现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进行自己的独到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依田熹家曾经提出地理决定论。
他认为，日本国小民寡，系列狭长岛屿组成的国土，使民众文化血缘同质度高，凝聚力强，容易进行内部组织，一致对外，对于外来侵略与刺激，敏感而迅速反应。
而中国面积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信困难。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入侵，波及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内陆不能有切肤之痛，无法激发普遍的民族情绪。
依田熹家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 当世界的近代化以欧美各国为主导来推进时，掌握了摄取外国文化诀窍的日本方面显然是有利。”
而中国由于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自成体系，天然有一种封闭自足的姿态。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华夷之辩”的观念，其实内在有着妄自尊大的嫌疑。
所以，中国的“西学东渐”总是不那么顺利和彻底，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非常能代表大多数人保守的认识，只是愿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民主”“人权”的概念，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被完全接受。
与中国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观念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说法。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维新改革，很早就抛弃了类似中国洋务运动中“体用之争”的讨论，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超越了“西洋技艺”的坚船利炮、火车轮机等器物之道，而进入了体制改革的层面。
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延伸到体制的层面。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识”，确实是如此，因为李鸿章等人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所占据的优势，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表层，而更深入的根源确实在于深层次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
依田熹家在书中还谈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基本形态：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使日本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而中国是非并存型的，“非什么不可”。
这就造成了在摄取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
日本是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中国却是不肯轻言“全盘西化”。
寻求脱亚入欧，向西方列强看齐的日本，一方面以完全打开的姿态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另一方面也没有忘了侦查一下他们曾经的邻居老大哥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1862年（同治元年），清王朝正飘摇在风雨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伤才刚刚淡漠了疼痛，而一场可怕的内乱又出现。长江流域一带，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几乎要倾覆大清王朝的根基。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也能闻到战争的血雨腥风。
1862年6月2日，一艘同时悬挂着荷兰、英国、日本国旗的西洋式三桅帆船，缓缓驶入雨后的吴淞口，这便是1862年5月27日从日本长崎起航的日本商船“千岁丸”。
这不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船上搭乘的，是由51 位日本人组成的幕府遣清使节团。
这一天，一群神情严肃、身穿和服、脚踏木屐、佩带双刀的日本青年武士踏上了黄浦江江岸。这并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普通日本外交人员，其中的数人后来的名气如雷贯耳，包括著名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明治政府高官五代才助及中牟田之助等。
这些有着特殊使命的日本青年武士，肩负着日本首次半官方性的访华任务。
当“黑船来袭”事件发生之后，闭关锁国的日本开始以强烈的好奇心，向外窥探一切。
日本已经在马修· 佩里的强大舰队的炮口下被强行“开放”通商口岸，那么他的一衣带水的老邻居中国呢？
这些日本青年武士的特殊使命，就是要来中国看看所谓“东亚国家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放通商的后果”。
然而，他们在上海的见闻，既让他们惊艳，又让他们不屑。
上海十里洋场的繁荣兴旺，西方的强势、先进和财富让他们大开眼界，但租界之外的贫穷落后，与之相比，却形成巨大的反差。
来到上海的第一印象，竟然是看到吴淞炮台“不过是虚应设施”。堂堂的大清帝国竟对西方列强不能设防，实在是难以想象。
黄浦江上，“外国船有百余艘，其中军舰约有十四五艘”，加上数千只中国船，“桅杆之多如万顷之麻”，其中洋船“栉比壮观”“就中英船最多”。
一位日本使节团成员在当天写的一首汉诗中感叹：帆樯林立渺无边，终日来去多少船；请看街衢人不断，红尘四合与云连。
忆从曾有大沽患，市利纲收老狒奸；休言上海繁华地，多少蕃船捆载还。
高杉晋作在他的日记里感叹道：“中国人完全变成了外国人的奴仆，上海的主权也许属于中国，但事实上完全就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殖民地。”
高杉晋作目睹了清王朝被太平天国起义弄得风雨飘摇，他甚至亲耳听到太平军和清军在上海郊外交火的枪声。
高杉晋作非常同情起义军，也佩服起义军的勇气。
高杉晋作在游记《游清五录》中这样写道：“支那人尽为外国人所役，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煽乱，而日本与中国近在一水之外，形势令人担忧。”唇亡齿寒，这些日本青年武士不能不生出幽微的恻隐之心。
高杉晋作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忍受被西方列强统治的耻辱，他的日记中时不时讲到中国的前车之鉴，要日本引为镜鉴，不能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使节团成员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从街道布局、市政设施，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乃至戏场烟馆、青楼妓院、道观佛寺都有细致观察。
上海的卫生状况让他们不能接受，称其“粪芥路满，泥土足埋，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故上海每年炎暑时节恶病大行，人民死亡甚多”。
对于日本的这些使节，中国已经不再是“观光上国”“效法典范”，他们看到的是大清帝国的没落和腐朽，衰颓和老迈。
高杉晋作特别洞悉到科举、八股是毒害中国士子的制度性病根，“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这种体制使文人不务实学，空言道义远离了近代化所急需的航海、炮术、机械等实际技术。
最让这群日本青年武士看不起的，竟然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军事。
使节团成员峰洁，本是一名普通武士，他这样记录了感受：“在上海阵屋，见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乞食。”进而口出狂言：“如此士兵，我一人可敌五人。”
这些日本武士由此论断：“一斑窥豹，清国病体，可从上海推及十八省。”
日本人素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可否认，这是其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力之一。
但这种民族自尊心不加限制地、无休止地膨胀扩大，则变质为其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侵略精神。
“ 千岁丸”来访中国，让日本由此对他的假想敌人大清帝国有了真切认识。
回国后，高杉晋作等使团成员将见闻发表，引起很多反响。
高杉晋作在《内情探索录》中沉痛指出：“支那人为外国人所役，可怜，我邦遂不得不如此，务防是祈。”
对于清廷的积弱无能，助长了日本武士的那种盲目自大的骄傲，完全不再把往昔尊崇的中国放在眼里。
日本人以此为鉴，对于他们后来的维新运动，起了推进的作用。
正如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所说：
“（高杉等人）发端于排外主义的攘夷，开始具有为保卫祖国而斗争的意义了。高杉本人早在1862年曾到中国上海考察过，目睹殖民地人民受难情形，非常痛心，因而从排外主义的攘夷派转变为保卫民族的立场。”
日本明治新政之后，开放性的眼光看向整个世界。在1862年“千岁丸”访问中国之后，1871年12月23日，急于脱亚入欧的明治政府为了“求知识于世界”“派遣才智卓越精通外语且通晓我国内事务者，前往欧洲诸国及美国调查交际实况，条约缔结及诸税务所规则”等，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规模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15个国家，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耗费100 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 以上）。
如何富国强兵，如何脱亚入欧，避免他的近邻中国遭受列强欺辱掠夺的命运，甚至进而也进入世界列强的队列，转而成为“东亚”的霸主去掠夺财富，这是当时日本迫切想要找到的答案。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任务，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说得很清楚：一是“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二是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三是“视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学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
岩仓使节团首先在美国碰了钉子。
虽然伊藤博文自诩日本是个初升的太阳，不久即可高悬太空，光披万国，但此时的日本还根本不在美国人的眼里。在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会谈后，岩仓使节团的成员都清醒了过来。
强大的美国无意放弃它已取得的权益，在日本自身并没有实力说话的情况下，取消欧美在日不平等特权是无法办到的。“彼之所欲尽取之, 我之所欲一而未得”。
修改条约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岩仓使节团很快采取灵活的态度，将出访任务的重心放在了考察各国国情上。
岩仓使节团成员后平川佑弘在日记中以文学家的笔法细致记载了他们忙碌而认真的考察工作：
“火车一到，我们就把行李卸在旅馆，一天的忙碌开始了。白天我们不停地从一地转向另一地，观看会去原木表皮的机器和轰鸣的蒸汽机车。我们站在机器呛人的气息中，周围烟雾蒸腾，身上落满了煤灰和尘土，黄昏时分我们回到旅馆，几乎还没来得及脱掉脏衣服，晚宴时间到了。我们不得不克服倦意，保持应有的威仪。等我们最终就寝时，天色已经微亮……很快陪同人员就会来到，带我回去参观兵工厂。”
岩仓等人“冒寒暑，究远迩，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观览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考察的收获是显著而巨大的。
使团成员震惊于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和富足。在英国，“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只有煤和铁，产品皆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运往别国。机器工厂之盛行，超过以往的传说”。
然而使团成员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对“西洋技艺”的赞叹和艳羡，他们在认真思索和探寻欧美资本主义其内在的体制原因。
他们认识到，“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
欧美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及各项法则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内在的体制，是其富足的保障。
负责考察西方产业情况的大久保利通对此深有体会：“大凡国之强弱，在于人民贫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归根结底, 未尝不在于政府官员之诱导与奖励……为国为民负其责任者，必当深思熟虑，由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系属保护人民之紧要，宜按国之风土习俗，民之性情知识，制订其方法，以此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保持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
岩仓使节团如此兴师动众大规模地出访，实在是收获巨大，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性的资本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明治天皇在给岩仓的回信中指示：“我们旨在从盛行于开化国家的不同制度中选择最适合日本现状者，适用于革新和政俗的改善。”
如何脱亚入欧，现在，日本已经很清楚了。
日本与中国几乎是同时进行“洋务运动”，但彼此之间际遇却是颇令人感慨和深思。
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洋各国之后不久，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西方文明进行详细考察，并也写出了类似的考察报告，供大清帝国上上下下参考。
这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行》。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大清帝国那时还根本没有国际化的现代外交概念。那些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大清帝国国民，是绝对看不起“蛮夷之邦”，舆论上甚至将派赴“出洋”等同视为“卖国”，当时的大清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去承担此一“有辱斯文”的任务。
在李鸿章的推荐下，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于1875年出任首位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是湖南人，消息传来，为其叹息之声不绝于耳，“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
更有甚者，愚昧的湖南士绅居然是群情激愤，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要开除他的省籍，砸郭家的宅院。
面对巨大压力，郭嵩焘也心力俱疲，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
郭嵩焘在当时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有名人物，以其懂洋务著称于世，在政坛上也是几起几落。
郭嵩焘早年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接触到西方文明，在上海时对西方的种种新奇器物大为惊叹，他还认真研读了《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由此叹服而倾心西学，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郭嵩焘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
这一诏命，正合郭嵩焘心意，他早就有想法要将他所了解的西方文明介绍到中国以震醒梦中的国人。
到了英国之后，郭嵩焘尽心尽力，写出了也是如同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的文字，这就是他的日记体文章：《使西纪行》。
在《使西纪行》中，郭嵩焘详细记录其所见所闻，并加以评述。
郭嵩焘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赞叹伦敦“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
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的《使西纪行》，其观点视角，与日本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日本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给日本的维新改革带来了美好的可以借鉴资用的蓝图，而郭嵩焘的《使西纪行》在大清国内却给他带来群情汹汹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
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被批评为“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郭嵩焘因“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的指责被言官弹劾，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行》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表示支持。
在1877年5月9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20年，亦略闻梗概。”但20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李鸿章的保护下，加之清廷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郭嵩焘虽然没有被革职查办，但他的《使西纪行》却受到了毁版遭禁的命运。
日本和中国几乎是同时起步进行维新，中国却输在了起跑线，由此可见一端倪。
春帆楼前，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外相及一大群官员、随从在迎候李鸿章的到来。伊藤和陆奥都显得很精神，心情很好。伊藤留着八字胡，脸色红润，像一个北海道的苦力人，他的牙齿洁白而锋利，给老中堂留有深刻印象。至于颧骨突出的陆奥，虽然文质彬彬，却掩盖不住眼光中的野蛮之气。
李鸿章下得轿来，照例与伊藤等人握手，寒暄，然后1000人鱼贯而入，上到春帆楼二楼的会议厅。中方代表西向坐，日本代表东向坐。
伊藤用有力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说：“这次谈判，我方已明确要求尽快结束。这样，对贵国皇帝和日本天皇都有一个交代，拖对中国是不利的。”
陆奥说：“日军在中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应该使贵国皇帝和李中堂阁下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李鸿章沉住气，缓缓说道：“日本方面在军事上的进展，我作为中国官员，恐怕知道得比二位还清楚吧。”他用眼睛盯着伊藤和陆奥，他们听出李鸿章的揶揄，脸上有一点儿不自在。李鸿章继续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到贵国，共同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恐怕贵国也不希望继续兵戎相见吧。”
伊藤和陆奥这时反而说不出什么来了。李鸿章的口才在当时是出名的，连左宗棠也怕他三分。
李经方用日语宣读了中方的备忘录：休战问题撤回，希望立即进行媾和谈判。
日方答复：明日提出媾和条约草案。
大概觉得这样结束会谈未免太简单了吧，李鸿章在回去之前又谈了一点意见。
“是否可以相信，明天提出的媾和条约方案中没有加入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条款？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乃因为讲和问题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要避免把问题扩大，招致他国的干涉。”
对李鸿章的这段发言，陆奥认为是“掩耳盗铃”——嘴上说不愿招致他国干涉，而实际上玩弄种种手段，想招致这种干涉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做列强工作，敦请英美等国出面干涉的情况，大都被陆奥的情报网侦悉。
“诚如所言，这完全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方提出的条约方案没有招致他国干涉之虞。”伊藤说道。
李鸿章的发言是警告日本，如在媾和条约方案中写进过分苛刻的条款，就有招致列强干涉的危险。想避免干涉，当然不是他的本心。他是任何干涉都欢迎的。
中方代表要退出时，陆奥宗光对李经方说：“关于明天的谈判，想预先商量一下事务性问题，您可否稍留一会儿？”
“好，为使谈判成功，留多长时间都可以。”李经方用流畅的日语回答，然后用汉语向父亲讲了陆奥的提议。李鸿章轻轻地点了点头。
陆奥宗光和李经方送走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等人，又返回会议室。
在非正式的场合，两人用日语交谈。
“还不到赏花时节，可真想轻松地赏花玩乐一下呀！”陆奥说道。
“樱花已经含苞了，希望快一点儿解决问题，让我们从容地赏赏花。”
“为此，你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陆奥要进入正题，拿出笔记本摊开来。
突然，走廊上骚乱起来。有人在跑动。虽说会谈结束了，但在重要的外交会议的场所里，大声走动也有失礼貌。布置在春帆楼的，是训练有素的卫兵、警官和外务省官员，他们做不出粗野举动。
陆奥和李经方面面相觑，都露出不解的表情。
门被打开了。
这里居然有不敲门就进屋的人？屋里的两个人一齐向进来的人望去。是陆奥熟悉的外务省官员。
“你……”
陆奥刚要责备，立刻又闭上了嘴。若不是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这个官员是不会越出常轨的。他上气不接下气，站在门边，僵立不动，脸色苍白。
陆奥顿时感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同李鸿章有关。
“刚才，李鸿章阁下，被暴徒用手枪刺杀了！”官员几乎是吼叫着报告。
“阁下怎么样？”
“左颊中弹……”
“只一发？”
“是……”
陆奥在惊愕中放下心来。面颊不是致命之处。
“暴徒呢？”
“当场被捕！”
陆奥看了看旁边的李经方。两个人同时从沙发上站起来，李经方的额角不停地抖动。
“发生了遗憾的事件，不过，我们会全力处置的。请您先去令尊那里，我去见伊藤阁下……请保重。”
陆奥只觉得两个膝盖松软无力。
“暴徒有二十五六岁……”官员继续报告着。
“好个大浑蛋……发疯了吗？叛逆……把我们的努力……”
陆奥歪扭着脸孔，心里骂道。
陆奥宗光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做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
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而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乘机进行干涉，故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
暗杀李鸿章的凶手小山丰太郎，其父在群马县当过县议会议员。丰太郎进过庆应义塾，不久退学，拜评书艺人伊藤痴游为师，但技艺无长进，也放弃了，又进入一个叫神刀馆的右翼团体。当时还没有右翼一词，一般把这种团体叫壮士团体。
日本政府立即命令地方法院公审，对犯人判处无期徒刑。判决是3月30日，可谓高速度，以前袭击俄国皇太子的犯人津田也是被判无期徒刑。
李鸿章一行的路线是从春帆楼出来，沿阿弥陀寺町向西，转过外滨町拐角，进入下榻的接引寺。
群马县26 岁的小山丰太郎就等在外滨町的拐角处。那里有宪兵队，过桥的对面有警察派出所，从常识来说，是警戒最严密、行刺者最需要避开之处。然而，正因为夹在宪兵队和派出所中间，是警戒上往往疏忽的地点。小山丰太郎是否因此而选择了这里，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想到拐角处是突然袭击的最适当地点吧。
中方代表团只有李鸿章坐轿，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人乘人力车。
日本的“驾笼”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扛着，乘坐部分垂挂在下面。中国式轿子是四个人扛在肩上，乘坐部分在上面，所以也叫“肩舆”。
李鸿章专用的轿子是蓝色的，只有下部涂着红色。四面装有玻璃窗，从轿子里能看见外边。李鸿章把玻璃窗打开着。
凶手想尽量靠前狙击，所以跳出来打了一枪。他刚一跳出，宪兵队的上等兵部就冲了出来。新条警部也助了一臂之力，马上把凶手按住了。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
子弹打进李鸿章的左眼窝下面。李鸿章戴着金边眼镜，子弹擦过眼镜打在脸上，减弱了势头。镜片破碎飞散，大概他正闭着眼睛，没伤到眼球。
接引寺就在眼前，受了伤的李鸿章立刻被抬进去，安放在长椅上躺下。主治医生林联辉为他作了紧急处置。
李经方从春帆楼跑回来。随后，伊藤博文首相由外相陆奥宗光和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陪同，也赶到接引寺。
李鸿章不顾林联辉的制止，对前来探望的伊藤等人说：“这种事，我思想上多少有准备。”
他的意识很清醒。
四年前，在大津，津田三藏袭击了俄国皇太子。有人说，对外国政界要人搞恐怖行动是日本的风气。
伊藤博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
伊藤等人低下头。陆奥咬紧嘴唇，他最担心的是这件事会成为列强干涉的借口。
如果李鸿章以受伤为由撤回本国，那该怎么办？他指责日本，征得二、三列强的同情，并非难事。
如果中方认为，像日本这样还保留野蛮风俗的国家，交战国首脑去是危险的，干脆停止同日本直接谈判，委托第三国从中斡旋，那可就糟了。
上次赶走了两名使节，这次拉出来最高负责人李鸿章，陆奥认为是他在外交上的成功。可是，从欧美方面的情报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世界舆论和同情似乎逐渐偏向李鸿章了。第一他年逾古稀，第二他名望极高，第三他第一次渡海出使外国。这一点，在海外也成了话题。李鸿章虽是实质上的外交负责人，但是，中法战争的和谈是在天津举行的，同俄国进行关于伊犁的重大谈判，去彼得堡的也不是他，而是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把从来没出过国的老年人硬拉出去，日本也太狠毒了……欧美诸国的这些舆论通过驻外公使馆传到日本国内。
正常情况下李鸿章还引起国际上的同情，何况在日本遭到了暴徒的刺杀。
日本最害怕的，就是被国际舆论视为“恶人”。
“万幸，这次负伤似乎不至于影响会谈。”马建忠说。这是在医师诊断后发表的谈话。
中方随员有人主张把李鸿章搬出接引寺，到中方代表团乘坐的德国籍轮船公义号上疗养，理由是：“日本土地上太危险，难保不发生第二、第三次恐怖行动。”
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国务卿）反对回船上疗养，压制了这种意见，陆奥这才安下心来。
李鸿章若撤回船上，全世界就会问为什么。中方说是因为日本的“野蛮行为”，铁证如山，日本将无法辩解。好不容易平息的旅顺大屠杀问题，也许会再次闹腾起来。
陆奥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李鸿章稳住。
对李鸿章，日本方面极尽关心与照顾，派来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和佐藤、陆军二等军医正古宇田、内务技师中滨博士等医师，还请来法国公使馆的兹巴斯博士。在医疗方面，是最强的阵容了。
警卫方面怕再出纰漏，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警戒声势相当浩大。
天皇和皇后委派中村侍从武官前来慰问。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
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与县警部长后藤松吉郎立即递上请罪书，皆被免职。
欧美报纸几乎是一个论调，拿四年前在大津发生的事件对比。有的评论甚至说，日本“胜于武器之战，败于道德之战”。也有人说，日本“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时时暴露出野蛮本性”。
一张王牌握在李鸿章的手里。他满可以带着全世界的同情，从日本退出。
不论谁来评论，谈判破裂的责任也应该加在日本头上。处于这种状态，日本不可能再进行直隶作战了。
小松宫挂帅出征中国的军队，是把近卫师团和北海道屯田兵全动员了。大举出兵，几乎没有保卫日本本土的军队了。
关于本土没有守备兵员的情报，各国公使馆早已报给各自的国家。如果有人大喝一声，日本就得赶紧撤退。
美国通过驻在东京的公使向外务省次官林董劝告：“大概除了答应李鸿章的要求，无条件休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只好如此……”听了次官的报告，陆奥忧郁地点头同意。
如果让李鸿章打出“愤然归国”的王牌，那日本就无计可施了。直隶作战不可能，列强干涉又明显地要压过来，为使李鸿章不打出这张牌，只有答应无条件休战。
3月30日，日本终于决定在和谈之前无条件休战。但日军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列岛，不在休战地域之内。
实际上，只是追认了一下业已休战的地区的休战。期间定为三周，正好是日军准备下一个战役所需要的时间。这个休战条约丝毫无损于日本。
尽管如此，陆奥等人为取得军部的谅解也费了一番周折。川上参谋本部次长（已兼任征清大总督府参谋总长）、桦山军令部长都反对休战。而且，西乡海相、松方藏相、桥本农商相等有权势的内阁成员，也不赞成休战。
只有山县陆相同意休战。因为他收到一份情报：三万俄军正在向中国北部移动。所谓列强干涉，必须以武力为背景。俄国调动兵力，可认为是干涉的前奏。为了尽早谈成，绝不能让李鸿章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同意休战这个代价，太便宜了。
3月25日，伊藤首相乘夜车从下关去广岛，说服了众臣们。3月27日晚，得到天皇的敕谕。29日伊藤回到下关，通知中方休战——期限为三周，台湾、澎湖列岛除外，其余各地均无条件休战。
军医总监佐藤博士劝李鸿章做手术，取出子弹。这样会早些痊愈，只是手术后需要绝对安静几天，不能劳心劳力。
“谢谢，”李鸿章慨然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手术以后再说吧。现在应当尽早地解决悬案，怎么能耽搁数日？”
探视人员惊见李鸿章血满袍服，李鸿章不觉潸然泪下：“此血所以报国也。
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伊藤和陆奥也同样急于谈判，因为俄国的动向令人担心。李鸿章若得到俄国军事行动的情报，肯定会听从佐藤博士的劝告动手术，耽搁几天看一看。
晚上，李鸿章的面颊稍稍好了一些，没有起初那种火烧火燎的剧痛，只是钝痛折磨着他，连带脑袋都有些不对头。李经方让厨子弄了两碗燕窝稀饭，李鸿章挥手叫大家都退下去，他不愿自己的狼狈给大家带来不祥的阴影。
他的确有些饿了。熬得上好的稀饭在灯下冒出氤氲热气，两盏景德镇薄如蝉翼的青花细碗发出柔和的幽光。李鸿章拿起勺子，困难地张着嘴，把稀饭倒入口中。吃了两碗稀饭后，他精神恢复了不少，坐在用丝被环覆着的宽大椅子上，想着如何写一篇奏折。
李鸿章不像他的恩师曾国藩。曾国藩是个大儒，有坚强的信仰。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以组建淮军起家，个性强硬，恃才傲物。但他目光堪称远大，不尚空谈，喜办实事。他一手领导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对于北京官场，李鸿章知之甚深。光绪帝虽有一腔志气，但柔弱不堪，不可能成就大业。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连雷声都害怕，总想往人怀里钻。而他身边的亲信，只能高谈阔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想起一个宫廷秘闻：光绪帝结婚时，慈禧太后派人听闱，听了半天，只听得新婚的皇后长叹一声，说：“唉，这都是你们祖宗作的孽，你们爱新觉罗氏的家病。”阳刚不起，老之将至。曾国藩曾悄悄对李鸿章说过一句话：“牝鸡司晨，国之不祥。”对于慈禧太后，李鸿章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对其既怀抱有知遇之感恩，又幽怨其难识当今世界变化之大形势。
李鸿章用手摸了摸绷带，心中暗自叹息。他的北洋舰队已彻底完蛋，作战时，装备陈旧及弹药的不足，充分暴露无遗。而大量的海军军费花在北京用来挖人工湖，堆假山。无能的满族大臣恐怕正笑嘻嘻地说：“李鸿章的军队完了，对咱大清国岂不更好。”
如此不堪的局面，自己还能有回天之力吗？
李鸿章沉思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