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亲王忙着到处筹款修园子，李鸿章知道海军没有银子，购备充足的弹药，再说还不能扫了太后60 大寿的“兴”，没有人关心如何与日本人打仗，只有翁同龢慷慨陈词，李鸿章心想：“说话多容易，又不出钱，又不出人，呸！出了事情你们能够担当吗？仗还是不打为好。”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东西偏偏得不到，而不想要的，死皮赖脸也要跟着你。
基于对自身国情的认识以及对国际局面的判断，李鸿章实在不愿意轻易言战。
朝鲜的局势似乎已是难以收拾。
自1894年6月，清廷应朝鲜当局的要求，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帮助平定朝鲜东学党的内乱之后，日本找到了派兵的借口，随即否认朝鲜为大清属国，并同时派重兵在仁川登陆虎视眈眈。日本更是成立战时体制所谓的大本营，完全是要开战的样子。
然而，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不肯善罢甘休之势，中国朝野哗然，群情激奋，舆论上下惊人一致，几乎都是一致主战，李鸿章在此处境下相当难堪。
让李鸿章有苦难言的是，别人主战还是算了，但自己的手下，那些淮军将领们，也跟着起哄，闹着要和日本人拼了。
在朝鲜牙山的守将叶志超，曾经在7月12日致电李鸿章，认为“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
叶志超提出了上中下三个对策：上策为增加军队，准备同日本作战；中策
为自动撤兵；下策为坐守绝地。
李鸿章虽然是靠着淮军起家，他的淮军也在平定国内内乱时有过辉煌表现，为李鸿章加分。但是所谓知子莫如父，李鸿章对于淮军将领叶志超、吴长度等人的根根底底了解得不能再清楚。
叶志超、吴长度等人乱世投军，是草莽英雄一流人物，靠军功升迁上来当了大官，虽然他们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的本色，但也是久未再经大战，很长时间都是养尊处优，居移气养移体，从精神和精力上都大不如从前，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生猛鲜活。而且他们文化水平很差，不能与北洋海军的那些训练教育优良的军官们相提并论。遇到用现代化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这样的强劲敌人，实在是没有胜算。
李鸿章不敢将希望寄在叶志超、吴长度的陆军之上，始终欲以“以夷制夷”
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所以上奏朝廷，建议采取叶志超的中策，“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
但光绪皇帝亲政不久，正想有所表现，所以不同意李鸿章的建议，决定增兵朝鲜同日本作战，并于7月14日下谕令：“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出发。”
现在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很不满意，而在国内李鸿章更是被那些清流人物骂得狗血喷头。生长深宫不明事体的光绪皇帝，喜欢听的是翁同龢这些“帝师”们慷慨的空谈，他的主战情绪在翁同龢等的煽动下，热烈高涨，最后竟然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
1894年7月23日，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战争终于拉开了序幕。
7月23日拂晓，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驰入汉城。住朝公使大鸟圭介亲率日军一个联队包围了朝鲜王宫——福景宫。
日军的进攻是在详细侦察、缜密谋划之后开始的，宫廷禁卫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抵抗，战斗不到半个时辰就结束了。30 余名禁卫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王宫和军械库。朝鲜国王李熙被劫持，成立了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穷困至极的朝鲜政府数十年来惨淡购入的3000 支步枪、20 门大炮，全部丧失。此外，日本还没收了朝鲜500 来年从中国朝廷接受的印章及其他赏赐品。
同时，汉城的清政府驻朝鲜总理公署也遭到日军袭击。袁世凯——这个把清政府绑上战车的年轻人，此时已奉李鸿章之命，回到天津。作为他的后任留在那里的唐绍仪当即去英国总领事馆避难。
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接到大本营作战密令，亲率军舰15艘、鱼雷艇6 艘、侦察舰1 艘，由佐世保海军基地拔锚向朝鲜海面进发，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
早在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日本海军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准备。7月17日，天皇发布特旨，任命主战的桦山资纪海军中将接替“保守派”中本田海军中将的海军军令部长职务。
桦山资纪在接受任命的当天，立即驰赴佐世保海军基地，积极着手战争的动员和准备。7月19日，桦山资纪将日本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他一些舰只集结起来，组成了一个适应战时体制的帝国联合舰队。任命原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大本营根据未来海战的胜负，拟订了三条作战方针：第一，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进攻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败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与中国海军继续争夺朝鲜海峡的制海权；第三，若日本舰队大败，则陆军全部由朝鲜撤退，而以海军防守沿海。其中以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7月23日上午11 时，首先派出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率领吉野（旗舰）、秋津洲、浪速等三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作为联合舰队的先锋，出发到牙山湾，执行侦察任务。并得到密令：如在牙山湾附近遭遇中国舰队可予以攻击。午后4 时，伊东估亨率其余军舰12 艘，舳舻相接，成单纵阵队形，向朝鲜西海岸出动。舰队出发时，桦山资纪亲自赶到港口送行，进行战争鼓动，要联合舰队“发扬帝国海军荣誉”，为国争光。
经过将近一昼夜的航行，7月24日上午，联合舰队航行至朝鲜半岛南端的济州海峡。此时，日本派赴朝鲜港口和海面的军舰已达21 艘。
日本政府在向朝鲜派遣海陆军，阴谋发动战争的时候，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实行全国新闻大检查，严禁报纸上刊登有关军队兵员、军舰及弹药、粮食数额，以及关于军队及军舰调动、船舶征发、军队部署等一切消息。日本联合舰队的出动，更是严格保密，封锁消息。舰队夜间航行，加强警戒，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除向导舰及旗舰外，各舰均熄灭灯火。清朝政府和李鸿章对于日本的战争部署，对于联合舰队的进袭准备，茫然无知，毫无所闻。
清军叶、聂两部进驻牙山后，清政府以牙山兵力薄弱，又令扬威由仁川开赴牙山，会合超勇，从海上护卫牙山驻军。此时，北洋舰队只有济远、平远留在仁川，而日本派赴仁川之军舰已达6 艘（松岛、八重山、千代田、大和、赤城、筑紫），为清军之2 倍。并以军舰掩护陆军，日夜运兵。至6月16日，侵朝日军已达万人。在朝清军海军将领见事态严重，电信又不通，遂派超勇返回威海卫，将日本向朝鲜增兵情形，报告给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由丁汝昌转告李鸿章和清政府。
丁汝昌获悉日军大量增兵朝鲜的报告，即电李鸿章请示机宜。李鸿章仍寄希望以日本谈判解决争端，寄希望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但事与愿违，日本的战争准备一刻也没有停息。李鸿章的主和方针，遭到了全国舆论的谴责，也受到了光绪皇帝的申斥和朝廷主战派的抨击。
光绪皇帝从6月下旬至7月中旬的20 多天内，三次下谕，责令李鸿章积极备战。李鸿章不得已，于7月21日，派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营，提督马玉昆率毅军2000，分批搭乘图南、海晏、镇东、普济、拱北、新裕、丰顺等轮船，由大沽出发，经海道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进驻朝鲜义州和平壤。
另雇爱仁、飞鲸、高升等英国商船3 只，分载总兵江自康仁字营及北塘防兵两营增援牙山。
7月23日，运载清军增援部队的英轮爱仁号和飞鲸号也到达了牙山，两船送来了1300 名清兵，是增援的第一队。第二队清兵1000 余人，乘英轮高升号，在这一天的午后也从大沽起航。
从朝鲜逃回来的袁世凯在7月21日抵达天津。7月23日，袁世凯和李鸿章亲自到大沽港口，目送增援牙山的第二队士兵离去。
“除了战争再没有其他办法吗？”
尽管李鸿章已经看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并且也下了决心，却还想找找避战的最后手段，因为只有李鸿章才知道，清军战争准备差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甲午战争的失利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痛，但更让人们痛心的，是对甲午战争的许多被误导和蒙冤的解读。
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海军当时有世界八强之称，但是却为什么最后败给了小日本？
寻找出来的答案很多，其中，指责北洋海军的腐败无能，是被言说最多，也是最不实的蒙冤之词。
这里先来看流行的一个段子，是说在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发现北洋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主炮只有3 发炮弹。
这个故事说：
李鸿章在检查北洋海军军务时，偶然听到北洋海军的外国顾问告诉他，北洋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主炮只有3 发炮弹。这让李鸿章大为震惊。
“定远和镇远各3 发，只有6 发？”李鸿章茫然地说了一句。
“不！定远1 发，镇远2 发，共计3 发！”洋人的回答是冷淡的。
定远和镇远各有4 门主炮，没有炮弹的舰炮究竟能够用来干什么呢？
李鸿章担心地思索起来。5月间他刚刚检阅过海军，邓世昌等海军将领提出过军需匮乏，但是，却怎么到了连主炮弹也只有3 发的地步了。那时没点检储备的炮弹，真是一个大错误。为建造颐和园万寿山而挪用了海军军费，所以装备不完善本是意中事，可是，情况如此之糟，即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军械局长没有报告这种事……”李鸿章脸色苍白。
“不问他，他是不会报告的，这在中国海军里早已成为惯例。……不，似乎不光是海军。”顾问讥讽地说道。
李鸿章想了想军械局长张士珩那张温厚的脸孔。不错，他总是恭恭敬敬的，问他的事都一一作了回答。李鸿章忘了问炮弹数，不，不是忘了，而是以为没有那个必要。
如此糟糕的军备水准，能和谁打仗？又能打赢谁呢？
“战争是不能避免了。”袁世凯看着大沽港内的清军舰艇，说道，“不，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了。”
“伊藤博文，不过……”
李鸿章曾评论说：在日本政治家中伊藤博文是最可信赖的。
“对手不是伊藤而是陆奥！”
“可陆奥只是个外交大臣，伊藤是他的上司总理大臣，按理可以辖制住陆奥的。……派一个特使去找伊藤，怎么样？”
到了此时，李鸿章还梦想弄出个奇迹来。
“无济于事……能不能接待就是个问题，何况还要过陆奥这一关！”
“可也是……不过，光靠3 发炮弹，怎么打仗？”
“只有尽快补充，别无他法。”
然而，这个传说不绝的故事，其本身逻辑上一眼可见的荒谬性，却很长时间没有被人指出。
定远1 发，镇远2 发，共计3 发，这确实是骇人听闻。但考察定镇两艘巨舰，305 巨炮各有4 门。八门炮共有3 发炮弹？这把丁汝昌等北洋海军军官说得也太不堪了。
甲午黄海之战，定远镇远等与日本联合舰队大战近5个小时，如果没有充分的炮弹储备，怎么可能最后把日本海军打得逃了回去？
这个逻辑上的荒唐，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李鸿章奏报《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两炮，尚能施放。”
也许正是这样的文字，让转述者以讹传讹。
甲午之战的第一战其实是丰岛之战，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
丰岛之战其实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版，充分显露了日军一贯背信弃义、不择手段、违反国际准则的无耻风格。
丰岛之战的偷袭，与后来日军在“二战”时“偷袭珍珠港”如出一辙。
当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但并没有公开宣战进入战争状态，但是日军对我北洋海军发起突然偷袭起来，后并击沉受雇于我军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灭绝人性地在海上射杀我军700 余人。
牙山是清军在朝鲜的登陆点之一。位于仁川以南大约70 公里处，正当海湾凹进去的地点。堵在海湾出口，有一个小岛。名叫丰岛，丰岛附近海面，北狭南阔，水深礁少，可容巨舰航行。为日本至朝鲜仁川之通航要道，也是由中国至牙山航路必经之地。清军的运兵船和护航舰队往来于这一水城。
1894年7月23日午后，北洋舰队济远、广乙护送运兵船从大沽出发前往牙山。
船队出发时，广乙管带林国祥曾向丁汝昌请示，途中如遇日本军舰寻衅，护航军舰应如何应付？丁汝昌指示说：“现在日中两国并未公开宣战，各位切不可轻举妄动。但若日舰首先开炮，你等可纵兵回击，岂有束手待毙之理。”表明中国护航舰绝不先开第一炮。但如果敌人敢于挑衅，就坚决予以回击。
济远、广乙由威海卫出发后，丁汝昌考虑到船队有可能在中途遭受日本军舰袭击的危险，特电李鸿章，要求率北洋舰队出海接应。24日，舰队已升火起锚待发，李鸿章突然复电制止，舰队遂未能成行。
7月23日，济远、威远、广乙等三舰先期到达牙山。24日凌晨2 时和上午8 时前后，爱仁和飞鲸两船也先后到达。
牙山口外人声鼎沸，装运清军士兵、武器、辎重、马匹、大米等军运物资的驳船，往来行驶，一片繁忙。
拂晓6 点，威远舰奉命驶往仁川传送电报，中午返回牙山，带回了日军攻入汉城，占领王宫及日本大队军舰可能于明天（7月25日）前来袭击北洋舰队的情报。同时，在牙山石浦外已发现日舰游弋。
于是，待陆军上岸完毕，济远即发出旗号，令广乙、威远起锚返航。
“速起火开船回国，半途如遇见高升等载兵商轮，可令其速回威海卫或天津，以避不测。”
由于当时广乙所带之拖运船已进至白石浦江，广乙不能即时开船。而威远又是一只木质练习舰，不能任战。且行驶缓慢，如果单独回国，遇到敌舰袭击，只能白白损失一只船。遂改在当晚11 时，威远先行开到大同江口一带等候，俟济远、广乙到达后，一同取齐回国。
1894年7月25日凌晨4 时左右，济远在前，广乙在后，由牙山鱼贯出口返国。当天早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微风拂海，波平如镜。能见度良好。7 时30 分左右，两舰驶抵丰岛海面，突然在南方出现军舰三只，横海而来。济远管带方伯谦等迅速辨认出为日本的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艘快速巡洋舰。
且看此时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日方：
吉野（重4150 吨、两寸装甲、6 寸速射炮4 尊、47 寸速射炮8 尊、鱼雷发射管5 条、时速23 海里）
浪速（重3650 吨、不同口径速射炮8 尊、鱼雷发射管4 条、时速186 海里）秋津洲（重3150 吨、不同口径速射炮13 尊、鱼雷管4 条、时速19 海里）我方：
济远巡洋舰（重2300 吨、钢质半铁甲、炮20 尊、时速15 海里）威远（重1268 吨、铁骨木壳、炮12 尊、时速12 海里）广乙（重1000 吨、铁骨木壳、炮3 尊、时速14 海里）敌我力量悬殊，我方势单力弱。
在此之前1 小时，正在搜索前进的日本第一游击队，遥见丰岛海面有汽船两只，喷烟南下。但距离尚远，不能辨认出商船或军舰。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立即下令各舰戒严备战。并加快速度，以15 节之时速向来船逼进。
待驶至5000 米距离处，辨认出为北洋舰队之济远、广乙二舰，即下令作战斗准备。
此时，日舰在中国舰队的南方向北航进。由于丰岛附近海面南宽北窄，对日舰的回旋运动不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日舰故意向右16 度变换，转舵向东行驶，以便待中国军舰驶至丰岛南侧海面宽阔处，再行转舵攻击。
济远、广乙见日舰东去，以为日舰不致挑衅，继续向前航行。
当驶至丰岛南侧海面时，日舰突然转轮西下，然后掉头向北，以单列纵阵向济远、广乙迎面扑来，截住中国军舰去路。
7 时52 分，双方军舰相距3000 米时，日本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突然以左舷炮火向济远轰击。接着，秋津洲在7 时55 分，浪速在56 分，也用左舷炮火向济远猛射。
日本海军发动偷袭，虽然此前我方海军也有所戒备，但还是大出意外。
战斗一开始，日方三舰依仗其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条件，以吉野居先，成鱼贯纵阵，用一舷齐射的火力，向中国军舰猛烈开火。首先，集中炮火，聚攻济远，弹密如雨点。
我舰济远、广乙仓促中被迫应战，但是敌我力量悬殊，我方势单力弱，我方战舰立刻陷入可怕的覆灭之危境。
济远是18年下水，1885年秋交付中国使用，由德国的弗尔干造船厂建造。这个造船厂建造过在当时来说是巨舰的7000 吨以上的定远和镇远，但这艘济远是在18年中法战争濒临爆发时追加订购的，所以该舰的武器配备不够理想。
广乙舰原来不属于北洋海军，原名叫“广东之乙”。清朝南洋海军和广东海军都远远不及北洋海军，所以经常派遣舰只和人员来北洋学习。广乙就是来北洋学习的。
济远管带方伯谦是个大有争议的人物。“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似乎已经是他万世不变的标签。
但是一些学者以最新的研究和分析，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质疑的可以商榷处。
唐德刚先生对此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迸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13人，伤者40 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拼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40 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拼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促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
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逃出沉没之厄运。”
这样的描述，确实是合情合理。
有一种说法是，“济远管带方伯谦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炮声一响，就吓得惊慌失措，躲藏在船舱内铁甲最厚处，坚匿不出。沈寿昌见方伯谦如此卑怯无能，异常气愤。主动登上望台，指挥作战。”
实际上，炮战初起，敌舰一弹飞来，击中暸望台。弹片击中沈寿昌头部，沈当即壮烈殉国。所以沈寿昌“主动登上望台，指挥作战”并没有依据。
以弱对强，北洋海军军人们并没有畏惧。炮手们开动全舰炮火，向敌舰猛烈还击。
一时间，丰岛海面上，炮声怒吼，硝烟升腾，战云漠漠，日光失色。敌我5艘军舰，往来奔驰，奋力搏击。双方距离时而拉长至2000 ～ 3000 米，时而缩短至数百米，进行猛烈的炮战。士兵们奋力作战。日舰浪速号还未来得及开炮，济远射出的炮弹，在其舰首20 米处堕落，弹片纷飞，将信号索截断。济远发射的炮弹曾多次命中浪速和吉野。
二副柯建章也亲自在前炮台督战。不久，又一炮击中前炮台，柯建章中炮阵亡。同时，望台及炮台各处水手阵亡13人，伤40 余人。前炮台因积尸太多不能运转，仅靠尾炮且战且走。
广乙在用炮火还击敌人的同时，准备乘敌不备，驶近日舰，以鱼雷进行攻击，遂开足马力向敌舰疾驰。敌舰吉野害怕广乙撞击，慌忙驶避，向左回旋，在海上画出一个大圆圈。7 时58 分，广乙从斜侧逼近秋津洲舰尾600 米处，正准备向敌舰施放鱼雷，不幸被秋津洲一弹击中桅楼，鱼雷发射管也被击毁。接着，又飞来一颗榴霰弹，在广乙甲板上爆炸，死伤20 余人。舵手亦中炮牺牲。
但广乙仍不退避，继续坚持战斗。猛发一弹，击中浪速左舷。
这时，丰岛海面上硝烟弥漫，咫尺间朦胧莫辨。敌我双方军舰在硝烟掩盖下，互不辨认。敌舰只好鸣汽笛报知自己位置所在，以免被后续舰撞碰。
激烈的海战进行一个多小时，济远在敌舰速射炮火的猛烈射击下，中弹多处。
广乙受伤更为严重。两舰终于在强弱悬殊、炮火不济的情况下败退。
济远中炮虽多，所幸均非要害，机器无损，乃西向旅顺方面撤退。
日舰吉野、浪速见济远退走，开足马力疯狂追赶，边追边向济远发炮。
正在这时，西南方海面有黑烟二簇，两只汽船向东航来，但不能辨认为何国船只。这时，日本第一游击司令官坪井航三，下令各舰采取“自由行动”。由秋津洲追击广乙，浪速追赶济远。
当浪速追赶济远时，由西南驶来之两船渐次接近。一为中国炮舰操江，一为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轮高升号。9 时15 分，高升轮驶近浪速号时，日本旗舰吉野发出信号，命令浪速掳获高升，送至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部处置。由吉野继续追击济远，并令秋津洲舍广乙而截击操江。
当时，济远已驶离吉野7 里之遥，但吉野时速为23 节较济远快8 节，转瞬即可追及。吉野开足马力，以最高速度追赶。
12 时38 分，当吉野与济远相距2500 米时，以右舷炮火向济远猛烈攻击。
吉野穷追不舍。水兵王国成激于民族义愤，奋起自卫还击。他一跃跳上尾炮台，振臂一呼：“谁能助我运炮弹？”众水手齐声应诺。众人协力发尾炮攻击敌舰，连发4 炮，命中3 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也命中；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命中吉野要害，船头立即低俯。
吉野受创，不敢继续追击，于12 时43 分，转轮退走。济远终能逃出沉没之厄运。
当日舰浪速、吉野追击济远时，广乙负伤，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管带林国祥发现船舵均已毁坏，不能再战。勉强驶至朝鲜西海岸十八岛搁浅。林国祥等将舰上未毁的大小炮数尊，自行击毁。并凿坏锅炉，遗火自焚，以免留给日军。然后，率残兵败将70 余人，登岸赴牙山叶志超军营。但等他们赶到时，清军已人去营空。叶志超已于两日前退守公州。一行人准备搭乘英国军舰回国，又被日舰截留。林国祥以下官兵被迫签署以后永不参加中日战事保证，才被释放归国。
正当济远、广乙同日舰鏖战的时候，高升和操江由西南海面航近海战战场。
高升是在7月23日上午9 时50 分运载援兵1000 余人，由大沽口出发开往牙山的。操江是先一日（7月22日）搭载饷银武器由大沽口出发的。经烟台时，因遇浓雾，在威海卫停泊一天。于25日晨在丰岛西面之蔚岛附近与高升相会，8时左右同行至丰岛海面，尚不知有战事。正与日舰激战的济远，见高升、操江驶来，立即发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信旗，通知操江、高升驶避。
操江接到济远信号，立即向西方退走。但租用的英籍商船高升号继续向前航进。不久，济远力战不支，向西败退。坪井航三下令秋津洲追击操江。操江为排水量950 吨，铁骨木质练习舰，只有400 马力，航速9 节，旧式舰炮5 门，为1865年下水的老舰，根本无力与敌舰抗衡。
不久即被秋津洲追及。11 时37 分，秋津洲追及操江，发空炮威胁操江停驶。
操江不应，继续撤退。秋津洲又加速追赶。操江管带王永发见形势危急，将船内重要文件，投诸炉内焚毁，以免泄露军情。当时船内还载有驻牙山清军饷银20 万两，也准备投入海中，以免资敌，但仓皇间未能施行，秋津洲又发射一炮，胁令操江停驶。操江被迫下旗，并树白旗投降。
操江停驶后，日舰派官兵28人，手执武器，乘舢板两只，登上操江，用武力胁迫，将操江掳走，押至停泊在群山浦的日本联合舰队处。28日，操江管带王永发以下人，由日舰八重山押送到佐世保军港，以战争俘虏身份被投入监狱署，备受虐待。20 万两白银落入敌手。
当秋津洲追赶操江时，悬挂英旗的高升轮，由浪速右舷通过，继续向牙山方向徐徐前进。这时，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接到旗舰吉野发来俘虏高升，将其“带赴总队”的信号，立即发出旗令并鸣放空炮，蛮横地要求高升轮投锚停驶。
并驶至高升轮舷侧，以舰首指向高升船腹，将全部炮口对准高升轮。
高升轮被迫停轮后，东乡平八郎派军官数人，携带武器，乘舢板登上高升轮进行“临检”。高升轮船长英人高惠悌出示证件，接受检查。但提醒日本人注意高升轮为一艘英国船这一事实。并表示高升轮是一艘商船，绝对无力抵抗一艘军舰。高惠悌用纯粹西方方式回答了日本的要求。“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
日本军官“临检”后，返回浪速舰，向东乡平八郎报告高升轮系中国所雇，船中载有清军1100 多名和各种武器，本月23日离开大沽，正要开往牙山等情况。东乡平八郎随即下令发信号通知高升立即起锚，尾随吉野。高升轮上的清军士兵和将领，得此信号，义愤填膺，表示绝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高升轮的船长对清军将领说，反抗是没有用的。“日本军舰只需用一发炮弹，就能短时间内使我们沉没。”清军将领坚决地回答：“我们宁愿死，绝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派士兵监视高升船长，不得开船随日舰行驶。于是，高升船长向浪速舰发出信号，要求再派人来，以便把清军将领们的决心通知日本人。
当日本军官再次来到高升轮时，船长高惠悌向日本人转达了清军官兵“拒绝高升船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的要求。并表示：高升轮是一艘英国船，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尚在和平时期，应该同意该船回到原出发的海口。“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高惠悌据理说道。但是，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却完全无视这一合乎国际公法的正当合理的要求，反而认为这是“清兵有意与我为敌”，随即发出信号，蛮横地命令高升船长舍弃船体。并在浪速桅顶上悬起表示危险的红旗——这是施放鱼雷的信号。
高升还未来得及回答，浪速迅即驶近距高升轮150 米处，以右舷前部鱼雷发射管，对准高升左舷发射一颗鱼雷。同时，浪速舰右舷上的6 门大炮也一齐开火，向高升轮猛烈轰击。
东乡舰长坚定地对他的下属说道：“高升号虽属英籍商船，但现在已被清军非法劫持，船长已不能按他的意志行事，所以才……”
东乡平八郎还是海军士官时，曾赴英国留学，熟知国籍法和海事法。即使是商船，在航海中船长也有绝对的权限，甚至有裁判权。东乡意识到：船长表示服从浪速舰的命令，要做俘虏船。这一点，事后在法律问题上将非常重要。
东乡确信事后如发生问题，船长等人员都不会做出有利于清政府的证言。这样“仁至义尽”之后再炮击，东乡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鱼雷击中了高升轮煤库，轰然一声爆炸。霎时间，黑烟滚滚，弥漫全船。
接着，又一发榴弹打来，击中锅炉。锅炉炸裂，白雾喷射，热气扑人。
经过浪速右舷炮火的两次齐射后，高升轮开始倾斜，船尾首先下沉。半小时后，全船沉没。时为午后1 时30 分。沉没位置在丰岛西南方向的蔚岛南方约1 海里的海面上。
“高升”沉没之后，东乡舰长命令“只救助船长和白人高级船员”，这是指望他们能为日本政府做出有利的证言。
高升号的白人船员全部获救，而中国船员和清军官兵共计千余人，除了第二天法国军舰从此经过，救起一部分之外，余者全部丧生朝鲜海。
当浪速舰发炮轰击高升时，船上的广大清军官兵临危不惧，奋力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就以轻武器向敌舰射击，作最后的抵抗，表现了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高升轮行将沉没时，一些清军落入海中，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竟然出动小船，满载武装士兵，向落入海中和垂沉船上的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人们瞄准射击。在日本强盗的野蛮屠杀下，朝鲜海变成了血海，中国人的血随着海浪奔腾汹涌。
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是3 天后的7月28日。日本国民欣喜若狂。
“陆军方面日本占上风，但海军可就不一定了。像定远和镇远那样的铁甲舰，中国多得很呀！”这是当时一般日本人的想法。那次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日，口称友好，却也不无示威之意。日本民众看见铁甲巨舰，都自叹不如。
日本国民喜气洋洋，可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却心情紧张地盯着电报。他喃喃地说道：
“东乡啊，你好大胆子！……在这种时候……”
浪速舰把英轮高升号击沉了。不论情节如何，总之是日本军舰击沉了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凭外交官的直感，陆奥知道“这件事不可能轻易了结”。
在详细报告送达以前，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开始有点儿动摇了。开战的急先锋陆奥接到高升号事件的消息后，马上写信给伊藤首相：“如有必要，亟应奏请陛下圣裁。大兵增发之事，宜予暂缓，不知可否？窃不胜忧虑，谨奉书以闻，尚希定夺。”
英国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了，日本目前应谨慎。陆奥想以斩缓增援来表示日本的谨慎。伊藤首相却毫不犹豫地否定了他的提议，说：“事已至此，难以变更！”
伊藤远比陆奥镇静从容。
但是，东乡大佐已采取了周到的措施。被救起的英人船长和高级船员们到达佐世保海军基地后，果然对日本方面大为有利。
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亲赴佐世保调查，结论为日本方面并无过失，没有赔偿义务。根据是：
一、浪速舰在日中两国业已交火之后，向高升号行使了“交战者”权利。
二、高升号属于英籍船只，但在事变之中，船长被夺去行使职权之自由，船由清军控制。就是说，英船高升号当时被清军军官所劫持。
三、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付清政府。
7月28日，是光绪皇帝的生日，光绪皇帝接受了群臣的祝贺，赐宴后在宁寿宫看京戏，虽然是狂风骤雨、瞬息万变的时刻，宫廷里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
19世纪60年代，处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内政和外交形势，采纳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有识之士”的建议，开始着手创立采用新式战舰和西方管理、训练方式的近代海军。
1867年（同治六年），清朝闽浙总督兼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建立福州船政局，“购机器，筑船坞”，制造船舰，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同时，李鸿章在上海着手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准备制造船炮。
到1871年（同治十年），共造出“惠吉”等兵舰6 只。制造这些舰船，从原料到工匠都来自外国，造价高昂。为了尽快建成海军，李鸿章又提出造船不如买船的主张。认为“在外国定造更为省便”。
1874年（同治末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大清朝野上下俱为震动。
李鸿章于1870年（同治九年）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上任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李鸿章为之愕然。
1874年在日本又发起挑衅，又在台湾登陆，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李鸿章急调淮军精锐部队6000人直赴台湾。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军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最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 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 万两，日军这才从台湾全部撤走。
对日本蠢蠢欲动的野心，李鸿章由此时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决心自建海军御侮。李鸿章明白了当下大清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海外的西方列强，而是新兴的日本，他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他开始未雨绸缪。李鸿章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开始，清政府加快了筹建海军的步伐。同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6 条，建议购买和制造大型兵舰，选择沿海险要地带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精选优秀人才到海军任职。并建议于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3 支舰队。
北洋负责山东、直隶沿海防务；东洋负责浙江、江苏沿海防务；南洋负责广东、福建沿海防务。每支水师各设大兵舰6 艘，快艇10 艘。3 支舰队成军，即可将北自直隶湾，南达广东的漫长海岸线的防御“联为一气”。
但由于清政府经费困难，同时建立3 支水师，力量不及，遂决定先在北洋设立水师一军。1870年（同治九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并拟由粤海关、江海关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和湖北等省厘金内提取银400万两，作为海军经费。
然而事实上，北洋舰队建设之初，每年用度不过120 万两。400 万两海军经费预算巨款，打了3 折。其他280 万两到哪里去了？官场惯例，其中的贪污腐败，李鸿章久经宦途，自然知道，而且他也没有办法。
不过，即使120 万两，李鸿章也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了。
从1874年（同治末年）起，李鸿章靠着这120 万两海军经费，苦心经营，终于建立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北洋海军舰队，当时号称世界第八位。
详细的情况是：
从1875年（光绪元年）7月起至1877年（光绪三年）6月止，海军经费统归北洋支配；从1877年7月起，海军经费南北洋各得一半。清政府希望用10年的时间，完成北、东、南洋舰队的组建。
1879年（光绪五年）沈葆桢去世。此后，海军筹建大权统归李鸿章。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负责办理海军事务。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全军覆灭后，清政府官僚中要求购买外国铁甲舰的呼声日高。清政府也痛感西方列强恃其船坚炮利横行四海。于是，下决心以购买外国兵舰来扩建海军。
1885年10月13日，清政府发布设立海军衙门的决定。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海军衙门设立后，清政府本着重点办好北洋舰队的方针，全力支持李鸿章筹建北洋舰队。早在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就通过驻德大使李凤苞向德国弗尔干造船厂订造铁甲舰2 艘，取名为“定远”“镇远”。委派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洁濂等赴德监造。德国在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被揭发后，重新修整。直到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3日，两铁甲舰才由德国溪耳海口起航，11月驶抵中国天津。与此同时，经李凤苞购买之“济远”舰，也同时到达中国。
1887年（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英国订购之“致远”“靖远”及在德国订购之“来远”“经远”等4 艘快速巡洋舰，经由英国教官琅威理（CaptainLang）和北洋海军管带（舰长）邓世昌亲赴验收驾驶回国。11月抵厦门，次年春抵天津。以上从英、德两国所购7 艘舰船，共耗银800 万两。
从此，北洋舰队实力大增，声势日壮。
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已是一支拥有“镇远、定远铁甲2 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速巡洋舰7 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炮艇6 艘，鱼雷艇6 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3 艘，利运运船1 艘”，合计大小舰艇25 艘，官兵近4000人，具有相当规模的一支近代海军了。
为了把北洋舰队的建设引上正轨，同年9月，海军衙门以英国海军制度为蓝本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章程》分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共14 款。
《北洋海军章程》是参照西方近代海军规则制度，制定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章程。从内容看，规定得相当细致完备，井井有条。《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标志了北洋舰队的正式成军。
北洋舰队成军以后，清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推荐，委派淮系将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水师提督（舰队司令）。由曾留学英国，通晓海军业务知识的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翼、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舰队副司令兼主力舰舰长）。
聘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为总教习。
清政府在筹建北洋舰队的同时，在南方其他省份也陆续筹建了另几支舰队。
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除拥有较大的北洋舰队外，还建立起南洋、福建及广东3 支舰队。
总计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的4 支舰队，共拥有各种大小军舰78 艘（不包括其他武装运船）、鱼雷艇24 艘。排水量总共8 万余吨。但其中除北洋舰队拥有巨型铁甲舰及大型巡洋舰，能从事外海作战外，其余3 支舰队，舰船数量虽不算少，但大多是陈旧小船，根本不能胜任近代海战。
福建舰队原来曾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舰队。但是在1884年（光绪十年）8月23日的马尾海战中，舰队的全部家当，计军舰11 艘，商船19 艘，被击沉击毁，几乎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时，仅有小型炮舰、运输舰、通报舰10 艘。其中大者不过1000 余吨，全部木造或铁骨木皮制造。
广东舰队舰船号称30 艘，但其中除广甲、广乙、广丙3 舰超过千吨外，其余均为数百吨小船。最大者800 余吨，小者仅150 吨，也全部是木造或铁骨木皮，根本不能出海作战。
同时，清政府的这些舰队分别由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各为节制，不相统属，兵力分散，不能联成一气。
这次战争名义上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实际上海战方面，只是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的较量，其余3 支舰队完全作壁上观。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1895年（光绪二年）2月，日军占领威海卫，俘获了停泊在威海港内的全部中国军舰。
两广总督写信给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要求日本将被俘获之广丙交还给广东舰队。理由是广丙系广东舰队所有，广丙北来，只是依例参加海军检阅，而非参加战争。此次战争与广东舰队无涉，故应将被俘之广丙交还。结果，被伊东佑亨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意大利人弗拉基米尔在甲午战争后1896年（光绪二十年）出版的《中日战争》一书，评论中国海军时曾写道：“中国海军同陆军相比是非常优越的。”许多海军军官在专业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即使在和平时期，海军也需要经常关心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船员如果没有受到科学教育是不能将军舰驾驶出海的。”而北洋舰队则是“目前中国唯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舰队。此外，它还是中国舰队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它是为保护首都而组成的，并且占有两个辉煌的港口旅顺和威海卫”。
这一评论，基本上符合北洋舰队的实际情况。从两次会校可以看出，北洋舰队不论在战阵训练和军职技术方面，都称得起是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部队。
日本海军的创建远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晚。甚至比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也略晚一些。1857年（咸丰七年、日本安正四年）到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从欧洲国家购买小型军舰7 艘，均为数百吨小船，最大的不超过千吨，最小的仅30 余吨。当时日本的海军力量还是很弱小的。
1868年（同治七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特别重视海军的发展。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天皇睦仁就在大阪天保山湾举行观舰式。当时参加观舰式的舰只只有6 艘，总共不过2452 吨，因此，天皇睦仁于10月间谕令军务官说：“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务必从速建立。”表现了日本明治政府扩充海军的急切心情。
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加紧了所谓“富国强兵”的步伐，积极着手扩充军事实力。特别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失败，使明治政府“痛感舰船之不足，向英国定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舰”。这是日本海军部省设立后向外国购置新舰的开始。
与此同时，在海军发展方面，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8年（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开始的8年造舰计划。决定每年投资330 万日元，计划建造大舰5 艘、中舰8 艘、小舰7 艘及鱼雷炮舰共32 艘。8年间，共投资2600 万日元。
为扩大海军经费来源，明治政府决定从1886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发行海军公债。共筹集资金1700 万元，作为第一期造舰扩张费。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二年），补充完成了二等海防舰3 艘。这时，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种舰船22 艘。
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西乡从道又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张案》，这是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舰以下46 艘的五年计划。
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军拥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计25 艘。合计50 万余吨。
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山县有朋组阁执政。规定海、陆军大臣只能从现役军人中选择担任。并将海军经费又增加100 余万元，准备建造巡洋舰1 艘、炮舰1 艘。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又计划建造铁甲舰2 艘、巡洋舰1 艘、通报舰1 艘。
日本政府在制造舰船、扩张海军的活动中，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
特别对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感到莫大威胁，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时不仅在日本海军军人中盛传着“一定要打胜定远”
这样一句流行的话。
甚至在小学校儿童做游戏时，也把儿童们分成甲乙两组：一组装做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以捕捉“定远”“镇远”而决定胜负的战斗游戏。目的是对儿童进行以战胜定远、镇远“二巨舰作为日本的战略目标的教育”。
不仅如此，日本为了对付中国定远、镇远两只巨舰，也极力制造大船强舰。
先后建造了松岛、岩岛、桥立3 艘大舰，即所谓“三景舰”。“三景舰”完全是为对付定远、镇远而设计建造的。
其设计规定：三舰排水量均为4000 吨，各配备1 门325 厘米口径的巨炮，以对抗定远、镇远的305 厘米口径的大炮。时速比定远、镇远快两节。松岛、岩岛为法国制造，桥立为日本横须驾造船厂制造。由于设计要求特殊，工程难度很大，费时6年，到1891年（光绪十七年、明治二十四年）才建成。松岛、岩岛到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才由法国开回日本。
由于这3 艘巨舰是为了对抗定远、镇远而设计的，片面追求攻击能力而忽视了防御能力。所以日本海军头目山本权兵卫曾把这3 艘军舰比喻为“手持利刃赤身裸体作战的士兵”。由于设计的不合理，这3 艘军舰都存在着舰小炮大、头重脚轻、防御能力差的弱点。每发一炮则舰身颠簸倾斜。炮身巨大，左右旋转困难，发射速度迟缓。
但是，由于“三景舰”的建成，加上原有之浪速、高千穗、千代田等巡洋舰，使日本海军势力得到进一步充实。
为了从炮火和速度上压倒中国海军，日本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把建设和扩充海军力量的着眼点，放在添购速射炮和购置快速巡洋舰上。这时，建舰费用已经空虚。为筹集新的资金，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天皇睦仁下谕拨出皇室经费30 万元作为造船费。同时，再向民间征集200 余万元的建舰经费。同年11月，国会通过了521 万余元的四年追加建造案。1891年（光绪十七年、明治二十四年），又提出5855 万余元五年造船计划。1892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1893年（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6年间，每年拨经造舰经费30 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1/10 的薪俸作为造舰费。并决定扩大原计划之军舰制造费。计划在7年中，以1800 万元的巨款，建造铁甲战斗舰2 艘、巡洋舰1 艘、通报舰1 艘。
由于日本明治政府多年来苦心经营，不遗余力的扩大海军力量，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终于建成了拥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37 艘，排水量达59898 吨的1 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海军。
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深知北洋海军的现状，完全没有胜算。早在1894年3月下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呈请添置克虏伯新式快放炮，但已是缓不济急。
现在，局面已是如此危急，李鸿章不能不把购买新式战舰的事项立即提上议事日程。
1894年7月16日，李鸿章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海军快船，速率过少，英厂如有制造新式大快船，多置快炮，行二十三四迈，望密访议购。价若干？
趁未决裂前送华，迟则无及。”
31日，龚照瑗电复李鸿章：“倭又在英购三快船，尚未定议，中如购，可先定，乞速示。”
2日凌晨1 时半，又电询：“现觅一快轮，与前觅价55 万镑船同，一点钟行26 迈多，炮四，少价5000 镑。包送大沽，唯水脚不赀。要否？”
当天，李鸿章便致电总理衙门筹款添定快船。
5日，龚照瑗致电总理衙门，引述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语称：“华兵将广，军力厚，而倭饷械足，水陆兵精，不可轻视。愿中国兼用两将，广筹饷械战船，必可克之。”
随后，他再次致电总理衙门，进一步提出建议：“倭有战船二十四，雷船二十只，北洋大小兵轮只十三，雷船无多，恐寡不敌众。交冬，洋面更吃紧，南洋兵轮不能出海，北洋久持，独力可虑。可否奏请饬南洋速购数快兵轮助之，迟则难办。”
直到这时，清廷似乎才在梦中醒来。
7日，军机处密寄李鸿章上谕：“自光绪十五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以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勘定，该军挫败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现在添购快船已属补牢之计，究竟何时可到？能否赶及此次战事，足备进攻之用？著李鸿章迅即奏复。因思海军为国家第一要务，此后必须破除常格，一意专营。该大臣熟悉中外情形，于兹事久经体察，应如何扩充办理，总成大军，可以来洋攻剿？计需购船械若干，用款若干，应分几年购办？如何仿照西法慎选将才，精求训练？均著李鸿章通筹熟讨，详晰陈明，候旨遵办。”
但是，购舰需要巨款。
海军衙门和户部的钱在修颐和园。清廷拟拨的购船款仅200 万两，户部奏明拨款办法是，由海军衙门和户部各筹100 万两，以济要需。而到10月下旬，户部款100 万两才收到639 万余两，海军衙门款100 万两才仅8 万两有奇。
清廷真的是没有钱，那么穷吗？
据介绍，慈禧太后每天在皇宫的日用生活费是4 万两白银，一个月就是120万两白银。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穷奢极欲的生活的钱，可以有。购买军舰吗？可以没有。
由于巨款难筹，结果只议定购买智利2 船和英国1 艘小快船。不料智利借口中立推翻协议，这场交易只好作罢。1 艘英国小快船虽已成交，又因英国政府禁止军舰出口，连这艘已经付款的船也不能启行来华。
这样，临渴掘井，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