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都曾经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迫走向自强变法的维新之路。日本的觉醒是在史称“黑船事件”之时。
1853年6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休· 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四艘全身涂抹着玄色的怪兽般巨大的“黑船”，以地狱般黑暗的巨炮对准了海岸，摆出了战斗阵列。
当时日本是在德川家康时代，和中国一样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根本没有见过上千吨庞然大物的艨艟巨舰，上到幕府，下到百姓，其惊讶和恐惧可想而知。
马休· 佩里是美国海军的一位奠基式人物，被称为“蒸汽船海军之父”。随着美国捕鲸产业新兴的发展，如何为活动在东北亚的美国捕鲸船，以及横跨太平洋的美国商船、军舰提供一个避风港，以获得食物、水、煤的补给并进行船只修理，这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重点。
马休· 佩里带着“日本开国”的指令前来征服日本。佩里此行，就是要以武力的威胁让幕府放开原本的锁国政策，将日本的港口和市场开放给美国人。
1854年，日本以屈辱的姿态与美国缔结了日本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即《日美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现在的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船的地点，修建了一座“佩里公园”。公园里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上有前日本首相伊藤
博文的亲笔题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佩里公园每年都有人称“黑船祭”的开国纪念活动，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时隔40年，日本变法维新之后，已非复吴下阿蒙，俨然以征服者的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
“黑船事件”由此成为日本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后世的日本人并不仇视佩里当年船坚炮利的欺辱，相反却感念佩里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
日本长期锁国政策被打开，紧接着又与英国订立《日英修好条约》，1855年与俄国缔订《日俄修好条约》，1856年与荷兰订立《日荷修好条约》。
随着日本门户被外国坚船利炮所打开，屈辱的条约更带来了日本社会改变幕府统治的要求，西南强藩却不断地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扩张自己的实力。
其中以长州藩最为人才辈出，藩内采用洋式军制，发展海军，构筑炮台、铸造枪炮，振兴洋学，大胆起用人才，后来维新革命中的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均出自长州藩。
萨摩藩在岛津齐彬出任藩主后，锐意革新，在起用人才上也不拘一格，使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武士崭露头角。
土佐藩在名君之称的山内丰信出任藩主后，起用改革派人物吉田东洋；水户藩和肥前藩也锐意于兵制改革，建立大船火炮。
西南诸藩的崛起，使日本近代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尊王攘夷运动的发生。
日本神话传说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天皇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所以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但是从12世纪开始，天皇大权一直旁落，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日本最高统治者，实际的权力却旁落在拥有兵权的幕府将军手中。
尊王攘夷运动得到日本西南大藩如萨摩，长洲等支持。
1868年，也就是“黑船事件”后的第15年，来自外部的压力终于演变为内部变革的动力。年轻的明治天皇不甘心像其父皇，被幕府将军操纵，做木偶皇帝，便联合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少壮派和数十万勤王军队，向操纵日本国政达260 余年的德川幕府进攻，发动了夺权战争。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
1月27日～ 30日，勤王大军与幕府部队在京都以南的伏见、鸟羽等地连续展开了生死激战。结果，幕府军大败，从此溃不成军。主帅德川庆喜大将饱含着屈辱，被迫“归政天皇”，将德川家族垄断了260 余年的国家统治权“奉还”
给了皇室。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
《五条誓文》发表后三年，全面的改革便正式推行，明治维新是一个十分全面的改革，分别有废藩置县、政制改革、教育改革、军事和经济改革。
“尊王攘夷”思想理论上的宗师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的思想是维新革命的思想基础，中心价值就是武士道以忠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在尊王中发展为国家伦理。
“尊王”在于重振天皇朝廷，建立一君万民的体制，使日本迅速成为现代强国；“攘夷”则是有步骤地进行：先与俄美保持友好，富国强兵，夺满洲、占朝鲜、合并东南亚，然后在实力强大后挫美折欧。
日本在后来几十年的疯狂扩张中，依据的还是吉田松阴的这一套理论。
“尊王攘夷”的日本上下一心，努力前行，实现近代化。与日本的维新变法不同的是，中国输在起跑线的问题，不是李鸿章才干不堪大任，也不是李鸿章私心有所贪得，而是那时大清帝国腐败的政治体制，还有隐藏深刻的满汉矛盾。
1868年7月，天皇睦仁将江户改名为东京。8月27日举行即位典礼，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
1868年9月8日，在东京巍峨庄严的皇宫里，举行了隆重的“归政”和明治天皇即位的仪式。
新政府领导人大部分也是来自西部四大藩的武士和一些宫廷贵族，他们较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更明白自强维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
通过战争夺回政权，尝到了甜头的明治天皇、伊藤博文等日本领导人，决心以战争为武器，使日本能够当上亚洲的霸主，进而争雄世界。从此，用枪炮和鲜血，靠对外战争，为自己和日本国弄到更多更大的政治经济权益，成了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
1868年10月，明治天皇抵达东京执政。12月，返回京都，与一条美子（昭宪皇太后）举行大婚之礼。明治二年（1869）明治天皇再度抵达东京，并定东京为首都，以图一新人心。接着，在明治政府推动下，接二连三地推出版籍奉还、废藩制县、制定征兵令等前所未有的大改革。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版是领地，籍指户籍），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1873年着手地税改革。1881年（明治14年）发布《军人敕谕》，强调效忠天皇的建军思想。
1881年，明治天皇发诏书，承诺推行宪法。
伊藤博文被派赴欧洲考察制宪，贯彻天皇主权、宪法钦定的立宪原则，回国制定了日本宪法。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这些形成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支柱。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
明治维新的首要动力是富国强兵。“尊王攘夷”运动促成了天皇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在日本传统体系中得以完成。
1893年下达造舰诏书，带头实行扩军备战。
富饶辽阔的中国首先成了日本的攻击目标。
1868年7月14日，一份军务的奏折让明治天皇心潮澎湃，雄心难耐。
那份奏折正说中了明治天皇的心事：“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然而草创之今日，国内叛乱尚未平定，军事费用巨大，故造船冶铁等大工程应逐次进行，否则，非国力所能承担。况且，首先应网罗技艺之士，以从事海军训练、编制和造船冶铁等方面的工作。有鉴于皇国精通上述技艺之士甚少，故兴办学校为建设海军之根本。拟在兵库创办学校，以建立海军之基础……”
海。日本人除了抓住它而外别无他法。
而这恰恰是致命的。
明治天皇立即草拟诏书，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必须要快！时不我待！军国主义的车轮要加速运转！
海军之事如何奠定基础？“拟在兵库创办学校”，自然是通过培养海军专业人才来实现海军的现代化。
1870年5月4日，兵部省建议“大办海军”，指出海军教育现代化的必要：“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军官，水手则无以发挥其所长；水手不能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况且海军军官应掌握的知识深奥，达到精通熟练程度并非易事，故尽快创办学校，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之头等大事。”
很快，海军兵学校、海军轮机学校、海军军医学校、海军经理学校、水雷学校、航海学校、海军大学等，大量的海军学校在日本兴办起来了。广岛藩邸成为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海军操练所，聘请了英国教官，按照英国海军的模式来塑造日本的海军，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
日本近代化海防理论先驱林子平重新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他于1786年出版的《海国兵谈》一书重新成为了热门话题。
“海国须拥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的兵法和日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的军事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首先，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强点。说易遭外敌入侵，是因为入侵者乘坐军舰若遇顺风，一两天便可越过二三百里到达日本。若无防备，便难以抵挡。……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水战关键是大炮。抓好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的关键。这就是与中国、蒙古等大陆国家国防思想的不同之处。”
现在日本上下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海国必须有海国的防卫。”而海国军备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在日本兵部省炮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日本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 艘。炮制这一计划的兵部大辅前原一诚，计划仅蒸汽铁甲舰就要装备50 艘，他还把海军经费提到和陆军经费等同的高度。
1890年，美国海军上将马汉出版了《1660—17年间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2年，马汉又出版了《1793—1812年间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海权理论”。
在书中，马汉认为：海军是国家执行帝国政策的重要工具。如果一国海军强大，即可维持全球性的殖民帝国，国运昌盛，经济发展；反之，海军弱小则国家必然衰微。
也许是出自血液中固有的天性，作为岛国的日本人几乎在同时已在身体力行“马汉主义”了。
明治维新后，年轻有为的明治天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让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小国而一跃进入现代社会。太阳帝国的唯一对外途径就是海。
正如明治天皇在“归政”大典上，以激动而颤抖的声音所宣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求知识于世界”。
马汉的制海权这一理论被介绍到日本之后，立即被日本完全遵从和吸收。
夺取和掌握制海权，成为日本海战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日本对甲午战争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马汉的制海权这一理论得到了生动体现。日本的作战计划和实施，始终围绕夺取黄海、渤海和东海等广大海域的制海权展开。
另外，通过“先发制人”和“奇袭”获得早期制海权的重要性，这成为日本海军战略的重要原则。日后的丰岛之战的偷袭甚至更后来的珍珠港之战的偷袭，正是源自这样的思路。
日本海军还照搬了英国的近代海战理论，强调了“蒸汽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队最为有利”的基本原则，并且强调了增加舰速和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海军的舰船发展战略。
日本人以空前的狂热铸造帝国的武库，他们想把整个日本列岛都变成一艘巨大无比的战舰。
日本对外扩张野心和欲望催生下自然的结果，是日本确立了建立一支战略进攻型海军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日本海军建设之初，就提出“要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的目标。
1869年，日本制定政府官制，设教部、宫内、外务、民部、大藏、兵部、刑部七省。由兵部省统辖陆海军务。1872年2月，再次进行政府的机构改革，废兵部省，置陆军、海军两省。
1874年，因为日本侵略台湾的失败，日本“痛感舰船之不足，向英国定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舰”，这是海军省设立后向外国购置新舰的开始。
1880年，山县有朋根据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局势提出，日本“处于东方国际竞争的中心。因此在邻国变局之际，最重要的是充实军备”。他认为：“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的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没有钱勒紧裤带也要扩充军备，这是可怕而变态的野心。
为筹募海军军费，日本设立了专门国债，各种税收均用于海军，最高时海军军费已达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1/8。
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15年的大力扩充和苦心经营，到了1882年，日本已拥有“舰船12 艘，兵员8995人”的一支海军力量。
但这还不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887年7月，明治天皇发布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 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为战争而疯狂的明治天皇真的以身作则勒紧裤带，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省钱筹募海军军费，这样的举动让日本举国上下都跟着一起疯狂。
日本举国上下效仿天皇省吃俭用，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 万之多。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在天皇制的最初10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80 以上。”
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6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 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1/10。日本政府议员紧紧跟进，也主动献出1/4 薪俸用于造舰。
不仅是天皇，明治皇娘也是一样表演，当日本海军购买“吉野”号最新战舰银子不够时，明治皇娘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据说，当时日本天皇省吃俭用来供养海军的逸闻传到北京，居然被传为笑谈。以天朝自居自大了几千年的国人，怎么会把小小日本放在眼中。
日本海军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为了从炮火和速度上压倒中国海军，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的着眼点放在添购速射炮和购置快速巡洋舰上。
日本全国上下处心积虑，举朝卧薪尝胆，欲侵略我中国大好河山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到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海军终于建成了拥有大小军舰31 艘、鱼雷艇37艘，排水量达59898 吨的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海军。其实力已经远在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之上。
1869年，日本明治维新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日本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须先征服‘满蒙’。”
1870年，日本军方奉命将“大陆政策”具体化，提出了《征讨清国策》。
提出了《征讨清国策》的是日本陆军磨刀待战的倡导者，影响日本陆军几十年的战略家小川又次。这份文件，详细讨论了甲午战争前征清大作战计划。
《征讨清国策》文件分为三篇。
第一篇“彼我形势”，第二篇“作战计划”，第三篇“善后”处置。
甲午战争爆发前，以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为代表的日本主持日本政局的政治家，思想上相对保守，试图暂时同清国保持和平关系，假以时日，让日本稳步发展，积蓄国力。
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认为，日本乃东洋小国，“财源亦不富裕，于今日以强邻为敌，取进取计划，乃危道，宜厚信义，避干戈，求富国之道。”
但是日本军方的主战派人物，却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侵略野心，一心要发动一场赌博式的战争，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称霸行径。
小川又次大佐当时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后为大将），正是日本军方的主战派人物代表之一，所以提出《征讨清国策》这份文件以推动日本的侵略扩张进程。
针对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的保守“避战论”方针，小川又次认为：“有进取计划，始能鼓舞士气，始能伸张国威，始能国家富裕，同强邻和睦，维护和平。”
小川又次在“彼我形势”中分析：彼我形势为维护日本的独立，伸张日本的国威，我们进攻清国，使清国分裂成数个小国。清国虽是大国，却正在衰败。他们虽志在再兴，但要达成再兴之志，尚需20年。我们要在其幼芽状态下予以击溃。清国陆军有八旗兵30 万，绿营兵47 万（二者中练军10 万），他们在和平环境中变得软弱无力。清国所依靠的只是蒙古兵10 万，以及临时招募的勇兵和练军。清国加强了这些军队。但是，这些军队由各省巡抚统辖、训练，兵器亦不统一，士兵薪金甚低，军官不懂战术，因道路不良，不能灵活调动兵员。海军虽有四个水师，但没有了不起的力量，海岸炮台的布置和结构也多有不当。清国不足为惧。清国财政亦甚匮乏。在豺狼世界里，日本取宽仁政策并非良策。德国和英国采取了进攻之策，所以成了强国。
小川又次在“作战计划”提出：
作战计划最理想的作战是以我海军击败敌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国皇帝。
五个主力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在海军支援下，于直隶湾（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攻占北京。以常备师团和后备师团各一个，于长江口登陆，占领南京、安庆、荆州，以后成持久态势。上述兵力的分合，依清国各省兵力情况而定。今后五年间，每年由国家支出中拿出1500 万日元，共7500 万日元作为军费（军舰12 艘,1800 万日元 运输船60 艘,3000 万日元等）。
小川又次在“善后”处置中建议：“善后”处置在西方介入以前，要形成有利于日本的态势。中国中部的重要地区要成为日本版图 清朝回到东三省去；明朝后裔在长江以南及长江至黄河之间建立王国 西藏和青海归达赖喇嘛统治 蒙古以酋长为各部之长。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浙江舟山列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各10 里，为日本版图。
《征讨清国策》强调在实战中，必须先夺取朝鲜，作为进攻中国的桥梁；抢先攻占台湾，作为侵略东南亚的基地。并且设想，如果真的打败了中国，就把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直接划入日本版图；另将中国的其余部分，分割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甘肃（包括今天之宁夏）、准噶尔（今新疆）等七八个小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
“大陆政策”和《征讨清国策》一出笼，就颇得饱受国土狭小、生存困难的日本国民的拥护。“到中国去发财！”一时间，成了许多日本人的梦想和奋斗目标。
1894年5月下旬，日本东京。天气闷热难耐。在国会大厦里，气温更高。
因为国会与政府围绕着如何处理“朝鲜危机”，对中国“和”与“战”的问题，正在激烈对峙。
“政府不敢打仗，真是胆小鬼，那就滚下台吧。”一位身体笃实、长得油光焕发的矮个子议员“霍”地站了起来，打出一发“重炮”。
“政府应该下台！”“胆小鬼政府滚下台！”“把胆小鬼政府撵下台！”……议员们纷纷起立发言，一排排唇枪舌剑凶猛地冲向政府，政府的大臣、次长们也赶忙起身，反唇相讥，拼命地还击。……顿时，平日里庄严肃穆的国会议事大厅，吵骂声沸沸扬扬，俨若自由贸易集市。那些在国民面前装得道貌岸然，温文尔雅的议员、官僚们，此时双手叉腰、脸红筋胀破口对骂的姿势和粗野鄙俗之态，一点儿也不亚于那些擅长骂街的泼妇。
政府首脑伊藤博文首相端坐于议员席上，看着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不由得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意。伊藤首相知道，目前议会里盛行着一股强大的穷兵黩武、狂热好战的情绪，而在狂热好战的议会身后，站着一大批狂热好战的日本国民和急于想打仗的数十万日本陆海军将士。
日本人狂热好战、渴望与邻国打仗的情绪已经蕴积很久了，伊藤首相当初则是为这种好战情绪积极煽风升温的政客。
1894年5月31日，议会和伊藤内阁进行了总决战。群情激愤的议员们一致同意弹劾内阁，要求政府在处理朝鲜危机中采取强硬政策。这样，政府除了打一场战争并且大获全胜外，已经走投无路了。
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或者立即发动战争。会上陆奥外相宣读了驻朝鲜的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
阁僚也认为，与其和议会搞窝里斗，不如发动战争，“把士气转而对外”。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的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
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会后，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中国虽然东向地球的最大水域太平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却并不看重大海。所有兵家之争都是在辽阔的中原。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比对水域的感情深得多。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虽然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却少有几人能够看出来，更不用说承认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们办洋务、修铁路、办工厂，企图以此振兴，却不知根已腐烂，于事无补。
1894年，中国旅顺。
阳光灿烂，海风吹拂。在旅顺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只劈风斩浪，一艘艘从旗舰镇远号旁驶过。汽笛长鸣，炮声隆隆。
李鸿章笑呵呵地坐在镇远号的甲板上，摘下了帽子，露出一头的老年纹。
他的辫子几乎是全白的，只小指般粗，像猪尾巴一样垂在松软无力的脖颈后。
北洋舰队司令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站在这位北洋大臣的旁边，神气地频频点头。他时不时瞟一眼老中堂那些算得上是阴暗面的地方，心里想：老头子老了。
李鸿章用手拈着他的白胡子，他的恩师曾国藩最喜欢这个动作。他略略咳了一下，把一口痰吞了回去，对簇拥着他的北洋舰队高级军官们说：“好！好！
碧波万顷，军威浩荡，可逞一时之雄。”
丁汝昌忙低下头，用合肥话对李鸿章说：“中堂大人，这都是您一手操办出来的呀，如果不是您，我们现在恐怕还只有几条破木船。”
北洋舰队副司令兼镇远舰舰长刘步蟾也忙说：“中堂大人高瞻远瞩，我大清帝国强盛之时指日可待！”
李鸿章生平最得意的事就是办洋务，国内外舆论公认他是“中国洋务运动的旗帜”。李鸿章听了这番恭维话后心里很是舒坦，但却面无表情地说：“怎么能说全是我的功劳呢？北洋海军能有今日，第一是皇恩浩荡，第二是涤丈（指曾国藩）的努力及指教。”他见众人屏声静息地倾听，又卖了一个关子：“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办北洋舰队吗？”
大家说：“不知道，还请中堂大人指教。”
李鸿章站起身来，长叹一声，说：“说来话长。当年，胡林翼率湘军进攻长毛，见那长江之中，外国兵舰来去如飞，铁甲巨炮，与中国的风力帆船不可同日而语，遂心忧如焚。为何？缘那长毛虽气势汹汹，却大逆不道，不足为虑。
真正可怕的倒是洋人，他们工业发达，心智机巧，生性强悍，必将成为我大清的劲敌。胡帅苦思对策，竟忧劳成疾，吐血而逝。从此，我就力主在中国建立一支堪与洋人匹敌的水师。”
众人听罢，欷歔不已。
这时，一艘威武宏壮的军舰隆隆驶过，一位年轻高大的管带在舰桥上向北洋大臣行礼。
丁汝昌对李鸿章说：“这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一员虎将。”
李鸿章捋着胡须连连说：“好，好。”
这可以说是李鸿章一生的巅峰时刻，他权倾朝野，坐镇京畿、举足轻重；他的军队——淮军和北洋舰队力量强大，国内尚无敌手，而这个，就是他李鸿章权势能够得到保障的根本。
李鸿章意犹未尽。他召集北洋舰队管带以上高级军官议事。
邓世昌对他说：“中堂大人，北洋舰队虽然强大，但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致命弱点，不知当讲不当讲。”
丁汝昌忙说：“中堂大人日理万机，鸡毛蒜皮的事就不要多说了。”
李鸿章呷了一口茶，清清嗓子，说：“讲。既然是议事，就得讲。”
邓世昌说：“谢中堂大人。我们现在弹药匮乏，如果战事一起，匆忙间哪儿去找？”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等人也都纷纷附和。
李鸿章最清楚大笔的海军军费在何处：颐和园的人挖湖和人造山。那是老佛爷要玩的，谁敢不给？慈禧太后为修颐和园而挪用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860万两。此外，还在三海工程上挪用海防经费约440 万两。两者相加，总计达到1300 万两。此款差不多可购置一支比原有规模更大的北洋舰队。
1894年，仅为慈禧太后筹办60 大寿，为搭建紫禁城至颐和园沿途景点即耗银240 万两。而北洋海军计划为主要战舰添配18 门120 毫米速射炮和更换3 门150 毫米炮共需银60 余万两却都难以筹措。
还有一些满族王公大臣，总觉得把钱拨给李鸿章，是帮助他建立一支汉人武装。既然如此，干脆花费了还好，免得如虎添翼。
但李鸿章岂能如此对部下说。他沉吟片刻，缓慢道：“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不过，户部银两缺损，近期恐怕拿不出钱来。”
李鸿章其实自然是一切心知肚明。
北洋阅兵，表面的威武堂皇，样子还是看得过去。但是里面的问题呢？
邓世昌说的弹药匮乏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北洋海军将领们也都清楚，只不过不想在阅兵的公开场合，说这些败兴的事情。
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建队时，确实还是很不错，号称世界八强，也不太过分。但是，此后，就是原地踏步了。
在北洋海军成军后，仅于1890年添置国产巡洋舰平远号和从福建海军调入福龙号鱼雷艇。
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居然奏请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械两年，清政府根据他的意见，下令停购外洋船炮军火。
李鸿章非常郁闷，但也没有办法。他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私信中抱怨说：“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不相与谋！”
时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听说此议，也是捶首顿足叹道：“人方惎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1891年之后，北洋海军再没有增添一船一炮。
而与大清帝国相反的是，日本天皇拨内帑资助海军，早已迎头赶上。
李鸿章此次出海校阅北洋海军，先后视察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湾等地的舰艇部队、海岸炮台和海军学校。校阅结束后，已经深深感到局面的严重性。
李鸿章向朝廷奏报：
“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尤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20 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此时，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是此消彼长，大清帝国的海军已经明显落了下风，先前的优势已化为乌有了。
但是，事关海防大局的“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等事项，“终以限于财力，未能扩充”。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能表示“仍当督饬水陆各将领等，勤求战备，奋勉工操”而已。
1894年3月下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鉴于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差距明显，呈请在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上各添置克虏伯新式12 厘米口径快炮6 门，济远、经远、来远三艘战舰上各添置克虏伯新式12 厘米口径快炮2 门，连同他舰需添快炮3 门，共21 门，并子药、器械等件，约需库平银60 万两。
李鸿章十分赞成丁汝昌的建议，奏称：“查德厂新式快放炮，每分钟时可放至60 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船为巨擘，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
区区60 万两白银，却让李鸿章着实为难。海军衙门和户部的钱，都去填补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窟窿了，根本拿不出钱来。
李鸿章只好决定，将添置快炮事分年办理，先是自己想办法，在北洋海军内部拆西墙补东墙，挤出经费库平银43 万两，为定远、镇远添购快炮12 门；其他的军舰，只有等有钱了再说。
然而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甲午战争这么快就来临了，形势不等人，此时添购快炮已缓不济急，最后这个分年办理的计划也落空了。
在马汉的海军制海权理论之前，所有的海军统帅们认为：海军是整个军事组织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商船，保障海上运输线和击退敌人的海上进攻。
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固守京师”，对制海权想都没有去想，更不用说把它放在整个大清国的盛衰这盘大棋上。
李鸿章认为，现在，中国海军已经远远谈不上是强大，最多也只能够坚守北洋，固守京师，采取防守的姿态，对敌人起一点儿威慑的作用吧。
李鸿章坐在官邸的书房中，想着前段时间对李莲英做的手脚，不觉十分沮丧。
那李莲英也同醇亲王一道，到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去了一趟，开了洋荤。李鸿章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这李莲英是老佛爷的大红人，不可一日相缺，却叫了他来陪醇亲王巡视，分明是奉老佛爷密旨来坐探的。
李鸿章召来手下亲信周馥与盛宣怀，对二人说：“我就说过，李公公不比安德海，要好好留神。这几天的情形，越来越深不可测，得摸摸底才好。”
“太监总是太监，没一个不一样，个个喜欢戴高帽子，喜欢金银宝贝。”周馥得意地说，“我就不相信制他不伏。”
“制伏？”李鸿章哑然失笑，“你以为李公公只是浪得虚名吗？”
周馥忙道：“我也只是按主人的礼数，做得更圆熟罢了。像李公公这样烂熟世故的人，应该明白。”
“否！否！”李鸿章的声音被一口痰堵了一下，略有些沙哑，“他远涉风涛，还委屈地戴个六品顶戴，必有所为。此人深藏不露，要多几个小心。”
“中堂目光炯炯，一针见血。”盛宣怀说：“皇太后派他来，必有秘示。我想，应该设法去探他口气。如皇太后只是叫他来摸摸底，我们北洋能够量力报效，让他顺当交差。以后就好办了。”
李鸿章点点头，说：“只好如此了。”
于是在旅顺事毕，航向烟台途中，盛宣怀便尽量找机会跟李莲英接近。他们素有交往，而直接见面的机会不多，加以李莲英有意要避嫌疑，几乎寸步不离醇亲王左右。遇到醇亲王要休息时，便避入护卫起坐的房舱，大小官员想要单独见他一面，真个难如登天。
然而，盛宣怀亦不是没有收获。李莲英虽见不着面，却跟他随带的苏拉打上了交道。这个苏拉名叫瑞锦山，其实是李莲英的耳目。当然，为人很厉害，是不消说的。
因此，盛宣怀拉关系“套近乎”的用意，在他洞若观火，好在他的身份比他主人差得太多，无人注目，所以不妨就势借势，跟盛宣怀接近。然而，有其主，必有其仆，在盛宣怀面前，他亦不敢平起平坐，并且口口声声“盛大人，盛大人”，叫得恭敬而亲热。
头一次是结识，彼此都不便深谈，不过周旋尽礼而已，但从烟台回天津，情形就不同了。醇亲王在天津要查阅炮台，看操看学堂，一共有五天的逗留，不但时间从容，而且盛宣怀在天津有公馆，招邀到私寓欢叙，便可以避人耳目，无话不谈了。
那天是由盛宣怀口头邀约到家吃晚饭。可是过了不久，便派车将瑞锦山接了来。主客都是便衣，又是在起坐的花厅中相见，因而少了许多拘束，由此行的见闻谈起，很快就谈到了李莲英。
“锦山，”盛宣怀很亲切地喊着名字，是那种旧友重逢的语气，“你跟李总管几年了？”
“九年。”
“九年？那是……在李总管刚进宫不久，你就跟他了。难怪他拿你当亲信。”
“也不敢说是李总管的亲信。不过，有什么事，他总是对我说就是。”
“这样说，你也天天进宫？”
“是的。”
“那么，皇太后也是天天见的喽？”
这些地方，就见得瑞锦山有分寸，不敢瞎吹：“我们哪到得了老佛爷跟前？”
他说，“就是有顶戴的人，不奉呼唤，也不敢走过去呀！”
“说的是！”盛宣怀用关切的声音说：“皇太后就相信李总管一个，不定什么时候召唤，从早到晚侍候在那里，真要有龙马精神才对付得下来。”
“是！不要说李总管，就是我们，也够受的。”瑞锦山说，“御药房倒多的是补药，不过性子热，也不敢乱吃。”
提到补药，盛宣怀立刻就向侍候倒茶装烟的丫头说：“你进去问一问姨奶奶，上个月法国领事送的葡萄酒还有几瓶？都拿来！”
“说葡萄酒活血，是不是？”瑞锦山问。
“对了！这种酒养颜活血，药性王道，常服自有效验。不过，法国的葡萄酒也跟我们的‘南酒’一样，要出在绍兴才好那样，得是内行才知道好歹。”
“凡事都一样，总要请教内行才有真东西。”瑞锦山说，“遇着假充的内行，瞎撞木钟，花了钱还受气。”
盛宣怀心中一动，细细体味他的话，似乎在暗示门路独真，如果搭得上话，花几万银子，弄一任上海道台当当，倒真不坏。
就这沉吟之际，丫头已来回报，酒还剩下六瓶。盛宣怀叫分成两份，一份四瓶送李莲英，另一份两瓶送瑞锦山，“你不要嫌少！原是不值钱的东西，只是眼前不多。”他说，“等我托法国领事多买它几箱，一到就送进京去。府上住哪里？”
“我住在后门。”瑞锦山说了地址，盛宣怀亲自拿笔记了下来。
“宫中也用外国酒不用？”
“有的。一种‘金头’，一种‘银头’。”
这一说将盛宣怀愣住了，他虽颇识洋酒之名，却再也想不出“金头”“银头”是什么酒。
“为这两种酒，还闯一场大祸。洋玩意真不是东西！”
盛宣怀越发诧异，必得追问：“怎么会闯大祸？”
“是去年八月半，老佛爷在瀛台赏月，一时高兴，叫拿法国公使进的酒来喝。瓶塞一开，只听‘砰’的一声响，好大的声音，吓得皇上脸色都变了！”
“原来惊了驾，糟糕！”
“这还不算糟！一声响过，酒像喷泉似的往外直涌，溅得大公主一身都是。
小太监急了，拿手去捂瓶口，越捂越坏，白沫乱喷，搞得一塌糊涂。老佛爷这下可真动了气了！”
“这小太监呢？当然倒了霉？”
“倒霉倒大了！一顿板子，打得死去活来，不是大公主心好，替他求情，只怕小命都不保。”
盛宣怀明白了，所谓“金头”“银头”，原来是香槟酒。不过不必逞能，为瑞锦山说破，只问：“那以后呢？还喝这两种酒不喝？”
“自然要喝。”
“要喝不又要闯祸了吗？”
“不会了。请教高人，得了个窍门，先把瓶口的金银纸包封取下来，再拿钉书用的钻子在瓶塞上钻个洞，酒气放光就不碍了。”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妙计”！盛宣怀笑道：“这一招真高！可那位‘高人’是谁呀？”
“内务府的立大人。”
“原来是立豫甫！”盛宣怀点点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
“立大人还说，这种酒，规矩是要听那一声响声。不过咱们中华大邦，跟夷情不同。他也是怕惊了驾，不敢进这种酒。”
“亏得是法国公使进的。”盛宣怀说，“如果是立大人进的，只怕他也要倒霉！”
“那还用说！就算老佛爷不追究，挨了板子的可记上进酒的人的恨了！”
这算是让盛宣怀学了一次乖。不由得想起乾隆年间有人进贡上好的徽墨，“万寿无疆”四个金字，磨到后来变成“万寿无”，进墨的人，竟因此严谴。以后进献新奇珍品，务必考虑周详，不然弄巧成拙，关乎一生富贵得失。
也就因为有此警惕，便格外要打听宫中的事事物物。主人虚心求教，客人正好卖弄，宾主谈得十分投机，直到听差来请入席，方始告一段落。
坐上饭桌，换了话题。这时候该瑞锦山向盛宣怀有所打听了，先是问北洋衙门聘请客卿的薪水，接下来问到北洋所收“海防捐”的实数。谈来谈去是钱，盛宣怀自具戒心，不尽不实地敷衍着。
瑞锦山也很厉害，耐着性子套问，提到购船经费，终于问出花样来了。
“咱们跟外国买船，也是给现银子吗？”
“不是！”盛宣怀说，“要买英镑汇了去。”
“到哪儿去买啊？”
“那家外国银行都可以买。不过总是请教汇丰银行。”
“为什么呢？”瑞锦山问，“莫非跟汇丰银行可以少算一点儿？”
“不！镑价是一律的，逐日行情不同，是高是低，都看外国电报来挂牌。”
盛宣怀答说：“至于专跟汇丰银行生息，买镑只要转一笔账，可以省许多手续。”
从这几句话中，瑞锦山知道了两件事：一件是北洋有款子存在汇丰，一件是镑价的行情，逐日不同。这跟银价与钱价一样，有时银贵钱贱，有时钱贵银贱，如果贵进贱出，就是吃亏，否则便占了便宜。
懂了这个道理，瑞锦山发觉其中大有讲究，“盛大人，”他很谦虚地说，“这我可能跟您老讨教了。镑价行情，既然有高有低，那么买镑是该趁低的时候买，还是趁高的时候买？”
“自然是趁低的时候买。”
“如今是高是低？”
“如今算是低的。”
“既然镑价低，就该多买一点儿搁在那里，反正是要用的。盛大人，你说是不是呢？”
一句话将盛宣怀问住了，心里不免失悔，不该将洋务上的诀窍轻易教人。
虽然这笔购船的经费不由自己经手，但自己经手过别样向外洋购料的经费，买镑总是低价高报，而外汇牌价，不用跟银行查询，申报上每天登得就有，倘或调账彻查，弊窦立见，那时要弥补解释就很难了。
这样转着念头，竟忘掉应该答话。瑞锦山见他发愣，知道自己的话是问在要害上，笑笑说道：“盛大人，我是瞎琢磨，问得大概不在理上。”
“不，不！”盛宣怀这才想起，还该有句话回答：“如果是自己做买卖，照你的办法，一点儿不错。不过公家的事，又当别论。什么时候该买镑汇出去，要看咱们驻外国的钦使，什么时候来电报？早汇了去，人家也不肯收的。”
最后一句话不但成了蛇足，而且成了骗小孩的话。彼此交易，买方愿早交款，卖方岂有不收之理？瑞锦山阴恻恻地一笑：“洋人买卖的规矩，跟咱们不一样。”
这一笑，笑得盛宣怀很不自在，不过他的脸皮厚，不会出现惭色，定定神答道：“洋人做买卖，一切照合同行事，迟了不行，早了也不得。再说，既然是拿银子存在汇丰生息，早买了镑，白贴利息，也不划算。”
这番掩饰，总算言之成理，再看他从容自若的神态，瑞锦山倒有些疑惑自己的想法，似乎不见得对，因而丢下不谈，换了个话题。
“外国银行的利息怎么样？”他问，“是不是比咱们的银号钱庄要高一点儿？”
“也不见得。”盛宣怀学了个乖，不肯透露确数，“而且存的是活期，比定期的更低。”
“既然如此，贪图什么呢？”
“贪图他靠得住。还有一层好处……”话到口边，盛宣怀突生警觉，真所谓言多必失，心中悔恨不迭。
然而漏洞已经出现，瑞锦山当然捉住不放，“什么好处？”他说：“盛大人也教教我！”
逼成箭在弦上之势，盛宣怀无法闪避，转念一想，教他一个乖也好，便放低了声音说：“洋人做买卖有样好处，最看重主顾。譬如说，你有款子存在他那里，不但靠得住不会倒，而且有人去查，他们也不肯透露的。”
“这就是说，谁有款子存在他们那里，除了本主以外，没有人知道？”
盛宣怀一拍掌说道：“对了！锦山，你行！一点就透。”
“这……”瑞锦山有些不大相信，“奉旨去查也不行？”
“是的。”
“那不成了抗旨了吗？”
这话说得严重了，盛宣怀有些不安，“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他赶紧摇手，“外国银行，自有他们国度的公使管辖。咱们皇太后的懿旨行不到他那儿，就谈不到抗旨。”
“这么说……”瑞锦山也缩住了口，他本来想说：“盛大人总也有款子存在外国银行？”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搞成不欢而散，大可不必。
话虽未说，意思已明明白白地显在言外，盛宣怀当然不会追问，但很想解释，自己并无存款在外国银行。转念一想，这样说法，就如俗语所谓“越描越黑”，是很傻的事。
宾主之间，开始出现了沉默。因为一直谈得很起劲，忽然有话不投机的模样，彼此都觉得难堪，也都觉得该打破这一难堪的沉默。
“锦山……”
“盛大人……”
两个人是同时开口，也都同时停住，“锦山，”盛宣怀让客，“你有话先说！”
“盛大人，我还想跟您老讨教，跟外国银行借款行不行？”
“当然行！不过要看什么人借。”盛宣怀低声说道：“锦山，是不是你想用钱？”
瑞锦山心中一动。照此光景，只要自己开口，几千银子可以稳稳到手，如果打李莲英的旗号，10 倍于此的数目，也是手到擒来。
他的念头尚未转定，盛宣怀却又开口了：“如果你想用钱，我可以替你想办法，不用花利息。”
“怎么办呢？”
“你要用钱，想来不会多，无非万儿八千，我想法子在那里替你挪一挪。电报局在外国银行里也存有款子，利息很微，算不了一回事，我替你垫上就是。”
瑞锦山恍然大悟，其中还有官款私借的花样。而且盛宣怀的口气甚大，“万儿八千”还说不多，那么多则就是以10 万计了。
“多谢盛大人！”瑞锦山站起来请个安，“等我要用的时候，再来求盛大人。
今儿打搅不少时候，该告辞了。”
李鸿章得知此事，把盛宣怀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跟着我已这么些年了，平日间办事也还机智，今儿个怎么了，活转去了吗？叫一个小孩子骗了。”
盛宣怀满脸通红，做声不得。
“中堂息怒。”周馥趁机打圆场，“也怪我们太掉以轻心了，没料到宫中还厉害着呢。”
李鸿章叹口气，喝了两口茶，说：“老佛爷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吗？现在是想打狗吃，反而叫狗给咬了。”
“中堂，这小子是不是就是想多要点儿银子。”盛宣怀觉得银子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干脆给李公公也送个十来万两。”
“放屁！”李鸿章咳一下，差点儿让痰给呛了，“这事儿没什么。老佛爷的意思我还不明白吗？”他笑了几声，说：“老佛爷想弄个她喜欢的大花园，还有60 大寿，还有庆婚大典，哪样不是钱。你那一点儿钱够吗？”
盛宣怀和周馥恍然大悟地说：“她老人家想从北洋这儿挤兑点儿军费呀！”
李鸿章对于宫廷要银子的事十分矛盾。他很清楚慈禧会怎么想：既然北洋海军已如此强大，又何必急巴巴地把不多的银子拨过去呢？她是个聪明人，总是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获得她想要的东西：权力和金钱。李鸿章自以为在权术上颇有造诣，不过同慈禧打了几次交道后，就知道这个女人十分厉害，简直就是一个可以看穿别人心机的女巫。
他记得第一次晋见太后时，他年富力强，是赫赫有名的淮军统帅，位在江苏巡抚。当他诚惶诚恐地在砖面上磕了三个响头后，听见一个柔和但却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女人声音：“平身吧，给李巡抚看座。”
李鸿章心里很感动，他听说慈禧太后是个漂亮的女人，很想好好瞧瞧。趁起身之际，往上瞥了一眼。却只见一个木头木脑的小皇帝坐在前面想心事，而帘子背后的人，却无法看得清。
“李鸿章，你的淮军很能打仗，是吗？”慈禧太后问。
李鸿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自己的军队厉害，当然可能引起皇室的高度警惕了。一想到帘子后面的女人正在想办法一步一步收拾他，他就开始浑身冒汗，仿佛蒸汽都在从身上、脸上往上冲，雾蒙蒙的难受。
“平长毛和捻匪，淮军也同湘军一样，立了大功啊。”慈禧看李鸿章急得答不上话，心里好笑，替他解了一次自己设的围。
“那是托太后与皇上的洪福。”李鸿章忙回答。
“听说曾国藩在裁撤湘军，他这样做很对。你说呢？”慈禧太后说话说得软绵绵的，但话的内容却呛死人。
李鸿章听了这话心里直打鼓，他再次见识了这个坐在帘子里女人的厉害。
句句往要害地方问。但他已支吾过一次了，这次无论如何要回答才是。他清了清嗓子，说：
“曾帅率湘军历经数年，披肝沥胆，剿灭乱匪，堪称伟业。现曾帅又为朝廷计，主动裁撤湘军，实在是大儒举措，忠君爱国之心，前无古人。臣等愿追随曾帅，尽快遣返淮军，以报皇恩。”
“好，好。”慈禧太后笑着说，“你们有这份忠心，我就放心了。也不是都要裁，裁光了，他日有事，又如何办呢？”
“是，是。”李鸿章松下一口气，慢慢才收了汗。
想起那次进见，李鸿章现在还心虚，要是当时哪一句话没说妥帖，自己早就到一边儿喝茶去了。不管怎样，他不能拂了老佛爷的兴头吧，北洋海军买快船的事，看来要搁个一两年。这也没什么，反正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东方称霸是没什么问题的。况且，十几年来，凭他李鸿章的外交手腕，与各位列强也相处得马马虎虎。战争不是说来就来的。
不过，了解了慈禧的想法后，李鸿章觉得办事挺没劲儿。他脑袋里冒出个吓他一跳的念头：随你拼命撑持，她也得玩个精光！
醇亲王了解了北洋海军的情况后，4月26日回京。不过早就电奏在先，要五月初一才能复命，因为此行带回许多船舰、炮台、船坞的图说，尚待整理进呈，同时十几天巡行数千里，见闻极多，关于大办海军应兴应革事项，亦须通盘筹划，至少要有三四天的工夫，才能毕事。
不过醇亲王巡视的经过，慈禧太后不待他复命，就已明了，因为李莲英亦须复命。照他的看法，办海军根本不需那么多钱，尤其养船的费用，可以大事撙节。此外也谈到北洋衙门气派之大，以及北洋官员薪俸之优，言下颇有不平之意。
这自然有些过甚其词，他的意思是要迎合慈禧太后早就存在心里的一个想法：与其让你们胡花，不如我自己来花。果然，慈禧太后当时就作了一个决定：早日降懿旨宣示归政，这也就是决定催促醇亲王将该兴修的禁苑工程，早早完工。
五月初一清早，醇亲王的复奏递到，共是一折一片。奏折中陈述察度北洋形势、应建海军规模及练兵选将，首重人才，所以军事学堂，必须推广的大概情形。力主增拨海军军费，进一步扩充北洋舰队。附片是密保得力的海陆将领、文武人员。慈禧太后看得很仔细，印证了李莲英的陈述，对于北洋的全盘情势，自以为已了然于胸了。
召见之后，自然有一番奖勉。然后听醇亲王口述看操的情形。
觉得意外的是醇亲王的态度。原以为他会奏请暂缓归政，不想竟出以训政的建议，而且“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这两句话，等于说是训政永无限期。这是醇亲王在表明心迹，他永远不会以皇帝本生父之尊，生什么妄想。用心很深也很苦，倒不能不领他的情。
不过她最注意的，却是翁同龢草拟的那个奏折。反复玩味，看出具名在这个折子上的人，与具名在礼亲王世铎领衔的折子上的人，主张并不相同。在御前大臣与毓庆宫的师傅看，请皇太后暂缓归政，是有限期的，“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这“一二年”就是限期，而不提训政，也就是表示：一到归政，大权应归皇帝独掌，皇太后不宜再加干预。
了解到此，慈禧太后不免心生警惕，灯下辗转思量，总觉得这一两年，得要好好利用。果然能在这一两年中，完成自己的心愿，又能教导皇帝成人，同时设法定下一种很切实的禁制，不让醇亲王在任何情况之下成为太上皇，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归政了。
主意是打定了。但兹事体大，想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成语，要找心腹来问一问，看看有失算的地方没有。
这个心腹自然是李莲英。
“你说呢？”她问，“是暂时不归政的好，还是训政的好？”
“这些大事，奴才不敢瞎说。”李莲英答道：“不过奴才在想，从古到今，皇上总得听老太后的话，儿子瞒不过娘去，就算归政了，不训政了，老佛爷的话，皇上不敢不遵。再说，皇上也孝顺，有什么事也一定会奏禀老佛爷，听老佛爷的意思办。”
“若能这个样子，还说什么？”慈禧太后淡淡地说，“就怕人心隔肚皮，谁也摸不透，母子假的，父子才是真的。你说你是听真的，还是听假的？”
“奴才不问真假，只问良心。”李莲英答道，“皇上4 岁进宫，老佛爷亲手抚养成人，让皇上继承祖宗基业，真正是天高地厚之恩。要讲真，当皇上才是真，要讲亲，哪里还有比12年天天见面的来得亲。”
“你这话倒也是。皇帝如果认不清这一层，就天理不容了。”慈禧太后紧接着问，“万寿山的工程，如果即刻动工，得要多少时候才能成功？”
“总要两年工夫。”李莲英说，“等奴才明天去问了立山，再来跟老佛爷回话。”
“不必问了。只告诉他就是，马上预备起来，一定得在两年以内办成。”
“是！”李莲英又接一句：“悄悄儿预备？”
这是暗中点一句，是不是要让醇亲王知道？慈禧太后好半天不做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我来关照七爷。”
有这句话，李莲英便可以直说了，“七爷一定遵懿旨。不过让七爷办事，最好先替他把道儿画出来。”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万寿山的工程一动，就先得有几百万银子摆在那里。”
“几百万！”慈禧太后皱眉了。
“其实也不难。”李莲英说，“一条船就是两三百万银子，不过少买两条船而已。”
这一下提醒了慈禧太后。不久以前严饬各省认筹海军经费，两江、两广，必有巨款报效，因而自语似的说：“得结结实实催一催，等钱到了好办事。”
李莲英知道她指的何事。接口道：“等各省报解到京，总要年底了，怕耽误了正用。”
“那……”慈禧太后愕然相问，“那怎么办？”
“奴才在天津的时候听说，洋人相信李中堂，只要他肯出面借，一两百万不过一句话的事。”
“喔！李鸿章有这么大的能耐？”
“是！老佛爷重用他，洋人自然就相信他了。”
这无形中的一句恭维，听得慈禧太后心里很舒服，“我当然不便跟李鸿章说，让七爷去跟他想办法。”她又问：“此外，看看还有什么来路？”
“大宗款子总要到明年下半年才用，眼前能有100 万银子，加上内务府跟木厂的垫款，工程可以凑合了。至于明年下半年要用的工料，奴才倒想得有一处款项，可以挪动……”
“噢！”慈禧太后大感兴趣，挥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
这当然是一笔大款，而且也不是经常岁入之款。岁入大宗经费，无非关税、地丁，都归户部支配停当，绝不能挪动。慈禧太后凝神思索。终于想到了。
“你是说大婚用款？”
李莲英赔着笑说：“正是，什么事都瞒不住老佛爷！”
“这倒是一条生财大道。”慈禧太后很高兴地说：“大婚还早，款子不妨先筹。
不过……”她沉吟着没有再说下去。
话虽未说完，她所考虑的事，却是可想而知的，挪动不过暂借，拿什么来归还？这一层李莲英是早就跟立山算计好了的，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其实修园子也是为大婚。寻常人家娶儿媳妇，少不得也要粉刷粉刷，添盖几间屋子什么的。何况是皇上的大婚？将来这些账，自然是并在一起来算！”
这就是说，借大婚为名，筹款来修园子。这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名正言顺，比移用海军经费是冠冕堂皇得太多了。
“说得一点儿不错。”慈禧太后越发高兴，“现在先别忙，我自有道理。反正将来是你‘总司传办事件’，一切都好办。”
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底了解整个利害关系，统筹全局，很精明地驳了世铎和伯彦讷谟诂分别领衔的折子，却准了醇亲王的奏请，先将内廷事务的全权抓在手里。至于训政数年，三劝三让，还得要有一番做作。
然而谁也不敢认定她是做作，只觉得她归政的意思极其坚决，真有“倦勤”
的模样。因而群情惶惶，颇有国本动摇的恐惧，王公大臣纷纷集议，决定再上公折。
这些情形看在翁同龢眼里，痛心极了！因为明明有皇帝在，何须有这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惶恐？说来说去，只为皇帝难当重任，大家才觉得少不了慈禧太后。这是当师傅的耻辱，然而谁又能体味到当师傅的人，有着如俗语所说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巧的是，这天在毓庆宫为皇帝讲历朝实录，正好遇到圣祖康熙皇帝幼年诛鳌拜，未成年便亲政那一段。翁同龢一时感触，极力陈述时事艰难，为君之责甚重，苦劝皇帝振作，讲到一半，悲从中来，竟致涕泪交流。
皇帝听太监说过：李鸿藻为同治帝授读时，有一次苦谏勿嬉游过度，亦是声泪俱下。穆宗将书上“君子不器”那句话，用手指掩住最下面的两个“口”
字，读来便成“君子不哭”，因而使得师傅破涕为笑。自己没有这样的机智，更没有这种在师傅伤心之时还能开玩笑的心情，而且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师傅，所有的亦只是两行清泪。
这一下让翁同龢深为不安，亦深为失悔，天子垂泪，岂是等闲之事？所以赶紧站起身来，肃然相问：“必是臣的话说得重了？”
“不与你相干。”皇帝摇摇头说：“我恨我自己。”
“皇上这句话错了！万乘之身，系天下臣民之殷望，至贵至重，怎么可以轻易自责？”
皇帝默默半晌才答了句：“你不明白我心里的事，我亦没法跟你说。”
这是皇帝心中有委屈，而且可以猜想得到，必是宫闱骨肉之间的隐衷。毓庆宫耳目众多，翁同龢不敢多问，只觉得不管为皇帝还是为自己，都必须设法将皇帝的那句话掩饰一番。
于是他很快地看了看侍立在门口的太监，长春宫派来，名为照料，其实监视的总管太监王承南，然后略略提高了声音说：“皇上的心事臣知道，必是因为皇太后不允训政之故。臣下环请，未蒙恩准，不如皇上亲自求一求，皇太后心有不忍，或者倒肯俯允。”
“这几天，也求过好几次了。”
“皇上再求！务必请皇太后回心转意，才能罢手。”
皇帝面求，臣下奏请，慈禧太后觉得再做作不但无味，而且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居然有人以为“亲政关系綦重，请饬廷臣会议”，仿佛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大权授受，要由臣下来决定似的。这在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又有一篇煌煌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发交内阁，颁行天下，说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携，以期妥善。既然王公大臣一再恳求，又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决定在皇帝亲政后，再训政三年。至于醇亲王曾有附片，在亲政期前交卸掌管神机营印钥差使，现在既已允许训政，醇亲王亦当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照常经理。
这道上谕，让恭亲王想起辛酉政变以后，两宫垂帘，他被封为议政王的诏旨，又是一笔你捧我、我抬你，彼此互利的交易，所不同者，交易的一方，由哥哥换做弟弟。25年前尘如梦，恭亲王揽镜自顾，须斑白，瘦骨嶙峋，自觉当年的英气，再也找不出来了。
相形之下，反不如80 岁的老友旧僚宝钧精神矍铄。恭亲王叹口气说：“我真羡慕你！”
“此山望着那山高。”宝钧答道：“还有人羡慕你呐！而且此人是你想不到的。”
“谁啊！”
“七爷。”
恭亲王不做声。提起醇亲王，他总有种惘惘不甘之情，不管从哪方面看，而且任凭他如何虚心自问，也找不出醇亲王有哪件事胜过自己的。照旁观的冷眼，荣枯大不相同，都在羡慕醇亲王，而醇亲王羡慕自己的又是什么？
“七爷最近的身子不好，气喘、虚弱，每天还非上朝不可。从海军大兵轮伺候到三海的画舫，红是红极了，忙是忙极了，苦也苦极了！”说罢，宝钧哈哈大笑。
“他是闲不住的人。”恭亲王意味深长地说：“经过这一两年的折腾，他大概知道了，闲即是福。”
“所以说，他要羡慕你。”宝钧忽然问道：“六爷，你可曾听说，皇后已经定了？”
“谁啊？”
“你想呢！”宝钧又点了一句：“亲上加亲。”
“莫非是桂祥的女儿？”恭亲王问道：“是第几个？”
“自然是二格格。”
“对！”恭亲王想起来，桂祥的大女儿跟小女儿，都由慈禧太后指婚，分别许配“老五太爷”绵愉的长孙辅国公载泽与孚王的嗣子贝勒载澍，自然是他的第二个女儿，才有入居中宫的资格。
“我记不起来了。”恭亲王问道：“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怎么样！不过听说是个角色。这一来，皇上……”宝钧回头看了一下，将话咽回去。
“唉！”恭亲王摇头不语，想起穆宗的往事，恻然不欢。
“方家园快成凤凰窝了！”宝钧又说，“亏得本朝家法好，如果是在前明，父子两国丈，还有亲王、贝勒、公爵之女婿，这门‘皇亲’的气焰还得了。”
“咱们大清的气数，现在都看方家园的风水了！”
“这话说得妙！”宝钧抚掌称赏：“真是隽语。”
“算了吧！但愿我是瞎说。”
谈到这里，心情久如槁木的恭亲王，突然激动了，他说慈禧太后始而不准他在50 大寿时，随班祝嘏；继而不准他随扈东陵，连代为求情的醇、淳两王都碰了钉子，看起来对他是深恶而痛绝之，好像认为连年遭受的外侮，都是他误国的罪过。持这种看法的，大有其人，亦不能说不对，但是太肤浅了。
“她为什么这样子不念亲亲之谊？说起来并不是她的本心，她是不得已而出此。”恭亲王问宝钧：“你我在一起多年，你总应该有点儿与众不同的看法吧？”
这句话将宝钧问住了，想了好半天答道：“我想是期许过深的缘故。”
“不是，不是！你莫非看到了不肯说？”恭亲王冷笑着说：“如果她心中还有惮忌之人，此人非别，就是区区。你懂了吧，她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下宝钧自然懂了。慈禧太后不是吝与予恭亲王以任何恩典，她虽跟恭亲王不和，到底饮水思源，要想到当年保全孤儿寡妇是谁的功劳。至今大公主的恩宠不替，就可以想见她跟恭亲王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私怨。而所以一再贬斥恭亲王，丝毫不假以辞色，诚然如他所说，只是为了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说穿了是慈禧太后是故意装做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不让恭亲王有见她的机会。见她原不打紧，就怕一见了面，恭亲王有所诤谏，就很难处置了。
宝钧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慈禧太后示意动工兴修离宫别苑，恭亲王只是大声答应，不接下文。不但土木之事，力加裁抑，在礼法上恭亲王尤其不肯让步。
宝钧印象最深的是，当穆宗亲政以后，慈禧太后曾经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垂帘听政以来，平洪杨、剿捻子，使宗社危而复安的种种艰辛，恭亲王对此不表异议，只反对在乾清宫召见，因为乾清宫是天子正衙，皇太后不宜临御。
如今呢？慈禧太后不但大兴土木，修三海之不足，还要重兴清漪园，不但移驻太上皇颐养之处的宁寿宫，而且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这一切，在恭亲王当政之日，是不会有的事。
这样想到头来，宝钧忍不住大声说道：“七爷平时侃侃而谈，总说别人不行，谁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个人帮他，然而有人不许。我看，这副担子，越来越重，非把他压垮了不可！”
“唉！”宝钧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话虽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热闹的心，哪怕了解他的苦衷，说一两句知甘苦的话，对他也是安慰。”
“六爷！”宝钧真的感动了，“你的度量实在了不起。我不如你！有时候想起来不服气，还要说一两句风凉话。从今以后，倒真要跟你学一学才好。”
“也不光是对人！”恭亲王慨然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切国事的心，却是不可少的。”
因为如此，宝钧对朝政便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要打听一下。他的故旧门生很多，交游亦仍然很广，平时来谒见的人，总以为他退归林下，是不得已的事，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谈朝局。现在他自己热心于此，别人当然不须再有顾忌，因而朝中的举措与内幕，在宝钧不断能够听到。
除了兴修三海和万寿山的消息以外，朝中当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说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户部与内务府的收入。而在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张，与善于理财闻名的阎敬铭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间，常有龃龉。
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须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面谕该筹300 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亲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300 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600 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300 万银子，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600 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亲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绝不致引起市面混乱。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3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300 万，3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李鸿章坐镇天津，公务繁忙。这个老人高谈阔论，权倾朝野，似乎整个大清国都是他给支撑着。可是近来，朝鲜问题弄得他心烦意乱。以李鸿章的敏锐和远见，他隐隐觉得朝鲜问题弄不好的话，中国会跌个大跟头。
那时，朝鲜的李氏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之态。政界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官吏压榨农民，腐败到了极点，而派系斗争的幕后，是清廷和日本牵着线。
朝鲜承认清廷为宗主国，但清廷实际上并未派出监国。明朝时也是如此，宗主、从属，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的。作为例外，元朝时倒是有过，但已经是600年前的事了，无人记得。清政府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也过问极少。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清政府为稳定朝鲜局势，拘捕了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但数年之后，清廷发现实际控制朝鲜政权的闵妃一族开始接近俄国，为了对付这个局面，李鸿章开始考虑释放大院君，借以抑制朝鲜亲俄势力和抬头。
李鸿章把大院君召到天津晤谈。
“我已向各位军机大臣请求，关于你的释放问题，眼看就可以解决，不过，你归国之后打算做些什么呢？”李鸿章问。
“我吃够了苦头，再也不想担任国事了。”大院君答道。
这时，他看出李鸿章的脸上闪现出一丝疑惑和失望，于是又补充道：“如回宗主国能派我去监国（国政监督官），做些进言之事，还是可以的。”
朝鲜形式上承认清廷的宗主权，而实质是独立国，但一旦迎来监国，瞬间就会失掉独立。大院君为获释，做了一笔非常失算的交易。
“假如有关外交上的事，令郎要同你商量，你将如何回答？”李鸿章问。
“指的是什么事？”
“大清政府现在也是多事之秋，对朝鲜不能处处予以关注，需要让其他国家也分担支援之责。例如：我大清已同日本订约，双方撤出驻防军，以后，军事教官怎么办？”李鸿章又问道。
“劝他向美国聘请。”大院君立刻答道。
大院君知道清政府最不戒备的外国，就是美国。
“那太好啦！……还有别的吗？”
“有……”大院君有点儿吞吞吐吐。“忠告王妃，不要干预朝政。”
“噢……这可是件难事……”
“这有何难，自古以来女人……”
说到这里，大院君噤口不言了。他想说，自古以来女人不许干预朝政，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想起清廷正由慈禧太后这样的女人一手掌权，赶紧闭上了嘴。
“你的心情我全明白了。尽我的力量，说服军机大臣诸公吧。”李鸿章结束了谈话。
其实，只要他决定放，就可以做，用不着请示军机大臣。即使慈禧太后反对，他也有办法叫她让步。
派谁送大院君呢？李鸿章琢磨起人选来。这是需要胆量的任务，还是那个年轻人最合适……
“往项城打电报。……那个年轻人目前有点儿怨气……”
那个时代大都是一个家庭在一起共同生活。在河南省项城县堪称郡望的袁家，在县北的张营修建了碉堡式宅院，左近的人们称之为“袁寨”。
在重视亲缘同乡关系的时代，家族中出了杰出人物，就会给这个家族带来兴旺。
袁家出了“ 大官”， 那就是袁世凯祖父之弟袁甲三。他在道光十五年（15）中了进士。曾国藩是3年后的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所以袁甲三是他的前辈。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比曾国藩晚三期。在清代，同期考中的进士称为“同年”，相互之间如亲戚一样，交往密切。查考进士及第的年份似乎很无聊，其实，明白了这个问题，对许多事情就易于理解了。
进士出身，在军务上威名远扬，这一点，袁甲三与后辈曾国藩、李鸿章相同。袁甲三是漕运总督，但这是名义上的官职，实际上他又指挥军队与捻军作战。
因为出了个总督，项城县张营的袁寨当然是一片兴旺景象。袁甲三出征时，也要从家庭中挑几个可靠的青年当幕僚，被选中的有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
中国的大家族中，同一辈分的人，包括堂兄弟，名字里一般都含有一个相同的字。比如，袁世凯的上一辈都含个“保”字，他的父亲就叫袁保中。
袁世凯排行第三。叔父袁保庆膝下无儿，这也许是跟随袁甲三频频出征的缘故吧。子女满堂的袁保中把袁世凯过继给他。
虽然当了养子，起初仍住在同一个袁寨里。袁世凯8 岁时，养父袁保庆调任山东道员，于是被带往山东。道员也称道台，正四品。
不久，袁甲三的密友马新贻当了两江总督，他认为同样当道员，还是江苏好一些，于是袁保庆安排了职位，先是扬州，继而是南京。袁世凯自然也跟随迁移。大概在南京易于谋生，袁保庆调任南京后，袁保中也举家而来。
袁世凯是个称王称霸的人。养父母觉得他不是亲生儿子，有所容忍，而亲父母因为已经把他过继给了弟弟，尽管住在一起，也不便多加干涉。袁世凯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袁世凯受到两边父母的溺爱。他们为他请了家庭教师，然而，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经常逃学。
家庭教师中有一个姓曲的人，擅长拳法、马术和其他武艺。袁世凯对读书写字只是应付而已，却专心致志地跟曲先生学武艺。他十二三岁时就能骑烈马，为此而自鸣得意。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庆死在南京任上。此时袁世凯16 岁，已经在江南度过5个春秋。这期间，马新贻、曾国藩、何景、张树声先后就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在任上被暗杀，曾国藩也在任上病死，匆匆接任的何景因父丧离职，于是江苏巡抚张树声代理两江总督。这是仅仅5年间的事，在袁世凯幼稚的双眼里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养父袁保庆的葬礼，由他的好友刘铭传和吴长庆主持，办得极其隆重。他们对故友的遗属也做了安排，袁世凯又回到项城县。
袁世凯作为政府高官显宦的公子住在南京时，当过总督的人中，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前辈，马新贻、何景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张树声和李鸿章是同乡。
刘铭传和吴长庆都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袁世凯虽然同这些人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已经注定他是属于李鸿章派系，大概明智者早就给他们这样分群归类了。
养父死后，袁世凯在家乡无所事事。堂叔袁保恒看了训斥道：“年纪轻轻，一天到晚游游逛逛，成何体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喽，住在乡间，优哉游哉，还是把你这小子送到北京去吧！”
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是直隶候补道，即道员候补。袁保龄不论哪方面，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学者。教育族中子弟，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且，因为赴京应考的书生很多，袁保恒指望竞争意识能激起袁世凯的求学心。
第二年，生父袁保中去世。
这时，最为严厉的袁保恒从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酒泉守将升任吏部右侍郎，调到北京。
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啊！每逢想起这一时期的往事，袁世凯总是皱起眉头。
袁保恒本来就是冷若冰霜的人，再加上怀有一种族长意识，总是对族中子弟毫无顾忌地施加体罚。
娇生惯养的袁世凯开始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束。他并不怕体罚，怕的是读书。每天伏案读书，真不如让叔父殴打一顿好受些。
袁世凯次年回乡应乡试，名落孙山。乡试合格，才能成为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他失败了，生母和养母两人乘机劝他与于家姑娘结了婚。
18 岁的袁世凯偕新婚妻子返回北京。适逢河南一带大旱，袁保恒被派往赈灾，于是袁世凯又随行回乡。
光绪四年（1878）四月，袁保恒死在河南开封。
这个毫不留情的监督者一死，20 岁的袁世凯顿时觉得如释重负。
后来，袁世凯经常这样说：“我好歹能读书，能写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叔父……”不过，当时他对袁保恒的死，一定抱有一种解放感。他把手边所有的书都烧掉了。
再也用不着读书了！袁世凯对朋友们说：“丈夫志四海，安能郁郁于笔砚之间，虚度岁月？”
“丈夫志四海”，是三国时代的诗人曹植的诗句。
袁世凯丝毫不喜欢读书，对诗却有几分兴趣。背诵四书五经，他厌烦得不得了，而喜爱的诗总是主动地背诵。
叔父去世那年，袁世凯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长子袁克定。
两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他向督办山东海防的庆军统领吴长庆求情谋事。吴长庆听说袁世凯要来，不禁有些犹豫，说：“那是袁家的不肖子孙呀！”
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也好，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袁家的事情，吴长庆听到过种种传闻。袁世凯厌弃读书，行为放荡，是人所共知的。
吴长庆本人也不那么爱学习。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参加淮军以后一步步升上来的。他跟随李鸿章出入沙场，看到读书人在战争中毫无用场，非常厌恶。
挚友的遗孤袁世凯从小喜爱骑马舞剑，吴长庆也略有耳闻。也许这样的人反倒有出息吧。
淮军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吴长庆指挥的兵团叫“庆军”，刘铭传的军队叫“铭军”，张树声的叫“树军”，都冠以个人名号。由此可见，清末军队已经私有化，代价是养兵费用必须由首领自己掏腰包。
“好！就让袁家劣子当幕僚吧！”吴长庆这么决定了。
果然，袁世凯是个值得重用的人物。1882年吴长庆受命去朝鲜，把他编进随员之中。后来，袁在朝鲜待烦了，又跑回国，到老家去一面享清福。一面注视着官场的一举一动。
“火速到天津。”想来想去，最后李鸿章决定用简短的电文，这样会更为有效。
李鸿章估计袁世凯正在等待着决定性电报。
袁世凯在河南的农村东游西逛，无所事事，但他对时局的动向从未冷漠过，尤其是朝鲜的形势。在北京的叔父袁保龄经常写信给他通告情况。
“世凯的东山再起仍然在朝鲜问题上。”袁保龄总是这么想。
“旅顺来的信真多啊！”袁世凯的妻子说道。
“在旅顺我的知己多，当然信就多。”袁世凯从妻子手里接过来信。
根据《天津条约》，中、日两国都从朝鲜撤退了军队。从汉城撤回的清军，移防旅顺。在朝鲜苦乐与共的战友们现在都在旅顺，难怪他知己要多了。不过，从那里来的信之所以非常多，主要是袁世凯一个劲儿给他们写信的缘故。
袁世凯对别的事情并不挂心，只有朝鲜问题，他不愿败给任何人，一提起朝鲜，就好像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样。
清廷正式决定释放大院君，是甲申的第二年（1885）旧历九月二十日。朝鲜“陈奏使”一拖再拖，终于抵达北京。
“派你押送大院君。”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立刻宣布任务。
“让丁提督去不行吗？”袁世凯反问道。
他从朋友的信中得知，这一任务很多人推举丁汝昌去完成，但李鸿章反对，选中了袁世凯。
“若派丁汝昌去，怕被认为是清军重返朝鲜，就是说，丁这个人太显眼……所以，我想换个小人物。”李鸿章答道。
的确，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军人色彩未免太浓厚。刚刚按《天津条约》从朝鲜撤兵，如果丁汝昌有所行动，恐怕被误解成清政府违反协定。
“是……小人物？”袁世凯似乎很不服气。
“当然，是小人物。只把首脑换一换，其他人员照旧。”
“随行人员都有谁？”
“王永胜、黄金志、张绍华、黄建完……”李鸿章屈指念道。
“全是总兵级的。”袁世凯同意了。
倘若提督丁汝昌带上数名总兵，是很平常的，但是，就一个20 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阵容似乎过于堂皇了。
“这是中堂的有意安排。”袁世凯立刻领会了用意。
选派押送大院君归国的负责人时，丁汝昌的名字被提出来，李鸿章没有立刻反对。他一开始就决定起用袁世凯，只是不急于说出。委派丁汝昌的呼声很高，紧接着便讨论了随员的人选。会议快结束时，李鸿章才不慌不忙地说道：“刚刚同日本缔结了协定，派出以军人为首席的使节值得考虑。随员是军人还可以，只是首席，在目前，我认为不派军人为好。”
这的确是正确意见，谁也不能反对。那么，用谁做首席？不消说，这个人必须熟知朝鲜情况。只是押送，抽调勤务在身的忙人也不妥当。……啊，有了，袁世凯正在家乡，听说他母亲病况好转，用他最合适。
于是决定只掉换首席，随员照旧。
率领一批总兵出使朝鲜，朝鲜人对袁世凯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他们会认为袁世凯很有权势，这就是李鸿章的用心所在。他巧妙地在人事会议上做了些手脚。
一周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使节团在天津上船。大院君及其长子李载冕等20 余人，在大沽口改乘军舰镇海号，开赴朝鲜。
镇海号驶达仁川是旧历八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3日。听到大院君归国的消息，汉城沸腾了。由李鸿章派到朝鲜但转而亲俄的朝鲜税务司穆麟德（德国人）对闵妃一派要人说：“现在正是同俄国定约的时候。”他想最后说服他们。
“大清驻朝商务公署的那个陈树棠又不是吃干饭的，一不留神，与俄国合作的事就会露出马脚！”
闵派要人是慎重的。穆麟德掩饰不住他的嘲笑，说道：“大院君一回国，以清廷势力为后盾，会把你们闵氏全杀光的，如今还怕什么？”
“听说大院君发誓归国后不再参与政治。”
“那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为什么清政府偏偏在这个时候释放大院君？明摆着是为了牵制闵氏家族！”
“我们对清廷是顺从的，大院君也不能把我们怎样。”
“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在海参崴的谈判不是让清廷知道了吗？清廷不会认为你们是顺从的。你们拼命乞求别释放大院君，结果又怎样？……依我之见，不如同清廷所惧怕的俄国打交道。”
“跟俄国人不熟悉……弄不好，会被他们勒索的。”
19世纪末，美丽富饶的亚洲诸国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以怀疑的眼光观察了。
朝鲜接近俄国，也是胆战心惊。清廷是200 余年的宗主国，它的一些做法，大体上已经掌握。而俄国也不无侵略野心，现在接近它，它会怎样控制朝鲜，却无从知道，所以，不熟悉的俄国更为可怕。
“老实说，俄国正寻求不冻港；当然，这会引起英国和日本的不满，美国也一样。……只不过是使用不冻港这么点儿事情嘛。从清廷手里夺回整个朝鲜，然后借出港口的一部分，难道不合算吗？”
“不过，现在……”
也许大院君明天就踏上朝鲜国土，闵妃一党已经顾不上长期对策，得赶快想办法应付眼前。
闵妃找来兄弟们，共同商议。
凭大院君一个人，是无法肃清闵氏一族的。而且，这次清廷使节没带来军队，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于这种意见，闵妃和穆麟德一样，认为他们是太天真了。
“固然，大院君只有两只手，”闵妃说道，“可是，只要有人愿意为他当走卒，他就可能做出大事来。”
闵妃的紧急对策就是立刻处死大院君的残党，斩断大院君的手脚。而且，要尽量戏剧性处刑，使那些与大院君一同归来的人们心惊肉跳，不敢参与同闵派的斗争。闵妃决心要实行恐怖政策。
“3年前煽动壬午军变的叛逆者现已查明。”以此为借口，闵妃逮捕了她认为是大院君派的金春永、李永植等人。大院君一行到达仁川之日的早晨，这些人被“凌迟处斩”。
凌迟是一刀一刀地割杀的酷刑，在死刑中，比绞刑和斩刑更重。
“什么！没人来迎接？一个人也没来？”
登上仁川，袁世凯听说没人迎接，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其实，朝鲜政府派了“迎接使”李寅应去仁川迎接，但是，他得知那天早晨的处刑那么凄惨，吓得躲了起来。大院君到达之日搞处刑，这无疑是闵妃一党对大院君派的宣战。
虽然上司有令，但如果真的去迎接，说不定就会给加上什么罪名，丢了脑袋，想来想去，李寅应到了仁川，但没敢在大院君面前露面。
他之所以到仁川，是不违背上司命令的意思，他之所以没露面，是不欢迎闵派的敌人大院君的意思，这真是无可奈何的处世法。
袁世凯的脸苍白了一阵之后，泛起红潮。他压住愤怒，劝慰自己：今天来的幸亏不是丁汝昌，而是我袁世凯。这种时候，比起他来，我想出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国王的生父归国竟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这是出人意料的。对于这种事态，预先毫无准备，必须临机应变。袁世凯在思考对策之前，就自信他想出的办法一定要比武夫丁汝昌高明。
“该怎么办呢？”
袁世凯把眼睛瞪圆，张望了一阵，又眨了几眨。
大院君归国，朝鲜宫廷采取了冷淡的态度。不，在归国的当日处死了大院君的忠实家臣金春永和李永植，这种态度已超出冷淡，可以说是敌对。然而，民间却没有附和宫廷，他们对幽闭异域多年的大院君寄以淳朴的同情。如前所述，原来与大院君对立的亲日派，甚至在政变后的政府人选中起用了大院君一派的人，就是为了利用民众对大院君的爱戴之情。
大院君在仁川登岸，宫廷没有正式迎接，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据《容阉弟子记》记载：“二十五日抵仁川，韩之绅民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仁（仁川）至汉（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
仁川是首都汉城的出入门户。当时朝鲜的主要开放港口有仁川、釜山、元山等三处，清廷在三港均设“分署”，类似领事馆。因为清廷对朝鲜总抱有宗主国意识，所以尽可能避开外交用语，在首都汉城的公使馆称作“公署”。
以袁世凯为首，一行人登陆后，在分署下榻。仁川有日本相英国的领事馆，他们分别来清廷分署拜访。
按照外交礼节，应当回拜，但大院君没有去，这是出于谨慎。日、英两国领事祝贺大院君归国，到的是清廷分署，所以需要袁世凯回拜。停泊在仁川海面的英国军舰上的官员也来拜访。
“英国军舰是闵妃特意叫到仁川来的。”心腹们把街头巷尾的谣传告诉袁世凯。
“这很可能……”袁世凯点点头。
释放闵妃的仇敌，引起她对清廷的怨恨。她刚刚采取靠近清廷的姿态，同亲日派斗争一气，却挨了当头一棒，自然对陪同大院君归来的袁世凯也恨得咬牙切齿。
叫来英舰是一种示威行动，暗示朝鲜被清廷抛弃了，但还有英国、日本以及俄国。
亲日派在朝鲜有牢固的根基。巨头金玉均虽亡命国外，但余党并未销声匿迹。而朝鲜同俄国联系，也是无可掩饰的事实。穆麟德在背地里穿针引线，已经是人所共知。朝鲜暗派使节去海参崴，也已被清廷的东北官宪所察知。
朝鲜同英国的交往，一直没公开。闵妃把英舰叫到仁川来，其意不外是向清廷表示：“不光是俄国和日本，还有……”市井流言，可能是闵妃一党有意散布的。
“这真是一件棘手的事……”
袁世凯苦笑了。回拜之前，他往汉城打了电报，毫不含糊地责问为什么不派人前来迎接。其实，他完全清楚闵妃的心思。
接到电报，朝鲜宫廷这才勉强又派出迎接使。
袁世凯对朝鲜宫廷使者说道：
“我奉朝廷之命来送汝王之父，汝等竟如此简慢亵渎，不拘有何缘由，外观必须郑重严肃。仁川这里有日、英等外国使馆，若被他们说朝鲜简直没有君臣父子之情，你们不觉得羞愧吗？”
20 多岁的袁世凯向朝鲜内阁大臣级使者说教。
8月27日，袁世凯和大院君一行人进了汉城，即阳历的10月5日，星期一。朝鲜国王在南门外张起帐篷，迎接生父。相隔3年，骨肉相聚，本当十分高兴，然而，国王的表情却非常拘谨，他是怕得意忘形，妻子闵氏一定会恼怒。在他周围，到处有闵氏的亲信心腹，虽为国王，却极端害怕侍卫们向他妻子告状。
大院君的私邸云岘宫里住着他的老妻和侧室，她们列队门前，恭恭敬敬地迎接主人归来。
“你不要作政治性发言。如有外国使节拜访，可以出门回拜，国内权贵、政客的拜访，就不要去回拜了。”
袁世凯把大院君送到云岘宫，临别时叮嘱了一番。
后来，闵妃下令禁止文武百官同大院君互访和书信往来，还公布了《大院君尊奉仪节别单》8 条规定。在尊崇大院君的名义下，严格控制云岘宫的出入，实质上就是幽禁大院君。
闵妃又往云岘宫附近派驻军队，大院君的家臣、仆从终日惶惶不安，逃亡者陆续不绝。
袁世凯会见朝鲜国王，对处死金春永、李永植等人提出抗议，要求今后不得加害大院君方面的人员。
包围云岘宫的军队不久又撤回，这并不是屈服于袁世凯的抗议，而是因为担当参谋角色的穆麟德劝告闵妃：“这样明目张胆地镇压，不但给清廷以介入的口实，也会给外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没有好处。”
这年6月，李鸿章免除穆麟德“外署协办”之职，一个月后，又把穆麟德的“税务司”职务解除了。然而，穆麟德依然留在朝鲜，担当闵妃一党的外交顾问，薪金300 元，可以自由出入朝鲜宫廷。闵妃一党想利用穆麟德详知清廷内情这一点，以抵抗清廷行使“宗主权”。穆麟德当然还要劝闵妃与俄国勾结，而闵妃也没有放弃此心。
后来，俄国派驻天津的领事韦贝转任驻朝鲜公使。
前途莫测，但袁世凯此行的任务只是押送大院君而已。
“你还惦记这里的事？该回去了。”随同前来的王永胜斟酌一番用词后说道。
总兵王永胜不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比袁世凯高出很多，但这次朝鲜之行，袁却是首席，他只是随员。袁是上司，必须尊重，但也有一定限度，过于尊重也不适当。
尽管担心朝鲜的局势，但任务完成了，就必须回国。袁世凯突然笑起来。
“哪里，无所谓惦记不惦记，听其自然吧……”
袁世凯一边笑着，一边反省：心事让王永胜看出来了，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搞外交的，这简直是耻辱。他满不在乎地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
“真的？”
王永胜表示怀疑，心想：这小毛孩子！但又一转念：或许他将来会是真正的大人物。
袁世凯在朝鲜停留十几日，这期间他写了一篇《摘奸论》，交给李熙。
这是篇揭发奸党的文章。“奸”，主要指俄国，具体是指在朝鲜、俄国之间跳窜的穆麟德。
在短暂的停留中，袁世凯向值得信任的金允植剖析了国际形势和俄国的不足信赖，劝告他少接近穆麟德和韦贝，小心俄国的阴谋。他把劝说金允植的话写成文章，就是《摘奸论》。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把《摘奸论》递交朝鲜国王，是9月7日。
其内容也向政府高级官员公开了，据说，读了它，“王及王妃均惊悟”。
次日，国王召见袁世凯，长时间笔谈（朝鲜人多识汉文，但口语难通，故当时中朝官员多用笔交谈）。
“俄国一向以最小劳力换取最大效果，派遣军事教官一事，更须戒备，它会由此抓住朝鲜兵权，乘隙而入。俄国物色不冻港，只有在朝鲜，它怎能不生出觊觎之念？”袁世凯反复论说。面对面的笔谈要比《摘奸论》更具体、切实。
他把穆麟德的策略批得体无完肤。
“用这样的人，国家也会被他盗走的！”穆麟德被清廷解职以后，朝鲜政府雇用为“典圆局差使”。现在，国王决定给3个月的薪金作为退职金，将他解雇。
失业后的穆麟德造访袁世凯。
“有没有什么工作？”
此事，《容庵弟子记》中也有记述。如果是事实，那么穆麟德的脸皮可够厚的了。他也许是假借找工作，探听清廷方面的虚实。
袁世凯完成任务，9月18日回天津，立刻向李鸿章作了汇报。
李鸿章边听边点头，没有插言，可见袁世凯的汇报很得要领。听完之后，李鸿章说道：“公署太软弱喽！……”
袁世凯对于驻朝鲜公署只字未提，当李鸿章提及时，才答了一声“是”。
陈树棠似乎没有魄力，但也没有特别可指摘的缺点，只是缺少威严罢了。
“需要改组！”李鸿章捋着胡须说道。
“名称也需要改。”
“商务公署这个名称也太软弱！”
“这只能被人当做领事馆。”
“有人提出让徐承祖兼任。”李鸿章平淡地说。
徐承祖是驻日公使，就是说，让驻日公使兼任驻朝鲜公署首长。
“这可不妥。”袁世凯说道。
“我也反对。”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
他想说：朝鲜已成为国际政局的一大焦点。中、日两国之外，近两年来，英、美、德、俄、意大利等国分别同朝鲜缔结了条约。听说法国也在进行活动。
俄国任命了驻朝鲜公使。外国已开始重视朝鲜，而清廷却让驻日公使去兼任，确实不妥当。
“这是井上的意见吗？”袁世凯问道。
驻日公使徐承祖在半年前同日本外务相井上馨面谈，井上对徐说：“希望贵国改派更有决断能力者做驻在朝鲜的负责人。委任以后，请他来访日本，不但可以受到阁下的有益教导，还可以同我国有关方面会晤，交换意见，今后同我国驻朝鲜公使和睦相处。”
徐承祖把会谈内容详细地报告了李鸿章。此事，袁世凯早就从叔父袁保龄那里听过。凡是有关朝鲜的事，袁世凯确信自己比谁都“通”。
李鸿章的眼睛闪了一下：他怎么知道？李鸿章马上就想起自己曾把徐承祖的报告给袁保龄看过，而袁保龄总是把朝鲜的任何事情都告诉给侄儿，因为袁世凯要以通晓朝鲜为政治资本。其实，李鸿章也估计到这些消息都会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
“哈哈哈……”李鸿章笑了。“外国政客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害。……让陈总办去做，确实有困难。”
这一年（1885），清政府向外派出公使的有日本、英、美、德、法、俄、西班牙、秘鲁、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12个国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兼任英、俄两国公使，7月时同刘瑞芬交接，刘也兼任英、俄两国公使。许景澄兼任德、法、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6 国公使，张荫桓横跨大西洋兼任美、秘鲁、西班牙3 国公使。
清政府虽与12 国互换公使，但实际只派出公使4人。4人之中，专任只有日本的徐承祖，所以徐承祖向李鸿章提出他兼任朝鲜，并不奇怪。
“是啊，应当找一个更果断的人。”袁世凯道。
“让徐承祖专注于日本吧，朝鲜那里派一个特别有决断能力的优秀人物去，已定下来了。”
“是我吧？”
“哈哈哈，你真是恬不知耻……”李鸿章边笑边说。
“一定不辜负中堂瞩望。”袁世凯立刻郑重地说道。
“吴大澂学识渊博，但称不上奇才。”李鸿章的谈话似乎不着边际，但这里有他的一贯脉络。
前一时期吴大澂曾运动过，想担任驻朝鲜公使，对此袁世凯也有耳闻，李鸿章的讲话就是以此为前提。吴大澂是进士出身，在金石学方面被称为泰斗，受到人们尊敬，然而驻朝鲜公使的差使对他却不适合。这里需要“奇才”。李鸿章承认吴大澂是学者，却不认为他是奇才。
“奇才，还得属我袁世凯吧？”袁世凯毫不胆怯地说道。李鸿章不太高兴地皱了一下眉头，但还是点点头。
“马上就出发。”李鸿章说道。
对于政府来说，朝鲜不是纯粹的外国，所以不用公使这一名称，但实质上这却是一次公使的人选。当时，大使这一名称只用于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派遣的全权大官身上。由于清政府不是国际政治上的大国，即不是列强，所以驻外负责人均用公使之名。等级是二品或三品，相当于道员、省布政使、内阁各部次官。
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推荐他时，李鸿章耍了一些花样。他不但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识大体”，还说是朝鲜国王李熙曾要求派遣“熟谙朝鲜国俗，时务练达的袁舍人”。
李鸿章起用袁世凯的奏折是9月21日呈递的，在袁世凯向他汇报的3 天后。
两天后，9月23日，发出上谕：“以道员办用，加三品衔。”
道是仅次于省的大行政区，台湾由福建管辖时是台湾道，其长官是道员。
道员实际是正四品官，所以这是特意给袁世凯的待遇。一年前，徐承祖受命驻日公使时也是以道员任用的。以前袁世凯驻在朝鲜时以同知被任用，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
汉城的公署也被改组。以前称商务公署，带有总领事馆的性质，这次扩大为公使馆规模，袁世凯的正式职称是“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陈树棠在任时只办理商务，现在增加了“交涉”。“交涉”就是“外交”，因为清政府把朝鲜视为属国，总避开外交一词。陈树棠当时被称为总办，而袁世凯则称为总理了。
公署人员，在陈总办时代是12人，袁世凯赴任后增为22人，将近一倍。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增加到54人。上记数字自然不包括仁川、釜山等公署的人员。
10月7日袁世凯偕同李荫梧、姚文藻等人踏上赴往朝鲜的旅途。李是仁川、姚是釜山的负责人。
袁世凯之下有两名随员，即谭赓尧和张承涛。英文翻译是唐绍仪，日文翻译是张光甫，朝鲜通事是金大用等一伙人。后来的大人物唐绍仪的身份显得很低，但薪金上，因为是英文翻译，给了120 两。而随员谭、张才80 两，相比之下他的待遇很高。日文翻译张光甫仅30 两，显然唐绍仪在当时已经被重视。日文翻译的30 两比起朝鲜通事的15 两来，还多一倍。至于仁川和釜山的分署负责人，则都是200 两。
可以想象出袁世凯那副得意扬扬的样子。刚满26 岁，竟然把堂堂进士出身、年已50 的吴大澂击败，弄到了驻朝鲜公使的位置。他摇晃着膀子在仁川登陆，是很自然的了。袁世凯谒见朝鲜国王是10月15日，阳历11月21日，星期六。
“不管怎么说，没有军队……”
李熙的口气是把一切简单地归结为武力。他辩解，有时不听从清政府，是因为它撤退了驻防军。
“如能派来大军，我们将只依赖上国。”李熙说道。
朝鲜国王向袁世凯请求出兵，似乎是件怪事，其实，他的发言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一定有闵妃的主意起作用。
朝鲜国作为一个国家，要求独立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也是多年的夙愿。但是，在独立以前，各派势力之争相当激烈。闵妃一族的事大派，必须全力对付以日本为背景的开化派，因此就需要清政府的武力。然而，由于释放大院君归国，加深了闵妃一派的抱怨情绪，认为“清政府是依靠不得的”。不依赖清政府，就得把“保险”放在别国，自然要向俄国联系。但是，清政府对朝鲜同俄国交往一事，又极其神经质。
朝鲜国王还通过李鸿章不断向清朝廷提出“奏咨”，请求“遣兵驻防”。
清政府同日本之间缔结有《天津条约》，出兵朝鲜时必须通告日本，恐怕日本也要派出相同数目的军队。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清政府不能出兵。
“因为同日本有条约，不能常驻大军，但仁川有清舰数艘，一旦有事，会作出反应的。”袁世凯这样回答了朝鲜国王。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是近代活跃在朝鲜中下层社会的秘密宗教组织。东学党的成员自称“道徒”，最善于编造和传播“流言飞语”：“东学党的全奉准大将是个超人，他能够在空中飞行，在水底下自由呼吸……”
“听说，月神从天上派了两位神童来辅佐全大将打天下呢。”
“参加了东学党，就能够成为超人，可以刀枪不入呀。”
……
这样的“流言”，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无疑具有巨大的煽惑力和召唤作用，而使政府头痛不已，不得不派兵血腥镇压。
于是，1894年5月，在高耸入云的白山里，响起了一阵猛过一阵的“轰隆”“噼啪”的激烈枪炮声。几千名手持新式毛瑟枪的朝鲜政府军士兵，在12门克虏伯速射炮的火力掩护下，一边开枪射击一边冲锋，围攻着数万衣衫褴褛，手握竹刀、竹枪的“东学党”战士。
在距今100年前的那个时代，毛瑟枪、克虏伯大炮堪称为无坚不摧、所向无敌的先进战斗兵器。谁拥有了它们，谁就获得了战场的控制权。
枪炮声中，拼死抵抗的东学党战士一批批惨叫着倒了下去。断肢残腿被猛烈的炮火炸得满天飞舞……一场攻防战斗变成了一幕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枪炮猛烈无情的打击下，终于，东学党的人肉防御圈土崩瓦解了，人们被枪弹炮火驱赶着四散奔逃，或者钻入死人堆中，装死以求躲避过这场劫难。
被派来镇压的政府军部队是朝鲜全罗道观察使金父铉的手下。虽然是地方守备部队，但将士骁勇强悍，武器精良，全部配备了清政府赠送的德国造毛瑟枪和克虏伯速射炮，能够连续射击，堪称当时朝鲜军队中的精锐之师。同时这支部队的凶狠残暴也是出了名的。攻占了东学党的圣地白山后，政府军立即清理战场，大肆搜捕来不及逃离战场的东学党士兵，共捉到2000 多人。主将宋风浩下达了处死全部战俘的杀戮令：用刀剑砍杀，用长矛戮死，用毛瑟枪扫射，……只一阵工夫，2000 多名活生生的战俘，就被屠杀成了一大堆鲜血淋漓的血肉尸首。
拼死杀出重围的东学军残部撤进距离白山脚下大约有4 公里的一座叫黄土岘的山里。政府军穷追不舍地包围上来。
猛烈的炮火轰击后，政府军正要发动进攻，天突然降下大雾。
先锋队率先冲进迷雾，主力军也不敢怠慢，迅速跟进，这样，政府军全被诱进黄土岘的深山里去了。
“噼啪”，从前方的浓雾中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便听见对方的还击声。
“可能先头部队已经同敌军遭遇了！”不愧是职业军官，凭枪声就能推测出战斗的景况。政府军方面枪声密集，而东学军方面很稀疏。
“我军在前进，在以压倒性的优势前进着！”
“这下子我们胜啦！”
“先头部队可是太勇敢啦！”
军官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
东学军还击的枪声稀稀落落，而且越来越远。
“敌人要跑掉，快呀，追！”
当明白了这是一场胜仗时，见利不让的士兵们精神振奋起来，朝东学军阵地上冲去。
“看样子都跑掉了，一个人也没有。”前线的传令兵带来这样的消息。
“扫荡！树背后、草丛里总会有一些掉队的。向前猛攻！”军官命令道。
进攻这种阵地，等于闯入无人之境，只有此时，官军们才很勇敢。全军以雪崩之势冲了进去，把整个阵地找遍了，连一个残兵也没有。
“等一会儿就追击，先原地休息一下。”
政府军官兵在东学军放弃的阵地上，东倒西歪地歇下了。还不到5 分钟，突然响起了喊杀声。成千上万名东学军战士挥舞着竹刀、竹枪，呐喊着冲了过来。
政府军正毫无戒备地休息，把枪炮随处乱扔乱放着。在东学军出其不意的袭击下，顿时大乱，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别慌，别慌！充其量不过是些农民！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惊慌！”
军官并不都是无能之辈，但任凭他破着嗓子喊，用手枪、刀剑威胁，军队已惊恐万状，争先恐后地四散逃命。
“别跑，不要跑！可能敌人还有第二个埋伏！”多少有点儿战斗经验的人，作为常识，是应该懂得这一点的。但是，少数几个头脑冷静者的声音无法送进极端恐怖的众人耳朵里。
果然，东学军早已设好了第二个陷阱。
昨天从白山退却时，东学军分成两路，一部分高举大将旗，退往黄土岘；主力却退到了扶安。政府军紧紧追击撑着大将旗的这股，而放弃了逃往扶安之敌。然而，朝扶安方面撤去的东学军，入夜之后，突然转向黄土岘。这是从白山撤退时东学党领袖制订的作战计划。
从扶安踅回的东学军成了伏兵。他们向溃不成军的政府军展开了猛攻。
官军溃散了。
这次黄土岘战役，据说只有十几名官兵死里逃生。
这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东学军从政府军那里夺来的枪、炮、弹药，一下子变成拥有新式装备的军队。
随后，东学军又浩荡地返回白山，是胜利而归。东学军完全变了样，竹枪换成了步枪，破衣烂衫换上了正规服装。
于是，东学党发动了大起义。并且乘胜前进，连续攻占了朝鲜南部的金州、忠清、庆尚三道，国都汉城危如累卵。
东学党起义军攻陷朝鲜南三道的消息传来，朝鲜王室和大臣们大为震惊。
东学军会不会就这么把李氏王朝彻底推翻？国王及政府领导层的心里隐约浮现出不祥的念头。
“非借助清兵来镇压不可了。”阁僚会议上，国防大臣闵泳骏提议。
闵泳骏的“借兵论”最先在5月16日的阁僚会议上提出，但遭到国王和大多数阁臣的激烈反对。因为依据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将出兵。这样一来，朝鲜国土必将被蹂躏。与其如此，不如接受东学党的要求，处罚贪官污吏，改革政治，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反对借兵者也振振有词。
不过，应允掀起暴乱的东学党的要求，就是屈服于叛军，不啻现行体制的崩溃。东学党气势正盛，即使政府想妥协，他们会同意吗？这是毫无把握的。
再说，谁去谈判呢？
闵泳骏至少唱了半个月借兵论，并且不断和清政府驻朝鲜的最主负责人袁世凯联系，商量清军入朝问题。
在多次大臣会议上，闵泳骏曾反复提出向清朝借兵，大臣们反对说：“不这样清廷还要把宗主关系、藩属关系强加到我们头上，如果借了兵，我国肯定要失掉独立和主权。”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用最精锐的壮勇卫也打不败东学党，这就是说，要打败东学党，需要更多的兵力，而我国已经再无兵员了。怕有损于独立，不从清廷借兵，难道就坐等东学党把我们朝鲜国推翻吗？借来清兵，朝鲜并不会被吞没。可能种种干涉要比从前加强，但是，自主权是会徐徐恢复过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下有根，就会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相反，烂了根，那可就无计可施了。不管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也一定要保住根。为击败东学党，除了向清廷借兵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前线战局吃紧，使闵泳骏的论说顿时增强了说服力，反对之声渐渐消失了。
5月31日，朝鲜政府正式通知袁世凯，请求清朝派出军队，协助镇压东学军。
6月1日，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清王朝和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
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中国在朝鲜的最高负责人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郑永邦纯粹是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
郑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翻译）”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血比水浓”，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日本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被袁世凯所接受。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人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中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个中国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更爱日本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欺骗和愚弄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
尽管在与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郑永邦忘不了上司交给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请求派兵，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致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国家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清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走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打上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绝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第二天，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事后，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在会见袁世凯后，立即向东京打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6月4日，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1500 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中国军队立即紧急出动，分三批渡海进入朝鲜。第一批由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帅，共马步军910人，于6月6日在天津塘沽港登船，6月8日下午18 时抵达朝鲜的牙山港，9日上午，整队登岸，进驻牙山县。第二批主力部队1055人，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帅，于8日下午登船起航，10日下午驶抵牙山海面，12日全部登陆。第三批为增援军，共300 名，于25日开入牙山。中国海军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主力舰济远、平远、护卫舰超勇、扬威同时出动，赶赴朝鲜海面，掩护中国陆军的登陆行动。
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清军已经大举入朝”。向东京拍发急电：“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