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得知丰岛战败的消息是1894年7月27日。这一天，李鸿章向北京总理衙门打电报报告：“查中日现未宣战，而日船大队遽来攻扑我巡护之船，事先开炮，实违公法。”
损失了大约1000 淮军官兵，李鸿章十分沮丧。简直是一次惨败，一次意料之中的惨败！
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合计为11000 吨，而济远、广乙两舰合计才3300吨。在速度方面，日舰均在每小时18 海里以上，而北洋舰平均时速只有12 海里，并只配有普通舰炮，则日舰均为速射炮，普通舰炮发射一发的工夫，速射炮能射出8 发。
所谓意料之中的惨败，是因为李鸿章事先清楚这些装备上的差距。
“战争似乎已无法避免了，不！战争已经开始了。”李鸿章对战争的了解远比北京的那班王公大臣了解得多，他本人就是靠战争起家的，战争的结果对指挥战争的人意味着什么，他的体验是最深的。
7月的天津，天气异常炎热。李鸿章独自坐在书房的躺椅上反复思考着这场事关他生死存亡的战争。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慈圣——慈禧太后，海军军费被她用去修园子了，眼看60 大寿庆典即将来临。偏偏那小日本又在这时来凑热闹，这仗如果不打，皇上那里是无法交差的，国人也会骂他。
这几十年，淮军和北洋舰队耗费了国家成百上千万两银子，现在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不敢打，养来何用？对日本这几年国力、军力的突飞猛进，国人知之甚少。李鸿章知道，要打败日本谈何容易。
“都怪海军这几年没添购一艘新舰，军备的更新太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
李鸿章心里暗自叹息。
日本铆足劲在搞军备竞赛，海军最新的建制都是针对大清的北洋舰队。李鸿章本人是知道现在北洋舰队在科技上的差距的。世界第八，那是老皇历了。
他知道现在流行的是一个快字，但是北洋舰队的缺点正是舰艇速度不够快。本来是要买现在世界上最快的战舰的。
吉野号，李鸿章不觉想起就有些来气。大战前夕，英国的阿摩土庄厂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 海里的4000 吨巡洋舰要卖给北洋海军。英国人知道李鸿章是识货的内行。但是结果呢？这条船被日本人买了去，就是现在在丰岛之战中耀武扬威的日本的吉野号。
李鸿章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政治家。照理，以他的宏才大略，一定对慈禧的所为深为不满，但是，他又是一个极其实际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他学到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处世的真经。
曾国藩处世的真经是什么？
这就是后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挺经”。
李鸿章曾对曾国藩的孙婿吴永说过这样的话：“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18 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挺经”的内容是什么呢？为此，李鸿章举出了其中一条秘诀。李鸿章说道：
“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吗？’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
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村，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
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李鸿章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
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顽强坚忍的立身和处世原则和态度。
忍耐，再忍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切的困难和坎坷都可以用忍耐挺过去。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一切皆可以商量，可以慢慢来，事情绝对不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是，在忍耐的态度中，还要有一种刚性的坚持，有自己的立身原则。
这个故事虽是吴永当面听李鸿章讲的，但他也觉得“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经过一番推敲琢磨，他推测这条“挺经”的意思是：“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今人黄裳对这条“挺经”也作了些解释，主要是强调它表达了一种“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得心应手地运用黄老之道的高手”。
再困难的时候也要“挺”住！
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深有体会。所以，湘军、淮军的将领、士兵都被培养了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湘军、淮军都是“屡败屡战”。
当年，湘军和“太平天国”打仗，有好几次都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濒临绝境，被打到水里，又爬上了岸，但是最后是挺过来了，不仅是绝处逢生，甚至还反败为胜。
回想往事，李鸿章正是这样，不知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才一步一步地“挺”
过来的。
那年，当曾国藩攻下金陵，以雄兵20 万傲视天下时，心腹幕僚都劝他一举荡平京师，黄袍加身。
《清代野史》记载，当时曾国藩手下有位悍将叫彭玉麟。彭玉麟攻克安徽，大江南北都在湘军麾下。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12 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回答是这样的：“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
可恶！可恶！”曾国藩甚至把信撕碎了，卷成一团，吞咽了下肚，不留证据。
其小心谨慎如斯。
劝曾国藩当皇帝，并不止彭玉麟一个人。湖南文人王闿运，当初他和湘军统领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事后有人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曾国藩用手指写满了“妄”字。
饱受儒学浸透的曾国藩没有这样的妄念，他曾对李鸿章透露：战乱又起，百姓将再堕火海；天下苍生，我不念谁念。李鸿章深为感动，从此以后，从心里根除了拥兵向天下的念头。
事实上，劝李鸿章称帝自己干一番大事的，大有人在。李鸿章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打仗的时候，“洋枪队”的将领，美国人华尔（FrederikWard），也曾在军帐中劝过李鸿章。华尔劝说李鸿章，清朝已经无可救药，李鸿章用不着为满人卖命。他自告奋勇去外国招兵买马，联络各国的外交支持，扩充“洋枪队”，请李鸿章当皇帝。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也有记载：“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但是，李鸿章受老师曾国藩的影响，拒绝了。
李鸿章虽然权倾朝野，却时时对心腹之人说生不逢时。也许，以他的才能，在盛世可图大业，而在末世，只能修修补补，甚至招来骂名。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曾大声疾呼，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句十分平常的口号，但那个时代却不然。要“师夷”
吗？先得承认自己落后，不如“夷”，这实在需要勇气；同时，既要“师夷”，还得有决心抛弃“老祖宗”的遗训，突破“卑夷”的老传统。
对那些以中国固有的道德文章塑造出来的士大夫来说，弃祖宗，轻贤圣，效法“洋鬼子”，真比登天还难！尽管《南京条约》割去了香港，赔了大笔银两，但封建君臣们却以“肢体完好”而庆幸，并没有因此而痛省。
鸦片战争的炮声停息了，似乎又恢复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四海清平”了。
于是，文恬武嬉，一如旧观。统治者又沉醉在“天朝上国”的古老文明之中，读书人依然沿着先人的老路在跋涉，以诗、书为立身之本，以求官为终身目的。
青年时代的李鸿章也是如此。
道光二十七年（1847），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5年，他参加了会试，高中道光丁未科进士，接着，殿试合格，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其年24 岁，真可谓少年得志。
其时，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已升为礼部侍郎。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能沿着曾国藩的路走下去。他寻找机会显露其才华，以求“经世致用”，扶清王朝于大厦之将倾。
然而，世事不如意十常八九，跃跃欲试的少年翰林李鸿章在仕宦途中四处碰壁，在一个时期中，竟如同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那样，惶惶如丧家之犬，几至无容身之地。
李鸿章在翰林院只平平静静地待了3年多。这危机四伏的年代，社会的突然事变冲破了李鸿章的美梦。他没能照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
起义军克永安，攻桂林，破全州，连下道州、郴州，继而围长沙，取益阳、岳州，进湖北，据汉阳、汉口，占武昌，以百万雄兵，顺大江东下，夺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直逼金陵。
1853年3月，起义军克金陵而定都。5月，又调兵遣将，西征北伐。北伐军自扬州、浦口北上，经安徽、河南，北渡黄河，直指北京。
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集团一片慌乱。咸丰皇帝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
无奈清王朝豢养多年的八旗兵、绿营兵由于长期养尊处优，不堪一战！兵临战阵时，或手不能执兵器，或脚不能走路，行军竟要坐轿。更有甚者，不少人染上了鸦片瘾，自活尚且不易，何言用兵打仗？
不得已，朝廷只得令各地官员、豪绅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
1852年因母丁忧回籍的曾国藩首先在湖南网罗兵马，组织地主武装。朝廷之上，一些臣仆也纷纷上疏，请求回籍举办团练。
刑部左侍郎吕贤基上疏咸丰，认为，当时的形势，“如同人生了大病，元气伤尽，血脉枯竭，而外界侵袭不断。如果再讳疾忌医，就不可救药了”。他建议皇帝下诏求言，并表示愿意回家乡举办团练。
咸丰帝是否同意吕贤基的指责，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他要求回籍办团练倒是“从谏如流”。1853年3月，吕贤基奉咸丰帝之命回到原籍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临行，他奏请李鸿章父子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这样，李鸿章被命运所安排，走上了另一条路。
吕贤基，道光进士，先后任过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等职；咸丰帝上台后，提拔为工部左侍郎，后又兼任刑部左侍郎。官场的升迁使吕贤基感激涕零。李鸿章为少年新进之士，他和吕贤基一样感激“皇恩浩荡”。他们决心大显身手，以维护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
吕贤基回到安徽后，驻守在巢湖西边的舒城，在舒城、桐城一带招兵买马，搜罗亡命之徒，拼凑了一支军队。
是年11月，太平天国西征军胡以晃部一举攻下集贤关，并连克舒城、桐城。吕贤基所办的团练全部被歼，资本丧尽，为表示忠心报主而投水自杀。
李鸿章见机得早，保住了性命。所谓团练的事也便付之东流了。李鸿章这个末世的“英雄”，在走上政治舞台之后，第一次碰了壁。
李鸿章逃离舒城，寄身于安徽巡抚福济幕府，企图凭借福济的力量重新崛起。
福济，字元修，满洲镶白旗人，必禄氏，道光十三年（13）恩科进士，官至漕运总督。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胡以晃部攻克庐州，击毙安徽巡抚江忠源。这样，福济被清廷调任为安徽巡抚接替江忠源。
此人以旗籍贵族而中进士，在学问上倒不能说不学无术，但在那种纷乱复杂的形势下，实在缺少应变之才，更不懂用兵打仗之事，是个典型的贵族老爷。
安徽地近南京，为太平军必争之地，太平军频频出击，福济左支右绌，更无力恢复省城庐州（今合肥）。
李鸿章以幕僚身份向福济建议，先攻含山、巢县，以阻断太平军的援军和粮饷。
福济本来一筹莫展，便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并给他一支军队，令他去袭击含山、巢县。
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疯狂反扑，拖住了太平军的主力部队。李鸿章乘此机会，居然夺得了含山、巢县两城。咸丰五年（1855年8月）又进逼庐州。驰援庐州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因湖北战场形势紧张，不得不回师增援。于是，庐州被福济、李鸿章占据。
因为这次的胜利，李鸿章博得了善于用兵打仗的名声。福济对他倚若股肱，立即上奏朝廷，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道员，赏顶戴花翎。
福建远在千里之外，这“道员”，实在是徒有其名，并无职守。但对李鸿章来说，这是其政治生涯中第一次用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换取的一笔政治资本。
其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病殁。不知是因为合肥没有守孝的条件还是为了表明其与太平军为敌到底的决心，李鸿章依然留在军中效力。
但是，他没能青云直上。官场中的互相倾轧、猜忌、妒忌，使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不但不得其志，反而成了众矢之的。
他升任道员，同僚侧目，谤言四起，福济对他也不便过于倚任。于是他自觉“怀才不遇”，心常郁郁。
1856年4 ～ 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声势大震，对安徽方面加强了攻势。
清兵如惊弓之鸟，逃避尚且不及，何敢轻易言战？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自逞其才，依然力主出击，大举反攻，夺回被太平军占领的安徽各地。
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实在还不懂得宦海升沉的奥秘，不明白愈是“表现”，便愈为同僚和上司所忌的“道理”。
提督郑魁士素来看不起这个急于邀功的少年新进之士，他自己对出击也很害怕，于是用言语讥刺李鸿章：
“敌人如此强大，你要出战，能保证获胜吗？敢立下军令状吗？”
李鸿章一怒之下，援笔疾书，真的留下了军令状，率军出战。且不说这次出击形同儿戏，即以双方兵力而论，以少年书生李鸿章率领些许残兵去对抗盛极一时的太平军，何异于以卵击石！
李鸿章的队伍刚一出动，太平军就漫山遍野而来，在太平军强大的声势面前，清军不战自溃，李鸿章仅以自免，而太平军乘大胜之余威，勇往直前，拔除了清军许多据点。合肥附近的团练营寨也被踏平。
这一次，李鸿章在太平军的坚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他进退维谷。一方面，军败受挫，难以复命，无颜见“江东父老”；另一方面，少年豪气被扫荡一净。
他又羞又恼又伤心，只得带着母亲和几个兄弟，灰溜溜地逃到江苏镇江。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丢掉其勃勃野心。
镇江附近集结着清军的各路兵马。李鸿章到镇江后，多次走访清军各营统帅，以图再举，想创造一个奇迹。
但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他的话又有多大分量？那些职尊位显的清军统帅虽然在太平军面前胆小如鼠，但对他李鸿章这样的少年书生却是气壮如牛，有谁把他放在眼里？又有谁不惜性命，听了他李鸿章的几句“豪言壮语”，就拿名誉、地位乃至生命开玩笑？
李鸿章落落无合，更觉“壮志难酬”，只好凄凄惶惶地住在陋巷中，怨天尤人。这真有点儿“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味道了。
但是李鸿章绝不肯就此飘然世外，担风袖月，甘心于隐居式的生活。他在等待时机，去冒更大的风险。
古老的镇江城北临大江，南傍吴山，山清水秀，风景如画。许多豪杰及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它同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近在咫尺之间，处在清军的严密控制之下。
李鸿章待在这里应有一点儿安全感。然而，他心情并不平静，更没有访古览胜的雅兴。
他为清军在安徽等地兵败痛心疾首；听到张国梁、德兴阿、向荣等同太平军激战的消息，想到自己不能一显“才干”，不觉暗自伤心。
每天，他极目吴山，听着金山寺的晨钟暮鼓，常常愁绪满怀，坐卧不宁。
这个末世的“英雄”怀着效忠清王朝的决心和在政治风云中大显身手的野心，着急地等待着命运之神的惠顾。
机会终于来了。
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这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儿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
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看到光灿灿的灿金印和令人炫目的顶戴花翎。
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入了曾国藩的怀抱。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
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有一个人叫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左顾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大约陈鼐也不明所以，便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的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艰难，已不同于往日年少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真心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
这大约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
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前面说到，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晨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李鸿章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为此，曾国藩当众把他训斥了一顿。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12 岁的老师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这匹“骏马”，很快被曾国藩驯服了。
当时，太平军虽几经分裂内讧，仍然实力强大，不仅可以与湘军、绿营抗衡，而且向东发展，大有夺取上海之势。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清政府的许多重要财政收入都源于此。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派李鸿章去创建淮军，保卫上海。一则可以加速太平军的灭亡，巩固东南防务；二则，可以扩大湘军影响，培植个人势力。
这日，他把李鸿章召进行营大帐。曾国藩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李鸿章，半晌才说：“少荃，你知道我今日找你是何事？”
李鸿章见曾国藩捋着胡须，一副气闲神定的样子，说：“学生猜测，战事进展顺利。”
曾国藩摇摇头。
“那么，”李鸿章说，“涤丈是否要我去前线大营？”
曾国藩的三角眼射出一丝赞许的目光，慢慢地说：“少荃果真冰雪聪明，我知道你不愿在幕府长久干下去，以你的才干，统率三军定能强过我。”
“学生不才，”李鸿章忙说，“怎敢与涤丈相比。”
曾国藩哈哈大笑，说：“少荃，你不必谦虑。我可是喜欢英才而讨厌庸才的哟。”
李鸿章笑而不答。
“少荃，”曾国藩转而郑重地说，“洪杨作乱，东南不保，虽几经我湘军打击，却未伤其元气。我已奏明皇上，准备另练团勇，夹而攻之。少荃，你宏才大略，又有军事机谋，我决定派你去安徽，速练淮勇，与我成掎角之势，并进驻上海，保卫这重要商埠。湘军中的得力之才，你可以挑选几人，助你一臂之力。”
李鸿章听到这儿，不由得深深感谢这位恩师。他站起来，激动地说：“学生不负恩师厚望。”
曾国藩看着这个目光炯炯、身材高大的门生，满意地点点头。
同治元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不久，驻守在上海的英国侵略军头目何伯就约李鸿章共同进攻浦东。
李鸿章立即安排部署，令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人率所属各营进攻南汇，称北路军；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自松江、上海攻金山卫，称南路军。
太平军将士面对强敌，英勇抗击，击毙法国侵略军军官卜罗德。但由于李秀成主力部队在苏州，一时众寡不敌，奉贤等地相继失守。
李秀成闻讯，亲率大军奔援上海，击毙了进攻太仓的清朝知府李庆琛，夺回了嘉定。英法侵略军见太平军锐不可当，首先从战场逃跑，龟缩在上海，不敢出城。太平军乘胜进军，包围上海附近的青浦，进逼虹桥，距上海城仅20 里。
李鸿章一方面命程学启固守虹桥，伺机出击，另一方面，命刘铭传、潘鼎新攻占南汇、川沙，命华尔的常胜军在松江城拖住太平军部分兵力。
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求宽率领数万人袭击虹桥，包围了程学启，同时分兵直取上海。李鸿章见大势不妙，亲率7个营援助程学启，与太平军在徐家汇遭遇。
程学启又从虹桥方面冲出，太平军处于夹击之中，不得不退却，于是上海之围得解。
这一仗又为李鸿章捞到了一笔资本。许多贪生怕死的外国军官称赞李鸿章善于用兵，淮军很有战斗力，李鸿章也以此自命不凡。
7月，华尔奉命率常胜军去浙江战场。太平军幕王谭绍光部又一次发动攻势，直逼青浦西门，打败了清军水师黄翼升部，进军德华镇，距上海只有10 多里。上海城中，洋人、官绅们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李鸿章手下仅有3000 士卒，其余都散布在周围数百里的战场上，他自然也十分恐慌，急令刘铭传、华尔、程学启分别从金山卫、松江、青浦各处回援上海，约定时间会合于北新泾。
这时华尔在浙江被太平军打伤，不治而死，李鸿章暗自心惊。恰好郭松林、周盛波、张树珊等闻讯赶到，与太平军会战于北新泾。谭绍光四面受敌，又夜遇狂风暴雨，不得不退入嘉定。
闰8月，曾国荃兵围南京，李秀成奉天王之命率主力部队由苏州回援。东南战场对太平军很不利。
英国侵略军头目何伯曾在嘉定被太平军打败，很不甘心，亲自拜会李鸿章，要求乘此进攻嘉定。李鸿章命白齐文率常胜军1500人、炮兵千人偕同何伯的侵略军2500人，会攻嘉定。
侵略者的火药武器对手持原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自然颇为有效，虽经太平军的英勇抵抗，嘉定最终失守。李鸿章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不久，谭绍光率嘉定及苏州的太平军10 余万人，自昆山、太仓第三次进攻上海。李鸿章亲率各路兵马在四江口等处对阵。战斗十分激烈。李鸿章手下的悍将程学启也被炮弹炸伤。由于清军水陆齐集，加之外国侵略军的配合，太平军不利，不得已退回苏州。上海又一次解围。
李鸿章一时声名大噪，以善于指挥作战闻名中外军队。清廷正式委任他为江苏巡抚。他靠太平军将士的鲜血爬上了这把金交椅。
同治元年11月，驻守常熟的太平军将领骆国忠等，投降李鸿章。
这时，李秀成正好由天京返回苏州，遂率七八万将士，争夺常熟。李鸿章采取四处出击的狡诈战术，一方面令叛将骆国忠坚守常熟，另一方面，令程学启部攻太仓之蟠龙镇，令奥伦、李恒嵩率常胜军与李鹤章、郭松林会攻太仓。
常胜军凭借西洋利器，炸开太仓城墙，以此为突破口，蜂拥入城，太仓城中的太平军奋勇反击，枪弹如雨。常胜军冲上护城河上的木桥，突然桥断，许多人纷纷落水，一时阵容大乱。
太平军将士勇猛追击，击毙常胜军数百人。由水上进攻太仓的淮军几次翻船，死伤甚众。而攻打常熟的太平军也遭到叛军的拼死抵抗。一时双方相持不下。
次年2月，李鸿章改变策略，派刘铭传率3000 余人，会同常胜军及水师黄翼升部，支援常熟，由福山方面进攻太平军。围攻常熟的太平军力不能敌，只得撤退。
此时，李秀成又奉命率军西征，准备攻打安徽、湖北，以解天京之围。
东南战场上，太平军力量比较薄弱，给了李鸿章可乘之机。3月，李鸿章命李鹤章、程学启再攻太仓。
太平天国会王蔡元隆诈称愿降。李鹤章等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唾手成此大“功”。当他们率清军准备渡河入城时，太平军突然冲杀出城。清军大乱，兵勇死伤成百上千，李鹤章的脚也被打伤，几乎性命不保。
李鸿章闻讯，立即命戈登率常胜军援救李鹤章。戈登用大炮轰塌了太仓城外的石垒，太仓城墙也多处炸裂。太平军将士与冲进城的淮军英勇搏斗，无一投降。太仓陷落了，全城太平军将士在李鸿章的屠刀下，斩杀尽净。
紧接着，李鸿章又攻下昆山，斩杀太平军将士近万人；不久，又攻下苏州、常州之间的杨舍（属江阴县）。
李鸿章邀功心切，上奏清廷，准备一举攻占苏州。他计划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令程学启由昆山，李鹤章、刘铭传及水师由常熟、江阴、无锡，李朝斌率水师由太湖向苏州，戈登率常胜军驻昆山，策应四方。为防太平军从浙江方面援助，又令潘鼎新率八营淮军，扼守上海附近的金山卫，翰林院编修刘秉璋率七营清兵守洙泾，副将杨鼎勋率五营守张堰。总兵力达4 万多人。李鸿章的这个计划得到了清廷批准，于是，在苏州，一场恶战开始了。
但是，战争开始阶段，李鸿章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李秀成得知苏州被围，由江北回援，集合五王兵力数10 万众，连营60 里。
就在这时，白齐文带着轮船、军火投奔苏州太平军。太平军士气大振。
淮军方面，李鹤章及常胜军由常熟犯苏州，相持甚久，死伤甚众；程学启与李秀成会战于苏州宝带桥，鏖战一天，日暮各还；在虎丘、望亭等处，淮军遇白齐文所指挥的兵船，白齐文以重炮猛击淮军，炮弹所到，淮军死伤枕藉，损失惨重。
然而，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分化。9月，纳王郜永宽阴谋叛变，私通于淮军副将郑国魁，答应做淮军内应。程学启密令郜永宽斩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答应以二品顶戴作为交换。郑国魁、雅登与郜永宽设誓，绝不相害。作为太平军东南统帅、太平天国后期主要支柱的李秀成对郜永宽等人的投降阴谋有所觉察，但是，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秀成没有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叛乱，而认为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流着眼泪与谭绍光握手告别，乘浓重的夜色奔出苏州东门，由木渎入太湖，回了天京。
苏州孤城中，谭绍光更加孤立、危迫，给了郜永宽等人可乘之机。
10月24日，在苏州太平军的军事会议上，郜永宽公开主张投降，并丧心病狂地刺杀了谭绍光，同时斩杀了慕王手下将士数千人，开城投降。此时，苏州城中仍有太平军10 万人，随之投降的只是少数。
几个叛徒投降之后，对李鸿章等人的心狠手毒感到畏惧，于是，又歃血为盟，誓同生死。这使李鸿章、程学启等人深感不安。程学启对李鸿章说：“他们力竭而降，不是真心，将来恐怕不能制约，必须全部杀掉方能太平。”
10月26日，已经叛变的原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比王任贵文、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等出城拜谒李鸿章。
李鸿章高坐军营，桌上放着二品冠服。郜等参谒之后，李鸿章即起身离去，程学启预先埋伏在帐后的甲士一拥而上，擒杀郜永宽等及其部下数千人。
这个事件发生后，淮军内部起了一场风波。
先是副将郑国魁抗议，不肯吃饭，躺了3 天，自称违背了同郜永宽的誓约。
洋将戈登态度更加激烈。戈登同程学启关系一向很好，程学启杀了郜永宽等五王后，戈登当面痛骂程学启，扬言要带兵哗变。这自然是个很大的威胁。
于是，李鸿章又变了一副面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程学启，当着诸将严责程学启，说：“你也是降将嘛！为何做得如此过分！”
程学启因李鸿章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他的老底，不禁勃然大怒，气冲冲地回到军营，准备带兵离走。事情越闹越大。
李鸿章进一步施展他的两面手法，先派人安慰程学启。与此同时，李鸿章装模作样，派人把郜永宽的儿子送到昆山抚养；找到郜永宽的头，公开设祭；令郑国魁负责做佛事7 天，他自己也跟着去灵堂吊唁。设祭时，郑国魁扶着郜永宽的棺材，哭着说，“是别人杀了你，我不曾欺骗你！”
很明显，这场惨剧是李鸿章亲自导演，但他也跟着流眼泪。这种鬼把戏居然愚弄了不少太平军的降兵降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对于郜永宽之流来说，自然死不足惜，但李鸿章的残忍、狡狯由此可见一斑，他把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施权术、耍手腕的本领全部施展出来了。
因为攻下了东南重镇苏州，清廷于11月4日下诏，赐李鸿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同时，赐戈登白银4 万两。
李鸿章攻下苏州后，又猛攻无锡。太平天国潮王黄子隆率7 万余人坚守，城破被俘牺牲。李鸿章血洗无锡城。
一将功成万骨枯，李鸿章终于成就了他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