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罢长叹数声，双泪齐流。
1840年鸦片战争更多地具有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而真正西方资本的大量进入，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恰恰是自甲午战争始。马关条约签订后，出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在允许外国资本在华开埠设厂的同时也允许国内民间资本从事工商，以求民富而国富，知识分子如康、梁则力主变法，期求在政治体制上重建一个“现代”的国家，百年中国从此成为一部走向现代化的激荡史，我的疑问是，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后为免于瓜分，由外在因素触发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在传统意义上的救亡图存不再紧迫，中华民族似乎已渡过“最危险的时刻”后，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又是什么？我注意到目前知识界已有人着手检讨现代化理论，并将百年来众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现代化情结”，难道在百年之后，除了现代化道路，我们还会有别的选择，难道在百年之间，康、梁等人就已然为后来的知识分子预设出了现代化的一切？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甲午中日战争为什么会给中国国民带来如此大的心理震撼？ 1840年事变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有洋务运动，可数十年的成果，北洋舰队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甲午战争却一败涂地，这里的症结在于事实上当时中国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英帝国或一个日本国，而是一个成长中的更庞大、更可怕的敌人——全球资本主义。
当时一些了解西方的人如李鸿章为什么会卖国求和？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已感觉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没落的王朝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不惜代价与这衔接，以避一时的亡国之危，要么与之对峙而被人家全盘吃掉，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先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如同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差别，或者乡下人依附一门城里的亲戚一点点学做一个城里人，或者永远留在乡下。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痛苦的选择，尤其是当你有朝一日发觉自己实际上只能依附而不可能选择拒绝时。
今天的西方自然不会再搞什么殖民化，但是却热衷于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我在美国时常听到中国学者谈论着新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更常常被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来自国外的投资没了，中国怎么办？我无法回答，只能说“That is impossible”。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
甲午战争前后很耐人寻味的是知识群体的变故。一批标榜“自强”的洋务大员因甲午战争而彻底没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从未有过的“文化人”。他们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权力边缘的群体借助报纸、杂志（甲午战争后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办刊热，有趣的是出资人又多半为洋务派大员）和同人间的集会来实现主导舆论，进而可以利用公众舆论预设现代化的逻辑，众所周知的是梁启超宣扬的现代化三部曲：器技之道——制度——文化，随着这个群体不断壮大或者说随着“边缘人”的大幅增加，新知识分子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文化动员能力，其中的优秀者便成为最早的“文化明星”。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在西方，近现代史是以中产阶级出现并取得领导权为标志的。与此不同，中国近现代史开端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甲午战争以后“士”阶层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群体或者说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新知识分子。
甲午战争后出现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往往出自布衣，与其说他们热衷参政，不如说更沉溺于“达道”，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最有力的工具已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度拥有的幕僚和子弟兵，而是深刻影响其后百年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进化论在西方远没有它在中国产生过那么广泛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士阶层中《曾国藩家书》也远不如严复《天演论》有感召力了。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不再以天朝大国自居，把中国还原成一个与别人一样普通的民族国家。如果说鸦片战争后士阶层的最重要觉悟是“落后就要被打”，那么甲午战争后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已敏感地觉察到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最大的危险不仅是被瓜分更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之外的“弃儿”。
胡伟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5甲午战争仅仅是李鸿章洋务派的失败吗？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20世纪中国“游荡的百年史”的开端。
如果仅仅把甲午战争理解为一次失败的海战，如果仅仅把这一次失败的海战归因于李鸿章、慈禧或者没落的洋务派，似乎就再很难理解大东沟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失败。我们与其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以后百年的开端，还不如说它自己恰恰是更久远之前的某个过程的结果。
这个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认为它始于清朝的鼎盛时期。恰是在一个王朝最鼎盛时埋下了影响中国百年后那些最深刻的危机。最先出现的财政危机，有记载称1840年前百年间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与支出基本上持平；而同期全国人口却激增。财政危机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行政危机、膨胀的人口要求更有效、更有力的行政管理，而有效的管理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低俸的官员只能利用权力腐败、政治腐败。马上就会引发社会性腐败的发生。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士绅阶层不可能再运用传统和人格魅力进行社会整合，外来因素又促成这一群体很快分化成工商业者、官员和土豪劣绅。一个找不到整合力量的社会只能一步步由腐败走向解体。
传统社会解体时同时总伴有一个国家重建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往往以更深入的破坏和侵蚀社会自身组织作为代价。因为国家重建首先需要汲取大量资源，不得不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有了保护性和掠夺性两种掮客，类似于《白鹿原》中所写的“白”与“鹿”。作为基层社会中的动员力量，掠夺性掮客无疑会日益失去传统士绅的品格和基础，而国家为了获取资源也注定无情摧毁传统社会中的文化网络，这必将在社会解体时文化也最终解体。
回顾清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最先出现的是鼎盛时的财政危机和行政危机，西方的入侵又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文人和新思潮动员起了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引发了参与危机，袁世凯前后出现了严重的权威危机，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的军阀混战则表明中国又进入了整合危机。
如果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危机的发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孙立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摘自1994年8月18日《北京青年报》杨平、李文渭编辑《甲午中日战争百年祭》专栏。（注：《五人谈》的标题，本书作者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