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始末
一 紫禁城的黄昏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乌云低垂，笼罩着古老的紫禁城。
脸色苍白的光绪皇帝斜倚在宽大的龙椅上，神情有些恍惚。大殿上的文武百官们又在打口水仗了。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个都显得义愤填膺、忧国忧民，可光绪皇帝实在听不清他们都在吵些什么。
他也不想听。
从去年初秋与日本开战以来，大臣们吵得越凶，前线就败得越惨。一封封加急战报像雪片般飞进了紫禁城，可皇帝从头到尾只看见了两个字——沦陷。
最初是朝鲜的牙山和平壤先后沦陷，接着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往后日本人就长驱直入了。在辽东，一路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九连、安东、凤凰城、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相继沦陷；另一路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清朝海、陆军未作任何抵抗就放弃了阵地，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花园口和大连，接着又攻占了旅顺。
再后来，日军联合舰队封锁了威海卫港口，又从山东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占领了南北炮台。泊于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最后全军覆没。威海卫沦陷。
最新的战报说：辽东清军又遭惨败，牛庄、营口、田庄台在六天之内全部沦陷。又有战报说，东南沿海的澎湖也沦陷了。
沦陷。
沦陷！
沦陷……
二十四岁的光绪皇帝始而震惊，继而愤怒，终而麻木。
看着依旧口沫横飞的大臣们，皇帝知道主战派实际上已经没有底气了。他们现在不过是为了面子在死撑而已。
要说主战，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可瞧瞧这一串战报，天朝将士打的这叫什么仗！战无一胜，几无还手之力，就连李鸿章苦心经营整整十年的北洋水师也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仗还怎么打下去？再说了，太后历来反对开战，如今日本人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陵寝重地和宗庙社稷全都危在旦夕！这一切，还不都让她料中了？退一步说，就算前线不败，可太后要是不让打，谁还敢打？！
光绪皇帝站了起来，一身不响地走出了大殿。
背后的争吵声戛然而止。
都这么多天了，李鸿章的电报也该来了吧？
皇帝瞥了一眼头上的天空。
天还是阴着。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一个九州同悲的日子。
这一天，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签定了《马关条约》。
虽然这些日子以来，朝廷和李鸿章之间的电报来来往往，就具体的和约条款已经反复磋商了无数次，按说不管是割地还是赔款都已经让人麻木了，可是一旦条约真的签下来，光绪皇帝还是忍不住感到五内俱焚。
李鸿章电传过来的条约只是几张薄薄的纸，可皇帝这一天却好几次没拿住。
此刻，皇帝再一次从地上拾起失手落下的和约。
他不想看，不忍看，不敢看。
可他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遍。条约的大意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凡有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除。二，中国将以下地方的管理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沿内河自由出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脸上忽然有些痒，光绪皇帝伸手一抹。
他抹下了一把泪水。
早在和约签定的两天前，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中就已有人获知了条约的内容。
为首的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就像一声晴天霹雳轰然炸响在他们的头顶。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立即发动广东的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签条约。湖南的举子们闻风而动，加入了抗议的行列。
然而，就连光绪皇帝都回天乏术了，还有谁能阻挡条约的签定呢？
条约正式签定的消息公开之后，举国震惊，朝野沸腾。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呼声响彻北京城。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广东、湖南、江苏、湖北、陕甘、直隶、山东、台湾等省的举子纷纷汇集到都察院门前，上书请愿。台湾举子更是声泪俱下，痛斥朝廷割让台湾之举。
然而，这种自发的抗议活动除了泄一时之愤外，实在无以挽救时局。康有为和梁启超看着这一幕，一个念头在他们心里萌生：必须将人们组织起来，把这种分散的个人行为转变为一场集会化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和约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变法图强的政治纲领。
接下来的日子，梁启超等人日夜奔走、多方联络，终于在四月六日（4月30日），把十八省的举人全部召集到了宣武门外的松筠庵谏草堂。松筠庵是明臣杨继盛的故居，谏草堂正是杨继盛当年为了弹劾奸相严嵩而起草奏章的地方。康、梁二人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以先贤为榜样，激发人们的报国之志。集会上的举子代表们一致决定，于四月初十（5月4日）召集所有赴京会试的举子，进行一次总请愿。
康有为当即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一万八千余言的上清帝书。随后，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全部在上面签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汉代以公家车马载送应举的人，后来即以“公车”代指入京应试）。这道上书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变法”。这四项是：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这份满载着康、梁等人政治理想的上书递上去了，可都察院却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满腔热血顿时凝固了。
四月初十这一天，集会约定的行动日期也到了。
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北京城似乎比以往更为平静。
各省的举子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朝廷的威胁和打压。在这个本应轰轰烈烈的日子里，他们却默默打点行囊，神色黯然地离开了北京。台湾的举子最后遥望了一眼京城的雉堞，再一次泫然落泪。这一去，他们将不再是煌煌大清帝国的子民，而是苟活在日本殖民地上的卑贱的蝼蚁。
当他们踏上苍凉的归途，身后是大清王朝的落日残阳，前方是一面高高飘扬的太阳旗。
这是还乡吗？
不，这是去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车上书的第二天，康有为竟然金榜题名，高中进士第八名，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
康有为苦笑。此时此刻，再去那龌龊不堪的官场上当一名卑躬屈膝、阿谀逢迎的小吏，对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如今他想的是维新，是变法，是振衰起弊、富国强兵，是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康有为至北京应乡试时，就曾写过《上清帝第一书》，痛陈时弊，呼吁变法，却被守旧派官僚压了下来。这次“公车上书”是《上清帝第二书》，也未能到达皇帝手上。于是这一年的旧历四月底，康有为愤然写下了《上清帝第三书》……
这次上书改变了策略，不再提废约迁都之事，因此终于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阅毕，那苍白的脸上忽然泛起一丝红晕。他立即命阁臣眷抄三份副本，一份呈西太后，一份存乾清宫以备随时御览，一份发各省督抚议处。随后，光绪皇帝颁布了“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和举人才诏”两道谕旨，其中内容多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康有为大受鼓舞，于五月初八（6月30日）再呈《上清帝第四书》。正式向皇帝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亦即采用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可想而知，如此激进的政治主张不可能不引起守旧大臣的愤怒和恐慌。这次上书再度被阻。
然而，光绪皇帝和他身后的帝党集团已经听到了康有为的声音。
他们决定不再让这声音归于沉寂。
这一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个老人突然造访南海会馆，说要找寓居在此的康有为。
会馆的仆人告诉他康先生出去了。
老人大失所望，临走前留下了名字，说务必转告康先生。
仆人听到老人的名字后愣了好一会儿，等他回过神时，老人早已走远了。康有为回来后，仆人既兴奋又神秘地告诉他有客来访。康有为问：谁？
仆人说：翁同龢。
翁同龢？这个天子之师、当朝一品大员、帝党的中坚人物翁同龢，竟然亲自登门拜访一个尚未就任的六品工部主事？！
康有为大感意外，同时也颇为惊喜，随即赶往翁府拜会。宾主落座，稍稍寒暄之后，翁同龢表示要向康有为谢罪。康有为又是一阵诧异，问他何出此言？翁同龢说，早在十年前便已看过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书中提及日本人变法自强后必定觊觎朝鲜和中国。当时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所以没将上书转呈皇上，不想而今一一应验，颇为后悔当初不用康有为之言，感到很惭愧。
翁同龢说完，不等康有为回话，又急切地问：“以先生之见，目下当务之急为何？”
康有为一声长叹：“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何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有十余国。辽台茫茫，四变扰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长此以往，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而今之势，非变法不足以立国！”
这一次促膝长谈，从日暮一直持续到夜深。翁同龢反复询问，康有为侃侃而谈，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康有为请翁同龢敦促皇上立即实行变法。翁同龢长叹一声，说：“与先生虽是第一次谋面，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老夫就和先生说句实话吧，皇上并无实权，而太后又极为猜忌。皇上每当赏赐一些点心给近支的王公大臣，太后必定要将其剖开，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密诏。如今连老夫也被盯上了，只要有客人来访，敝府门口必定有人蹲守窥探。故老夫如今颇不愿见客，实是有难言之隐啊！”
康有为听完，良久无语。
看来，倘若不能出现一个像唐朝张柬之那样的人物来施展雷霆手段，这新政显然是无从措手了。康有为想。
随后的日子里，翁同龢极力向光绪皇帝介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光绪帝颇受启发和触动，遂下定变法的决心。这一年旧历六月，光绪帝与翁同龢草拟了十二道诏敕，准备发布一系列维新政令。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慈禧太后的眼睛。
她很快就撤掉了翁同龢的毓庆宫行走之职。
光绪帝看着那十二道未及发出的诏书，目光迅速恢复了以往的黯淡。
二 “戊戌”年开了个好局
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转眼间就偃旗息鼓、无果而终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站在人来人往的北京街头，看见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大梦未醒的王公大臣和天朝子民们却仿佛视而不见。既然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不可得，那就用舆论宣传来唤醒沉睡的国民，用自下而上的思想运动来影响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康有为和梁启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办报。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第一份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主的报纸《万国公报》正式创刊发行。该报广泛介绍西学，呼吁变法维新，为昧于时代潮流和世界形势的士大夫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康有为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则渐知新法之益”，于是，许多士人“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
有了舆论基础，康有为和梁启超便决定组织学会，缔造自己的政治团体。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多方奔走，在帝党的中坚人物翁同龢、孙家鼐的暗中协助下，由帝党成员文廷式、陈炽出面，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成立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陈炽出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学会的机关报，梁启超和汪大燮任主笔。
强学会的成立一时间震动朝野，各方人物纷纷附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五千金”表示支持；袁世凯、徐世昌、张之洞的亲信丁立均、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亲信张孝谦等人均入会；就连此时人人皆曰可杀的李鸿章也慷慨解囊，捐资两千。可会中诸人却一致拒绝，把他的钱退了回去。李鸿章颜面尽失，大为恼怒。此外，英美公使也纷纷捐赠西书和仪器。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维新运动的影响，康有为南下上海，在张之洞的资助下创办了上海强学会及其会刊。京沪两地遥相呼应，变法维新思潮顿时遍及大江南北，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
此时此刻，颐和园中那个仍然掌握着帝国权柄的老女人，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而那个被强学会搞得恼羞成怒的李鸿章此时正要出使俄国，也扔下一句话：“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官’么？”
随后，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立即上了一道奏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贩卖西学、攻击国体、有悖伦常，请朝廷予以查禁。
慈禧太后正中下怀，马上授意军机处采取行动。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被禁。六天后，张之洞勒令上海强学会解散、《强学报》停办。
京沪两地的学会和报纸虽然遭到了封禁，但是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慈禧及其后党试图把维新运动扼杀于襁褓之中，可他们却无法阻挡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一起创办了《时务报》。该报为旬刊，每期三万余字。年仅二十三岁的梁启超任主笔，每期撰写一篇四千余字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汪洋恣肆、才气纵横，“笔端常带感情”，而且言辞犀利、思想深刻，发前人所未发，一经面世立刻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后来不无自豪地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人评价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时务报》前期，共登载了梁启超的六十余篇文章。除了担任主笔，梁启超还兼任了版务编排、译稿润色、报章校订和最后定稿的大量工作。《时务报》成了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然而，时任报社总经理的汪康年曾是张之洞的幕僚。《时务报》的幕后老板实际上是张之洞。他之所以支持《时务报》，是因为他知道光绪帝倾向于维新，所以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维新事业，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可当他看到梁启超的言论越来越“过激”，而且批判的锋芒直指清政府时，顿时感到触目惊心、无法容忍，于是授意汪康年对梁启超施加压力，钳制他的言论。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启超愤然离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盛情邀请，就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就是在这里，梁启超大力提倡维新和民权思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护国运动期间在云南起兵讨袁的蔡锷将军，此时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年仅16岁，是四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时，云集湖南的维新志士还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他们随后还创立了具有“议会”雏形的“南学会”，并刊行了学会机关报《湘报》。一时间，湖南成了维新运动的大本营，走在了全国前列。
梁启超在沪、湘等地开展维新运动的同时，康有为也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除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还广泛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次月，康有为又抵达桂林，在广西巡抚史念祖的支持下，创办了“圣学会”和《广仁报》。
在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维新思想和集会结社的风气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各种政治性的学会、报馆和新式学堂如同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至1897年底，全国各地已有学会30余个，新式学堂20所，报刊20种。到1898年，已经共计发展到了三百所以上。
维新运动正在高涨，可是民族危机也在逐步加深。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有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出兵强占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康有为闻讯，一夜未眠，仰天痛哭，愤然写下《上清帝第五书》，随后驰赴北京，将奏书送抵工部代呈光绪帝。
又是这个康有为！工部尚书淞溎冷笑着打开奏书：“万国报纸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危言耸听。淞溎蹙着眉头翻过一页。
“……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大逆不道！淞溎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
这这这，这算什么？这康有为肩上到底扛着几个脑袋？胆敢把当今圣上比喻成亡国之君崇祯？！淞溎呼地一声站了起来，反剪双手紧走了几步，忽然转过身来，一把抓起桌上的奏书揉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字纸篓。
奏书呈上如同石沉大海，康有为知道，肯定又被哪个当朝大员给扣了。
时节已近年关，康有为默默地收拾行囊，准备南下返乡过年。
就在此时，翁同龢再次来到了南海会馆。
“请暂缓南行，老夫已向皇上举荐，你很快会被委以重任！”看着翁同龢殷切的目光，康有为的胸中再度热血翻涌。
次日，翁同龢立即授意给事中高燮曾上折举荐康有为。光绪帝准备召见。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马上提出反对：“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
光绪帝脸色一沉。
奕䜣瞥了皇帝一眼，略微沉吟，接着说：“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
这算是折衷，给皇帝留了点面子。
“传朕口谕，由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二（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总理衙门西花厅。
这里将要举行一场非同小可、别开生面的对话。
对话的一方是一帮帝国大员：中堂李鸿章、中堂荣禄、中堂翁同龢、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对话的另一方是一个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
3时整，康有为进来了。
帝国大员们看着这个小个子的南方人迈着既坚定又有些急切的步子走进了“戊戌”年。他们看见，午后的阳光在这个人宽阔的额头上闪烁，也看见阳光把他的背影拖得很长。可他们没有看见，中国近代史上既辉煌又沉重的一幕将从这个人的身上拉开。
一直斜着眼睛的荣禄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话：“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看着荣禄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即如我等现在所坐的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荣禄绷紧嘴唇，一言不答。
“那么，依你看要如何变法？”廖寿恒问。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有为说。
李鸿章无声地冷笑了一下：“照你的说法，难道朝廷六部都要裁撤，祖宗成例都要抛弃吗？”
康有为答道：“如今是列国并立之时，不再是天下一统之世。今日之法律与官制，皆为一统之世的产物。使中国积贫积弱者，皆为这旧时代之法律与官制，当然应该尽撤！即便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方可推行。”
翁同龢看见双方一开场便充满了火药味，连忙岔开话题，问推行新政当如何筹款。康有为说：“如日本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发行印花税，印度实行田税，皆可效法。以中国之大，一旦制度改变，财政收入可以是今天的十倍。”
康有为说完，西花厅陷入短暂的沉默。有人在冷笑，有人在思考，有人在想着要拿哪个棘手的问题考考他。
在这难得的间隙里，康有为决定主动出击了。他不愿再被这些牛皮烘烘的帝国大佬牵着鼻子转。接下来，这场对话变成了康有为的一场个人演说。他侃侃而谈，全面阐述了对于变法的总体构想，内容涉及法律、财政、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海军、陆军等各个领域。最后，康有为说：“日本维新，仿效西法，各种法律制度甚为完备。且其国情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提出自己著有《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可资参考。
在这场即兴演说中，众人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只有一个人中途离席，拂袖而去。
他就是荣禄。
对话一直持续到天黑。康有为走出西花厅的时候，看见天上洒满了璀璨的星光。
“戊戌”年已经开了个好局。康有为想，但愿接下来的维新事业能够结出辉煌的硕果，一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
一颗流星发出耀眼的光芒飞快地划过夜空。
康有为低着头走进漆黑如墨的夜色中。他没有看见那颗一闪而逝的流星。
三 架在皇帝脖子上的四把刀
次日早朝，光绪帝询问昨日之事，翁同龢详尽转述了康有为的变法构想。光绪帝仔细聆听，目光中有一簇微弱的火焰升腾起来。
翁同龢最后又说了一句：“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
站在一旁的恭亲王奕䜣忍不住翻了下白眼。
光绪帝脱口而出：“传朕口谕，召见康有为。”
奕䜣马上站了出来：“臣以为，宜先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
光绪帝瞪了奕䜣一眼，无奈地说：“好吧，那就让康有为写成折子呈上来。还有，朕要看他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光绪帝站了起来，走了两步又转过身，看着奕䜣说：“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不许阻格！”
这一年的正月初七（1月29日），康有为进呈《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总纲：“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在制度局下，分设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矿务局、铁路局、邮政局、会社局、海军局、陆军局等十二局，各司其职，推行新法。此外，在各省开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奏书与《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同呈上后，光绪帝“置于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光绪帝迫不及待地想要召见康有为，无奈奕䜣屡屡阻挠，光绪帝心急如焚。
这一年旧历四月，后党的头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死了。
康有为抓住时机，立即致信翁同龢，敦促皇帝实行变法，同时草拟了两道奏折，以御史杨深秀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上呈皇帝，请求下诏明定国是。光绪帝命庆亲王奕劻将两道奏折转呈慈禧。
奕劻奉命拿上奏书刚要走，光绪帝又叫住了他。奕劻转过身来，听见皇帝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口吻说：“请转告太后，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与我权，我宁可逊位！”
正在颐和园中散步的慈禧听到奕劻转述的话，顿时把刚刚打开的奏折狠狠地掷到地上。
好啊！小崽子的翅膀长硬了，敢跟老娘叫板了！宁可逊位？！想以此要挟老娘，你小子是在做梦！老娘能把你扶上去，就能把你踢下来！
看着脸色铁青的慈禧，奕劻凑上前去，压低声音说：“老佛爷息怒，依奴才之见，先由着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慈禧转念一想，这奕劻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如今朝野上下人人争说变法，康梁逆党日日叫嚣维新，想来这兴风作浪的人也不在少数，倘若不让他们跳出来，老是躲在暗处，指不定哪天真会闹出什么大乱子。还不如让他们出来现现眼，折腾折腾，等到天怒人怨的时候，再一块解决了，也落个清静。
“回去告诉皇上，”慈禧转过身去，继续她未完的散步，边走边给奕劻扔下话说，“就说他想办大事儿，我不阻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举国上下的维新志士欣喜若狂。梁启超说：“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求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人们热切企盼着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能从此焕然一新，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戊戌变法”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百日维新”。
从光绪帝下诏开启新政，到维新运动彻底失败，历时仅一百零三天。
二十五日（6月13日），徐致靖上书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协助皇帝推行新政。光绪帝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当即宣旨于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
年轻的皇帝在紫禁城中踌躇满志地规划着他的宏伟蓝图，目光炯炯地展望着大清帝国的明天。他几乎相信自己已经握住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船舵。尽管这艘船早已千疮百孔，但他有信心把它一一修复，并且让它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快速航行。
至于慈禧这个六十三岁的老舵手此刻在干些什么，他似乎并不在意。
太后不是已经发话了吗？皇上办事，我不阻拦。
年轻的皇帝对这句话毫不怀疑。是啊，太后老了，也该享两天清福了！这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就让朕来一肩挑吧！
可是，光绪错了。
此时此刻，慈禧太后正坐在颐和园昆明湖旁的凉亭里。她并不是在欣赏初生的荷花，而是在颁布懿旨：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这道懿旨是一把刀，它一下就砍断了光绪皇帝的臂膀——把皇帝二十年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翁同龢赶出了朝廷。
接着，慈禧太后颁布了第二道懿旨：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提督等官，亦着一体具折奏谢。
这第二道懿旨是第二把刀，它砍断了维新党人的进身之阶，杜绝了光绪皇帝破格任命维新党人为高级官员的可能性，把帝国二品以上高层官员的人事权紧紧握在慈禧自己的手中。
然后，慈禧太后颁布了第三道懿旨——
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在京觐见，着大学士荣禄暂行署理直隶总督。
这第三道懿旨是第三把刀。因为，直隶总督管辖着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把帝国的精锐部队交到后党的头号人物荣禄手上，也就相当于给了他一把最锋利的刀，准备随时砍向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最后，慈禧太后颁布了第四道懿旨——
本年秋间，朕恭奉皇太后幸天津阅操，着荣禄预备一切。
这第四道懿旨是第四把刀，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以赴天津检阅北洋三军为借口，让荣禄把刀架在光绪的脖子上，迫使他让位，然后由西太后慈禧再度临朝听政。
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的四天后，亦即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的一天前，慈禧命人将这四道懿旨送到了皇帝的面前，让他以天子名义下诏。
年轻的皇帝坐在那张宽大的龙椅上愣了好长时间。
他的脸色显得比以往更为苍白。
最后，他把天子印玺盖在了诏书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新政的旗帜已经在紫禁城的上空呼啦啦地飘卷。他只能扛着旗子往前走。
他没得选择。
可是，对于一个脖子上架着四把刀的人来说，这路能走多远呢？
四 一场历史性的对话
四月二十八日（6月11日），康有为一早就来到颐和园仁寿殿外的朝房内，准备候旨觐见光绪帝。
他一进朝房就看见了一个人。
这真叫冤家路窄。
这个人是荣禄。他因署理直隶总督一职而前来向皇帝谢恩。
荣禄依旧斜着眼睛看他，忽然冒出一句话：“以先生的不世之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说：“非变法无可救时局。”
荣禄嘿嘿笑了一声：“我亦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遽变乎？”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康有为此言一出，两个人的目光迅速绞杀在了一起。此刻，朝房外的太监正高声宣旨传荣禄上殿。荣禄收回目光，点了点头说：“好，很好。”然后掸了掸袖子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深长地看了康有为一眼。
直到三个月后，康有为才知道这长长的一眼意味着什么。
荣禄退出后，康有为上殿。
这一对神交已久的君臣终于见面了。
光绪皇帝的长相在康有为的意料之中，也在他的意料之外。皇帝前额饱满，双眉清秀，目光安详而有神，鼻梁端正挺拔，嘴唇很薄，嘴角微微上扬，看上去的确有人君之相。可是康有为也注意到了，他的脸色过于苍白，神情虽然高贵却略带忧郁，面容俊秀儒雅却无人君之威。
康有为行礼之后，皇帝赐座，问了他的年岁出身，语气柔软而倦怠。康有为的心底忽然闪过一丝细微的失望。可他很快就抛开这个念头，开门见山地对皇帝说：“四夷交迫，分割渐至，我中国覆亡无日！”
光绪轻叹了一声：“都是那些守旧者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方就在此。既然守旧只能导致祸败，那么非变法维新便不能自强！”
光绪点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
光绪：“拆而更筑？！”
康有为点头说：“今数十年诸多大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所谓变法，须自制度与法律先为改定。今所言之变法，是变事而已，非真正之变法！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光绪频频点头。
可康有为看见皇帝的目光忽明忽暗。
康有为用手拭去额上因激动而沁出的汗珠，接着说：“臣于变法之事，曾辑考各国变法之原由及曲折之过程，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切实可行。章程条理，皆已具备，倘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只待推行而已！西方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变法图强，在一反掌间耳！”
光绪的的脸上逐渐泛起血色，可转眼间便又消褪下去。他说：“不错，你讲的条理甚详。”
康有为注视着皇帝的表情，说：“皇上圣明，既然有见于此，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以坐致割弱呢？”
光绪想起昨日的四道懿旨，瞥了一眼殿门口的那道布帘，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奈何有人挚肘，朕放不开手脚啊！”
光绪挪动了一下身子，康有为看见这个苍白而忧郁的皇帝仿佛笼罩在一片巨大而浓重的阴影中。
他知道，那阴影来自西太后。
康有为在内心长叹一声，沉默片刻，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但若能扼要地推行一些大政，亦可以救中国。不过如今的大臣们老迈守旧，不知西方富强之由，皇上若依靠他们变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光绪：“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尽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有为：“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不必尽去之也。”
光绪说：“不错。”
康有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光绪黯然神伤，说：“是啊，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皇上既知八股之害，是否可以废除？”
光绪：“可以。”
康有为：“皇上既然以为可废，应自行下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予以驳回。”
光绪首肯，然后又就筹款、译书、留学、游历等事与康有为谈了许久。
这一场君臣之间的对话整整持续了“十刻钟”（两个半小时），为“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
数日后，光绪帝下诏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即直接上书皇帝，不须由官员代递。不久后，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给他六品衔，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
光绪帝迫于后党和守旧大臣的压力，虽然只给了他们六品衔参预新政，但是毕竟为康有为争取了一个“专折奏事”之权。自此，康、梁等人当之无愧地成为皇帝的智囊和新政的思想库。在新政期间，康有为充分利用手中仅有的奏事之权，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其他维新官员的名义呈上的奏折，前后共计47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指导着变法的走向，为戊戌新政提供了全面的施政纲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勾画出了一幅革旧布新、富国强民的宏伟蓝图。在此基础上，光绪皇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从颁布《明定国是诏》到戊戌政变爆发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其所颁发的新政谕旨达280多件，平均一天2~3件，创下了清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记录。
然而，几乎是从变法的第一天开始，年轻的皇帝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
对于新政，皇帝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而守旧势力则摆出了寸步不让的架式。
皇帝毅然决然地宣战了。
他决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终将血流满地的PK。
五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一场较量的第一回合是“废八股”。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次日，立即准备下旨废除“八股”。时任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刚毅当即表示反对：“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
光绪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
刚毅毫不示弱：“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皇上细思！”
光绪勃然大怒：“汝欲阻挠我耶？！”
刚毅看着脸色铁青的皇帝，第一次感受到了天子的雷霆之怒，只好闭嘴。过了一会，刚毅打出了王牌，说：“此事重大，愿皇上请太后懿旨。”
请太后懿旨？
光绪瞪着刚毅，一股勃勃之气忽然间烟消云散。想说什么，可终于没说出来。片刻之后，刚毅看见皇帝颓然地点了点头。
五月初二，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太后懿旨废除“八股”。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西太后慈禧居然同意了。
年轻的皇帝喜出望外地拜谢而去。
慈禧看着皇帝远去的背影，嘴角掠过一抹冷笑。
跳吧，小子尽管跳吧！这八股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东西，是天下士人的命根子，你却一朝把它砍断。这很好，太好了！不让你这么干，又怎么能让你惹来天怒人怨呢？不让你这么干，老娘又怎么能顺应天意人心，把你和康梁逆党一网打尽呢？！
五月初五，光绪帝正式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时间，举国哗然。维新人士欢呼雀跃，可天下士人却如丧考妣。梁启超说：“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然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欧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据康有为自己说，当时北京城内的士人们甚至想雇刺客暗杀他，朋友劝他雇几个保镖防身，而且最好深居简出，以免性命之忧。
第一回合，皇帝和维新党人表面上好像是赢了。
可他们真的赢了吗？
第二回合围绕着“制度局”展开。
光绪帝在正月阅毕康有为关于开设制度局的上书后，就把这件事交给总理衙门议处，可一直眼巴巴地等到五月，仍然不见任何回复。皇帝震怒，下令即日作出决议。几天后，大臣们的回复呈了上来，把这个奏议驳得体无完肤，给予了彻底否决。皇帝立即召见倾向于维新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当廷怒斥：“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张荫桓面露难色地说：“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交军机处复议。”
光绪帝无奈，只好命军机处再议。军机大臣们接到奏议后冷笑不已：这康梁逆党不是明摆着要夺权吗？有人当即扬言：“开制度局是废军机也！我等宁可逆旨，必不可开。”军机处复议的结果自然是：彻底否决。光绪帝怒不可遏，朱笔一挥：再议！
军机大臣王文韶对同僚说：“皇上一意听从康有为，决心已定，我等如若全盘否决，万一皇上径直下诏开制度局，我等反而无权，不如略加敷衍，草草行之。”众人深以为然，于是故意拖延到了六月初，才挑了些细枝末节表示予以推行，算是作出了让步，但总体上仍然否决。
皇帝无可奈何。
因为军机处的后面站着慈禧。
他本来把奏议交到总理衙门就是想绕开慈禧，“借廷臣之议以行之”，可没想到绕了一圈最后还是撞在了南墙上。
结果，从新政开始到最后政变爆发，康有为的“制度局”一天也没有实施过，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张漂亮的规划图。
第二回合，皇帝失败。
第三回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擢升军机四章京。
这是光绪帝孤注一掷对后党展开的全面反击。
从五月开始，光绪帝雷厉风行地发出一道又一道诏书，命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等新政。然而，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在认真执行外，各地方大员无不敷衍塞责，因循观望，都把皇帝的诏书视为一纸空文。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五月份收到诏令，直到六、七月间仍无一字回复。光绪帝命人电旨催问，刘坤一回电说，仍未收到朝廷部令，一句话应付了事，而谭钟麟竟然置若罔闻，连电报都不回。
光绪帝大为震怒。
他终于意识到——不拿几个守旧派开刀，这新政就纯粹是徒有虚名。为此，他断然抛弃了康有为“勿黜旧大臣，惟渐擢小臣”的告诫，决定寻找机会展开对守旧派的反击。
机会终于出现了。
七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求光绪帝赴日本实地考察，吸收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奏书由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代递。二尚书不但拒绝代递，而且态度粗暴地把奏书掷还王照。王照不服，数日后再度呈上，左侍郎堃岫和右侍郎溥頲再度拒绝。王照大怒，扬言若礼部不代递就转交都察院，堃岫和溥頲不得不接下奏书。但许应骙随后立即向王照发出弹劾，说日本素多刺客，王照此议是将皇上陷之险地，用心不轨，还公然咆哮公堂。
光绪帝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向这帮守旧势力开刀。七月十九（9月4日），皇帝突然下诏，以“蔽塞言路”为由，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頲、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六人之职，同时表彰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一石激起千层浪。
紫禁城的衮衮诸公们一下子全都傻眼了。
堂堂的礼部六堂官，说革就给革了？这皇上是不是有病？如此任意妄为，还有把老佛爷放在眼里吗？！
当天，怀塔布等人就带着数十名朝臣跑到颐和园，跪倒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大骂皇帝变乱祖宗家法，请太后出来主持公道，再次临朝听政。
慈禧看着这些哭天抢地的大臣们，忽然笑了。
什么叫天怒人怨？
这就叫天怒人怨！
小子！你尽管折腾吧，看你还能折腾几天！秋天不是快来了吗？到时候到了天津，咱新帐老帐一起算！
让大臣们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罢黜六堂官的第二天，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这军机四章京的品秩虽然不高，可“参预新政”四个字就是赋予了他们实权，这四个人入主军机处，就等于把原来那些军机大臣们架空了。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话说，这“参预新政”就相当于唐宋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拥有宰相之权。
大臣们瞠目结舌。后党们咬牙切齿。
在他们眼里，皇帝这是在倒行逆施！
四个六品以下的候补小吏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宰相之权，而那些一品大员、堂堂的帝国元老突然间就全部靠边站，这不是倒行逆施是什么？！
由于这道诏令颁发得太过突然，以至于四章京到军机处报道的时候，连办公桌椅都没来得及准备。军机处的办公桌案是满汉分开的。四章京走到“汉案”时，汉臣们就说：“我们这是办旧政的，你们办新政的请找别的地儿。”而当他们走到“满案”时，满臣们就说：“我们是满人，你们汉人干嘛来这搀和？”
这是旧人们在对新贵们表示愤慨。可是，连宰相之权都有了，这办公桌椅还是问题吗？没过多久，崭新的办公桌椅就摆进来了。
旧人们气得吹胡子瞪眼。
他们可不是在嫉妒那些崭新的桌椅，他们是在纳闷：老佛爷难道是老糊涂了吗？她怎么就能让皇帝这么为所欲为呢？
这些日子，颐和园里的老佛爷可没闲着，她忙得很。
她听庆亲王奕劻说，皇帝放出话了：“朕誓死不往天津！”
成，不去也成，别以为你不去老娘就拿你没辙！这紫禁城还是老娘的天下，在这儿老娘也照样拿你！
命荣禄控制了北洋三军后不久，慈禧便任命刑部尚书崇礼兼任步军统领，掌控了北京城的卫戍部队。怀塔部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后，她便命他暂时负责颐和园的禁卫事务。此外，她还命兵部尚书刚毅亲自统领禁卫军健锐营。
七月中旬，慈禧命荣禄突然调动聂士成的武毅军驻防天津的陈家沟，防备曾参加过“强学会”的袁世凯；调动董福祥的甘军驻防北京彰义门外四十里的长升店，以备随时发兵入京。
就在皇帝忙着新政的这一百天里，老佛爷已经给光绪帝和维新党人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什么时候剁掉这些砧板上的肉，全凭她一句话。
秋风乍起，紫禁城上空阴霾漫卷。
一道闪电突然划破长空。
浓密的乌云被撕裂了，可很快便又聚拢过来，沉沉地压住了紫禁城的飞檐。
要变天了。京城的百姓缩了缩脖子说。
六 这天说变就变了
七月二十九（9月14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一天，年轻的皇帝发现老太婆的神色有些异常。
老太婆目光如刀，让他不寒而栗。
皇帝预感到了灾难的降临。回宫后，光绪立刻写了一道密诏，让杨锐火速出宫交与康有为。诏书写道：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到密诏，恸哭不已。
形势已经极度恶化，皇帝和维新党人全都危在旦夕。可是，这是一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皇帝，这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
怎么办？
面对后党的武力威胁，只有以武力对抗。
可是，武力在哪里？情急之下，众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袁世凯。
可问题是，这个人值得信赖吗？
康有为环视众人，说：可以。
众人对视一眼，一齐把怀疑的目光抛向康有为。
康有为说：“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吾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且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众人面面相觑。事到如今，除了相信袁世凯，还能相信谁？
当天，谭嗣同立即呈上密奏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八月初一（9月16日），皇帝紧急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侍郎，令专办练兵事宜。袁世凯受宠若惊的同时不免满腹狐疑。没想到第二天皇帝又召见了他，暗示他不须受荣禄节制，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应随时入京觐见。
袁世凯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站在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原来这顶从天而降的侍郎乌纱，其实是一顶不祥的荆棘冠。
一想到这里，袁世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这种非常时刻接受皇帝的特别封赏，无异于让自己成为后党的众矢之的。
不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
政治不仅仅是站队的艺术。在很多时候，或者说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政治更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袁世凯随后便匆忙拜会了军机大臣刚毅、裕禄、王文韶等人，化解了后党的敌意。为了进一步取得后党的信任，袁世凯还故意请教王文韶，说是否需要把皇帝的封赏辞谢掉？王文韶一脸老谋深算地说：不必，如此一来反而痕迹太露。
袁世凯心里嘿嘿一笑说这还用你说，然后便堂而皇之地上书向皇帝谢恩，并且表示绝不辜负圣恩。
八月初三（9月18日）深夜。北京西郊法华寺海棠院。袁世凯寓所。
北京城万籁俱寂。
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在夜色的掩护下进入了法华寺。
听到外面传来急切的叩门声时，袁世凯既有几分意外，又感到在意料之中。
来人是谭嗣同。
看着这个深夜造访的军机章京，袁世凯的脸上迅速泛起同志般的笑容。他毕恭毕敬地把这个皇帝身边的红人引入内室，然后摒退了左右。
“君谓皇上何如人也？”刚一落座，谭嗣同便直奔主题。
“旷代之圣主也！”袁世凯毫不迟疑地说。
“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世凯点点头：“有所耳闻。”
谭嗣同从袖中取出皇帝密诏递给袁世凯，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有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苟不欲救……”谭嗣同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盯着袁世凯的眼睛说，“请至颐和园自首，供出在下。杀了在下，可以得富贵也！”
袁世凯一脸正色，厉声道：“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在下与君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在下愿闻。”
谭嗣同又看了袁世凯一会儿。
袁世凯双目炯炯，不见丝毫闪烁。
片刻后，谭嗣同收回目光，缓缓地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如此，但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强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世凯说：“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我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在下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嗣同忽然笑了一下，身子前倾，说：“荣禄素来待足下不薄，足下何以待之？”
袁世凯摇头苦笑。稍顷才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盖向来不过笼络耳！荣贼心计险极巧极，在下岂不知之？”
谭嗣同闻言，往后靠了靠，说：“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欲对付之，恐非易事！”
袁世凯突然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地说：“若皇上在我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闻此掷地有声之言，谭嗣同脸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对袁世凯平添了几分信任。接下来，他们还详细制订了一个如何在阅兵式上营救皇帝的计划。
最后，袁世凯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在下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储备弹药则可也！”
谭嗣同点头，随后又叮嘱再三，至三更时分方才告辞离去。
谭嗣同走的时候，浓重的夜色一下就把他吞没了。
这一晚，袁世凯彻夜未眠。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谭嗣同那个抹脖子的动作。
谭嗣同的命，就这么交到自己手上了？还有康、梁的命、所有维新党人的命、甚至是光绪皇帝的命、大清帝国的命，就这么都交到自己手上了？
袁世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变得如此重要。
他笑了。他看见自己姿态优雅地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将倒向哪一边。甲方说他是甲方的人，乙方说他是乙方的人，而看客们非得要到尘埃落定的那一刻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这边的人！
这不叫骑墙，也不叫首鼠两端，更不叫脚踩两条船。
这叫政治体操。
八月初五（9月20日）上午，光绪帝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
袁世凯仍旧优雅地走在平衡木上。他对皇帝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
皇帝点头，觉得康有为和谭嗣同推荐得没错，这个人老成持重，的确可以担当大任。
在回天津的火车上，袁世凯再一次笑了。
皇上啊，如果最终你赢了，这是臣的一番耿耿忠言，凡事小心总没有坏处；如果你输了，这是臣有言在先，是你的人办事不力漏了口风，不要怪我。
车到站了。袁世凯站在车站门口。随从牵来了马。
向左走，是军营；向右走，是直隶总督衙门。
最后一刻终于到来，平衡木体操该结束了。袁世凯选择了一个方向，狠狠挥下手中的鞭子。戊戌年的历史，紧跟着袁世凯的马蹄向直隶总督衙门疾驰而去。
片刻之后，直隶总督荣禄十万火急地赶到火车站。
一架专列拉响汽笛呼啸着奔向北京。
“戊戌政变”开场了。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清晨。北京紫禁城。皇帝寝宫。
又是一个阴天。
光绪帝站在御书房的窗前。
他发现《马关条约》谈判的那些日子，天也是这么阴着。
皇帝手上拿着一本康有为编撰的《波兰分灭记》。书中写波兰国王一意变法，却遭守旧党挚肘，终至覆亡，被俄奥分灭。
光绪帝不胜唏嘘。他久久地凝望灰沉的天空，眼中忽然泪光闪动。
西太后慈禧就是在这时候领着一群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年轻的皇帝听见一声怒喝：“我养了你二十年！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么？”
“儿臣并……并无此意。” 光绪帝听见自己暗哑而颤栗的声音仿佛来自一口三千年深的枯井。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又安有你？！”
年轻的皇帝被太监们拖走的时候，身后掉下了一个东西。那是《波兰分灭记》——一个王国覆灭的历史。
皇帝被扔进了南海的瀛台。
这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
这是一座烟波浩淼的美丽牢房。
二十七岁的光绪皇帝，将在这里看完十载的雪落与花开，然后怀抱着中兴与富强的梦想，在孤独与绝望中死去。
是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称皇帝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之时，有不克胜任之感，吁请皇太后临朝听政。
至此，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同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率领三百名缇骑（禁军捕吏）大肆搜捕维新党人。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康有为弟）先后被捕。
而在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已遵照光绪帝命他速离北京的密诏，搭乘轮船前往上海。皇帝名义上是让他接管已转为官报的《时务报》，实际上是用心良苦地在保护他。康有为就此躲过一劫。抵达上海后，康有为便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乘兵船逃往香港，随后流亡日本。
这一天，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的寓所中，仍在与其擘划如何挽救新政。突然有人来报，南海会馆已被查抄，康广仁已经被捕，北京城中到处都在抓人。随后，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也传来了。谭嗣同闻讯，面不改色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
梁启超当即躲入日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而谭嗣同已抱定赴死的决心，在浏阳会馆足不出户地坐了一天一夜，等人来抓他。
奇怪的是，他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朝廷的缇骑始终没来。
谭嗣同不慌不忙地整理了自己平生所著的书籍、诗文、辞稿及家书，装了一箱，提到日本使馆交给了梁启超，劝他尽快赴日本。梁启超劝他一块走，谭嗣同笑了笑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然后与梁启超一抱而别。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初七，初八，初九。又是三天过去了，后党似乎把谭嗣同给忘了，抓捕他的缇骑一直没有出现。谭嗣同就利用这几天的时间，与大刀王五等义士日夜筹划营救皇帝，可最终也无计可施。在这三天里，日本使馆的友人三番五次劝他流亡日本，谭嗣同一再回绝。日本友人最后要强迫他走，谭嗣同厉声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八月初十，效率十足低下的朝廷缇骑终于姗姗来迟地包围了浏阳会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信，这个重大的政治犯已经在这里等了他们足足四天四夜。
同日，梁启超在日本领事的帮助下化装逃到天津，从天津乘大岛号军舰流亡日本。
“戊戌政变”期间，被逮捕、革职、流放、查抄家产的维新党人还有：李端棻、徐致靖、陈宝箴、张荫桓、黄遵宪、文廷式、王照、宋伯鲁、张元济、熊希龄……
沉沉夜色笼罩着刑部大牢，谭嗣同伫立在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下，我看见他的目光淡定而从容。监狱的墙上，留下了谭嗣同的一首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一种精神可以穿越黑暗，颠覆死亡。有一种智慧可以勘破俗世成败，笑看人间沧桑。有一种选择总是让芸芸众生惋惜又错愕，有一种姿态总是让“肉食者”愤怒而紧张。“肉食者”的监牢只能囚禁必死的躯壳，而不羁的灵魂却可以破壁而出，化作昏天暗地间的一道闪电。百年之下，我依旧可以看见它那刺目的光芒。
历史是目盲的，它总在跌跌撞撞中迷失方向。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茫然四顾的时刻，总要有人选择前行，有人选择倒下。前行的人变成族群的双脚和眼睛，引领人们从羸弱走向坚强，在绝望中找寻希望；倒下的人化作族群的勇气和信念，催醒后人的勃勃血气，撑起民族的一根脊梁！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
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押赴刑场。
刑场四周万头攒动。
中国老百姓喜欢看杀头。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鲜血飞溅。那感觉就一个字——爽！至于杀的是江洋大盗还是维新党人，他们可不在乎。既然是朝廷要杀，那他们当然就该杀。
谭嗣同临刑前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围观的人群嗡的一声，然后不停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见过被砍头的，没见过这种被砍头的。人群有点失落，因为没听见“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怪可惜的。不过喊了就好，虽然喊什么实在没听清，可在鬼头刀前喊得出声的，都是好汉。是的，二十年后肯定又是一条好汉！
这一天，菜市口先后响起六声咔嚓，六颗人头落地，六道鲜血飞溅。
人群嗡嗡不止——那感觉啊，啧啧啧，啧啧，啧……
晌午刚刚放晴的天空转眼间又是一片阴云密布。一道闪电突然劈开昏暗的苍穹。紧接着，一串惊雷便炸响在人们的头顶，刑场上围观的人群顿时抱头鼠窜。
这天咋说变就变了呢？！
暴雨倾泻而下，刑场上的遍地鲜血很快就被冲淡了。
这一年，有个三十二岁的广东人正在日本亟亟奔走。他逢人便说，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这个人叫孙文。
大家都叫他孙中山。
【知识点】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诛灭赵朔家族，赵朔的朋友程婴、门客公孙杵臼为救护赵氏孤儿，演了一出苦肉计：杵臼牺牲自己，保护了赵氏孤儿；程婴忍辱负重，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月照，日本幕末时期尊王攘夷派的僧侣，与明治维新志士西乡隆盛是好友。1858年，幕府发动“安政大狱”，镇压反对派。二人遭到追杀，逃亡至锦江湾时，双双投海自尽。月照身死，西乡隆盛却奇迹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