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队维系着保护大清帝国根基的重任，正如意大利人弗拉基米尔中《中日战争》一书准确地指出：北洋舰队是“目前中国唯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舰队”。“它是为保护首都而组成的，并且占有两个辉煌的港口旅顺和威海卫”。
大清帝国的战争现在似乎只是北洋舰队一军的战争。然而，“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北洋舰队此时的处境相当危难，诸多掣肘，让它举步维艰。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以惨重的代价击退强敌，实在也是大伤元气，急需休养生息，以完备充分的维修和战略补给，恢复其战斗力。
1894年9月17日，伤痕累累的北洋舰队主力撤往旅顺港进行补给维修，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尽人意。战火已经迫近眉睫，那些腐败的官僚们还在只顾着捞钱和发财。
旅顺港本来维修力量就很弱，只有一座船坞，维修人员不过300 多人。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竭力试图从天津机器局和南方各机器制造局借调工人应急，不过因为拖欠扣克维修人员工资，维修技工大量流失。这样，破损的战舰维修的效果完全不尽人意。
李鸿章在旅顺港和威海卫的建设之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但是，在渤海湾南北要塞守卫京师的两个辉煌的港口，现在却已经是二失其一。
随着11月份日军陆军攻克旅顺港，威海卫的安全已经受到明显的威胁。
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不得不率领还没有完全修复的残破的舰队，回到了威海卫刘公岛军港。
1894年（光绪二十年）12月18日，舰队巡弋登州返回威海卫，正值中午落潮。镇远入口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自船后伤及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羞愤自杀。
由于旅顺陷落，军舰无法修补。只好由上海江南制造局派外国技师6人，来威海卫就滩整修，勉强补葺。
从此，镇远时速减至7 里。行驶迟缓，又畏风涛，不能出海作战。北洋舰队力量更加削弱了。
威海卫位于东经122 度10 分34 秒、北纬37 度31 分9 秒，山东半岛北岸东端，烟台与成山之间。水路西距烟台42 里，东距成山角23 里，北距辽东半岛旅顺口90 里，隔海与旅顺口对峙，同为拱卫渤海湾之门户。
在中国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威海卫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相对峙，护卫着中国的京畿重地，有扼虎铁钳，犄角相望之势，是渤海的门户。因此威海素有“渤海锁钥”之称。
威海在古代本为滨海渔村，汉时称石落村，元时称清泉夼。1398年（明武三十一年），明朝为防御倭寇袭扰，曾设卫于此，名曰：威海卫。正因如此，这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曾经有诗人墨客叹其险峻，称之为“形势天然鬼工造”，又云“巨镇天开海国雄，屹然海际跨瀛东”。
威海卫在军事上的价值，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威海卫城在海港西岸。海港面向东北，南北两岸如二巨臂前伸，突入海中。
海港三面环山，南岸有摩天岭东西绵亘，西北有高山。海港形若箕状。刘公岛横亘港前，有若箕舌，分港为东西两口，港内南北宽约5 里，东西长约4 里。东口水浅，西口可容巨舰出入。刘公岛东西长8 里，南北宽4 里，周围约20 里，海拔152 米。距北岸4 里，距南岸9 里。濒外海方向，山势险峻，无可攀登。南侧较平坦。其南有日岛，西有黄岛，地势险要，天然形胜，成为威海卫港的天然屏障。
1874年4月，日本出兵进攻台湾，清政府倍感海防空虚，认为实有筹建海防的必要。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郑观应，最先提出在威海卫建立海军根据地，他于1875年著有《论水师》一文，提出：“今宜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锋不敢电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面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就令一朝变起，水陆夹攻，先以陆兵挫其前锋，后以舟师捣其归路。即幸而胜我，彼亦不敢久留；败则只轮片帆不返，则北洋之防固矣。”
同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筹办海防折》中进一步提出威海卫设防的具体计划：“威海地势……紧束，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而外有刘公岛为之屏蔽。刘公岛东、北两面为二门口，岛东口门虽宽，水势尚浅，可以置一浮铁炮台于刘公岛之东，而于内面建一砂土炮台，海外密布水雷，闭此一门，但留岛北口门为我船出入。其北口门亦有山环合，可以建立炮台，计有三砂土炮台于内，有浮铁炮台于外，则威海一日可以为轮船水寨。轮船出与敌战，胜则可追，败则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电。”
随着北洋舰队的建立，大型军舰的逐年购入，以前修的大沽的船坞早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修建适合大舰队长期驻泊的海军基地的事项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立海军基地在何处为宜？李鸿章经过考察，则坚持认为，“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
1887年，李鸿章曾分别对山东、辽东半岛沿海的青岛、大连、威海、旅顺等地进行考察后，又进一步提出：“察度北洋形势，就现在财力布置，自以在旅顺建坞为宜。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问，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陆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湾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
在李鸿章的决策下，威海卫的军事地位日益受到重视，逐步建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
清政府自1880年（光绪六年）在威海卫设立水师起，加紧海军基地建设。
18年（光绪九年），在威海卫城南金线顶设立水雷营。1887年（光绪十三年）全面开始威海卫的建港工程。先后在刘公岛设立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北洋水师公所、制造局、水师学堂、兵营、靶场、子药库、船坞、铁码头、医院等。在刘公岛和黄岛之间修筑大堤，通以道路，便利往来。
威海卫港南北两岸，设陆路炮台与海岸炮台多座，称南帮炮台与北帮炮台。
刘公岛、日岛、黄岛也修建炮台多座。并配备新式大炮多门。
威海卫和旅顺一样，为清政府的重要海军基地。
日本倾举国之合力进犯中国，但我方却是各行其是，相互掣肘。此一奇怪现象有识之士均是看得明明白白。战后黄遵宪曾作诗悲叹：“噫吁哉！海陆军！
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
此时，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将领们都深知，威海卫已经是他们最后的退路，退无可退了。如果连威海卫也被攻陷，那么局面将一溃千里，完全不可收拾。
虽然深知并体验了日本海军强大可怕的战斗力，丁汝昌依然没能丧失信心，他试图依赖这最后的堡垒，进行有效而顽强的抵抗。
定远、镇远两舰的铁甲重炮，还有环绕威海卫刘公岛南北两侧出口的南北炮台，这是丁汝昌绝不言败的两大支撑。
军港的炮台和北洋海军遥相呼应，相互支援，呈一犄角呼应之势，其实日本海军的进攻并没有十分的胜算。在此之前，丰岛海战之后，日本海军主力曾一度偷袭威海卫刘公岛军港。当时北洋舰队主力正好不在港内，仅凭港口的炮台与日本海军舰队对战，日本海军竟然没有取得丝毫的便宜。想到这些，一直是心思凝重的丁汝昌也不由得略略松了一口气。
但是陆军呢？大清帝国的陆军似乎根本不能指望。丁汝昌的心不由得又拎了起来。旅顺港被攻陷，与日本海军无关，那是大清帝国陆军的无能。如果日军继续使用这招，派遣日军偷渡登陆，从陆地上迂回进攻威海卫，那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然而，海军提督只能管海军自己的事，陆军的事情丁汝昌是鞭长莫及，现在也只能是空自担忧。
不过，丁汝昌想到了自己的恩师李鸿章，他相信李鸿章应该对此早有认识，有所部署。
黄海海战后，汉纳根离开北洋舰队。李鸿章改聘英人马格禄帮办海军。马格禄原系航行中国沿海一带的“金龙”号商船船主。是一个终日沉溺于醉乡的酒徒，对海军战阵，一窍不通。黄海海战后，舰队中新补充一些士兵水手，由于缺乏训练，给舰队作战造成很大困难。尽管如此，丁汝昌仍积极备战，不稍松懈。严格要求各舰管带，加紧训练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整饬军纪，维持治安。严禁士兵酗酒赌博，非公不得上陆。又密缉间谋，肃清特务。从各方面加强威海卫的防御措施。
当得知日本陆军已由荣城湾登陆，日本海军即将准备进攻威海卫消息时，丁汝昌与刘步蟾及各舰管带，商讨御敌对策。
针对日本海陆协同的进攻计划，制定了“依辅炮台，以收海陆夹击之效”
的防御方针。具体作战办法是：“如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船驶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
能不能守住威海，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威海炮台群。威海炮台群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刘公岛炮台和威海南、北帮陆上炮台。
丁汝昌采取这一海陆夹击的防御措施时，最担心的是威海卫陆路防御力量薄弱，日军由后路抄袭。他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认真部置后路兵力，加强陆路防御。同时表示决心，如果日军从后路抄袭，陆路炮台为敌所占，北洋舰队“唯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并于威海卫被围之先，已派员将水师文卷送烟台，决心拼死作战。
对于威海卫有利的天险，李鸿章还是信心满满。他相信威海卫的炮台加上镇远、定远的铁甲重炮，是完全可以固守阻挡日本海军的来犯。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丁汝昌可以保证海面的安全，但是陆路呢？他所担心的是威海卫陆军的防守。旅顺港已经失陷，完全可以预料的是，日军将很可能采用海陆夹攻的方式来进攻威海卫。对于陆路防守的薄弱，丁汝昌是心知肚明，如果陆路不保，威海卫陆路的炮台被日军攻陷，那么北洋舰队将陷入天绝之境。
但是，令丁汝昌无可奈何的是，他只是北洋舰队的提督，职权所限，威海卫陆路的防守，他无权调控，因此他唯有心事重重，空自嗟叹！他唯有寄希望于李鸿章，能够从中协调斡旋，督促陆军的防守，以解他的后顾之忧。
对于丁汝昌的担心和忧虑，李鸿章并不是不清楚。
然而，李鸿章也有自己的苦衷。
威海卫的军港周边的军事设施，他可以全权负责，但威海卫的行政却属于山东巡抚所管辖，周边陆路的防守，必须依赖山东巡抚派兵遣将给予默契的配合和支撑。
本来的山东巡抚福润是旗人，办事务实，不张扬夸张，却能够恪守职责，踏踏实实办事，保证陆上的防务，与李鸿章的配合融洽默契，绝不会另生事端，多出枝节。
然而，甲午海战前一个月，清廷突然将尚未上任的新任安徽巡抚李秉衡与其对调。这让李鸿章顿感头痛。虽然李鸿章也知道这是清廷的权术，也许是清延顾忌李鸿章的权势太大，给他一个小小的警示。但大战来临的前夕，却突然临阵换帅，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
李秉衡何许人也？他可不是个吃素的人物！李秉衡早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却并不买李鸿章的账，后来却投靠清流派张之洞手下，成为一个头角峥嵘，喜欢咄咄逼人，自作主张，自有一套顽固不化观点的著名清流派人物。他素来会沽名钓誉，享有清名，被人美誉为“清正廉明、忠君体国、勤政爱民”。甚至后世说他好话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他“大节荦荦，照耀日月”“廉劲公诚，至诚至公”“民以公廉直，呼为李清天”。
据说李秉衡在抵达山东上任前，光绪皇帝三次召见他进行密谈，让他上任前路过天津，探察李鸿章的病情。在光绪皇帝眼里，李鸿章当然是后党，其一贯的主和态度让光绪皇帝一直看着不爽，一直在找机会换掉李鸿章。派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当然是光绪皇帝对付李鸿章的一着棋。
李鸿章这样的大人物，当然不会与李秉衡计较，他只是希望李秉衡能务实一点，不要在陆上防御出问题。
密切关注着战局发展的李鸿章，在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即接到了来自情报部门的报告。当地渔民已多次发现日本舰船潜伏在荣成湾一带，可能会从荣成湾运兵偷渡。情报的描述相当的准确详尽。
1894年9月28日，李鸿章致电给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要求李秉衡严加防范，增强荣成湾一带的守军兵力，因为日本人很可能会从荣成湾登陆，进而进攻威海卫。李鸿章希望李秉衡派遣部队早日驻扎。
但是对于李鸿章的这一指令，李秉衡完全是置若罔闻，没有任何的回答。
在荣成湾派兵驻守之说，也无从谈起。
李秉衡实在是一个只会沽名钓誉的务虚之人，到山东当巡抚，他对陆上防御之事说得头头是道。他会晤李鸿章会商海防事宜，大谈他的计划是到登州布置防务，巡阅胶澳、烟台、威海炮台防务，然后坐镇烟台指挥。
然而山东半岛最东面凸出的荣成半岛正是隶属登州，但是后来对于李鸿章要求他布防荣成半岛之事，他却置若罔闻。
李秉衡并不是不办事，他自己有一套想法，据说他在兢兢业业地“选将、练兵、筹饷、购械”，过度劳累甚至引起旧病复发，以致“咯血愈多、夜不成寐、精神疲乏、步履维艰”。
然而好笑的是，当张之洞曾热情地表示愿意从已经订购的毛瑟步枪中调拨一批给山东布防之时，李秉衡却并不焦虑于“筹饷、购械”，对此并无反应。相反，李秉衡却有30 万两白银拨给翁同龢去填户部的窟窿。
威海卫的失利，北洋舰队的最后覆灭，其根本的原因不在北洋海军自身，而在于大清帝国的那些不能指望的陆军。
也许是旁观者看得更为清楚。战后《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著有《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李鼎芳译）一文，对此进行了详尽而令人信服的分析。
中国海军官兵的素质和质量，是完全可以比肩于世界先进之行列。“中国的海军，在提督丁（汝昌）指挥之下，质料上远胜于陆军。军官们大都是受过欧式训练……中国战舰上的水兵，都是在沿海招募来的，自然是很好的水兵。”
后来有许多批评北洋海军腐败的说法，如指责北洋海军士兵“赌博”“嫖妓”等，坎宁汉也从客观的层面进行了考量：“他们是经过本国的军官和西洋的教官训练过的，即使在他们赌性发作时，纪律偶然松懈些，但他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而且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枪炮，那是日本人也承认的。”
北洋海军官兵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职业军人良好的素质和英勇无畏的品质，甚至使他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服气和称赞。
与之相反，大清帝国的陆军，假如其士兵的素质品格、其将官的训练和能力上，能向北洋海军看齐，那么也许这一战的结果或者将会完全不同，甚至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结局都将改变。
大清帝国的陆军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李鸿章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希望能加强荣成一带的防务之时，李秉衡回复朝廷已按要求派出五营河防军前往荣成布防。
但那是什么样的军队？据甲午战争研究专家陈悦说，所谓河防军在清代并非正式军队，不过是修河的民工。每个营不过300人（每营人数缺额高达2/5），每营仅装备一支鸟铳和抬枪。而黄县的军械库内储存着大批的武器弹药却被李秉衡禁止运往前线。但是对外李秉衡却刻意掩饰了他派出的是什么性质的军队。
坎宁汉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以上的说法：“中国陆军由素无训练的群队构成。他们的军器仓促购置，式样繁杂，子弹的供应无法备足。偶有曾受‘洋操’的营旅，因为他们缺乏西法管领，又因为数目太少，力量分散，也不足为制敌之用。大多数中国兵，乃是所谓“勇”者……他们乃是游民或农夫，贪饷给而应募的。”
而这些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更是不上台面。“应募以后的训练，不过是穿上一身耀目的军装，领得一支来复枪，或者，更受欢迎的，一支抬枪而已。来复枪是不被重视的，它们不幸需要一种特别的子弹适合于特别式样的。抬枪是天国的土产，只需要硝药和弹丸，并且，它的使用需要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帮助着。”
这样的军队，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人遭遇，其胜算到底有多少？
更有甚者，根据战后的资料，威海卫登陆的日军是3 万多人，而拥有百万陆军的中国当时在威海卫一带能够参战的部队却是不足1 万。
事实证明，丁汝昌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
威海卫之陷，根本问题的原因就是在于大清帝国的陆军不足以依为长城。
守卫威海卫北岸炮台的陆路清军统领戴宗骞早年追随李鸿章，建立不少军功，是李鸿章的嫡系，李鸿章对他很是信任，被李鸿章评价为“胆识坚定，志节皎然”。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曾多次扰袭威海，均被南北两岸炮台所击退，戴宗骞也算是表现不错，恪尽职守。
旅顺失陷后，戴宗骞提出：“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准其因地审势，自酌战守”“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
戴宗骞的这些战略思想，自有其合理性。
首先，必须围堵消灭日军的登陆部队，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却一再开出空头支票，致使日军1895年1月20日在荣成湾轻松登陆。
基于对日军登陆的担心，戴宗骞“越界”（本来应该是李秉衡的责守）派出约300 名士兵，带着4 门75 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前往荣成湾巡视。
遭遇战戏剧性地开始，当日军发现这300 名士兵后，立即调用日军舰队用重炮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轰击。这一天，大雪纷飞，这支孤弱的小部队只能心带冬日的寒意，无可奈何地败退。
接着，对于威海南、北两帮炮台的防务问题，他却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忽悠和误导。
守卫兵力不够，戴宗骞正在为此头疼，李秉衡却意外主动提出由他派出援军“助守”南、北帮炮台。
戴宗骞以为真的会有兄弟部队的援军支持，所以调度绝大部分兵力去守护南帮海岸炮台（相比而言南帮海岸炮台更是前线，日军的进攻正是先从南帮海岸炮台开始），而随北帮炮台只留下少数驻守，他以为李秉衡派出的援军可以前来填补空缺，协助防守。
戴宗骞这样的安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兵力不够，他也没有办法。
但是，当戴宗骞的主力部队在南帮炮台与日军血战拼尽老本的时候，李秉衡许诺的“援军”却并没有来到。这样致使最后退守北帮炮台的防守力量，连戴宗骞在内也不过18人。这样的几个人谈什么防守！
还有，戴宗骞提出“威海台坚炮利，敌由海口来犯，自难逞志，北岸虽绵长，尚有烟台防兵，闻惊可以援应，所虞者成山一带空虚，将来敌必由此蹈瑕而入耳。……御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贼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这一主动出击寻找战机的思路，却是不知审时度势的蛮干行为。
李鸿章也指示戴宗骞固守威海炮台，并严令说：“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被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再误导的戴宗骞，以为真的会有大量的有生力量部队前来进行支援，这种错误的形势判断之下，拘泥于陈旧的兵法，缺乏现代军事的知识素养。所以当日军登陆后，戴宗骞不顾李鸿章一再来电反对，派出北帮炮台守军前往截击，使北帮炮台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舍弃要塞炮火的优势而让那些火炮操作手们去当步兵，和敌人进行野战，完全没有考虑到我方轻武器的绝对弱势，戴宗骞的那些勇敢的士兵们太容易就败下阵来。
《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为此叹息道：“不过即使士兵缺乏训练和纪律，昧于枪法，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与戴宗骞相比，丁汝昌的见识自然是要高出不以里计。
1894年11月29日，丁汝昌致书戴宗骞，反对其不守炮台而出战的意见，指出：
“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唯一隅之幸也。”
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向戴宗骞提出警告：“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大战当前，我方海陆军统帅却不能意见统一，实在是一件不祥而可悲之事。
而且，戴宗骞“年幼负志略，喜读书”，历来自视甚高，对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是并不买账。
同样是将帅，海陆军的差别是难以想象的大。丁汝昌最看不惯的是，大战在即，正需鼓舞士气，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不要谈，戴宗骞却还在克扣兵饷，这引起他手下的士兵极为不满。
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山东篇》载：“自甲午九月，绥巩两军勇丁即索压饷银两大哗，欲溃者屡矣。压饷者，勇丁初入营，须扣饷三月，存统领粮台，以为军米购价底银，俟勇丁离营日，始补给令去。于是将领利勇丁逃亡，其压饷三月可不给，而续补之勇，且仍扣压饷也；恒以苦工责勇丁，勇丁怨次骨。
及军事阽危，南帮巩军给压饷两月，绥军益噪，宗骞终不给。”
虽然有学者解释说，克扣新兵3个月军饷在当时这个行为乃是陆军军队的普遍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士兵逃亡。但是后来，戴宗骞的部队在失利之后军心涣散，士兵纷纷逃离，不战自溃，不能不说与戴宗骞克扣兵饷有关。
据说戴宗骞自带的绥军正营，因为吃空饷，缺少名额将近一半，还不足300人。
丁汝昌苦口恳劝戴宗骞发给压饷，以稳定军心，甚至主动示以高姿态，从海军军费中挪款为刘超佩的巩军垫饷两个月。
但是戴宗骞并不明白丁汝昌的担忧和用心，反而意气用事，经常与丁汝昌唱对台戏。据登莱青道刘含芳禀称：“前因丁劝戴发压饷，并挪垫刘饷，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
丁汝昌和戴宗骞的争执，还有一件公案就是关于拆除龙庙嘴大炮的问题。
大战之前，丁妆昌事事亲自检查，他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
最西面的龙庙嘴炮台，深缩港内，离港口过远，对保卫海港不起作用。且距鹿角嘴、皂埠嘴两炮台较远，敌军由陆路来攻，炮台不易防守。而一旦炮台为敌所占，日军反而可以利用炮台大炮，射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守军，给清军造成严重威胁。
为什么龙庙嘴炮台不易防守？
原来，守台清军为加强南帮海岸炮台后路的防御，在炮台南侧，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长达15 里的长墙一道。长墙外挖有深5 尺、宽1 丈之堑壕。壕土高积，上面堆积树木枝干，以为障碍。堑壕外埋设地雷，以防御敌人从后路进攻。
但因龙庙嘴炮台距离过远，遂被划于长墙之外。炮台守军仅40人，兵力薄弱，防守上难以得力，易被攻占。万一陷入敌手，将会给港内的舰只造成严重的威胁。丁汝昌主张及早采取办法，以防为敌所用。
据《东方兵事纪略》载：“南帮炮台循外山筑长墙一道，截东南两面，外环长濠，曲包皂北（埠）嘴、鹿角嘴两炮台，以辽阔故，弃最西之龙庙嘴台于外。”
丁汝昌预见及此，在日军进攻南帮炮台之前致电李鸿章，指出：“本日昌到南帮。晤刘镇及各营官。淡次，察知尚有坚守之意。前边陆路炮台及长墙地沟，均有布置，现尚多掘梅花坑，以期御守。唯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已约临时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既慑军心，又累大局。而后路空虚，布置未及，中、前两营相隔离冈数道，约五里之遥，不能联络关顾；已商定事急归入长墙内固守，尚无大碍。第后路添筑土台并地窟，兵勇星夜不遑，议即暂雇民夫，协同办理。”“南岸龙庙嘴炮台守兵单薄，敌若由后路抄入，此台难守，则刘公岛水师受敌。”同时，派人将龙庙嘴炮台上大炮的重要机件卸下。
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兵扑南岸，计尚须二三日，届时察看刘镇如能死守，如何设法帮助；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
丁汝昌次日电复李鸿章：“奉勘午电，昌即同张镇到南岸晤刘镇等，据云除死守外，无别策。炮台事，数日前已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现拟将各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 刘公] 岛一。”
对此，李鸿章表示同意，复电丁汝昌称：“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
戴宗骞不仅反对放弃该台，并乘机向李鸿章诬告丁汝昌是贪生怕死之辈。
“龙庙嘴台，丁、张（文宣）、刘（超佩）议不守。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半年来，淮军所至披靡，亦何足怪？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若非事机紧迫，何至如此！”
李鸿章信以为真，遂严斥丁汝昌：“丁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著严行申饬！仍令刘镇克日回守龙庙嘴；如不战，轻弃台，即军法从事！”
对于大敌当前，海陆主将交恶，李鸿章大为恼火，也是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然而，丁汝昌和戴宗骞都是李鸿章所信任的人，所以两人的官司，他也是难断家务事，有时候自然态度暧昧，只有在中间和稀泥。所以李鸿章又劝之曰：“师克在和，宜虚心和商。”“陆路防务责成应在该道。然如丁言，若临警，龙庙嘴不守，则岛、舰受毁，亦不可不虑。”
正如丁汝昌所预料，日军进攻南帮海岸炮台，果然首先从龙庙嘴炮台开始。40名守军虽奋勇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最后全部牺牲殉国。龙庙嘴炮台终于沦入敌手。
日军攻占龙庙嘴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向鹿角嘴炮台疯狂轰击。
炮台外长墙被轰倒，日军从长墙缺口蜂拥而上。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无法抵抗，鹿角嘴炮台也被日军攻占。
龙庙嘴、鹿角嘴二台既失，皂埠嘴便处于敌军的水陆夹攻之下。陆路敌军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造成“炮资敌，我杀我”的可悲局面。
战后，李鸿章终悟丁汝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叹服丁汝昌“实有先见”，无奈为时已晚矣！
威海卫海陆主将不能配合默契，意见一致，形成合力，应该也是此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有人指出，海陆主将应该以海军为主，给以海军提督以绝对控制权力，统一调配，才可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
为发动军事侵略日本进行了大量蓄谋的准备工作，明治维新以来，已经长时间地在中国进行嚣张而肆无忌惮的特务间谍活动。
早在1872年，日本已经开始向中国派遣间谍，调查中国东北地区及台湾的地形、政治、军备、财政、风俗等。
到了19世纪80年代，军国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日本专门成立了特务组织浪人团体“玄洋社”，还在中国设立多处间谍机构。
在日本出版的《清国通商综览》一书，便是日本根据间谍机构调查材料综合整理的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最早大型文献。全书两编三册，共有2300 余页，其中每一项记载都非常具体而翔实，这实际上是一部侵略中国必须参考的百科全书。
1890年9月，日本在上海创办了间谍训练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前夕，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日本学生早就蓄留发辫，改扮成中国人分赴各地进行侦察。
甲午战争爆发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参加日本侵华军队，他们之中除少数充当翻译外，多数分配于军队充当间谍。
1888年，北洋海军成立后，山东半岛便成为日本间谍侦察目标中的重中之重。
日本间谍无孔不入，在威海卫、荣成等地的特务活动，写成了《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之意见书》的报告，为后来威海卫之战及荣成湾登陆提供了情报参考和重要依据。
其时，日本让德璀琳吃“闭门羹”，拒绝进行议和谈判，是为了在军事上举行新的进攻，对清政府实行更大的打击，以便在将来的和谈中进行更大的勒索。为此，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一个新的扩大侵略的作战方案——“山东半岛作战”计划。
原来，日本侵略者在1894年11月底攻占了旅顺口北洋海军基地之后，扩张野心更加膨胀。决心扩大侵略，完成大本营“作战大方针”的预定目标——进军山海关内，横扫华北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兵逼北京、天津，迫使清政府彻底投降。
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反对山县有朋的直隶平原作战方针，并于1894年12月4日向大本营提出一个《进击威海卫、攻略台湾方略》的意见书。
伊藤博文认为：第一，直隶作战如果获胜，日军占领北京，就可能出现使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暴民四起的无政府局面。如果清政府一旦瓦解，日本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将失去议和谈判的对手，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同时，列强为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有可能对日本进行联合干涉。第二，冬季渤海湾天寒冰冻，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因此，他主张用海军运送部分陆军进攻威海卫和台湾，以歼灭北洋舰队并占领台湾。
大本营经过研究，决定接受伊藤博文和伊东佑亨的建议，改变了原作战计划，决定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直隶湾，消灭北洋海军。并且以大山岩指挥的第二军第二师团及在国内的第六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由海路运输，在山东半岛登陆。
早在1894年12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就向大本营提出报告，认为辽东半岛目前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七八度，冬季西北风达五至八级，沿岸冰雪封冻，人马有冻毙危险，由渤海湾登陆十分困难。建议大本营“如欲继续作战，莫如进兵山东半岛，海陆夹击，歼灭北洋水师”。
日军选择荣成湾内龙须岛附近为登陆点，是有着现实的考虑。
荣成湾是渤海湾一带少见的冬季避风港，其北侧高耸的大山阻挡了北面吹来的寒风，这就是日军甲午冬季作战时最终选择在这里登陆的原因。
荣成湾为山东半岛西南方一个海湾。西距威海卫海路30 里。湾口宽阔，能避强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适于受锚。北岸有长约1000 余米的沙地，汽艇可驶至距岸3 米处，舢板可直接靠岸。沿岸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上岸。
日军计划在1895年1月19日、20日、22日，由大连分三批运送陆军登陆。
当时伊东佑亨确定联合舰队登陆计划是：联合舰队主力在护卫运送船到达登陆地点前，先派船侦察敌情，并切断陆上电线；登陆前一天，派第一游击队至登州附近实行炮击，对清军进行牵制活动；在护航途中，如与敌舰遭遇，由第三游击队任护卫专责，其余各舰前往攻敌；登陆时，由第三、第四游击队担任掩护，其余各舰在成山角一带停泊或游弋，防止北洋舰队来袭。白天派出侦察舰监视，夜间派鱼雷艇警戒。
根据上述作战计划，1895年1月18日，伊东佑亨派出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巡洋舰到登州游弋，并进行炮击，制造日军准备进攻登州的假象，转移清军视线，掩护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同时，派高千穗舰到威海卫港外，监视北洋舰队行动。
李秉衡口头一套，行动又是另一套，并不理会李鸿章要他设防荣成湾的意见，甚至在巡视海防抵达威海卫时都不去见见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共同商议海陆共同防守的事宜。李秉衡在事实上是基本放任山东门户洞开。
1895年1月19日中午，联合舰队主力护送第一批运送船19 艘，满载陆军第二师团15000人，由大连湾出发，于20日中午到达荣成湾。其先遣舰八重山、摩耶等4 舰已于是日凌晨4 时先期到达。
当时天尚未明，日军为了上岸侦察和切断电线，用小汽艇拖舢板满载日军向岸上驶来，被驻守在龙须岛附近的清军发现，立即发炮阻击。
李秉衡并没有派军设防荣成湾，这里的清军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里的清军是此前1894年12月23日，日军参谋人员搭乘“高千穗号”军舰在龙须岛一带登陆侦察，北洋淮系威海守将戴宗骞因此有所觉察，然后才“越界”派出巩军中营3个哨共约300 名士兵，带着4 门75 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前往这里巡视。
日军一面报警，一面向海上撤退。八重山等日舰急忙向岸上的清军发炮还击。守岸清军兵力单薄，被迫向西撤退。
守军撤退后，日军尚不敢贸然登陆，继续向岸上盲目发炮两个多小时，才开始登陆。
日军先头部队登陆后，一面派前锋部队向西进犯；一面占领成山角灯塔和电信局，巩固滩头阵地。午后3 时，西进日军到达荣成县。清朝地方官吏和驻军早已逃之夭夭，日军不战而垂手占领荣成。日军占领荣成后，因后队不继，不敢再大举向西进犯，乃固守荣成，以待后续部队。
上午11 时，日军大队运送船到达荣成湾，立即开始登陆。
由于滩多水浅，军舰不能靠岸，运兵及辎重上岸均靠驳船。第一批陆军登陆直到21日才结束。第一批运送船载第六师团10000人于21日到达，22日登陆完毕。第三批运送船于23日到达，当天登陆完毕。日军先后在荣成湾登陆共34600人，马3800 匹。
登陆活动先后进行了4 天。25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大山岩到达荣成，设立山东作战军司令部，并且下达作战命令向威海卫进犯。
除了一开始遭遇清军小规模的阻击，日军如旅行般轻松登陆荣成湾。
整个登陆过程，日军竟然再次像登陆辽东半岛花园口时那样未受到像样的抵抗。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后来评论说：“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伊东佑亨并不知道丁汝昌的苦衷。一方面丁汝昌不能对陆防负责，另一方面他的北洋舰队尚没有得到较好的维修补给，北洋舰队无力主动出击寻找战机。
1月25日，日军主将大山岩下令向威海卫攻击前进。1月29日，左纵队占领了威海卫东南20 余里之温泉汤；右纵队占领了距南帮陆路炮台仅数里之遥的九家屯，开始对威海卫南帮炮台后路形成包围。
1月30日，日本陆军对南帮炮台发起总攻。敌右纵队担任主攻，分左右两翼。右翼队从正面佯攻，进行牵制；左翼队由步兵第十一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指挥。集中优势兵力，猛扑南帮陆路炮台。
威海卫登陆的日军是3 万多人，而拥有百万陆军的中国当时在威海卫一带能够参战的部队却不足1 万。
而且，这其中北洋舰队能够直接掌控的淮系巩绥军只有7000 多人。其中，2000人左右直接负责刘公岛的守卫，分布在整个威海卫周边防御的淮系巩绥军不过5000人。威海卫南北帮炮台及日岛炮台共装备了100 多门火炮，分摊到每个炮位不过区区50人。
战斗还没有开始，但似乎结局已不难预料。
黎明，日军首先进攻摩天岭。摩天岭是威海卫南岸制高点，其得失对整个战局关系重大。敌人投入了左翼队的大部队兵力拼死争夺。而守卫摩天岭炮台的清军仅一个营。
日军迅速对摩天岭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他们并没有遭遇到有力量的抵抗。
清军在阵地前设置地雷，进攻的日兵误踩地雷，轰然爆炸，黑烟冲天，但对日军的伤害并不大。《日清战记纪实》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突然前方有5个地雷一起爆炸，卷起黑烟，惊天动地，炸起的泥土犹如雨点般散落。然而敌军的地雷构造都属于旧式，虽然爆炸声音非常大，但只扬起了泥沙，所以仅有一名士兵手指受伤，其他人都无事。”
尽管这样，守卫摩天岭炮台的清军在营官周家恩指挥下，依然是奋力抵抗。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港内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来远等军舰也驶至南岸边助战。日军乱放山炮，对摩天岭实施狂轰猛炸，并发起猛烈冲锋。
日军军官恼羞成怒，亲自挥刀，带头冲锋，并驱赶士兵继续猛扑。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兵力太少，一营人全部壮烈牺牲。
在战斗中，营官周家恩身中数弹，腿残仆地不起，肠子流出腹外。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他以坚强毅力，忍痛爬行十数里，终因失血过多，壮烈殉国。
摩天岭也终被日军占领。敌人虽然占领了摩天岭，最终还是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就连敌左翼队司令官、步兵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也被来远所发炮弹击毙于摩天岭炮台上。
日军攻占摩天岭后，立即以摩天岭炮台的大炮，掩护右翼队向杨枫岭进攻。
杨枫岭守军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以一营的兵力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从上午8 时至11 时，激战3 小时，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
敌军冲锋失败，只好集中炮火向炮台猛轰。炮台周围树木全被炮弹击中起火，弹药库也被击中爆炸。炮台上烈焰升腾，守军伤亡大半，最后被迫撤离炮台。
在日军右纵队进攻南帮陆路炮台的时候，左纵队也向南帮陆路炮台南侧的虎山发起了猛烈进攻。企图一举攻克虎山后，向北推进，切断南帮炮台的清军退路，配合右纵队南北夹击，实现其包围和歼灭威海卫南岸清军的阴谋。
在这十分紧急的关头，丁汝昌亲自指挥靖远，率镇南、镇北、镇西、镇边等炮舰，驶至南岸杨家滩附近，用排炮向日军猛轰。日军不支，仓皇败走，被围清军趁势在陈万清率领下，向西突围。数十名士兵自愿留下掩护。突围中陈万清身受重伤，士兵死伤百余人。留下掩护的士兵，弹药用尽后，宁死不做俘虏，砸碎枪支，全部跳海殉国。
日本侵略军攻占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开始对龙庙嘴、鹿角嘴、皂埠嘴南帮3 座海岸炮台进行海陆夹击。
防守南帮海岸炮台的是巩字军，由总兵刘超佩指挥。刘超佩是李鸿章的亲戚，依仗裙带关系，专横跋扈，作威作福，对士兵滥施刑罚。但在敌人面前却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30日晨，刘超佩一听到敌军进攻南帮陆路炮台的炮声，就吓得惊慌失措，赶忙乘坐早已准备好的汽艇跑到刘公岛上一个贩卖鸦片的同乡家里躲藏起来。后来觉得刘公岛也不保险，又离岛上岸，向烟台逃命而去。
与陆军装备低劣，素质低下，实战技术粗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洋海军不仅接受应有合格的海战军事技术的正规教育，他们在陆战技术方面也得到了相当优质的培训，所以在威海陆上守卫战中，海军参与到底为数不多的几次陆战，表现出了一流的水准和实力，让日军吃尽苦头。陆上守卫战激烈抵抗，竟然还是来自海军。
事实上，在北洋海军建军之处，最高决策层就已经初步具有了先进的“海军陆战”的理论意识。受到西方海军军事理论的影响，北洋海军也组建了自己的陆战队，但是有可能这些陆战队员的组成后来并不是专职。
在正规的海战军事技术教育之外，北洋海军的水兵（包括水兵的后备军——练勇）同样接受了陆军的各种训练，甚至要求的标准更为严格，均被要求能够熟练使用洋枪、刀剑等各种陆战武器。而且水兵的升迁晋级都要对这些陆战技能进行考核。所以北洋海军的水兵都拥有和陆军同样的陆战技能。
北洋海军的水兵的陆战武器装备，也是按照较高的标准配备。北洋舰队主力舰本身均是配置相当数量的陆战轻武器。据资料介绍，“定远”“镇远”各配有“后膛连珠枪五百二十五杆”，“济远”则配有“后膛连珠枪一百三十六杆”。
“经远”“来远”则有“连珠手枪六十支”，配有“枪子二万枚”。“致远”“靖远”
配备的武器种类更多，共有“马丁尼后门枪（马提尼– 亨利后膛步枪）八十支、梅花手枪（转轮手枪）三十支、腰刀八十把、长矛八十支”。
这些优良的装备，是清朝的陆军不能相比的。《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指出当时清朝的陆军武器装备的低劣，说“中国陆军由素无训练的群队构成。他们的军器仓促购置，式样繁杂，子弹的供应无法备足……来复枪是不被重视的，它们不幸需要一种特别的子弹适合于特别式样的。抬枪是天国的土产，只需要硝药和弹丸，并且，它的使用需要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帮助着……”
所以，清朝的陆军的武器装备与日本军队相比，几乎不在同一时代。唯有北洋海军的陆战队，才堪与日军匹敌。北洋海军的陆战能力在当时的陆军中也属一流水准，这样的情况实在是一个很冷的笑话。
事实上，在威海卫陆上守卫战中，北洋海军的陆战能力得以很好的表现。
1895年1月30日，日军攻陷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之后，正利用岸炮轰击谢家所、赵北嘴两炮台时，发现“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路炮台”。
皂埠嘴炮台是威海卫最大的海岸炮台，备有15 至28 厘米口径的大炮6 门，控制威海卫东口。一旦炮台失陷，大炮为敌军所得，刘公岛炮台和港内北洋舰队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日军进攻前，丁汝昌商同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派敢死队到南岸，准备在危急时炸毁大炮。
这就是最可坐实的一次北洋海军的陆战队优秀表现（还有一些案例的真实度需要进一步证明）。
北洋海军的陆战队士兵，表现出与普通陆军相比更为强悍的作战能力，精神意志状态都让日本人惊心。来自日军的记载是，日军称“登陆水兵气焰嚣张，似都有拼死的决心”“敌军拼死前进，开枪顽强应战”。
但是，毕竟是人数太少，陆战队士兵苦战之后终于是寡不敌众，被日军压制到海边，大部战死，少数士兵游向己舰。有的士兵不愿被俘，于是引刀自尽；有的士兵在海中遭到狙击，以致“二间（引者按，1 间约合18 米）平方的海水完全变成了红色，像蜀锦一样好看”。
北洋海军的陆战队士兵用鲜血捍卫了他们军人的尊严。
《甲午战事记》称：“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岛渡海闯登炮台，击毙日兵十余人，并夺两日旗而旋，我兵未伤一人也。”尽管“我兵未伤一人”可能不实，但北洋海军的陆战队士兵“渡海闯登炮台”却是毫无疑问的。
1895年1月30日上午，南岸各炮台相继失守，皂埠嘴炮台更加危急。
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冒着敌军的猛烈炮火，再往炮台待命毁炮。
12 时10 分，敢死队在日军占领炮台前，将地雷引线点燃。当占领炮台的日军，正在炮台上悬挂日本旗时，地雷轰然爆发，“炮台突时坍塌，台上日兵飞入空中”。
炸起的巨石飞向鱼雷艇停泊处，纷纷坠落，将清军的敢死队和鱼雷艇砸成了碎片。在附近观战的外国海军官后，目睹北洋海军这一英勇行动和奇险场面，莫不感到“其举动实足惊心动魄”，为之赞叹不止。
南帮炮台失陷后，1895年2月2日，日军又向北帮炮台进攻。北帮炮台由戴宗骞率绥军六营驻守。
北帮炮台原来的六营绥军，在南帮炮台作战时溃散两营，在虎山又被戴宗骞解散两营，只剩下两个营。南帮炮台失陷的当晚又溃散一营。2月1日，最后一营也哗变溃散。戴宗骞身边只剩下十几名亲随，成了光杆司令。
丁汝昌为了不使北帮炮台再为敌所利用，重蹈南岸炮台的覆辙，于日军到来前，再派敢死队到北岸炸毁炮台，并将戴宗骞载往刘公岛。
戴宗骞虽然有种种毛病，但却不失为血性军人，痛失南北帮炮台，被丁汝昌接上刘公岛后，一方面羞怒于李秉衡的忽悠，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上岛当夜吞金自尽，以明心志。
1895年2月2日，丁汝昌亲往北岸炮台巡视。这时，炮台上已无守军，并得知日军已逼近。丁汝昌首先下令炸毁弹药库，“及药炸，声震山谷，……复率勇偕往西岸毁炮，并将屯药库燃炸，火延数昼夜始熄。”
当天，日军占领了北帮炮台及威海卫城。由于南、北两岸炮台的全部失陷，威海卫陆路战事基本结束。
从此，日军便以全力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和海港内的北洋舰队。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也影响到海军官兵的士气。
1895年2月3日，天气晴和，风平浪稳。伊东佑亨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倾巢出动，进攻威海港内的北洋海军。日舰以第一游击队警戒西口。由第二、三、四游击队列成单纵阵，驶近日岛4500 米的距离，依次轮番向刘公岛、日岛及港内北洋舰队发动猛烈攻击。日本陆军也将皂埠嘴炮台上的一门28 厘米口径大炮修复。南帮海岸三座炮台，配合日本联合舰队的海上进犯，以猛烈的炮火夹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炮台。
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守军，在丁汝昌、张文宣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奋勇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其“炮火之激烈，殊不下于黄海海战也”。
午后1 时，刘公岛炮台炮火击中日舰筑紫左舷，穿透中甲板，打死日军士兵3 名，打伤5 名，舰体损坏。2 时39 分，又一弹命中日舰葛城大樯上部。双方激战终日，直至日暮。在刘公岛、日岛炮台守军和北洋舰队奋勇还击下，敌舰始终未能接近港口，最后只得灰溜溜地退走。
日舰在2月3日白天进攻失败后，伊东佑亨知道从正面用军舰进攻刘公岛，消灭北洋舰队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便决定利用鱼雷艇，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向北洋舰队进攻。
鱼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好戏。但用鱼雷艇夜间偷袭北洋海军，也并非轻而易举。
刘公岛东、西两口封锁十分严密。东口防材系由1 尺5 寸左右口径，长约12 尺的方圆木材并列横置，环以3 条1 寸3 分粗细的铁索连接而成。为防止风浪及潮水冲击，防材下端，系以巨绳，锚于海底。东口防材以日岛为中心向南北延伸。南侧直达龙庙嘴、鹿角嘴之间的海岸边，长4000 米。北端达刘公岛，长2000 米，全长共6000 米。防材南端留有狭窄通道，宽不过百米，且无航标，夜间航行极为困难。靠南岸，防材与海岸密接，无少许间隙。岸边岩石暗礁密布，不能通行。如果要强行通过，日军舰艇必须切断铁索。而铁索极为坚固，非短时间可以完成。但伊东计穷，舍此办法无他策，决定冒险一试。
1895年2月3日晚，伊东派鱼雷艇两只，偷入港内破坏防材。因港口戒备严密，未能得逞，仅切断铁索一条而退。
1995年2月4日，伊东决定派第二、三鱼雷艇队，进行夜间袭击。当夜，月落天暗，日艇以6 号艇为先锋，依次为22 号、5 号、10 号、21 号、8 号、14 号、9 号、18 号、19 号等共10 艘，成鱼贯纵阵由阴山口出发，沿南岸边航行。通过防材时，第21 号、8 号、14 号艇在龙庙嘴炮台附近触礁。第18 号艇被防材卡住，动弹不得。其余各艇通过防材后，向右转航时，被北洋舰队警戒艇发现。警戒艇急忙发出红色信号报警，并向日艇猛烈开火。这时（5日凌晨3 时50 分），日本第22 号艇驶至刘公岛煤库南方，发现北洋舰队军舰一艘，急忙发射鱼雷袭击。该舰发觉后开炮还击。22 号艇在慌乱中退却触礁，舵机被毁，拟沿南岸出港，又被风浪所阻。5 时15 分，搁浅于龙庙嘴附近。时已黎明，恐遭北洋舰队炮火袭击，艇上人员只好弃艇乘舢板逃遁。因舢板过小，容纳不下，只得分批登陆。在第二次渡载时，舢板倾覆，人员落水。北洋舰队哨艇又来追击。幸有10 号艇送来帆布舢板，落水日兵才得以乘舢板上陆，但海军少尉铃木虎十郎游泳上岸后被冻死，另有两名士兵失踪。
6 号艇驶至刘公岛侧发现两艘清舰，正准备袭击，不料鱼雷发射管出现故障，鱼雷放射不出。北洋舰队两舰发炮猛轰，日艇负伤累累，弹痕达60 余处，差点被击沉，无功而返。5 号艇也被击伤退回。
9 号艇随14 号艇前进。14 号艇在龙庙嘴触礁后，9 号艇单独突过防材入港。
入港后，迭遭北洋舰队哨艇袭击。该艇一意猛进。不久，在前方发现一双桅巨舰，立即向前发射鱼雷袭击。但同时，9 号艇也被该巨舰炮火击中艇上汽罐。轮机部人员非死即伤。其余人员亦皆负伤，无一幸全者。由于汽罐爆炸，不能航行，幸得19 号艇赶来救援，拖曳着向东口急退。北洋舰队哨艇见状，立即奋起追击。9 号艇上活着的日兵，急将负伤人员移于19 号艇内，来不及收容死者尸首，赶忙抛下艇体，仓皇逃命而去。
这天夜里，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被偷袭的日本第9 号鱼雷艇炸伤。
原来，在日本鱼雷艇入口偷袭的当天——4日清晨，丁汝昌接到日岛炮台守军报告，知昨夜敌人鱼雷艇偷入口内，破坏东口防材被击退。丁汝昌预料当夜日艇有可能前来偷袭，遂下令舰队加强戒备。5日凌晨5 时30 分左右，丁汝昌正在旗舰定远议事，忽见东口信号火箭数发，腾空而起。接着，哨兵报告敌艇入口偷袭。这时，各舰警钟齐鸣，炮声大作。
丁汝昌同洋员泰勒等登上甲板观察敌情。此时，定远大炮已开始射击，但不辨目标。泰勒对丁汝昌说：“如果敌艇已经闯入，必已驶过日岛以西，或已驶至我舰附近。”
为便于观察，丁汝昌下令暂停炮击。少许，哨烟散去，发现定远左舷正横约半里处海面上有一黑物驶来。未等丁汝昌下令，炮手又重新发炮轰击。泰勒奔至罗盘针台，凝眸观察，来者系一艘鱼雷艇，正向定远左舷中部高速驶进。
待相距30 米左右，艇向右转。在尚未来得及判明是敌艇还是我方雷艇时，来艇已被定远一炮击中。
接着，大汽罐爆裂。一缕白色烟雾，喷薄而出，划破夜空。就在同一瞬间，敌艇发出的鱼雷击中了定远。霎时间，轰然一声巨响，舰体剧烈震荡，丁汝昌急令关闭防水密门，但为时已迟。海水汹涌从升降口喷出。瞬间，军官室已积水盈尺。俄而舰体开始倾斜。
当时，丁汝昌尚不知舰体受伤程度，下令向东港口行驶。及遣泰勒查看伤漏情形后，始知舰已不能久浮。遂决定在舰体倾斜增加之前，驶至适当地点搁浅，以保安全。乃东驶至刘公岛南岸浅滩搁浅，利用舰上大炮，充实东口防御。
1895年2月5日白天，日舰继续猛攻东西两口，被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炮台守军协力击退。
当夜，伊东佑亨派第一、三鱼雷艇队，再次进行偷袭。出发前，将各艇烟囱上所涂之白线，均以灰布遮蔽，以免暴露目标。当第一艇队由东口进入偷袭时，第三艇队在西口用发光信号进行迷惑，以转移守军视线。这一夜北洋舰队加强了警戒，炮台不断开炮轰击，探照灯连续向港口照射。但灯光反而使日艇得以看清北洋舰队及军舰所在位置，便利了敌方鱼雷艇运动，当夜，来远及练习舰威远、布雷船宝筏均被敌鱼雷艇击沉。来远中雷后5 分钟即沉没，兵员大部殉难，得救者仅二三十人。威远死者亦多。两夜之间，北洋舰队被击沉、击伤舰船共达5 艘。
由于北洋舰队在敌人鱼雷艇的两次偷袭中损失了定远、来远、威远诸舰，实力更加削弱，伊东佑亨认为全歼北洋舰队的时机已经成熟，2月6日与部下商议，决定从2月7日早7 时开始，对威海卫守军和北洋舰队实行总攻。
1895年2月7日午前7 时30 分左右，伊东佑亨乘坐旗舰松岛，率本队及第一游击队排成单纵阵，驶至距刘公岛5000 米的距离，发起疯狂进攻。刘公岛守军顽强不屈，奋勇还击。
据日方记载，清军炮火“命中极为精确，无数炮弹飞来，在我诸舰前后左右坠落。……清军异常善战，炮声轰鸣，硝烟蔽海，战斗至为激烈”。开战不久，敌旗舰松岛即被击中。炮弹由左舷舷首200 米之海中跳越而来，经前舰桥，贯穿烟囱，航海长高木英次郎以次士官3人身受重伤。7 时50 分，桥立也被击伤。
8 时5 分，刘公岛炮台一弹飞来，命中吉野。“击碎速射炮及第二号舢板，破坏上甲板舱室并传命管数条，死士兵2 名，伤士兵4 名。”秋津洲也中炮弹数发，碎片纷飞，士兵即死数名，伤数名。
在日舰本队及第一游击队进攻刘公岛炮台时，第二、三、四游击队与盘踞南帮海岸炮台的日本陆军则互为策应，夹击日岛炮台。守卫日岛炮台的仅有30名水兵，但打得十分英勇顽强。
据亲身参加战斗的洋员肯宁咸记载：“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岸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后，更成了那三炮台的标的。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结果这人立受对方炮击，这是很危险的职任；可是那些年青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一次，三个水兵守着一个炮，冒着凶猛的轰击，……其中有一个因炮弹爆发，颈上、腿上和臂上三处受了伤，可是一等伤处裹好，他仍旧坚决地回到他的职守，只手助战。”
1895年2月7日这天的炮战更加激烈。日舰驶至日岛4000 米的近距离处发炮。南帮三座炮台也集中炮火轰击。但是，日岛守军毫不示弱。他们在黄岛炮台及港内舰队炮火的支援下，奋起还击。炮战十分激烈，“隆隆轰响，天地震颤”。在激烈的炮战中，日舰扶桑中弹，打死士兵数名，受伤5 名。筑紫被击中甲板，官兵死3 名，伤5 名。
上午8 时左右，在双方炮战正酣之际，日军利用皂埠嘴炮台发射之炮弹，击中了日岛炮台火药库。轰然巨响，弹药库爆炸，黑烟弥漫全岛。不久，又一弹飞来，击坏一门地阱炮架，地阱炮倾倒。“这倒下来的炮，却又妨碍其他炮的使用。”接着，敌炮弹又把厨房和军官营房炸毁。炮台已不可守。丁汝昌下令放弃炮台，将守军撤回刘公岛。
2月6日夜间，丁汝昌为了回击敌人鱼雷艇的偷袭，发挥北洋舰队鱼雷艇的作用，命令左一雷艇管带王平，于7日凌晨率北洋舰队鱼雷艇队，出口袭击敌舰。
但是，王平贪生怕死，竟暗中与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千等密谋逃路。7日晨8时40 分，双方炮战正在猛烈进行之际，王平突然率鱼雷艇10 艘、汽船2 艘，冲出西口，但他们并不是出口袭击敌舰，而是企图趁机向烟台逃路。日本舰队发现后，立即派第一游击队吉野等快速巡洋舰跟踪追击。结果，北洋舰队鱼雷艇及汽船，有的被击毁，有的触礁，有的被捕获，全部覆灭。仅少数人逃往烟台。
2月7日这一天，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守军，苦战终日。虽然打退了日舰的进攻，守住了刘公岛，但却被迫放弃了日岛炮台，又损失了全部鱼雷艇。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2月8日，日舰不曾前来袭扰，白天平静无战事。午夜，日本第一游击队偷入东口，装置火药，通电缆爆炸防材。并用巨斧砍断铁索，将东口防材破坏400余米。于是，东口樊篱尽毁，门户洞开。
2月9日午前8 时，日舰又来挑衅，刘公岛守军踊跃应战。丁汝昌亲率靖运、平远驶至日岛附近，用炮火支援刘公岛守军。不幸靖远舰被皂埠嘴炮台的日军炮火击中。丁汝昌与靖远管带得知舰体受重伤，便指挥靖远舰冲向鹿角嘴炮台，想用军舰撞毁炮台，重创日军。不料当驶近距炮台5000 余米时，舰首渐次下沉。终于在8 时34 分高悬战斗信号沉没，丁汝昌幸免于难。
从1895年2月2日至9日，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守军，连续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周的鏖战。白天进行激烈的炮战，夜间须提防敌艇的偷袭。昼夜苦斗，疲惫不堪。伤亡日益增加。岛上医务人员缺乏，医疗设备简陋，药品不足，伤员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同时，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弹药消耗无从补给。援军消息渺茫，士气日益低落。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乘机散布失败情绪，鼓动投降，并于7日晚在刘公岛俱乐部秘密集会。认为“清军斗志全失，士气沮丧，图谋恢复已不可能”。
1895年2月8日，泰勒和德员瑞乃尔（陆军炮术教习）、英人克尔克（刘公岛医院医生）在刘公岛与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炳、备补海军提标中军参将、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密谋投降问题。当日午夜2 时，泰勒和瑞乃尔又匆匆往诣丁汝昌，但是，丁汝昌毫不动摇，坚决斥责他们的劝降活动。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知事必至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出示抚众，略谓援兵将至，固守待援”。于是，众心稍定。
当夜，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在定远舰中央部位装上火药，将舰自行爆破，以免资敌。同夜，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悲愤难禁，服毒自杀。
刘步蟾，福建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成绩优异，“毕业试第一”。
后被选送到英国学习海军，“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对北洋海军的建立和训练作出不少贡献，是中国最早的海军人才。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负伤，他代为指挥，同敌舰进行顽强的战斗，卓著战功。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因伤请假，刘步蟾奉命代理提督职务。在旅顺整修海战中受伤各舰，夙夜督工，恪尽职守，仅一个月舰队即全部修复。在保卫威海卫的日日夜夜里，协助丁汝昌筹划战守，坚持战斗岗位。他平时曾对人说：“苟伤舰，当自裁。”在战争危急时刻，拒绝投降，自杀殉国。殉国前犹下令“用水雷将船身轰散”以免“为敌所捞获”，做到了“舰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
1895年2月10日，日军围攻益急。少数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将领与洋员马格禄、浩威等“密有成议”，准备投降。他们和洋员沆瀣一气，鼓动一些士兵、水勇，挟持护军统张文宣至镇远（定远自爆后丁汝昌移驻镇远）舰上，威胁丁汝昌投降。少顷牛昶炳及各舰管带亦来会。
丁汝昌对众人慷慨陈词说：“汝等欲杀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丁汝昌随即召集各管带及洋员议事。洋员瑞乃尔通华语，丁汝昌令其出舰安抚士兵，众仍喧噪不止。“瑞乃尔入舱，密告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得计’。丁汝昌沉思良久，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但是，一些怯懦的将领，恐徒手投降，“取怒倭人”，竟拒绝执行沉船命令。
11日，日军从上午9 时开始，对威海卫及北洋舰队进行水陆夹攻。炮火更加猛烈，形势更加危急。清军虽日夜苦战，疲惫不堪，但仍奋勇抵御。并连续击伤敌舰。天龙号中弹，打死副舰长中野大尉等官兵4人，伤4人。葛城死伤7人。盘城亦被击伤。但同时清军弹药亦将用尽。当天，又接到烟台密信，知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逃往莱州，援兵绝望。当夜，丁汝昌再召集诸将会议。
以援军绝望，于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率残余诸舰拼力突围，或可幸存数舰，得抵烟台，较之全军覆灭为好。诸将不应，自动散会。“丁汝昌几次派人将镇远用雷轰沉，……无人动手。”一些士兵、水手竟露刃威胁丁汝昌。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丁汝昌喃喃地说道。
外国顾问劝丁汝昌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外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意思，极力劝解：“犯不上去死！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丁汝昌早存有以死报国的决心。
日军逼近威海卫时，他在一封信中说：“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唯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现在，时间已到，他绝不会犹豫。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给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丁汝昌这时忽然想起了伊东中将。伊东佑亨曾经多次致信丁汝昌，劝其投降。
1月23日，“劝降书”，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大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咋。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其友人安得不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垂谅焉。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究，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邦家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足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
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改绩，以报国思。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未恒拔香，夫利加那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梗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量其才艺，授职封官，类例殊众。今者，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贲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闻。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决非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导致兴隆。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此劝降书以伊东佑亨单独落款的形式，由英国军舰塞万号送交丁汝昌，当被断然加以拒绝，把劝降书原封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现在一切都完了，“光荣投降”！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绥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绝不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
“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在刘公岛军营中，服鸦片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李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尊重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美籍洋员马吉芬这样评价说：“如今，中国舰队以及那些勇敢的人们，都已成过往。他们为了他们朝廷的面子徒劳地、背运地战斗着，并被陆上的腐败、背叛和失职行为所羁绊。舰队司令丁汝昌，这些为国而死去的人的最高指挥者，一位勇敢的战士和标准的绅士，被他的国人所抛弃，无望地挣扎着。……他不惧舍命，因为他深知他那寡义薄情的朝廷将比他的敌人更乏宽容。在那个午夜时分，当他喝下那杯致命的毒药，这位饱受伤害的英雄的心情，一定是苦涩的。”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丁汝昌等自杀殉国后，2月12日，牛昶炳和洋员及诸将等商议投降问题。
美员浩威提出对丁汝昌之死，要严守秘密，以免影响投降谈判。有人提议按丁汝昌生前命令，沉船毁台，然后议降。但马格禄、浩威和一些民族败类，不仅不同意，还盗用了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乞降书由浩威用英文起草，然后译成中文。午前8 时30 分，派广丙管带程璧光为军使，乘镇北炮舰，上树白旗，由西口出港，将乞降书送至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上。书如下：“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弁兵勇民人这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光，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伊东佑亨接书后，立即召集幕僚开会，商讨接受投降事宜。同时，派军舰扼守刘公岛西口，预防北洋舰队冲出。并致答书如下：“拜读贵翰，敬悉一是。小官因拟于明日收纳现属台端所有之舰船炮台及其他全部军用品，至其时刻方法等细节，小于明晨台端对本书作确答时协商。军用物品一切缴交小官之后，小官当令我舰船一艘平安护送台函中所指定之员及台端一同至被双方认为妥善之地点。但，既如前述，按小官个人之意见及关怀，希望台端前来我方，暂在我国等待战争之结束，此不但为台端一身之安全计，相信为台端之将来亦应如此也。同时，小官保证台端在日本必能受到充分待遇。
但倘若台端必欲返回乡里，小官当随台端之希望。至于台端欲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为保证人一项，小官认为并无必要，盖台端军人之名誉，实小官所坚信不渝者也。兹将搁笔，小官希望台端于明朝10 时以前对本书作一确答。”
同时，伊东佑亨给丁汝昌私函一件，并赠送香槟酒等数种礼物。
13日午前9 时，程璧光再乘镇边炮舰，下半旗，持伪托丁汝昌之复信，来到日本舰队。诡称昨夜丁提督于写完复信后自杀。复信内容为：“伊东军门大人阁下：顷接复函，深为生灵感激，承赐珍品，际此两国交争，不敢私受，谨以璧还，并道谢忱。来函约以明日交军械台舰等类，因兵勇须卸缴军装，收拾行李，为时过促，恐有不及，请展限至正月二十二日起，阁下进口，分日交收各件，绝不食言。专此具覆，并请台安，诸希裁察。丁汝昌顿首。正月十八日。外缴还香槟酒蛎黄等共三件。”伊东佑亨接书后，再致复函如下：“小官顷接华历一月十八日水师提督丁汝昌来函，但据此函前来的使者口述，水师提督丁汝昌业已自杀，不胜哀悼。关于缴交军舰炮台及其他军器，声请展限至华历一月二十二日一事，当在左开条件之下予以承认。
其条件即，限于本日午后6 时由一负责中国士官前来我旗舰，就上述军舰炮台及其他军器之交缴，并就放还在威海卫之中国人及外国人事项订定确实条约若干项。
小官致故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最后一函说，交缴时刻及其他细节当于明日与贵提督协商协定，兹该官既已逝去，此等细节希与负有代理丁提督和小官地商任务的官吏协商。
兹并须言明，为此项协商前来我旗舰的士官应为中国人，不得为外国人，凡是中国人，小官将予欢迎。”
当日午后5 时20 分，清军以牛昶炳为投降谈判代表，携军使程璧光到日本旗舰松岛进行谈判。伊东代表日方提出清军投降条件11 条，牛昶炳表示均一一照办。
14日午后3 时30 分，牛昶炳、程璧光再到松岛舰上，缴出威海卫清军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勇统计表。计投降官兵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当夜，牛昶炳与伊东佑亨签订投降条约11 款，即刘公岛条约。其内容如下：
“一、中西水陆文武各官，须开明职衔姓氏，西人须开明国名姓名，其文案书职及兵勇人等，须开一总数，以便分别遣还中国。
二、中西水陆文武官员，须各立誓，现时不再预问战事。
三、刘公岛一切器械，应聚集一处，另开清折，注明何物在何处，岛中兵士，由珠岛日兵护送登岸，威海各东后自2月14日（西历）5 点钟至15日正午止，陆续遣归。
四、请牛道台代承交付兵舰炮台之任；唯须于15日正午以前将舰中军器，台上炮位，开一清账，交入日舰，不可遗漏一件。
五、中国中西水陆各官弁，许于15日正午以后，乘康济轮船，照第十款所载，开返华界。
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动者，悉许随带以去；唯军器则不论公私，必须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无不可。
七、向居刘公岛华人，应劝令安分营生，不必畏惧逃窜。
八、日官之应登刘公岛收取各物者，自16日9 点钟为始若伊东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港内等待，彼时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16日9 点钟为止，一律迁出，其在船之水师水手之等，愿由威海遵陆而归，可听其便，其送出之期，则与各兵一律从15日正午为始。
九、凡有老幼妇女之流，欲离刘公岛者，可自乘中国海船，从15日正午以后，任便迁去；但日本水师官弁，可在口门内稽查。
十、丁军门等各官灵柩，可从16日正午为始，或迟至23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济兵船离岛而去。伊东提督又许康济不在收降之列，即由牛道台代用，以供北洋海军及威海陆路各官，乘坐回华，此缘深敬丁军门尽忠报国起见；唯此船未离刘公岛之前，日本水师官来拆卸改换，以别于炮船之式。
十一、此约既定，战事即属已毕；唯陆路若欲重战，日舰必仍开炮，此约即作废纸。”
根据投降条约，清军缴出威海卫内北洋舰队全部残余军舰以及刘公岛上各炮台所有军械弹药及军事设施。
17日上午10 时30 分，日本联合舰队摆出一副战胜者的架势，耀武扬威地正式占领了威海卫港。并举行“捕获式”，将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全部俘虏。扯下中国军旗，升起日本旗。只将练习舰康济卸下大炮，解除武装后交还中国，用来运送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及洋员等去烟台。
当天午后4 时，康济号载运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海陆军官及洋员，在潇潇春雨之中，汽笛哀鸣，凄然离港。日本联合舰队全体鸣炮，肃立致唁送行。至此，清政府花费巨额白银，经营十余年的北洋舰队，宣告全军覆灭。
这次和日本开战后，李鸿章感觉很不好。他有一种预感，此次战败求和，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日本人会提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相威胁，而作为大清国全权代表的人，也会因此而遭受屈辱。弄不好，会签订一个迄今为止最不公平的条约。
如果那样，该怎么办呢？李鸿章每日都忧虑地想着这个问题。
两个月后，一场北方吹来的寒流袭击了辽阔的华北平原，千里冰封，一派肃杀之气。天津城内积雪厚达尺余。在总督府的内花园，枯枝黑叶，瘦山寒水，说不出的冷清。
李鸿章穿着貂皮大衣，坐在书房。与他在一起的还有李经方、张佩纶、袁世凯、薛福成、盛宣怀、周馥。书房中央摆着一个一米宽的大铜火盆，上面架着山西烧的钢炭，火势熊熊，总算给阴沉凄冷的天气增加了一丝儿暖意。
中国大败于弹丸小岛日本的事实对大家的刺激太深了。
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输得太惨。这个机灵而倔犟的老头子看起来已经彻底垮了，苍老、迟钝，不断地咳嗽吐痰，并抱怨自己的骨头发痛。而事实上，他那满是皱纹的脑袋里却无时不在高速运转。
这几天，李鸿章常想：中国拥有现代兵器而仍然屡战屡败，国势一日不如一日，看来并非只是“船坚炮利”所能解决的。
那么，中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李鸿章从近期已开始留意西方诸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虽然未得出明确结论，却也朦胧感到：中国社会不是小敲小打能奏效，非得下重药，方有可能医治其深深的痼疾。
但今儿，李鸿章不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他想找个轻松的话题松弛一下。
“诸位，”李鸿章拿着水烟，咕咕吸一口，喷出一股烟，缓缓说道，“你们看过奇书《红楼梦》吗？”
袁世凯不屑一顾地说：“中堂说的是那部禁书吗？我看不怎么样，比《金瓶梅》差多了。”
大家都呵呵笑出声来，盛宣怀说：“你恐怕就只看鸳鸯戏床去了。”
“过去涤丈也十分称道《红楼梦》，”薛福成说，“我看此书涵义古奥、架构精辟，可称为当今中国的宝镜。”
张佩纶说：“美丽的挽歌而已。”
“而已？”李鸿章惊诧地看了这位老女婿一眼，说，“这部书恐怕妙就妙在是挽歌。”
“中堂慧眼。”周馥说，“中堂经常告诫我们：这世事当是三千年一大变，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红楼梦》岂不是也论证此一大变将至吗？”
薛福成说：“由弱而强，由强而盛极一时，而衰、而灭。此乃天意，非人力能为也。”
此话触到了李鸿章心里的痛处，他长叹一声，说：“此言极是。想涤丈、季高、我，人臣所能为者已无不为了，且发人之敢发，披肝沥胆，为中国强盛计。
结果呢？还是不能中兴国势。与《红楼梦》何其相似！”
大家都因清军屡败，提不起兴致，见中堂如此说，心里都有些悲凉，个个耷拉着脑袋想心事。
在这个急剧动荡的年代，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便像李鸿章这样的显赫重臣，也只是冥冥上苍放在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今日可能是万众称赞的英雄，明日却可能是人人言诛的卖国贼，今日还黄袍加身，而明日却一落千丈，甚至身首异处。谁在暗中控制这种残酷的游戏呢？
李鸿章面色凝重地站起来，佝偻着背走到窗前，那一派落寞失败的景致勾起了他心中那股不平的英雄之气。他不禁哑声吟哦《蒿里行》。
当他吟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时，沉声顿挫，慷慨多气，大有魏晋风骨之遗风。而李鸿章也眼眶发热。在座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这时，总督府一位当差的在小三的引领下，急急步入书房。那人将一封加急电报交给了李鸿章。上面赫然几行字：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自杀。
李鸿章只觉得天昏地暗，在众人的扶持下坐在了沙发上。他虽然早已知道结果必然如此，但当结果来临时，他还是无法接受。薛福成等轮流看了电报，脑袋空空地望着李中堂。
李鸿章只说了一句：“呼啦啦大厦将倾，落得个雪茫茫大地真干净。”声音苍凉、悲哀。众人忍不住，都跑到屋外哭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