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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争正式爆发

    但是,这个在青壮年就已经颇负战名,达到人生辉煌巅峰的李鸿章,现在再次面临了要过不去的沟坎。

    李鸿章还能“挺”过去吗?

    在大战之前的一天,李鸿章召来他的几位心腹将领和幕僚,对这场事实上已经开始的战争进行商讨。

    “当今天下,”李鸿章一边抽水烟一边说,“到底哪支军队最能打?”

    “当然是北洋舰队与淮军了。”丁汝昌高声说。他非常希望能用北洋海军击溃日本人,然后把军舰一直开到日本国示威。

    叶志超喝了一口茶,缓慢说道:“中堂大人,丁提督的话固然有理,但湘军也可称凶悍。”

    李鸿章点点头,说:“八旗早已成了摆设。但与日本人比,淮军和北洋舰队能有几成胜算的把握?”

    “一比一吧。”丁汝昌回答。

    马建忠插话:“中堂大人,如与日本人全面对抗,能出动的只有你的军队。

    无论胜败,都必将大伤元气,甚至丧失殆尽。而在中国,实力却是决定一切的。

    况且,我觉得我们胜算的把握太小。”

    李鸿章疲乏地捶捶胸口,咳出一口痰,全没有往昔的果敢与雄心。他摇了摇头,说:“我看马建忠的话要实在一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1894年7月25日,在日本海军发动丰岛偷袭的同一天,日本入朝的陆军混成旅团,也在大岛义昌少将指挥下,由汉城的龙山驻地出发,南下进攻清军。

    牙山的清军大本营也得到了丰岛海战的消息。这场在牙山正面的海湾出口外发生的海战,尽管肉眼看不见,却震动了官兵心弦。

    一场败战!前来增援牙山的1000 名官兵遭到日军炮舰的攻击,大都丧生了。

    两天前乘英轮爱仁号和飞鲸号刚刚抵达牙山的1300 名援军,同高升号的1000 名官兵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伙伴,住在同一营房里。临行时还对他们说过:“那么,我们先走一步啦!”想到这些,他们不禁心惊肉跳,他们自己也差一点儿就没命了。

    这下子自然使清军的士气低落了。临战之前清军营舍里已飘荡着绝望的气氛。

    1894年7月25日,日军前锋部队已进至水原(汉城南10 余公里)一带。

    为了争取时间布置防御,26日凌晨2 时左右,聂士成率领武毅军副中营、老前营、古北口练军右营等部约2000人驰赴成欢,构筑防御工事。

    当晚,南下进攻的日军大队已进至振威,距成欢不到20 公里。

    聂士成以成欢兵力过少,请叶志超速派援兵协助战守。27日午前,叶志超将江自康仁字两营约1000人派来成欢。

    聂士成令各营分扎要隘,赶修工事。此时,前方警报频传,中日两军派出的骑探已经接火,剑拔弩张。

    由汉城南下攻击前进的日军,在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亲自指挥下,分两路南进,进攻兵力包括第十一、二十一联队,计有步兵15个中队、骑兵、工兵、炮兵各一中队,总共上千余人,配备山炮8 门。

    进军的路线是,旅团主力沿汉城至公州大道从正面南下;另派一个中队的小股兵力,组成东路支队,担任旅团主力的左翼警戒,由铜雀津、龙仁县、安城郡向稷山前进。

    28日,日军逼近距成欢仅7 公里的素沙场,探知清军已在成欢布防,大岛义昌随即下令日军在素沙场南沿安城川一带实行警戒。并派骑探向成欢方面进行侦察,同时着手布置向成欢发动进攻。

    当天,叶志超闻日军已逼近成欢,随即由牙山前往成欢与聂士成磋商战守之策。

    聂士成对叶志超说:“丰岛战后海道已断,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易守难攻,宜据以死守。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

    叶志超赞同。于是,叶志超率留在牙山的部队约1000 余人退往公州。

    至此,原驻牙山的清军遂分军为二:一部往公州,一部守成欢,使本来数量有限的兵力,益加分散。应该说,公州阵地可算是收容阵地,成欢溃败时用以收容败下阵来的军队,再迂回送往平壤。

    这是一个从开始就料到战败的布阵。

    清军在成欢的兵力部署,大体上分为左、右两翼。左翼阵地在成欢驿西北大约2 公里的牛歇里高地一线,在高地上构筑堡垒工事2 座,由江自康率仁字营扼守,阻击日军由成欢进攻牙山的道路。并配备以武毅军老前营的炮兵,北可控制距牛歇里2 公里的银杏亭高地,东可俯瞰汉城至全州大道,敌军由大道通过,则以炮兵轰击。

    聂士成还决定:必要时将成欢北面至安城之间一带沼泽下水堵塞,使沼泽泛滥,水溢路没,以阻滞日军的运动。

    右翼阵地以成欢东面的月峰山为依托,沿山修筑堡垒工事3 座,以控制成欢东、北两方向的谷地。由古北口练军马队及武毅军老前营一部扼守。成欢北面丘陵上,修建两个堡垒,从正面扼制汉城公州大道,由正定练军中营及武毅军老前营一部驻守。在成欢街道的南侧丘陵上也构筑两座堡垒,控制成欢西南一带的广袤水田和沼泽地,由古北口练军右营和武毅军中副营驻扎。

    从清军的防御部署看,聂士成实际上是把成欢的防卫体系分成左(西)、右(东)两个阵地。左翼阵地为牛歇里高地一线,右翼阵地包括月峰山及成欢街道一线。炮兵阵地配置在左翼牛歇里阵地。

    这样,清军防御的主阵地是配有炮兵的左翼牛歇里一线,右翼的月峰山一线守卫力量则较为薄弱。

    大岛义昌率混成旅团主力于28日上午8 时半到达素沙场后,知清军已在成欢驿布防,便亲到前沿观察成欢地形和清军阵势。

    他判断,如果以主力沿汉城至公州大道,从正面组织进攻,进攻部队在渡过安城渡后,必须经过成欢至安城渡之间广阔的水田和沼泽地带,不仅道路泥泞难行,同时进攻部队缺乏掩蔽,就将暴露在清军正面阵地炮火和左、右两翼阵地夹击之下,而遭到重大伤亡的危险。如果以主力从清军左翼牛歇里阵地前方的银杏亭高地发起进攻,因清军炮兵阵地配备在左翼阵地,进攻部队将受到清军炮火的打击而蒙受损失。并且占领牛歇里后再转向成欢进攻时,必须通过牛歇里至成欢间水田沼泽地带,路窄难行,于部队运动不利。

    权衡利弊,大岛义昌决定用一部兵力向清军左翼阵地实行佯攻——这是对付兵力甚少又过度分散之敌的最有效的战术。自率旅团主力向月峰山一带阵地迂回,以清军右翼阵地为主攻方向。为避免白天调动兵力被清军发觉,暴露日军作战意图,决定延至当晚黑夜采取行动,得手后,于29日拂晓向清军发动总攻。

    当夜11 时,日军将进攻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为进攻主力,由步兵9个中队、炮兵一个中队和骑兵一部编成,以西岛助义步兵中佐任司令官,由大岛少将亲自指挥,向东由安城川上游迂回,进攻清军右翼月峰山阵地。右翼队为牵制兵力,由步兵4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组成,在武田秀山中佐率领下,沿汉城至公州大道方向出击。另以小股兵力组成独立支队,担任右翼队警戒,插到成欢西面的锄斤里,阻击清军向牙山方向退即。

    28日午夜过后,日军左、右两翼队先后由素沙场出发。

    是夜,浓云蔽空,天一片漆黑,令人连一两尺外的东西都看不见,加上道路崎岖,阻滞了日军部队的行动速度。

    左翼队在第二天凌晨5 时,才到达成欢东北方约4 公里的都监里。

    右翼队于28日凌晨2 时许由素沙场出发,沿汉城、公州大道向成欢驿正面进犯。其先头由松崎直臣大尉率一个中队为前卫,并派出一部分作为尖兵,由山田四郎中尉指挥先行。凌晨3 时许,前卫部队越过安城渡,涉过沼泽,到达佳龙里附近,后队尚未越过沿泽。埋伏在佳龙里附近的清军,早已严阵以待。

    这时,日军由于黑夜茫茫,迷失道路,正拟派人到民家问路。

    埋伏在附近的清军,突然发起攻击,子弹雨点般从夹路两旁人家中激烈射出,由于事出不意,加以四野昏黑,道路狭窄,日军进退失据,拥塞路中。第二十一联队第十二中队长步兵大尉松崎直臣当场被击毙,山田四郎中尉被击伤,士兵死伤多人。

    黑夜中,日军突遭伏击,又不知清军虚实,惊惶败退,自相践踏。退至安城渡桥上,桥小人众,数人被挤入河中溺水而死。

    日军右翼队司令官武田中佐见状,急忙命令本队向右迂回,向清军左翼进攻,以支援前卫部队脱险。但因沼水泛滥,不辨道路,前进困难。

    步兵中尉时山龚造奉命率领三个分队士兵,前往助战。行进中,遇一沼泽,时山挥剑驱士兵涉水而渡。水深及颈,水底深积淤泥,挣扎不得出,进退俱穷,愈陷愈深。最后,时山龚造及所率士兵29人,全部溺毙于沼泽之中。

    但日军依仗其人多势众,疯狂组织反扑。不久,右翼队主力迂回至前卫队右方,见清军兵少,又无后援,乃拼死冲击。

    清军以寡敌众,坚持抵抗达一小时之久。终因寡不敌众,后援不继,弹药用尽,被迫撤退。凌晨5 时许,日军攻占了佳龙里。

    日军右翼队在占领佳龙里后,立即由佳龙里出发,向清军左翼牛歇里阵地前方的银杏亭高地前进。

    6 时左右,日军逼近牛歇里北方高地,双方步兵展开激战。同时,炮兵也进行猛烈的对射。

    日军右翼部队前进,当然是佯做主力,聂士成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立即亲率主力奔来,这样,清军主要阵地的兵力就更少了。当时清军的主阵地在月峰山,而日军的攻击重点即在月峰山。

    当日军右翼队猛攻清军左翼牛歇里阵地时,日军左翼队也在大岛义昌亲自指挥下,由都监里向清军右翼月峰山阵地一线展开进攻。

    左翼队是日军进攻成欢的主力,配备多门大炮,用猛烈的炮火向清军阵地进行轰击。

    日军首先集中兵力猛攻清军右翼阵地第一座堡垒,在用榴霰弹进行排轰的同时,步兵也利用松林为掩护向堡垒冲锋。守第一堡垒的清军奋力抵抗,以堡垒工事作掩护,猛烈还击。

    这时,进攻牛歇里的日军右翼也用大炮猛攻清军左翼阵地的两个堡垒。

    双方炮火,互相对射,十分激烈。

    日军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企图一举同时攻下左、右两翼阵地。清军奋勇抵抗,坚守不屈。

    6 时30 分左右,战斗的激烈程度达于极点。

    成欢丘陵北侧一带硝烟弥漫,轰轰的枪炮声响震天动地。炮弹飞驰,如流星万道,横飞半空,聂士成身先士卒,置身枪林弹雨之中。

    由于日军进攻多采取分散队形,清军炮火虽频频施放,但杀伤力不甚显著。

    而日军大炮则专注我目标明显的堡垒轰击。

    不久,日军左翼队发射的山炮榴霰弹,击中了清军右翼阵地第一号堡垒,清军伤亡很大。日军乘势发动步兵冲锋,夺下了堡垒。

    聂士成原在左翼牛歇里炮兵阵地指挥,见右翼阵地战斗激烈,亲率守卫成欢北正面阵地的数百人前往支援。

    日军见状,倾全部火力向增援部队轰击。增援部队在聂士成指挥下,奋勇还击。击伤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桥本昌世少佐,毙伤日军多人。但由于清军炮兵主力远在左翼牛歇里阵地一线,不能有效地支援右翼阵地,日军炮火得以逞威肆虐。

    7 时50 分左右,清军月峰山右翼阵地第二号堡垒也被攻陷。不久,敌军又连续攻占了左翼牛歇里阵地上两个堡垒,清军伤亡很大。

    至7 时30 分左右,清军左、右翼两阵地相继失守,余部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

    此时,清军四面受敌,败局已定。聂士成不得已率溃众突围而出。

    成欢终于被日军占领。

    成欢失守后当天,聂士成率部向南退奔天安,与叶志超部会合,准备退往公州。

    聂士成要叶志超率军先行,自为断后,一路招集残卒而行。

    7月30日,行至公州,见叶志超由公州率军北退,两军相遇。叶志超对聂士成说:“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言毕,未待聂士成回答,便率所部疾驰而去。

    途中,叶志超电告李鸿章,清军以寡敌众,奋勇搏击,取得了成欢大捷,毙敌2000 余人。

    叶志超与李鸿章同乡,是安徽合肥人,早年投身于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后,随刘铭传征讨过捻军,捻军失败后,得李鸿章赏识。此人为人善辩、倔犟,被视为有才有胆的人物。

    然而,这一次,叶志超却给李鸿章丢尽了脸。

    在日军到达牙山前,叶志超与聂士成商议,以牙山绝地不可守,分别转移至成欢和公州。聂士成率军守成欢,叶志超驻公州为后援。

    1894年7月29日,日军进攻成欢,激战后聂士成以寡不敌众,弃守成欢,退往公州。然而此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中途与聂士成相遇,合军北退平壤。

    李鸿章的作战意图是集结大军于平壤,与汉城的日军相对峙,还是那句话,李鸿章想挺着,以时间换空间。

    李鸿章一开始是想让叶志超军队从海路转移到平壤,而叶志超认为,从海路向北转移危险,不如原地不动,以静待动。

    从成欢败退下来的聂士成收集余众,随叶志超北走,不战而退的叶志超军队还是与聂士成合军北退平壤。

    为了避免正面与日军主力遭遇,叶志超选择了迂回行军。他们绕汉城之东,沿朝鲜东海岸经清州、镇川、忠州、兴塘,渡汉江经清风、原州、春川、金化、伊川、祥原,过大同江,先后于8月21日、28日抵达平壤,与入朝的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丰升阿等部会合。这次转移,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共计行程1000 余里。时值盛夏,行军途中兵士饥疲疫病,死者甚多。

    而叶志超却向本国报告说“大胜日军”,闹出国际笑话,让李鸿章倍感难堪。

    有些军事史评论家认为这是叶志超、聂士成畏敌怯战的表现。

    不过,这一批评,也许未必合适。当时仁川、汉城一带,日军已集中万人。

    牙山清军新败,辎重尽失,弹药缺乏,士气低落。为避免被日军沿途截击,保全实力,采取绕过汉城,避实就虚的路线是必要的。

    日军于29日攻占成欢后,大岛义昌以为牙山原为清军入朝后驻地,清军从成欢败退后,可能重返牙山。

    于是,立即派右翼支队为前导,向牙山追击。当天午后4 时,日军先头部队到达牙山,看到的只是被遗弃的军火和粮食,清军只影不见。

    日军把被清军遗弃的德制克虏伯大炮8 门以及大米、弹药等装载上船,作为战利品运往仁川。其余10 数门大炮,因已被清军钉死火门或卸掉零件,不能使用,便被日军尽行委弃。

    日军也不敢穷追,因为平壤那里已经集结了清军的大部队。大岛少将下令不再追击、返回汉城时,已是8月5日。

    明治天皇对进攻牙山清军十分谨慎。7月23日,通过政变上台的大院君对闵氏一族有复仇之心,是应当利用的。不料,大院君在日军刀枪逼迫之下,也没有轻易地指示朝鲜政府发出要求牙山清军撤出阵地的公文,为日本军进攻住牙山的清军制造合法的借口。相反,他躲开日军的监视,偷偷向平壤的清军传递汉城现况的情报。

    7月25日,大岛公使向东京报告,说他接到了朝鲜政府的一封公函,让代替朝鲜政府要求清军撤出牙山阵地。

    在朝鲜政府的档案里,并没有找到这篇公文的底稿。

    7月24日,朝鲜国王发出诏书,把全权委任给生父大院君,大院君首先着手做的,就是惩处闵氏一族。这次,一反朝鲜政府历来的做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了对闵泳骏、闵炯植两人的处置——远方恶岛安置。

    新政府的首脑是金宏集,金允植和鱼允中也是最有权势的成员,人们谓之“金鱼内阁”。逃亡海外的反闵派、进步派人物被召还,委以重任。亡命日本的朴泳孝等人,终于获得被起用的机会。

    对于处分闵氏以外的事,朝鲜新政府却依然是慢慢吞吞。因为处罚闵氏一族,纯属内部问题。而且,闵氏时而亲日反清,时而亲清反日,态度暧昧,只有对靠近俄国非常热心。处分闵氏一族,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不过问,新政府觉得很放心。

    至于其他的事,问题在于目前还无法断定日中两国谁胜谁败。也不能不考虑,万一清军得胜复归汉城怎么办。或许大院君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到那时候就说:“我是被日军绑架出山的。日军用刀枪逼着我,不得已才出来执政。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作了相应的抵抗……例如……”

    这“例如”就是大岛公使要求朝鲜政府请日军把牙山的清军击退,大院君虽然没有拒绝,但有意延误时间。

    这就是向日军抵抗的证据。后来,尽管大岛公使拼命催促,朝鲜新政府仍迟迟不发公文,原因就在于此。

    在日军已向牙山进发之后,朝鲜新政府才发出公文。有人说大岛公使硬把公文上的日期改成日军出发之日,这是比较可信的。

    朝鲜政府的档案中没有上述公文材料,可以是害怕日后清政府检查,有意不归档。

    东京接到大岛公使关于弄到了朝鲜政府公文的报告,在7月28日上奏明治天皇。天皇问伊藤首相:

    “朝鲜政府有这样的委托文件,应该怎么办?预先发出过训令吗?或者向公使交代过?外交大臣发出过什么训令?对朕说明!”

    这可以理解为天皇不赞成攻击牙山的清军。

    伊藤首相领会了天皇的心意,便指示陆奥外相和参谋本部中止对牙山的攻击。

    然而,陆奥却把中止攻击的命令扣押了。

    “这次战争是大臣之战,不是朕之战。”明治天皇提出异议,并拒绝派敕使去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祭祀祖先,禀明开战。天皇又说:“这种事情,不是朕的本意,不能向上苍神禀告。”

    但日军在丰岛和牙山的胜利,使日本国民欣喜若狂,天皇也坚定了战胜中国的信心。经过丰岛、牙山之战,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1894年7月30日,即日军进攻成欢的第二天,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严厉谴责日本海、陆军的挑衅行径,并宣布召回驻日本公使、领事,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侨民。31日,总理衙门又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小村寿太郎,宣布中日断交,令其回国。

    明治二十七年8月1日,日本宣战。宣战诏书登载在次日的官方公报上。

    “天佑保全,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皇帝,诏尔忠实勇武之众:朕于兹对清国宣战。朕之百僚有司,善体朕意,宜从陆上、海面,从事对清作战,以达国家之目的。倘无悖于国际法之限,应发挥全能,尽一切手段,以期万无疏漏……”

    破题之后,诏书接着述及开战的理由:日本出兵是根据明治十五年的条约规定,目的在于确保朝鲜治安,维护东洋全局和平,而中国始终妨碍,派大兵于韩土,击我舰于韩海,罪状昭然。

    诏书结尾说:“事已至此,朕一贯以和平为念,为向中外宣扬帝国之光荣,不得已而公开宣战。望尔忠实勇武之士,迅速进军,恢复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清政府的宣战布告也在同一天发出。日期用阴历:光绪二十年7月1日。

    阴阳历之间恰好差一个月。

    中国皇帝的宣战上谕说:

    “朝鲜为我大清蕃属200 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

    开头先强调了宗主藩属关系,接着叙述为戡定朝鲜内乱而出兵之正当性,然后责难日本出兵,说:

    “各国公论皆以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其撤兵,而日本竟悍然不顾,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忧,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于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守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由彼开,公论昭然。”

    表示中国朝廷已多方努力,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得已而开战,特布告天下。

    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朝鲜日益紧张的局势,早已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坐卧不安,他多次谕令李鸿章对朝鲜军事早作布置。

    此前,1894年7月20日,在日本向朝鲜增兵的同时,清军也开始派出增援部队。南北两路开赴朝鲜。南路2500人,由海路支援牙山驻军,中途在丰岛海面遭到日本海军袭击,损失近千人。北路则海陆并进,越鸭绿江集中平壤,共有4支军队,即所谓四大军入朝。总兵力共14000人。他们冒着风雨炎热,忍饥耐渴,以一日百里的急行军速度,于8月初先后到达平壤。8月下旬,叶志超、聂士成先后率牙山败军3000人到达平壤。

    李鸿章的作战意图是集结大军于平壤,与汉城的日军相对峙。

    李鸿章派出四大军后,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疮,奇痒无比,他拿着一个“孝顺子”不断地挠。时值盛夏,溽热难当,这个老头子苦不堪言。他只好穿着小衣在书房纳凉,焦虑地思索日、中之战。

    他总觉得背上发的那个疮是不祥之兆:积聚的毒气从肢体排出。那是否意味着这四支淮军要全军覆没了呢?按理,他知道自己的布置在军事上是正确的,而且也只能如此。但淮军已不是以前的淮军,而清朝也没有曾国荃、刘铭传这样的悍将了。

    这有点儿像赌博,一点一点地把家底压上去,一点一点地输,输光了下桌子,让有资本的接着干。其他人只看笑话,不会帮你。这就是中国。

    李鸿章叫小三拿了一瓶法国造的外用药来涂疮。他脱下小衣,露出松弛苍白的肌体,他的背梁像一匹弯曲而凸出的山脉耸立在瘦背上。

    疮已经被抓破了,流出血水。小三把药搽上去。

    “哎哟!”李鸿章叫道,“贼娘,你不能轻一点儿吗?真是个没头没脑的笨东西。”

    淮军的部队多用带兵的将领名字来称呼。李鸿章的直系周盛波的军队叫盛军,其弟周盛传所统率的另一支军队叫传军;人们有时也称这两军为盛军。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去世,接替他们的是卫汝贵。他不是盛军系统的人,来自刘铭传的铭军。

    以将领的名字来称呼部队,在曾国藩的湘军里不曾有过,可见李鸿章的淮军比湘军更具有私家军队的性质。

    卫汝贵颇成问题。事后查明,他曾侵吞军费,用为自己经营的当铺的本金。这种人的部下素质极差是不足为奇的。将领侵吞军费,部下仿效他,自然要掠夺。头领贪污,士兵的饷银就会迟发或克扣,待遇不好,军队胡作非为是难免的。

    本质不好的二十九营军队进入平壤以后,叶志超的败军六营又加入其中。

    这些残兵败将,一路上掠夺抢劫,杀人放火,边逃跑边干坏事,真是无恶不作。

    简直像一团瘟疫,现在又传染给驻在平壤的清军,使之更加腐败。

    四军之将——卫汝贵、左宝贵、丰伸阿、马玉昆之后,又来了牙山败将叶志超和聂士成。另外还有江自康、夏青云等一营之长,他们也都自以为是将领。

    这样一群人,怎么可能不发生人事纠纷。

    只有在一起喝酒谈笑时,他们之间关系才融融泄泄。“置酒高会”——这是当时清廷文献中记录的那些将军们的情况。

    大敌当前,竟然靠酒宴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和睦,清军已腐败到何等地步。

    将领不和,李鸿章也非常担心。

    北洋海军总帅丁汝昌,与李鸿章一样,是安徽人,深得李鸿章信任。宰相的信任,对于军队首脑来说,是无比巨大的资本。丁汝昌得到了上级的青睐,和下级却搞得不甚融洽。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是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的福建人,形成一个较强的派系。也许不应当称之为派系,因为叫派系,就得有一个与之相抗争集团,但北洋海军的福建派并没有对立源。若说有对手,也不是一个集团,而只是丁汝昌一个。

    海军如此,陆军的人事关系也相当复杂。按理说,李鸿章派系的军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本该有较强的团结友爱,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若在平时,即使有些问题,也不至于表面化,随时就解决了。首脑人物驻在各自的防地,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战事发生了,部队都集中到平壤,试想那些各霸一方的军官们整天频频接触,不发生问题才怪呢。

    太平天国战争时创建淮军,已经40年过去了。张树声、周盛波弟兄等将领先后死去,现在李鸿章使用的已不是子侄辈,而是孙子辈了。他再也不能像淮军全盛时代那样,随心所欲地调动将军们,因为他们不是同他寝食与共的子侄辈,而是有着隔阂的孙子辈,在控制上就不能那么严厉。

    刘铭传倒是能控制这些山大王们,可是,这位老前辈卧病在床,不可能出马去朝鲜。

    倘若不自上压制,而是从横的方向来疏通,使各将领之间关系和谐,那只有李鸿章的幕僚、现任直隶布政使的周馥能做到。但他缺少平壤将领们所具有的丰富的野战经验,因为他是文官。于是给了他一个“总理前敌营务处”的名头,派赴朝鲜。李鸿章指望他消除将领之间的龈龉。但总理这一职务不是总司令官。

    李鸿章所怕的是前线的将领们“彼此观望、猜忌、军心涣散”。他认为,周馥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为他防患于未然。可惜他不是军人,不能指挥军事。若是刘铭传出马,当然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也得有个总司令,否则,平壤的军队就成了一盘散沙。这件事刻不容缓。实在没有理想的人选,那就干脆在平壤现有的将领中拔出一个来吧。

    “或许能胜任?”李鸿章选定了叶志超。

    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投身于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后,随刘铭传征讨过捻军。升为总兵后,在淮城之战中受伤。为人善辩、倔犟,被视为有才有胆的人物,至少李鸿章是这么看的。

    叶志超在保定、新城当过军队的总兵,后晋升为直隶提督。在首都范围内任军区司令,一般来说可算是军中的最高要职了。当然,他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以直隶提督驻扎在山海关,朝鲜风云告急时,被派赴牙山,可见李鸿章多么信任他。

    叶志超是直隶提督,在诸将中地位最高。当然,李鸿章选人也并非那么机械,他只认为叶志超或许能胜任。叶志超有辩才,在李鸿章心目中就是有才能,或许能以辩才团结诸将。

    然而,叶志超乃败军之将,这确实成问题。可汉城有2 万日军,而牙山仅有3000 清军,没有全军覆没就应当认为是指挥上的胜利,况且还杀了日军2000人——李鸿章至今仍有几分相信叶志超谎报的军情。

    这时候,通过外国通信机构,日本司号兵的故事也传到清廷。“一点不错,日军也有大量伤亡。”这个故事反而成了李鸿章相信叶志超奋战的证据了。

    李鸿章要任命这位“勇猛奋战”的将军为总司令。

    8月25日,任命公布了——“派叶志超总统驻平壤各军,以一事权”。

    听到这项任命,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难抑愤慨,在日记中写道:“闻叶志超得总统之职,可笑至极。跟随叶溃败逃跑的文官武将们均请优奖,不知何功?”

    当地官兵之不满,有过之而无不及。叶志超军的败迹在朝鲜是众人皆知,连战败的士兵们也痛骂指挥官无能。

    “那时根本不该从月峰山阵地转移,连我这样的小兵也明白日军右翼部队是佯攻!”

    “可不,当时我跟旁边的老张说,这是诱饵,咬了钩就完了,可是,当官的连想都不想,一下就上了钩。”

    “完全掉进敌人的圈套里了!”

    “可怜老张那家伙吃了日军的子弹,死了。”

    “我逃跑时也掉进山涧里,扭伤了脚,弄不好这辈子就残废了……”

    “咱们碰上这么个愚蠢的长官,算是倒透了霉!”

    成欢之役清军的丑态,在平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的将军竟一跃而成为全军统帅,军队顿时失去了斗志。

    不光是士兵,那些还没打败的将军们也不服气。

    “能言善辩的家伙总是占上风!”甚至有的将领故意当着叶志超说。

    在淮军伙伴中,当叶志超还是总兵的时候,卫汝贵已经是记名提督了。他觉得应该他当全军的统帅,因为他率领十三营,在诸将之中最多。

    卫汝贵想:即使拼命打仗,最后还得让叶志超把功劳捞走。他那套花言巧语谁能比得上?连败仗都能说成胜仗,我建立的功劳难道就不会被他夺去?与其拼死拼活去打仗,真不如克扣点儿饷兵粮做本钱,倒腾几桩买卖。

    不是淮系军队的左宝贵、丰阿伸等人,则担心会倒霉遭殃。从此,李鸿章所害怕的“军心涣散”反而以叶志超的任职而表面化了。

    军官争权夺位,士兵则关心他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不同部队的士兵聚到一起,总要发些牢骚,因为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待遇问题。

    “你们按时发饷吗?”

    “发倒是发,就是不按时,一拖再拖。你们那里怎样?”

    “饷银按时发给,只是伙食糟透了!昨天我瞧了一下北门的伙食,他们吃得可真不错。”

    “提起伙食,我们那里就更差了,简直没法说。你们的伙食,比我们强多了。”

    “是吗?比我们这里还坏?真不敢相信。”

    关于饷银有明确规定,只能拖上几天,过多的花招使不上。克扣伙食费却是常事。

    士兵们互相通报遇方面的情报,大致知道了被克扣多少,便觉察出他们比别的兄弟营坏得多。

    最坏的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伙食最多比他们多出一倍。这可不是光凭传言,而是盛军士兵亲眼看见了的。

    “他妈的,让他克扣了这么长时间!”

    卫汝贵麾下的士兵们牢骚满腹。

    事隔不久,不知谁透露出统帅卫汝贵是某大当铺的老板。这个消息在士兵中间传开了。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银行机构,当铺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经营着一家大当铺,用现在的语感去体会,就近于说他“有一个银行”。

    “克扣我们的伙食费,拿去做当铺的本钱,妈的,他算个什么统帅!”

    “能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吗?”

    “日军攻过来,我们就逃跑!”

    “真的,我们傻透顶了……喂,有酒吗?”

    “到那边喝,来个一醉方休。喂,拿酒来!”

    军心动摇,散散漫漫。

    卫汝贵不但克扣伙食费,还要吃空额,以饱私囊。一个营的定员为500人,实际上只有450人,他私吞了50 名的饷银。命令他开赴朝鲜前线时,因为要点检,这才赶紧备齐了人数。紧急补充的人是些失业者和无赖汉。

    卫汝贵的盛军简直没有什么军纪,打架斗殴不断发生。将领们只知道克扣侵吞,以部下无法严加管束,只好放任自流。这个部队声名狼藉,引起了兄弟部队的不满。

    这种事当然也传到了天津。

    9月12日,李鸿章打电报给卫汝贵,予以严厉警告:“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能,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临行时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务必设当安抚军心,或使孙显寅帮统。”

    真是严厉无比的警告。口吻近于威胁:倘若不改,必予处死。

    李鸿章同时打电报给叶志超,让他悄悄地传达卫汝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部队将陷于崩溃,那就把你就地斩首。”

    可是,为时已晚——李鸿章发出这份警告电报的三天后,日军开始了总攻。

    平壤的清军乱哄哄地迎战。

    李鸿章虽然任命了总司令,却没有命令清军前进。

    李鸿章断定,战斗拖得越长,对清廷越有利。待不多久,就会有外国干涉,最终提出停战。列强绝不欢迎日军独占朝鲜,英国就曾明确表示,清廷的惨败对它是不利的。清政府的统治能力一旦下降,就会放松对新疆和西藏的统治,俄国必将乘虚而入,这对英国统治印度是很大的威胁。

    日本政府也觉察到这一点,希望在列强、特别是英国介入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

    速战速决,这是日本的战略方针。哪怕作一次与国力不相适应的努力,哪怕进行大规模的动员,总之,要一举决定胜败。

    8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对中国宣战后,确定了首先实施的“作战大方针”——驱逐清军出朝鲜,扶植朝鲜“独立”。

    为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在军事上继续向朝鲜大举增兵。

    宣战的前一天,7月31日,大本营训令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把在国内留守的第五师团余部,从8月1日开始全部由宇品港运往朝鲜,分别由釜山、元山等地登陆。

    8月6日,野津道贯随军由釜山到达朝鲜,19日进入汉城。

    8月14日,大本营把“作战大方针”及实施方案训令各师团长。同一天,下令动员第三师团的一半兵力组成混成旅团,进驻朝鲜,协同第五师团作战。

    9月1日,下令把入朝的第三师团与第五师团组成第一军,担当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并任命狂热鼓吹对华侵略扩张的大军阀、枢密院议长、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第一军司令官。

    同是下达命令:自山县有朋到达朝鲜之日起,第三、五两师团归其统一指挥,其任务为配合联合舰队,击退在朝鲜的清军。

    山县有朋是军界的老前辈,威严可以压倒一切,甚至连伊藤博文首相都有些害怕。

    前线上独断独行,本国首脑被牵着鼻子走,这对于指导战争来说,是最为难办的。在山县有朋出征时,伊藤首相请明治天皇训示他:“文武相应,周密计议。”天皇特别强调“不要武人独行”这一点。

    叶志超的权威远远比不上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受命后,9月8日率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军参谋长少川又次少将等搭乘运船38 艘,在联合舰队护送下由宇品出发,于9月12日到达朝鲜仁川。为便于统筹指挥和策划这次侵略战争,9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把大本营由东京迁往广岛。15日,天皇睦仁到达广岛,亲自指挥对华侵略战争。

    宣战后,日本政府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与中国拼死一战。

    当时,对能否战胜中国,日本朝野各界、主战、主和都没有充分的把握,认为这是极富冒险性和赌博性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朝野、军政一致认为:必须与中国一决雌雄。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8月13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了关于募集公债的一百四十三号令。15日公布了募集金额为5000 万日元的《军事公债条例》,要求日本国民勒紧腰带,支持对华战争。

    结果,通过发行公债,日本政府从国民手中得到了76949000日元的巨款(超过了预计募集金额),充当军费,用来发动侵华战争。

    平壤为朝鲜平安道首府,也是朝鲜旧京。北通义州,南达汉城,东走元山,西南通大同江口,为朝鲜北部水陆交通孔道,号称朝鲜八道之“第一雄镇”。平壤城南临大同江,北枕崇山。城倚山崖而建,东、南、西三面有大同江环绕,城东断崖险峻。城垣高大壮阔,南北绵亘10 余里,外壁削土累石筑成,高达10 米,基厚7 米,顶宽2 米。有6 门:东北门名长庆,东门名大同,两门濒临大同江,南门日朱雀,西南为静海,西门日七星,北门名玄武,另有暗门4个。

    紧逼玄武门有山名牡丹台,为一制高点,据此可俯瞰全城。牡丹台西南方有乙密台、箕子陵,西侧通义州大道,为平壤清军后路孔道。

    平壤城分内城、中城、外城及东北城四区。有居民4500 户,人口3 万余。

    平壤不仅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天生形胜,是所谓“一夫堪拒万夫攀”的易守难攻战略要地。

    住平壤清军根据李鸿章的“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日夜赶筑城内外堡垒工事,分兵驻屯。

    清军在平壤修筑堡垒及驻屯情况如下:在大同门外大同江面上搭浮桥一座以通江南北往来。江左(南)岸构筑桥头堡垒5 处,由毅军、盛军各一部驻守;城南外廓筑堡垒及兵营15 处,其南端由大同江右(北)岸修建长达2000米胸墙一道,为南面第一道防线。墙高4 米,墙下布雷,由盛军及奉军盛字营一部驻守;

    城北牡丹台修堡垒一处,牡丹台北面沿丘陵高地由东北向西北修堡垒4 处,由奉军及奉天练军盛字营及江自康仁字营驻守;内城之景昌门至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驻守。

    清军驻守平壤的兵力,计步、马、炮兵约15000 千余人,拥有野炮4 门、山炮28 门、速射炮6 门,修建堡垒20 余处,贮有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

    自四大军到达平壤后,清廷屡电催南进,李鸿章、叶志超等以“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券”为由,加以拒绝。

    1894年9月4日,左宝贵向成川(距平壤东北约40 余公里)、黄州方向派出的骑探侦知日军分路来攻。

    6日,奉军骑兵在黄州附近与日军第九混成旅团第十一联队之先头部队千余人遭遇。交战后,日军向黄州方向退走。

    7日,左宝贵等准备集合马步15 营共7000人,分左、中、右三路,左路左宝贵奉军2000 余人,中路卫汝贵盛军4000人,右路盛军1600人,向中和、黄州方向出击。“各统领奋勇争先,均挑八成队前赴中和”。同时,由原牙山军3000人北进向元山方向出击,马玉昆、丰升阿率4000 余人留守平壤。

    7日晚,向元山出击部队已达江东县。8日晨南进部队也已出发。但这时叶志超探闻一部日军已进入成川,平壤后路吃紧,急将南北挺进部队召回。从此,清军退守平壤,坚匿不出。

    9月12日,各路日军已兵临平壤城下,叶志超以各军总统名义,颁布防御命令,布置战守,要求各军互相支援。并规定无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处。

    但是,总统平壤诸军的提督叶志超并不是奋勇杀敌的勇将。9月12日,叶志超给李鸿章的一份密电中预感:“明、后日,必有血战。”相当准确地预见到日军总攻的日期。这是他观察日军动态得出的结论。

    预料日军总攻日期还可以,只是叶志超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太悲惨了:“今日左宝贵右偏中风,超亦头眩心跳,马玉昆最勇而人少,丰升阿之兵不甚足恃,日势方张,我军兵力如此,只能尽心力以报知遇。”

    这篇电文,从脉络上出可以理解是一篇“战败预告”。

    9月14日晚,即日军总攻平壤的前夕,叶志超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叶提议撤退到鸭绿江一线,遭到诸多非议。

    不战而退,成何体统?

    但一些战史研究家却认为:从战术观点分析,平壤距离清政府的后方基地太远,负责军辎粮草的周馥和袁世凯才刚刚越过山海关,日军的兵力已大大超过了清军,倘若退到鸭绿江一线,阻止日军前进,按当时情况是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法。

    不过,即使在平壤的作战会议上,不战而退的提议得到通过,打电报请求天津的李鸿章也一定会被否定。即使李鸿章本人认为不战而退是上策,从北京宫廷和政界上层的气氛来看,肯定也不可能允许。

    这是一场为朝鲜宗主权而战的战争,而宗主国的军队居然要从朝鲜领土上撤退,不管怎么从军事观点来说明是最上之策,大概也没有人会同意。

    叶志超认为:“如果不趁现在出城,以后就会被截断退路。元山登陆的另一股部队,正摆着截断退路的架势。眼下那股部队还没有布好阵,有可能突出去。”

    叶志超虽然是总司令,但成欢的败绩使他没有统御全军将领的力量。

    “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想逃跑吗?只有打下去喽!打完之后什么样,到时候再说吧,战争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左宝贵瞪着眼睛冲叶志超说道。

    左宝贵是士卒出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投到江南大营,显露了头角。他是山东省费县人,不能算淮军系统。在奉天驻防,讨伐当时十分猖狂的马贼有功。

    他的部下也惯于作战。3年前,他参与镇压热河朝阳的金丹道教起义,立下战功,被赏穿“黄马褂”。黄马褂是一种马甲,因为黄色是皇帝的颜色,所以一般人是不能擅自穿用的。

    左宝贵对近来军界的思潮——不是北洋军就不是人,很有反感。

    “实在对不起,这次战争的对手可不是马贼!”叶志超说道。

    “管它是日本还是马贼,反正是敌人罢了!”

    左宝贵愤愤然,竖起眉毛。

    “算了,别太激动,会伤身子的!”

    叶志超摇头认输。

    左宝贵有高血压病,前几天轻微地发作过。

    “嗯……算了,我有我自己的一套打法。”

    左宝贵根本不理睬叶志超的指挥权和撤退论。从太平天国以来,他出入枪林弹雨,自信实战经验没有能胜过他的。这一点,别人也都得承认。

    然而,叶志超却露出一副轻蔑的面容,似乎要说:这次的战争性质不同,用对付马贼的战术能战胜日军吗?左宝贵觉得叶志超是要对他这件恩赐的黄马褂说短论长。

    在后路供应方面,四大军入朝后,由于清军各级将领不谙军事,缺乏近代战争知识,而指挥战争的李鸿章又远在天津,仅凭一纸电报指挥战争,不了解前方情况。因此对于入朝清军的后勤兵站供应等并无认真筹划和布置,仅在天津和奉天各设一粮台,天津称“东征粮台”;奉天称“奉天东征支应局”。其兵站线路以九连城为中心,由国内至国境线上的九连城,海陆共有4 条线路:海路由旅顺口经大孤山至大东沟;由营口经大孤山至九连城。陆路:关内由铁路至山海关,再经锦州、牛庄、辽阳至九连城;奉天经辽阳至九连城。由九连城至平壤则经由义州、宣川、定州、安州之陆路线。其中在九连城至宣川、宣川至定州、定州至安州、安州至平壤间划分4 段,每段配备若干兵士从事兵站运输事务。并在大孤山、大东沟、博川、安州等地驻扎部队3000 余人,以保卫兵站路线的安全。

    诸将入朝后,感到全军共计不过30 余营,合之一战尚且有余,分之拒守则不足,战守不能兼顾。尤其感到平壤后路空虚,故屡电李鸿章要求于义(州)、定(州)、安(州)各江口添设守兵,再于元山、黄州、海州、铁岛一带分派劲旅,以遏其势,以使前方清军专意对付进犯日军,而无后顾之忧。

    李鸿章于8月16日向朝廷奏请增募新兵20 营。同时增调河南豫军精锐营马步4 营、大同军马步8 营2 哨赴援。又命驻扎直隶马厂之总兵吕本元所训盛军飞骑马队5 营驰援平壤。9月8日又命令驻防金州、大连湾之刘盛休所部铭军10 营赴援安州。

    与此同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奉命率镇边军步队4 营、马队9 营于8月10日由齐齐哈尔出发,驰赴九连城。

    侍卫倭恒额率领黑龙江齐字练军马步4 营于9月9日到达九连城。佐领富尔丹所训吉字步队2 营、马队3 营于9月2日到达凤凰城。此外为了加强奉天及东边道一带防守,由新任东边道道台张锡鸾新募定边军7 营,于9月上旬已募齐着手训练。

    这样,到9月中旬,除辽东半岛外,驻奉天省清军后续部队总数已达17000余人。

    由于入朝清军集结平壤,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株守以待,因此,日军在朝鲜的攻势作战,首先是围攻平壤。准备攻破平壤后将清军沿朝鲜西海岸逐出朝鲜。

    日军进攻平壤的准备活动,早在成欢战役前就已开始。

    7月23日,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就向平壤一带派出骑探,进行侦察活动。

    成欢战役后,大岛义昌立即派出两个步兵大队的先遣队,于8月8日、12日先后由汉城北上。及第五师团、第三师团各部分别由釜山、元山、仁川登陆后,立即分道向平壤进犯。进犯日军共分四路,采取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第九旅团,3600 余人,于9月1日由汉城出发,循汉城至平壤大道。经开城、金川、瑞兴、凤山、黄州、中和而达平壤;第五师团本队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共5400 余人,于9月1日自汉城出发,经高阳、临津、金川、瑞兴、凤山、黄州,由此折而西行,自十二浦渡大同江至平壤;

    由步兵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少将率领的第十旅团,2400 余人,称朔宁支队。

    亦由汉城出发,沿朔宁、新汐、遂安、祥原,经江东县由麦田店渡大同江,绕攻平壤北面;

    由元山登陆之第三师团混成旅团第十八联队,在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指挥下,其兵力4100 余人,称元山支队。于9月1日由元山出发西行,经文川、阳德、成川,渡大同江进逼平壤西北之顺安。

    日军进攻平壤的四支部队总共约16100 余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混成第九旅团于9月12日到达大同江南岸,进行诱战以牵制清军。吸引清军注意力,以便第五师团本队及朔宁、元山支队从左、右翼及背后进行包围攻击;元山支队于14日到达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15日与朔宁支队会合,从北面加入对平壤的攻击;

    朔宁支队于13日由麦田店渡大同江,14日至大地境洞,由平壤东北方向发动进攻;

    第五师团本队自黄州西十二浦,由下游渡大同江,出江西县,进攻平壤西南面。

    各队于9月15日前完成对平壤的包围,15日凌晨发起总攻,以便一举攻破平壤,将清军驱逐出朝鲜。

    9月15日午夜,日军开始了总攻。

    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大同江左岸清军阵地发起进攻。

    凌晨3 时许,进攻的日军右翼及中路两队,接近清军江左岸桥头堡垒。守垒清军立即奋起还击,子弹雨点般射向日军。

    大同江右岸的清军大炮也隔江发炮向日军侧面轰击,硝烟蔽天,炮声震地。

    清军频频发射的连发铳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

    日军进攻部队暴露在垒外开阔地面,毫无掩蔽,伤亡颇重。第十一联队中队长林久实大尉、第二十一联队附细井有顺中尉、第十一联队附今井健中尉等当场被击毙。

    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驱赶士兵,拼死冲击。

    西岛下令“宁死勿退”。日军被迫分别向大道两侧的左翼和右翼堡垒发起冲锋。

    在日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两翼堡垒被攻陷。这时守卫在大同江渡口桥头堡及江北各堡垒的清军,互相配合,用猛烈炮火向占据大道左右两翼堡垒的日军进行夹击。日军死伤甚众,第十一联队第一中队将校悉数战死或负伤,第二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二、第四中队,官兵全部战死。

    清军见状,立即从桥头堡中冲杀而出,向日军发起反冲锋。日军阵脚大乱,司令官西岛中佐挥刀督战,不准士兵后退。

    两军展开白刃格斗。在双方步兵进行鏖战的同时,两军炮兵也展开激烈的炮战。对射不久,日本炮兵中队山本大尉以下24 名官兵中弹负伤,器材被毁。

    战至拂晓7 时,清军派出了增援部队,补充了弹药,士气大振。

    上午10 时,日军中路第十中队企图攻占中碑街西方江岸堡垒,受到清军步炮十字火力的射击。同时,清军发起反攻,将日军击退。

    日军发动第二次冲锋亦未奏效。中队长负伤,小队长以下非伤即死,被迫后退。这时,清军炮火愈战愈强,而日军自午夜零时出发,滴水未进,士兵饥疲不堪,各队弹药亦将用尽。尤其“中央队战线弹药全部射尽,且将校多数伤亡”,已无力再战。

    至午后1 时,大岛义昌只得下令退却。

    各路日军接到命令后,于午后2 时许狼狈退离战场。

    这一仗,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

    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是:将校以下死者约140 名,伤者约290 名。其中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4 名,中尉军官被击毙2 名。第九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二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清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日人杉浦梅潭曾写诗来描绘这次战斗的艰苦和日军的惨重伤亡:“霜惨烈,风萧索,吾军衔枚乘暗斫。平壤壁,大同江,古来天险称无双。土器店头砦栅固,炮雷进袭弹雨注。……蹀血登,蹈尸进,白日黯,山河腥,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

    平壤城北为日军攻击的重点。大同江正面开始的攻击,是为了牵制清军,使之不能往城北拨出更多的兵力。

    在城北,勇将左宝贵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城外牡丹台的攻防战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日军的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一开始就以牡丹台为目标,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这一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因而也是平壤保卫战的最激烈战场。

    守垒清军主要为悍将左宝贵所率奉军。

    9月15日午夜零时,晓色森寂,雾气冥蒙,朔宁支队由国主岘宿营露地出发,凌晨4 时30 分向玄武门外东北方牡丹台外侧清军两个堡垒发起进攻。

    日将立见尚文认为牡丹台地高垒固,是玄武门的天然屏障,是日军进攻的最大障碍,必须拔除。要拔除牡丹台据点,首先要攻占其外侧最东北方的清军第四堡垒。

    于是日军一面在高地上排列山炮6 门,向堡垒进行猛烈轰击;一面派两个中队的兵力,在旅团副官桂太郎上尉指挥下,向第四堡垒发起猛冲。

    清军凭垒据守,以连发枪进行猛烈还击,击伤敌指挥官桂太郎及两个中队长小仓中尉和本间中尉。士兵伤亡20 余人。但日军在炮火支援下连续发起冲锋。

    战到7 时30 分左右,清军不支,终于放弃第四堡垒。日军占领第四堡垒后,将全部炮火集中于第三堡垒,支援向第三堡垒冲锋的富田少佐率领的步兵。

    驻第三堡垒的清军虽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但仍坚持应战,顽强抵抗,一直坚持战斗到8 时才撤出堡垒。

    与此同时,元山支队则向牡丹台外侧西北方清军两个堡垒发起攻击。

    5 时5 分开始,日军元山部队集中炮火向牡丹台外侧西北方两个堡垒进行猛烈的炮击,掩护步兵冲锋。

    守卫堡垒的清军进行顽强的抵抗。6 时20 分左右,战斗益趋激烈。

    整个牡丹台外侧一带天崩地塌,双方射出的子弹、炮弹似落雁飞蝗,白日无光,山川为之改色,惨雾蒙蒙,愁云密密,互相混战,鲜血染地,草木皆红。

    日军奋力冲锋,伤亡惨重。同时,元山支队集中炮火向牡丹台外西北方左翼第一堡垒猛轰。堡垒被毁,守垒清军被迫于6 时50 分退走。

    不久,第二堡垒也在日军炮火猛烈攻击下失守。7 时15 分日军元山支队占领了玄武门外清军两个堡垒。

    至此,从外侧掩护牡丹台的清军四座堡垒全部落于日军之手。日军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合兵一处,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牡丹台制高点,开始对守卫牡丹台清军实行三面合击。

    位于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清军在此筑有坚固堡垒,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牡丹台的重要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牡丹台失守意味着全城处于日军炮火之下。

    进攻日军,早已注目此地,企图一举夺占。因此,日军占领外围堡垒后,随即将炮兵阵地推进至第三堡垒,用排炮向驻守牡丹台清军集中轰击,掩护步兵进攻。

    守牡丹台的部队为号称清军精锐的左宝贵部奉军。配备有克虏伯炮3 门和格林速射炮、连发毛瑟枪,在左宝贵指挥下,清军据险全力死守,速射炮向进攻的日军步兵猛烈还击。

    日军步兵在清军强大炮火攻击下,伤亡颇重,无法前进。为援助步兵冲锋,日军炮兵集中炮火,向牡丹台猛烈轰击。牡丹台外城连中三发榴霰弹,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也被击坏,士兵死伤甚众。

    日军乘势发起冲锋。清军虽拼力奋战,但禁不住日军榴霰弹的猛烈轰击。加以大炮被击毁,无法压制日军火力。在日军步炮夹攻下,牡丹台堡垒终于陷落,清军向玄武门败退。

    这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见牡丹台失守,知大势已瓦解,决心以身殉国。

    他穿上御赐黄马褂,亲临第一线督战。部下营官杨某见城上危险,欲挽宝贵下城避。左宝贵大怒,击之以掌。并亲自点燃大炮,向敌军轰击。部下感愤,“士卒皆激昂奋战”,拼死抵御,予进攻日军以重大杀伤。

    正在酣战之际,忽来一弹,将清军大炮击毁,碎铁飞扬,贯穿左宝贵肋下。

    左宝贵负伤不退,裹创再战。接着,又被“榴霰弹击伤左额,犹勉强撑持”。不久,又被流弹击中左胸,以身殉国。

    左宝贵之死,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牺牲战场,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日军夺占玄武门,进入城内。但入城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时,遭到城内清军的猛烈射击。日军不知城内虚实,未敢贸然深入,退守牡丹台、玄武门以扼清军后路。

    向箕子陵、七星门进攻的元山支队,在占领箕子陵时,遭到清军交叉火力的射击,死伤不少,无法继进,遂据守箕子陵后侧,以火力与清军对峙。

    日军虽攻占了牡丹台、玄武门,但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仅元山支队伤亡将卒即达175人。

    午后1 时许,一队清军突然由七星门内奋勇杀出。其先锋部队200 余人直向箕子陵日军右翼阵地冲杀,准备与日军肉搏。日军右翼眼看将被清军突破。

    这时,日军炮兵立即向突击部队开炮,清军不支向七星门败退。1 点30 分左右,清军再次组织进攻,也被日军打败。但日军也未敢追击,固守阵地,等待时机,组织进攻。

    进攻平壤西南一线的日军为野津道贯率领的第五师团本队。

    该部日军于夜半由宿营地出发,早7 时到达平壤西南之山川洞后,立即列炮于丘陵上向清军射击,同时出动步兵向清军堡垒进攻。

    清军派出马队进行反击,遭到藏匿在高粱地里日军的伏击,二百数十骑清军马队全部牺牲。

    9 时以后,清军再次分别由朱雀门、七星门派出马队冲击日军山川洞阵地,均被日军打退。日军企图向清军阵地进攻,由于堡垒坚固,日军山炮无力加以摧毁。

    同时,清军又奋勇固守,日军发动几次进攻,都未能得手。野津道贯见白昼组织进攻无效,便改变计划,准备于翌日凌晨乘晓雾再行攻击,遂停止进攻。

    至中午时,两军已实际上处于休战状态。

    日中两军隔着大同江的战斗,难决胜败。

    马玉昆善于防守,日军无法靠近。实际上,野津中将麾下的日军主力已经把子弹打光了。除了白刃战以外,已经不能再攻击。

    从9月15日凌晨1 开始,战至中午,平壤攻防线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日军进攻,并获大捷;城西南大同江北战场,卫汝贵所部盛军阻止了日军的进犯,胜负未分;但有城北面牡丹台、玄武门战场清军堡垒尽失,玄武门失守。

    平壤全部暴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战局虽然危急,但也未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此时,平壤城上却飘起了白旗。

    下令挂起白旗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主张不战而退的叶志超。

    牡丹台、玄武门的失守和左宝贵的牺牲使叶志超骇惧万分。

    他不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下令在大同江岸及西南门一线坚持战斗的马玉昆、卫汝贵迅速撤军。并于午后4 时在七星门上悬出白旗,派一朝鲜人,致书日军要求停战。同时在静海门、大同门等地亦树起白旗。

    这时,天气骤变,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敌将立见尚文接书后,估计清军要求停战,是缓兵之计,可能利用雷雨的机会,趁黑夜弃城逃走。

    于是命令朔宁、元山两支队,“须严加警戒,如敌军逃走必须截击”,并将元山支队第十八联队埋伏在通往义州大道上,截击清军向义州撤退,全军在雨中露营以待。同时,派人向师团长野津道贯报告,要师团本队派兵在通甑山大道上进行埋伏截击。

    当夜9 时许,清军果然冒倾盆大雨,纷纷由七星门、静海门涌出,有的则攀越城墙而出,由义州大道向北仓皇撤退。

    清军不知日军早有埋伏,争先夺路奔逃,溃不成军。

    行至埋伏圈内,日军立即开枪狙击。枪炮排轰,清军大乱,自相践踏,受伤未死的官兵纵横偃卧,求死不得,哀号之声,惨不可闻。自15日晚9 时至16日凌晨,清军在日军埋伏截击下,死伤累累。仅城西箕子陵下二三百米之间,清军“人马尸体堆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染红”。尸体堆积最密体之处,在50 米以内,伏尸120 具,毙马30 头。其惨不可言状。

    据参加平壤战役被俘的栾述善所著《楚囚逸史》一书,记载清军溃逃中遭受日军截击的惨状说:

    “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洮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前军既遭敌人截击,只得回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前奔,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前面来兵,是敌人、是已军,不遑暇问,持刀开炮,混乱相杀。查怜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已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值此之际,父寻子觅,兄呼弟唤,鬼泣神嚎,田野震盈。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有惊惧失措,投水自溺者,有引刃自戕者,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在甑山大道,清军被第五师团本队伏击,死伤也达数百名。总计清军在溃退时被日军埋伏截击和人马腾藉,自相践踏而死者近2000人,被俘500 余人。

    至于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损失不计其数。据日军统计在平壤掳获的战利品的:17 厘米克虏伯野炮、山炮及各种口径的大小炮35 门,步骑连发枪550 支,单发后膛枪400 余挺,车辆156 辆,马匹250 头,大米、小麦等各种粮食4600 余石。以及大批炮弹、子药、信管、金银、货币和其他军用物资无算。

    清军溃退后,9月16日晨,日军摆出一副征服者架势,分别由玄武门、静海门入城,占领了平壤。

    叶志超由平壤溃退被截击后,率残部仓皇北逃。时安州尚有马步8 营,可整饬战守,但叶志超经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狂奔500里,一口气渡过鸭绿江方才停下来,狼狈退入中国境内。

    事后,又向李鸿章谎报军情,夸大敌人兵力,掩饰败绩,虚报战功。李鸿章包庇亲信,欺哄朝廷,吹嘘“倭兵三、四万分扑平壤,我军奋勇迎敌,力战五昼夜,弹尽粮绝”。并嫁祸于人,把叶志超率军逃跑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硬说“奉营营官守备扬建胜首先开城脱逃,……统带仁字营记名提督江自康,驻守城外北山,先自撤队,……统带盛字左军四川重庆镇总兵孙显寅,出险不停,直奔沙河”等。结果,这些人分别受到不同处分,做了替罪羊。

    叶志超谎报军情,虚报战功,居然得了“力疾督战”的美名,并“加恩免其议处”。叶志超一手造成的平壤大溃败,就这样马马虎虎的结束了。直到后来,有人弹劾叶志超,清政府派宋庆查明事实,后被革职查办,交刑部治罪。

    平壤战役中清军阵亡2000人,几乎都是在逃跑时被打死的,而日军只死亡180 余人。

    高级将领丢下的私产有金币12 箱(其中金块67 块、金锭61个)、砂金14箱、大小包裹30 来个。

    清政府发给的军饷和大量银块,约10 万两,叶志超也来不及运走了。而且,一些重要的机密电稿、文书等竟未作任何处理,弃之不顾。

    日军胜利是由于清军当事者无能,这是后世对平壤战役的评价。

    日军方面,尤其从补充给养方面来说,真是打了一场如履薄冰的战斗。叶志超挂出的白旗,确实把打光了子弹的日军救了。

    以中日两军攻防的角度观察:平壤城垣高厚,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城内粮食足够全军一月食用,武器弹药也不缺乏。如果叶志超等能认真布置平壤防务,凭借险要,固守待援,日军长途跋涉,运输困难,粮食弹药供应不足,军士饥疲,病者甚多。进攻平壤各部日军仅携带两天口粮,如果清军坚持守卫两天以上,日军不仅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攻陷平壤,且势必全线溃退。但由于叶志超的畏功怯懦,自行退守,在撤退中又毫无准备,慌乱溃逃,以致惨遭伤亡,损失严重。

    可以说,平壤之败,不败于战,而败于主帅的怯懦溃逃。除叶志超外,其他将领也大部缺乏指挥才能。

    正如著名的军事史评家马士在其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平壤战役,“中国将帅之中只有左宝贵一人曾经表示出一点儿个人的勇敢,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一点儿将才。”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战后,日本军事评论家在评点平壤战役时,也对清军将领的无能作出了如下评述:

    9月4日,清政府训令叶志超,乘日军不备,主动出击由南方北进的日军。

    9月7日,叶志超依此训令,派8000 清兵分兵三路,向南推进至贵州,以阻击3000 北进日的日军。但遗憾的是,叶志超在三路清军行进2 天之后,又改变了计划,命清军无功而返。清军能否阻止日军北上,不能断定,但至少可以延滞日军的行动,使日军不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平壤城下,缓解平壤围困的力度,平壤的陷落至少要推迟几天。在日军攻城之时,清军若奋力阻止一方,倾全力于另一方采取攻势,聚而歼之,逐次各个击破,两军胜负则难预料。但清军将领缺乏这种果敢精神和机动性。

    这一评论是颇有见地的。

    李鸿章得知兵败朝鲜时,正在直隶总督府与众幕僚商谈对日战争。他几乎是暴怒了,他三下二下撕碎电文,一脚踢翻茶几,只听得茶杯叮当作响,碎了一地。

    李鸿章气得面色发红,胡子乱颤。大骂道:“贼娘!真是一群废物!一群饭桶!猪!与敌人旗鼓相当,却败得如此迅速,真是千古奇闻。至少得拼一下吧?贼娘,我敢打赌,他们除了望风而逃,什么也干不了。”

    说罢,他又一把将放在旁边的自鸣钟摔在地上,呜呜大哭道:“没想到勇冠一时的淮军,竟衰败到了这等地步!先是八旗、绿营,然后是湘军,现在轮到淮军了。你们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幕僚们吓得大气不敢出。还是袁世凯胆大,他说:“中堂大人保重身体,千万不要被几个废物气坏了身子。反正我们现在又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和您老那样足智多谋、一身是胆的统帅了。军队里尽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打败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李鸿章收住泪,叹道:“这是天意吗?一代不如一代!平常花了那么多钱饷养着这些家伙,原本指望他们能抵一点儿事,却不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嘴唇刚长毛的小国,也敢耀武扬威,真是欺我中华无人啊!”

    薛福成说:“当初,涤丈(曾国藩)弥留之际,已察觉国势之衰微,非人力可以挽回,曾叹息数声,说要‘看少荃的功夫了。不过以一人之力,肩山之将崩,也太难为少荃了’。国是如此,中堂也不能太过伤心。”

    李鸿章出神地望着窗外的灰光,说:“真是愧对涤丈的在天之灵了。如他老健在,必挽狂澜于既倒!我辈德才,皆不能望其项背啊!”

    大家都欷歔不已。

    这时,外面那种奇怪的灰蒙蒙的光线透进来,使得屋子里也变得灰色一片。

    这暗淡的光笼罩着每一个人,仿佛是一种宿命,一种无法抵抗的结局。

    李鸿章疲倦地跌坐在灰光里,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