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虽然坐镇直隶，掌管着大清国的许多重要实权，但他毕竟是个办事的人，真正的决策是要由慈禧太后来作的。对于各地的封疆大吏，以及隶属于其他系列的军队，李鸿章没有丝毫权力，他们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
事实上，李鸿章虽然是很想避免同日本人进行一场战争，但多年的经验和特有的直觉告诉他：与日本人的战争无法躲避。但是真的要开战，这场战争怎么打？以什么来打？除了他，还有谁能切实地关心？
这日，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内，像曾国藩一样点上一支安魂香，在青烟缭绕中盘膝坐在一张精致的竹床上，闭目沉思。
首先是怎么打。李鸿章想：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咄咄逼人，自明治维新以来，其武力早已今非昔比，不可小看。
对日本的情况，李鸿章知道得很清楚，日本维新以后，国政、军事都参照西方列强行事，其战斗力已是在大清之上。而大清呢？除湘军、淮军可战外，其余皆乌合之众。可湘、淮军事力量也今非昔比，暮气沉沉矣。如果中国能利用北洋舰队的威慑之力，固守朝鲜3个月以上，以中国的幅员与物产，日本必不堪久战。按照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思路，如果拜托俄英等列强出面调解，一切就都好办。
这是唯一的上策！若盲目出战，必败无疑。
李鸿章站起来，点上水烟，呼噜呼噜抽了几大口，又“吭吭吭”几声咳出
一口痰，“扑”的一下吐在地下。然后吸了两次长气，坐在了竹床上。
现在是以什么来打的问题了。八旗？绿营？不可能。一是它们战斗力太差，二是他李鸿章也管不着。湘军倒还能战，但又调动不了。真正可以与日本人打的，还不就是他的血本——淮军和北洋舰队。
这实际上就不再是日本和大清国的战争，而是他李鸿章与日本国的战争了！不要指望别人，别人只会看笑话和乘虚而入。
在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实力才是顶用的东西。实力拼完了，胜也好，败也罢，反正都是玩完了。
李鸿章看了看挂在木架上的珊瑚红顶子，想，在其位，谋其政，况且古代尚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训诫，自己身在高位，可以说一言九鼎。长期以来，蒙受皇恩、国恩，今日，也当为社稷而战。不要说实力拼光，就是把老命搭上，也是应该的。
但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介蛮勇之辈，他要同时为国家和他个人考虑周全。
对大清国而言，战争显然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他一样衰老，没有了活力和生气。朝廷的事老百姓不关心，而老百姓的事朝廷也从不放在心上。再加上汉族对满族的不满，满族对汉族的戒备，整个国家离心离德，不输才怪。那么，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又必是失败，要想个周全的策略，尽快结束这个争端。流血也要少流。
李鸿章大的主意拿定，站起来，走了几步，感慨万千地想：这个国家，就只有我还在真正为它操心。而我为它做的一切，却都成了我的骂名。真是不可思议！
北京的夏季艳阳高照，炎热异常。
李鸿章身着朝服，坐在轿车中。他面色苍白，双眼浮肿，额头上一层细汗。
李鸿章掏出手绢，揩揩自己的脸，心里埋怨道：“这大热天，只应在内室着小衣纳凉，读读闲书，或与幕僚纵论天下。上朝，实在是苦差事。”
轿车向皇宫驶去，两旁商贾众多，车水马龙，应有尽有。卖泥人的，卖小吃的，耍杂耍的，练武功的，似乎太平盛世的模样。但那些浑身肮脏、表情木讷的众多乞丐，却道出了社会真相。李鸿章虽算不得大儒，却也颇有旧学功夫，看到年纪与他一般大小的老人满脸风霜、凄苦乞食的惨状，心中恻然，暗暗想道：“生不如死啊！”
这时，几辆围着西洋金丝绒的大鞍车飞也似的超过中堂大人，一阵尘土飞扬，马铃叮当。
“小三，你看见了吗，那是什么官呀，这么招摇？”李鸿章问他的贴身随从。
小三耸耸眉头，撇嘴一笑：“什么官！肯定是近日跑红的优童。”
“优童？”李鸿章似乎吃了一惊，“这么气派！”
“大人，您在京师这么些年了，恐怕还不知道吧。”小三得意地讲述道，“现在，京师最吃香的就是优童，比名伎更高级，翰林学士只算九等了。达官贵人、豪门公子挟带一两名色艺俱佳的优童赴席，吃花酒，一桌花个几百两银子，算平常事。优童之居，恐怕和我们的府第差不多哩。据称光耀夺日，金砖石壁，美肴珍稀，结翠凝珠，豪华得很。”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李鸿章感慨道。
“大人，”小三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您老，要不要一个优童？”
“什么？”李鸿章从感慨中清醒过来，“混账东西，我是何人！小心掌你的臭嘴。”
小三吐吐舌头，不再言语。
轿车来到宫前，内廷官员在门边恭迎，到得军机处，只荣禄一人在。天太热，那荣禄也是一脸的油汗。
两人见过礼，李鸿章问：“今日宣得甚急，不知何事？”
荣禄咂了一下嘴，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刚才听李总管说，总是为朝鲜和日本的事吧。”
“是这样。”李鸿章沉吟着，拈着胡须出神，半晌，才说：“这事儿，棘手。我看日本方面也断不会有挑起争端之意。现在国库空虚，士兵厌战，真个发生冲突，却如何是好？”
“老佛爷也是如此考虑的。”荣禄说，“但皇上觉得如果大清撒手不管，太失了面子。朝中也议论纷纷。”
皇上刚练习“亲政”，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自然是想有一番作为和表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但是小皇帝少不更事，并不了解大清的国情和当下世界的格局和形势。问题坏在那皇上的老师翁同龢，还有那一帮只会慷慨空谈的近臣，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尽给小皇帝出馊主意。小皇帝也热衷于维新，但他关在深宫院墙之内，对维新变法的理解都是肤浅和不切实际。
曾国藩曾有一通《复李中堂》的书信，其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
主战说着容易，主和就难开口。
书信中提到的“君子”，自然是那些清流人物，那些在朝中都察院“清议”
的御使大夫们，“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
自知大清的陆海军已是衰败不足以恃，李鸿章实在是不愿意轻言对日作战。
但是小皇帝想打这场战争，加上翁同龢等在一旁煽风点火，便愈是坚强主战。
老太后本来是一直倚重李鸿章，对李鸿章主和的意见有所赞同，但究竟是妇道人家，耳根软。老太后这时对于皇帝还是有几分指望，而且大清此时内乱已基本平定，外战也久未有挑衅，所谓“同治中兴”，国力恢复迅速，大清一时颇有复振气象。
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1882年及1884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李鸿章对日本早已有防范之心，大兴军备，解散旧制水师而办新式海军。北洋舰队的成立，已经是大清的骄傲，号称海军世界八强，老太后对李鸿章大有信心，也没有把小日本放在眼里。
所以小皇帝要一露锋芒，老太后也就没有过于反对示怯。
还有，翁同龢等人还别有用意，他们总是催促说，李鸿章“练兵”已经练了几十年，花了这么多军费，这些湘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检验效果了。
湘淮新军将领们不愿开战，当然有保存实力的考虑，但是，李鸿章很清楚，清廷还有另外的用意，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想分他的权。
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清廷玩弄权术，经常做一些掣肘的事情。
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中说得很明白：“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李鸿章低头饮茶，喝得呼呼直响，他心里暗自想道，别人当然愿意打，反正唱高调只费点儿清口水，而我却得出人出钱，等把我的家底打完了，这位置好空出来给别人坐。
正想着，那李莲英已悄悄进门，向李中堂一鞠躬，说：“中堂请起。”
李鸿章忙正了正三眼花瓴的珊瑚红顶帽，跟着李莲英到了养心殿。两个太监打起黄缎帘子，李鸿章弯腰进门，向前两步，双腿跪下，唱道：“臣李鸿章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可能是因为天热的缘故，李鸿章唱的这诺声不响亮，嘶声嘎嘎的，没中气似的。好在他痰多的毛病举朝皆知，经常如此。
慈禧微微一笑，说：“老中堂免礼，这大热天儿，也怪难为你。”
李鸿章忙摘下头上的顶子，低下头去，高声说：“谢天恩！”然后一下叩了三个响头，那青砖地发出三声轻响。
李鸿章第一次见圣上时，心情激动，大有一生功业在此一举之势，那头叩得特响，沉厚清脆，仿佛地都在颤抖。当时就觉得叩得头昏眼花，回去三天，脑袋还痛。以后见得多了，就悠了些劲儿，没那么死心眼了。现在老了，倘若叩得太认真，一下叩出个脑昏的毛病，躺在皇宫出大气，岂不是被人认为老不中用了！
“给老中堂看坐，上茶。”慈禧对李鸿章一向亲切、客气，李鸿章心里明白。
他也总是想慈禧所想，为慈禧所为，力报知遇之恩。
“老中堂。”慈禧一口好听的京片子，“这大热天儿，把你叫来，知道为着什么吗？”
“臣不明白，请老佛爷明示。”李鸿章觉得这气儿还不足，声音仍旧干涩涩的。
“袁世凯的奏折看过吗？”慈禧问。
“臣看过。”李鸿章答。
这时，一直沉默无语、柔弱苍白的光绪帝突然问：“日本咄咄逼人，你有何对策？”
慈禧的脸色像布了一层寒霜，她实在讨厌有人分享一点儿最高权力，如果不是祖制，她早就想自当皇帝了。但思虑再三，还是当太上皇好。一则，反正光绪是傀儡，所有事都得由她做主；二则，好了是她的功劳，坏了则往那个倒霉蛋身上推。
李鸿章对这事儿也有矛盾，他同情皇帝，按老祖宗的规矩也该由皇帝当政。
但光绪之柔弱，不堪承当大事，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
慈禧叹口气，说：“这小日本究竟是何居心？”
李鸿章沉住气，他认为可以发挥一下他的辩才了。于是，他用沉郁的声音答道：“臣以为，这件事既有朝鲜难以解决的乱民暴动，也有他们的阴谋。试想，如中日两国出兵，极有可能在朝鲜引起干戈，两败俱伤，朝鲜得利，而且很可能脱离我宗主属国的地位。就日本而言，虽野心颇大，却也断然不能与中国为敌。臣以为，和为贵。在此事上，还要以夷制夷，如日本太无章法，臣相信俄、英等列强不会坐视的。”
慈禧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只是要尽量避免战争，只要不打就好办。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京师的防卫，如果京师能安好，其他事都好办。况且，这当儿还有颐和园的修筑，我60 岁大典这些大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碍着。懂了吗？”
“臣明白。”李鸿章松了一口气。
“皇上还有什么吗？”慈禧问光绪帝。
光绪帝张张嘴，想说什么，却终于没说出来。慈禧对李鸿章说：“你叩安吧。”
李鸿章退出后，一身是汗，忙用手帕擦擦满脸汗油。老佛爷不想打，这不正好。反正她把军费都用光了，打也是输，还免得把淮军和北洋舰队拿出去放血。
“只有欺骗天皇的大臣，才是最忠实天皇的人。”外相不愧是诡辩奇才。
1894年6月2日深夜，接到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帮助平定叛乱的情报后，在戒备森严的外相官邸，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紧急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
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情已经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以挽救处境困窘的伊藤内阁。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其实，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王朝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6000 ～ 7000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500 ～ 1000人。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5000 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接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7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6000，又是7000 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2000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旅团大体上是2000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2000，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端六中将（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说法似乎更恰当些。
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1894年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军事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知道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1894年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务省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务省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39 岁，是所谓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办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副部长）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
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呈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
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裂，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可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必须要先发制人。
但是，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起程只需要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落后一步，这在军事上是绝不允许的。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妙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
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妙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妙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
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300 ～ 400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20 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1894年6月9日，大鸟公使乘坐“八重山号”巡洋舰抵达仁川。是日，天降滂沱大雨。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2000 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420人的军队奔向汉城。
登陆的第二天，大岛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400 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日本军在仁川登陆了！”得知这个消息，朝鲜王室和政府非常惊愕，立即在汉城王宫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在会议上，国王和大臣们都一致同意，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应立即将其军队撤回本国。并且决定，随便处分一个责任者，使一切付之流水。这是朝鲜常用的政治解决办法。朝鲜政府确实向清廷请求过援兵，现在则想偷天换日，说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纯属个人的任意行为”。
最热望清廷派兵、最害怕东学的，就是闵氏一族。代表闵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国防大臣闵泳骏。现在便把一切罪过都扣到他的头上。
6月11日，朝鲜国王下令，以卖国贼的罪名逮捕了国防大臣闵泳骏。
同时，朝鲜政府恳求袁世凯：
“希望未到达的清军，在中途返回去。”
朝鲜政府认为，因为清军来朝鲜，所以日本也派来军队，倘能让清军撤回，日本也一定会撤兵。
“少开玩笑！”袁世凯大喝一声。
出兵是朝鲜的请求，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整顿装备，备齐辎重，作了所有的准备，又搭乘军舰、轮船，战争的机器既已开动起来，随便在半路上停下来，怎么可能呢。
“可是，日军也来了，如果两军驻在同一地点，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事态。”
朝鲜政府倾诉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凯沉思起来。现在让日军进入汉城是很不妥当的。“总之，先让日军暂时留仁川，说服他们停止进入汉城……嗯，至少也要延缓。”
“正想如此。”
到了这时候，袁世凯才恍然大悟，发觉上了日本使馆人员的当，是他们一再鼓动中国出兵的。袁世凯原以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过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小部队。可是，当中国通知出兵时，它仿佛早就预备好了，几乎同时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给人的印象是人数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后，袁世凯让朝鲜政府赶紧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
朝鲜政府一再说“我国政府并未请求贵国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却完全不予理睬，说什么“你先读一读《天津条约》，特别是第三条”。
阻止日本出兵是办不到了，这和让中国在中途停止一样，根本办不到。
袁世凯这时只盼望把牙山登陆的清军先一步引进汉城来。
“好大的雨呀！”袁世凯在汉城的公署衙门里，隔窗望着暴雨，说道，“明天应当去仁川！”
按照清军的惯例，登陆、调动等军队活动，遇雨就停止。袁世凯以为日本军队也会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动，所以明天去也来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汉城，哪里料到日军却喜欢在雨中行军，而且在争分夺秒，要抢在清军前面到达汉城。
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么会因雨而停留不动呢？
次日（6月10日），日军进入汉城，在日本公使馆的小山丘上构筑阵地。
400 名日军进驻安静的汉城，马上成了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大鸟圭介凭外交官的嗅觉，发觉各国的眼光都盯着他。
既定的步骤是先由大鸟率领400 兵进入汉城，然后接受朝鲜政府正式提出的镇压东学党的请求，引进后续部队混成旅团。可是，现在这400 兵尚且苦于出师无名，何况……
踏入汉城的第二天，大鸟立刻成了各国外交使团攻击的目标。
袁世凯怂恿朝鲜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朝鲜外署（外交部）参议闵商镐和协办黎仙得、李容植等主要官员，分别向大鸟要求撤兵。但是，日本拒不接受。袁世凯又期待各国外交团向日本施加压力。
大鸟确实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光是海军少佐向山率领的400 名陆战队和20名巡查队，在汉城就已经够引人注目，倘若再让后续混成旅团进驻汉城，那他只好举手投降。
大鸟向东京打电报：汉城目前平稳，请取消派遣后续部队之举。并电告已经出发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无本使（大鸟）命令，不得率部队登陆。
“按目前汉城的形势，让大批士兵进驻汉城，无正当理由。”大鸟希望东京能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一边祈祷，一边起草电文。
1894年6月11日深夜，东京，外务省。
外相陆奥宗光给汉城的大鸟打电报：“停止登陆碍难照准！开战之事，已写进日程表，不能更改。”
陆奥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说：“该公使（大鸟）频向政府来电，意谓目前阶段派如此众多兵员来朝鲜，使朝鲜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国人，抱无谓之疑团，在外交上实非上策。然而，视我国之内情，业已形成骑虎之势，中途不能改变既定兵员数。而且，综观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谲诈权变之策，最后将如何欺我，均难预卜。”
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后来日本的大陆政策的主要模式。但这时还不是那样，起码大鸟公使是个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强硬派，他们责难大鸟的软弱无能。
接到外相复电，大鸟再一次打电报说：“让过多士兵登陆，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议。务请命令本使认为多余的士兵全部撤至对马待命。希与陆军大臣商议后，训令大岛（旅团长）执行。”
“大鸟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陆奥把电文反复读了多次，自言自语。
在朝鲜，欧美外交团及侨民们如何看待日本，陆奥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谁都更为担心。
进驻汉城的日军，不管军纪多么严格，不管运动多么稳当，军人毕竟是军人，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军2000人登陆，用陆奥的话说，外国官吏及商民等“不论表面上如何，内心里仍然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相信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据朝鲜国王的请求”。
陆奥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把朝鲜当做一个独立国，两国间缔结了利物浦条约，却不被外国所详知。
谁都认为朝鲜国王或朝鲜政府绝不会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认为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而来的。
“他们（外交团与侨民）不问我国政府出兵之名义及其真意如何，错误地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风波，利用时机，企图侵略朝鲜。因之，他们对中国比对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欧美驻朝鲜的外交官、领事官，将他们的推测分别报给本国政府。至于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乱想，向本国报界宣扬。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将触动欧美各强国之感情。”陆奥在《蹇蹇录》中已经承认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鸟公使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在该书中，陆奥还写道：“大鸟公使所请，虽极稳妥，但……”
陆奥承认大鸟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目前正处于骑虎之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也不断接到日本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作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再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相情愿的观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西得罗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
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微笑了，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1894年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动员起来，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1000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3/4，留在仁川250 名，清军撤退4/5，留下400 名，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即从朝鲜全部撤军。
大鸟是认真的，而且非常坦率。
“混成旅团的先遣队800人由一户少佐指挥，正在仁川登陆。这是同进驻汉城的陆战队换防的兵员，是无法制止的了。不过，后续部队如无必要，当然可以延期。我也尽力使他们不登陆。同时，请中国也不要调动牙山的部队，并停止增派。”
对此，袁世凯答道：
“此刻最需要我们两国同心合力，你说的话我原则上赞同，但需要请示政府。”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软弱了呢？一定有隐情！一向对中日问题抱悲观论点的袁世凯，对大鸟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这时，袁世凯已经接到李鸿章关于根本方针的指示，即：平定朝鲜之变，远不如防备日本重要。日本若撤军，我清军亦撤退。
1894年6月13日，举行第二次会谈。
“撤兵问题，已获得本国政府批准。”袁世凯说。“已中止2000 增援部队的派遣，请日本方面也命令后续部队原船返回本国。”
“用电报已经来不及阻止后续部队，但可以派人去仁川，同部队指挥官联系，总之，我们尽可能不让部队登陆。”大鸟说道。
似乎由于共同努力，双方会谈取得了成效。撤兵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这样就能圆满解决了吗？第二次谈判结束后，袁世凯送走大鸟，心里还不踏实。
“谈得不错呀，恭喜！”唐绍仪这么说，可袁世凯没有表示同意。
“还需要悄悄地观察一个阶段才行！”今天的袁世凯已经不似往日，变得很稳重了。
然而，在谈判的进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李鸿章打电报给派遣军，命令作好撤退准备，是在双方会谈当中的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伊藤博文身上。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他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可他并不知道，连伊藤博文都被日本的陆奥（外相）那些野心勃勃的强硬派年轻人所巧妙地操纵了。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对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局势的认识，他比其他人更客观和清楚得多。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打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李鸿章不能不怀疑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伊藤博文只是强调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
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绝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地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
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打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禧（慈禧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请各国外交官从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4000 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儿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汉城较近。事先劝说朝鲜王要镇静自若。万一有事，可以马山浦给予保护。将电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师开赴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鸿章当然在积极做各国工作。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报来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详细内容。共有5 条，写得头头是道，内容无可挑剔，如能照样实施，对于朝鲜来说，实在是值得庆贺的。问题在于要中日两国共同参与。有关朝鲜问题，清廷是不能与日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的。清政府坚持着宗主、藩属关系，而日本则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这5 条的共同提案，内容如何是次要的，只不过把该列入的全列进去了而已。
就日本来说，提案是有意义的。内容姑且不论，对提案的反应如何，也压根儿没当回事，目的只有一个——“使大军停留在朝鲜的借口”，别无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国转达时，甚至说：“不管怎样，我认为撤兵是先决条件。”提了一个问题以外的意见。
汪公使接到本国指示，正式答复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举三项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鲜的内乱业已平定，清军已无必要代替朝鲜政府讨伐乱军。中日两国所要协力镇压的对象已不复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无缺，但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己去从事。连宗主国的中国也不干涉其内政，何况日本不是一直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就更无权干涉其内政了。
三、事变平定后各自撤回本国军队，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陆奥宗光接到这个答复后自言自语：“痴心妄想！”
为什么是痴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复文，正如陆奥所预料的，把李鸿章的意见和理论全都如实地反映出来，条理整然。这条理整然之外，正是陆奥认为李鸿章痴心妄想之处。
日本政府，起码当事人陆奥外相和参谋次长川上两人，是下定了决心的。
对于这种决心，以为可以用条理整然的论战来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第一条朝鲜内乱业已平定的事实，首先要否定。
“从表面现象观之，朝鲜国内不无恢复静谧之状……”
陆奥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现象，朝鲜已经平安无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是表面现象。朝鲜是否真的恢复了和平，两国政府在见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内乱已经平定。
“朝鲜之内乱，不除去根本之祸因，决无安堵可言。……如今满足于一时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断定将来之形势已无危殆。……”
“我国与朝鲜海水之隔，一苇可航，疆土极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国在朝鲜国之利害关系，亦甚重大。因之，对于该国今日发生之惨事，袖手旁观，不施以匡救之策，则不但有悖于邻邦之谊，亦有损于我国自卫之道，终不免为他国耻笑。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谋求朝鲜国安宁静谧之任，不可再有丝毫迟疑……”
草稿由秘书拟就，陆奥又慎重修改。在收尾处，他提笔加上数语：“本大臣披肝沥胆，开诚相见，极尽衷诚之意。即或贵国政府另持所见，帝国政府亦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陆奥本意：这就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
这篇绝交书中包含着很多的诡辩。为了使驻兵合法化，这时候只有玩弄诡辩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复文送给陆奥外相那天，参谋本部接到神尾少佐从天津发来的急电：清政府往朝鲜增派军队5000人。
其实，这是谎报军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电告：“李鸿章命令卫汝贵、吴育仁诸将，准备出兵，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紧迫情况。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
天津在清代就是一个有名的大都市。它东临渤海，北接京师，水路交通极为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的战略地位，它是京师的门户，控制着通往京师的最主要通道。
津民强悍，喜武功，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中，武馆众多，学习技击的青年男子有数千人。当然，在街上练摊的人也特多，到处旗幡飞扬，鼓锣震天。那些露着膀子的粗腰阔脸之辈，打拳踢脚，弄得一片灰烟；或者手擎关刀拨拉，把刀的铁环摇得震天响；若逢着围观的人群爆出一声山崩海裂的“好”，就更是热闹非凡了。
天津还是个商贸中心，从全国以及从外国来的客商云集于此，从事各种交易。米铺、钱庄、布店、杂货摊多如牛毛。大铜壶整日烧得扑扑乱响，长声吆喝的伙计能够在老远把滚沸的开水注入大碗茶里，绝不溅出分毫。有名的泥人李捏成活灵活现的人物摆满了架子。人群熙攘，车水马龙。
在靠近港口的地方，有几座新式工厂在生产铁船和枪炮，电报局、铁路管理部门等新鲜玩意儿也在此。此外，还有众多为津民们所不满和恼怒的外国教堂、外国商务机构及领事馆。
有个人严密而有效地控制着这个纷繁复杂的地方。他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威严阔大的官邸肯定是天津最豪华的建筑之一了。它占地近百亩，拥有房屋数十间。最叫人称奇的是那个巨大的后花园。园内林木森森，花卉众多，还有个小小的人工湖。湖中有几百尾红鲤鱼，时聚时散，十分好看。
李鸿章以兴洋务闻名海内外，他的宅子里有很多洋玩意。他常对幕僚说：“中国靠的是学问，外国靠的是机巧。他们的东西，都能揣测人意，莫不造得精密妙巧，实用舒适。但终不能与我中华之学问相匹敌矣！”
李鸿章本是个生性松散，恃才傲物的狂人，但在他的恩师曾国藩的培养下，也变成了一个生活极其有规律的人。
有件事李鸿章一直记在心头，引以为荣。
那是湘军在江西进攻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是曾帅的一名幕僚。曾国藩有个习惯，一定要与属僚们一同吃饭，他又起得早，洗漱打坐读书后，便要求在7 时开饭。而且，要等所有人到齐后，才能动箸，因此，幕僚们都不敢迟到。
李鸿章少年猖狂，不以为然，仍然高卧隆中，大睡其觉。曾国藩连续三次派人去催，李鸿章才觉得不对头，慌慌张张赶到食堂。曾一脸虎气，众幕僚也小心翼翼。曾国藩压住火气，说：“少荃，你如果不能适应这儿的生活，请另谋高就。”说罢饭也不吃，气呼呼地走了。从此，李鸿章再也不敢任性而为了，养成了刻板的生活习惯。
一般，他凌晨5 时起床，洗漱后闭目养气，然后读他所喜欢的《资治通鉴》及《老子》；7 时吃早饭。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俭朴，他喜欢吃，即使在早饭，也有金华的火腿片，江陵的鲈鱼，江西的竹荪之类，吃罢早饭，他就开始处理公务。到中饭时，与幕僚商谈有关事宜。午饭更丰富，有镇江的螃蟹，上海的龙虾，苏州的白蟮，及鸡鱼等。李鸿章有时要呷口上好的黄酒，或者饮一杯法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饭后，他就在花园宽大的廊下散步，一个家人在旁数着步子，当踱到999 步时，家人叫一声“好！”，李便停住了，不多一步，不少一步，取其“久久久”之谐音也。接着，他对幕僚们说：“诸位请便吧，但别走远了。”就在书房里睡一个小时的午觉。下午，他与众幕僚商谈事宜，或纵论天下各事。晚饭与中午差不多，饭后散步读书，与人交谈，9 时半，准时入睡。
这日下午，李鸿章只留下女婿张佩纶、儿子李经方商谈要事。张佩纶在当时颇有文名，又被认为是纵横捭阖之士；李经方是驻日外交官，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对日本的了解也较深。
“贼娘。”李鸿章骂道，“最近日本大举增兵朝鲜，不知是何用意。它当真要与我大清为敌开战吗？”
“少丈，”张佩纶捋着一撮山羊胡子，姿势与他的丈人一模一样，“我看，日本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李鸿章点点头，等着下文，张佩纶却一副说完了的样子。
李经方喝了一口茶把盖子叩在碗上，发出一声好听的脆响。他紧皱着眉头说：“佩纶兄言之有理，儿以为，日本此举，似是蓄谋已久。”
李鸿章用右手在俄国公使送给他的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轻轻敲打，说：“经方，详述之。”
“哼。”李经方一口气吸下去，缓慢地说：“40年前，日本尚是一野俗之弹丸小国，封闭愚昧。美国以几艘炮舰叩开了日本国门，一时间，国民以习西尚西为荣，加之明治天皇少年英才，刚毅而有大略，短时间内，国力大增，虽不敢称世界列强，却也令世人瞩目。”
张佩纶插话说：“据称日本国有股狂热的战争气氛。”
“正是。”李经方说，“日本国的政治家和军人都有这种念头：想当东方的霸主。”
“呸！”李鸿章说，“真是夜郎自大，区区小岛，本应求诸和平，却想穷兵黩武，虽可逞一时之快，但定不长久。”
李鸿章因为激动，涌上一口痰来，他咳了几下，咳得虚浮的脸上泛出红晕，他把痰吐进痰盂，然后拍打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唉，不过，我们中国是不是已像我一样衰老了？一个老年人是斗不过一个年轻人的。”
“少丈，”张佩纶说，“如果中日发生争端，怎么办呢？”
李鸿章叹口气说：“不能预料！唯有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况且，”李经方接口说：“慈圣今年60 大寿，她一定会阻止中国参战的。”
“当然，”李鸿章在两人面前不再掩饰什么，不满地说，“她最清楚海军军费在何处。”
张佩纶说：“如果中国在这场争端中输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现在恐怕除我之外，谁也不关心这个问题。”李鸿章苦笑一下，“现在究竟还有谁在关心中国的前途？最后的下策，也许就只能是以夷制夷了。”
李鸿章站起来，走到雕刻得十分精细的红木窗旁，信手拿起一个嘀滴摆动发声的洋钟，沉声说道：“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有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光绪七年（1881）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离奇病死。慈安是正宫娘娘，素来让慈禧所敬畏，慈安在之日，慈禧事事还能小心。慈安一死，慈禧成了皇太后，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其泼辣狠毒、玩弄权术的性格渐渐显露无遗。
三年之后（1884），慈禧把恭亲王奕赶出总理衙门。奕20 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颇谙外情，开明而识时务，是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朝廷中是除了慈禧的第二号人物。正因为恭亲王的能干，慈禧对他颇有忌惮。赶走恭亲王之后，慈禧在朝中便为所欲为。
北京宫廷中个是非之地，王公大臣成天你争我斗，而幕帘后面慈禧的心机远非常人可比。对如何重振河山，她思之甚少，她关心的只是权力，权力平衡，如何制约各派王公大臣。中国政治向来如此，最高领导人往往是管人不管事，只要能在各派系中求得平衡，并使之为己所用，就万事大吉了。
一直和恭亲王争权的醇亲王奕，开始扬眉吐气，大权在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只知道捞钱和讨好慈禧。
醇亲王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做了名义上李鸿章的顶头上司。
醇亲王在京城中生活得豪华糜烂，花钱如流水，是人所皆知，毫无收敛，是个大贪官。海军衙门经办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这可让醇亲王发了大财。
醇亲王贪钱爱财的毛病，慈禧和李鸿章都知道。不过醇亲王对慈禧忠心耿耿，办事得力，所以位置坐得很稳，李鸿章也就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装着看不见。
那时，中国的权力中心由三方面的人物相互制约着：醇亲王、庆亲王是主流派，掌管着国家大政，天津的李鸿章控制着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一大堆实权，而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则伺机成为主角，这三套车上手握鞭子的便是慈禧——慈禧太后。
眼下，慈禧最关心的事情是颐和园工程，这事远比朝鲜问题重要得多。
这日，慈禧太后又借朝鲜大院君的事大肆发挥。
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
如果敢生妄想，朝鲜李罡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这样的情况有些尴尬，也是他自己的心病。醇亲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像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绝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亲王扶出殿去。
从这次以后，醇亲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越发为慈禧尽心尽力办事。
而李罡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罡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罡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渐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罡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
于是，朝鲜国王派金定熙来北京，想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恭亲王奕收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亲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不管也不行啊！”奕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是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亲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亲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亲王考虑了一会儿，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亲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
醇亲王最近有点儿累、有点儿烦。
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亲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亲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150 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
重修清漪园的工程是1884年开始的，慈禧原本是想重建毁于八国联军的圆明园，但测算之后费用太大，需要白银3 亿两。所以改议重修清漪园，预算费用是白银1 亿两，相对花费少很多。而清漪园也改名为颐和园。
慈禧的如意算盘是，颐和园工程预计是5年完工，那时光绪皇帝正好18岁，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1873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听政，让光绪皇帝去处理日常朝政，自己就可以住在颐和园，遥控军国大事，颐养安和。
颐和园工程预算费用是白银1 亿两，这是什么概念？这笔巨款，可以用来组建10 支“北洋舰队”还要多。
当日本明治天皇勒紧裤带饿肚子来筹集日本海军军费之时，当日本皇娘为购买那条最新科技的世界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战舰而捐出仅有的一点儿首饰之时，大清帝国的海军衙门总理大臣醇亲王，却在想尽办法，挖空心思为他的主子挪用海军军费去修游乐的园林。
这样的对比实在是太强烈、太惊人。
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建议，责成醇亲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背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拖沓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80 万，年息6 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100 万，年息575 厘，照英镑折算，分10年偿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100 万，年息只要55 厘，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哪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亲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齐80 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10 天过去，尚无消息。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亲王，询问究竟。醇亲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30 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亲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像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下个月25日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25日！可别再拖了。”
醇亲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像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亲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罡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亲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罡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20 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利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像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能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像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罡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亲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是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像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得了。
奕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走，告诉奕：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亲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发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500 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90 多万两。年息55 厘，分15年还清，前5年付息不付本，往后10年，分年带利还本。
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
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对于这样的荒唐事，李鸿章也是无能为力，只能是装聋作哑，和稀泥，打太极拳。
耐心，忍耐，尽自己之力，也许会出现以时间换空间的转机，局面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也许这就是李鸿章的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