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并非与日本人第一次打交道。对于日本这个岛国，他的了解胜于当时的一般人，他的儿子李经方就曾在日本当外交官。李鸿章总觉得，近30年来，日本国励精图治，变法求强，与以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明治天皇远见卓识，加之上下一心，维新变法，几乎可以说是一蹴而成。
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光绪帝孱弱无力，非英明果敢之辈，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阴毒浮浅，只擅长宫廷权术；其余大臣，直至寻常百姓，离心离德，分崩离析，远不能成就大事。
李鸿章过去从来不敢、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的体制，他一向坚持中国的制度，比西方要文明和好得多，只是输在一些技术制造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已经成了中国最先进人物的默默遵循的座右铭了，当然，经过这次大败，李鸿章已经开始再往前想了一步：既然中国的体制胜于西方，为什么这个体制下却不能产生新的文明？
李鸿章曾自信满满地宣称，中国文武制度皆优于西方，所缺只有轮船与开花大炮。现在，他不能不对自己的这些认识进行检讨。
也许，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最自负又最自卑的混合体。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学过什么？都是周边的国家在学它。而日本早些时候学中国，晚近时代学西方。
而从日本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与中国就已经拉开了最大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的致命之处就是：在数次战争中，世界最大最古老的帝国不是一个小小岛国的对手。
李鸿章十分看不起日本人，他曾对幕僚说：“倭人凶蛮，不可理喻。即使是最有教养的倭人，也是文明其外，而内里是野兽。对待倭人之法，要么你一下打死它，如果不行，就一面喂其肥肉，一面想法徐图之，否则，它会把你咬死。”因此，他几乎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同日本打交道的。
光绪元年（1875年），由于朝鲜政府拒不接纳日本使节，日本派使臣森有礼来到中国。他一方面照会清政府，要求中国对朝鲜问题不要过问，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劝说”朝鲜改变政府，并威胁说：“如果朝鲜按礼节接纳我国使臣，不拒绝我国要求，就可以保证永久和平；否则，自取不测之祸。”这种明目张胆的战争叫嚣和无理要求，遭到总理衙门的严词驳斥。
不久，森有礼又到天津活动，并同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行了会谈。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所谓朝鲜问题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我们不妨摘引他们的几段对话：
森：贵国与日本同在亚洲，可惜被西方压住了。
李：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都要同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敌得住欧洲各国。
森：据我看，和约没有用处。
李：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有用？
森：国家办一切事件，只看强弱，不必完全按照条约。
李：这是谬论！倚仗自己强大，违背条约，这是万国公法所不容许的！
森：万国公法也没有用！
李：“和约”的“和”字，就是和气；“约”是约束人心。（指了指桌上的酒杯）譬如这酒杯，围住了酒，不教它溢出来。
森：这“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能拦得住呢？
李：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森：我国与中国的和约是中堂定的吗？
李：是我和伊达商定。
森：伊达现在已经退休了……从来定约的人一下台，条约就靠不住的。
李：条约是奉圣旨、盖有国宝的，世世代代都应当遵守。
森：总要变通。
李：不到10年不能变！
……森有礼又讲到朝鲜炮击日本军舰的问题。
李：你兵船去朝鲜，根据万国公法，近岸10 里就是本国境地。日本既然没有和朝鲜通商，擅自去测量，朝鲜开炮有道理。
森：朝鲜没有立约，不能引用万国公法。
李：既然没有立约，日本就不应当去测量，是日本有错在先；朝鲜贸然开炮，也有小小的过失；日本又上岸毁人家炮台，杀伤其士兵，又是日本的错。
……
森：朝鲜如不接纳日本使臣，恐怕一定要打仗了。
李：这种事古来就有。元代时，两次派使臣到日本，日本不但不接纳，还杀了元朝使者。
森有礼几次被李鸿章驳得无言以对，他只得威胁说：“以后难免要打仗”，公然进行威胁。
李：打起仗来，欧洲人一定要看我们的笑话。
森：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日本国民要打仗，国家恐怕制止不住。
李：日本不是君主之国吗？
森：是。
李：君主之国是国君与大臣主持国政，如何听任国民违背条约、胡作非为！这能叫君主之国吗？
森有礼又一次理屈词穷。最后，他请李鸿章帮忙，设法使朝鲜接纳日本使臣。
李鸿章回答说：“现在，朝鲜和日本都在气头上，等一两年缓和一下再说吧。”
森有礼最后说：“领教了，领教了！试想，日本即使得了朝鲜，又有什么好处？原只是气愤不过。”
李：俄国听说日本要打朝鲜，驻兵于黑龙江口。不但俄国要出兵干预，中国恐怕也难保不出兵。那时闹得乱乱的，真没好处。
李鸿章一边说，一边提笔写了“徒伤和气，毫无益处”8个字。森有礼看了后连忙问：“这是指同朝鲜伤和气吗？”
李：“不但同朝鲜伤和气，连中国恐怕也要伤和气。”说完，他又写了“忠告”两个字。森有礼连忙说：“日本国民要打仗的事，可以暂时压住。请中堂设法劝劝朝鲜。”李鸿章说：“总理衙门既已明确答复，无法可想。不过，你既然求我。我一定向总理衙门转达，看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日本侵略朝鲜，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日本使臣多次以毁约、打仗相要挟，企图走西方列强的老路，这才是朝鲜问题的实质。
在这次谈话中，李鸿章驳斥了日本使臣的谬论，从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原则立场，使日本使臣的气焰有所收敛。这可以反映出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的外交思想。
清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日本无视中国的抗议，驻兵朝鲜都城，后患严重，就向李鸿章建议，在烟台设立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同日本宣战。
给事中邓承修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日本悍然不顾一切向中国挑衅，不是不知中国之大，也不是不知中国之强，他们只是利用了中国的怕事心理和中国人所注重的不肯先发难这个弱点。”
李鸿章拒绝了这些意见。他给清廷上疏说：“日本人自变法以来，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无非想仿效西人，以图自雄。今年又派参政官伊藤博文到欧洲考察民情，还派亲王栖川到俄国考察行政，同时不断派使节到意大利、奥匈帝国……西方人也希望日本倾心投靠，每遇到中日交涉的事，往往袒护日本……我国还没有对付别人的器械，如果先露出形迹，这是军事家所忌讳的事。日本的船炮同我国大略相等，如果我们跨海千里，与其决胜，想制其死命，我不敢说有成功的把握。所以，我以为，东征的事不必有，东征的志向不可无。中国现在添练水师，实在不容稍缓。过去户部拨给南北洋的经费，说是每年400 万两，而实际不足1/4，如果能照数拨给，不需要5年，南北洋两支水师，自可成为劲旅。”
自然，他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照当时形势看，东征自是不切实际之论。
然则，李鸿章企图等他慢慢加强海军然后再去争雄长，而海军经费却又毫无着落，因此，所谓“东征之志”云云，只不过说说而已。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越南战场上。法军攻占谅山，夺取镇南关，清军纷纷奔逃。日本乘人之危，以其公使“受中国攻击，有伤体面”为辞，派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进行要挟。
当时的外文报纸披露：日本以为中国自顾不暇，不会同它纠缠，所以，伊藤来华，准备提出5 条要求，强迫中国接受。这5 条是：索取赔款80 万两，要中国从朝鲜撤军，要中国承认日本吞并琉球合法，中国开通商口岸，重新订立通商条约。
伊藤路过天津，不肯与李鸿章会谈，以需要进京递交国书为借口，直奔北京，大约他认为总理衙门的官员更好对付一点吧。
李鸿章给总署写信说：“伊藤借中国有战事的机会，希图以利，无理取闹，十分可恶。如果同法国的战事迅速了结，他就无依仗，尽可以据理驳斥。”
伊藤到京后，清廷却委任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伊藤不得不转回天津。2月18日，伊藤同李鸿章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伊藤一开始就蛮横地说：“中国驻朝鲜的兵士达1000 多，比日本多，各有猜忌，恐怕将来中日失和，不如由中国撤兵，使两国永远和好。”
李鸿章反问：“你要中国撤兵，日本是否也撤？”
伊藤：“我国与朝鲜有条约，须等一年之后，如果朝鲜百姓不再闹事，日本使馆不必保护，才能撤兵。”
李鸿章嘿嘿冷笑：“贵国既不能马上撤兵，先要让中国撤兵，未免越俎代庖，不近情理！”
伊藤：“如中国答应撤兵，我们也可以商量；如中国不肯撤，日本也会照样添兵。”
李鸿章：“中国留兵在朝鲜，并非多事，似乎与日本无关！”
伊藤见李鸿章态度严厉，又改变了话题，要中国惩办袁世凯等有关将士，赔偿日本损失。对此，李鸿章据理驳斥，指出责任完全在日本公使竹添，日本先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士兵，中国不得已还击，是无可指责的。中国已派钦差大臣续昌等去调查过，如果日本方面不相信中国钦使，那么，“我何能相信竹添公使？”
双方争执不休，伊藤胡搅蛮缠，无结果而罢。其后，又分别于2月20日、22日、25日、3月1日进行了几次会谈。
李鸿章时而据理驳斥，时而声色俱厉，甚至说：“朝鲜的事，中国并没有错，错误全在竹添一人。如果因此决裂，我只有准备打仗了！”
清廷在给李鸿章的诏书中称赞他驳斥伊藤的话“十分得体”。
在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同时，清政府的两名使节——邵友濂和张荫桓，又被日本以全权资格不足为理由给撵了回来。
张荫桓是广东人，不是科举出身，而是用巨款捐来的官。现任驻美、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在外交方面很有才干。邵友濂接任著名巡抚刘铭传之职，已经当了三年多台湾巡抚。父亲邵灿是漕运总督，为官正直，备受推崇。
“这次可不要再有疏漏。”恭亲王命令李鸿章。
“我已经告诉经办人员，多多注意手续问题。”
德璀琳去日本，日本借口手续问题，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有了不愉快的教训，这次李鸿章十分慎重了。他将任命通知了美国公使。
这位公使又让驻东京的美国公使把清政府的意向传达给日本政府。清政府希望会谈地点在长崎，并提议，日本任命全权委员之日为双方停战之日。
日本政府拒绝了。
会谈地点在长崎，需要从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特意去那里。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力召来战败国，所以，地点必须在广岛。日本政府拒绝休战，会谈中也不能休战。
中国委员于1月26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的广岛。
日本方面的全权委员定为伊藤总理大臣和陆奥外相两人。一个是管理国务的最高负责人，一个是外交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清政府代表是侍郎和巡抚，从品级上就不同。而且，日方是名副其实的全权，中国委员却没有被授予独断专行的权限。
“首先驳倒他们的全权问题。”陆奥说道。
“能得手吗？”伊藤摸了一下鼻下的胡髭。
“一定能得手！侍郎和巡抚之流肯定不能授予那么大的权限。”
“顶它一下，若是能缩回去，我们就有把握了。”
“无论如何也得拖一下。”
“对，要等占领威海卫之后再谈。”
“日本国民还没有厌战情绪，恐怕对什么样的媾和也要大喊不行的。”
交谈不多，但彼此了解对方的心思。
“说到底，还得把中堂（李鸿章）拉出来才行！”
伊藤回想起1885年在天津同李鸿章会晤时的情景，不禁自言自语道：“是雪当年之耻辱的时候了！”
2月1日，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广岛县政府同中方全权大臣会晤。依据外交惯例，双方先交换全权委任书，然后才进行会谈。陆奥看了中方使节提出的文书，说道：
“这不过是一种信任书，哪里是全权委任书！”
中方使节说这就是“国书”，是清朝皇帝给日本天皇的文书：“大清国大皇帝问候大日本大皇帝。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已。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同贵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商妥协。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唯愿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该使臣尽职，是所望焉。”
“哪里有不妥之处？”张荫桓问道。
“我国和中国目前已断绝了国交，没有邦交的国君之间不能交换文书。可以拒绝接受没有外交的国家君主的信件，这是外交常识。我们要问：你们是否真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全权？你们所说的国书，不过是介绍信而已。”
陆奥宗光的话被流利地译成汉语。他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翻译事先也做了准备。
“请你们看看，这是我国皇上给我们的敕谕。”
张荫桓双手把敕谕举过头顶，递给日方。
“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这只是一纸命令。上面虽写着会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却没明写出来。
是通商问题？还是渔业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电报一一请示总理衙门，这能算做全权吗？”
陆奥宗光看了“敕谕”之后，低声命令随员，“把那个拿来”。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做了多手准备。他又继续说下去。
“日方全权大臣的权限同中方全权大臣的权限不相同，就不能开始谈判。只凭口头，是不能作为日后的证据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确认这件事，谈判以后再说吧。”
他把话一停，日方的随员立刻分发给每个代表一份文书。分发完，陆奥又追加一句：
“请在刚才发给各位的备忘录上书面回答。”
这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在缔结媾和条约方面，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权大臣一切权限。根据相互对等之原则，中方全权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缔结媾和条约之一切权限？请以书面明确答复。”
对此，中方全权大臣不能当即作答，这天的谈判便结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来答复文书。其中写道：中方全权大臣被授予为媾和会谈、签字、盖章之全权。至于各项条款，须以电报奏闻本国，请准敕旨，定期签署。然后将条约带回，经皇帝御览，批准后施行。
“这怎么能称作全权？”日方以此为借口停止了谈判，并把责任推到了中方身上。
正如袁世凯所看穿的那样，日方企图再来一次凶猛的打击，获得有利的地位后，再进行媾和谈判。
即使中国的全权委任书是完备的，陆奥宗光也要提出苛刻的条件，使谈判中断。不过，为了不驳居中调停的美国的面子，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续不完备更好些。事态正是按日方的意愿进展的。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您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由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一次中国。袁世凯凭感官觉察，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当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开谈判。……嗯，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惹起您不满？”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就谈。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陆奥外相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500 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国库都被他搬空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之前，打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问国库能拿多少钱赔给日本，张之洞说台湾值10 亿美元。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
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绝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慈禧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看清，不割让领土是根本媾和不成的。但是，光绪帝在2月22日召见他时，却坚决主张不能割让领土。
割让领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他在条约上签字盖章，他将遭到可怕的一致攻击。
“卖国贼！”
“坐窝儿就惧怕日本，唯唯诺诺地顺从对方的主张！”
“没有骨气的孱头官僚！”
所有的指摘都会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35人的弹劾中就说：“昏庸骄蹇，丧心亡国之李鸿章……”他们还说，李鸿章把白银数百万两寄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李经方在日本开有三处贸易商行。因此他“闻败则喜，闻胜则忧”。
以屈辱的条件签署条约，肯定要招来劈头盖脸的辱骂。人们会说：“怎么样？不出所料！”为堵住这股巨浪，必须先来一通强硬的发言，把这发言留在记录里，作为证据，表明他并非一出场就软弱、卑怯。
李鸿章要求强硬派的翁同龢同去。让这位皇上的师傅实际体验一下，光凭嘴头的英勇不屈，出外能否办得成外交。有强硬派加入代表团，也会减轻一些对他的攻击。
“假如我原先就参与外交活动，这次绝不推辞，可是，现在，我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绝不该同行。”翁同龢拒绝道。
李鸿章从对方嘴里得到了一句“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证言。一无所知的人，事后就没有资格说短论长。
“原来如此！”李鸿章被翁同龢回绝，似乎很遗憾。“这事并不很难。割地是绝对不行的，日本若不答应，我就立刻回国来。”
李鸿章居然主张不割地，把总理衙门里担任外交工作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弄得莫名其妙。
“不割地，能讲和吗？”
“可能的话，我倒是赞成，不过……”
面对强硬的主张，只有他们二人发言。由于事关重大，其他重臣都不敢随便置喙。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这次御前会议的情形是“群公默默”，看来是一个相当扫兴的场面。
翁同龢说道：
“赔款多少都行，就是割地不行！”
“户部大约能筹措出多少银子来？”李鸿章提醒似的问道。户部尚书不是别人，就是翁同龢。
在这次会议上，李鸿章还提出有必要探询一下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意向。
于是，向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进行了探询，同时又让驻外使节调查外国有无干涉的可能。
各国的反应都极其冷淡。
德国公使说：“或是迁都，或是割地！”
迁都，就是放弃北京，迁至西安。是彻底抗战，还是割让领土？二者必取其一。不过，北京被占领，即使彻底抗战，恐怕也没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冷静地想想，似乎只有割让领土才能解决问题。终于，从宫廷里传出来这样的声音：“也只好割让领土了！”这种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
台湾和辽东半岛——日本要求割让这两地的消息，当时已人人皆知。
接替刘坤一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从江宁（南京）向总理衙门拍来电报，为民请命：“绝不要放弃台湾！”
台湾是物产丰富的地方，与福建、浙江相距不远，把它交给敌人，南洋（中国南部沿海）必将永远受其掣肘。为国家计，这是巨大的损失。那么，怎么办呢？与其割让给日本，不如用台湾作抵押借债，借给英国最为理想。一旦英国对台湾持有了权利，它就会为我们防卫日本的入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张之洞却奉为“奇策”，急忙往北京打电报。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中，为铺设北京到汉口之间的铁路、建设钢铁厂和纺织厂等，同侨居美国的容闳商量过引进外资。容闳曾就学澳门的莫里逊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当过曾国藩的顾问。后来入了美国籍，对故国近代化仍抱有极大关心。
当张之洞问及引进外资时，容闳曾复电说：“以台湾作抵押，可借到十亿美元。”他的话很可能带有幽默的味道，但张之洞却牢记在心。用领土作抵押固然是不容许的，可现在这领土将被割让，事态紧急，就有了研究的余地，这样，既能筹措出战争赔款，又能把英国拉进台湾防卫中来，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正是古代兵法家所说的“远交近攻之策”。
2月28日总理衙门接到张之洞的电报，立刻找英国公使试探。
“我很有把握地奉告，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等于零。”英国公使答复得这么快，可知这是一个不值得研究的“策”。
李鸿章接到张之洞电报的抄件，只说了一句：“简直是儿戏！”
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绞尽脑汁，终无良策，只是白白花费了许多时间。
宫廷的空气终于也逐步变为“割地难免”。
等待是李鸿章的手法之一。
李鸿章首先提出绝不割的主张，是为自己将来的处境预先作安排。正因为如此慎重，他才能长期稳坐在权力宝座上。
不十分了解清朝的政治结构，就会觉得这时还抱着强硬论的李鸿章“有点儿古怪”“是井底之蛙”“简直不谙世事”。连美国公使在给本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也激烈地抨击：“李鸿章的名声完全是一种误传，他的左右尽是些寄生虫，其政治见解太过迂腐平庸。”
当然，李鸿章的实际才干也许不如名声那么高，但若说徒具虚名，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李鸿章玩弄了一番被外国人误解的手法之后，于3月2日第一次上奏，指出割让领土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边地，而无损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李鸿章引证历史事实，说明割让领土并不意味亡国。
唐在安史之乱以后，被吐蕃（西藏）夺去河湟边地，即甘肃省西部。吐蕃吞并敦煌于781年，被张义潮收回是850年，大约失掉了70年。这一时期，自宪宗至武宗（806 ～ 846），唐从安史之乱的荒废中重新崛起，形成“中兴”的强盛时代。北宋，辽（契丹族）和西夏（羌族）入侵，丢失了领土，但从仁宗到英宗（1023 ～ 1067）却是后世所歌颂的全盛时代。
李鸿章又引证了近代欧洲历史。普鲁士和法兰西两国之间屡次发生战争，胜败的结果总是要割让领土。但一方胜了不久，就又被另一方打败，如此反复。
他说：“但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
为摆脱现在的困境，除了割地，还有其他选择吗？
李鸿章再次想起他的老师曾国藩教给他的那所谓的“挺经”。现在中国战败，避免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但是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一切会过去的，一定能够挺过去。
3月3日，紫禁城内，军机大臣们齐集开会，身体欠安的慈禧太后也露了面。割地之事，必须得到最高权力者慈禧太后的批准。首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此外还有礼亲王、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等人。
3月4日，李鸿章被召进紫禁城。这次只有他一人，正式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请示御旨，其他军机大臣都没有参加。
李鸿章3月5日起身，3月7日回到天津，便立刻着手媾和使团的人选。
基本方案他心里早就拟好了。他给离得较远的马建忠打了电报。
朝鲜发生壬午军变时，马建忠依照李鸿章的命令，逮捕大院君，把他押送到中国。虽是13年前的事情了。但追寻这次中日战争的根源，却在于此。他对事情经过知道最详细，而且在中法战争媾和时曾当过李鸿章的助手。马建忠留学法国，专攻法律，在巴黎取得律师资格。为鸦片税收事，同印度的英国总督办过交涉。在朝鲜，同外国使团周旋。他的国际外交经验丰富，李鸿章认为必须把这样的人选进来。
带儿子李经方前去，也是公私兼顾。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精通日语，在日本政界熟人颇多，明白对日事务。不论谁来组团，都会把李经方列为成员。
他当过公使，品级也高，所以这次安排他当参议，是事实上的副全权大臣。
长期在李鸿章身边充任幕僚之长的罗丰禄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比起才能和见识来，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地处理细微的杂务，既得体又热心。不通过罗丰禄，谁也见不到李鸿章。这次他以参赞的身份参加。
除马建忠之外，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等人为主要成员。
李鸿章私下依赖的顾问科士达，他当过美国国务卿，而这次媾和的背景里有美国的影子，所以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李鸿章知道自己必须去日本媾和之后，立刻派儿子李经方去上海同科士达联系。
加上主治医生林联辉、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等，正式随员是33 名。此外还有杂役、厨师、仆从等38人。
日本指定的会谈地点是马关（下关）。3月14日，清政府代表团分乘德籍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出发。
在两国之间联系的，是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公使。
陆奥外相这时在东京。欧洲诸国的动向极其微妙，为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情报，大本营所在广岛不如各国公使聚集的东京。
陆奥从驻日美国公使那里接到李鸿章启程的通知后，即刻从东京去广岛。
在大本营，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又一次接受全权办理大臣的诏命。
陆奥乘3月17日的夜车去下关，伊藤从宇品港乘船于19日到达下关。
载着清政府代表团的、挂着黄龙旗的两艘德籍商船，几乎与伊藤首相同时到达下关。日本的太湖号领航进港，但使节上岸是在第二天下午。
李鸿章率领的清政府代表团上岸后，住在下关的接引寺，会谈是在春帆楼举行的，前两次会谈，着重点是休战，在日本把媾和条约提出之前，李鸿章被刺杀，打伤了面颊，闹得沸沸扬扬。
1895年3月24日下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 次艰难的谈判后，李鸿章已是心力俱疲。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驻地途中，一名年轻的日本浪人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举枪向李鸿章的坐轿射击。
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李鸿章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李鸿章血流如注，“李以手掩创口，血出驾轿，而还接引寺旅馆，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当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今申刻会议，已将停战搁起，向索议和条款，允于明日面交。归途忽有倭人持手枪对狙，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厥。”这一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也给谈判带来了转机。
李鸿章被刺的消息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对李鸿章报以极大的同情，并强烈谴责日本的野蛮和无理，列强甚至有表示要武力介入干涉，甚至沙俄的军队公开进入东北地区，跃跃欲试。
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迫下，日本开始处于被动的局面。伊藤博文表示“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天皇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各方政要纷纷前去探望。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以示慰问。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忱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虽然这些假惺惺的安慰于事无补，但李鸿章却暗自松了一口气，自觉侥幸。
如果可以挽回败局，用自己肉体的伤痛甚至是用生命的代价，李鸿章真的是“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李鸿章的遇刺，连清廷都觉得这是谈判可以利用的筹码。
在李鸿章被刺第二天，清廷来电，电文中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屈之时，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
本来，日本医生准备给李鸿章取子弹，取出后需要静养几天，但李鸿章不同意。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曾沉痛写道：“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李鸿章的血确实是没有白流，日本方面自觉理亏，终于同意了无条件停火的协定，以平息国际上对日本不利的舆论。
陆奥宗光后来回忆，当晚他和伊藤博文密商对策。陆奥提出：“我皇室对于中国使臣之优渥待遇，及一般国民之亲切好意，虽皆无可非议，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仅在礼遇上或社交的情谊上作表示，不另采取具有现实意义之措施，恐终不能使对方衷心感到满意。故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请之休战，较为得计。
如此，不仅对中国，即对其他各国亦在事实上表现我国之诚意，同时由于我国警察之疏虞，以致使其负伤，结果自当影响媾和之早日完成，此时我军再任意进攻中国，即在道义上亦不能无所缺憾。”伊藤完全赞同陆奥的意见。
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 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日本人的蛮横和粗野对老中堂刺激很深，他从来瞧不起日本人。现在，他却不得不在盛气凌人、小人得志的日本人那里艰难而屈辱地讨价还价。他曾嘟囔着抱怨，随便输给哪个国家，但千万别输给日本。
李中堂心里充满了对暴发户般的日本人的愤恨。
4月1日，陆奥把媾和条约方案亲手交给李经方，要求4日内答复。
媾和条约方案中，关于权益的部分，多是为防止干涉而插入的条款，如降低进口税，豁免各种捐税等。实际上，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英国，也曾多次同清政府交涉过这一问题，不过，尚未见实现。
如果日本实现了上述条款，那么，得利最大的将是英国。英国可以依照最惠国条约，同日本享受同等权益。
知道了这个内容，英国还干涉什么呢？把这种对自己利益不大的条款列入，是陆奥耍弄的外交花招。
李鸿章向北京总理衙门电告日方要求时，嘱将条款内容透露给驻北京的英、法、俄三国公使，但对于日本所提的通商权益各项，则希望暂时保密。
顾问科士达在外交回忆录中说，这全是依照他的主意做的。
日方则把重点放在通商权益一项上，大肆宣扬各国利益均沾。正如日本所期待的，英国无意干涉。英国觉得，与其在扩大权益、利益均沾上计较，不如利用日本来防止俄国南下。
这些想法，当然也与日英同盟有关联。
在北京，日本要求之苛使朝廷内部大受冲击。虽然还是草案，但指望获得更大的让步是困难的。
那么，能彻底抗战吗？要抗战，宫廷和政府机关必须迁到西安。北京的紫禁城，历代皇帝的陵寝即东陵和西陵，势必被日军占领。
中国人民能一齐奋起，同日本作战吗？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对付日本，无疑是会胜利的，因为日本并没有那么充足的兵源。
中国人民对清王朝能竭尽忠诚吗？ 30年前早已表明了，先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捻军起义。
当清王朝对外处于困境时，人民不但不会救援，反而会乘机而起，处于这种状态，迁都抗战是不可能的。慈禧曾说过：宁可投降卖国，不要太平天国。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73 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李鸿章面裹纱布，带伤忍痛，坚忍而顽强地“挺”着，继续和日本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伊藤博文：“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总请再减。”
伊藤博文：“无可减矣。”
李鸿章：“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
李鸿章：“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鸿章难堪而狼狈地向伊藤博文苦求减少赔款数额：“减1 亿吧！”
“那么减5000 ？”
然而伊藤依然面无表情，摇头拒绝。
反反复复这样进行了5个小时拉锯般的谈判，时间已经很晚了，李鸿章慢慢起身离开，他的背影显得如此的沉重。
李鸿章已经走到门口，突然他又停了下来，回过头，哀求般地对伊藤说：“那减2000 行不行？算是给我回去的路费啊。”
对于李鸿章的不依不饶，伊藤有些受不了，他苦笑一下，但还是摆手不许。
“你们狠啊！真不留一点余地？太狠啊！”李鸿章是如此的无助和屈辱。
最后，一方面是李鸿章被刺日方自知理亏，另一方面顾忌国际上舆论的压力，伊藤博文还是做了让步，赔款的金额减了1 亿两。
另外，伊藤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200 万两减为50 万两。
“如果因为我的被刺才减了1 亿两，那再打我几枪如何？！”
李鸿章简直是愤怒了！
后来，外国的记者说，李鸿章挨的这一枪，值了白银1 亿两。
4月17日，缔结了媾和条约。
清政府最抵制的是割让辽东半岛。清王朝兴起于中国东北，进入北京之前，曾以沈阳（奉天）为都。迁都北京后，这里仍称作盛京或留都。昔日的宫殿保存下来，叫奉天故宫。郊外有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照陵，两帝乃清朝的创业之主。
当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时，北京宫廷大惊失色，曾飞檄命令死守这块“皇祖寝陵之地”。
日本要求割让的北限，是辽河一线，紧贴着奉天之南。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都城是辽阳。根据日本的方案，辽阳在割让之内。
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旅顺就变成直布罗陀，使日本能控制渤海，随时可以进攻北京。清廷认可的是割让鸭绿江西岸以凤凰城为中心的与朝鲜接壤的领土，但日本岂能满足于这么小的地块。
关于割让，日本准备了ABC 三案，提给李鸿章的是B 案。A 案比B 案更往西扩展了许多。这个B 案，把辽阳、鞍山划在内，地盘也不小。李鸿章拼命抵制，日方终于让步。其实，日本的让步不过是“预定的让步”而已，早就准备好了C 案。
根据C 案，辽阳和鞍山仍归清廷所有。即便如此，比后来日本从俄国手里接过来的租借地“关东州”也大7 倍多。
至于赔偿战费，这场战争既不是中方主动攻击日本，又不曾踏进日本尺寸之地，实在是毫无道理。何况要3 亿两，5年付清，真是苛刻已极。
“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李鸿章反复念叨。他最了解清政府财政的拮据。
最后，日方让步，减为2 亿两，7年付清。
日本明白，若要求过苛，清政府实在无法接受，日本就只有谈崩，再挑起直隶之战。那时，列强势必干涉，不要说割让土地，连分文战费赔偿也得不到。
中方只认可割让与朝鲜接壤的四县和澎湖列岛（不包括台湾岛），赔偿战费1 亿两。这是李鸿章4月9日提出的修正案。日方提出让步方案是4月10日。
日方明知直隶作战要冒很大风险，但到了此时也只好让征清大总督府的增援部队出发了，并且有意让李鸿章目睹这批运输船，增援部队于4月13日开出宇品港。
提出让步方案的次日，4月11日，伊藤博文写信给住在接引寺的李鸿章，限期“四日内答复”。
两国代表的心都处于忑忑不安之中。
李鸿章接到伊藤的最后通牒式信件，同时又收到天津的电报。是德璀琳打来的。
德璀琳是天津税务司，与李鸿章很亲近。不久前，他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日本，伊藤以不是正式代表为由拒绝接见。同日本媾和事宜，他很早就参与了。
电报说：“前任德国驻中国公使来电称，列强对中国割让领土问题颇议论，皆认为日本要求不当，中国不必急于议和。”
伊藤首相4月12日也接到日本驻俄国公使的冲击性电报：“俄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讨论了阻止日军进攻北京的问题，结论是以俄法联合舰队达成其目的。”
果然招致了俄国的干涉，法国和德国也将同步而来。伊藤和陆奥心急如焚，认为不赶快签约，恐怕要生变。
确认增援部队已出发的李鸿章，比别人更着急。日本是怕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能到手，而清廷则是怕失掉更多的东西。
日军进逼北京，倘若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还没有被镇压，清王朝就可能崩溃。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李鸿章等人联手平定了，不过，借日军进逼北京之机，第二、第三个太平天国的出现势在必然。
4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请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签字盖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如果和谈趋于破裂，停战协议就自动失效，战局重开。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没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的日子，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的道员盛宣怀打了一封电报。往常李鸿章从下关往本国拍电报都是给总理衙门，这次致电海关道员，是答复三天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示继续联系。至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当李鸿章在天津时，盛宣怀几乎就是北洋派支撑门户的元老。
电文是：“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云无可商。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令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
他似乎把愤怒都倾泻在电报中了。
伊藤博文的最后通牒是：“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李鸿章将伊藤博文的最后通牒报往北京。
北京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14日这天写道：“不欲记，不忍记也。”当然是指下关来电的绝望情况。
4月15日的会谈预定在下午4 点开始。14日夜里和15日午后，北京以皇帝名义先后两遍向下关发来准予签约的电报。大概是怕误事，发生不虞，所以才反复拍电：
“李鸿章19日三电均悉。18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给。钦此。”
李鸿章于3月19日（阳历4月13日）拍了三封电报。据说，中方代表团在下关期间花了一万五千元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交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做声了。
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败战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门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李鸿章颓然无力地闭上眼睛。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颤抖着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那伤痕永远烙在了李鸿章的内心，也烙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的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作“甲午之战”。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次年3月（阴历）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履行手续而已，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翻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改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的嘴紧紧闭上了。
“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辞，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俊才，总是以竞争为动力，现在他觉得很后悔。因为竞争固然可以磨炼才干，创造业绩，但作为一个集团，岂不是缺少了团结一致？他们没能为一个巨大的目标丢开小异，同心协力。
李鸿章同他的出身很不相似，特别重视民间谣传。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宣传机构，想了解人心动向，街头巷尾的闲话是重要资料。罗丰禄就专门负责收集北京和天津的街谈巷议。临来日本之前，他听来这么一句话：“一个喽罗点火，另一个喽罗扇风，老头子忙着去扑灭！”
“老头子指的是我喽？”
“是的。”
“点火的喽罗可能是指袁世凯，扇风的是谁呢？”
“像是指盛宣怀。”
“嗯，不错！”
李鸿章敲了一下膝盖，喜形于色，认为说得很形象。民间的眼力真不错，令人叹服。
在朝鲜点火的人确实是袁世凯，而天津海关的盛宣怀，主战言行颇多，还不时弄来一些低估日军实力的情报。
两个部下当然都很出色，但他们从未同心合力过。这也是因为主子李鸿章尽量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
“那位在朝鲜的袁世凯眼下在干什么？”伊藤博文问道。
“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卑微下属，我不曾留意。”李鸿章答道。
沉思良久，李鸿章仿佛终于想起来似的说：“有一次听说他在沈阳那一带，管运输之类……”
袁世凯在哪里，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
提到袁世凯的名字，李鸿章怀疑伊藤是要求给这次战争的点火人以处分。
虽然签约已结束，但提一点“要求”之类尚无不可。这些杂谈尽管在签字以后，李鸿章也让秘书把重点都记下。
他所说的“卑微下属”，是指袁世凯不处于对战争负责的地位。假如伊藤要求处分，就可以借此来推托。
然而，伊藤只是称赞袁世凯的才干，只字不提处分。
“那个年轻人竟让我们老练的竹添公使喝了不少苦酒，真是年轻有为，可惜我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伊藤说道。
“原来他处于中堂阁下不注意的位置，太可惜了，这个人可是个干才。”伊藤说道。
李鸿章没有搭腔。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
日本人如愿以偿，靠强盗般的掠夺，发了战争财。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 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
主要内容为：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 亿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50 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 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分8 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 的利息。
由于俄国、德国、法国三国的干涉，日本被迫放弃侵占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再向清政府要求3000 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
《另约》中又规定，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 万两库平银。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元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
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外国人称库平两为泰尔。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8968 余两，岁出为7935 余两（据《清史稿· 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中分析，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当时连年金价上涨，银价跌落，镑价上扬的势头难以遏止，这就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 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 万两。
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 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 亿两，折合51 亿日元。
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 万日元，日本人在甲午战争的掠夺，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 倍多。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8000 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 亿5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的独立财政几乎破产，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列强由此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战争失败标志着30年的洋务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被迫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使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加速发展，一跃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强国，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列强角逐竞争。经济的收益刺激了其扩张侵略的欲望，使日本进一步扩军备战，成为发起罪恶战争的策源地，给中国继续带来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日本马关春帆楼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甲午战争的结果，对整个世界的形势、格局和走向，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社会激荡百年而不能停息，实在是源自这一历史的转折点。
看这次赴日本谈判，对李鸿章的打击太大了。
他以古稀之年，负显赫盛名，屈尊就驾到日本，却不料日本人得理不饶人，步步紧逼；不仅如此，还出来一个暴徒，居然开枪行刺，打坏了他的脸颊。每想到这里，李鸿章就心里不是个滋味。他算把日本人看透了，一个半开化的海盗而已。与这种蛮横之人打交道，他觉得实在是划不来。
几日来，他躺在病床上，眼睁睁看着窗外令人讨厌的日本潮雾，心里窝火透了。受伤的地方虽说愈合正常，却依然时时疼痛，仿佛是提醒他此行的目的。
在这种时候还要紧张地谈判和讨价还价，真把这位老人弄得苦不堪言。
现在，他一看见日本景色，听见日本话就气闷，因此，只好躺在病床上，闭上双眼，用枕头塞垫在耳朵旁，回忆自己一辈子所走过的坎坷而耀眼的人生之路。
他想，他晚年最喜爱的东西肯定是北洋舰队，而最痛心的东西是失去了北洋舰队。孔子在颜回死后哀号：“天丧予，天丧予。”这种感情，就与他在北洋舰队覆灭后所体会到的那种天绝是一回事儿，而这就是命数。
他睁开眼，望望窗外，从西天隐隐透出几缕阳光来。那儿就是他的国家。
他不禁喃喃说道：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啊，海军啊，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放开手来实实在在地做过？不过勉强涂抹装饰，虚有其表，不揭穿还可以敷衍一阵子。如同一间破屋，由裱湖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新房子。虽然明明知道是纸片糊起来的，但外人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材料。即使有小风雨，打几个窟窿，随时修补，还可以支吾应付。如果一定要放手扯破，又不预备什么修补的材料，想不出一种改造的办法来，自然真相暴露，不可收拾。”
他从灵魂和肉体都感觉到了中国已到必须变通的地步了。否则，任你修修补补，也于事无济。
几年以后，当康有为兴起变法强国之风时，他曾经在经济上给予了援助。
当变法失败后，有人告他是变法同谋。慈禧太后专门把李鸿章召进宫，问道：“李鸿章，听说你很同情乱党。有人指你是康梁一党。”
李鸿章叩了一下头，以苍老的声音说：“太后明鉴。”
慈禧太后说：“我原本不信，但别人言之凿凿呀。”
李鸿章咳了几声，清了一下嗓子，说：“我的确是康梁一党，别人没有说错。
试想，如古法可以，中国早已富强了，又如何能三番五次被别国欺诈？我这一辈子，练新军，办洋务，振兴国力，件件可说是变法。因此，我的确是康梁一党了。”
慈禧太后听完，竟答不出话来。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1895年4月17日，当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完字，便立刻登船回国，他不想在日本多待一分钟。
汽笛长鸣，旗幅乱飞。
李鸿章凭栏而眺，但见乌云翻滚，浊浪滔天，大有茫茫无所依托之感。李鸿章喃喃自语：“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在船尾，群群海鸥追逐着犁开的细浪，上下飞舞，鸣声哀切。
签订了《马关条约》而背上“汉奸”骂名的李鸿章心力交瘁。黯然归国，心中不禁浮起一股英雄末路的慷慨之气，吟哦道：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