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开国的三桩悬案
一 陈桥兵变：从天而降的黄袍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大周都城开封。一大清早，喜气洋洋的文武百官就冒着鹅毛大雪匆匆入宫，向年仅七岁的周恭帝拜贺新年。
这一天，朝野上下都沉浸在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然而，一条可怕的消息却在这时候突然传到了京城——镇、定两州同时送来了一条加急战报：辽与北汉正联兵南下，入侵边境。
宫中的喜庆气氛顿时凝固了。
正当朝廷和宫室对此感到惶惶不安的时候，一则令人不安的谣言又在开封的坊间悄悄流传——点检当为天子！
谁是点检？
赵匡胤就是点检。他的官职全称叫“殿前都点检”，手中握有三万名禁军精锐。这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曾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功勋。放眼朝中，出兵御敌的最佳人选只有赵匡胤。
危急时刻，宰相范质和王溥也顾不上理会“点检当为天子”的流言了。他们紧急磋商后，一致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抵御外寇，而不是去相信什么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
当天，赵匡胤就接到了朝廷的命令，让他率领殿前司军北上御敌。
赵匡胤无声地笑了。
依照惯例，大将出征前必须向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辞行。
此时，后周帝国实质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侍卫亲军司副都指挥使韩通。都指挥使李重进不久前已经被赵匡胤用计逐出了朝廷，贬到扬州当节度使，虽然名义上仍兼着都指挥使一职，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帝国的政治核心。所以，此时的韩通就是帝国武装部队的首脑。
大年初一的晚上，赵匡胤策马走向了韩通的府邸。
对赵匡胤来说，这是他不得不迈的一道坎。因为，韩通是一个对后周帝国忠心耿耿的人，而且掌管着六万人的侍卫亲军。只要他对赵匡胤起一丝疑心，赵匡胤的脑袋随时可能落地。可韩通却只是一介武夫，为人刚愎自用、有勇无谋，所以，真正对赵匡胤构成威胁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韩徽。
自从赵匡胤当上殿前都点检以来，足智多谋的韩徽就看出了他的野心，多次力劝父亲除掉赵匡胤。可一贯自负的韩通却置若罔闻。
这天晚上，当赵匡胤迈进韩府的时候，忧心忡忡的韩徽料定这是除掉赵匡胤的最后一个机会，于是再次劝父亲下手。
然而，韩通再次摇了摇头。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赵匡胤。
辞行的礼节非常简短。宾主稍稍寒暄之后，韩通只是例行公事地交待了几句，赵匡胤唯唯诺诺一阵点头，随后就告辞而出。
看着赵匡胤远去的背影，韩徽不住地顿足长叹。
正月初三一大早，赵匡胤率领三万禁军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京城。开封的百姓和朝廷的官员们，依然在震耳欲聋的炮竹声中欢度着新春佳节。
没有人知道，后周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明天就要成为一个新王朝的臣民。
大军刚刚走出城门，一个叫苗训的军中占星师就指着东方的天空说了一句话：“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此天命也！”天上出现了两颗太阳，光与光在交摩激荡，这是天命！
占星师的话很快便传遍军中。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谁都知道这种异常的天象意味着什么。
新年的头三天，大周王朝就出现了三条流言；第一条，“辽师与北汉合兵南下”，显然是说给朝中的大臣听的；第二条，“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是说给京城的百姓听的；第三条，“日下复有一日”，是说给出征的士兵听的。
一环扣一环。每一条消息都发布在了最恰当的时间点上。
一切都貌似偶然。
一切都天衣无缝。
黄昏时分，大军缓缓行至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一声令下，军队就地扎营。
这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夜晚。
士兵们睡意全无，成群地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将校们则齐集一处，振臂高呼：“当今圣上幼弱，我辈即使冲锋陷阵、战死沙场，又有谁知？不如先拥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不迟！”
此刻，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谋臣赵普正坐在军帐中等候事态的发展。军官李处耘感觉火候已到，急入帐中向赵光义禀报。话未说完，一群将校就刀剑出鞘地冲进军帐，高声喊道：“将士们已有定议，准备策立点检为天子！”
赵光义和赵普对视一眼，心照不宣。赵光义站起身来，对将校们说：“改朝换代，虽说是天命，实际上是人心。汝等若能严明军纪，不要放纵士兵劫掠京城的百姓，人心一安，则天下自定，汝等的荣华富贵亦唾手可得！”
众人闻言大喜，纷纷表示同意。
赵光义当即命人快马回京，通知赵匡胤的把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做好准备，待大军回师立刻打开城门。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而此刻的赵匡胤，却在他的大帐中醉卧不醒。
案上杯盘狼籍，赵匡胤鼾声如雷。
这个即将登基称帝的人似乎要籍此向人们表明——对正在发生的这一连串重大事件，他一无所闻，亦一无所知。
众将校全部来到赵匡胤的帐外，静静等待着新王朝第一个黎明的到来。
正月初四，东方刚刚露出一丝曙光，陈桥驿的军营便沸腾了。士兵们的呐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在广袤的原野上汹涌激荡。
将校们握刀持剑，径直闯入赵匡胤的寝帐，声声高呼：“诸将无主，愿立点检为天子！”
睡眼惺忪的赵匡胤慌忙从床上跃起，一脸无辜和惶惑之状。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件鲜艳的黄袍便不由分说地披在了他身上。众将齐刷刷跪倒在地，异口同声高呼万岁。
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就在这一连串戏剧化的情节中诞生了。
计划已经执行到这个环节，当然无须再遮遮掩掩。赵匡胤环视众将，朗声道：“汝等贪图富贵，强立我为天子，我心存感激。倘若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就当这个天子，否则大可另请高明！”
众将高呼：“一定服从命令！”
赵匡胤说：“太后和少帝，我曾北面称臣，朝廷大臣皆与我比肩共事。汝等回京，一不得侵犯宫廷，二不得凌辱大臣，三不得劫掠府库和百姓！服从者均有重赏，不从者一律斩首！”
大军即刻拔营回京。守候在仁和门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望见赵匡胤如期回师，立即打开城门。
对于这支军队的突然重返，开封的百姓都感到无比的惊愕。
在兵变频仍的五代，饱受劫掠之苦的百姓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在他们看来，一场新的兵变就意味着一场新的灾难。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赵匡胤的军队严明整饬，对百姓秋毫无犯。
百姓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帝国宫廷此刻却已乱成了一锅粥。早朝还没结束的文武百官一听到兵变的消息，人人大惊失色，惶恐无措。只有侍卫亲军司副都指挥使韩通一个人作出了反应。他毫不迟疑地飞奔出宫，准备召集军队镇压变乱。
一路上，他不停地痛骂自己，后悔没有听从儿子的计谋。
就在韩通不顾一切策马狂奔的时候，一个人已经从背后紧紧盯上了他。
这是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他老早就守候在宫门外了，只等着韩通的出现。
心急如焚的韩通根本没有意识到身后的这条尾巴。就在他叩开府门的一刹那，王彦升的刀已经从后背刺入，穿透了他的胸膛。随后，韩通的妻子和儿子韩徽也都成了王彦升的刀下之鬼。
宰相范质和王溥直到此刻才明白过来，所谓十万火急的边境战报很可能是假的，而那则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却不幸变成了真的。
范质悔恨交加地抓住王溥的手说：“仓猝遣将，导致了这场兵变，我们有负先帝临终重托，断送了大周天下，罪无可赦啊！”
一样痛悔不已的王溥频频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忽然他感到手上传来一阵锥心的疼痛，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腕几乎被范质的指甲掐出了血。
大军入城之后，众将士直接把赵匡胤推上了明德门。赵匡胤用严厉的神色命令将士解甲归营，自己则回到了都点检的官署，脱下了那一袭尚未具备合法性的黄袍。
将士们当然知道赵匡胤的意思。不就是合法性吗？文武百官和后周的孤儿寡母现如今都是咱砧板上的肉了，要合法性还不容易？
很快，宰相范质和王溥就被凶神恶煞的将校们“请”进了赵匡胤的官署。
赵匡胤一见到两个宰相，忽然涕泗横流，呜咽着说：“我蒙受世宗厚恩，不料却遭到六军逼迫，走到了这一步，无颜面对天地，该如何是好啊？”
范质和王溥望着那一滴滴晶莹剔透的鳄鱼眼泪，还没来得及说话，赵匡胤的部将罗彦瑰便按着剑柄厉声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
范质和王溥面面相觑。
狂澜既倒，大厦将倾，还有转圜的余地吗？还有挽回的可能吗？
王溥不再犹豫，率先退至庭前阶下，伏地叩首。万般无奈的范质紧跟着跪倒在地，二人齐声高呼万岁。随着两位顾命大臣的双膝落地，一个旧王朝也落下了帷幕。
当天下午，皇宫的崇元殿中便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禅位大典。文武百官全部到场、站定班次，翰林学士陶谷从袖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禅位诏书，以周恭帝柴宗训的名义高声宣读：“……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殿前都点检赵某，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烈祖，格于皇天！……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只畏天命！”
年仅二十几岁的后周太后符氏，黯然神伤地走到龙椅旁，牵住了自己七岁儿子的手。
那一刻，符太后的心中天塌地陷。
周恭帝柴宗训睁着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注视着神色哀伤的母后，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宣徽使引着赵匡胤跪在丹墀下，北面拜受禅位诏书。随后由宰相扶着赵匡胤登上丹墀，换上龙袍，佩戴冠冕，即皇帝位，接受群臣拜贺。
同日，废黜周恭帝为郑王，与符氏迁居西宫；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大赦天下。
至此，一场兵不血刃的军事政变终于大功告成。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所有正史都异口同声地把这次政变描述成一个突发事件。
在权力的阴影之下执笔修书的史官们极力要向天下后世表明，此次军事政变是由下级军官偶然发动的，宋太祖赵匡胤之黄袍加身纯属逼不得已。换句话说，这绝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篡位行动。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我们在现有的史籍中至少可以发现如下四大疑点：
第一，赵匡胤出兵之前就在京城中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则流言，究竟是偶然产生的政治谣言，还是有意为之的舆论铺垫？
“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的记载，既见于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见于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否则，开封的老百姓们凭什么断定出师之日会有改朝换代之变？又凭什么断定赵匡胤会当皇帝？并且，紧接着军中又有人传播“日下复有一日”的流言，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一前一后的两则流言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出于政变集团的预谋，是蓄意制造并散布的政治舆论。
正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明?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第二，在这场政变中，后周的文武百官全部安然无恙，唯独韩通一家死于非命。而韩通恰恰是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手中握有六万人的军队。如果他起兵镇压，赵匡胤必定凶多吉少。然而群臣中偏偏只有他被杀了，这难道也是偶然吗？大军回京之前，赵匡胤曾与将士约法三章，命令他们不得杀戮抢掠，违者立斩。军队入城后果然也严守军令。可为什么只有王彦升一人胆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违犯禁令、诛杀韩通一家？而他为何又能在那么恰当的时间点上与韩通相遇？
对此，唯一的解释也只能是：王彦升早已接受了上峰的命令，埋伏在韩通离朝回府的必经之路上，只等着韩通露面后执行斩首行动。杀了他，帝国的武装部队便会全部落进赵匡胤的手中。
第三，赵匡胤发动兵变的契机是因为边境告急，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当他黄袍加身后就若无其事地回京登基，把辽汉联军的大举入侵抛到九霄云外了呢？一个高级军事将领怎么可能对如此重大的军情视而不见？夺取政权固然重要，可抵御外寇巩固新生政权难道就不重要？
对此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辽汉联军在赵匡胤登基之后就自动罢兵、偃旗息鼓。这显然有悖常理。如果说辽汉联军在陈桥兵变之前长驱南下，是因为当时的后周“主少国疑”才趁虚而入，那么赵匡胤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同样存在很多不安定因素，辽汉联军完全可以趁其立足未稳而大举攻宋，怎么可能反而弭兵罢战了呢？所以，剩下的解释就是：镇、定二州的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在谎报军情，目的就是助成赵匡胤发动兵变。
正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清?查初白《敬业堂集》）。
第四，据《宋史?杜太后》载，杜氏在得知儿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不但一点没有惊愕的神色，反而脱口而出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其后一如往常谈笑自若。连老母亲都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可见她事先不可能毫不知情。
因此后人以诗讥讽：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二 斧声烛影：雪夜谋杀案
宋朝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夜。皇宫。
赵匡胤步履匆忙地走向太清阁。一群宦官和宫女一溜小跑地跟在皇帝身后，小心翼翼地交换着困惑的眼神。从伺候皇上用晚膳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发现皇帝有些心神不宁。他的目光频频地向殿外张望，没人知道他在看什么。
此刻，宦官和宫女们屏着呼吸跟随皇帝一口气登上了太清阁的天台。一阵寒风迎面扑来，把皇帝身上那一袭宽大的龙袍吹得猎猎作响。
赵匡胤迫不及待地把目光投向夜空。
好一片星光灿烂。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的天空都是那么干净而晴朗，看不见一丝阴霾。
赵匡胤悬在心间的一颗石头终于落地。
侍从们发现，皇帝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多日不见的笑容，不禁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上苍佑我！赵匡胤眼前浮现出真无道人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庞。
“朕很久以来就想问你一件事了。”春天的某个日子，赵匡胤目光炯炯地盯着真无道人，“朕想知道，朕还有多少寿数？”
真无似笑非笑地看着皇帝。他的眼神似乎在说：“陛下真的想知道？”
赵匡胤不说话，只是一味地盯着他。
真无闭上双目。他的手指在轻微地捻动。片刻后，真无睁开眼睛。皇帝听到了下面这番话：“但看今年十月二十日夜——若晴，陛下尚可活十二年；若不然，大限就在那一晚！”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赵匡胤还是忍不住悚然一惊。
十月二十日夜？
赵匡胤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寿命为何会由某一个夜晚的天气决定。他觉得这种说法匪夷所思，甚至可以说是滑稽。然而，真无道人的口气听上去又是那么笃定，令人不容置疑。
十月二十日夜！
从那一刻起，皇帝的心里就悬起了一颗石头。
终于捱到了这一天。
让人无比庆幸的是——今夜星光灿烂！
此刻的赵匡胤久久地凝望上苍，心情激动不已。
朕还可以活十二年！有了这十二年，朕就可以平定吴越和北汉，最终一统天下，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
赵匡胤相信自己再一次获得了上天的眷宠，就像十六年前神圣的天命曾毫不迟疑地降临到他身上一样。赵匡胤的耳边，仿佛又回响起十六年前六军将士在陈桥驿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天动地的欢呼和呐喊。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赵匡胤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忽然间，赵匡胤感到额头上一阵冰凉。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摸，一片雪花即刻在他手中融化。赵匡胤大惊失色。举目一望，满天璀璨的星光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头顶上只剩下浓墨般的夜空。
赵匡胤的脸色霎时一片苍白。
紧接着，一片又一片的雪花在他眼前簌簌落下。
身旁的宦官和宫女们发现，皇帝的脸色与天气一样陡然发生了巨变，都吓得不知所措。
赵匡胤眉头紧锁，呼吸沉重，然后闷声不响地走下了太清阁的天台。
在这个大雪纷飞、朔风怒吼的深夜，突然接到皇帝传他入宫的诏令，委实让时任开封尹的晋王赵光义有些诧异和惶惑。
赵光义匆忙换上朝服，跟随传令宦官从端门进入了皇帝的寝殿。
皇帝已经命人备好了一桌酒菜。赵光义跪地行礼之后，皇帝一挥手，命令所有侍从全部退出寝殿，然后示意赵光义坐下。
举箸时，赵光义偷偷瞥了一眼，看见皇帝的脸色异常阴郁。
老哥今天是怎么了？
偏殿里，被赶出寝殿的宦官宫女围着火炉不停的暖手。
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这圣上今晚也怪，一会笑一会怒的，还三更半夜把晋王叫进宫来喝酒，真是邪门了！几个宦官小声议论着，不由自主地踱到窗前，朝寝殿的方向张望。
寝殿中的烛光摇曳不定。忽然，晋王的身影在烛光下来回晃动了几下，好像几次离开了坐席，之后又坐了回去。
几个宦官对视了一眼。不知何故，他们的心中竟隐隐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大雪依旧在漫天飞舞。到三更时分，殿庭的雪已足足积了数寸之厚。宦官们依稀看见皇帝站在雪地上，用一把柱斧戳雪击地，然后回头对晋王说：“好做！好做！”
片刻之后，皇帝的寝殿中传出如雷的鼾声，满腹狐疑的宦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各自坐下来打起了盹。
当晚，晋王留宿禁中。
当殿外传来五更梆声的时候，一个宦官猛然清醒过来。他下意识地侧耳倾听，方才还鼾声如雷的寝殿这会儿却悄无声息了。他有些狐疑地摇醒了同伴。
几个宦官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殿庭，轻轻迈进了寝殿。
“皇上……”
“皇上！”
“皇上——皇上——”
几声凄厉的呼喊突然从寝殿飞出，在皇宫的上空迅速荡漾开来。
太祖赵匡胤驾崩了。
是日，晋王赵光义在赵匡胤的灵柩前拜受遗诏，登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就这么死了。
这叫猝死。
这一幕扑朔迷离的“斧声烛影”，来自北宋僧人文莹的私人笔记《续湘山野录》。
文莹大约生活于北宋真宗至神宗时期，曾与其时的官宦名士如丁谓、欧阳修、苏舜钦、王安国等人广为交游，其书中所载，多为宫闱秘闻与君臣轶事。文莹颇具史才，且搜罗广泛，曾收集宋初至神宗朝间二百多家文集，其中不乏一些珍贵史料。可见，文莹的记载虽为野史，但仍然具有较大的真实性。所以，南宋的李焘在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认为：“文莹宜不妄，故特著于此”，遂将上述记载以附注的形式收录于《长编》中。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相对于绘声绘色的民间著述，官修正史对于宋太祖死亡的经过却绝口不提。在《宋史?太祖本纪》中，简略得只有这么一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
官修正史对赵匡胤之死为何如此讳莫如深、惜墨如金？
如此的欲盖弥彰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
关于这桩千古悬案，正史付诸阙如，而私人笔记却有两个不同版本，除了僧人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的记载，另一个版本记录在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
文莹的说法是：赵匡胤死前召赵光义入宫对酌，而暴毙时只有赵光义一人在场。
司马光的说法则是：赵光义并未入宫，赵匡胤死时他仍在自己的府邸中。
文莹写到太祖驾崩便戛然而止，关于赵光义即位只说了一句话：“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而司马光则是从太祖驾崩之后写起，详细记载了赵光义即位的经过。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再度转回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夜，目睹赵光义即位的整个详细过程，看看能否窥见一些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
据司马光记载，这天夜里四更时分，太祖赵匡胤驾崩的消息突然传进后宫。对于年仅二十五岁的孝章皇后来讲，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
白天还好好的皇上，怎么说崩就崩了呢？！
孝章皇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她知道，现在不是困惑的时候，也不是深究真相的时候，更不是呼天抢地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赶紧让四皇子德芳继位。
赵匡胤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德秀和三子德林早亡；次子德昭时任兴元尹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其人远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此刻在京师的皇子，只剩下年仅十八岁的四子德芳了。
皇后当即命内侍都知（宦官总管）王继恩召赵德芳入宫。
王继恩出宫了。他没有乘轿，没带随从，一个人徒步走进了冰天雪地。
之所以独自一人，是因为他不是去召赵德芳，而是去召晋王赵光义。也就是说，他违背了孝章皇后的懿旨。
很快，王继恩便来到了晋王府门前。忽然，他看见门前的台阶上居然坐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御医程德玄。王继恩大为奇怪，急忙问他：“这天寒地冻的，程医官为何大半夜坐在此处？”
程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突然敲我家的门，说是晋王召见，我出去一看，连个鬼影都没有，只好把门关上。不曾想，我刚一进屋，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我打开门，还是没人。如此一连三次。我担心晋王身体不适，只好赶过来看看。”
王继恩满心狐疑，可顾不上去理会他的话是真是假了，眼下赶紧请晋王入宫即位才是正事。于是把皇帝驾崩的消息告诉了他，然后二人一起叩门，进府向晋王禀明了来意。
赵光义一脸惶悚与愕然之状，低着头在前厅来回踱步，片刻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让我与家人商议一下。”说完转身进了内堂。
王继恩与程德玄焦急地等候了许久，始终不见晋王出来，索性进入内堂催促：“事不宜迟！再拖下去，天下将为他人所有了！”
赵光义至此才点头同意，随即与二人徒步踏雪走向皇宫。
入宫之后，王继恩让赵光义在直庐（值班室）等侯，打算先去禀报皇后。程德玄忽然说：“应该直接进去，为何要等？”
王继恩一想也对，于是三人匆匆来到太祖寝殿。殿内的孝章皇后听到脚步声，知道王继恩回来了，心下大喜，高声问：“是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走了进来，面无表情地说：“晋王到了。”
与此同时，赵光义从王继恩身后闪了出来。
那一刻，孝章皇后张大着嘴，完全掩饰不住自己的惊愕。
良久，皇后才无奈地称赵光义为“官家”（宋宗室对皇帝的昵称），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官家了！”
终于等到了这句话。赵光义哽咽着说：“共保富贵，不必担心！”
是日，晋王赵光义即皇帝位。
宋太宗就这么闪亮登场了。
然而，宋太祖赵匡胤的猝死之谜却被深深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
赵匡胤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杀？如果是自然死亡，那么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被人谋杀，凶手是谁？
面对有限的史料和不同的记载，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断定这桩千年悬案的真相。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窥见许多重大的疑点：
第一，如果赵匡胤是自然死亡，正史上必定有患病和医治的记载。但令人遗憾的是，从赵匡胤在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来看，他精力充沛，频繁出巡，还到过西京洛阳，根本没有罹患疾病、御医诊治、大臣探问等等的相关记载。所以，赵匡胤并非死于疾病。那么，是否可能在十月二十日深夜因饮酒过度而猝死，比如脑溢血之类？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赵匡胤是死于突发性疾病，那当然还是属于正常死亡，既然是正常死亡，官方文献为何只字不提他的病情和死因？如此迥异于常的沉默，有时候反而能比语言更有力地说明某些问题。显然，赵匡胤也并非死于突发疾病。
第二，如果赵匡胤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杀，那么，谁具有作案的动机、时间和条件呢？
赵匡胤生前，一直没有把两个皇子中的任何一个立为太子。依据五代惯例，身为晋王兼开封尹的人物就是隐然的继位者，如后周世宗便是。所以，赵光义具备准皇储的地位。可问题是，赵匡胤从来没有公开把他定为正式的皇位继承人。也就是说，赵匡胤仍然随时可能册立太子，以取代赵光义的准皇储地位。（赵匡胤之所以在继承人问题上如此暧昧不清，并不是因为他糊涂，而恰恰显示出他的精明——他可以把主动权随时掌握在手上）。但是这样一来，也必然会导致赵光义的疑忌和恐慌，会刺激他的急躁情绪，更会在客观上迫使赵光义铤而走险，下定抢班夺位的决心——只要除掉赵匡胤，就没有谁比赵光义更有资格和能力继承皇位。所以，赵光义是赵匡胤之死最大的也是当然的受益者。
简而言之，赵光义比任何人都更具备作案动机。
在“斧声烛影”一幕中，宦官和宫女都被赶了出来，赵匡胤死前的最后几个时辰，赵光义是唯一在场的人。所以，他具备充分的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他可以在酒席上趁赵匡胤不备而投毒，也可以在赵匡胤入睡之后，以枕头或棉被之类将其闷毙。赵匡胤一死他就是皇帝，所以他无须担心事后有人验尸看出破绽。
第三，如果我们不采用文莹的记载，那么赵光义是否就没有了作案时间和条件？不。在清人毕沅所著的《续资治通鉴》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记载：“是夕（十月二十日傍晚），帝召晋王入对，夜分乃退。”赵匡胤死的这天傍晚，赵光义曾应召进宫“入对”。显然，帝国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的对话，肯定涉及军国大事，基本上不可能有旁人在场；而且，对话一直到入夜才结束。所以，按此记载，赵光义仍然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打个比方，他完全可能在茶盅或点心之类的东西上投毒，然后从容不迫地告退出宫。
第四，把毕沅的记载和司马光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我们还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当赵光义回到晋王府后，他肯定在焦急不安地等待宫中的消息。这个消息将由谁传达呢？那当然是宫中的宦官总管王继恩。而这一点，恰好也是王继恩敢于自作主张、违背皇后懿旨的原因。也就是说，王继恩本来就是赵光义的眼线。他的任务，就是太祖一旦驾崩，就要立刻出宫禀报晋王。如果再结合医官程德玄当晚的怪异表现，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推测。
当晚，程德玄为何冒着大雪、大半夜傻坐在晋王府门口？他在等什么？程德玄自己的解释很不靠谱。据他自己判断，晋王府的人深夜敲他这个医生的门，是要让他出急诊。既然是急诊，他连夜赶到晋王府后，为何不进去诊病，而是坐在门口傻等、延误患者病情呢？显然，程德玄的解释是在自打嘴巴，这谎扯得过于生硬。真正的答案很可能是：他在等王继恩的消息。
可程德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官，赵光义为什么会派他在门口等候呢？最大的可能是：赵光义对赵匡胤所投的毒药，正是程德玄配制并提供的。所以，程德玄和赵光义一样急于知晓投毒的结果，才会在冰天雪地中彻夜长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记载：“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涑水纪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 程德玄事后的飞黄腾达与荣宠不衰向我们表明：他在赵光义的继位登基中立了大功；换句话说，他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赵光义的政变阴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若不然，一个位卑权轻的普通御医，怎么可能仅仅凭借偶然陪着赵光义入宫一趟便成了功臣呢？这显然不合情理。
第五，关于程德玄与赵光义蓄谋夺位的推测，我们还有一个旁证。这个旁证，是程德玄的一位旧友，名叫马韶。在吕夷简等人编修的《国史?方技传》和《宋史?马韶传》中，我们看见了这么一段记载：“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玄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数日，韶以赦免。”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韶是占星师，也是程德玄的故交，因私习天文之学犯禁，程德玄便与他断交，不让他上门。而在太祖驾崩、赵光义即位的前一天傍晚，屡屡被程德玄拒之门外的马韶忽然造访了程德玄，对晋王次日的登基作出了大胆预言。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说明了马韶的“神机妙算”？或者说明太祖猝死和太宗即位都是不可违背的天意？
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其实，这则记载真正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十月二十日的太祖之死并非出于天意，而是出于人为；太宗即位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早有预谋！我们的推测是：马韶是程德玄的故交，对知根知底，因此很可能窥见了这个政变阴谋的某些蛛丝马迹，才大胆地赌了一把，当面向程德玄挑破，目的是要封口费，或者说从中分一杯羹。在那一刻，程德玄的“惶骇”是可想而知的，他既惊讶于马韶洞悉了他们的阴谋，也担心他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泄露出去，更气愤于他的这种分赃意图。所以他第一时间禀报了晋王，并随后立刻将马韶囚禁。
计划没有被搅乱，次日晋王顺利登基。政变成功之后，马韶的预言不但不成其为一种威胁，反而变成了赵光义秉承天命的证据。换句话说，马韶明显带有分赃意图的这句话，不但不再显得可恶，反而变成了这个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的。所以，马韶理所当然被赦免了，并且在短短的一个月后，就由一个平头百姓摇身一变当上了司天监主簿。
第六，从司马光所记载的赵光义即位的整个过程来看，每个人的言行似乎都显得有些蹊跷，背后似乎都隐藏着什么。当王继恩和程德玄一起进晋王府，把太祖驾崩的消息告诉赵光义并请他即刻入宫时，赵光义的惶恐和犹疑就显得十分做作。而当他进入内室久久不出的时候，王继恩情急之下就说了一句很露骨的话，他说“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实际上就是督促赵光义不要把戏演过头了，以免功亏一篑。随后三人入宫，当王继恩让赵光义先在直庐等候时，程德玄居然说出“便应直前，何待之有！”这样既果断又迫切的话。很显然，程德玄绝不是偶然介入这个事件的。换句话说，他现在不是以一个普通医官的身份说话，而是以政变集团重要成员的身份在发话。倘若不是与赵光义早有默契，程德玄怎么敢如此擅作主张，说出那么果断强硬的话？
另外一个很蹊跷的，就是事发当晚孝章皇后的表现。当她听到太祖驾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召四皇子德芳继位，而不是召具备准皇储地位的赵光义。可见，她对赵光义存有极强的戒备和抵触心理。而当赵光义意外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的反应除了诧异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因此才会央求赵光义保全她和皇子的性命。试问，如果太祖是正常死亡，那么由准皇储赵光义继位就是既合理又合法的，皇后为何敢于擅自打破这种不成文的家法？何况德芳非她所生，不存在母以子贵的想法和抢班夺位的动机。如果赵光义是属于正常即位，她何至于认为自己和皇子都有性命之忧？
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孝章皇后对太祖猝死肯定抱有极大的怀疑，而她虽然不敢断定太祖是被赵光义谋害的，但从她对赵光义的戒备和恐惧心理来看，她的怀疑对象正是赵光义。
第七，赵光义于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就突然宣布改元，将“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如此仓猝而不正常的改元举动，不得不令人感到疑惑。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改元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大典，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皇帝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会改元的，而赵光义却公然违背了这个惯例，说明了什么？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改元之时距离第二年只剩下七、八天了，他为何不等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再名正言顺地改元，而偏要如此迫不及待，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如果赵光义是在正常情况下继位，他怎么可能做出如此荒唐而猴急的举动？
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赵光义是在非正常情况下继位的，强烈的心虚导致他不敢再面对太祖的年号；另一方面，压抑已久的权力意志和统治欲望一旦实现，他就再也不愿面对太祖的年号，甚至连七、八天也等不了。
综观上述疑点，再结合我们分析这些疑点时所依据的逻辑和常识，到最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太祖赵匡胤很有可能死于一场政治谋杀；而凶手，很可能就是他一母同胞的弟弟——太宗赵光义。
三 金匮之盟：宋太宗改造的政治赝品
赵光义登基之后的第六天，便把弟弟赵廷美擢升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把侄子赵德昭擢升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把赵德芳擢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此外，还特意准许两个侄子享有“皇子”的称号。
这个新皇帝似乎在履行“共保富贵”的承诺，对弟弟和两个侄子表现得恩宠有加。让赵廷美当开封尹，就意味着给予他准皇储的地位；让两个侄子加官晋爵，并仍享有“皇子”称号，也就相当于没有排除他们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然而，这终究是假象。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一举消灭了北汉，同年又趁胜北上攻辽。辽军倾巢而出，宋军大败，全线溃退。赵光义乘着一辆驴车仓惶南逃，混乱中与军队走散。等到败退的将士会合后，才发现皇帝已不知去向。众人大恐，估计皇帝凶多吉少，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群龙不能无首，国更不能无主，所以众将商议拥戴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谋划未定，皇帝归营，此事遂不了了之。
然而，赵光义听说此事后却大为不悦，直到回京后仍然耿耿于怀。
当时因为北征不利，所以太宗归朝后对平定北汉的功臣们均没有封赏。朝中和军中皆议论纷纷，认为皇帝处置失当，人心大为不服。赵德昭入宫向皇帝进谏，赵光义突然大发雷霆，怒吼道：“轮到你当了皇帝，再来论功行赏不迟！”
赵德昭闻言，惶恐不已。
回到王府后，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的赵德昭忽然对左右说：“有谁带着刀吗？”
左右面面相觑，回说在王爷府邸中不敢带刀。
赵德昭没有答话，垂着头独自一人走进杂物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众人本来就觉得王爷今日极为异常，如今又把自己锁在杂物间里，许久不见半点动静。众人觉得不妙，撞开门后一看，赵德昭已经躺在血泊之中，脖颈处划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汩汩而出。
赵德昭的手上握着一把水果刀。
听到德昭自刎身亡的消息，太宗赵光义顿时表现得悲痛欲绝，立刻赶到郡王府，扑在赵德昭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边哭边喊：“痴儿啊！何至于此啊！”
赵德昭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无独有偶。赵德昭死后两年，亦即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三月，太祖最后一个在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居然在睡梦中无缘无故暴毙了。太宗赵光义依旧匆匆忙忙地赶到秦王府上，痛哭流涕，哀伤欲绝，并且宣布罢朝五天，以示默哀。
赵德芳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至此，孝章皇后当年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太祖赵匡胤死后不过数年，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便双双身亡。
这难道是偶然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
德昭和德芳死后，赵光义身边有可能威胁他皇位的人，就只剩下他的弟弟赵廷美了。
两个年轻的侄子死得不明不白，时任开封尹并已进封秦王的赵廷美顿时惶惶不安，不知道厄运何时将落到自己头上。
很快，皇帝就出手了。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三月，有官员向皇帝密奏，说：“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赵光义当即罢免了赵廷美的开封尹之职，改任西京洛阳留守。
赵廷美的准皇储地位被剥夺了。
可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四月，刚刚复任宰相不久的赵普再呈密奏，指控宰相卢多逊与赵廷美相互勾结，意欲谋反。赵光义随后下诏，将卢多逊及秦王府的一批官员全部逮捕入狱，命有关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很快，主审官就向皇帝呈上了卢多逊的供状。供词称，卢多逊曾向秦王赵廷美传话说：“愿宫车（太宗）早日晏驾，我好尽心侍奉大王！”而赵廷美的回复是：“卿言正合我意，我何尝不希望宫车早日晏驾！”
人证物证俱在，赵廷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随后，太子太师王溥与七十四名朝臣联名上奏，称：“卢多逊与赵廷美大逆不道，应该立即诛灭，以严明法纪！”太宗随即下诏：削夺卢多逊的官爵，流放崖州（今属海南）；秦王府的有关官吏全部斩首；秦王赵廷美勒归私第。
赵廷美的一切权力均被剥夺，形同软禁。可是，迫害并未就此结束。
五月，赵普又授意开封府官员上奏，说赵廷美虽然谪居西京，却仍不思悔改，满怀怨恨，应该流徙远郡，以防谋逆！太宗再度下诏：贬赵廷美为涪陵县公，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房州地处大巴山区，偏僻荒凉，人烟稀少。赵光义又派人日夜监视，不让赵廷美有任何自由。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时年三十八岁的赵廷美终于在贬所抑郁而终。
当赵光义即位之初，又封赵廷美为开封尹，又把德昭、德芳并称为“皇子”的时候，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肯定会要按这个顺序把皇位传给他们。可结局，却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美妙。
赵光义当初这么做，首先当然是故作高姿态，其次也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在表面上，他必须遵循太祖留下的惯例——当年赵匡胤就没有立太子，而是把赵光义封为晋王、开封尹，赋予了他准皇储的地位。
在此，读者也许都会生出一个问题：赵匡胤当年为什么不把皇位传给儿子，而是隐然有传给弟弟之意呢？这一有悖常理的做法，真是他本人的意愿吗？
不是。这是他母亲杜太后（昭宪太后）的意愿——杜太后在临终前，给子孙留下了一个神秘的政治遗嘱，史称“金匮之盟”。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宋太祖赵匡胤刚刚称帝的第二年夏天。
那是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六月，杜太后病重。赵匡胤亲自侍奉汤药，不离左右。弥留之际，杜太后要交待政治遗嘱，遂召时任宰相的赵普进宫，也就是让他作个见证。
看到赵普进来后，杜太后忽然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为何能得天下吗？”
赵匡胤泣不成声，无言以对。他实在不知道老人家这时候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杜太后不耐烦地说：“我是在和你谈国家大事，你怎么光知道哭呢？”
赵匡胤实在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捡好听的说：“这都是因为祖上和太后积德啊！”
“错！”杜太后用力地说，“这是因为柴荣把帝位传给幼子，天下人心不归附的缘故！倘若周朝有年长的君主，哪能轮到你当皇帝？你和光义都是我生的，你将来要传位给弟弟。四海之大，亿万之众，国有长君，乃社稷之福啊！”
赵匡胤频频点头，哽咽着说：“一定遵从母后的教诲！”
杜太后转过头对赵普说：“你要一同牢记我的话，不可违背。”于是，赵普当即在太后榻前写下了这个重大的盟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三个字，然后将盟书封存在一个金匮中，命谨慎可靠的宫人保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也称“昭宪遗命”、“昭宪顾命”。
这一事件，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和《宋史?杜太后传》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一千年来，似乎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才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盟约的内容是虚饰之说。到了二十世纪，更有张荫麟、吴天墀、邓广铭、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纷纷撰文，怀疑或断定“金匮之盟”是伪造的。其中，以张荫麟的《宋太宗继统考实》最具代表性，该文几乎全盘否定了“金匮之盟”的真实性。
于是，“金匮之盟”便与“陈桥兵变”和“斧声烛影”一样，成了纠结在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的又一桩千年悬案。
综观张荫麟等学者的说法，主要提出了以下几大疑点：
第一，杜太后建隆二年病重时，赵匡胤才三十五岁，正当英年，而当时德昭已经十一岁，太后凭什么断定，将来赵匡胤死的时候，德昭仍然年幼？事实上，到后来赵匡胤死时，德昭已经二十六岁，完全具备入继大统的条件。所以，杜太后要求赵匡胤传弟不传子的遗命不合常理。
第二，既然赵匡胤遵照母命，立下死后传位于弟的盟约，此乃千古罕见之盛德，又事关皇位继承的重大问题，可他为何始终不将其公开，而是秘固深藏，惟恐人知呢？
第三，当赵匡胤暴亡、赵光义仓猝即位，朝野上下众口攸攸的非常时刻，当时的赵普为何不及时公布盟约，以便向天下宣布赵光义即位为帝的根据和合法性，从而消除人们的猜疑，也为自己固权邀宠呢？他何故错失良机、蹉跎数载，直至太平兴国六年才将此盟约公诸于众？
第四，按史载，作此盟约时，知情者只有杜太后、赵匡胤和赵普三人，而在杜太后和赵匡胤相继作古之后，赵普成了唯一的知情人。在这种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谁能保证盟约的真实性呢？而赵光义即使识破盟约是假，但关系到自身利益，也绝不会指证赵普。
根据上述诸多疑点，张荫麟等学者得出结论：“金匮之盟”纯粹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是太平兴国六年，作伪者当为赵普。
“金匮之盟”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发现，张荫麟等学者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
首先，我们来看看杜太后立约的时代背景。她的一生，经历了整个唐末五代。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种，王朝更替形同轮转。五代的十三个帝王，没有一个在位的时间超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仅四年，其中有七个人死于非命。试想，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谁能保证宋太祖不会重蹈前代的复辙呢？谁能保证他能久享帝祚而不是死于非命呢？所以，杜太后一生的经验告诉她，必须确立一个年长的储君，才能保证大宋王朝的帝祚永昌。而在大宋刚刚开国、根基未稳的情况下，万一赵匡胤遭遇不测，年仅十余岁的赵德昭是绝对无法应付的。因此，年已二十几岁且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当然是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其次，如果说“金匮之盟”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政治赝品，那么如何解释赵匡胤始终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甚至终其世连王爵都不封？而与此相反的是，杜太后去世后仅仅一个月，赵匡胤便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后又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按五代惯例，这其实已经赋予了赵光义准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便是晋王兼开封尹。以此看来，赵匡胤正是按照杜太后的遗愿，把弟弟赵光义视为既定的接班人。至于说他迟迟不愿公开盟约的原因，关键是为了随时掌握立储的主动权，必要时也可以传位给儿子。而正是这一点，才导致了赵光义的夺位行动。
既然“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不能断然否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全都集中在了赵普身上。也就是说：赵普为何不在太宗即位时公布盟约，而是要等到太平兴国六年？他的动机是什么？作为唯一的知情人，赵普在时隔二十年后抛出来的这份盟约符合原貌吗？他和太宗是否有可能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联手篡改盟约？
让我们来看看，这份在深宫中沉睡了整整二十年的神秘遗嘱，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以及它出笼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元勋，曾经在赵匡胤开创帝业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有两个原因导致了他在赵光义即位之后被逐出了权力中心。首先，他曾经多次反对太祖立赵光义为继承人，因此与赵光义结下了嫌隙；其次，他历来与朝臣卢多逊不睦，而卢多逊却一直是赵光义的心腹。所以，赵光义即位后立即罢免了赵普的宰相之职，给了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虚衔。随后的几年中，赵普一直郁郁不得志，而且不断遭到时任宰相的卢多逊的排挤和打击。愤愤不平的赵普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时机。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朝中开始有人密奏赵廷美图谋不轨。赵普当即意识到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是在朝会上自告奋勇地向太宗提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实际上就是向太宗伸手要官。可是，他这样一个早已失势、且与皇帝有着甚深旧怨的人，有何资格重回帝国的政治“中枢”和“轴心”呢？
赵普手中的王牌，就是那份沉睡了二十年的“金匮之盟”。
当天退朝后，赵普立刻给皇帝上了一道密奏，向赵光义抱怨说：“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然后，便把当年昭宪顾命的事情和盘托出。赵光义马上在宫中找到了赵普所说的那个金匮，打开之后看到了这份盟约，“遂大感悟”，当即召赵普入宫，发出了这么一句满怀歉意的感叹：“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几天后，赵普果然被擢升为司徒兼侍中，重新回到了帝国权力的“枢轴”。
然后，又过了几天，赵光义忽然向赵普提出了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接下来，皇位应该怎么传？实际上就是在试探赵普，看他是否认为应该把帝位传给赵廷美。
赵普斩钉截铁地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
赵光义听完，非常满意，便任命赵普为宰相，让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相位上。
仅仅半年之后，赵廷美与卢多逊一案爆发，不久二人便先后死于贬所。
赵普总算如愿以偿，既恢复了相权，又整死了老对手卢多逊，而且与皇帝前嫌尽释，获取了前所未有的信任。
太宗赵光义也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替自己的嫡系子孙消灭了所有潜在的皇位争夺者，保证了帝祚的一脉单传。
“金匮之盟”出笼前后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赵光义打开金匮后，得到的仅仅是杜太后命太祖传位给他的遗嘱，那么，对于已经在皇位上坐了五年多的赵光义而言，这份迟到的合法性依据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赵普所提供的原始盟约仅仅如此，身为皇帝的赵光义，会当面向这个历来阻挠他当皇帝的人道歉吗？会如此坦诚地说，自己以前罢黜赵普是一种过错吗？如果他当皇帝是杜太后的遗命，连太祖都不敢违背，那这不是反而证明，当初赵普极力反对赵光义即位是错的吗？这时候道歉的人应该是赵普，怎么可能是赵光义呢？
久经宦海的老政客赵普隐忍了这么多年，如果此刻抛出来的仅仅是这么一份不痛不痒的盟约，他凭什么能重获相权？凭什么能把太宗的股肱之臣卢多逊一举扳倒？不要说他根本做不到，赵光义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做。
那么，这一切不合情理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进而言之，“金匮之盟”的原始内容，难道仅仅是赵光义和赵普所公布的这些吗？
在《宋史?赵廷美传》中，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赵光义和赵普所公布的“金匮之盟”，人们称其为“独传约”，即由太祖传位赵光义，一传而止。而《宋史》和《长编》中所载的，可称其为“三传约”，即太祖传赵光义，赵光义传赵廷美，赵廷美传赵德昭。至此三传，皇位仍回太祖一系，既保证了国有长君，又能让太祖荫及子孙。
至此，“金匮之盟”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一切不合情理、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都有了答案。
正因为原始盟约是“三传约”，所以赵光义即位之初，赵普才不急于打出这张王牌。这正是他的老谋深算之处。试想，太宗刚刚即位，势必不可能马上下手翦除弟弟和两个侄子，他需要作秀，需要时间巩固权力，也需要时间治理内政和发动外战，同时也要等待下手的时机。而赵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愿意过早打出这张牌，因为这是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唯一的政治资本，仓猝出牌或许只能献媚于一时，而不能保富贵于一世。所以他不能草率从事，宁愿选择继续隐忍，和赵光义一样默默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
机会终于出现在太平兴国六年。当赵光义决定动手除掉赵廷美的前一刻，赵普毅然抛出了深藏二十年的“三传约”。
真实的“金匮之盟”出现在这一刻，除了谄媚之外，更多的已经具有了一种要挟的意味。试想，如果赵普孤注一掷独自公开“三传约”，那赵光义就会陷入完全被动的境地，无论如何都要把皇位传给赵廷美了。
赵普当然不愿做出这种两败俱伤的事情，但是他不做，不等于他不能做，也不等于他没有这么做的资本。所以，当赵光义打开金匮后，赫然发现这个对他极为不利的“三传约”时，其惊骇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候，他甚至会感激赵普，因为赵普在整整二十年间一直替他保守着这个惊天的秘密。史籍所载的“遂大感悟”，就是他此刻心境的生动写照。
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皇帝的赵光义才会主动向这个宿敌抛出橄榄枝，并且诚恳地做出道歉，随后又将他擢升。也正因为此，赵光义才会向赵普发出试探：既然你给我看的这份盟约是“三传约”，那依你的意思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如约传给赵廷美？
赵普回答得非常漂亮，既不失自己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立场，同时更加坚定地表明，自己此刻绝对是赵光义的同盟。他说：“太祖当时决定传位给你，已经是一种错误，你现在怎么能犯同样的错误，再把皇位传给廷美呢？”言下之意，“三传约”是错误的，不合理的。
赵普的回答让赵光义非常满意，也再度令他感动不已。所以，他才忍不住跟赵普吐露了一句心里话：“朕几欲诛卿！”也就是说：当时你阻挠我继位时，我连杀你的心都有了，可见我当时多么恨你！而今，我连这种难以启齿的话都跟你坦白了，可见我现在多么信任你！
至此，这对多年的老冤家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为了共同的利益微笑着走到了一起。赵普的宰相之职也终于失而复得。
既然两人都认为“三传约”是不合理的，那要怎么办？
他们对视着，一切都默契于心。
一个字：改！
于是，记载着“三传约”的“金匮之盟”经过赵光义和赵普的篡改，向天下人公布的时候，就变成了“独传约”。最重要的原始内容被删掉了！
所以，半年之后，赵光义和赵普便联手展开了打击赵廷美的行动，直到将他迫害至死。当然，出于利益的交换，赵光义不得不把自己的心腹、也就是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卖了，最终让他和赵廷美一起殉葬。
综上所述，“金匮之盟”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是经过改造的政治赝品。该盟约订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原始内容是“三传约”，目的是既保证国有长君，最后帝位又传回太祖一系；而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公布的“金匮之盟”，则经过了赵光义和赵普的篡改，最重大的改动，就是把“三传约”改成“独传约”，目的是既提供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又除掉其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保证太宗帝位的一脉单传。
【知识点】宋太宗一朝，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都要送给赵光义批阅。也就是说，史官的职责只是记录历史，而皇帝的权力却可以“批改”历史。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历史，早就经过了赵光义的篡改，所以才会给后人留下这么多扑朔迷离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