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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非主流“暴君”隋炀帝——杨广夺嫡上位真相

    ——杨广夺嫡上位真相

    一 天之骄子的灵魂暗伤

    隋炀帝杨广死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那是公元618年的阴历三月,江都的离宫莺飞草长、鲜花盛开,迷离的柳絮仿佛一万只白色的蝴蝶在整座皇宫中飘舞和盘旋。天空散淡而高远,纯净得就像初生婴儿一尘不染的脸庞。五十岁的杨广站在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早晨中,看见他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目光如刀、面色如铁,锃亮的铠甲和刀剑在温暖柔媚的阳光下闪烁着森冷而坚硬的光芒。

    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杨广的脸上缓缓绽开。

    他知道——这就是终点。

    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也一直在逃避的那个宿命的终点。

    而眼前这个美丽的春天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终将把属于他的一切彻底埋葬。无论是他的生命、他的功业、他的江山,还是他的诗歌、他的醇酒、他的美人,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终结、腐烂、消亡……

    杨广曾经自认为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宠儿,是秉承上天旨意来到人间造福社稷苍生的神圣使者,是大隋帝国的文武百官和万千子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圣主明君,是比秦皇汉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奄吞周汉”、“志包宇宙”的千古一帝!

    是的,他有理由这么认为。

    自从降生到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府邸的那一刻起,一个高贵而完美的世界就在他的眼前訇然展开,种种令世人艳羡的美妙事物——财富、权力、身份、地位、荣誉、事功等等,就像一粒粒金光闪闪的种子,被上天在第一时间植入了他的生命。没有人会怀疑,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些让人心动也让人嫉妒的幸福种子就会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转角次第绽放,从而将他的生命历程装点成一条名副其实的铺满鲜花的道路……

    上天给予他的第一份馈赠是一张俊美的脸庞和一个聪慧的大脑。

    他出生后,长安城里的许多豪门显宦就对这个明眸皓齿、聪明伶俐的杨家二公子印象深刻并且心生好感。他的兄长杨勇在这个天之骄子的映衬之下顿时显得黯然失色,父亲杨坚和母亲独孤氏很快就把宠爱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杨广。

    孩提时代,当同龄人还在流着鼻涕玩泥巴的时候,他就已经因父亲的威望和功勋而被北周朝廷封为雁门郡公。随着生命的日渐成长,他在诗歌和文学方面也迅速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和横溢的才华。从七岁那年写下一生中的第一首诗开始,杨广总共给后人留下了一百多篇文章和四十四首诗歌。在他青年时代某一个春天的夜晚,杨广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首诗的名字叫《春江花月夜》,其文字节制而纯净,其意象简约而唯美。在未来的岁月里,杨广或许将变得不再节制、不再纯净、更不再简约,但“唯美”却始终是他生命中牢不可破的底色。换句话说,在杨广眼里,父亲杨坚所缔造的这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只不过是一页等待他挥毫的素笺,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用他的全部激情和梦想,在它上面写下古往今来最绚丽最壮美的一部帝王史诗!

    所以,在骨子里头——杨广永远是一个诗人。

    在杨广十三岁那一年、亦即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的二月十四日,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父亲杨坚代周自立,创建了大隋帝国。杨坚登上皇帝宝座仅仅十一天后,杨广就被封为晋王、柱国、并州总管,一年后又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为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仍旧坐镇并州(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并州是隋帝国防御突厥入侵的战略要地,杨坚把少年杨广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同时给他配备了两名政治和军事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得力辅臣,显然是希望他通过历练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帝国屏藩。

    杨广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殷切期望。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因杨广在并州任上表现优异,杨坚特地将他调回朝中担任内史令(宰相)。虽然此项任命事实上只是实习性质,但足以表明杨坚对杨广的信任和器重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皇子。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准备一举消灭偏安江南的陈朝,遂于该年十月任命杨广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坐镇与陈朝接壤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大战前夕,杨坚把杨广放在了距陈朝国都建康最近的突出部上,其用意不言自明。同月,隋帝国集结了五十多万军队,兵分七路,在西起巴蜀、东至建康的数千里战线上,对陈朝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全面进攻。

    这是隋朝开国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统一战争。

    而晋王杨广就是此次伐陈之战的最高统帅。

    这一年,杨广刚刚二十岁。

    终日沉缅于酒色的陈后主根本不是隋朝的对手,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南朝江山在隋朝军队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杨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这场统一战争的胜利。进入陈朝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后,杨广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立即命令属下收取陈朝的档案图籍,而且“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一时间,“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以及占领建康后种种成熟的政治表现,杨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由此为自己赢取了空前巨大的政治资本。隋文帝杨坚更是欣慰不已,随即进封杨广为太尉,并且大加赏赐。随后的几年里,杨广成了名副其实的帝国屏藩,总是在关键时刻被父亲安排在帝国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平灭江南之后,北方边境的突厥人又蠢蠢欲动,杨广立即回镇并州;稍后江南各地又发生大规模叛乱,杨广马上被调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今江苏扬州);几年后突厥再度入寇,杨广又被任命为行军元帅北上御敌……虽然隋文帝杨坚也同样给其他皇子分封了官爵并提供了历练的机会,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开皇八年之后的杨广已经成为大隋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同时也是五位皇子中能力最突出、品质最优秀、最为世人称道和瞩目的一个。

    一粒又一粒的幸福种子就这样在杨广的人生道路上准时准点地一一绽放。鲜花、掌声和种种巨大的荣誉不由分说地将年轻的杨广紧紧簇拥。

    杨广笑了。

    这是一张矜持而美好的笑容。

    但是没有人看到,此刻晋王这张矜持美好的笑容背后却隐藏着一道由来已久的暗伤。

    是的。暗伤。一种灵魂深处的暗伤。

    这种暗伤几乎从杨广懂事的时候起就顽强地盘桓在他的心间,无论杨广取得怎样的功绩和荣耀都无法将其抚平和治愈。甚至当杨广的地位越高、声誉越隆时,这种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暗伤就会愈加强烈地撕咬着他的灵魂……

    因为上天几乎给了杨广一切,却惟独遗忘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长子之位。

    是的。长子之位。无论长兄杨勇在他面前如何相形见绌,无论父母对杨广如何情有独钟,也无论天下人对晋王如何衷心爱戴、寄予厚望,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这个“长幼尊卑”的既成事实,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中国式权力交接制度中“立嫡以长”的游戏规则。

    杨广永远忘不了开皇元年的春天,他的父亲杨坚称帝仅仅两天之后,他的兄长杨勇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太子”。十一天后,杨广成了“晋王”。十三岁的杨广知道,在“晋王”与“太子”之间横亘着一道无人可以跨越的天堑。太子迟早有一天会继承父亲的一切,成为至尊无上的皇帝,执掌帝国的最高权柄,主宰天下所有人的命运、包括他这个晋王的命运;而他这个晋王无论如何贤明能干、无论胸中怀藏多少经世济民的韬略和梦想,这辈子也注定只能是一个恪守臣节的藩王——一个厮守在一隅封地上平庸到老、虚度一生的藩王!

    杨广愿意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吗?

    杨广愿意就此向命运缴械投降,承认自己并非上天独一无二的宠儿吗?

    不。

    杨广说——不!

    二 杨广的“道德秀”

    敢于对命运说不的杨广从此开始了一场刻苦而漫长的“道德修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这场修行有没有终点,可他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

    作为一个身上流淌着鲜卑血液的男人,作为一个从小就习惯于傲视群伦的世族子弟,如果向别人俯首称臣,那无异于让自己的生命变成一具毫无存在价值的空壳,变成一具软弱无力的行尸走肉!

    所以杨广绝不允许自己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他选择了抗争。

    但是抗争不一定意味着赤裸裸的斗争和杀戮。

    杨广知道,身为杨坚的儿子,最好的抗争就是克制和隐忍,最好的夺嫡武器就是长期刻苦的“道德修行”。从懂事的时候起,杨广就很善于观察父母的好恶。他知道父亲杨坚最大的特点就是“崇尚俭朴、厌恶奢侈”,隋朝开国之后,“去奢从俭”更是成为朝野上下一致奉行的立国之道;至于母亲独孤氏,最欣赏的就是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最讨厌的事情就是男人好色。所以杨广很清楚,要成为父母心目中最好的儿子,要赢得帝国臣民对他这个晋王的普遍爱戴,他就必须学会克制和隐忍,必须把他与生俱来的野心、梦想、激情、欲望,乃至对种种唯美与奢华之物的由衷热爱深深隐藏,然后以一副忠孝友悌、恭敬节俭、淡泊寡欲、庄重自持的道德面目出现在父亲、母亲和天下人的面前。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故事,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

    晋王有一次出外狩猎,忽然有暴雨倾泻而下,左右连忙拿出油布雨衣要给他披上。杨广却挥手拒绝,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侍从们大为感叹:这位主子真是少有的仁义啊!

    杨坚夫妇每次莅临晋王府第,总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左右端茶送盏的侍妾都很老丑,而且衣着朴素陈旧,显示着主人的清静寡欲和不喜女色;比如帷帘屏帐一律使用廉价的素绢,而不是色彩艳丽的昂贵丝绸,显示着主人的庄重和简朴;还比如许多断了琴弦的乐器总是被随意摆放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而且上面布满灰尘,显示它们已经被主人冷落许久……这样的发现总是让皇帝夫妇甚感欣慰。他们觉得这个二皇子无疑全盘继承了他们身上的种种美德。夫妇俩相视一笑:真是咱的好儿子!

    杨广坐镇江都的时候,每当有皇帝身边的人前来视察,无论他们地位高低、职务尊卑,杨广夫妇都会把他们奉为上宾,不但亲自站在大门口迎接,而且美酒佳肴热情款待,临走时还不忘赠送一笔贵重的礼物。所以,凡是到过江都的宫人说起杨广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说:晋王果然仁孝!

    最让独孤氏高兴的就是:晋王自从娶了萧妃之后便与其恩爱有加,虽然除了萧妃之外还有其他侍妾,可从没听说他和这些女人生过孩子。在独孤氏眼中,除了丈夫杨坚之外,这个二皇子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一位模范丈夫了。无论人前人后,独孤氏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晋王贤明!

    杨广就这样以他高度的自制力和无懈可击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天下人的交口赞誉。多年的临深履薄、诚惶诚恐终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道德君子和人臣楷模。

    而这些年里,他的兄长杨勇都在做些什么呢?

    据说隋帝国的这位皇太子生性豪爽、率真、为人耿直宽厚,从不知“虚伪”和“矫饰”为何物。所以他明知道老皇帝为人异常节俭,甚至节俭到了吝啬的程度,可杨勇还是丝毫不懂得检点自己的言行。

    刚当上太子不久,有人送给杨勇一副蜀人制作的精美铠甲,杨勇仍觉得不够精美,又在上面加以雕饰。杨坚一看,立刻对他进行了一番忆苦思甜的思想教育。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从没有奢侈豪华而能够长久的。你是储君,应当以节俭为要务,才有资格奉祀宗庙。我从前所穿的衣服,每种我都留下一件,时常观看,自我警戒。我担心你今天以皇太子之心而忘却昔日之事,所以把我从前用的一把佩刀赐给你,另外还有菹酱一罐,也是你从前常吃的食物。你若能记住以前的事,应知我心。”

    隋文帝杨坚晚年极为苛察、猜忌多疑,不但设立严刑峻法,而且大肆杀戮功臣,致使他身边的臣子总是活得战战兢兢,纷纷夹起尾巴做人。

    可杨勇偏偏对此视而不见,硬要拿自己的脑袋往刀口上撞。

    有一年冬至,百官照例到东宫晋见太子,杨勇忽然心血来潮,招呼了一支大型乐队,举办了一场仪式,接受百官道贺。敏感的老皇帝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一次朝会上,杨坚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大臣们说:“听说冬至那天,内外百官相率去朝谒东宫,这是什么礼?”

    太常少卿辛亶一听这话味道不对,连忙奏答:“前往东宫,只能算是道贺,不能算是‘朝谒’。”

    “哦?”杨坚斜乜了他一眼,“如果是道贺的话,应该是人或十数人,随来随去,怎么会有东宫官吏传令召唤、定时定点全体集合呢?而且太子身穿正式官服,陈设乐队,坐在那里等候百官,朕倒想问问贤卿,这样做可以吗?”

    辛亶慌忙垂下眼帘,不敢再吭半声。

    杨坚一声冷笑,随即颁布了一道诏令:“礼仪有等级差别,君王与臣属才不至相互混淆。皇太子虽然居处上位,但在大义上,他仍然既是臣属、又是儿子。可是冬至那天,内外大员却群往东宫朝贺,以各地特产作为贡品。这种事情不合典则,应该彻底杜绝!”

    从此,太子杨勇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杨坚开始处处提防太子,就像在提防他杀过的那些大臣。“自是恩宠始衰,渐生猜阻。”

    杨勇的“率意任情”引起了他父亲深深的不满。而在他母亲独孤氏那里,他的任性而为同样遭致了强烈的反感。

    最主要的是他娶了太多女人。

    独孤氏最痛恨的就是男人好色,可她的大儿子偏偏触犯了这个忌讳!好色倒也罢了,偏偏杨勇又把独孤氏为他明媒正娶的太子妃元氏彻底晾在一边,专宠一个出身低微的昭训(东宫妃号)云氏,致使元妃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便暴病身亡。独孤氏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判断,这十有八九是狐狸精云氏下的毒手。可她除了把杨勇叫到面前痛斥一顿之外,实在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去整治云氏。元妃一死,云氏就俨然成了东宫的女主人,很快就掌管了宫中的一切内务。

    东宫的女人多,自然生出来的孩子就多。短短几年杨勇就给独孤氏生了一大堆孙子,而且还大多是男孙。可人丁兴旺丝毫没有给独孤氏带来喜悦。每当她看到那一群连名字都记不过来的孙子,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杨勇那张好色成性的猥琐脸庞。

    独孤氏始终想不明白:同样是她和杨坚生的儿子,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是的,差别很大,而且处处截然相反。

    杨广无比欣喜地发现:太子杨勇似乎天生就是一个镜像——一个与他完全反向的镜像。

    这真是老天爷的奇妙安排。

    杨广固然可以依靠强大的自制力把这场“道德秀”演绎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可如果太子杨勇稍稍懂得收敛和隐藏,稍稍表现出一个好太子和一个好儿子应该具备的品格和素质,那么这种奇妙的“镜像效应”无论如何都难以形成。

    换句话说,起码在杨广夺嫡的第一阶段,老天爷帮了杨广大忙。

    更准确地说——是太子杨勇自己帮了杨广大忙。

    在这种“镜像效应”的影响之下,隋文帝杨坚的内心不由自主地浮出了一个无奈而大胆的念头——易储。

    从一个念头的浮现到一个决定的实施,这绝对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为了减缓自己的痛苦并缩短这个过程,老皇帝杨坚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他暗中请来了名闻遐迩的面相大师来和,让他观察五个儿子的相貌,然后做出评估。很快老皇帝就听见了他最希望听见的话。

    来和的评估报告言简意赅:“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

    杨坚心满意足地笑了。很好,老天爷也投了晋王一票。

    随后,杨坚又与一个名叫韦鼎的朝臣进行了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简短对话。

    杨坚问:“在我的几个儿子中,谁能够继承帝位?”

    韦鼎立刻意识到,眼前的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面临的最大一次考验。

    太子已经立了这么多年,皇帝居然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太明显不过了。但是,这里头的水很深,身为人臣,绝对不能在“太子废立”这种重大的事情上面轻易表明立场,尤其是在事情尚未明朗的时候。

    可天子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回答。更重要的是,天子的心意不能不迎合!

    怎么办?

    韦鼎略微沉吟之后,从容不迫地说:“皇上和皇后最喜欢的人,可以让他继承帝位。至于具体是哪一个,臣不敢作任何预言。”

    这句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回答让老皇帝忍不住开怀大笑。杨坚说:“贤卿只是不肯明说罢了!”

    不出所料,朝臣也投了晋王一票。接下来该怎么做,隋文帝杨坚已经心中有数了。

    三 夺嫡进行时

    江都是一座繁华富庶而且风情万种的城市。

    杨广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之间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平定陈朝统一江南后,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坐镇江都。从此这个地方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仿佛都生长着清丽妩媚的诗歌意象,空气中一年四季都飘浮着一种江南文化特有的典雅气味和精致芳香……

    所以,杨广灵魂中作为诗人的那一面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滋养。

    当然,杨广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因此他生命中的黄金十年不可能一味地在这座城市中诗意地栖居。相反,这位扬州总管在他的十年任期内每天都极为繁忙。他做得最多的事情首先是不遗余力地延揽江南的名士和各个领域的精英,其次是尽其所能资助并参与各种文化事业,最后还在繁冗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学习吴语……这一切促使江南的各大世族和上层人物很快就与杨广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取得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

    对于刚刚用武力征服江南的隋帝国而言,还有什么比取得被征服者的文化认同更重要、更紧迫的吗?

    没有。

    绝对没有。

    这片土地及其在此生存繁衍的人民已经与中原的文化母体分裂了整整三个半世纪。所以,比“版图的归复”更加意义深远的,无疑就是“人心的统一”。

    杨广意识到了这一点。

    而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位“允文允武,多才多艺”的扬州总管治下,江南人心稳定,民生富庶,文化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江南士人情不自禁地对杨广发出了这样的赞誉——“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够了。杨广已经做得够多了。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政治作为,他都已经是隋文帝杨坚心目中最合格的接班人,也是帝国臣民心目中最理想的未来统治者。

    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取得圆满成功,杨广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第二阶段的夺嫡行动。

    他知道母亲独孤氏的枕头风历来对父亲杨坚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首先寻求母亲的支持。杨广是藩王,按规定只能“每岁一朝”,也就是一年才能回一次大兴(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在旧长安城东南筑造了一座新城,取名“大兴”,但史书仍习惯称其为长安)。可即便是如此短暂的机会,也能被杨广紧紧抓住。

    有一年,杨广入朝述职,回江都之前专程去向母亲辞行。杨广一见到母亲立刻泪流满面。而独孤氏看着这个一年才能见上一面的爱子,也止不住泫然泣下。就在母子相对而泣、气氛异常伤感之时,杨广开口了:“儿臣秉性愚昧、才识低下,平生常守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使其蓄积怨恨,欲加戕害。臣时时恐惧会有谗言构陷于父母面前,亦屡屡忧虑会有鸩毒投之于杯勺之间,所以常怀焦灼之念,深惧履于危亡之境!”

    独孤氏郁积多年的愤怒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睍地伐(杨勇乳名)越来越让人难以容忍了。我替他娶元氏,他竟不以夫妇之礼相待,专宠阿云,使她一口气生下了那么多猪狗!元妃刚娶过门便被毒害致死,我还没找他们算帐,现在居然又欺负到了你的头上!我还没死尚且如此,我要是一死,他们还不知道要怎样鱼肉你呢!我每每想到东宫没有嫡子,皇上千秋之后,你们兄弟就得向阿云生的儿子磕头问安,心里简直是如同刀绞啊!”

    杨广泪如雨下,匍匐在母亲脚下不停地叩首。

    独孤氏更是悲不自胜。就在这一刻,独孤氏作出了她一生中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废长立幼。她将在余生中,用尽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心愿——让次子杨广入主东宫!

    那天,杨广迈着一种轻盈的步履走出了皇后的寝殿。

    许多宫人看见,晋王脸上一如既往地荡漾着那种春水般温柔的笑容。

    博得母亲的同情和支持后,杨广开始着手在帝国高层中寻求政治同盟。

    杨广的好友、安州总官宇文述恰好是个政治公关的高手,杨广奏请朝廷把他调任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目的是让他靠自己近一点,便于计划。

    杨广问宇文述有何良策,宇文述说:“太子失宠已久,他的德行天下无人称道,而大王的仁孝闻名宇内,才华盖世无双,多次率兵出征、屡建大功,皇上与皇后皆钟爱大王,四海之望亦归向大王。这一切世人有目共睹,只不过,废黜太子、另立储君乃国家大事,在下处于别人父子骨肉之间,这个事情嘛……实在不好谋划。”

    宇文述卖了个关子,悄悄瞅了杨广一眼。

    杨广大笑:“在下决心已定,请宇文兄不必有所顾虑!”

    宇文述又看了看他,缓缓地说:“满朝文武,足以左右皇上心思的人只有一个。”

    “谁?”

    “杨素。”

    杨广一笑。宇文述的看法正与他不谋而合。只要把这位当朝宰相、帝国声望最著的元勋大佬拉进来,夺嫡之事就十拿九稳了。

    “而真正能让杨素信任的人也只有一个,”宇文述接着说,“他就是杨素的弟弟:杨约。”

    在杨广万分期许和极度迫切的目光注视之下,宇文述笑盈盈地说:“巧的是,最了解杨约的人,就是在下!”

    什么也不用说了。

    杨广立即拿出一笔重金,让宇文述入朝打点。

    大理少卿杨约最近人逢喜事精神爽。

    因为有朋自远方来——寿州刺史宇文述千里迢迢从南方跑来看他,每天陪他开怀畅饮。

    最让杨约高兴的还不是老友的来访。而是老友一来,天上每天都会掉馅饼。

    而且每一次都准确无误地砸中了他。

    不知道宇文述这小子在哪儿发了横财,每天喝到半醉都要邀他赌博,而每一次都输得精光。第二天马上又揣得鼓鼓囊囊地来找他,照例饮酒、照例赌博、照例输钱。

    杨约乐坏了。

    人生得一如此“良友”,夫复何求!

    有一天杨约照例收获了一大堆“馅饼”之后,颇为感慨地对良友宇文述表示感谢。宇文述眯着一双微醉的小眼看了杨约很长时间,说:“这是晋王的赏赐,命我与你同乐。”

    杨约顿时目瞪口呆。

    妈的,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看来还真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你不服还不行!

    杨约连日来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愚弄的懊丧。他狠狠盯着宇文述问:“这是为什么?”

    在宇文述脑中盘旋多日的那套精妙说辞终于迤逦而出:“您兄弟二人,功高盖世,位居要津,长久以来跟满朝文武结下的梁子恐怕数都数不清。皇太子这几年向朝廷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能如愿,难免会把怨气归结到当朝宰执的头上;您兄弟二人虽然得宠于当今圣上,可要找你们算帐的人却不胜枚举,哪一天皇上要是丢下群臣撒手西归,你们拿什么当保护伞?如今太子失宠,主上也有废黜之意,这您也知道。现在如果要求册立晋王,只在你的老哥一句话。倘若抓住这个时机建立大功,晋王定会永远铭记在心。如此一来,你们便可除去累卵之危,稳坐泰山之安!”

    杨约不得不承认,政治公关高手宇文述的一席话句句打在了他的心坎上。

    接下来的具体步骤,也就不需要宇文述教他了。

    当天晚上,隋帝国的内史令、上柱国兼越国公杨素听完杨约的一番密语后,大腿一拍:“聪明!我还没想到‘废立太子’这一层,幸亏你及时提醒了我!”

    数日后,皇帝皇后举办宴会,杨素入宫作陪。酒过三巡,杨素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皇后说:“晋王孝敬友悌,恭敬节俭,颇有皇上之风啊!”

    一句话就扯到了皇后的伤心事。独孤氏的眼泪应声而落,哽咽着说:“您说得太对了!吾儿对父母有大孝大爱,每闻皇上和我派遣的内使到达,必亲自到边境迎接;每当谈及远离双亲膝下,没有一次不悲伤哭泣。还有他的妻子萧妃也非常有爱心,每次我派婢女过去,萧妃就和她们同寝共食,哪像睍地伐,终日与阿云寻欢作乐,而且亲近小人,猜忌陷害骨肉!我之所以越发怜悯阿麽(杨广乳名),是怕睍地伐暗中对他下毒手啊!”

    太子的彻底失宠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那天杨素就这么在觥筹交错之间为自己后半生的政治前途作出了某种重大抉择。随后他又跟皇后聊了很久,内容不外乎是太子如何品行不端、如何不成才之类。

    宴会结束后独孤皇后出人意料地送给了杨素一份礼物。

    那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金子。

    皇后的目的很明确,让他以帝国重臣的身份说服皇帝——废立太子。

    夺嫡进行时。晋王杨广步步为营、节节胜利,在隋帝国的政治高层建立起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太子杨勇就像壁立千仞的悬崖之上一颗摇摇欲坠的孤独的石头,正无望地等待着命运之手给予他最后的致命一推。

    命运之手其实已经伸过来了。

    杨勇意识到了吗?

    四 杨勇:从太子到废人

    杨勇当然意识到了。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这位隋帝国的皇太子猛然意识到,不管是朝野上下还是宫廷内外,所有人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他。

    尤其是父皇杨坚的目光。杨勇看见那里面有失望、有猜疑、有憎恨、有杀机,却惟独没有他曾经享有过的父爱和信任。

    杨勇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失落、他不甘、他恼怒、他忧惧、他惶惶不可终日……

    可他就是无计可施。

    无计可施的太子开始乱了方寸、昏招频出。他不但命术士大造巫蛊,而且派人刺探皇帝的举止行踪。这一切当然都瞒不过皇帝的眼睛。皇帝故意离开长安住到仁寿宫里,然后命杨素监视东宫。杨素去见太子,略施激将法就把杨勇气得怒形于色、口不择言。于是杨素“如实”向皇帝禀报:“太子满腹怨恨,恐将生变,陛下应严加提防!”

    通过篡位获得天下的隋文帝杨坚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杨坚没有理由不怀疑这个不成器的太子会同样用逼宫或政变的手段来篡夺他的天下。杨素的奏报极大地加深了他的怀疑。为了防患于未然,皇帝随即将东宫卫戍部队中的主要指挥官和精锐悉数调离,只留下一些老弱充充门面;同时在东宫附近的主要街坊安置了众多密探,随时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杨广让手下人买通了杨勇的心腹、东宫宠臣姬威,让他密切监视太子,搜集一切不利于太子的证据,并且软硬兼施地告诉他:“东宫过失,皇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若能上书告发,大富贵唾手可得!”姬威抹着不断从额角冒出的冷汗,不住地点头。数日后,姬威的举报信就递到了杨坚手中。

    天罗地网就这么罩了下来。

    杨勇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晋王杨广的统一战线相当广泛,谁也不知道他在朝中拥有多少心照不宣的同盟。就连皇家天文台台长(太史令)袁充都忧心忡忡地对皇帝说:“臣夜观天象,见太白袭月,此是东宫废退之兆,臣以为皇太子应当废黜!”

    皇帝没好气地说:“天上的异象已经出现很久了!只是大臣们谁也不敢先开这个口罢了。”

    杨坚一直在等百官开口,可这种搞不好就是杀头族诛的口愣是没人敢开。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九月末,杨坚终于忍不住从仁寿宫回来了。他最后一次向群臣发出暗示:“我刚回到京师,按说应该高兴才对,却不知为何反而闷闷不乐。”杨坚说完不断地环视群臣,希望得到预期的回应。

    结果大臣们连一声闷屁都没放。

    许久,吏部尚书牛弘才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臣等没有尽到职责,才让皇上忧心劳苦。”

    这种不咸不淡四平八稳的标准官腔实在不比一声闷屁强多少。

    皇帝的一张脸逐渐从苍白转向铁青,最后变成乌黑。

    看来,还是要老子亲自动手清理门户啊!杨坚忍无可忍地把目光转向倒霉的东宫官属们,开始劈头盖脸地怒斥:“仁寿宫离这里没有多远,可我每次回到京师都不得不严加戒备、如入敌国,你们想想,这是为什么?我近日因为腹泄,只好和衣而卧,本来想居住在靠近厕所的后房,可惟恐随时会有紧急事件发生,不得不住到前殿。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你们这帮人想败坏我的国家吗?!”

    皇帝话音一落,立即下令将东宫总管(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及多名东宫大臣当场逮捕,交由法司审讯。随后命杨素和姬威当众历数太子杨勇的种种过恶。最后杨坚痛心疾首地说:“朕最近阅览《齐书》,每当看见高欢放纵他的儿子便义愤填膺,朕怎么可以效法他呢?!”

    天子的雷霆之怒终于彻底爆发。

    这一天的隋都长安在天子的愤怒中颤栗。一队队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倾巢而出,先是包围东宫,将太子和他的几个儿子软禁;继而在长安坊间展开大搜捕,将太子党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全部拿下诏狱。

    开皇二十年十月初九,一个寒风凛冽的初冬早晨。

    一夜未眠的太子杨勇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见几个天子使臣面无表情地站在他面前。

    他们给他带来了什么?是一条白绢,还是一杯毒鸩?

    杨勇嚅动着双唇,战战兢兢地问:“莫非要杀我了吗?”

    没有人回答。

    片刻之后,鬓发散乱的太子在天子使臣的押送下进入皇宫,脚步踉跄地走上武德殿。杨勇看见宽阔的大殿周围站着一排排军容齐整杀气腾腾的士兵,殿庭的东面站满了文武百官,西面是所有的皇族和宗室成员,皇帝本人则一身戎装端坐于高大的御座上,正用一种冷酷而威严的目光凝视着他。

    瞬间被恐惧攫住的杨勇随即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内史侍郎薛道衡展开诏书,当众宣读: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储副,或有不才,长恶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宠爱,失于至理,致使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系乎上嗣,大业传世,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则居长,情所钟爱,……而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属当安育,虽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并可废为庶人。

    诏书宣读完毕,杨勇的脸色早已苍白如纸。他俯首再拜、磕头谢恩:“臣理当被斩首弃尸于闹市,以为来者戒惕!幸蒙陛下哀怜,得以保全性命……”一言未了,杨勇已经泣不成声。

    整个宣诏仪式进行的过程中,皇帝杨坚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杨勇最后一次在这座庄严的殿堂上向皇帝施了一个隆重的朝礼,然后转身黯然离去。

    他身后的大殿寂然无声。

    人们只能用沉默向这位不幸的废太子表示同情。

    次日,杨勇的长子、前长宁王杨俨向皇帝上书,请求留在皇宫担任禁军侍卫,其辞哀伤恳切。杨坚见信大起恻隐之心。杨素立刻进言:“伏望圣上就像被毒蛇所蜇、不得不壮士断腕一样,不要再起怜悯之意。”

    十月十三日、亦即太子被废四天后,唐令则等前东宫宠臣全部被处以死刑,妻妾子孙籍没为官奴;其他太子党成员一部分被赐自尽,另一部分遭受廷杖、本人连同家眷一起籍没为奴;所有人的田宅财产全部抄没充公。

    一个曾经在帝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集团,就此灰飞烟灭。

    同年十一月初三,隋文帝杨坚下诏,册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

    当天,这位一贯贤明的新太子就向皇帝奏请了两件事:一,东宫所用的官服、车马、器具等等,皆比原来的定制降低一个等级;二,东宫所有官员在太子面前一律不得自称为“臣”。

    皇帝笑着批准了新太子的合理请求。

    是啊,这样的要求太合理了!老皇帝不禁为自己英明的废立举动而深感庆幸,并且为隋帝国终于拥有这样合格的接班人而欣慰不已。

    一个月后,在杨广的大力举荐下,宇文述被任命为太子左卫率。这位政治公关高手终于用他的聪明才智帮助晋王打造了一个中国权力斗争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成功地把自己的政治命运牢牢绑定在这位众望所归的未来天子身上。

    而在稍早的时候,杨素已经因废立之功得到天子赏赐的绸缎三千匹,他的弟弟杨约获赏一千匹。

    杨氏兄弟再次被天上掉下的馅饼准确命中。当然,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并且严格说来,这次砸中他们的也绝不仅仅是数千匹绸缎,而是整个后半生的权力和富贵,是一劳永逸的无穷回报。

    所以,对于像宇文述、杨素、杨约这些通过自身努力而跻身新一届太子党的人来说,人们除了对他们在此次夺嫡行动中表现出的眼光、胆识和能力表示钦佩、对他们所获得的丰厚回报感到羡慕之外,实在也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

    至于新一任太子杨广本人,也不应该受到后世史家过多的诟病和指摘。如果说,传统史家对他的痛恨和批驳主要是因为他挑战并颠覆了嫡长制原则,那么这个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说白了,一个凭借自身能力竞争上岗的人,有什么值得诟病的?如果说,人们对他的指责是因为他在夺嫡过程中进行了种种“道德伪装”和“人格矫饰”,那么这一点同样可以忽略不计。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伪装”和“矫饰”,并且成功地“欺骗”了所有人,这不恰好证明这个人拥有非凡的自制力和卓越的自我包装能力吗?进而言之,一个善于自我包装并成功地把自己推销出去的人,有什么值得指摘的?

    至于说杨广在这场夺嫡行动中是否采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一点恐怕也不是那么好界定的。但是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隋朝这位二皇子的夺嫡手段,起码不会比二十六年后的那位唐朝二皇子更不正当。

    如果说,李世民后来所创造的辉煌盛世不能成为他夺嫡正当性的理由,那么杨广最终的身死国灭同样不能作为他夺嫡不正当的证据。进而言之,作为两个同样成功的竞争上岗者,他们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谁也不比谁更卑鄙!

    换句话说,虽然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把成功保持到了终点,而隋炀帝杨广则功亏一篑、政息人亡,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对他们早年的夺嫡行动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成王败寇”或许是一种人人必须面对而且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但它一旦成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就不仅会造成懒人思维,更会导致强盗逻辑。

    在未来的隋炀帝杨广即将为我们展现出的种种令人争议的政治举措面前,我们同样不准备采用这种懒人思维和强盗逻辑。我们情愿采用一种更合乎常识、或许也是更合乎理性的办法,那就是——就事论事。

    废太子杨勇被囚禁在东宫一片荒凉残破的院落内,由新太子杨广负责严密看管。杨勇在这种骤然失去一切、甚至连最起码的自由都完全丧失的环境中度日如年。他经常呆呆地站在落满积雪的院子里,向着皇帝居住的方向长久地引颈而望,并且喃喃自语。最后杨勇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向杨广提出请求。

    他请求晋见天子,当面陈述自己的冤屈。

    可想而知,废太子的所有请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新太子的断然拒绝。

    杨勇绝望了。

    开皇二十年冬天最后的那些日子,东宫的下人们时常可以听见形同废弃的后院里莫名其妙地传出一些凄厉的呼喊。那些呼喊一声长一声短,飘飘忽忽,时有时无,并且混合在呜咽的北风中日夜飘荡,让东宫的下人们个个觉得毛骨悚然。

    好奇的下人忍不住偷偷跑到后院窥视,眼前的那一幕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披头散发的废太子爬到了一棵掉光了树叶的老树上,伸长着脖颈,头朝着皇宫的方向。他面目枯槁,眼神惊恐而凄惶,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大鸟。

    那些凄厉而含混的呼喊就是从他那嘶哑的喉咙中发出来的。

    没人有兴趣去听他究竟喊了些什么。

    只有杨广听得很清楚。

    他听见这个废人在喊:父皇——我冤——父皇——我冤……

    很快,隋文帝杨坚就收到了太子杨广呈上的奏报。奏疏称:废太子杨勇疯了,而且估计没有痊愈的可能。

    那一年,已届耳顺之年的皇帝杨坚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朝东宫方向的天空投去含义不明的一瞥。没人知道,他是否仍然在想念那个日夜在北风中呼喊的儿子。当然也就没人知道,他眼中是否曾经闪动过一抹苍老的泪光。

    五 杨广“弑父淫母”真相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无疑是杨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崩逝于仁寿宫的大宝殿,终年六十四岁。

    大隋帝国的最高权杖,终于如愿以偿地落到了杨广手上。这一年,杨广三十六岁。十几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为他换来了人世间最辉煌的报偿。

    然而,关于隋文帝之死,其时的长安坊间以及后世的诸多史籍却有很多对杨广不利的传闻和记载。这些传闻和记载把杨坚之死描述得既可疑又神秘,其目的无非是向人们暗示: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而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或者说,是死于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政变,而杨广被认为就是这场政变的主谋。

    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来看看历代官修正史对于杨坚之死是怎样记载的:

    正月二十七日,杨坚抵达仁寿宫。

    正月二十八日,杨坚下诏,将朝廷的财政、赏赐之权以及一切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子杨广。

    四月,杨坚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六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七月初十,杨坚病势突然转沉,紧急召见文武百官。弥留中的杨坚躺在病榻上,用尽最后的气力和他的大臣们一一握手话别。场面无比伤感,君臣皆歔欷不已。

    七月十三日,杨坚死亡。

    上面这些文字见于《隋书?高祖纪》和《资治通鉴?隋纪》。如果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定:隋文帝杨坚死得极为从容和安详。对于把江山交给太子杨广,老皇帝不但没有后悔,而且是带着放心满意的心情撒手西归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临终前肯定跟百官们说了许多“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不要辜负朕之所托”之类的话。

    对此,《隋书?何稠传》中记载的两个细节可资佐证:差不多在杨坚与百官话别的那一天前后,他又召见了自己晚年亲信的大臣何稠,命他负责自己身后的殡葬事宜;随后又召见太子,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说:“何稠此人做事很用心,我已经把后事托付给了他,行事应当和他商量。”

    “托付后事”的细节充分表明临终前的杨坚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心境平和;“揽太子颈”的细节则更加有力地证明:杨坚的爱子之情仍然不减于往日。换句话说,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这个帝国的接班人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杨坚之死的故事梗概和版本之一。《隋书》的主编魏徵及作者颜师古、孔颍达等人又在《隋书?杨素传》和《隋书?后妃列传》中给出了另一个非常详细而且充满了暗示意味的版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也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个版本。

    这是一个绘声绘色、极富香艳色彩也极富阴谋色彩的故事。

    首先在这个故事中闪亮登场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据说是天生聪慧、美丽绝伦的女人。

    这个女人本是陈朝的一位公主、陈宣帝的女儿,陈朝灭后被纳入隋朝后宫,渐获杨坚宠幸。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

    杨坚患病后,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朝廷重臣立刻赶赴仁寿宫,组成了临时内阁。同时太子杨广也奉命入住大宝殿侍奉皇帝。杨广眼见父皇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料定他时日无多,决定早作防备,于是写密信给杨素,向他询问朝廷和百官的情况,并命他作出相应布署,防止朝廷在国丧期间出现动乱。杨素按太子的要求回复了一封密函。不料送信的宫人却误把信送到了皇帝手上。杨坚见信勃然大怒。他还没死,太子和宰相就已经暗中联手在左右帝国政局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无异于谋逆啊!

    杨坚正在气头上,忽然看见他最宠爱的妃子陈氏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杨坚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流着眼泪说:“太子无礼!”然后哀哀戚戚地告诉皇帝,说她早晨如厕时无意中遇见了太子,而太子欲强行非礼她,她拼命抗拒才逃了回来。杨坚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位温良恭俭的太子到头来居然是个衣冠禽兽!杨坚躺在御榻上,用力拍打着床板大骂:“这个畜牲怎么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独孤氏误了我,独孤氏误了我啊!”

    痛定思痛之后,杨坚急召柳述和元岩入内,说:“传召我儿。”柳述等人刚准备去传唤太子,忽然听见皇帝加了一句:“是传杨勇!”柳述和元岩面面相觑,顿时明白了什么,连忙入阁撰写复召杨勇的敕书。杨素听说此事,立刻报告杨广。杨广随即矫诏将柳述和元岩逮捕,关进了大理狱;然后紧急调动东宫军队进驻仁寿宫,命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命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将侍奉皇帝的所有宫女和宦官全部逐出,关在别殿。

    当天,仁寿宫就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由于太子在皇帝死前的那一番异常举动,使得朝廷内外对皇帝之死的真相议论纷纷。

    陈氏和后宫嫔妃听到皇帝宾天的消息,顿时惶惶不安。当天午后,太子使臣带着一个金匣子来见陈氏,说要将这个匣子赐给夫人。匣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太子杨广的亲笔签名。陈氏以为里面是毒药,大为恐惧,一直不敢打开。使者一再催促,陈氏只好战战兢兢地打开匣子。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匣子里的东西不是毒药,而是几个精致的同心结。

    陈氏身边的宫女们又惊又喜,互相说:“这回好了,可免一死了。”

    可陈氏却一脸不悦,背过身去不肯答谢。宫女们一起逼迫她,陈氏才勉强向使者拜了一拜。

    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陈夫人的寝室……

    故事的结局是:杨广把他父亲的这位爱妃、相当于是他后母的陈夫人奸污了。

    《隋书》记载这则“香艳”与“阴谋”故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杨广塑造成一个继“夺嫡”之后又“弑父”、“奸母”、“篡位”的无耻小人、一个禽兽不如的流氓恶棍!

    简言之,就是要把杨广“妖魔化”。

    然而,当我们对史籍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和比对后,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个“妖魔化”故事存在着太多逻辑上的漏洞和硬伤:

    第一:不合常理。

    在杨坚之死的“简易版”中我们看见,“百官话别”、“托付后事”和“揽太子颈”这三个充分表明杨坚父子和睦的关键性细节都是发生在七月初十这一天或者之后的,而此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杨坚本人都已经知道他时日无多,事实上杨坚也的确是在三天后就死了。可见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对于杨广来讲,虽然他距离帝座只剩下最后一小步,但恰恰是这一小步,往往是最危险、也是最艰难的,一着不慎就会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在此情况下,像杨广这么一个善于隐忍并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肯定会比平时表现得更为谨小慎微,甚至会在百官面前亲自为父亲端茶送水、亲尝药石。这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和处事原则。可恰恰相反,“香艳版”中的杨广却在明知道属于父亲的一切很快就将被自己全盘继承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地做出了对他自己最不利的举动——丧心病狂地去非礼陈夫人。

    如果此事属实,那并不能证明杨广好色,只能证明他愚蠢——十足的愚蠢!

    几天后隋朝的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陈夫人!他何苦为了满足一时情欲,葬送自己为之付出了二十年努力的帝业?即使说他已经有把握彻底控制身患重病的父亲,可非礼之事一旦泄露,他就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极端行动。试问,这个一向以精明和谨慎著称的杨广,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宁可用一场危险的政变来夺取本来已经唾手可得的帝位吗?

    很显然,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自相矛盾。

    不但杨广在这个“香艳版”中的表现不合常理,就连这个陈夫人的前后表现也是极度自相矛盾。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陈氏被纳入隋朝后宫为嫔,由于“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当时,“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所以“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这就是说,早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这个陈夫人就已经利用皇帝对他的“独宠”,暗中收受杨广的重金贿赂,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杨广的夺嫡行动。可见,陈氏与杨广的关系早已非同寻常。即便他们不是情人关系,起码也是一对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他们很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其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既然如此,杨广为何早不非礼、晚不非礼,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瞩目的特殊时刻,去非礼这个夺嫡时的政治盟友陈夫人呢?退一步说,即便杨广真的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这个陈氏既然敢在隋文帝还独掌大权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杨广夺嫡,却为何在皇帝已经病危、大权其实已落入杨广手中的时候,反而拒绝杨广的示爱、拒绝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呢?再退一步说,即便陈氏是一个可以出卖一切但就是不能出卖肉体的“贞洁主义者”,即便她拒绝了杨广,但也绝对不可能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原因很简单:万一杨广因她的指控而被皇帝拿下,杨广难道不会出于报复心理而把他们当年通贿夺嫡的丑闻全部捅出来、从而把陈氏也拉下水吗?像陈氏这么一个历经两朝、成功地周旋于皇帝、皇后和藩王之间的绝顶聪明的政治女性,会愚蠢到不知道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将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答案是:陈氏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著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我们的推测,《隋书》为何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换一个角度说,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之初发布讨伐杨广的檄文时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杨广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编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可见,所谓“杨广弑父奸母”的故事并非信史。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还是在官修正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并且流传甚广,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就是“乱臣贼子”、“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对于自己在后世被妖魔化的事实,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一无所知。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杨广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臣民,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激情和梦想就在这一刻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杨广坚信自己很快就能成就一番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六 恶之花:千古争讼大运河

    杨广登基之后,第一时间命杨约缢杀了废太子杨勇。此举让杨广五弟、汉王杨谅顿生唇亡齿寒之感。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八月,时任并州总管的杨谅断然起兵,兵锋直指京师。杨广命杨素发兵数万前往征讨,不到两个月便迅速将其击溃。杨谅请降,被废为庶民,最后幽禁而死。

    至此,杨广四个同父同母的兄弟已经有三个死于非命,均未能得享天年。

    当年,隋文帝杨坚曾经不无自豪地对群臣说:“前朝的天子们,大多沉溺情欲、宠幸姬妾,致使嫡子与庶子为了继承权而争斗不止,所以才有废立太子之事,甚至导致国家危亡。朕别无姬妾,五子乃一母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骨肉手足!所以朕从没有这方面的忧虑。”

    然而,就是这五个“真正的骨肉手足”,却上演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悲剧。其中,长子杨勇和五子杨谅死于杨广之手;而三子秦王杨俊则在较早前被杨坚罢官勒归私邸,最后抑郁而终;四子蜀王杨秀也是被杨坚废为庶民,后遭终生禁锢,一直苟活到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继杨广之后被宇文化及所杀。

    这样的结局对于当年那个因“五子同母”而引以为豪的杨坚来讲,无疑是一个绝妙而无情的讽刺。

    登基的第二年春天,雄心万丈的杨广就把帝国的年号定为“大业”。

    一切都已禁锢得太久。

    一切都已压抑得太久。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深藏在杨广胸中多年的野心、梦想、激情、欲望,乃至对种种唯美与奢华之物的钟爱之情,就像严冬过后突然解冻的河流,又像春天枝头瞬间绽开的蓓蕾一样,开始在满目春光的天地之间尽情地奔涌、骄傲地怒放……

    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杨广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大规模营建东京洛阳。诏令一下,一举投入这个大型建筑工程的工匠民夫就多达二百万人;大江南北的良材美石纷纷运抵洛阳,用以修建显仁宫;广泛搜罗四海之内的嘉木奇卉、珍禽异兽,以装点宫苑园林;同时诏命建成之日,洛阳郊区及天下各州的数万户富商大贾必须迁居洛阳,以充实户口、繁荣东京。

    就在这个隋帝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破土动工仅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随即发布。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淮北各州的男女民工一百多万人,开始夜以继日地开凿“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导谷水、洛水注入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市北)引导黄河水,经荥泽(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注入汴河;继而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的东面引导汴水进入泗水,最终汇入淮河。同时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几万人浚通古邗沟,再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引淮水南下,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市南长江渡口)注入长江。

    至此,这条全长一千一百公里、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被全线灌通。位于淮南的这最后一段造得最为壮观。渠水宽约四十步,两岸修筑御道,遍植杨柳。从大兴(长安)到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沿途建筑的行宫多达四十余所。

    开凿大运河的命令刚刚发布九天之后,杨广再命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前往江南,负责制造大型龙舟及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船舶数万艘。

    大业元年五月,豪华的洛阳西苑开始兴建。此苑方圆二百里,里面开凿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海;人工海上筑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高出水面一百余尺,山上的亭台楼阁星罗棋布。苑北有龙鳞渠,蜿蜒曲折注入人工海。沿龙鳞渠两侧筑有十六座离宫别院,宫门正对波光粼粼的渠水。每院各由一位四品夫人负责管理。十六院中,堂殿楼观鳞次栉比,极尽奢靡华丽之能事。

    西苑建成之后,每逢秋冬时节,苑中树叶凋零,十六院的夫人们就命人用绿色的绸缎剪成树叶形状,点缀在枝头上,一旦褪色,立即更换,所以西苑中一年四季都恍如春天。每当杨广驾临之时,十六院就争相以美酒佳肴博取天子宠幸。杨广总是喜欢在有月亮的晚上,与数千名花枝招展的宫女骑在马上畅游西苑,并亲自谱写《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

    大业元年八月,杨广开始南巡,从洛阳的显仁宫出发前往江都。杨广所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上有四层。最上层有皇帝接见百官的“正殿”,有供皇帝休憩的“内殿”,有供百官办公用的“朝堂”;中间两层共有房间一百二十个,皆用黄金璧玉装饰;下层供宦官宫女居住。皇后萧氏所乘坐的称为“翔螭”,规模比龙舟略小,但装饰毫无二致。其余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外宾乘坐的各种船舶有数千艘,供禁军官兵乘坐以及装载各种物资的还有数千艘。军队船只由士兵自己拉纤、不配民夫,可即便如此,总共动用的拉纤民夫还是多达八万余人。

    这支规模空前的盛大船队首尾相接二百余里,骑兵在两岸护行,水陆各色旌旗迎风招展,与壮丽的山川交相辉映。船队所经州县,五百里范围内的各级官府都要进贡食品,有的州甚至动用了一百辆牛车来装载和运送。各地所献均为精美昂贵的山珍海味,可每次启程之前,还是有大量吃不完的食物被抛弃和掩埋。

    隋炀帝杨广就这么恣意挥洒着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间为他积存下的雄厚的国力、财力和民力。这个一向以恭敬节俭示人、以审慎克己著称的杨广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道接一道的政令让隋帝国的各级官吏应接不暇;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工程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疲于奔命;一次比一次更豪奢的出手不禁让天下人心惊胆战、目瞪口呆。

    原来——这才是真实的杨广!

    二十载的克制和隐忍终于在一夜之间引发了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杨广就被正统史家贴上了“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荒淫无道”的标签,并最终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在杨广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因为在他心中很早就埋藏着许多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的盛世蓝图。一旦君临天下,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并且迫不及待地让它们成为现实。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杨广为什么要营建东京洛阳,并使其取代长安(大兴)成为隋帝国新的政治中心?

    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广刚登基不久,就有一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向他进言:“陛下的命属木,而雍州(京畿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且谶语有言:‘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

    这个术士的一番蛊惑之辞打动了杨广,于是他几天后便下诏营建东京。

    然而,杨广这御极之初第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果真是出于迷信和无知吗?耗费无数人、财、物力重建一个新洛阳,仅仅是因为术士的一句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灌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

    对历史来讲,这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

    大运河似乎什么都是,可它似乎什么也不是。

    如果我们执意要追问:大运河到底是什么?杨广开辟大运河到底是功是过?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运河确实是关乎当时社稷民生的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时期开辟的“广通渠”,地垮南北,横贯东西,沟通了渭水、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的航运。其全线开通之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极大地便利了民众往来、商业流通和国家漕运,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城市开发,繁荣了社会经济,同时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文化融合。诚如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所言:“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然而,无庸讳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万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运河的三期工程,包括营建东京的工程,所征调的数百万民工全部是无偿劳动,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充役。面对官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劳役,百姓们被迫放弃田间生产,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奔赴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而杨广对工程完工的期限又定得很紧。各级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责任内的工程量。所以他们往往不顾民工死活,调动一切手段迫使他们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如果民工们忍受不了这种劳动强度,等待他们的只有鞭子和拳脚。

    体能的严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条件的恶劣,医疗和劳保措施的缺位,这一切共同导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据《资治通鉴?隋纪四》称:“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相望于道。”《隋书?食货志》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

    一群又一群汗尽血干的民工就这么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沟渠内。

    日后,当杨广乘坐大型豪华龙舟从这些民工的白骨上驶过的时候,他除了被自己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所陶醉之外,除了听见乐曲般的潺潺水声从自己的耳中曼妙地流过之外,他是否还能听见那些痛苦无告的灵魂所发出的卑微啜泣?

    他肯定是听不见的,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即便听见了,杨广也会置若罔闻。

    因为,如同蝼蚁一般的万千子民,无法理解杨广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杨广看来,他们其实也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

    唐朝的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皮日休是矛盾的。

    明朝的于慎行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于慎行也是矛盾的。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辟的大运河,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秦始皇与隋炀帝也无一例外地成了“暴君”与“独夫”的代名词。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中国通史》中说:“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

    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大暴政,却催生了后人眼中的两大文明瑰宝。当时使用的手段越是残忍、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昂,所催生的文明瑰宝就越发璀璨、越能吸引后人崇仰的目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恶之花”。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七 隋炀帝的盛世蓝图

    杨广一直在奔驰。

    他一直昂着下巴,目光与天空呈华丽的四十五度角,一刻不停地驾驭着帝国马车风驰电掣地朝前奔驰。

    他似乎不用看也知道,前方就是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人间天堂。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间,杨广除了在内政上完成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巨型工程外,又把自信的目光投向了八荒四夷,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交通西域;继而又经略海外,南平林邑(越南南部),东征流求,宣慰赤土(约在今马来半岛)。中国的赫赫声威一时间远播四夷,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在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来朝,向隋帝国称臣纳贡。

    做这一切的同时,杨广也一直马不停蹄地在这个帝国的四面八方巡视。他最鄙视的就是那些“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的帝王,所以,他要用自己的目光去丈量这个帝国每一寸瑰丽的山河,他要零距离地去感受并触摸自己亲手缔造的宏基伟业,他还要用帝国雄壮而盛大的军容去震慑四夷、鹰扬国威……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第一次下江都。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杨广第一次北巡,经涿郡、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到达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阴山山脉北)。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广二次北巡,从洛阳前往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出塞巡视长城。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杨广西巡,经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过星岭(今青海西宁市北)、出张掖,翻越燕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直抵海拔四千米的祁连山的大斗拔谷,视察了河西走廊上这一战略地位最为突出的重要关隘,同时饱览了由雪山、草地和大漠共同构成的壮丽奇谲的西部风光。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杨广二次下江都。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北上涿郡,为他构划已久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杨广几乎只用了最短的时间就获得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帝王梦寐以求的一切——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国力强盛、四海升平、万邦来朝……

    一种辽阔而巨大的幸福感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

    一幅名为“大业”的盛世蓝图,就这么光芒四射地展现在杨广和所有世人的面前。

    如果杨广就此收手,如果这驾疯狂奔驰的帝国马车就在大业七年适可而止地打住,那么杨广绝对不会成为二世而亡的隋炀帝,从而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如果杨广懂得什么叫居安思危、物极必反,如果他懂得珍惜物力、体恤民情,那么帝国马车绝对不会在短短六年后一头跌入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可惜,杨广之所以是杨广,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一个充满乌托邦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的骄傲帝王!

    杨广之所以在大业七年下决心打一场开国以来最大的战争,就是因为这个独步古今的完美主义者,在那幅接近完美的“大业”蓝图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斑点。

    这个斑点就是——高丽。

    高丽一天不臣服,“大业”就谈不上完美,所以杨广绝不能容忍。

    作为一个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愿望不能满足的天之骄子,作为一个自从登基以来几乎无往不利无所不能的圣明帝王,杨广绝不容许这个东北边陲的蕞尔小国,胆敢挑战大隋帝国宗主国的地位,胆敢蔑视天朝的权威!

    可它偏偏就挑战了、蔑视了……

    早在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国就曾跨过鸭绿江入寇辽西,同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并暗中联络突厥,企图共同对抗隋朝。高丽的军事挑衅严重威胁着隋帝国的边境安全,极大地激怒了隋文帝君臣,举国上下都发出了征服高丽的呼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开皇十八年六月,隋文帝下诏废黜了高丽王高元的王位,命汉王杨谅、尚书左仆射高熲、将军周罗睺等人率水陆军三十万人征讨高丽。

    然而天不佑隋。杨谅的陆军在途中遇到洪水,致使粮道断绝、瘟疫流行;而周罗睺的水军又在海上遭遇风暴,舰船大量沉没。朝廷不得不下令撤军。还没抵达战场,隋朝远征军就已损失大半,回到长安后,伤亡人数竟然达到了十分之八九。这对隋文帝杨坚和整个帝国而言,都不啻于一个奇耻大辱!

    尽管随后高丽王高元为了避免全面战争,不得不遣使谢罪,并上表自称“辽东贱恶如粪土的臣子高元”,但背地里却不甘为隋朝臣藩,一直在暗中拉拢已经归顺隋朝的东突厥。大业三年杨广北巡至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时,碰巧高丽使者也在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遂带着高丽使者一同晋见杨广。

    随同杨广出巡的黄门侍郎裴矩趁机向杨广进谏:“高丽本是商朝末代王孙箕子的封地,在两汉及晋朝年间,都曾经设为郡县,而今却不肯臣服,俨然另成一个国度。先帝意主征伐,由来已久,只因杨谅无能,出师不利。现在正逢陛下盛世,怎能轻易放弃,使衣冠文明之地沦落为化外蛮夷之邦?如今他们的使节亲见启民可汗举国汉化,臣以为可以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迫使高元入朝称臣。”这一番话正中杨广下怀。他随即命人向高丽使者宣诏:“朕因启民可汗诚心归顺帝国,故亲自驾临他的王庭。朕明年将前往涿郡,你回去告诉你们国王,让他前来觐见,不必心存疑虑。朕接待他的礼节,将和启民可汗一样。如果不来朝贡,朕将率领启民可汗,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土巡视!”

    隋朝天子对高丽王国的威逼恐吓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高丽反应冷淡。

    杨广既没有等到高元的入朝觐见,也没有看到高丽王国尽到它应尽的臣藩礼节。

    杨广愤怒了。他决定,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元和他那不堪一击的弹丸小国付出代价——血的代价。

    从大业四年起,杨广就开始积极整顿和扩张军备。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向富人征收捐税,用以购买数量庞大的战马。由于国家在短时间内大量收购,致使每匹战马的价格高达十万钱。同时他还命令有关部门检阅武库中的各种武器、装备和辎重,务求精良新颖,一旦发现粗制滥造,立刻将监造军械的官员斩首。此外,杨广在大业四年下令动工的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东征高丽开辟一条快捷的运输补给线。

    大业七年春天,国内所有的大型工程相继竣工。还没等疲惫不堪的臣民们从虚脱和崩溃的边缘回过头来,杨广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道战争诏书——讨伐高丽。

    二月二十六日总动员令下达:命全国军队不分路途远近一律前往涿郡集结。随后,一道又一道十万火急的敕令从洛阳的显仁宫迅速飞向帝国的四面八方……

    三月,幽州总管元弘嗣便奉命前往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督造三百艘战舰。由于军令严急,监工官吏拼命督促,全体工匠日夜站在水中劳作,片刻不敢休息,致使腰部以下都生出蛆虫,最终死亡人数达到十分之三四。

    四月,奉命北上的江南、淮南水兵一万人、弓箭兵三万人、岭南的短矛突击兵三万人等各地精锐部队络绎不绝地涌向涿郡。

    五月,河南、淮南、江南各郡奉命制造辎重运输车五万辆,前往高阳郡(今河北定州市),用以装载军服、盔甲、帐幕;命令还要求不许使用牛马,而由士兵自己挽拉;同时征调黄河南北的大量民夫随军北上,以供军需。

    七月,再次征调长江和淮河以南的民夫和船只,将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内)和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的粮食运往涿郡,船队首尾相接一千多里。与此同时,满载着军队、武器和攻城器具的大小车辆也日夜不停地在各条道路上穿梭奔驰,途中基本上始终保持着数十万人,道路为之堵塞;时逢盛夏,大量士兵和民夫纷纷倒毙,致使尸体枕籍、恶臭满途,天下为之骚然……

    这驾疯狂奔驰的帝国马车就这样轰轰隆隆地冲上了战争轨道,瞬间变成了一辆喷射着死亡火焰的战车。

    朝野上下都不约而同地预感到,隋帝国很可能最终焚毁在这团歇斯底里的火焰中。

    惟有一个人并不这么认为,他就是隋炀帝杨广。

    此时此刻,杨广依然壮志满怀、成竹在胸。他觉得,只要把盛世蓝图上那个小小的斑点抹掉,他就能以一个千古一帝的完美姿态当之无愧地走进青史了。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四十三岁的隋炀帝杨广站在洛阳,习惯性地用他那华丽的四十五度角仰望帝国的天空。

    他坚信,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必将把他和他的帝国推上前所未有的巅峰。

    他坚信,大业七年必将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最辉煌、也是最值得回忆的一年。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广是对的,大业七年的确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然而,它却不是最辉煌的,而是最黑暗的;它也不是最值得回忆的,而是最不堪回首的。

    因为,大业七年是一个拐点——是杨广和隋朝的一个致命拐点。

    就在这一年冬天,隋末大起义的第一把烽火,由一个叫王薄的人在齐鲁大地上点燃。紧接着,窦建德、杨玄感、李密、翟让、杜伏威、辅公祏、梁师都、刘武周、宋金刚、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宇文化及、王世充、李子通、林士弘、刘黑闼、徐圆朗、高开道等各路英雄和枭雄纷纷登场……

    大隋帝国的天下一瞬间烽火燎原。

    虚幻的盛世蓝图转眼间化为灰烬。

    而笑到最后的英雄,就是杨广的表兄,名叫李渊。七年后,李渊将和他的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一起,强势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颠覆隋朝,定都长安,建立大唐。

    【知识点】隋炀帝时代,中国已经掌握了令后人匪夷所思的“自动化”技术。比如杨广的书房(观文殿),就是一座既庞大又精巧的自动装置:殿中共有书室十四间,殿门悬挂珠帘,上有两个飞仙,只要走到门前轻踩机关,飞仙就会降下,收起珠帘,然后所有房门和书橱门都会自动打开。

    【知识点】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王朝的统治臻于极盛:天下共有190个郡、1225个县,在籍民户达8907536户,人口46019956,国力如日中天。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后,这个辉煌的盛世就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