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这样的乱世容易成就英雄豪杰，却不是诞生稳定的政治世家的沃土。来自湖南乡间的曾国藩趁势而起，既平定太平天国获取富贵，又在朝廷的猜忌之下保持势力和荣华富贵。曾家繁衍富贵至民国时期，成为近代首屈一指的权贵家族。如果要问原因，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注意自省和修养。
咸丰二年（1852年），江西乡试正考官曾国藩在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余，曾国藩发起愁来。愁什么？没钱回家奔丧。
这事一说出来，谁都不信。曾国藩42岁了，历任朝廷各部侍郎，其中包括主管天下工程建设的工部、负责审讯判案的刑部和掌握官员职位升迁的吏部。曾国藩在这些肥得流油的部门担任了十几年的侍郎，会穷得没钱回家？就算他在北京两袖清风，没有积蓄，那现在外放江西负责乡试，难道没有考生或者大小官员来找他“意思意思”——谁都知道，乡试考官是来钱最快的肥缺。
事实上，曾国藩的确穷得叮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毛寄云资助才勉强支撑。母亲死了，曾国藩要带领家眷回家奔丧，粗粗计算一下，需要四五百两银子作盘缠。他只好厚着脸皮，又向毛寄云借了钱。赶到九江时，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的奠金（份儿钱）一千两送到了。久旱逢甘露，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一个堂堂朝廷大员，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这要从曾国藩的成长经历和个性中寻找答案。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娄底市双峰县）的普通农家。祖父曾玉屏靠勤勉耕种、俭朴持家让全家人过上了温饱生活；父亲曾麟书开始读书，无奈资质一般，考了几十年科举，到40多岁才中了秀才。曾国藩的资质也很一般，长辈也没有给他设定太高的要求。但曾家的道德要求很高。曾玉屏常常教导儿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止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就是在这么一个家教严格、家境寻常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年少的曾国藩放牛砍柴，拉着弟弟去镇上卖菜篮子。劳作之余，曾国藩也上学读书。他读书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就全靠两个字：用功。他回忆自己从小“愚陋”，8岁开始接受秀才父亲的家塾教育，“晨夕讲授，指画耳提”。许多文章，曾国藩学一两遍后还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曾麟书就不厌其烦，再三教导。干活的时候或者睡觉前，曾国藩默念所学课文，直到烂熟于胸为止。这样的小学生，全天下到处都是。说曾国藩智商平平、貌不出众，一点都不为过。20岁后，曾国藩被送到衡阳唐氏家塾跟从汪觉庵学习。汪觉庵对憨厚愚笨、沉默不语的曾国藩很不满意，曾训斥他是“蠢货”，断定曾国藩没有前途。他还下了一个有意思的誓言，如果曾国藩日后发达了，他这个老师就去给学生背伞。
曾国藩的长处是脾气好，任凭别人怎么说都不放到心里去，泰然处之。对于老师汪觉庵，曾国藩始终心存感激，飞黄腾达后还给他写了篇《汪觉庵师寿序》。平常出身和不顺的早年让曾国藩性情内向，注意内心的平衡和修养，很早就接受了程朱理学修身养性的思想。每天旭日东升，曾国藩端坐书房，静观太阳升起，然后埋头苦读。他没有超常的才智，但凭着终生手不释卷，日夜苦读，最后也成为一代理学宗师。等到他转到湘乡涟滨书院学习时，诗文见识已经让老师刘元堂称赞不已了。学识长进的同时，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不断充实、坚强。他站立行走稳稳当当，读书时目不斜视，在座时聚精会神，与人交谈不卑不亢，对师长恭恭敬敬，对同窗忠厚友爱，整个人端庄严肃，无可指责。就是这样，曾国藩还每天静坐自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管存在什么漏洞和错误，每一套教育体系都为学生指出了向善、向好、成为知识和精神大师的道路。只要你认真按照它的要求去做，肯定能成为好人、大师。可许多人忙于指责教育或者埋怨社会，却忽视了自身学习与修养。内向早熟的曾国藩则用全部心力投入儒家思想的学习和个人修养上，最终成为儒家教育体系的完美产物。老师刘元堂一口判定曾国藩必成大器。果然，曾国藩24岁中举，28岁考中进士，进入了翰林院。
金榜题名后，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他开始写日记，将每日的言行和学习情况忠实记录下来，总结言行、反省不足。虽然宦海沉浮或者戎马倥偬，曾国藩的日记从未间断（他留下了1500万多字的日记、书信和公文等资料）。许多人将翰林院作为镀金场所，曾国藩却勤奋温习学业，学习治水、漕运、税金等实务；许多人将交际作为升迁的筹码，曾国藩却和大学士倭仁、同乡吴廷栋、何桂珍、陈懿辰等交流学问，不谈官场。为了净化灵魂强健精神，曾国藩制订了12条规矩：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书，说话谨慎，养浩然之气，保持身体健康，每天记茶余偶谈，每月作诗文数首，练字，夜晚不出门。这十二条看似平淡无奇，但极少有官场中人能够做到。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否做到了：一天，曾国藩听到有官员拿到了下面的“孝敬”，心动了一下，晚上还梦见了这事。他赶紧在日记中“痛自惩责”，责骂自己“何以卑鄙若此”。第二天，曾国藩又听到同僚拿灰色收入，又心动了一次。回去后，曾国藩直接骂自己“下流”了；曾国藩和别人发生口角，在日记中反省，认为全是自己不对。如果自己忠信待人，如果自己礼人以敬，怎么会和人产生矛盾呢？就算别人有不是，自己也不能谩骂他人；曾国藩戒烟之后心神彷徨，在日记中感叹“遏欲之难，类如此矣”，决心要“挟破釜沉舟之势”与烟瘾作斗争；友人纳妾，曾国藩好奇地要去看热闹，在友人家谈话时，言辞不严肃，回程的车中有游思。到家后，曾国藩赶紧静坐半时，读史书十页……
晚清官场的黑暗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清楚的。当官的家缠万贯的不在少数。曾国藩完全是其中的另类。高尚的精神和自律促使他守着俸禄生活，极为清苦，举债度日。38岁时，曾国藩在家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昔办。”从信中可见，曾国藩债台高筑，仅在北京债务就超过1000两白银（当时县令年薪48两白银），想回湖南老家都办不到了。所以，他在江西接到母亲病逝噩耗时的窘迫情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曾国藩为什么会欠下那么多钱呢？一来俸禄低（清朝低俸养廉），二来家庭负担重（父母需要供养；弟弟多，需要资助），第三就是应酬太多。随着职位的提升，曾国藩的应酬越来越多，都是自掏腰包。他这个人还有个毛病——乐于助人。虽然自己快成乞丐了，但朋友、同僚一有难，曾国藩总是鼎力相助，不落人后。曾国藩一点不以为苦，还说：“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名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他安贫乐道，终其一生都认为钱财“以少取为贵”，不为财富所动。
一个人无欲则刚，没有缺点就是不可战胜的。曾国藩虽然和官场的黑暗格格不入，但无可挑剔的品行让他官运亨通。他学识过人，在翰林院的考试中常常名列前茅；他与人为善，慷慨助人，和同事关系很好；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没有政治问题；他时刻反省，几乎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完人”。于是，曾国藩几年后就升为翰林院侍读，之后历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内连升十级，从七品翰林成为二品高官。
38岁的曾国藩成为朝廷大员，名位凸显，门庭热闹起来。他赶紧把书房命名为“求阙（缺）斋”，提醒自己满招损，谦受益，并坚持所有品格：勤奋、谦虚、严肃、稳重、谨慎、廉洁、自律、坚强、淡泊、坚忍……渐渐的，湖南籍京官奏事自觉不自觉地推曾国藩领衔具折。曾国藩开始声名远播。他可能不是北京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肯定是名声最好的明星之一。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曾国藩的高尚品格，是为了说明曾国藩具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百多年后，人们可能忘记了曾国藩的政治作为，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捧着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学习他的精神修养。精神不死，精神无敌。权力斗争最终往往能够还原成精神之争，曾国藩首先成为精神贵族，再逐步成为权势贵族的。也正是精神的力量，让曾国藩把握住了隐藏在乱世中的历史机遇，成就了轰轰烈烈的事业。
因为，声名远播的曾国藩丁忧回湖南老家之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气势汹汹涌入湖南之际。
曾国藩回乡守孝的咸丰二年，太平军纵横湖南，围困长沙。当年年底，太平军北上，攻克了华中重镇武昌。
曾国藩早在一年前（咸丰元年，1851年）就注意到刚刚爆发的太平天国了，认为远在广西的星星之火可能会给王朝带来生死危机，上书提醒朝廷严加防范。可惜咸丰皇帝没有接受。讲究静修的曾国藩有着经世致用之心，对国情政事很留心。他痛心地看到朝廷发动大军征剿太平军，“时日不为不久，糜响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却临阵逃溃，不敢与敌人鏖战。清军往往远远跟着太平军，用大炮、鸟枪骚扰一下，如果太平军掉头清军拔腿就跑。曾国藩认为这是天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后果。“今日不可救之端，在于人心陷溺，绝无廉耻。”所以，当在乡间收到咸丰皇帝要他帮办团练的圣旨后，曾国藩应声而起。
咸丰皇帝是这么写的：“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圣旨只是让曾国藩“帮同办理”保家卫国的事情，而且咸丰皇帝给许多官僚下了同样的圣旨，但只有曾国藩将它当作拯救天下兴亡、恢复人间正气的大事来办。
儒家学说也好，程朱理学也好，都是经世治世的学问。作为儒家教育的结晶和晚清理学宗室，曾国藩不断学习积累，不断自省改正的目的都是救国济民。现在有了这样的实践机会，有心有力如曾国藩者，怎么可能放过呢？
1853年曾国藩正式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曾国藩用同族、师生、同学等关系网罗骨干。现存可考的湘军将领179人中，书生出身的有104人，占58；高级将领32人中，书生出身的有27人，占844。其中罗泽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和曾国藩一样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曾国藩要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有了将领后，湘军实行募兵制。骨干分子自己去招募兵丁，按照募兵的数量授予相应的官职。如此一级一级推广，湘军上下熟悉，兵将相识，最后聚拢在曾国藩周围。清朝的军队之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士兵之间也来自各地，互不相识，打仗的时候保命为主。而湘军全都是老乡、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谁都不愿意当孬种，不愿意在人脉圈子中抬不起头来，所以人人争先。
湘军常被称为军阀部队，曾国藩招募军队的方法也被后来的军阀效仿。但是曾国藩不是军阀，他也不是单纯依靠血缘和亲缘组织湘军的。湘军是曾国藩实践理想志向的工具，他在全军上下推行程朱理学，号召大家克己复礼、安定天下。曾国藩希望湘军是一支有理想有追求的军队。同时，曾国藩在故乡“一呼万应”并非因为他以升官发财招揽人心，而得益于他的人格力量。人称湘军“书生领山民”，由“忠义血性”不染奢靡世风的读书人领导湘乡一带农民为主的士兵组成，不无道理。这就让湘军有别于后世的军阀部队。
光有理想号召是不行的，曾国藩还以厚薪和严刑峻法治军。他开出了一般绿营三倍左右的月薪发给士兵，还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行军作战中，曾国藩用法严峻，对抓到的太平军“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这让曾国藩获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也让这支文人军队养成了凶猛残酷的特性。
1854年，湘军水陆军两军二十三营在湘潭誓师出征。
湘军发展前期，极为不顺。出征之初，湘军就在岳州、靖港被太平军杀得大败。曾国藩几乎跳水自尽，被属下拉住后上书朝廷，以“屡败屡战”自嘲。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是咸丰五年（1855年），湘军水营被石达开攻破，湘军损失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全部失去。曾国藩恼怒至极，策马拔缰就要冲向太平天国大军去送死。罗泽南、刘蓉等人又一次死死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天京内讧后，太平军元气大伤，湘军的情况有所改观，但依然困守江西数年。战局的困顿让曾国藩情绪低落，心生退意。1857年，曾国藩以回家为父亲守孝为名，弃军而去。第二年，湘军李续宾等部攻陷九江，曾国藩决心出山。可没等他回到大营，湘军又遭遇了三河大败。李续宾和弟弟曾国华阵亡。
除了战事不利，政治上的限制更让人灰心丧志。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军队。早在曾国藩练兵之时就由于表现得过于抢眼，受到湖南几任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提督、副将的排挤，甚至发生了冲击曾国藩私宅、杀伤随从的事件——谁让湘军的勇猛善战衬托出体制内的八旗军和绿营的无能呢？朝廷也猜忌湘军。因为湘军不仅是体制外的军队，而且掌握在曾国藩这个汉人手中。满族权贵需要汉族官僚组织团练维持统治，但不想这些汉人成为手握重兵的藩镇和权臣。所以，朝廷长期不给湘军体制内的身份，也不授予曾国藩正式官职。曾国藩非官非民，作为“帮忙”的前任官员，身份尴尬，办事多方受掣。
湘军收复武昌，是清朝对太平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咸丰帝一时兴起，任命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曾国藩代理了七天后，咸丰帝的第二道圣旨送达了：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圣旨还训斥曾国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据说，咸丰帝授予曾国藩巡抚职位后，军机大臣提醒说：“曾国藩虽然是在籍的侍郎，但属于平民百姓。匹夫居闾里一呼，上万人呼啸跟从。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咸丰恍然大悟，赶紧下诏削去曾国藩官职。
因此，尽管湘军节节胜利，尽管湘军将领李续宾任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杨载福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加太子少保衔，但曾国藩依然是一介草民。胡林翼等人多次奏请任用曾国藩（下级给上级求官也算是奇闻），朝廷不理不睬。更过分的是，曾国藩为父亲守孝期间，他的兵部侍郎虚职也被撤了。曾国藩曾主动要求出任江西巡抚，自然也没有结果。没有地方官职就没有地盘，曾国藩长期没有地方实权，筹不到军饷。湘军客军孤悬，领不到足额军饷。因为没有官方身份、关防屡经更换，湘军甚至被一些地方怀疑是伪军。许多湘军官兵缺乏饷银和驻地，不得不“仰食于地方官”。地方官就指挥这些部队去攻打太平军主力和重兵把守的城镇，结果不是全军覆没就是用完即弃，命运悲惨。
曾国藩只能死撑着，屡败屡战，二度自杀，“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大学者王闿运读到曾国藩困在江西时的奏折时，泪流满面，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曾国藩能够坚持下来，归功于他顽强的精神。人无欲则刚，曾国藩出兵不是为了地盘，不是为了官职，尽管他需要地盘和官职解决实际问题。他是为了理想出兵的。再加上曾国藩的坚忍顽强和不断的反省适应，他和他的湘军坚持了下来！
咸丰十年（1860年），困局有所改观。当年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弟弟曾国荃也包围了安庆。好转的原因，一是朝廷认为到了湘军才是王朝主力；更主要的是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了，咸丰皇帝需要抽调湘军北上勤王，和英法联军作战。
第二年，曾国藩的情况更加好转。当年，慈禧太后通过政变上台了。她是一个务实的人，需要借助实权人物对抗太平天国。另据说在辛酉政变中，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搜出大小官员与他交往的私信一大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只字片语。这让慈禧太后对为人正直清廉的曾国藩很有好感。一上台，慈禧就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筹江、浙、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苦尽甘来，获得了四省实权。弟弟曾国荃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秋，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湘军大本营，开始全心全意对付太平天国。年底，湘军定三路军进军之策，曾国荃直插天京（今南京），左宗棠进军浙江，李鸿章收复江苏。
湘军的天京之战打得很辛苦。迅速推进到天京城下的湘军不足三万，而单单1862年9月，忠王李秀成就督率13王，领兵超过十万回援天京。天京攻守战开始时是湘军面对优势太平军的围攻。好在太平军上下离心，各自为战，加上李秀成一度出兵安徽，图谋湖北，曾国荃部得以逐一攻占外围。战斗最激烈时，太平军集中力量攻击湘军东翼，攻破营墙多处。湘军拼命挡住。太平军往返冲杀五六次，没有攻破。最终天京在1865年沦陷，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
从起兵到胜利，曾国藩度过了艰苦卓绝的13年。他从零开始组建了作为王朝中流砥柱的大军，以一介书生带兵镇压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将朝廷从危如累卵的局面下拯救了过来。漫山遍野的敌人、有上顿没下顿的供给、地方官员的敌视破坏、朝廷的不信任、湘军内部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都被曾国藩一一化解了。其中的艰辛困苦，只有曾国藩知道。曾国藩也只能用精神的力量化解它们。
咸丰皇帝生前曾发誓：谁能平定太平军，就是再造国家的功臣，要封王酬谢，甚至封“铁帽子王”也在所不惜。如今，曾国藩攻下了天京，镇压了太平天国。他会受封王爵吗？
天京城破之日，曾国荃连夜上奏报捷。湘军上下满心欢喜。功成名就、大受封赏的时候即将来到了！
几天后，圣旨发到了天京，没有丝毫称赞之语，满纸苛责的话。朝廷斥责曾国荃不应在城破当夜返回雨花台大营，斥责他让上千太平军突围而出。原本以为能够封侯拜将的曾国荃心情降到了冰点。朝廷明显是在吹毛求疵嘛！
不久，朝廷果然“兑现”先帝的许诺了，下诏封曾国藩为一等侯、曾国荃为一等伯。但同时要求追查天京宝藏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
所谓天京宝藏指的是太平天国积蓄在天京的财富。太平天国实行财产公有制度，规定收入和出产全部存在“圣库”里。百姓家里财富超过五两银子不上缴的，按律治罪。太平天国的总圣库就在天京。立国十多年，人们普遍相信太平天国在天京积蓄了无数的财富。但是最先攻入天京的曾国荃却说没发现宝藏，引起了天下沸议。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真的没有宝物，还是被曾国荃等人贪污了？
首先得承认，连绵战火让天京受到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天京城破时曾发生激烈的巷战。曾国藩说：“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三天三夜，天京城内战火冲天，秦淮河上陈尸如麻，根据湘军的说法，他们一共毙敌十多万人。除了巷战外，湘军还在城内大肆焚掠。南京文士李圭曾记载：“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曾国荃之前有过纵兵焚城的不良记录，有杀人如麻的不好名声。而湘军又有以抢劫所得作为饷银的习惯，所以人们怀疑曾国荃等部湘军贪污了太平天国囤积的财富，并没有冤枉他们。
相关的民间传言很多。比如说曾国荃在天王府看到殿上悬着四个大圆灯笼，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外面装饰着红纱。旁人指出这是元朝的宝物，是用风磨铜鼓铸而成的。曾国荃将它们据为己有。此外曾国荃霸占了大如指顶、圆若弹丸的上百颗东珠，大于篾筐、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的翡翠西瓜一个。好事者折算曾国荃可能的现金收入，认为攻占天京让曾国荃获得超过千万白银的收入。许多湘军官兵在战后不断往湖南运送财物，似乎验证了人们的怀疑。
现在朝廷特地追查此事，曾国藩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清查。严查的结果是，湘军的确在城破后查封太平天国的财物，充作军饷。但这部分钱很少，多数都押往北京户部或者赈济灾民。之后，曾国藩等人忙于巷战，等战后查询，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圣库”。而许多“伪宫贼馆”在战火中被一炬成灰了。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战后被俘，曾国藩专门就圣库宝藏一事审问他。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确有圣库之名，但后来成为了洪秀全的私藏，并非公有。太平天国的官兵没有俸饷，当权者都用穷刑峻法搜括各地的银米。因此，即便是富庶的苏州，也没有公帑积贮。所以，圣库只存在理论中，不存在现实中。
曾国荃一度也相信太平天国有宝藏，太平军官兵有私财，怀疑部下可能贪污了这些财富，于是勒令各营缴出。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勇丁所得的赃款多寡不均，如果要求他们吐出到手的财宝，必然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搅乱军心。因此，曾国藩晓谕湘军：凡是从太平军身上获得的财物，一概不问；凡是从太平天国官署和仓库中抢得的财物，必须报官充公，违者治罪。但考虑到官兵作战辛苦，操作起来，都以抵欠饷等名义默许官兵的劫掠所得。
最后，曾国藩仅向朝廷上缴了“玉玺”两方和金印一枚。对于没有其他财物，曾国藩承认“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天京宝藏风波就此被曾国藩出面“压”了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京宝藏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子虚乌有的。史家谭伯牛根据曾国荃的家财情况断定“曾九不仅不是贪污犯，而且还比较廉洁”。曾国荃一生积蓄了百万两白银的财物，但他带兵多年，又历任封疆大吏，正常收入就有几十万之巨。三年清知府还有十万雪花银呢，更何况曾国荃了。如果他贪污受贿，聚敛的财富会多得惊人。这也反证了天京宝藏并不存在。
那么，朝廷为什么特地抓住此事不放呢？我们要注意追查此事的时机。那是曾国藩兄弟攻破天京，湘军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朝廷斥责曾国荃，实际上是在“敲打”曾国藩。正如同时期的圣旨指出的：“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曾国荃满心以为天京是王冠上的明珠，摘下它就能盛名满天下、官爵封赏随之而来。可是他犯了权力场的忌讳。功高震主也好，拥兵自重也好，攻占天京就是这个忌讳的爆发点。曾国荃一心摘王冠，却忽视了这一点，难怪要受到斥责，还连累了哥哥。
与曾国荃的短视不同，当时在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得到了实利。1862年春，太平军逼近上海，上海的士绅派人邀请湘军去上海“协防”。曾国藩开始拒绝了，因为他没有力量抽军去上海。求援的士绅就偷偷找到了李鸿章。李鸿章是安徽人，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的时候闹起了太平军。一天，李鸿章在琉璃厂淘书时听到了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占，巡抚殉国的消息。他忧心故乡，毅然投笔从戎，赶回合肥兴办团练。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无权无兵无饷无军旅知识。和曾国藩不同，李鸿章没有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因此李鸿章的团练一败再败，不得不在三年前（1859年）无奈投入曾国藩幕府。李鸿章敏锐感觉到增援上海是一次良机，可以抢占富庶地盘，独树一帜，于是用上海的物力财力说动曾国藩出兵。曾国藩计划以曾国荃为主将，李鸿章为辅增援上海。可曾国荃看中攻克天京的头功，不愿意舍弃天京去华洋杂处的上海。就这样，李鸿章成为增援上海的主将。他借鉴湘军的组织和训练方法，召集合肥一带的团练头目，迅速训练了“淮军”。在湘军的支持下，淮军迅速抵达上海；李鸿章当上了江苏巡抚。十里洋场给李鸿章提供了扎实的军需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使他逐渐超越曾国藩，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实力派。
史家常用李鸿章的自立过程，来反衬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短视。
曾国藩历尽艰险才攻下天京，消灭了太平军的主力，却遭到了朝廷的训斥和猜忌；而李鸿章渔翁得利，和上海士绅、列强势力建立了良好的沟通，逐步壮大。但站在曾国藩的立场上来说，抛去救国济民的志向不说，他扛起了与太平天国势不两立的大旗，名声在外，就必须把兵锋指向天京。曾国藩的活动不如李鸿章自由。这是他身上的政治限制，而不是他眼光不如别人的地方。从某个角度说，天京是权力漩涡的风口，李鸿章可以不跳进去，但是曾国藩必须跳进去。受到训斥和猜忌是必然的，天京宝藏问题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权力场就是如此有趣。我们说不清其中的奥秘，因为它远非表面现象所展现的那样。
一天夜晚，曾国藩审讯完李秀成回到寓所。
他刚要去卧室休息，大厅里突然涌入湘军将领三十余人。这些人情绪高昂，要求见曾国藩。曾国藩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出来见这些人。他们高声叫喊“东南半壁无主，曾公岂有意乎”。曾国藩熟读史书，对这一幕很熟悉了。当年赵匡胤在陈桥就是被慷慨激昂的部将拿出龙袍来，披在身上，当了皇帝的。现在，曾国藩不知道这些部下是不是也准备好了龙袍，等着他点头同意呢？曾国藩清楚的是，攻占天京后朝廷非但没有封赏湘军，反而斥责不断，追查宝藏，摆出鸟尽弓藏的架势来。湘军上下窝着一肚子火。环顾长江中下游，遍布湘军各部，各省督抚也出身湘军，其中难免有人想逐鹿中原，做新朝的开国元勋。而他们挑选的新朝皇帝，就是自己。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众人，对大家的要求毫无反应，而是缓缓地拿出纸笔，写道：“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部将们见领袖没有称帝的意思，这才怏怏而散。
这不是曾国藩第一次处理这样的情况。早在扎营安庆的时候，就有人向曾国藩劝进了。那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在热河行宫驾崩，天下大乱。东南地区全靠湘军在勉力支撑。安庆城里骤然多了许多湘军人士和与湘军有关系的官僚文人。不少人认为幼帝登基、民心惊慌，曾国藩可以取清朝而代之。部下李元度甚至送给曾国藩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当场撕毁对联，把李元度痛斥了一顿。
尽管曾国藩宣布不愿意割据造反，但鼎盛期的湘军内部，蠢蠢欲动。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和鲍超四人，成为鼓动曾国藩造反的核心集团。浙江巡抚左宗棠送曾国藩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将“似”字改为“未”字，退给左宗棠。安徽巡抚彭玉麟送来密信，曾国藩打开一看，白纸几张，只在最后一页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付之一炬。曾国荃对大哥的选择很不理解，推心置腹地劝说道，湘军超过20万人，其中20多人担任各省总督、巡抚，曾国藩又直接控制着苏、皖、赣、浙等地，振臂起兵，以恢复汉家天下相号召，即使不能取代清朝也能坐拥南方半壁江山。
曾国藩耐心地解释道，我是门生部下掌握各处实权，但今非昔比，这些人成了封疆大吏后不见得就能跟随我兴兵造反。没准我今天造反，明天李鸿章就打到家门口了。湘军是人多势众，但过了鼎盛期，已经成兵老无用了。况且，清朝在北方立国二百多年，不是想推翻就能推翻的。
在曾国藩的三点理由中，最根本的理由他没说。那就是曾国藩天性就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儒家传统教育的结晶，是忠君爱国思想的载体，怎么可能违背思想，谋逆造反呢？
但是曾国藩手里的牌实在是太好了。就算慈禧太后再信任曾国藩，也极为担心曾国藩在南京成了第二个洪秀全。因此朝廷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就抽调军队全副应付湘军可能的反叛。曾国藩和朝廷的关系在1865年前后在绚丽的表象下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清朝先是派庸庸碌碌的满人官文担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监督湘军；又派遣富明阿进驻扬州、冯子材守卫镇江、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从北部对湘军形成包围。同时，清朝也来软的，大规模封赏、提拔曾国藩的部下，死去的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等人和活着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都蒙受“浩荡皇恩”。尤其是活着的各位封疆各地，实际上形成了与曾国藩相对独立的势力。这样就影响了湘军的内部团结。
应该说，朝廷的手法并不高明。这样的布置和日益加重的猜忌情绪，即便对防范湘军造反有所作用，但极有可能把湘军和曾国藩“逼”上造反的道路。历史上许多乱臣贼子不是天生的乱臣贼子，而是被皇帝逼反的。湘军上下对曾国藩的劝进，一定程度上是清廷的防范和猜忌推动的。可曾国藩的脾气和心理素质都很好，不想造反，而是审时度势，让朝廷相信自己不会造反。天京还没攻下的时候，曾国藩就两次奏请朝廷派亲信大臣给湘军监军，又代表曾家谢绝朝廷的封赏。对于统兵之人最渴望的用人之权，曾国藩也主动放弃，凡是用人总是奏请朝廷决定。攻下天京后，湘军和朝廷的关系日益微妙，曾国藩主动奏请裁撤湘军。为了以身作则，曾国藩代弟弟曾国荃上奏朝廷，以健康原因请求朝廷“恩准”曾国荃回家养病。朝廷对曾国荃挺不喜欢的，立即批准了曾国藩的奏请。绝大部分湘军都被裁撤了，直接归属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很快就不足两万人。数以十万计的湖南子弟，在背井离乡、鏖战多年后，身心俱疲，返回故乡。据说曾国藩曾在南京街头看到有遭裁撤的湘军将官，挑着顶戴花翎，混迹平民之中。曾国藩下轿，花钱买下了他们的顶戴，说服他们回乡去。
除了政治上的低调，曾国藩在生活上依然保持俭朴、谦虚的作风。即使成了天下第一实权人物，当上了世袭的一等侯，曾国藩还是布衣布袜，只有一件天青缎马褂。那件好衣服还是他30岁时在翰林院做的，从不轻易穿，只在庆典和新年时才穿一下。等他30岁了，马褂还崭新如初。他的鞋子，都是女儿、儿媳们做的。人们还叫曾国藩“一品”宰相，因为他每天都吃一个荤菜。
曾国藩的主动和低调让朝廷和湘军间的火药味降低了许多。可就在这时，捻军联合太平军残部，摧毁了清朝在华北的统治。镇压捻军的重担落在了曾国藩头上。为什么是曾国藩？因为他名声在外，因为他有实力，舍他有谁？盛名之下，曾国藩不得不组织军队北上平叛。遗憾的是，湘军已经被裁撤得差不多了。曾国藩只能用两万湘军，加上六万淮军，配备洋枪洋炮去迎战捻军。湘军暮气已深，不复当年的英勇。曾国藩只能花大力气建造围剿工事，希望将捻军困死。结果捻军冲破了他的包围圈，曾国藩遭到斥责，李鸿章接替他负责对捻军作战。镇压捻军的失败严重降低了曾国藩的声望，可也不算太坏。一方面，李鸿章接手了烫手山芋，曾国藩解脱了出来；另一方面，它向天下证明湘军日薄西山了，减轻了清廷对曾国藩的猜忌。曾国藩抓住时机，多次奏请朝廷查办自己办捻不善之罪，免去自己本兼各职，允许自己入都陛见。慈禧为首的朝廷彻底信任了曾国藩，认为他和湘军已不足为患。
皇帝喜欢的就是曾国藩这样的臣子。皇帝还没想好怎么卸去他的威权，他自己给皇帝送上了一个套，还自己钻了进去。投桃报李，清廷高位虚待，很客气地招待曾国藩，加授曾国藩大学士衔、加赏云骑尉世职。慈禧太后频繁召见，皇帝赐宴。在国宴上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排在汉臣首位，真正实现了“位极人臣”。至于之前那些参奏弹劾曾国藩的折子，全部驳回。“人家曾国藩忠心有目共睹，还弹劾什么？”
曾国藩这样的大臣，部属遍布天下，声望卓越，不是简单摆在花架上就能安置的，必须给他安排点实质工作。曾国藩不久调任直隶总督。直隶在天子脚下，天矮皇帝近，总督的一举一动朝廷都看得见、制约得了，朝廷放心。而曾国藩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东南地区，孤身北上，朝廷更放心。
如何解决强大的军阀功臣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使困扰历朝历代的一大难题？晚清政局没有因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不是因为朝廷多强大（晚清朝廷很虚弱），也不是因为最高统治阶层手腕高强（满清权贵早已腐化堕落了），而主要是曾国藩和湘军要人们对朝廷始终忠诚不贰。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官们多是讲求个人修为、人世经世的儒生。他们志向是澄清天下、弘扬正气，挽救王朝覆亡，怎么可能做王朝的掘墓人呢？
历史并没有让曾国藩只作一个传统王朝的能臣干吏。
曾国藩的政治活动并没有局限在平定太平天国上。太平天国起义和它的平定还停留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范畴内。曾国藩的思想和行动超越了传统政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触及了更深远的层次。
早在做京官的时候，曾国藩就遇到了鸦片战争在北京掀起的轩然大波。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更是频繁接触西方列强。和所有旧式文人一样，曾国藩也没学过怎么和列强相处，如何处理外交。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没有继续盲目自大，排斥中外交往，而是从传统儒学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理论出发，看待新的形势。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复杂的政治手腕让曾国藩看待和处理外交多了一份务实和现实。儒家色彩和务实处理是曾国藩处理中西方砰然相撞时暴露出来的问题的两个特点。
曾国藩现实地抛弃了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愚昧和迷信，客观看待中西方交往的现实。读圣贤书的同时，曾国藩也了《圣武记》、《寰球志略》、《考工记》以及西方火轮枪炮方面的著作。随着地位的提高，曾国藩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曾国藩不耻下问，经常询问他们在外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对西方的疑问。这让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既广泛，又有一定的深度。他思考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的这套方法影响了一代人的外交思想。李鸿章就大赞道：“与洋人交际，以吾师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曾国藩的这套方法虽然务实，有一定效果，但根子还是儒家的，希望将外交事务重新归入儒家的世界观和外交体系中，依然没有超出传统王朝处理“夷务”的范畴。这就注定曾国藩不能找到正确的外交方法，只开了风气之先而没法找到救国维权的正确道路。
1862年，清廷上下商讨“借兵助剿”一事。曾国藩上奏力陈利害，典型反映了他的外交思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中国的事情还得中国来办；但在中国有难列强兵强的现实面前，借师不失为一个务实的选择；洋人的援军来了，只能助剿，不能蹂躏中国。当年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到后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西方强大在器物军械上，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它们，迟早能扭转西强中弱的局面。
所以，曾国藩的自强御辱之道首先体现在大造西方器物、掀起洋务运动热潮上。曾国藩进驻安庆后，“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委员司之。又设内军械所，广储军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早期的重镇，虽然带有实验性质，主要任务也是给湘军修缮军械，但中国的洋务自强道路由此开始了。同治初年，清朝尝试购买英国军舰组建中国第一次近代海军。可惜清廷所用非人，委托的阿斯本一意孤行，试图将清朝舰队建成挂英国国旗、由英国人操纵的舰队。最后舰队解散，清朝白费引资。曾国藩受到刺激，决心在安庆军械所建造轮船。曾国藩收揽了中国当时仅有的技术人才，包括华蘅芳、徐寿等中国第一代西方科学家。1862年朝廷下旨江苏等地“将该各员速行访求咨送曾国藩军营——由该大臣分别酌量奏请录用”。第二年的1月28日，安庆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高兴地命名为“黄鹄号”。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记载该船“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欣喜乐观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创举无异于给保守沉闷的官场抛入了巨石。遗憾的是，当曾国藩兴高采烈地率领大小官员和幕僚亲随们驾临军械所，再委任各级官员管理的时候，军械所消极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近代西方科技和社会经济不能在曾国藩背后的传统王朝制度之上健康成长。曾国藩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然大造军械所，对轮船等近代器物乐此不疲。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将金陵制造局和李鸿章的上海炮局，再购买了美国人的铁厂，增加百多部崭新机器，建成了近代赫赫有名的制造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对这家洋务企业很上心，拨上海海关银万两加上两万两安徽厘金，供容闳在外采购机器，还每年从海关关税中抽一成供江南制造局造船之用。除了机器，曾国藩希望其他方面尽量不依赖外国，希望具体操办洋务的丁日昌能做到“煤炭、五金亦可取材于中土”。这又是他天真之处，以为只要大规模采购外国机器，就能建成德国的克虏伯或者美国的洛克菲勒企业。曾国藩对江南制造总局不可谓不关心，从征地扩迁到设置人员，都亲自过问，但江南制造总局一直没有得到质的发展。
器物必然和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洋务运动大造西方器物必然要遇到如何处理背后的西方近代科技和思想文化的问题。曾国藩的态度是不评价，闷头推广。推广的方法就是翻译出版西方的科技作品。江南制造总局下面专设了译书馆，翻译出版西方著作；曾国藩还出资编校出版了《几何原本》，由儿子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曾国藩主政东南时期，东南地区问世了大量近代科技作品和少量宣传西方社会的图书，开风气之先，奠定了中国许多近代科学的基础，可算是曾国藩的一大政绩。这些图书包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格致启蒙》、《电学》、《光学》、《泰西采煤图说》、、《谈天》、《西药大成》、《内科理法》等书。百年后的我们在课堂中采用的许多概念和公理都是在这些作品中最早介绍的。
曾国藩在西方科技文化上走得最远的是推开了中国人留学的大门。自古只有蛮夷向化，来华学习礼乐制度，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去化外之地学习。推动中国人，尤其是幼童出国留学的困难可想而知。曾国藩曾创办广方言馆，培养外语人才，该馆后来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为了吸引人来学外语，翻译馆不仅不收钱还得给学员付工资、供应生活。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两大重臣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依然遭到了朝野的阻力。1872年晚年曾国藩再次领衔上奏，促请尽快落实“派遣留学生一事”，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经过妥协让步，幼童留洋一事才得到批准。容宏在下面做了大量细致艰难的工作，清朝才得以派遣了两批赴美留学生，成就了中西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群当年的幼童中间有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人。
遗憾的是，军械所也好、学堂也好、赴美留学生也好，身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曾国藩虽然客观务实地对待汹涌而来的西方，但他恪守是儒学风范和正襟危坐的官场做派。开风气尚可，扭转风气就无力为之了。
曾国藩的西方观没有停留在自娱自乐中，局势让他真真实实地将之用来解决棘手的外交难题。
1870年，曾国藩被清朝命令处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发生表面是一场误会引起的，实质上涉及民族感情、宗教冲突和中西方的相互敌视等等问题。单单当时天津城内外坚持洋人人皆可杀的强硬态度和西方列强调集军舰兵临天津城下的紧张局势，就足能让处理不当的人身败名裂。曾国藩深知天津城是龙潭虎穴，十分惊恐，赴任前就立下了遗嘱。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随着大沽口的外国军舰越来越多，这个事件已经超越了教案本身，成为了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中国饱经了战乱，刚刚承受了列强强加的屈辱，曾国藩判定一旦开战中国敌不过列强，为了不给列强动武的借口让步是必不可免的。所以，曾国藩一到任就发布《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市民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涉案教民和拐犯，引起了天津绅民的不满。曾国藩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法国公使看出了曾国藩妥协的趋势，气势汹汹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这自然也遭到了曾国藩的严词拒绝。曾国藩坚持在程序上不授列强口舌，做到依“法”办事。
经查，有关天主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的传闻是谣言。曾国藩抓住这一点，下令处死21人（一说16人），流放4人，徒罪17人；将天津府县刘杰革职流放黑龙江；赔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朝廷并决定派崇厚去法国道歉。天津教案就此完结，法国等列强没有出兵天津。曾国藩达到了目的。
但另一方面，这个处理结果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不少人干脆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就连湖南同乡也把他在北京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有时候，决策者和老百姓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出发点不同，决策者的考虑不一定能被百姓理解。曾国藩也认识到自己“内咎神明，外咎清议”，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曾国藩沿袭宋明理学修身养性的传统，极重视名节声望。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问心无愧，结果却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几十年积累的清望声誉扫地。这给曾国藩巨大的精神打击。晚清外交专家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1870年）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也就在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东南局势不稳。朝廷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曾国藩这才怏怏离开天津。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
曾国藩死讯传到北京后，同治皇帝辍朝三日，下令追赠其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其湖南原籍、江宁省城等地建立专祠。同治皇帝亲自为曾国藩撰写了祭文和碑文。祭文称：“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于玉帛。”碑文称：“曾国藩，秉性忠纯，持躬刚正，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祭文和碑文对曾国藩的学问和功绩都作了高度肯定。成书于民国的《清史稿·曾国藩传》则评价他：“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可见曾国藩在清末民初评价不断提升，直到民国初年被称为“诸葛亮第二”。
实际上，此时有关曾国藩的评价起了争持。主要是在辛亥革命时有人斥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又斥责曾国藩杀人太多，是“曾剃头”。除却人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问题上的争论外，曾国藩仅仅作为一位正直人物，无疑是成功的。从梁启超、蔡锷到蒋介石都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民国许多豪杰都仔细研读曾国藩的生平事迹，抄录他的著作书信，追捧他的图书。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曾国藩的评价又起了争持。正如章太炎总结的，曾国藩这个人“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曾国藩一生南征北战，当朝廷的灭火队员，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人事经理，帮朝廷物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曾国藩亲自荐举的人才数以千计，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这些人中包括左宗棠、李鸿章、刘铭传等近代名人。他们组成了曾国藩势力的一部分。
曾国荃既是这些名人中的一分子，也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他是曾家势力的重要组成分子。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
与曾国藩的儒臣宗师形象完全不同，曾国荃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凶悍的武人。曾国荃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呢？首先，曾国荃善于啃硬骨头，打硬仗。破吉安、围安庆、陷天京，一系列的硬仗曾国荃都亲力亲为，提着脑袋染红了顶戴。攻城时，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落了个“曾铁桶”的外号。其次，曾国荃所部湘军凶狠残忍，每攻下城池曾国荃都大开杀戒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一方面曾国荃所部战斗力强，打起仗来奋不顾身；另一方面名声不好，引起朝野非议。许多人都将曾部看作是“匪”。如果说曾国荃仅仅是打仗时奋不顾身，还能落个英勇善战的名声。可惜他每次大仗过后或者升官了，都要请假回乡，在老家修房子买地，摆出一副衣锦还乡、夸耀功名的样子。在传统士大夫眼中，曾国荃的言行显然就是一个凶悍的匪首。
其实，世人多少误会曾国荃这个人了。他是地地道道的儒生出身，学问还相当不错。16岁时，曾国荃就被送到北京，跟哥哥曾国藩学习儒家经典。成年后曾国荃返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卢沟桥，写诗送别：“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午君”、“老沅”分别指曾国藩的三个弟弟曾国演、曾国华和曾国荃，白眉指三国时期荆州马家最有才气的马良。曾国藩这是在称赞曾国荃是弟弟中才华最好的。曾国藩对己对人的要求都很高，曾国荃能够得到曾国藩这样的夸奖，可见他的学问做得并不差。回乡后，曾国荃以府试第一的成绩进入县学，不久举优贡。他曾在山西为官，现在太原地区的许多晋商大院还留有曾国荃的墨宝。可见曾国荃的书法也相当不错。但是与大哥的内敛谨慎不同，曾国荃生性骄横，“少年奇气，调搅不群”。虽然也饱读诗书，曾国荃一直没有修炼出曾国藩的气质来。他的气质摇摆在悍匪和儒臣之间，很矛盾。而人们说起曾国荃，则总是把他和曾国藩来对比，一比就更显出曾国荃的粗俗残暴和不学无术了。如果没有曾国藩，没有后来的大起大落，曾国荃按部就班，也能在传统社会中混个功名和官位，戴着官帽可能也有一番儒臣雅士的风范。
和曾国藩一样，曾国荃也是被历史大势成就和塑造的人物。我们看到的曾国荃是历史遗迹层层叠叠后的模样。
成就曾国荃不凡人生的历史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荃因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扬名发达，也因此受了一生的牵累。
安庆战役末期，曾国荃将安庆城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太平军弹尽粮绝，依靠长江上的一些外国商船获取粮食。曾国荃于是扼守住长江航道上，遇到外国商船，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收购粮食，彻底断绝太平军的供应。内外交困的安庆城最后被曾国荃挖地道埋炸药轰破了，城内太平军1万多人投降。占领安庆后，曾国荃竟然下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去“领路费”。湘军花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将投降的太平军杀完。从此，曾国荃得到了和曾国藩一样的绰号：曾剃头。名声虽然坏了，曾国藩扫除了进军天京的最大障碍，因功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穿黄马褂。曾国藩也因此对弟弟曾国荃刮目相待，将他的部队当作湘军嫡系。进攻天京的主攻任务自然落在了曾国荃的身上。不用曾国藩布置，曾国荃早就按捺不住，在攻占安庆后就擅自率军急进，直逼天京城。曾国荃所部处于孤军深入的险境。曾国藩写信劝他暂时后退，稳扎稳打。曾国荃立功心切，拒绝退兵，还谢绝了李鸿章所部和列强“常胜军”的援助。不幸又遇到了江南瘟疫盛行，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元气大伤。曾国荃依然督促湘军殊死拼杀，逐步夺取天京城外的战略据点，到1864年年初将天京合围。但曾国荃部队的情况相当艰难，孤立无援而且伤病缠身，处境危险。好在太平天国最后阶段举止失措，外地太平军各自为政，曾国荃所部并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7月19日午后，曾国荃所部故伎重演，挖地道在天京城墙下埋了三万斤火药，点燃炸城，“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旬，如天崩地析之声。墙垣二十徐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
曾国荃是第一个杀入天京的功臣，抓获了众多的要犯，包括幼天王和忠王李秀成，还挖出洪秀全的尸体。这是曾国荃最大的政治资本、最得意的人生经历。天大的功劳刺激了曾国荃心内的骄横和轻狂，也埋下了后半生坎坷的根源。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荃并没有得到梦想的称誉和封赏，相反遭到了朝野上下的非议。朝野抓住曾国荃破城后在天京大肆抢劫杀戮的罪行不放，追究所谓的“圣库宝藏”的下落。同时曾国荃破城时并没有将所有太平军都消灭了，部分太平军残余突围而出。一些人把这个责任也推到了曾国荃的头上。加上曾国荃之前的把柄很多，小问题不少，现在也沉渣泛起，一并秋后算账。这固然有“枪打出头鸟”的原因，有曾国荃自身疏忽的原因。其他人抓住曾国荃不放，意在打压湘军不断膨胀的势力。曾国荃却我行我素，组织修订《湘军记》，夸耀湘军的“赫赫战功”，对他人的指责嗤之以鼻。曾国藩比曾国荃要深思熟虑，更谙熟官场之道。他不管曾国荃同意不同意，就以病情严重为由，强迫让曾国荃开缺回籍。刚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免官，曾国荃满肚子的不快。曾国藩其实是以退为进保全曾国荃，曾国荃却理解不了兄长的良苦用心，牢骚满腹。曾国藩风风光光进驻南京那天，曾国荃当众口出怨言，让兄长狼狈不堪。
曾国荃在老家“养病”没养好，反倒大病一场。1866年，风头过了，曾国荃才出任湖北巡抚，重新步入官场。
曾国荃再出江湖，一点没改脾气禀性。时任湖广总督是满族人官文，曾国荃这个巡抚是他的部下，两人都驻扎在武汉。曾国荃对官文这个顶头上司极其厌恶。
官文恰好是出了名的庸碌无为，政事听由仆从干预。门丁、厨子等人狐假虎威，气焰嚣张，把持了总督府事务。官文还怕小老婆，大小政事都屈服于枕边风。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肆意笼络官文，收买他的小老婆，勉强保持了督抚相安无事。官文之所以能在朝廷挺立不倒，朝廷恰恰看中他“掺沙子”的作用。官文能在湘军势力膨胀的湖广地区能挺立不倒，就便利朝廷监视牵制湘军。官文和湘军矛盾很大，常常在给养、军功等问题上给湘军小鞋穿。曾国荃早对官文这个奸细不满了，一点都不给官文好脸色，满腹的不屑和不满都写在了脸上。
曾国荃到任没几天，官文先发制人，以捻军威胁湖北为由，奏请由曾国荃“帮办军务”，调离武昌去前线剿匪。曾国荃撕破脸皮，专折参劾官文。官文的问题很多，曾国荃抓的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贪庸骄蹇。曾国藩之前对官文和和气气，事先没能阻止曾国荃弹劾官文，事发后密折保官文，请朝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督抚失和是大事，朝廷不得不“严肃处理”。一番调查后，官文果然有“动用捐款”的罪行，但“诏念前劳，原其尚非贪污欺罔”，仅将官文罢去湖广总督职务，召还北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出任了地位更重要的直隶总督。曾国荃起初以为自己打赢了官司，不想第二年年初就因镇压捻军不利，称病辞职了。曾国荃仅做了一年巡抚就第二次罢官，真正输掉了官司。
两起两落，曾国荃已过不惑之年，脾气柔和了许多，火气大不如前。湘军也日益势弱，不再成为紫禁城的心腹大患。曾国荃这才迎来了复出的机会，出任陕西巡抚，开始了最后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这一时期，曾国荃留下了不少案牍文章，注意总结个人治政经验。他曾说：“为官治民，不论贫富，只当问其犯法不犯法，不必吹求其铿吝，方为公允。”他思想中平等相待和自然而治的成分，扎根于传统儒家。曾国荃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可见政治素质不错。
晚期曾国荃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山西巡抚任上赈灾。光绪三年（1877年），曾国荃出任山西巡抚。此事光绪二年开始的“丁丑奇荒”还在华北肆虐，华北九省多达两亿人口受灾，有约1300万人死于饥饿或瘟疫。其中山西省死亡500万人，另有百万人口流失外地，而山西全省人口才1600万。部分州县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曾国荃接手烂摊子后，先争取朝廷对赈灾的支持。清政府已经允许各省开设捐局，卖官卖粮。曾国荃从户部拿到了两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可以大展拳脚地卖官鬻爵。朝廷还一次性拨付给山西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到任后，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竭尽全力赈济灾民。山西吏治之坏，曾国荃到任前就早有耳闻。为了扫除赈障碍，不让腐坏的吏治添乱，曾国荃发挥了果敢刚毅的一面，雷厉风行亲自处置大小贪官污吏40余人。比如山西吉州知府段鼎耀私自扣留赊银，并以办赊为名敲诈勒索；署荣和县知县王性存以罚捐赊为名，侵吞白银一千两，被曾国荃请旨“一并革职”，“以重赊务而做官邪”。山西灾情大为缓解，百姓对曾国荃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资纪念。
曾国荃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先后任多省巡抚和总督、通商大臣、礼部尚书等职，两次加封太子太保。1890年曾国荃在两江总督的任上，病逝于南京，时年67岁，谥“忠襄”。
虽然和曾国藩难以相提并论，曾国荃一生为曾家的权势增色不少。重要的是，曾国荃是个少有的官场性情中人，是近代跌宕起伏的局势和湘军的崛起成就了他。
曾国藩家族也许是家教最严格、最成功的政治世家。曾家后代没有出现败家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人才辈出，至今名声斐然。曾国藩因为摸索出了系统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受到后人的追捧。现在普通百姓还看曾国藩的著作，不是看他的政论或者儒家学问，而是看他的家书和育儿经。
曾国藩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了平常心，从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出发教育家人。他曾在日记中记载：“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即便小小县令修房子，也不止用七千串铜钱，但曾国藩却牢记“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的现实，责备家人太铺张浪费了，并且自责“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曾国藩经常告诫子弟要有真本事：“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敬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怎么样才能掌握真才实学呢？曾国藩从理学的修身养性出发，教导子侄辈须以敬恕二字为人处世，不要骄气、不要怠惰，要宽容大方，要勤奋刻苦。因此迅速崛起的曾家养成了淳朴而奋进的家风。这是曾家保持权势和声誉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一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两岁就夭折了，长大成人的儿子分别是曾纪泽和曾纪鸿。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曾国藩时刻没有放松。他长年征战，兵马倥偬，和儿子远隔千里，还挤出时间来过问儿子的读书写字情况，不厌其烦地写信回家询问，甚至在战争中、在深夜里挑灯为儿子批改作业。曾国藩“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他规定曾纪泽兄弟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书、读书要五页以上，写字不能低于100个，逢三逢八日要作一文一诗。曾纪泽兄弟开始懂事时，曾国藩权势日中、湘军势力飞黄腾达了。曾国藩没有教导两个儿子政治手腕，也没有教导他们继承权力，而是谆谆教诲要居安思危：“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和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情性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
小儿子曾纪鸿在家乡认真读书，16岁时第一次参加长沙府的乡试。清末科举舞弊丛生，考试场外条子横行。曾纪鸿没有塞条子走后门，平常考试、匿名评审，结果名落孙山。之后曾纪鸿多次参加科举，终身只得了一个“胜录附贡生”的“安慰奖”。大儿子曾纪泽也参加过科举，终身没有获得科举功名。哥俩的能力和学问都还不错。曾纪鸿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圃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终年33岁。凭着曾家的权势，不要说递条子开后门，就是随便亮一下家父的名号，湖南官府也会给两兄弟秀才功名。可贵之处就在于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曾纪泽和曾纪鸿坚持不搞特殊化，凭真才实学打拼。这也是曾国藩管教有方、严格督导的结果。
大儿子曾纪泽出生于鸦片战争即将爆发的19年，自幼受到曾国藩的良好教导，熟读传统的儒家经典。这使得曾纪泽接受了儒家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为人处世原则，带上了中国传统的底子。同时曾国藩又给曾纪泽创造环境，聘请教师，让儿子广泛了中外书籍，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包括中外纪闻、西方史地、自然科学、国际法等等。曾纪泽身上因之带上了广博而鲜明的西方学问色彩。
曾纪泽32岁时，父亲曾国藩逝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在为曾国藩守灵期间，曾纪泽开始自学英语。湖南乡间既没有英语教材，更没有英语老师，曾纪泽在毫无基础和教学条件的困境中，仅靠一本英汉词典和教会制的《圣经》，摸索着学习。不会发音，曾纪泽就用汉语形声训诂之学和“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进行比较研究，守灵期间掌握了英语基础。之后，曾纪泽几乎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反复《英话正音》、《英语初学编》、《英语韵编》、《英国话规》、《英语集全》等英语学习书籍。几年之后，曾纪泽已能自如英文书籍了，还能和北京城里的洋人交谈了。掌握英语为曾纪泽推开了全面了解西方，深入研究外交和西方社会的钥匙。他结识了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朋友，能够通过原始教材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曾纪泽还常常核对中国翻译所译的各种中外文件、章程。在满朝大臣离了翻译寸步难行、除了跟着洋人说“也是”之外一无所知的时代，满口英语的曾纪泽表现抢眼。
北京城称曾纪泽是“第一个懂得外语的中国外交官”。伦敦博物馆现存有一把曾纪泽的“中西合璧诗扇”。曾纪泽在上面题诗，并翻译成英文诗抄写在上面。他身上学贯中西、沟通内外的特质通过这个文物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曾纪泽说的“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必须辅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才能够发扬光大。曾纪泽找到的救国道路也是中西结合的，就是中国传统学问为主、是根基，西方科学文化为次、是辅料。
时势造英雄。晚清时势造就了曾国藩，也造就了曾纪泽。如果没有中西碰撞的千年变局，曾纪泽最多是北京城里一个到处找洋人练习英语的年轻侯爵。正是中外急剧博弈的近代时局，让曾纪泽塑造了惊人的外交成就，名垂青史。
曾纪泽在京时，清王朝建立了派驻外交使节制度。第一任驻英国公使就是湖南人、曾国藩的老朋友郭嵩焘。郭嵩焘眼界开阔，吸引近代思想，积极为清朝开拓国际空间。可惜他洋化太多，做得太超前了，出使经年就遭人弹劾，灰头土脸地被罢官回国。曾纪泽“有幸”被挑选为第二任中国驻英公使。
曾纪泽是郭嵩焘的同路人。但深厚的儒学修养让他做事更灵活，而且家族的庇护让他的地位相对稳固。尽管如此，曾纪泽依然抱着“办事之人不怕骂”的态度欣然接受了任命。他考虑的不仅是“不怕骂”，还要如何不辱使命。他写道：“奉旨以来于此二者（指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指郭嵩焘）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纪泽公使就是一路想着家族和自己的名声，一路考虑如何不辱使命，像郭嵩焘一样处理好艰苦的外交任务。1879年1月4日，曾纪泽跨越重洋经巴黎抵达伦敦，开始了驻外公使生涯。
中国驻英使馆处于草创时期，整个中国的外交制度和驻外机构都很不成熟。清朝官府的奢侈浪费和尸位素餐也转移到了伦敦使馆中。清朝官员有什么事情向国内发报都是把口述稿一字不漏地发回上海，一句二十几个字的话就需要白银六七十两，浪费很大。国际通行惯例是将完整意思编号，用代码发报，既规范又节省费用。曾纪泽在出使途中就考虑自编电报代码，“思电报如此昂贵，拟撰集简明句法，分类编列，以省字数，略具腹稿”。他仿照西方，组织编写了电报代码本，将成语分门编辑，列号备查，规定公牍私函都照此发报。
公费医疗是清朝使馆的第二个弊端，而且享受公费医疗的范围还很大，除了使馆工作人员外还有留学生。不花钱的药用起来不心疼，使馆用药巨大，有些人身体好好的却领了大量补药，大补特补，造成使馆巨大的财政负担。曾纪泽制定了《使馆医药章程》，规定所有的药都需要病人自费购买，同时限制用药数量。为了解决真正病人的医疗问题，使馆的药价普遍低廉，让病人承担得起。如此一来，使馆负担减轻了，病人也得到了治疗。
完善使馆制度的同时，曾纪泽积极展开对英国外交，是民间外交的先驱。满口流利的英语让他和外国外交官、学者、对中国感兴趣的普通民众都保持联系。他出入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私人宴会等场合，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曾纪泽是第一个用个人名义、用英文公开发表文章的中国外交官。《中国先睡后醒论》（《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在伦敦《亚洲季刊》1887年1月号上发表，曾纪泽阐述了对殖民的看法，谈了中国必将崛起的意见。借助广泛的联系和不错的声望，曾纪泽在鸦片贸易问题上为中国争取了权益。19世纪80年代，英国兴起了禁烟运动，清政府也想提高输华鸦片税收。曾纪泽借助英国禁烟运动的声势，与禁烟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终于在1885年迫使英国政府同意鸦片税在原来每箱30两的基础上加征厘金80两，税厘并征110两。
因为成绩显著，曾纪泽在1878年至1885年间先后出任驻英兼驻法、俄等国公使，是欧洲人最熟悉的中国外交官。
但是曾纪泽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难题，取得的成绩多半是在办公室动动嘴皮子、写写规章制度取得的。和曾纪泽在许多政见上意见相左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认为他“只是从他能干的父亲那里继承下一个伟大的名声而已”，未必能处理好棘手的难题。曾纪泽真的是这样的人吗？1880年，考验终于来了。当年，朝廷权贵崇厚出沙俄，和俄罗斯人谈判收回伊犁问题。结果伊犁城是收回来了，却只是一座空城，什么都没有，而且崇厚还私自将新疆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了沙俄，另外赔给沙俄五百万卢布。崇厚竟然将一切都写入了《里瓦几亚条约》，白纸黑字的。他一回来就被朝廷革职逮捕。朝廷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决定另派使臣去谈判收回伊犁。如果说崇厚是去虎口夺食，那么新人就要去与虎谋皮了。朝廷上下无不认为再次谈判“其责倍重，其势尤难”，“其难较崇厚十倍”。
任务如此艰巨，派谁去呢？大清朝也在为人选的问题犯愁。之前去虎口夺食时，就有人提议让曾纪泽去，但因曾纪泽资历太浅被否决了，改派了资历很深的盛京将军崇厚。现在崇厚明显不行，曾纪泽成了头号人选。
曾纪泽在巴黎接到圣旨，总理衙门正式照会俄国已正式任命曾纪泽兼任驻俄二等公使；曾纪泽将赴俄都重谈伊犁问题。
临危受命，曾纪泽当然深知，崇厚签约在先，自己受命改约在后，此行是欲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难成已可逆睹。沙俄会有什么动作，难以预料，一旦谈崩了兵戎相见，对大清国更加不利。使命艰巨，曾纪泽临行前甚至给叔叔曾国荃写信，安排了自己一旦殉国后的后事。他留下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诗句“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后，慨然前往圣彼得堡。
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就展开了紧张的谈判准备。国内左宗棠已经率军收复新疆大部，准备进军伊犁地区。曾纪泽致信左宗棠，希望他在前线积极备战，同时将沙俄的军队情况和伊犁情况及时反馈到圣彼得堡。崇厚谈判时，连伊犁地形都不知道，现在曾纪泽能及时掌握前线敌我情况，做到了知己知彼。
与俄罗斯人的谈判，曾纪泽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他经历四个回合的艰苦谈判，会最终扭转了形势。
第一个回合是，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立足未稳，沙俄外交部不等他说明来意，就断然拒绝对伊犁一事重新磋商。不仅坚持《里瓦几亚条约》有效，还叫嚣要对中国以战。
曾纪泽冷静分析俄方强硬反应的背后情形。沙皇俄国在1873到1876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在1877年、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又元气大伤，1879年又赶上了大灾荒，国内矛盾激化。二三十年来，沙俄财政一直拮据，曾纪泽判断他们也想早日结束和中国的纠纷，更不会和中国开战。有了这个基本判断后，曾纪泽谈判的脚步坚定了许多，对前景乐观了不少。曾纪泽还判断，俄国的竞争对手英国并不愿意看到俄国增长在中亚和中国的势力。英国等西方列强更不愿意看到战争在中国爆发。所以，沙俄现在的反映是典型的外强中干，他们只是制造战争舆论，想拖延时间而已，希望能把《里瓦几亚条约》拖成既成条约。
于是，曾纪泽平静地来到俄外交部，询问俄国拒绝谈判的原因。俄国外交部推说曾纪泽并不是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不具备谈判伊犁问题的资格。而且，崇厚是一等公使，曾纪泽是二等公使。一等公使签订的条约清朝尚且不批准，与二等公使签订的条约能有效吗？这些借口对毫无外交常识的门外汉或许有用，但曾纪泽不是门外汉。他据理反驳说，公使不分一等二等，都是国家的全权代表，都有权代表本国政府谈判。任何外交代表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都要经过本国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既然清朝政府没有批准《里瓦几亚条约》，这个条约就是一堆废纸。沙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和曾纪泽重开谈判。
沙俄无言以对，又受到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在1880年8月3日重新坐到伊犁问题的谈判桌上。曾纪泽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刚开始，曾纪泽就提出了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意见，坚持俄国必须交还伊犁全境、边界照过去的中俄条约办理、俄国可以得到若干商务利益单需要再谈。他的要求几乎全盘否定了《里瓦几亚条约》，俄国人毫不退步地提出了反要求，坚持《里瓦几亚条约》的基本条款，清朝答应割地的还是要割，而且要增加赔款金额。作为回报，沙俄同意对若干不甚重要的条款再开谈判。沙俄代表甚至搬出俄国与之前侵占新疆的阿古柏政权的条约，坚持赖在伊犁，拒绝撤退。曾纪泽反驳说阿古柏是入侵者，政权是不合法的，况且已被消灭，俄国与阿古柏政权的所有条约都是非法的。沙俄又称俄军“代管”伊犁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撤军。曾纪泽说既然你们承认伊犁是清朝领土，那么“代管”已经越权，赖着不走就是侵略了。
在第二回合中，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在第三个回合开始，专门回国处理伊犁问题的沙俄驻华公使布策是个中国通。他说，曾纪泽难缠，但是总理衙门好打交道。布策建议直接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先用武力恫吓慈禧太后和总理衙门，清朝国内屈服后自然会给曾纪泽施加压力，最终达到迫使曾纪泽在谈判桌上让步的目的。
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俄国舰队向中国靠拢，布策返回中国依仗战舰逼总理衙门妥协。沙俄代表则照会曾纪泽，俄国拒绝就伊犁问题与曾纪泽继续磋商，谈判地点将改在大清国的首都北京，俄国已派出首席谈判代表布策带着舰船起程，直接和总理衙门举行会谈这一招对总理衙门很管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听到俄军来到中国沿海便慌做一团，果然电令曾纪泽与俄国外交部交涉，就布策进京一事“设法转圜”，“从容商议”。只要布策不来北京，中国可以让步。
这一招对曾纪泽却不管用。曾纪泽收到总理衙门的电报就洞察了俄国的把戏。他临危不乱，立马回信国内，稳住总理衙门，同时致信新疆左宗棠，建议清军加强戒备，兵逼伊犁，做出准备随时武力收复伊犁全境的姿态，为谈判增强筹码。然后，曾纪泽闯入俄国外交部，开门见山质问布策去中国干什么？俄方答复说布策去同总理衙门磋商伊犁问题。曾纪泽再问，既然是“磋商”为什么要带着军舰？难道是要开战？接着，曾纪泽严正宣布代表大清朝正式通知沙俄政府，希望沙俄将布策召回，仍在圣彼得堡进行磋商。如果俄国坚持要让布策去北京谈判伊犁问题，曾纪泽就马上起程去北京与布策谈判。不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北京，布策都必须和曾纪泽谈判，而且绝对不能带军舰进谈判场。为了增强语气，曾纪泽还“假传圣旨”，威胁如果沙俄军舰进入清军海防区域，清朝舰队必将其击沉。沙俄政府没有想到清朝会不顾战争威胁，以战争相威胁，态度立刻软了下来。
几天后，清朝公使馆就接到俄外交部照会。沙俄宣布召回布策，重开磋商。
曾纪泽的冒险让中方在第三回合中取得大胜。为什么说冒险呢？因为总理衙门已经决定妥协，而且指令曾纪泽让步了。但是曾纪泽置之不理，执意强硬。一旦把俄罗斯人激怒了，战争真的爆发了，曾纪泽就是罪魁祸首了。其次，曾纪泽反过来以战争相威胁，但是国内大炮连弹药都不够，根本打不赢战争。曾纪泽出使英法时，曾经就采购弹药的事情与列强磋商过，对国内军事力量的薄弱一清二楚。但他的强硬对沙俄这样的“纸老虎”起效了。
第四个回合，沙俄鉴于曾纪泽在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决定同意将伊犁全境归还清朝。但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第一清朝从黑龙江或者从乌苏里江领域划一地给俄国，补偿沙俄从崇厚手里得到的割地；第二清朝赔偿俄国“代管”伊犁付出的两亿卢布。曾纪泽指出，清朝断无割地之意，愿意将伊犁西边之地在修界时酌让若干，已到极限，拒绝其他割地要求；至于赔款两亿卢布，万万不会答应。俄国见要求被拒，由海军部出面再次叫嚣，要派海军舰队去北京找清朝皇帝谈判，用大炮让清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曾纪泽反过来威胁，如果俄海军进入中国海防范围，清军一定予以痛击！
俄军这次不怕威胁。亚历山大二世真的下令海军军舰向中国沿海靠拢。
总理衙门再次慌作一团。他们知道曾纪泽不听话，也绕过曾纪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达成意向性妥协。总理衙门同意将伊犁西边若干领土割让沙俄，同意赔偿一千二百万卢布，并且在通商和领事事务上给与沙俄更多特权。李鸿章亲自致电曾纪泽，能够和沙俄达成妥协避免战争，已经是大幸了，要求曾纪泽按照达成的妥协签约。
俄国人满意了，觉得曾纪泽没有办法强硬了，于是兴高采烈地重开谈判，要求曾纪泽在俄方拟订的条约上签字。
曾纪泽很愤怒，很无助，可依然斩钉截铁地拒绝签约。曾纪泽坚持，伊犁地区必然回归中国，同意将伊犁西边若干土地割让是底线。曾纪泽既然是权代表，就是钦差大臣，没有他同意伊犁问题就算没完。至于赔款，曾纪泽也亮出底线：只能出九百万卢布，多一分则无！沙俄代表大吃一惊，曾纪泽既然顶风拒绝，推翻了总理衙门达成的妥协。他们最后一次威胁曾纪泽，难道就不怕沙俄军队的枪炮吗？曾纪泽答道，我的态度也是最后态度，不可再让！如果俄国一意开衅，中国奉陪到底！顿时，中俄双方参谈人员全都傻了眼。谈判正式破裂了。
一连几天，俄方没有任何动静，总理衙门却连连催促曾纪泽尽快完结谈判。慈禧太后甚至发来懿旨，要求曾纪泽按总理衙门达成的妥协签约。曾纪泽全都顶住不办。
在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曾纪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一天，曾纪泽收到了一封急电。当把电文看完，曾纪泽突然有如释重负之感。原来当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阅兵时遭炸弹袭击身亡！曾纪泽相信沙俄内政将急剧恶化，政局不稳，没有在谈判桌上强硬的资本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有一村。
曾纪泽马上起身，借口向新皇帝递交国书去皇宫谈谈外交风声。不久，曾纪泽就收到了沙俄外交部的答复，同意伊犁问题按曾纪泽提出的条件签约，并且建议第二天午后就签字。
1881年2月的一天午后，中俄终于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朝除接管伊犁九城外，争回了原来崇厚私自割让的伊犁南面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虽然条约依然割让了部分土地给沙俄，还增多了对沙俄的赔款，并在商务方面作了让步，曾纪泽毕竟为国家争回了大片土地，遏制了沙俄在中国西北扩张的势头。这是晚清外交稍有的大胜利。
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哗然。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法国驻俄公使商西也用“奇迹”评价曾纪泽的表现：“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国内更是一片赞扬之声。大学者、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俞樾用了十六个字来评价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时势造英雄，晚清最大的时势是西强东弱，清朝国力越来越弱，在屈辱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曾纪泽个人能力自强，也受到弱国外交的限制。人说，弱国无外交。曾纪泽的表现证明，弱国更需要外交，需要用好外交规则和国际舆论，在现存的游戏规则下面尽可能维护本国利益。这就要求外交官需要有卓越的外交能力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曾纪泽一生的悲剧在于，他自己是弱国的强外交官，但国内的衮衮诸公浑浑噩噩，不能支持他的外交作为，老是拆台。18年至1884年，曾纪泽在巴黎就越南局势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立场强硬为国争利。但朝廷上层一意主和，决心妥协。结果，曾纪泽被解除驻法公使的职务，并在1885年6月卸任驻英俄公使职务，被召回国。曾纪泽离开了外交舞台，只能沉溺于国内保守迷信、蝇营狗苟的官场。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命运把他放到与他个性能力完全相悖的环境中，人不能尽其才，心会郁闷无助。曾纪泽回国后先后任户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也担任过总理衙门的外交大臣等职务。他的观念遭到了许多人（包括在外交事务中与曾纪泽不对付的赫德）的反对，他的举措遭到了他们的阻挠。朝政整体腐败，曾纪泽归国后无甚作为，不满52岁便郁郁而终，谥号“惠敏”。
曾纪泽留有一子，继承世袭侯爵后不久逝世，没有子嗣。最后从曾纪鸿孙子中过继一子世袭了曾祖父曾国藩留下的侯爵。
曾家子孙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都声名显赫。曾家后代多数从事教育文化行业，许多人有留学经历。这与曾国藩重视家教，曾家家风勤俭奋进有关。现在曾家子孙散布各地，人们还会提起曾国藩家族，翻看曾国藩的图书。但人们关注的不是曾国藩的功业和长长官爵，而是看他的自我修行和家庭教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