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晚秋令人想到穷途末路，寒风阵阵，枯叶东去。
往日喧闹的中堂府第，今秋显得特别凝重，全府上下人人面无表情，少言寡语，仆役们每做一件事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弄出点什么声响，招来旁人的注意。
李鸿章日常办公的书房已升起了暖炉，前阵子俄国公使派人送来了这尊暖炉。白铁皮卷制的烟筒，在室内半空折向窗口。李鸿章看着很碍眼，他还是不太喜欢这新鲜玩意儿。
自从有了这个新式的暖炉，书房的空气干净多了，中堂府内的咳嗽声也少了许多。但这几天，书房的咳声又多了起来。
吃罢早饭，李鸿章就一直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望着书架上的书、经典出神。
“饱读诗书，为官封侯，但其中的甘苦、劳累有谁能体会。”
前线战事接连失利，内廷不断传来严旨责难。李鸿章这时突然感到，他和北京的那班亲贵、重臣，虽然官位不分上下，但其实有质的区别。
从剿长毛到平捻妖，他都是冲杀在前，用血汗和戎马劳顿换来了今日的显赫，重兵在握，权倾朝野。但终究不如北京那班靠祖宗、靠诗书文章做得好，巧于应变，精于权术的家伙。在此存亡危急之秋，他们要做的只是上奏章，慷慨陈词，发号令，义正词严，又不费力，又乐得主战爱国的美名。仗得我李鸿
章去打，打不好就是我李鸿章“昏庸无能，怯懦畏敌”。
在靠打仗起家的那阵子，李鸿章对自己能以赫赫战功位极人臣兴奋不已。
但此时，他方才感到，其实不干事而能官位显赫是最好不过的事。想到这，他不禁有些黯然。
昨夜接到旅顺失守的电报，李鸿章生平第一次觉得双腿发软，险些瘫倒在地。
“你们都退下吧！”李鸿章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眼光散乱，满屋子的人他谁也没有注意。
李鸿章一人独坐在桌前，思考着给皇上的奏折，“应该怎样向皇上解释？”他心乱如麻。
“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李鸿章打定主意力谏皇上、太后停战议和，再打下去只会越打越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也罢，和也罢，都是以国力作背景的，中国积弱如此，唯有停战议和而已。”
张佩伦送来的那一叠上海的各种中文报纸和外文报刊的译稿，李鸿章仔细地看了一上午，虽然在他一生的血腥征战史中，也见过不少血肉模糊的场面，但有关旅顺屠城的报道，仍使他心惊胆战，手上的报纸几次滑落坠地。他不明白，一个受中华文明影响如此之深的民族，竟然会干出如此毫无人性、禽兽不如的事来。
……
阖府上下，这几天都没在中堂面前提起过旅顺的事，好像在那距天津不远的海滨城市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每个人的心头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李鸿章压根儿就瞧不起日本人，他觉得日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什么文化，中国强盛的时候，他们是中国文化；西洋强盛，他们又是西洋文明，但骨子里还是倭寇、海盗，野蛮、下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中国今日虽积弱，但中国人从来宽宏大量，平等待人，就是在国力强盛的时候，对邻国也是以礼相待，对属国皇上赐予的比他进贡的礼品还多，从没有想过要靠武力去掠夺别人的财富，而日本真是穷凶极恶，国力一旦强盛，就穷兵黩武，四处打家劫舍，真可谓江洋大盗。
对日本人的野蛮行径，李鸿章注意到西洋各国的舆论反应十分强烈，他感到以此为契机，寻求西洋各国干涉，停息战争似乎有一线生机……11月27日晚，李鸿章召集他的亲信幕僚研讨时局对策。
“目前，欧美各国对倭寇在旅顺的所作所为皆言不齿，若以此为契机，请各国出面调停，各位以为如何？”
薛福成略为沉吟了一下：“中堂大人，恕在下直言，西洋各国舆论虽于倭寇不利，但西洋各国政府绝不会因舆论之不利倭寇而支持中国，倘若西洋各国对屠杀、掠夺真有切齿之恨，何至有圆明园之毁于一旦，列强之意，不外利益尔，只有当倭寇气焰过于嚣张之时，他们方有可能出面调停。”
张佩伦想劝说岳丈全力奋战。
“目前日势益张，即使西洋各国居中调停，倭人未必停战，偏我大清能倾力一战，在战场战胜日本，方有生机。为今之计，望中堂大人恳请皇上御驾亲征，拼死一战。”
李鸿章把脸朝向窗外，半晌没说一句话，他心想：“以中国今日之弱，以皇上的无能，以北京宫廷的险恶，不要说拼死一战，就是拼死十战，也只能是十战皆北。”
一直一言不发的李经方这时轻声说道：“父亲，议和之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正严旨斥责，‘疏于备战，怯懦畏敌’，倘若提出议和，岂不是正中了皇上身边那帮人的下怀，弄不好会出大乱子。议和之事绝不能由父亲而起。”
李经方的话着实敲了一下李鸿章，“是啊，那不是授人以口实吗？！”
“都退下吧。”李鸿章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
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就像走钢索，往哪头掉都是要命的事。这尴尬处境让李鸿章头痛欲裂。他用手使劲揉捏着太阳穴，手指清楚地感到了脉搏跳动的振荡。他最近经常心急，呼吸急促，那种衰老多病的感觉很不舒服地缠绕着他。他嘴里嘟囔道：“都是那班不中用的废物给气的。唉，真是误国误民，误国误民啊！”
打是越打越败，伤口越捅血流得越多，而谁想议和疗伤嘛，立刻有一大帮人跳出来指着鼻子尖骂“卖国贼”。
李鸿章咳了两声，心想：总有一天，要把那些自以为是最忠君爱国的人派上前线，看他们怎么办。他一想到他们保养得很好的胖脸所呈现出来的恐惧与惊慌，不禁乐了。一群纸上谈兵的书生！李鸿章甚至觉得，他们恐怕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把头埋在土里了，只剩下一个屁股露在外面，他想着飞起一脚，踢个正中，岂不快哉！
老中堂又高兴起来，他站起来，有滋有味地踱着步。他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是凭借战争上升的。早年，他就是湘军大营一名勇略过人的幕府，连恩师曾国藩都要向他讨计呢。他作为淮军统帅后，打了多少次堪称《孙子兵法》脚注的胜仗啊。老中堂拈着胡须，感觉很好。
他的头脑也跟着良好的感觉开动起来。现在，他要干的事，无非就是替清朝帝国裹伤止血了。这事儿，如没有他李鸿章，谁也办不成。翁同龢说大话可以，真的要办外交，一定办糟。他想：与日本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失败，现在关键是要把主战派推到前台来，让他们无所事事地表演一通后，他才呼之欲出，收拾大局。
说实话，玩政治，他的政敌只是小学水平。
但这样又免不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了。李鸿章想：管它呢！千秋功罪，自有评定。
旅顺失陷以前，清廷已出现动摇。当日军越过鸭绿江，开始占领辽东各地时，掌握着清政府大权的满洲贵族恭亲王奕就觉得不考虑讲和不行了。因为在天津发生了士兵骚乱。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把士兵们摆在前线上，将领们总是先逃跑。”
“听说最先逃跑的是提督和总兵一类的将军老爷们。”
士兵们酗酒后大肆发泄着心中的怨恨，在街头闹事。
平时各种军情联络极为缓慢，可战败的消息却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军官们逃得快，确属事实，人们把这个事实夸大地传来传去。
“让士兵列队抵挡子弹，他们好逃跑，为救一个将军的命，白白死了300 名士兵！”
士兵们对这种传言坚信不疑，是观察那些长官平素的言行的结果。
军队已陷于无政府状态，根本不可能打仗。
“听说皇帝要逃往西安府？”
“带着老婆、孩子，成群成串……”
“咱们这帮人挡枪子儿！”
“那还用说，还能是什么角色！”
皇帝准备外逃的消息也传开了。黄海大决战和旅顺失陷使中国失掉渤海制海权，朝廷里就研究从北京这块险地撤退，迁移到陕西西安去。
“皇帝往西安逃，可不会让我们给护卫呀！”
“准是八旗兵，他们是满人嘛！”
“可是，那些家伙们能打仗吗？”
200 多年来，作为中国的主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八旗兵，本应当是一支最基本的精锐部队，现在却成了一种装饰品。他们没有战斗力，40年前太平天国战争时就已经证明了。
“那还用说！他们不能打仗，早就名声在外了。不用他们，也不用我们，那究竟用谁来保卫皇上呢？”
“话都说到这份儿了，你还不明白？头脑太笨啦！这不明摆着吗？护卫皇上去西安府，用外国军队呗！听说北洋海军的汉纳根去上海招募了不少外国人，每个人的薪饷是咱们的200 倍。”
“他妈的，太不像话啦！”
“算了吧，喝酒，喝酒！”
天津街上有士兵闹事，外国人也看在眼里，很快就传开了。报纸上虽然没有报道，但可以想象，各地都一样，成群的士兵到处骚扰。
“战争必须尽快停止。”
眼前发生的事，自然要使恭亲王奕这么想。他作为停战派，与李鸿章是志同道合。
主战派的翁同龢和李鸿藻陛见光绪帝，痛哭流涕，建言力战。
恭亲王心想：如果有希望获胜，战一下也未尝不可，然而，明知无望取胜，还继续战下去，那只会导致亡国。难道他们不怕亡国？
他是咸丰帝的胞弟，同咸丰帝一起长大，格外亲近。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帮助哥哥渡过难关。慈禧太后是他的兄嫂。
慈禧太后能掌握实权，应该说他的功劳最大。他拥戴年幼的同治帝，向企图夺取实权的怡亲王郑亲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摄政体制。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总觉得他碍眼，渐渐疏远他，终于在十年前把他撵下台。
这次起用，可能是由于重新评价了他同外国办交涉的实绩。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同英法两国的交涉就全凭28 岁的恭亲王。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就在这时。
从那以后，恭亲王就成了清政府的外交代表。
事隔十年，慈禧太后又把他抬上政治舞台。恭亲王明白她的用意。从前他曾统率过神机营，但现在他在军界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发挥同英法两国办外交的经验而已。
恭亲王号乐道主人，喜欢作诗。9月29日，他被起用为总理大臣，成为他创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员。
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涉同日本停战。擅长外交的恭亲王当然要从探询各国的调停着手。
赔偿战费，朝鲜独立，这两项必然会遭到主战派的猛烈攻击，恭亲王也早有准备。
外交是交易，长期的外交生活使他体会了这一点。既然是交易，战败国就必须让步。
恭亲王把自己家的庭园叫鉴园，里面有楼台亭阁，人工美远远胜过自然美。
恭亲王的长子载澄死于十年前，没留下子嗣；次子载滢的长子过继给载澄，作为恭亲王的长孙继承了家业。
恭亲王奕把希望全寄托在长孙溥伟身上，聘请了几名一流的家庭教师。其中有一位叫裕达，是80 多岁的老满洲人。
裕达不仅是溥伟的教师，也是恭亲王的聊天伙伴。恭亲王被慈禧太后冷落，免除了一切官职，无所事事之际，裕达就成了他的诗文师傅。这期间恭亲王主要以吟诗为乐。
“ 近来总也没机会见到殿下， 只能陪着溥伟公子读书。殿下变得这么忙……”旅顺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的几天以后，裕达给溥伟讲完《春秋》，想见一见恭亲王，而恭亲王也很想跟他谈谈。
“忙也只是忙在心里……我正想稳定一下情绪，每逢这时候，就想起您。同您老人家聊一聊，就觉得心情舒畅。”恭亲王说道。
“以往同殿下闲谈，总不离风花雪月。如今殿下又复职承担国政，成为中枢，那些老话已经不适合了。不过，过于耗费心思，也会有损于健康，所以我想劝殿下多多保重身体。”
“为我想得这么周到，我太高兴了。看到您老人家，我的精神就轻松了。”
“我们还是谈谈风花雪月吧？”
“我倒是很想谈谈……”恭亲王闭起眼睛，轻轻摇头。“可是，现在办不到了。”
“当然，当然，殿下为国家大事呕心沥血，终日操劳，老朽十分理解。为战争的事，您费尽了心思，一想到此，我就觉得坐卧不安。”
“眼下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事情越推迟，损伤就越严重……”
“老人家……”恭亲王凝视裕达的眼睛，“您也这样认为？”
裕达默默地点点头。
“皇上身边有些人专门说大话，在这种气氛中，若不拿出点勇气，连上奏都不能。”恭亲王道。
他们所说的“事情”，自然是停战讲和了。
“对于那些人来说，不是亡国。听说他们也流泪，有时还恸哭，但不管哭声多么高，过一会儿也就收场了。可是，我们将永远继续下去。”
“要永远继续下去……是啊，那将是没完没了的恸哭。”
恭亲王皱起眉头。
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张之洞等人，都是汉族大臣。据说他们悲愤慷慨，在皇上面前恸哭，主张力战。
永远同日本战斗下去！
然而，照目前状况，越战伤越重。趁伤势不重，还有恢复希望，否则，伤势过重，也许就不能恢复了。
国要亡，这个国就是清王朝，就是满族在250年前闯过山海关、占领北京城、征服全中国所建立的霸业。这个国家要灭亡，另一个国家将取而代之。
但它不是东海的小国日本。对于日本的胃囊来说，中国太大了。日本吞并朝鲜就已经够勉强的了。谣传日本还要夺取辽东半岛，还要割让台湾岛，顶多不过如此。
在中国会有另一个政权出现。代替清王朝而建立的政权，一定是汉族政权。
满族的国家即清王朝，一旦灭亡，就再也不会复兴了。满族的恸哭在这种意义上将永远不会终止。
“老朽对于政治、军事丝毫不懂……我想向殿下打听一下，这场战争究竟有无打胜的希望？哪怕有一点点也行？”裕达探出身子，问道。
恭亲王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慢慢地摇了摇头。
“那么，殿下该做的事不就定了吗？不应该再有什么苦恼了。乾清宫（在紫禁城中，是平常皇帝同朝廷重臣商量军国大事、谈论政务的场所）的气氛如何，可以不予理睬。要想保住我们满人的清王朝，就只有停战议和这一条路，除此之外，连条小路也找不到……停战议和，你就顺这条路走下去吧！”
裕达说完，舔了舔嘴唇；他的嘴唇非常干燥。
“经您老人家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平静了。是的，我要做的事就是尽快停止战争，与日本议和，此外确无他事，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哈哈哈……”
恭亲王笑声沙哑，显得很悲壮凄凉。
“听说中堂对这件事也挺热心？”
李鸿章主张停战讲和，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但他似乎不愿首先提出议和停战。
“在这场战争中，李中堂失掉的东西太多了，军队、舰队，不都是中堂的东西吗？”
“那么，新国家呢？”裕达低声问道。
清王朝一旦灭亡，将由另一个新王朝取而代之，那个新国家的主人难道不是李鸿章吗？
“中堂年事已高！”恭亲王答道。
“那么说……”裕达似乎松了一口气。
除了李鸿章，现在还没有一个拥有武装的实力者，将来也许会出现，不过，现时，在短期内，还没有一个能建立新国家的人物。
“停战议和之事必须火速办理，要寻求一切方法……”恭亲王似乎在自言自语，又仿佛在说服自己下决心。
所说的一切手段，当然也包括外交手段在内。他已经施用了，但目前还看不到显著的反应。
满族王公、王臣所倚重而又猜忌颇深的重要汉族大臣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早期军事生涯是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开始的，在平时，他曾博得能征善战的美名，是清廷不可多得的军事将帅。而李鸿章也是靠着“军功”步步高升，位极人臣的。
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却在日本人的紧紧追逼中，溃不成军了。他的失败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失败。而对于某些满族大臣来讲，这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还有谁在替这个已腐朽不堪的国家撑持呢？
第一军司令长官山县有朋在攻陷旅顺之前的11月3日，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服中国的三项策略：
第一项：在山海关附近登陆，占领进攻北京的桥头堡，也就是攻占旅顺的第二军进行第二次登陆作战。
第二项：控制辽东半岛，在不结冰的海岸设置兵站基地。
第三项：立即北进，攻克奉天（即今辽宁省沈阳市）。
他强硬地要求大本营立即采纳其中一策，然而，大本营认为：旅顺尚未攻占，北洋舰队尚在威海卫港内，渤海北岸冬季气候不明，向直隶进军必须重新组织军队，第一方案不可行。向旅顺进军，不仅金州以东宿营地不足，造成行军困难，且与大本营作战方针不符，第二方案也不可行。第三方案因运输困难，冒险进攻，无胜利把握，亦不可行。
这样，大本营否决了山县有朋的冒险进攻方案，并于11月9日，命令第一军退至九连城附近，集结在瑷河、大洋河之间冬营待命，作明春冰雪融化时进军直隶的准备。
因为大本营考虑到，中国东北部是严寒之地，在冬季，转移部队和行军打仗都十分困难。加之在第一线作战的中下级军官们大都反对冬季作战。
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也认为冬季作战是不可能的。
只有山县大将一人跃跃欲试，恨不得一口吞掉他梦寐已久的目标——中国。
山县大将声称：无所作为的冬营会使士气低落，而敌人将休整补充，给明春进攻带来困难。
“从山海关打到北京”，山县的这一设想绝不是幻想。如袁世凯所说，清军已失去斗志，阻碍进攻的只是严寒而已，成功的把握非常大。伊藤和陆奥也都清楚这一点。他们反对，是因为害怕一役成功而全局失败。不管日军多么强，兵力毕竟有限，战费也并不十分充裕，所以，必须抓住一个适当的时机，接受媾和。
倘若从山海关进攻北京，必然引起恐慌，清朝很可能崩溃，那就会失掉媾和的对手，日本岂不就骑虎难下了。所向无敌，到哪里是止境呢？当时日本力量所能经营的范围很有限。
对方倒下去可就糟了，山县的设想正是有这种危险性。
清朝一旦崩溃，为难的不仅是交战国日本，列强也一样。没有了可以缔结各种有利条约的清政府，列强也就不方便了。所以日军进逼山海关，列强肯定要强烈干涉。
陆奥所担心的，是列强干涉会使战争成果归于乌有。尽管用炮弹打赢了战争，可是从全局看来，等于失败。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在大本营主管陆军作战，他屈服于山县的进攻主张，下达了冬季作战的进攻令。
1894年11月25日，山县有朋得知大山岩大将率领的第二军攻占了旅顺，可能受到了刺激，更加急于冒险进军。他不待大本营同意，竟于12月1日下令第三师团由安东向岫岩集中，进攻析木城、海城。
海城是辽南的战略重镇，位于鞍山、盖平之间，地处交通冲要。日军北窥奉天，西出锦州、山海关，都必须经过海城。山县有朋冒险进攻海城，其本意在于企图占据这一战略要地。
但他事后向大本营汇报进攻海城的理由，则是为了保证日军侧背安全。
他说：现在析木城、海城清军的兵力逐渐集结增加。我军若向大连湾运动，势必侧敌前进。为保证日军侧背安全，必须先发制人，击退清军，占领海城。
由于当时清军数十万主力军队云集于海城附近之牛庄、田庄台、盖平、鞍山、辽阳一带，作出了机动作战的势态。大本营认为，山县有朋此时进攻海城，必然会和清军主力进行激烈的攻防战，无疑是一场一赌输赢的军事冒险，便下令第一、二军各就原地待命，不同意进攻海城。
但山县有朋一意孤行，不听大本营指示，12月4日，再将报告进攻海城之理由。并且瞒着日军大本营，擅自下达了进攻令。
山县大将的海城战役，即使把大本营的命令扩大解释，也超越了限度。
从常识而论，这是违反统帅部军令的行为。把一个战果赫赫的司令官以违犯军令为由撤职，实在不忍，但如果不管不问，任其擅自行动，他会更加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无法控制。
怎么办呢？必须免职，不过，为山县大将的名誉着想，不能直接提出违犯军令罪。“因病”——更换出征中的军队最高首脑，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理由。伊藤总理奏请天皇。
“朕久不见卿，今又闻卿罹病，不胜轸念。朕尤欲听卿亲述敌军全面状况，卿宜从速还朝奏之。钦此。”
宣布这一诏书的是侍从武官中村觉中佐。明明没病，却被天皇说成有病，山县明白自己被罢官了。本应当剖腹自杀，但诏书又命令还朝上奏，至于违犯军令事却只字未提。
12月16日，专门护送山县大将回国的军舰“西京丸”驶近抵宇品港。
停泊在港内的所有船只都张灯结彩，摆出了盛大的欢迎阵势。伊藤亲自从广岛来宇品迎接。为召还山县曾积极活动的川上操六中将也来了。在军乐队的吹吹打打中，山县大将被当做凯旋将军，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山县手触帽檐，面带微笑，以战争英雄的姿态向迎接的人们答礼。但心里却波涛翻滚，充满了酸溜溜的失败感。
12月18日，山县在广岛大本营谒见天皇。当时报纸登载了天皇赐予山县大将的诏书，全文如下：
“朕向闻卿在军中罹疾，不胜轸念。遣使慰问，且欲亲听敌情，命汝归朝。今面见汝疾趋于平愈朕甚怪。因解现职，特列帷幄，卿其加餐，翼朕谟猷，钦此。”
解除了第一军司令官职务的山县，又被任命为“监军”了。不到三个月，他升为陆军大臣。原陆军大臣大山岩作为第二军司令官，出征前线，其职务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兼任。西乡免去兼职，专任海军大臣。
山县大将不当司令官了，但进攻海城的命令已无法撤销。在战争中，一旦下达了命令，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奉命进攻海城的正是同川上操六中将一起活动撤山县职的桂太郎中将。
那时，日本有四名陆军大将，其中两人是皇族，所以实际上等于只有山县和大山岩两名平民出身的大将，如果轻易将他们解职，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士气。这次是拼着国运发动的战争，可不能那么做。
日本政府命野津道贯中将为后任，接管第一军。表面上总算没露出破绽，海城进攻战依然进行着。
1894年12月9日，第三师团长桂太郎率军由岫岩出发向析木城进犯。
析木城位于海城东南（距海城20 余公里），岫岩西北。
12月11日午前10 时，清军在龙凤峪、二道河子与进犯的日军展开激战。
午后3 时，日军大部队汹涌而来，发起了凶狠强有力的冲锋，清军寡不敌众，退走析木城。与此同时，清军在北路潘家堡子也战败。当晚，清军乘黑夜退往海城。
12日午前10 时，日军占领了早已空无一兵的析木城。日军占领析木城后，立即向海城方向前进。当天，前卫部队进至海城东南7 公里的营城子。
13日，日军大队向海城发起攻击。
海城位于辽南广袤的平原地区，地势开阔。城四周有孤立小山数座环绕。
12月13日午前9 时，日军步兵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向海城发起冲击。清军炮火不济，退入城中。日军乘势分两路由南门和东门攻入城内。清军放弃海城，分别向牛庄、辽阳退走。13日中午日军完全占领了海城。
日军第三师团攻下海城后，立即处于被清军三面包围的不利形势下。
这是因为海城失守后，清朝祖宗陵寝之地受到威胁。清政府急调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率部西援，以护辽阳。
依克唐阿除留一部兵力防守原有防区外，亲率马步30 营驰援辽阳。长顺也调20 余营奔赴辽阳，联合辽阳知州徐庆璋防守海城以北之辽阳、鞍山等地。
在海城以西以南的田庄台、盖平、营口等地则有宋庆指挥下的50 余营清军。至12月下旬，清军在海城北、西、南之奉天、辽阳、鞍山、田庄台、营口、盖平一带集结的兵力已达170 余营约10 余万人。
日军第三师团虽然占领了海城，但兵力不多，马步仅6000人，大小炮不过20 门。其中除分兵守岫岩、析木城外，防守海城的只有一个旅团的兵力。
孤军悬入，除东南析木城为其后路可兹联络外，其北、西、南三面处于辽阳、田庄台、盖平等地清军数万人的包围之中。其第五师团则被牵制在凤凰城等地。
这样，日军第一军实际上被清军分割包围，处于孤军奋战的困境。
第二军虽已攻下金州、大连湾、旅顺口，但距海城尚有200 公里之遥，中有盖平清军的隔阻。第一、二军之间不能声息相通。这种形势对于孤军悬入的海城日军十分不利。
为了摆脱危险处境，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于占领海城后，在12月15日电请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要求派第五师团由草河口、凤凰城西进。并转请第二军派兵向北推进至盖平、大石桥，以策应第三师团，使海城第三师团摆脱孤立无援的困境。
当时第二军正准备向山东半岛进犯，不愿意分兵增援海城。大本营中有人主张收缩战线，将第三师团由海城和析木城撤退。
山县有朋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内招国民非议，外张敌军之势”，影响日军士气，实际上是害怕暴露他的冒险主义的指挥错误。
经过山县有朋的力争，大本营于12月19日命令第二军“至少派一个混成旅团速向盖平方向前进，援助第三师团击退该敌”。
尽管第二军因准备进攻山东半岛，兵力不足，但迫于大本营的命令，不得不于12月23日下令所属第一师团派部分兵力北上进攻盖平，但同时严令该部任务只限于牵制当面之清军，阻止其进逼第三师团侧背；不准在北线寻求决战，并须注意金州的守卫。
当时，日军对海城第三师团的处境很悲观，认为援军自金州至盖平，行程预计需要10 天，在此期间，第三师团能否独立抗拒数万清军，很难估计。
1895年1月3日，乃木希典指挥第一旅团主力由普兰店出发，按大本营的命令，向盖平进犯。
盖平位于辽东半岛北端盖州河北岸，东接岫岩，北临海城，西通田庄台、营口，南达熊岳城、复州，南进金、旅，北通辽、海，西出营口、锦州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月10日午前5 时30 分，乃木希典指挥日军第一旅团分左、中、右三路，向盖平发起进攻。9 时40 分盖平被日军攻陷，清军向大石桥、营口方向退却。
海城不仅是入侵日军第一、二军的联络点，也是向北京进军的基地。因此，日军占据海城对控制辽东半岛的形势具有关乎全局的重要关系；对于清军则“此城不复，军事难期得手”。
现在日本第一军既盘踞于海城不去，第二军又攻占了盖平，不仅威胁陪都根本重地，清室祖宗陵墓也将受侵扰。并使集结在辽南田庄台、营口、牛庄一带的清军侧翼受到威胁。
为了拔除日军钉在辽南清军侧翼的据点，解除陪都威胁，清军决定收复海城。经奉天将军裕禄奏请，清廷调集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各军，从1895年1月17日至3月3日，先后对据守海城的日军发动了5 次反攻，企图收复海城，但都未能得手。
一系列战役的失败，李鸿章淮系军队的腐朽及将领的畏葸无能开始暴露，随着鸭绿江、凤凰城、金州、旅大的相继失守，淮军更加声名狼藉。证明了李鸿章的淮系军队不足以抵御日军的进攻。
于是清政府中主战派官员一方面对李鸿章本人及其部下叶志超、卫汝贵、丁汝昌等人交章弹劾；另一方面要求朝廷起用湘系军队。
清政府见淮军在战场表现不佳，便决意起用湘军。
12月28日，光绪皇帝授湘军宿将，时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又谕令湘军旧将迅速召集成军，赶赴前线，北援辽东。于是湘军旧部如新疆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等人，分率所部湘军开赴辽东战场。
刘坤一于2月9日抵山海关，以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当时驻关外奉天省内的辽阳、通化、桓仁、盛京、摩天岭、牛庄、营口、鞍山站、锦州、田庄台及天津、大沽、北塘、京畿、山海关以及奏调尚未到防之师，共计400余营，200000人。其后勤供应，除原来供应淮军作战的天津东征粮台外，又于天津增设湘军东征粮台，由藩司陈宝箴主持。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最大一次调集军队抵御外国入侵，也是清王朝200 多年统治历史的最后一战。
英国的权益中心在上海。日本掀起战端时，英国认为只要战火不烧到长江下游，倒也不必干涉。
不过，当时英国预料清廷不至于一败涂地，现在，从战况来看，似乎清廷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于是，英国开始考虑停战议和问题了。它是最希望清廷能够维持现状的国家。
日本彻底打败中国，清朝的政治体制必然崩溃，中国必然陷于混乱状态，工商业活动将停顿。这将大大损害英国的在华经济利益，这也正是英国所担心的。从中日两军的战争态势看来，很有这种可能。
据英国驻华使馆的情报人员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报告，清朝这座摩天大厦的房架子还算牢固，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会造成强地震，会动摇清王朝的根基。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便出面劝说日本停战了。
1894年10月2日，英国女王亲自出面，向欧美主要国家号召：中国已经出现了反政府运动，为保护本国侨民和在华经济权益，欧美各国应当共同行动干涉中日战争。
10月6日，英国又提议，欧美各国首脑应该联合出面，共同劝告日中两国讲和。这些国家是法、德、意、俄、美5 国。
英国公使对陆奥外相说：
“关于日中两国间的媾和，各国正在讨论，不久将提出相同的建议。”
美国迅速地作出响应，训令其驻日本大使：调停日清战争。
主持清朝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也要中国的驻外使节四处活动，要英、美对日本施加压力，调停战事。
公使只有三人，即龚昭瑗、许景澄、杨儒。龚兼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许兼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杨兼任美、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
在给驻外使节发布训令时，恭亲王踌躇了很长时间，写了涂掉，涂掉后又写。具体的让步条件是否也写在电文里，他曾犹豫了好半天，最后决定还是不写为好。
公函是要长期保存的，把自己提出的屈辱让步条件白纸黑字，流传下来，岂不要被后人骂为“卖国贼”，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不过，不写条件，使节们就无法办理停战议和事宜。拍去的电报岂不等于放空炮？不，也有不放空炮的办法。
恭亲王把没写出条件的电报拍给驻外公使们，至于条件，用口头向驻在北京的欧美各国公使传达。公使们一定会把这个条件电告本国。外国也许要保存电文，一定会有前言“恭亲王说……”之类，是无法让他们删掉的。但那是在外国的电文中，中国人一般不会知道。
恭亲王拿定主意后，便吩咐秘书：“发出这份电报，然后与各国公使馆联系一下，我要走访。”
恭亲王遍访欧美各国驻京公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公使。
他认为，清朝政治体制的存续，对美利坚合众国是有利的，因此，如有崩溃之虞，必须伸出援助之手。这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1894年11月，美国向中日双方提出调停建议。
11月14日，奕在慈禧太后的指示下，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到天津与李鸿章商量议和事宜。
李鸿章深知议和会招来中国人民的唾骂，同时也会给政敌们一个攻击把柄，权衡再三后，他对张荫桓说：“此时日本正因得胜而骄横跋扈，倘若派一个洋人为代表前往试探，倘使日本真有讲和之心，再派正式代表赴日谈判。”
张荫桓回京即转达了李鸿章的意见，一向对李鸿章的才干深为钦佩的恭亲王立即表示同意。
于是，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接受李鸿章的私人委托，赴日试探停战媾和。
出发之际，李鸿章授予德璀琳一品顶戴（一品官的帽饰）。这是他要求的。
因为同日本政府交涉时必须有身份，否则，只是拿着李鸿章的亲笔信也未必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接待。
出于需要，在顶戴上给他一个方便，并不证明这位红发碧眼的外国人成了清政府的高官。德璀琳的访日，是一次很不轻松的旅行。
“他老于世故。”熟悉德璀琳的人都这么评价他。他头脑灵活，确实有才干，但缺乏稳重。他是个从来不得罪人的社交家，深受李鸿章器重，原先作为清政府雇用的外国人，在芝罘（山东省烟台）税务司供职。
1876年，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因处理这一事件而缔结了芝罘条约（即烟台条约）。当时到中国来谈判的英方全权代表是威妥玛。他想把云南事件以外的各项问题也趁机一揽子解决，使谈判陷于胶着状态。英国气势汹汹，又是最后通牒，又是退出谈判，弄得李鸿章很苦恼。这时在李鸿章同威妥玛之间周旋的角色就是德璀琳。
在办理烟台条约的交涉过程中，李鸿章与德璀琳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李鸿章很信任德璀琳。德璀琳也善于巴结李鸿章，他不仅协助李鸿章办理缔结国际条约之类的重大事务，连一些细微小事也极尽巴结之能事。
后来李鸿章竟聘他为天津税务司，放在自己的根据地，当幕僚使用。修筑旅顺要塞，为北洋海军充当最高顾问的德国人汉纳根，实际上也是德璀琳推荐的。
德璀琳一踏上神户，就请日本兵库县知事把李鸿章的亲笔信转给伊藤首相。
这是从未有过的手续。正式的外交文书，应通过外交大臣转呈总理。但李鸿章的个人亲笔信绝不是国书，未携带国书的人则不能承认他的正式资格。对这样一个暧昧人物，究竟应当怎样接待，日本方面似乎有点踌躇。
日方临时决定派内阁书记官伊东代治去神户。德璀琳的资格虽然暧昧，但他的使命是很清楚的，除了打探媾和，别无他事。
伊东抵达神户后立刻会晤县知事。
对于探听媾和，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对策，那就是暂时不予理睬。要等军事上再取得重大胜利，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之后，再提出苛刻的停战议和条件，攫取最大的侵略权益。
伊东书记官长向知事传达了伊藤首相的训示。因为德璀琳想通过县知事递交书信，所以答复也通过县知事。
德璀琳要求会晤伊藤总理大臣，被拒绝了。非但如此，连李鸿章的亲笔信也拒收。
伊东书记官在兵库县知事官邸同德璀琳短暂会晤，而且是非正式的。向他宣读日本政府正式文件的，是兵库县知事。
神户和横滨都是日本的门户。也许是因为时常有要人来访之故，兵库县知事官邸有一间相当漂亮的会客厅。西洋风格的房间里，奶油色天棚上吊着华丽的枝形灯具。知事同德璀琳两人对坐灯下。
“关于您委托的事——传递清政府李鸿章写给伊藤首相的亲笔信，我立刻打电报请求了。今天傍晚，内阁书记官带着首相的训令，特意从广岛来到这里。
训令的内容恐怕会使您失望，但我不能不转达给您。”知事说了一通前言。
德璀琳微笑着点点头，知事的前言使他预感到答复的不妙。
“据书记官说，”知事轻轻咳了一声，“因为不能承认您是正式的使节，所以非常遗憾，总理大臣不能接见您，就是这些。”
“我带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阁下的亲笔信。李鸿章阁下在清政府的地位如何，不用我来提醒，任人皆知。”
德璀琳带有德国口音的英语由通译译成日语。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翻译，25岁上下，英语、日语、汉语都很好。有些问题怕被日方听到不合适，常用中国话同德璀琳交谈。德璀琳在中国生活很久，所以也相当精通中国话。
后来闲谈时得知，这位姓黄的通译，父亲是横滨的华侨，母亲是日本人，他主要是在香港受的教育。德璀琳带来一个理想的翻译，但是，他的使命却未能按理想完成。
“您说是亲笔信，但交接应有必要的手续。特别是现在，两国正交战，因为您没有正当的手续，我国也不能承认您是正式使节。”
“那我们就做一次非正式的谈判吧。”
“不，只要您不被认为有完全代表清政府的权限，就不能进行面谈，哪怕是非正式的。不但不能面谈，连信函也不能接受。很遗憾，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知事说道。
知事满以为德璀琳会纠缠不休，可是，德璀琳的淡漠，使知事都为之惊讶，说道：
“哈哈哈，这种事早就在我预料之中，所以，老实告诉您，李鸿章阁下给伊藤首相的信，我在今天早晨付邮了。我也写了一封信寄去。邮差会把这些信送到首相官邸的，至于他看不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您打算怎么办？”
“我接到一封电报，好像总督阁下有什么急事，让我火速回津。我明早返回天津。”
入夜，德璀琳被请到知事官邸。他准备第二天早晨起航，根本没指望同伊藤面谈。
他的确收到一封“火速回津”的电报，不过，是恭亲王打来的。
恭亲王已复任总理大臣之职，成为总理衙门的主人，是实际上的外交大臣。
他和天津的李鸿章同属媾和派人物。热衷于媾和的恭亲王为什么召回刚刚踏上媾和旅途的德璀琳呢？从表面来看，这似乎给媾和运动泼了冷水。
美国公使对德璀琳的活动大为不快。他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增强美国发言权，以为日中媾和已经是唾手可得的猎物，不料，突然跳出个德国人，出谋划策，使他很不自在。
美国公使让恭亲王用电报追回德璀琳。他说：“美国接受殿下的委托，正在为此事竭尽全力。调停如不是按照一个原则走下去，就有失败的可能。现在，德璀琳在神户煞有介事的活动，对我们的调停颇成障碍，希望立刻把他召回！”
德璀琳访日，陆奥外相的评语是“颇似儿戏”。
不过，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起码知道了日本对媾和的态度极为强硬。
再有，将来求和时，若不履行正式手续，日本政府会置之不理。
李鸿章致伊藤的照会全文如下：
“为照会事，照得我大清成例，与各国交际，素尚平安。现与贵国小有龃龊，以干戈而易玉帛，未免涂炭生灵。今拟商定彼此暂饬海陆两路罢距。本大臣奉谕旨：德璀琳在中国当差有年，忠实可靠，著李鸿章将应行筹办事宜详细告知德璀琳，令其迅速前往东洋妥办，并随时将现议情形由李鸿章密速电闻等因，钦此。遵即令头品顶戴德璀琳立即驰赴东京，奉送照会。应如何调停，复我平安旧例这处，应请贵总理大臣与德璀琳筹系，言归于好，为此照会，烦请查照施行。顺至照会者。”
李鸿章致伊藤的信函，先叙述他曾在天津同伊藤博文的旧谊，然后谈到应使东亚大局趋向和平的必要，在信的末尾又用“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即以心也。专此布臆”等句。用陆奥外相的话说，似乎是“不能诉之以理，宁愿诉之以情”。
李鸿章的私人信件，最后几句话本是出于一个政治家例行的客套，全无求荣的本意，但却成了日后被国人斥之为卖国求荣的罪证。
日军一日之间攻陷旅顺口之后，沉毅果断，胸藏韬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的部下再也听不到他机智幽默的谈吐和昔日意气风发的恢弘设想了。
两个月前，当平壤之战和黄海之战失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一向对李鸿章抱有成见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趁机向他发难，他们会同军机处及总理衙门王大臣等一再弹劾李鸿章。24 岁的光绪皇帝暴怒之下，下诏给予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脱去黄马褂、革职留任”的处分。
在敏感的中国人看来，政治上哪怕轻微的削职也意味着他在皇帝面前的失宠，而对失去皇帝宠信的政治官员来说，可能意味着从此将退出最高权力集团。
然而被革职的李鸿章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依然在他的直隶总督府内运筹帷幄，他把赌注押在旅顺口的防务上。
他一向瞧不起一海之隔的矮个子日本人，他认为旅顺口坚固的防务和世界最先进的炮台会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的梦想遭到毁灭。只要日本人打不开旅顺口，北洋水师就有重振雄风的时候。
同时李鸿章有个坚定的信念，清朝政府离不开他，清政府的半壁江山是靠这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来支撑的。
削职之前的李鸿章不仅仅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北洋水师的创办者，是军权在握的直隶总督，他同时还是北洋通商大臣，是清政府外交、经济上最有权力的人物。当年轻的光绪皇帝再也推不动清朝政府这架沉重的破车时，李鸿章深信他还会受到“黄袍加身”礼遇的。
10月14日，李鸿章对他的部下王文韶说：“皇上年轻，爱激动，此时他身边尽是些迂腐无能之人，战争还须要依靠辽东诸战将的协力奋战，倘若皇上能洞察战事的发展，督令辽东旅顺各守将奋力协作，鼓舞将士保国的勇气，而不再耽于追究平壤、黄海战败的责任，日本人是不会踏上大陆的。”
10月25日，日军在花园口开始登陆的第二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立即赴天津直隶总督府，面见李鸿章，要求出海与日本联合舰队决战。
李鸿章沉吟良久后，问丁汝昌：“以现在北洋舰队的能力和日舰作战有几成把握？”
丁汝昌答道：“黄海一战，日舰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以现在北洋舰船与日海军作战，确实毫无胜算。日舰虽无大船，但多快艇、快炮，速度远胜于我，配备的武器也比我北洋舰队先进，但日本人图谋我大清江山已久，此番出战意在吞并我辽东半岛，汝昌自觉受皇恩深重，又深受老师器重栽培，黄海战败实在奇耻大辱。此番请求出征，汝昌敢冒生命之险，即使和日本人同归于尽，也绝不敢自堕北洋水师威名。”
李鸿章摇摇头说：“不妥，倘若无胜算出战，再战于黄海，恐引起陆海两军将士的气馁，你等祭身成仁事小，北洋水师一旦毁灭，日军更无忌惮。辽东各关隘俱是易守难攻之地，尤其旅顺口的防务足可令人放心。兼之现在天寒地冷，日本人不会讨得便宜，倘若等倭人在陆战受挫，北洋水师再出击配合，倭人定然大败。”
丁汝昌不再争辩。黄海战败后，丁汝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军机处的大臣纷纷上奏皇上，指责丁汝昌指挥不力，贪生怕死，应给予革职处分。幸得李鸿章把责任承担过去，为北洋水师上下将士开脱罪责，丁汝昌才没遭革职。这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屈辱，是宁死也不愿忍受的。
此时丁汝昌听李鸿章一番话后，深觉个人名声事小，倘若冒险出战，日军有备而来，北洋水师必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那样势必会影响整个战场的胜败。
李鸿章充满自信地对丁汝昌说：“你只要守在威海卫，保住北洋舰队不受打击，等待时机出战，其他的事再不必思念过多。”
李鸿章没想到自己犯了个重大的错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手提拔扶持的淮军将领，尽是贪生怕死之徒，日军大炮一响，赵怀业、龚照与等纷纷逃命，把金州、大连湾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苦心经营14年的旅顺口，只一天便被日军攻陷了。
绝望了，他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斗志。他把自己关在家中，不处理军务，不会见客人。
旅顺口失陷，使聪明的李鸿章终于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今日的清军，再不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努尔哈赤带出的军人了。
朝廷里再也找不出像昔日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那样德高望重、能征善战的宿臣来统领军队。就像一个从内里向外腐烂的果子，一旦看到腐烂的表皮，那内里肯定找不出一点供食取的地方了。
此年已72 岁的李鸿章，还看到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结局。那就是这位在政坛上一向春风得意，从清朝开国以来在清政府内最受拥戴的汉人，再也不会有为皇帝效劳的机会了。
自他在曾国藩的提携下，以镇压太平军有功升任江苏巡抚而步入政坛以来，几乎可说是扶摇直上，先后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后来又因镇压在山东作乱的捻党有功而担任直隶总督，继而任北洋通亲大臣，成为清朝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一手在握的显赫重臣。
随着在政治势力上的不断扩大，他的政敌越树越多。这些政敌不会善罢甘休，只要有机会总有一天会对他发难的。虽然李鸿章知道这官场中的铁律，但他太恃才傲物了。他一向自信自己的才能是无人可及的，他根本没把那些顽固的保守派们放在眼里，以他聪明过人的禀赋、刚毅果断的秉性是不会给他的政敌们有发难机会的。
但甲午之战的失败，将会成为这些人打击他的最有力时机，而他一向倚重的淮军，作为甲午战场上的主力军，遭此惨败后，可能再没机会东山再起了。
而他一手创办的北洋海军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历史命运。李鸿章有些绝望了。
一代枭雄李鸿章不仅哀叹：“劫数，一切事都难逃劫数，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大清国难逃劫数，而我李少荃也何尝不在这劫数之中。”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彻底绝望，当他看清楚战争再打下去的结果，于国家于个人会带来更惨重的失败时，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以牺牲局部的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赢得时间，以便重整河山。
11月7日，李鸿章再次致电丁汝昌，无论战局如何发展，不可轻离威海一步。他想只要保住北洋水师，他就有政治上的依托。同时他既已断定中日议和是必然结局，再打下去不免会破坏议和的局面。
然而，李鸿章没想到此举并没有挽救北洋水师遭覆灭的命运，反而在战后成为他的政敌弹劾他的主要依据，也同时使他在后来的历史学家那里落下个贻误战机、卖国求荣的历史罪名。岂不知在那样一种形势下，打与不打都不会改变甲午战争失败的命运。
大约这年的12月中旬，李鸿章上奏慈禧太后，奏章写得极为感人：中日之战，由于我大清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过于低劣，再加臣庸碌无能，指挥调度不力，致使大败于倭人，如此再战下去，只会给大清国几万万国民带来更深重的灾难，祈求皇太后念在几万万生灵免遭涂炭，请按国际公例，和倭人权作议和之计，以便赢得时间重整我大清帝国的国威。倭人在旅顺口残害我无辜国民，此事为世界所有正义之师所不齿，欧美诸国也强烈谴责倭寇的灭绝人性的兽行，此时为议和最有利时机，现国际舆论对我国有利之甚，而对倭人不利之甚，此间议和，想必倭人不会冒天之大不韪，提出过甚的议和条件。
“臣受皇恩深重，无有报国之能，甲午之战失利，虽万死不能谢皇恩，粉身碎骨难慰国民之心，然臣死不足惧，但念国家存亡大计，甘冒遭几万万人唾啜之辱，请求作议和之全权者，与倭人斡旋。依臣廖见，此间除作议和之策外，实再无上上策之选耳。”
李鸿章试图通过国际公例来赢得外交上的胜利，但“弱国无外交”，他又有什么样的过多的期望？
但李鸿章却绝对是大清国办外交的最精明的人。他的“以夷制夷”虽然显得陈腐，但在他手里，也真正是件管用的武器。他最拿手的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快速阻止将要发生的更大的灾难。他的严密精当的手腕曾博得外国报纸的一致称赞，他们称他为：老奸巨猾的老头儿；大清国最不可缺少的外交家；精明的牌手和赢家，等等。
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涉外事件，并因此而累遭骂名。弱国无外交，这是千古铁律，李鸿章时常以战败国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客观来讲，也没有办法签订对中国有利的条约。世界各国的纷争，只要战败，只能答应别人的条件，无一例外。如现代德国两次战败，日本一次战败。
李鸿章第一次涉足外交是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近代中国无数个教案中较有名的一次。当时盛传外国传教士将中国儿童弄到教堂，挖心、剖肝以制药。于是，民众火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及英、美等国教堂数所，打死洋教士、洋商及外国官员20人。这自然弄到外交纠纷以致兵戎相见的地步。
曾国藩以直隶总督负责处理此案。经过调查，他发现民众对洋人有一种莫名的怒火，一心想把所有洋人逐出中国；而那些剖心挖肝之说，自然毫无根据。
迫于外国压力，他决定严惩教案祸首，却拂了上下一股排外仇外的心理。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斩了20个闹事民众，抵偿了20个被杀的外国领事、传教士和商人的性命，派了当事人崇厚到法国道歉。结果是朝廷内外一片非议，大骂曾国藩“卖国”，北洋鼎沸，连湖广会馆里他的题匾也被砸了。
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8月3日（8月29日）下诏，不得已调曾国藩下南洋，为两江总督。调湖广总督李鸿章北上，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管外交，负责处理天津教案，重新与法国代表谈判。
交接之日，师徒俩的对话非常精彩，可以为李鸿章平生个性和外交思想作个注解。
李鸿章到天津后，当然要去拜会他的老师曾国藩。两人见面后，曾国藩就问：“少荃，你现在到了这里，是外交的第一个关键所在。现在我国国力很弱，外国人合力对付我们，稍有一点失误，就会贻误大局。你来同洋人交涉，打算怎么办？”
李鸿章回答道：“学生正是为此来向老师请教。请老师教我。”
曾国藩反问：“你既然来了，就会有一定的打算，不妨先谈给我听听。”
李鸿章说：“学生也没有打定什么主意，但我想，同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不涉及正经话）。”
曾国藩伸手捋着胡须，良久不说话，好半天才慢腾腾地开了口：“痞子腔，痞子腔，我可不懂是怎么个‘打’法，你试试‘打’给我听听。”
李鸿章自知说得不妥，忙改口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请老师指点。”
曾国藩又捋了捋胡须，说道：“依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性。圣人说，忠信可通行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装出一副面孔，人家总是能看得明白的。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实实，坦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纵然占不到便宜，或许不致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斗也不会太重。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听了后，连连答道：“是！是！门生一定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李鸿章的这句话绝不是口是心非的应酬，而是发自内心的“悟彻”之言。此后，他确实把曾国藩的话当做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收大效的时候。”
当时，朝廷之上，许多老成持重、自诩爱国的官员纷纷上疏，主张利用民心，利用天津人情激愤、全国同仇敌忾的有利形势，同侵略者决一死战，把他们赶出中国，以雪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这自然是很“爱国”的。
然而，正义和进步是观察近代历史现象的透镜。上述这些议论自是正义的，但同时，应当看到，这大抵都是闭目塞听的守旧大臣的高论。他们一向夜郎自大，不知今世何世，申公豹式的脑袋使他们永远看着身后失去的繁华岁月，梦想出现什么奇迹赶走侵略者，恢复闭关锁国的状态。所以，他们口头上的爱国，只反映实际的无知。
曾国藩、李鸿章不属于这一类人，而属于比较“开化”的新式人物。他们在洋务活动中进一步了解到外部世界，承认中国落后。为此，“委曲求全”，企图靠他们的洋务，学一点洋人的本领，慢慢起衰振弱。
李鸿章接办天津教案后，实际同曾国藩的态度毫无二致。他首先向法国侵略者“认错”，道歉。同时，重申惩办“祸首”的允诺。
但是，出人意料的奇迹发生了。法国谈判代表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弯，以极为“友好”的态度对李鸿章表示赞赏，说：“李总督当时如在天津任职，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您是很有才干的外交家。”他给李鸿章送了这个“秋波”之后，便不再提出什么苛刻要求，一场风波顿时烟消云散。
从此，朝野称颂，说李鸿章的外交才干比他的老师高过百倍。李鸿章也就以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出现在清朝舞台上了。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被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最后郁郁寡欢过了一年多郁闷地死去。曾国藩虽然死了，李鸿章却接过了老师的衣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老师的教导运用得炉火纯青，成了著名的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