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已日落西山，李鸿章是很清楚的。但他总认为，依凭平壤天险，不说取胜，固守几个月以拖垮日本，总是可以的吧。却不料败得那么惨，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
李鸿章除了在直隶总督官衙内那青砖地上来回踱步外，实在没有了度日的办法。书看不进去，日常卷宗也不想处理。
他踱一会儿步，停留在英国领事送的一座青铜座钟前出神，炯炯有神的双眼变得茫然如雾。漂亮的官服令这个老头子显得威严老成，但他深知那官服下面是一具衰老的躯体了。
李鸿章不禁想起自己的青壮年，那时，他真正可以称之为高大潇洒，他的身材和本领在人才济济的曾国藩大营是出了名的。他用骨节粗大的手指去拔了一下那个座钟的一匹骏马，座钟立刻发出好听的叮咚之声。
周馥说外国人称他为“洋务之父”，的确，他觉得当之无愧，而且很喜欢这个带有“父”字的称谓。
老中堂顿顿脚，心想，此次孤注一掷，如战败，除了忍辱讲和外，恐怕别无他法。“但是，我总是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人吧。”他在心里轻轻叹息。
19世纪中叶，当中国还沉浸在泱泱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时，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中国的近邻日本在美国几艘炮舰的威逼下，大开通商口岸，敞开国门，全面学习西方，抛弃了陈腐守
旧的中国儒学。
当时，少数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试图引进新技术。这些人的最初代表是林则徐和魏源。
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所，于军务倥偬之际，派人侦察敌情，翻译洋人书报，主张练兵、制器，“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著有《海国图志》一书，介绍外洋各国情形。但他们微弱的呼声不足以唤醒封建君臣，也不足以唤醒国民。30年之后，魏源的这部著作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武器，这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
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不知外洋是人境还是鬼域，不知洋枪洋炮是神奇还是妖邪，竟有堂堂提督大人，看到洋人大炮一响，硝烟四起，城倒屋塌，以为是“妖术”，企图收集马桶、狗血去破敌。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又何能为他们重视？这是笑话，也是中国的悲剧！
林、魏之后10 余年，第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志士容闳，痛感中国落后，满怀报国之心，于1860年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国领袖们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7 条建议。
太平天国的一个领袖人物洪仁玕也写成了他的名著《资政新篇》。但他们的计划当时没有条件实施。平心而论，农民也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中国便沉寂下去，容闳、洪仁玕也无力推动这个事业。
揆度中国的国情，当时能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中国的人，必须起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看到外国，承认中国落后；二是要有足够的实力倡导这项事业。容、洪虽具备第一个条件，但无力让它变为现实；庙堂之上的衮衮大员，虽有足够的权力，但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国”的重臣，礼义文明之邦的子孙，何肯承认自己落后！
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与洋人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封建官僚以并不称职的身份，居然办起了洋务，这是“误会”，又是必然。
李鸿章等人搞洋务自然不是为了赶时髦，他们作为封建政治家，根本目的在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19世纪60年代，当清王朝受到农民起义的直接威胁时，他们兴办洋务，制造洋枪洋炮，屠杀起义民众。
李鸿章驻兵上海之后，多次同英法侵略军头目打交道，他手下还有一支全副西式装备的常胜军，淮军也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还请了外国教练。他自己说，他的军营中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出。在这个过程中，他直观地感觉到，用西洋的坚船利炮对付手持弓箭长矛的起义群众，十分有效。他看到了西洋的“长处”。
自捻军起义失败后，清王朝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在列强掀起的第一次割地狂潮中，李鸿章等人办洋务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这同当年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们就同时看到了洋人的威胁。
同治元年（1862），清廷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奕、文祥在奏疏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自强，根据当前形势，以练兵最为重要，而练兵又必须先制武器……现在许多人都说英、法诸国完全仗着船坚炮利横行海外，但是，船为什么坚，炮为什么利，则没有多少人去追根穷源。即使有人留心这事，而洋人又不肯传授技巧，所以中国人无法知其奥妙……现在江、浙还在同太平军打仗，我们借口学习制造以攻剿太平军，可以不露痕迹。这是不可丢失的机会！
如果等到太平军平定之后再去学习制造，那么，纵然西洋技术人员肯教，他们的政府也会阻挠……应对西洋的各种机械火器，实心实意地钻研，以收到弄清其奥秘的效果。”
李鸿章同奕、文祥等人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同治二年，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他说：
“薛焕等人老劝我对洋人应当疏远而不宜接近，我不以为然。我营中每天都有洋人往来，虽然感到麻烦，但是，我了解他们，他们也就不敢要挟我……我曾去过英法提督的兵船，见到他们的大炮精良，子弹细巧，器械漂亮，队伍严整，实在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我深以中国的武器不如外洋为耻辱，所以一再劝诫将士，虚心忍辱，以学到别人的几种秘密，对我们会有所帮助……驻在上海这么久，如果学不到洋人一点儿先进技术，以后就后悔莫及了。”
“如果我们的武器和西洋一样，安定国内有余，敌外国人也无不足。俄国、日本以往不懂技巧，国家就很弱……现在船炮渐渐能与美法争雄了。中国的士大夫若也能如此，那么，百年之后，就可以自立于世界。所以，我请求老师站出来，倡导这件事。”
同治三年（1864），他又给奕、文祥写信，提出了变法的主张：“我以为天下的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章句小楷的积习，武夫们又多为粗鲁不通学问之辈，不留心世务，以至于所学非所用。无事的时候，嗤笑外国器械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一有战争便惊慌失措，惊叹外国的利器神奇莫测，以为无法学……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道取法人家的长处，我们中国到了穷极而通的时候了，也当毅然变法了。”
李鸿章大声疾呼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以对付外国侵略，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同时，也适应了中华民族反抗列强侵略的需要，是应当肯定的。他抨击中国的科举制度，主张变法，是很大胆的。当时，除容闳等少数先进人物之外，洋务派中还没有人如此明白地提出这个主张。
李鸿章着迷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神奇，他甚至自己也深入开始学习了解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种种细节，这让他与国内其他的那些叶公好龙的口头派有了本质的区别，让他真正有了一种开阔开发的世界性视野。
李鸿章曾有一份奏折，详细介绍蒸汽机运作原理：“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段子，是说，一次，李鸿章让一个留洋学生给他讲解“抛物线”原理，留洋学生掉书袋照本宣科，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洋学生急了，憋出了一句话：“撒尿就是抛物线。”李鸿章笑了，终于是恍然大悟。
但此时的李鸿章，主张向西方学习，只是从片面的感性认识出发的。他只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主张学西人的军事技术，至于其他方面的长处，他还没有接触过。所以，他最初所创办的都是军火工厂。
但是，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在举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自然遇到了许多问题：要向洋人买钢铁、买煤碳、买原料。李鸿章认识到，一旦有战争，必然要受外国人制约，而且，既要事事购买，中国大笔的银钱必然要流入外洋。所以，李鸿章渐渐注意到民用工业的兴办，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
李鸿章等人的洋务活动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诅咒、谩骂。光绪二年（1876），江西巡抚刘秉璋还给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写信，说李鸿章爱谈洋务是“冒险”，以至于“受到诽谤”，为他“三叹息”。李鸿章回信说：“至于我喜欢听洋务的话以至于有些冒险、受到诽谤，我认为处在当今之世而喜欢谈洋务是适时的，人人怕谈、人人厌谈，大事临头不是慌张就是鲁莽，没有不误事的。你们可以不谈，如果我也不谈，天下靠什么来维持呢？中国日渐衰弱，洋人日益骄横，这难道是一个人一件事的过错吗？从今以后，能自强方可以自立，如果不自强国事就很难说了。您为我‘三叹息’，可惜叹错了地方。”
他对办洋务是颇有点儿决心的。当然，我们对李鸿章等人的洋务活动估价不能太高。一方面，我们承认李鸿章等人做到了他们的前人所没有做到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出身在那个营垒，阶级的偏见阻断了他们的视线。李鸿章在办洋务的初期就曾说过：“中国唯有武器不如西洋，而文武制度远远超出西人之上。”这样，他们只学武器制造，不论其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竟不屑一顾。其后，虽然办起了民用工业，进一步承认这些方面也不如外洋，但仍然认为中国典章制度、道德文章完美无缺。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说：
“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变法之事，于是荜路开山矣！”
这里说的是曾国藩，但实际上，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应当记在李鸿章的名下。可以说，这期间，李鸿章等人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近代中国确实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曾经被清王朝的“军门”大人视为“妖法”的洋枪洋炮，在中国横行了20年，当时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对中国士大夫来说，只是莫名的恐惧，以致“谈鬼色变”，谁也不曾想过去探索其中奥秘。在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李鸿章终于认识了它的“妙用”，并开始仿效，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
江南机器制造局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但在这之前，李鸿章早就在进行军火生产了。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进驻上海。为镇压太平军，他向外国购买了大量洋枪洋炮。但战事正紧，弹药用量甚大，只好向外国人购买。当时买一颗从英国军舰上偷来的12 磅炮弹要30 两白银，买一颗破旧的铜帽也要花19两。那时几乎天天打仗，枪炮一响，成千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便化做了飞灰。
朝廷所拨经费十分有限，李鸿章为此发愁。经常往来的一个英国人马格里，对李鸿章说：“外国人都是自己开工厂制造军火，中国如果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应当建个制造厂。”李鸿章欣然同意，就让马格里去试制。几天之后，马格里造出了第一颗炮弹和几个炮引，交给李鸿章。李鸿章拿去请英国提督士佛立鉴定，得到士佛立的称赞。于是，李鸿章就让马格里自己去招募50个工匠，在一座破庙里办起了小工厂，称为上海洋炮局。
这个工厂，除了几样简陋的手工工具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工匠们到田地里挖籼土制造坩埚，熔化铜铁，完全采用原始的操作方法，近于手工工厂。
同治二年（1862），李鸿章攻占了苏州，命马格里将上海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地址设在太平天国纳王府，占地比上海大得多。马格里又买了一批机器，有点儿像工厂的样子了。苏州洋炮局每星期可生产1500K 2000发枪、炮弹，还试制了规格不同的枪炮。
苏州洋炮局初具规模，生产颇有成效，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火工厂。
为此，同治三年四月（1864年5月），总理衙门的主管官员奕奏准，由保卫宫廷的火器营中选出了8 名武弁，40 名兵丁送往苏州学习。李鸿章一时成为洋务派中的主将而身价百倍。
同治四年（1865），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主持镇压捻军事务，驻节徐州；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移驻南京。李鸿章就把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成立了金陵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因山有瓷塔而得名，1842年英舰炮击南京时破坏，即今雨花台），其规模又有扩大。
自上海洋炮局到金陵制造局，在李鸿章直接主持下生产了大量的枪炮子弹。
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说：
“淮军各营，都分别练成洋枪队……于是夺取苏州，攻拔常熟，连克嘉兴、湖州诸城。如果不是借助于威力强大的武器，不可能这样既狠又快。”
这些“威力强大的武器”，大多为李鸿章所制造。
同治四年（1865），容闳命人押运一批机器，绕道好望角，回到上海。这批机器就为李鸿章所有。
此时，上海道道员丁日昌给李鸿章写信，告诉他：上海虹口有一个外国人的铁厂，能修造大炮、洋枪及轮船，外国人愿意出售，要价10 万两。李鸿章颇愿买下，但经费拮据，哪来的10 万两巨款？正好有个充任过海关道翻译的人叫唐国华，曾被革职，他愿意拿出现银4 万两赎罪，以图启用。李鸿章立即上奏清廷，力主做成这两桩买卖。经过多方努力，上海机器制造局于同治四年五月（1865年6月）成立。局址在今天上海市虹口区九龙路、溧阳路沿江一带。
江南制造局分几个部分（分厂）：一是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修理船舶的船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它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大型的综合工厂，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之外，该局还附设了译书局，专门翻译外洋书籍。全局占地700 余亩，颇具规模。
自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十年（1894）的27年间，该局共生产各种枪支51285 支，大炮585 尊，水雷563 枚，炮弹12 万多颗。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之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产品由政府统一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该局的军火生产也不以赢利为目的。
江南制造局从一开始便专设了一个分厂专门制造轮船。曾国藩、李鸿章等认为，以往轮船都向外洋购买，长期下去，中国永远不会掌握造船技术。他们决心自己设厂制造。
同治七年（1868）八月十三日，江南制造局自制的第一般轮船下水，曾国藩亲自命名为“恬吉”。这艘船长18 丈5 尺，宽2 丈7 尺2 寸，392 马力，载重600 吨，船身为坚木制成，显然比较落后，但它毕竟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
曾国藩十分高兴。是日上午9 时许（已正2 刻），恬吉轮下水，在吴淞口试航，入大海，至舟山而回；后来，又上溯至南京下关，曾国藩亲自登上轮船，驶往采石矶，再返回下关，前后2 小时。曾国藩高兴地说：“中国自强的根基，也许就在这里吧！”他充满了希望。当时，李鸿章正在山东前线，没有亲自看到这艘船下水，但他也是兴奋不已。
中国自造了第一艘并不先进的船，但却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英国领事向国内作了汇报，各外文报纸纷纷报导，连深居九重的慈禧太后也表示了关心。这年12月曾国藩去京朝觐时，慈禧还专门询问了有关情况。
捻军镇压下去之后，李鸿章任湖广总督，后又调任直隶总督。他始终对江南制造局予以过问，特别对造船的事比较重视。自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十一年（1885）该局又先后造成了操江、测海（1869）、威靖（1870）、海安（1873）、驭远（1875）、金瓯（1876）、保民（1885）等几艘轮船。其中海安后改名为海宴，因为李鸿章的父亲叫李文安，“安”字犯了讳，一个姓冯的道员为讨好李鸿章，作了更改。海安号和驭远号都为1800 马力。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章中说：“这种船在外国属第二等，在中国则是头等的了。”这种船还是木质。光绪二年之后所造的金瓯和保民两船则改为铁甲了，可惜自保民号下水之后，再也没有造过一艘新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南制造局还生产了一批机器。自1867年至1904年，该局生产的机器有车床（138 台）、刨床（47 台）、钻床（55 台）以及挖泥船、翻砂机、起重机（84 台）、抽水机（77 台）等，其种类达五六十种。这些机器有一部分运到天津，北洋大臣崇厚就利用这些机器，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
李鸿章上疏时颇为得意地说：“制造机器一事，为今天抵御外侮的资本、自强的根基。”
为制造枪炮、轮船、各种机器，江南制造局还开办了炼钢厂。这是旧中国钢铁工业的肇始。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制造局总办刘麟祥在报告中说：“造枪炮所用的钢料，全部从外洋购买，价格昂贵，运输不便，很不合算。而且，平时往来运输纵然不便，还没有阻碍，一旦爆发战争，海路阻塞，轮船就无法进码头，中国内地又买不到，这样就不能不停工待料，以致贻误军事。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请求自炼钢铁。”这个要求自然也反映了李鸿章的思想，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于是，向英国购买了高炉等，同年开始生产。
自光绪十六年起，该局钢产量不断增加。光绪十七年（1891）仅产10 吨钢，十八年达63 吨，二十年达342 吨，最高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产2059吨。这个数字今天看起来未免少得可怜，但百余年前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中国终于炼出了自己的第一批钢材，这是李鸿章的前人们所没有做过的事。
100 多年前，浪涛滚滚的万里长江上，一艘艘巨轮快如奔马，往来如梭；浩瀚无际的东海、黄海海面，轮船的马达声此起彼落，这巨大的怪物喷出一股股浓烟，笼罩着大海，船过处，在海面划出一道道痕迹。它们或南或北，往来不绝。
与这幅画面很不协调的是：江边上，海滩上，一只只帆破底漏的小船静静地躺着，桅杆倾倒，任风雨剥蚀，这些小船的主人早已不知去向。
这对中国人是莫大的刺激。因为奔驰在我国万里水域的巨轮并不是中国的，而属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
洋务派被召唤出来了。李鸿章首先提倡举办轮船公司。他上疏清廷，指出：“中国要自强，必须先使饷银充足；要开发饷源，不如振兴商务。我国的轮船能上外洋，就能使洋人少得一份利益。我设立招商局的本意就在这里。”他还说：“各国通商以来，我国沿海、沿江的利益，全为外国商轮所侵占。”创设轮船招商局，“可以使我国内江外海的权益，不致被洋人所霸占”。
但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不多见。一些昏聩官僚对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大唱反调。内阁学士宋晋上疏，不但反对设轮船招商局，而且主张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福建停止造轮船。清廷竟要李、左、沈宝桢等拿出意见。左宗棠、沈宝桢竭力反对宋晋的主张。李鸿章则说得更加明确：
“中国士大夫拘泥于章句小楷之学，而对几千年来的这一大变局茫然无知；安于目前的苟且偷安而忘了二三十年来的奇耻大辱，忘了再过千百年如何安定国内而制伏外人的大事，这就是要求停止造船的议论大噪的原因所在……各通商口岸的轮船生意都被洋人占尽。一般的商人利用官船运输，必然要被洋人挤垮……中国商人应当自立一个运输公司，自己建造货栈，自己筹办保险……”
李鸿章的话比较明确，驳斥了顽固派的谬论，进一步提出了开办轮船运输公司的主张。
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办招商局。他拟定了轮船招商局的章程20 条，主张官商合办，呈给了李鸿章。但李鸿章批复道：“现在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实行官督商办。由‘官’统管大局，考察利弊。其他一切由商人自立条例，这样，商人会很高兴，也会响应，借此在中国开一个好风气，以希望逐渐收回权益。”
李鸿章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运输约一半的运量。轮船运输公司成立后，果然是“逐渐收回权益”，效益良好，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甚至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然而，同样是近代化的进程，李鸿章虽然是认识到了以商业“富国”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做得像日本那样彻底的改革，没有一开始就将这场改革提高到系统性的高度，没有像日本那样自觉性地进入全面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体制。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曾国藩、李鸿章第三次上疏，详细拟定了选派留学生的章程、年龄、经费、管理留学生事务的官员人选等。
清政府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帮助学生补习外语，同时，在美国成立了一个留学生事务所，任命了翰林出身的刑部主事陈兰彬和容闳为留学生正、副监督。规定选拔十五六岁的青少年120 名，分4年派遣，学习期限为15年，学成回国后，根据才干委任官职，所需经费由海关经费中支付。完全接受了李鸿章等人的意见。
但是，不管李鸿章的道理讲得多么充分，顽固诸老听不进，也不想听。
何独朝中如此！举国士大夫又何尝不是视外洋为龙潭虎穴，视外人为魑魅魍魉？
清政府决定派留学生后，李鸿章让容闳等人去各地挑选幼童，第一批30人之数就无法足额。士大夫不让子弟报名。容闳在上海只招了几个学生，不得已到香港招生。他找了一些熟人，反复开导劝说，才凑足了30人。这些幼童全部出身于贫寒家庭，没有一个官宦子弟，这就反映出当时士大夫的守旧心理了。
年复一年，大宗的煤炭从海上运来，大笔的银钱顺海水流去。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进口煤炭10 万多吨，支付白银百万两之多；次年，进口157000余吨，付出白银150 多万两。洋务派伸出一只手与洋人“争利”，进行“商战”，同时又不得不伸出另一只手给洋人送钱。
客观事实给了他们启示，李鸿章慨叹道：“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的宝藏，乃是百姓日用的来源……中国的金、银、煤、铁各矿远远超过了西洋各国，只因为风气未开，天地间的精华不能开发，财源日益枯竭。而且，每年要拿出大笔钱来向他国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他决心开煤矿，以供应轮船、机器以及各地制造局用煤，而且，如果发生战争，也不至于受外国人挟制，避免财源流向外国。他以为，“中国富强的基础，就发端于这里”。他对矿务寄予了很大希望。
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他开始关注兴办煤、铁矿的事，并向清廷上疏，呼吁开矿。到了光绪元年，清政府下诏，同意在台湾和磁州（今河北磁县）试办。磁州在直隶、河南交界处，在李鸿章辖区之内，他本可“奉旨”
大办。但当时并没有京广铁路，交通极不方便，距海又很远，李鸿章比较犹豫，加上向英国订购的熔铁机器因为不配套，没有成交，所以，磁州煤铁矿没有办起来。
光绪三年，在李鸿章的亲自操持下，中国最早的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运行。
现在司空见惯的铁路、火车，那时几乎不曾有人想到过。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利于他们的掠夺，曾经在中国试办过两条铁路，但失败了。
第一次是同治四年（1865），美国商人杜兰德为诱使清政府同意他们修建铁路，就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广告”，无非是让人们了解其用场。然而，这条铁路既没有实际效益，又有点儿“骇人听闻”：火车一开，惊得鸡飞狗跳，行人色变，连路边的房屋也颤抖起来。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反而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的“奇技淫巧”有害无益，于是，清政府令其拆毁。
他的“广告”起了反作用，自然失败了。
第二次是光绪二年（1876），英国怡和洋行的商人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火车运行之后，遭到了中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但是，反对的人出发点却不尽一样：当地民众因为火车轧死了一个人，十分气愤；绅士们认为这个怪物纵横大地，破坏了风水，非常仇视；一些“谈鬼色变”的官员则出于对洋人恐惧，怕各国纷纷仿效，侵入内地。所以，无论官民，反对者几乎异口同声。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是严禁这条铁路运行的，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当时的人要高出一筹。这一年7月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英国公使威妥玛一再同他交涉，希望中国不要阻止这种“善举”。李鸿章就派出道员朱其昂、盛宣怀赶往上海处理此事，他指示：要同英国人妥为谈判，对铁路“设法操纵”“务必要保中国自主之权”。就是说，他不反对铁路本身，但必须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应当说，这是有识之见。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中国花了28万白银买回了这条铁路。中国不是有了自己的铁路了吗？岂知出人意料，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竟于光绪三年（1877）下令拆毁，28 万两巨款换回了一堆废铁，堆在南国的潮湿土地上，任凭风雨剥蚀。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满，他给人写信时气愤地说：“幼丹（沈葆桢字）以重价买回铁路，目的竟然是要拆毁，不知他是何居心！”李鸿章的想法确实比当时的其他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高出了许多。
这场“铁路风波”之后，中国大地又沉寂了3年，直到光绪六年（1880），在李鸿章管辖之下的开平煤矿中，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才终于问世了。
光绪三年，李鸿章奏准开办开平煤矿。煤矿开办了运输问题自然必须解决。
李鸿章就请求清政府批准修筑一条自芦台至唐山之间的铁路。但朝中顽固大臣却大唱反调，而且，那一带又全是满洲人的田产，岂肯让铁路占用。无奈，只好挖了一条小运河。这条运河开始还解决了一点儿问题，随着开平煤矿产量的增加，运输量也就加大，小运河便力不胜任了。尤其是冬春之季，运河水浅，船只航行更加困难，开平的煤只好仍旧靠马车运输。但丘陵地区，山路崎岖，行走十分困难，马车运煤，效率很低。怎么办？现实需要人们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踩出一条新路。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又一次硬着头皮上疏清廷，要求修筑一条铁路，以解决开平煤矿运输问题。清廷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奕等人给予了支持，李鸿章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一条小铁路开始修建，次年修成，全长11 公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设计及技术工作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轨距也按照英国所采用的标准，为485 英尺，合1435 米。此后，就成为我国铁路轨距的定制。
在修筑胥各庄一唐山铁路的同时，还在胥各庄建了一个修理工厂，这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铁路修理厂。
李鸿章还是近代中国通信的奠基人。
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通信业，当时的清廷官员的认识，是肤浅而荒唐的。
许多人坚决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居然是为大清帝国的风水地脉着想，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
李鸿章却自然有开明的认识，他直觉地懂得通信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官督商办”，成为了李鸿章的近代化商业试验模式。
他建议从天津经山东、江苏，跨长江至上海架设电线，以通电话。他还准备设一个电报学堂，请洋教习训练中国学生，由中国自己经营，掌握通信之权。
李鸿章的主张无论从需要看还是从目的看都是可取的。清廷批准了他的奏请，并令他负责，迅速办理。
其实，李鸿章是玩了一个“先斩后奏”的手腕，早在他正式奏请的前一年，他就已经私下着手进行了。他看到福建方面“筹办”了几年，毫无成就，洋人又不断请求，清政府举棋不定，拿不出妥善办法，徒费时光，自己就悄悄地干了起来。自天津的北洋公署到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架设了电线，并建立了电报系统。
以往，洋人在中国的电报都用洋文，需要翻译，既费时间，又不易保密。
李鸿章改用中文拍发电报，自订了密码暗号。据他自己说，即使拍发电报的工作人员也不知其内容含义，这还是一项小发明哩。
光绪六年（1880）他的奏请得到了批准，具有了公开活动的“身份证”，于是，李鸿章便大张旗鼓地搞起来，设立了天津电报总局（实际是电信局，包括电话业务），任命盛宣怀为总办。
这一年9月，又在天津开设了电报学堂，招收了学生32 名。聘请了丹麦教员，训练学习拍发电报。
同时，还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 处设立了电报分局。
架设电线工作自光绪七年（1881）三月开始，到是年十月竣工，用去湘平银17 万8 千7 百余两。数千里路程，用了半年多时间，速度算是比较快的。
在李鸿章主持下，电信事业有所发展。光绪十年（1884）又增设了天津到山海关一段，因基本用于军务，经费由北洋军费中开支。不久，向西伸展到汉口，向南延伸到越南、香港等地。光绪十二（1886）年，东北三省、四川、云南都已接通。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李鸿章称：“10年中，电线已遍及22省。南至台湾、广西，西到新疆、甘肃，北达黑龙江，无不通电信。”
李鸿章满怀信心地展望着未来。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开平矿务局的成功，使他沾沾自喜，试图沿着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下去。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的洋务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
当然，最让李鸿章骄傲的，是他亲手创办并指挥的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舰队，这才是他的掌上明珠。前文已讲过，这支舰队的战舰、军港及炮台都颇具规模，但它却只是这个衰落帝国的炫目装饰，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它来争夺至关重要的制海权。连较有远见的李鸿章，也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近海防御武力而已。
这几乎在战略上就注定了北洋舰队的悲剧性结局。
大清正式对日宣战之后，严令北洋舰队出击，寻找战机，歼灭舰队于黄海之上。
1894年11月23日，旅顺失陷之后，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回到威海卫，弹劾丁汝昌的呼声越来越高。
27日，御史安维峻等60 余名言官联衔上奏请诛丁汝昌：“顷闻旅顺失守，固由陆军不能力战，亦缘海军不肯救援，致敌水陆夹攻，得逞其志耳。丁汝昌一切罪状，屡经言官弹劾，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损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借海外为逋逃薮。……今旅顺既失，海面皆为敌有，彼若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事机至此，不堪设想！……请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必欲置丁汝昌于死地而后快。
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上奏章指控丁汝昌：“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唯恐不速……牙山之败，以致远船冲锋独进，不为救援，督率无方……骄玩成性，不知儆惧，闻皮子窝、大连湾一带为敌锋所指，将兵舰带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倭船四处游弋，不闻以一轮相追逐。嗣李鸿章令其仍赴旅顺，始勉强以往。至事急，又复率兵舰逃回威海，仓皇夜遁，致将镇远船触礁沈坏。……伏乞皇上立赐睿断，降旨将丁汝昌……照贻误军机律，明正典刑。”
丁汝昌受到这些指责，朝廷连下谕旨，要将丁汝昌拿交刑部问罪。
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也有不顾生死出海与日本海军拼死一战之意。
但李鸿章依然是保持清醒，知道冒险之战并无胜算，所以还是忍耐，“挺”
着，他仍是严令丁汝昌，不许轻意出海觅战。
丰岛海战失利后，李鸿章对自己的北洋舰队的弱势看得更清楚。当内反对李鸿章的清流派借此攻击其下属丁汝昌，几乎要取丁汝昌性命之时，李鸿章力保丁汝昌。
李鸿章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忧愤，给光绪皇帝一封密奏，力陈海军不应轻易浪战的道理。
据说，光绪皇帝读到这篇情辞恳切的密奏，为之动容，似乎终于也有所醒悟。
8月29日（阴历七月二十九日），平壤战役的17 天前，黄海海战的19 天前，李鸿章上奏：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18 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里。
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阵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21 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23 海里，次亦20 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15 ～ 18 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20 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近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没法添购亦不济急。唯不必定与拼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肄，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着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
李鸿章在奏折的开头说：“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说明这事先前已经上奏过一次。
李鸿章说“海上交锋，恐无胜算”，似乎已经预料到失败。不过，这种措辞并不是李鸿章事到临头胆怯的表现。
镇远、定远两铁甲舰，确实为日本军舰所不及，但是，“质重行缓”。
船体重，速度慢，而且吃水过深，不能进入江口和港湾。济远、经远、来远三舰速度不足。致远和靖远两舰在订购时为18 海里，可能是因为使用过久，这时只能开到十五六海里。其他舰只越来越旧，速度不断下降。
在注重变化的近代海战中，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速度下降了，还谈什么作战呢？
新舰，速度当然快。在这6年里，为了修筑庆贺慈禧寿典的颐和园，中国连一艘新舰也没买。而日本，6年来购进9 艘新舰。速度最快的是23 海里，其次是20 海里左右。新旧之差，意味着机械性能的差别，也意味着战斗力量的优劣。
奏折中明言：
“近年部（户部）议停购船械，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新式军舰未能购入，谁都知道原因在慈禧太后，但李鸿章却引咎自责。同时又把丁汝昌等海军首脑的责任自己担待过去。意思是他们要买新式军舰，屡次提出，但我没有转报朝廷。
皇帝曾严厉责问过：“日本军舰时常侵入我领海，丁汝昌等人究竟是怎么对付的？是否故意躲避敌人？”所以，这篇上奏也是李鸿章对皇帝的回答。
李鸿章的退守策略和“避战保船”方针，受到全国舆论的严厉谴责和政府中主战派的强烈反对。
8月3日，光绪皇帝严旨责问李鸿章，李鸿章以北洋舰队没有侦察快船，力量薄弱，不能冒险出战，进行敷衍塞责。由于北洋舰队在李鸿章消极避战方针束缚下，不敢出战，一些主战派不明底细，竟迁怒于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人。
指责他们畏敌怯懦，弹劾丁汝昌始终以刘公岛为藏身之地，不敢与日舰较量。
8月26日，清政府以丁汝昌畏怯无能，避敌误机罪名，下令将其革职，要李鸿章另选人员接替。
李鸿章在《覆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里，一方面不同意对丁汝昌的革职处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所谓“保船制敌”方针进行辩解。说北洋海军力量太弱，“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只有“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才“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指日本——引者）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伊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
但是，日本海军根本没有像李鸿章所估计那样，害怕中国海军的袭击，单纯防护仁川。相反，却是积极进攻，寻求主力决战。
中秋节的第三天，阳历9月17日，平壤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天津的李鸿章早几个小时接到了这一惨报。
从书房到窗户，李鸿章目不转睛地盯着庭院。这是个圆窗，庭院的一部分镶嵌在圆圈中。这个圆形使他想起三天前中秋赏月的情景。庭院的一角还遗留着对中秋的惜别留恋之情—— 一堆灰烬。此刻李鸿章注视的就是它。
画着月神——太阴星君的纸叫“纸马”，因为上面也画着月神所骑的马。上古祭神时，杀马以作牺牲，到了近世用画着马的纸来代替。
中秋祭祀完了，把纸马和纸钱一同烧掉。纸钱也叫冥钱，是特意印在纸上供冥土使用的。李鸿章官邸的庭院里，还残留着中秋之夜烧掉的纸马、纸钱的灰烬。那黑糊糊的颜色在白色的砌石上特别醒目。
“不知北京对这事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李鸿章自言自语。
傍晚时分，北京宫廷来电报，对他作出了决定：“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黄马褂就是在平壤战役中左宝贵临死前特意穿上的衣饰。因功而恩准穿用，受挫时便会像今天这样被撤销。
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的羽毛制成，插在帽子后作装饰，也是视功劳而恩准。
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三种。是用孔雀羽毛上的圆眼数来区别功劳，三眼花翎当然是最高的了。
黄马褂和花翎类似勋章，并不是平常随便穿戴的东西。
从这天起，李鸿章不能穿用黄马褂了，连帽子上插饰的孔雀羽毛也得拔掉。
这当然是一种处罚，但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名誉而已，无关痛痒。
接到上谕，李鸿章哧哧地笑了，对旁边的幕僚说：“免官解职岂不更好……”
罢我的官，量你们也不敢。——李鸿章悬想北京重臣会议的情景，心里暗自思量。战幕已经拉开，目前在中国，除了北洋军以外，能战斗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呢？没有北洋军参加，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北洋军只听从李鸿章指挥。
当时人们把重臣会议叫枢密会议。
在那天的枢密会议上，李鸿章的政敌们谴责他措施不当。第一个发言的是李鸿藻，翁同龢响应，但谁也不敢提议免职。最后是硬着头皮“发出严责谕旨”，意即由皇帝给予严厉申斥。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皇族）、额勒和布（武英殿大学士）、张之万（东阁大学士）、孙毓汶（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等5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也参加了会议。这年的10月，翁、李二人接替了张之万、额勒和布的军机大臣职务。恭亲王奕做皇族军机大臣参加进来，是在11月。军机处几乎是皇帝的秘书府，目前正由这些强硬派占据着。
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在给本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皇帝和他周围的重臣们不仅不想支持李鸿章的对日战争，反而给他制造麻烦。”
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还必须与北京的政敌们作战。
在朝鲜发生的这场同日本的军事冲突，清廷高级官员们都认为是“李鸿章的战争”。
民间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鞑虏和倭人相争”。
所谓鞑虏，是汉族对满族的蔑视性称呼，是把塞外的“鞑靼”和奴隶之意的“虏”组合成词。
在清朝供职的汉族人自当别论，一般的汉族则对以满族为中心的清王朝几乎没有效忠之意。30年前被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那么多人支持，绝不是由于它所提倡的基督教立国的理想，而是“灭满兴汉”这条口号引起民众的共鸣。太平天国称满族人为妖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击溃太平天国的却不是清朝自己的御用军队八旗军，而是汉族的湘军和淮军。湘军、淮军是分别由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军队，两人都是汉族的大官。
从那以后，保卫满族王朝的骨干国军就是湘军和淮军系统的汉族部队。政治实权也掌握在几个汉族大臣手里。
满族（他们都属于八旗中的某一旗，所以被称为旗人）中的一些人，对这种现状相当不满。从他们本意来说，为了改变汉族大臣权势过大的现状，让日军把李鸿章作为政治资本的军队打垮，使他遭受一次挫败，是最好不过的。
不仅在满族中，在汉族大臣中李鸿章的政敌也不少。他们也暗暗盼望李鸿章的私人兵团——北洋军，最好被日军打垮。只要有北洋军在，想把李鸿章拉下台是不容易的。
从一般人看来，满洲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是毫不相干的两伙人。他们要打仗，最好是满洲人打败仗，那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汉人政府。
如果仅仅是对这场同外国的战争漠不关心，倒也罢了，然而，他们盼望的是“打败了倒好”。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委实不少，所以激发爱国气氛之举丝毫不见效。
清政府上层负责人对战争的未来也毫无远见，只有李鸿章及其周围的人考虑了。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使军队减少损失，尽可能争取外国出面干涉，停止战争。”
李鸿章曾与几个心腹幕僚在天津官邸里进行过彻夜商讨。
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他心里觉得异常空虚，以前打仗，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他都胸有成竹，而现在这感觉似乎是不祥之兆。
吃晚饭时，他对盛宣怀专门给送来的鲜活的淞口鲜鲈鱼也失去了兴趣，应景吃了两箸。而以往，他是以好吃这道美味而出了名的，他的朋友和敌人背地里都叫他“李鲈”。
吃罢饭，他把小三叫来，说：“小三，你去把李经方、张佩纶、薛福成、伍廷芳请到书房。”
四人到书房后，李鸿章吩咐道：“小三、今日由你把门掺茶，不许别人进来打扰。”
四人感到奇怪，知道李中堂必是有要事相商，于是都枯坐不语，等待老中堂开口。
“今日叫你们来，”李鸿章用闪亮的眼睛扫了四人一下，直接进入话题，“只想让你们议一下中日战争的情况，会有何种结果呢？”
张佩纶抢先说：“恐怕打不赢。”
“你总是最悲观。凡事都认为不行。”李鸿章不满地说。
“我觉得，”李经方眨着一双小眼睛，寻找着最佳词汇，“此次日中之战，日本乃蓄谋已久，而我则是仓促而应。从这点讲，已输去一半。”
伍廷芳颧骨凸出，一看即知是两广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办外交的才子。他说：“经方言之成理。但战争胜负，也不一定非在战场上判定。以中堂的名望，即在战事不利的条件下，也可以夷制夷，取得殊效。”
李鸿章捋着胡须，眯着眼睛细听。
薛福成喝了两口茶，清了清嗓子，说：“中堂，这仗，既打不赢，也得中堂来打。”
“为何？”李鸿章睁开眼，盯着薛福成。
薛福成侃侃而谈：“第一，当今中国，有比中堂的淮军和北洋舰队更出色的军队吗？没有。这就决定了与日本人作战，非得中堂来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第二，以目前淮军和北洋水师的状况，能打得过日本军队吗？刚才经方说过，日本乃蓄谋已久，上下一心，倾其国力而背水一战，其势锋芒毕露。而我军的状况虽敢称中国第一，但平长毛与捻妖后，已成骄惰之兵。日本非长毛可比，胜算的把握十分有限。第三，慈禧太后精于权术，无勇无谋，今年乃其60 大寿，用去军费无数，对可能的战事不闻不问，整个宫廷奢侈淫乐。再有，满人唯恐中堂取胜，尾大不掉。正好以北机会剪除中堂实力。许多汉大臣与中堂为政敌，图取而代之，也存此念。试问，中堂如何能打得赢？”
“我们一败，中国就没有可以抵挡日本的军队了。”伍廷芳哀叹道。
张佩纶接口说：“那日本人拿下北京，岂不又是一次宫廷大逃亡。”
“怎么会呢！？”李鸿章呵呵冷笑，“太后能让日本人进京吗！无非又是割地给银子。”
“中堂，”薛福成说，“如果议和，您千万别去，让那些闹得最凶的主战派去，看他们怎么充当英雄。”
李鸿章说：“败军言和，甘苦谁知。如果真败了，中国是没有资格提出条件的。这种情况，只能又是我出马。无非又多一顶‘卖国’的帽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几个人又讨论了战争及善后的具体事宜，直至凌晨4 时方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