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夺嫡始末
一 秦王与太子的暗战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东征高丽遭遇惨败，紧接着又在大业九年、十年连续发起远征，最后只换来高丽王高元徒有虚名的一份降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利益。
杨广三征高丽，每次动用军队都达一百余万人，耗尽了民脂民膏，也彻底耗尽了隋朝的国力。一度繁荣强大的隋帝国，就这样被穷兵黩武的杨广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隋书》称，大业末年，“政刑驰紊，贿货公行”，“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饿相食，邑落为墟”，“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旧唐书》称：“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
于是，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不得不揭竿而起，刚刚统一不久的隋帝国再度分崩离析。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渊自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起兵，自号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以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分领左右三军，先后攻克西河（今山西汾阳市）、霍邑（今山西霍县）、临汾（今山西临汾市）、韩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陷隋都长安。
随后，李渊拥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自封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持节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进封唐王。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的别宫中被宇文化及等人诛杀。同年五月，唐王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
李渊虽然在关中称帝，但是各方的割据势力仍然十分强大，遍满天下的兵燹战火一刻也不曾停止燃烧。初生的大唐王朝立刻踏上了扫荡群雄、统一宇内的征途。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唐朝平定薛仁杲（薛举之子），占据陇右；同年，郭子和、李密归降。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平定李轨，占据河西五郡。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大破宋金刚与刘武周，克复并州。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俘窦建德，占据河北；降王世充，占据河南；俘萧铣，占据荆州。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破刘黑闼，占据山东；杀李子通，降杜伏威，灭林士弘，占据江南。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讨平徐圆朗之叛。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杀高开道，占据幽州。
至此，四方群雄皆灭，天下复归一统。
自从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有一个人始终在第一线上浴血奋战，八年中马不停蹄地东征西讨，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功勋。
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武德四年十月，高祖李渊为表彰李世民平定窦建德与王世充之功，拜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并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由于李世民的慧眼识英与知人善任，天下的名士与英雄悉数入其彀中。文臣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号称“十八学士”；武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人。秦王府上精英荟萃、人才济济，使李世民如虎添翼。
武德五年，李世民破刘黑闼后，又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总握全国兵权，一时间威震朝野、势倾天下。
正当秦王李世民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眼里正喷射着嫉妒和愤怒的火焰。
他就是太子李建成。
李渊共有二十二子，其原配皇后窦氏生四子：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元霸早亡，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李建成与李世民二人并驾齐驱，所立战功不相上下，但在第二阶段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无疑是首功之人。所以，早在武德元年十二月李世民平定薛举父子之后，李建成就已经“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就曾因太子“疏骨肉”而对他进行劝谏。到武德三年平定刘武周、武德四年又消灭窦建德与王世充这两大势力之后，李世民的功绩与声望更是远远超越了太子。而且，李世民志在天下的政治抱负也逐渐露出了端倪。
这，不能不让李建成感到严重的威胁和深深的忧惧。
武德五年，未平定刘黑闼之前，太子洗马魏征就跟太子当面挑明了这层利害关系。他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而今刘黑闼逃亡所余，手下不过万人，物资粮草匮乏，若以大军临之，其势定如摧枯拉朽。殿下应该亲自出击以取功名，进而结纳山东豪杰，庶可巩固地位！”
李建成深以为然，立即向高祖请战，随后与齐王李元吉一同出征讨平了刘黑闼。此举或多或少给东宫挣回了一些面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结伴出征后，太子和齐王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把矛头指向了秦王。
在李渊父子打天下的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各自拥兵，形成了三大集团势力。当东宫与秦王的矛盾日益尖锐且渐趋公开化的时候，齐王李元吉究竟站在谁的一边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齐王最终选择了东宫。
最主要的原因，是齐王李元吉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
李世民图谋取代储君，而李元吉也在梦想继承皇位。假如拥戴威望卓著、战功显赫的李世民夺嫡继位，那他李元吉永远也别想有出头之日；而如果是帮助东宫翦除秦王，然后回头再除掉太子，在李元吉看来则是易如反掌之事。
所以，齐王义无反顾地靠向了太子——靠向了他心目中的这副跳板。
太子和齐王开始并肩战斗了。
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他们又千方百计地和高祖的嫔妃们走到了一起。
这些嫔妃为了巩固地位并常保富贵，自然也愿意与太子结盟。更何况，在她们眼中，李世民本来就是一个不近情理之人。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东都洛阳时，高祖就特意让她们去挑一些前朝留下的宝贝。嫔妃们兴冲冲地赶到洛阳，秦王却板着面孔说：“你们来晚了，宝物都登记上缴了！”
从那一刻起，她们就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他好看。所以，嫔妃们和太子一拍即合。
所有反对李世民的力量，就这样悄悄拧成了一股绳。
在高祖李渊面前中伤秦王最有力的，当属张婕妤和尹德妃。
有一次，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立功而赐给他良田数十顷。张婕妤知道后，就向高祖要那块地，说是给她父亲养老。高祖立刻亲手写下赐地的手敕。李神通因为秦王颁令在先，坚持不肯出让。张婕妤就向高祖哭诉说：“皇上赏赐妾父田地，秦王却将田地颁给了李神通。”
李渊勃然大怒，斥责李世民说：“我的手敕还不如你的命令有效吗？”
事后，李渊非常伤感地对左仆射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尹德妃之父名叫尹阿鼠，其为人和名字一样不入流，一贯骄纵蛮横。有一次，尹阿鼠看见杜如晦骑马从他门前经过，就唆使一帮家僮把他拽下马，一边拳打脚踢一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东西？经过我家门口竟敢不下马？”骂完还折断了杜如晦的一根手指头。随后，尹阿鼠又恶人先告状，让尹德妃上奏李渊，说：“秦王的手下欺凌妾家。”
李渊忍无可忍，再次对李世民大发雷霆：“我嫔妃的家人尚且被你的手下欺凌，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李世民急忙分辩，可李渊却充耳不闻。
天下逐渐平定后，高祖李渊就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她不能亲见父皇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黯然神伤，独自垂泪。
宴会结束后，嫔妃们就抓住机会对李渊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正应安心娱乐，可秦王每每独自哭泣，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都不会剩下了！”说着，眼泪就噼噼啪啪掉了下来，边哭还边说：“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必能保全性命。”
李渊看着这群泪人儿，大为感伤，从此日渐疏远李世民，转而亲近建成和元吉。
李世民遭到冷落和排挤，李建成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李元吉对这种局面却很不满意。两个兄长如果相安无事，他就什么好处也捞不着。不让李世民躺下，自己永远也别想靠近帝座半步。
所以，对于利用女人打口水仗这一套，李元吉已经烦透了。他直截了当地对太子说：“我想为大哥亲手杀了他！”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要陪高祖李渊驾临齐王府。李元吉早早就让他的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卧室内，准备刺杀李世民。可在太子看来，齐王这么做也未免太莽撞了。在你自己的府上、在高祖的眼皮底下干这事，即便成功了，你李元吉就算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而我李建成到头来也难逃干系！
所以，太子及时地制止了他。
李元吉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过是为大哥着想罢了，对我自己有何好处？”
二 李建成谋反案：谁是幕后黑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唐王朝的帝京长安，太极宫中到处闪耀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白光。连日来，天子李渊一直感觉自己被灼人的热浪团团包裹着，不仅浑身乏力，而且心情烦躁。除此之外，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时候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无不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并且极度不安。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避暑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去仁智宫避暑散心，纾解一下连日来郁闷烦躁的心境。为此，他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让他们陪同前往，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兄弟仨待在一起，否则他们准得闹事！
李渊觉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这几个小子分开，自己或许就能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他的銮驾刚刚出了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交给都督杨文幹。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位于长安与庆州中途的豳州（今陕西彬县）。不知道为什么，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太子李建成发出同样的指控。
面对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手诏后，东宫立刻乱成了一锅粥。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
李建成思虑再三，最后听从了后者的建议，随即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命随从们留下，仅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面圣。
一见到李渊，李建成立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幹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幹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设想一下：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幹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幹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幹绝对不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幹是太子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幹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幹孤注一掷的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幹，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幹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幹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幹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看看有谁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益，那么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个人。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幹兵变”对谁最有利？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李渊面对杨文幹兵变是如何反应的。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幹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幹的行动等于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把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同灵州（今宁夏灵武市）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幹。
二十六日，也就是杨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
李渊首先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杨文幹这个竖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既然李渊因杨文幹兵变而下定了废黜太子、改立秦王的决心，那么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换言之，这起事件嫌疑最大的幕后推手，无疑就是这些年来一心想要夺嫡的秦王李世民！
要验证这个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考量，那就是：李建成是否真的要谋反？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起兵、河北告急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史书记载，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幹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翦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定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掌握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幹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幹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幹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无非也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在仁智宫中号令四方。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幹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幹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李世民。
正如牛致功先生所称，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和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政治PK中胜出。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就在李世民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幻灭，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前去征讨杨文幹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嫔妃群和重臣封徳彝等人，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才改变主意，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智商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幹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说白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幹起兵一定是太子指使，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储君之位。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只能猜测。但就算是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随后，李渊就命人释放了太子，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把他们全部流放巂州。
就在李渊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幹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幹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幹的军队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幹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谋反案”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了。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这却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毫无疑问，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对李建成来说，既然高祖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并且对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太子是被诬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制造假案的幕后黑手。按照唐律，诬告别人谋反若不属实，诬告者本人是要处以谋反罪的，这就是“反坐法”。可现在倒好，仅仅流放一个秦王府的属官杜淹，秦王本人却安然无恙，丝毫不受惩处，这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在纵容秦王阴谋夺嫡吗？
而对李世民来说，既然高祖已经作出了立他为太子的承诺，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确为秦王府一手炮制，那么高祖就不应该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属官，而应该兑现承诺，立他为储君。所谓天子口中无戏言，堂堂的一国之君怎么能信口开河、出尔反尔呢？再者说，就算太子谋反是假，可杨文幹兵变总是真的吧？杨文幹是东宫旧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给杨文幹私运盔甲更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冲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太子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不痛不痒地流放两个东宫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况杨文幹兵变毕竟是秦王平定的，到头来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责罚，如何能让人心服口服？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换言之，发生在武德七年夏天的这起事件，仅仅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而已。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终将从尔虞我诈的阴谋，演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和杀戮。
三 诡异的夜宴
大唐帝国在貌似平静中度过了两个春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一，长安城的上空阳光明媚，与往日并无不同。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这个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长安的天空上划了过去。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正所谓“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
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短短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亲王，一个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亲王。
李世民很清楚，自己和太子集团迟早会有一战。所以，在最后的PK到来之前，李世民决定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为此，他选择了关东的那个形胜之地——洛阳。
那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将自己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而眼下，为了迎接这场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骁将、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左右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的一举一动，而今这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片言只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张亮事件”总算是有惊而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
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大同小异）：“（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此刻的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二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二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蛟龙入海、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他不过就是一介匹夫，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一些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引而不发，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也许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坐在一起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被放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一场虚构么？
我们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质疑也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是值得推敲的。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所以，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以说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的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缓发”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并不能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后或者一段时期后毒发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会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也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了“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期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显然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的确切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张罗一下、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是“数升”定属虚妄。据医学理论，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大约在38~56升之间，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约占血液总量的50％，超过这个极限就有致命的危险。而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到底是几升呢？2升以下不会用“数升”这种说法，所以至少也该在2~3升以上，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因此绝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时间为何，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个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太子（齐王）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边缘。那些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一个相同的疑虑必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盘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四 李世民的灵魂挣扎秀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房玄龄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廷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啊！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机，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长孙无忌说：“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长孙无忌看见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已经过早地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
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传房玄龄。”
房玄龄来到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忧危，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后，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
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却还是举棋不定。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战报迅速传至长安。
太子和齐王笑了。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脑中成形。
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在座的长孙无忌等人再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
李世民长叹一声，说：“手足骨肉自相残杀，无论古今均属大恶。我诚然知道大祸就在朝夕之间，可总想等到对方先行发难，然后以正义之师加以讨伐，难道不对吗？”
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谁不怕死！如今大家愿意为秦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却安然不以为虑，你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可是朝廷的安危、帝国的前途又怎么办？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左右束手就擒！”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忍不住接着说：“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李世民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我的意见也不能全部推翻，你们再考虑考虑。”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啊，您一直以来训练的八百余名敢死队员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身令下！大王怎么能够中止？”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秦王不诛太子，齐王凶狠暴戾，也决不可能终身服从太子。席间有人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大喜说：“一旦除掉秦王，取东宫可谓易如反掌！”
听到这里，李世民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了一下。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这种永不满足、不断制造祸乱的心态，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王朝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如何事出有因，也无论是出于何种正义，一旦干了，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所以，这不是一个众人如何说服李世民的问题，而是李世民如何说服自己的问题。
在众人目光的聚焦之下，李世民神色冷峻、眉头紧锁。
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每迟疑一刻，灾难就向他们逼近一步。
李世民知道自己最终只有一个选择，可他必须拉长这个选择的过程。无论有意无意，他都要让这种选择变得艰难，至少看上去要显得极其艰难。
众人知道，他并不是心太软，也不是想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他李世民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与其说他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假使舜在挖掘水井时不设法出来而被埋葬，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撮泥土；假使舜在涂刷廪仓时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烧成屋顶的一团灰炭！如何能将恩泽普施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父母用小棍子打，我们就应该接受；父母用大棍子打，我们就应该逃走！因为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众人义正词严地说。
李世民猛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卜卦！”
他不仅需要人间的道德支援，他还想聆听上天的正义召唤。
幕僚张公谨也跟着立起身来，抓起龟壳一下子仍得远远的，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无庸置疑，还卜什么！占卜的结果要是不吉，难道就停止发动？”
至此，李世民才终于下定决心。
当整个选择过程的痛苦和艰难已经完全显示出来后，这场灵魂挣扎秀才算画上了句号。
灼热的太阳在西边天际挣扎了许久，终于无可挽回地朝远方的地平线坠落。
暮色四合。
李世民摒退了所有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并让无忌去传召不久前被李渊逐出秦府、未及参加此次密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关键时刻，他需要这两个满腹韬略的左右手与他一起制订行动计划。
长孙无忌很快就回来了，脸上却写满了沮丧。他转述了房、杜二人的答复：“奉皇上旨意，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今日如果私自晋见，我们必死无疑，所以不敢奉命！”
很显然，房、杜二人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目的是看他有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说完唰的一声抽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刚刚片刻之前，李世民还在彷徨复彷徨，现在反应居然如此强烈，由此也足以看出——倘若李世民不是早已说服了自己，单凭府僚们的怂恿和煽动是不足以让他下定这么大决心的。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再次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大王决心已定，应该前往王府共同策划，但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要分开行动。”
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袍，借以掩人耳目，然后和尉迟敬德分别绕道，从不同方向匆匆赶回秦王府。
当晚，秦王府议事厅中的几盏烛光彻夜不灭，一直燃到了次日天明。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清晨，那颗行踪诡异的太白金星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长安的上空掠过。太史令（天文台长）傅奕用一种无比惊异的目光久久地凝望苍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神色凝重的傅奕迈着急促的步伐匆匆进入太极宫，向李渊呈上了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那一刻，高祖李渊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秦王真有天命，注定要坐这个天下？倘若如此，又要将太子置于何地？
不，这不可能。只要自己还活着，就绝不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极度不安的李渊随即命人传秦王入宫。
武德殿内，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榻上，秦王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地。李渊把傅奕的奏疏猛然扔到秦王面前，瓮声瓮气地说：“自己看吧。”
李世民悄悄瞥了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秦王朗声道。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世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打开秦王的密奏。才看了一眼，他的脸唰地一下全绿了。
淫乱后宫？秦王居然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感血往上冲，脑袋几欲炸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王会来这么一手。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还是你秦王血口喷人、造谣中伤？！
李渊的胸口在剧烈起伏，嘴里不断喘着粗气。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秦王又接着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阋墙之争啊！李渊在心里发出一声长叹。你们兄弟仨，难道真的谁也容不下谁，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吗？！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做一个了断了。就在明天吧……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执重臣，命他们三兄弟入宫当面对质，把事情彻底弄个水落石出。
其实，李渊心里很清楚，不管怎么对质，秦王这场官司基本上是输定了。道理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秦王既然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指控的罪名。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闱丑闻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即便秦王你买通一两个太监或宫女出面指证，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退一步说，就算太子和齐王真的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可除非被你捉奸在床，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
所以，明天的对质说到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这一回，你秦王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就算不治你一个死罪，最低限度也要把你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秦王啊秦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别怪父皇不念父子之情，别怪朕对你下重手！
“明早鞫问，汝宜早参。”李渊扔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一切等到明天就清楚了。李渊愤愤地想。
子夜。长安城万籁俱寂。一轮皎洁的明月孤悬夜空。
高大的玄武门，就像一头巨兽静静地匍匐在如水的月光下。
没有人知道，它正在假寐。
几个时辰后，它就将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醒来。
五 喋血玄武门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十一匹快马就从秦王府直奔太极宫（皇宫）的北正门、亦即宫廷禁军的所在地——玄武门。
马蹄踏破夏夜残留的氤氲，惊起了一树飞鸟。铠甲和刀剑的寒光映入了它们惊慌的瞳孔，空中的鸟儿拍打着凌乱的翅膀四处逃离。
秦王李世民一马当先地朝前飞奔，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十个人。他们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
是日，在玄武门当值的禁军将领常何早早就在宫门接应。秦王等人到达后，立即进入有利地形进行埋伏。
常何是太子李建成的旧部，曾于武德五年跟随太子讨平刘黑闼，但在武德七年就已被李世民收买；同时被收买的玄武门禁军将领，还有敬君弘、吕世衡等人。
太子对此一无所知。他没想到，在这场迟早会来的巅峰对决中，秦王李世民竟然棋先一着控制了玄武门——控制了这个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中枢。
李建成失算了。
与此同时，后宫的张婕妤十万火急地赶到了东宫，把昨夜躲在屏风后偷听到的秦王密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子。李建成立刻通知了齐王。李元吉说：“要马上集结我们的军队随时待命，同时称病不要入朝，静观其变。”
如果李建成听从李元吉的建议，那么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就彻底落空了，而太子和齐王也将就此躲过这场灭顶之灾。然而，李建成太自信了。他以为，曾经骁勇强悍的秦王如今已是一只被翦除了翅膀和利爪的苍鹰，再也无力搏击长空了。所以，太子对齐王露出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说：“卫戍部队都已集结待命，我们大可以放心入朝，关注事态的进展。”
太子的自信和轻敌就此铸成大错。
随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策马走出了东宫。六月的太阳冉冉升起，把长安城的太极宫涂抹得一片辉煌。走到临湖殿时，远远地已经可以望见玄武门城楼上的雉堞。在明媚的阳光下，太子李建成内心忽然产生了一丝阴影。
他说不上是什么。可阴影却在他的胸臆间迅速地弥散开来。
“不妥。” 李建成低声说了一句。
“什么？”旁边的李元吉没听清。
“恐怕有变！”李建成看着李元吉说，浓重的阴影已经弥满了他的双眼。
二人同时拉住缰绳，又几乎同时掉转了马头。就在这一刻，一匹快马突然冲出玄武门，飞快地向他们驰来。马上的人在高声呼叫他们。
这是秦王李世民的声音，可在此刻的太子和齐王听来，却无异于死神的召唤。
还是年轻的齐王反应敏捷。尽管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布满惊惶，可他还是转过身去，飞快地搭弓上箭。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一向自诩勇武的李元吉，一连三次都没能把手上的那张弓拉满，结果三箭射出，都在距秦王一丈开外的地方颓然落地。李元吉惊讶地看着自己不停颤抖的双手，不相信自己在死亡袭来的时候居然变得如此软弱无力。
与此同时，李建成正疯狂地挥动马鞭，带着他的一小队侍从头也不回地朝东宫狂奔而去，试图逃离近在咫尺的死神魔爪。
可是，李建成拍马疾驰的速度显然不会比李世民索命一箭的速度更快。
空中划过一声尖锐的呼啸。
李建成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那一刻，他圆睁的瞳孔恍如惊鸟。
凌厉的一箭不偏不倚地从他的后背没入，然后穿胸而出。李建成低下头，看见殷红的鲜血汩汩而出，在自己的胸口洇散开来，像极了一朵灼灼绽放的红色牡丹。
这是太子李建成在人世间看见的最后一副凄美的图景。
亲手射杀李建成后，李世民忽然感到一阵恍惚，身下的坐骑也随之失去控制，冲进了斜刺的一片小树林。紧接着，李世民被一根树枝绊下马背，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短暂地失去了知觉。
李元吉曾经自以为见惯了流血和死亡，早就祛除了对死神的恐惧，可直到大哥李建成睁着血红的双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时候，李元吉才知道自己错了——原来死亡跟阳光一样无法直视。
就在李元吉愣神的间隙，尉迟敬德已经率领七十余骑冲了过来，箭矢纷纷射向李元吉。他左闪右避，慌乱间被流矢射中，失足坠马。但是李元吉很快又爬了起来，带着箭伤狼狈不堪地窜进身边的小树林，结果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地上的秦王。李元吉怒从心头起，劈手夺过李世民的弓，用弓弦紧紧勒住了他的咽喉。
就在李世民命悬一线之际，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发出厉声叱喝。李元吉无奈地丢掉手中的弓，撒开双腿拼命朝武德殿方向跑去。尉迟敬德纵马追逐，同时不慌不忙地射出一箭。弦声响处，李元吉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面朝尘土颓然仆倒。他的手脚强烈地抽搐了几下，随后便一动不动了。
太子被杀的消息传到东宫，东宫将领冯翊、冯立顿时仰天长叹：“我等岂能在他生时受其恩、而在他死后逃其难呢？”遂与东宫将领薛万彻、齐王府将领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精兵二千人，迅速杀向玄武门。
大兵骤至，情势危急，臂力过人的张公谨未及叫上左右，独自一人关闭了沉重的宫门。
负责防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准备挺身出战，左右劝阻：“事情未见分晓，暂且静观其变，等大兵会集再出战也为时不晚！”
应该说，左右将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秦王虽然一举除掉了太子和齐王，可接下来形势会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所以作壁上观才是最安全的办法。然而，对秦王忠心耿耿的敬君弘并未采纳这个消极观望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与中郎将吕世衡一起率部迎战。可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一番血战之后，敬、吕二将终因寡不敌众而相继阵亡。
冯立、薛万彻等人继续指挥军队猛攻玄武门，战斗极为激烈。薛万彻见部下多有伤亡而宫门久攻不下，马上和士兵们一起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玄武门上的将士大为惶恐。秦王府的精锐都已倾巢出动了，现在守御王府的那些老弱残兵根本没有防御能力，怎么办？
正在众人焦急措手之际，尉迟敬德突然纵马疾驰到东宫和齐王卫队的阵前。
他的手上高高举着两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冯立、薛万彻等人顿时绝望——他们很清楚士兵们看见太子和齐王的首级后会作何反应。
果不其然，尉迟敬德的举动一下子令东宫和齐王的部队士气尽丧，士兵们开始四散逃逸。薛万彻只好带着数十名亲信骑兵逃出长安城，亡命终南山。冯立对部众说：“我斩杀了敬君弘，多少可以回报太子了！”随即解散了军队，独自一人落荒而逃。
按《通鉴》记载，当太子和齐王喋血玄武门、其部众与秦王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高祖李渊正与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人在海池（皇宫内的人工湖）上惬意地泛舟。
天蓝水碧，蝶舞莺啼。
大唐天子李渊仍然在享受一个与往常一样美丽而宁静的早晨。
李渊万万没有料到，他颤颤巍巍端了多年的那碗水已经在这天早晨彻底倾覆了。
舟船缓缓靠岸，高祖李渊和诸位大臣准备去上早朝。那个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尉迟敬德就在这时候走近了海池。他披戴盔甲，手执长矛，身后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脸上带着同一种肃杀的表情，迈着大步径直朝皇帝走来，就像一根尖锐的锥子无情地刺入这个静美的早晨，也狠狠刺伤了高祖李渊的目光。
巨大的震惊与错愕让李渊的脸色瞬间苍白如纸，身边的大臣们也同样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李渊的脑中一片空白。
直觉告诉他——一定有非常严重而且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直到尉迟敬德走到面前跪地叩首，李渊才回过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厉声质问：“今日谁人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
尽管李渊努力要表现出一个天子应有的威严，可他分明听见了自己声音中的颤栗。他不知道这种颤栗究竟是出于震惊和愤怒，还是出于对一种不祥之兆的恐惧。
“回禀皇上，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已率领军队将二人诛杀！惟恐惊动陛下，特意命臣前来护驾。”
果然是意料中的惊天噩耗！
就像一声晴天霹雳在耳边轰然炸响，李渊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晕眩。他的身体摇摇欲倒，左右连忙上前搀扶。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长久以来的担忧和疑惧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在李唐皇族的身上发生，还是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姨父杨坚的覆辙……不，是导致了一场比杨隋皇室更为惨烈的宫廷祸乱和政治灾难！
这一切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自己没有扮演好一个皇帝的角色，还是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是因为太子和齐王不择手段把秦王逼得无路可走，还是秦王处心积虑要夺嫡篡位？抑或这一切兼而有之？
其实，现在追问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就算能够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不也只是徒然加深自己的哀伤和悔恨吗？
李渊感到头痛欲裂。
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惨痛的现实——曾经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曾经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此刻已经像一个被风暴劈打得四分五裂的鸟巢，在狂风骤雨中飘零了一地。李渊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注定要变成一根残破的羽毛，没有了任何分量，也掌控不了方向，只能在秦王划定的轨迹中独自飘荡，最后黯然走向生命的终点……
实际上，这样的命运从眼前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李渊在心里苦笑，尉迟敬德说得好听，护驾！天底下有这么护驾的吗？说白了不就是逼宫吗？！
看着尉迟敬德身上的斑斑血迹，李渊的目光忽然有些迷离。他不知道在那些已经变得乌黑、甚至是有些肮脏的血迹中，哪一簇是太子的，哪一簇又是齐王的？
李渊艰难地把目光从尉迟敬德的身上移开，把脸转向那些宰执重臣，用一种近乎虚脱的声音说：“没料到今日终于发生这种事，诸贤卿认为该怎么办？”
一向倾向于太子的裴寂比皇帝更加惶惑而茫然，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一向同情秦王的陈叔达和萧瑀则斩钉截铁地说：“建成和元吉当初就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多大功劳，并且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才会共同策划对秦王不利的阴谋。秦王今日既已将他们翦除，而且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
此时此刻，老皇帝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们说得对。”李渊喃喃地说，“这正是我的夙愿。”
此时，玄武门的兵戈尚未停息，禁军、秦王卫队与东宫、齐王卫队依然在鏖战不止。尉迟敬德向高祖提出要求，请他颁布一道敕令——命各军一律服从秦王指挥。
李渊很清楚，这是秦王诛杀太子和齐王后必然要走的一步棋。第一步是兵权，第二步是储君之权，而第三步，无疑就是皇权！
这是一个夺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
然而，明知如此，李渊也只能照办。
片刻后，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飞驰出宫，一路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纠缠恶斗的士兵们才陆陆续续放下了武器。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晓谕众将士，惶惶不安的东宫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六 帝国的隐痛
到此，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李唐皇族的血并未流够。
因为斩草还须除根！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既然这场弑兄、杀弟、逼父的流血政变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惯性，把它进一步推向那个无可避免的逻辑终点——屠侄！
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要说残忍，这或许是一种残忍。可是，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每个人都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你绝对无法改变角色固有的规定性。在历史和时代条件圈定的樊笼中，你只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并利用规则，却绝对无力改变规则。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规则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规则之外。进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发生的是“昆明池之变”而非“玄武门之变”，如果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杀掉秦王之后，会不会向秦王的儿子们挥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一旦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就注定在劫难逃！
六月四日这一天午后，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立刻发出了恐惧而绝望的哭嚎。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
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仅仅在蹒跚学步。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高祖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翦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弘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潸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景仰和尊崇，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它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换句话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失落在玄武门的东西，李世民将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岁月去寻找；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李世民也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极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忍。惟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
【知识点】唐朝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四次“玄武门之变”，除了李世民在长安玄武门发动的这次之外，后面三次都发生在洛阳的玄武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五大臣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三思父子；公元710年，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