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中有着五花八门的风景，有正剧悲剧，更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不管官场闹出了多大的动静，只要我们抓住了“权力”这根主线，就能任凭那些东南西北风乱吹也不会迷失了观察的双眼。同样，只要权力所有者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行事大公无私、透明坦荡，那么不论世事变幻、天灾人祸都能坦然应对，上下一心了。本篇就是用权力的手术刀解剖发生在官场的离奇案子，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病变。
清朝晚期的一天，江西省广信府玉山县县衙的稿案蒋福匆匆忙忙跑来找知县王梦梅。有一桩案件，王梦梅已经判决了，批驳了原告的诉讼要求。蒋福得了原告的银子，一定要王梦梅重新捉拿被告，翻案重审。
你一个我雇的、帮我打杂处理文件稿子的跟班长随，公然跑过来要我翻案，如果我照你的话做了，颜面何存！王梦梅坚决不肯。蒋福就和王梦梅在公堂之上吵闹起来。渐渐的，蒋福竟然占了上风，由吵变骂，骂得越来越难听。王梦梅憋红了脸，还不了几句嘴，完全处于下风，可就是不同意重新收押被告。最后蒋福叽哩咕噜的，噘着嘴骂了出去。
蒋福何许人也，竟然胆敢当众辱骂顶头上司知县？王梦梅又为什么任凭他骂，却不强硬起来处理蒋福？
这一切得从县衙的权力结构说起，从王梦梅得官伊始说起。王梦梅原本在江西省厘局当官，要钱太狠了，弄得民怨沸腾，有无数商人来省上控。王梦梅上下打点后被冠以“纵容司巡，任情需索”之名，拉出几个司巡小吏处理掉，仅仅“记大过三次，停委一年”就将事情敷衍过去了。后来，江西来了个贪财的新布政使，王梦梅走了他的门路，花一万四千两银子跑到玉山做了知县。官是恢复了，但这么一折腾将王梦梅给折腾空了。
他不仅赔了之前贪污的所有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尤其是买官就借了九千两银子。其中三千是钱庄上的一个朋友借的，另外三千两是向一个师爷借的，王梦梅答应上任后聘他管账房。最后三千两就是蒋福借给王梦梅的，王梦梅答应上任后聘蒋福在县衙负责文件。
王梦梅的情况有点特殊，但在清代，官员借贷上任是普遍现象。上下应酬打点都需要钱，多数官员，尤其是新官是拿不出这笔钱的。所以他们需要向钱庄和私人借贷。私人看中他们的权力，纷纷解囊，可也负担了许多“利息”要求。最常见的就是借款人要求贷款的官员聘请自己担任属员和部门小吏，领取优厚的聘金当作本息，同时还能在处理政务时上下其手，捞钱捞好处。蒋福和王梦梅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名义上，他们有主仆之分（这在古代是很严肃的关系），暗中联系他们的却是赤裸裸的利益。
所以，欠下巨债的王梦梅到任之后，他那一个账房师爷，一个稿案蒋福，“凡百事情总想挟制本官”。起初他们两个人在县衙里还有点呼应不灵，后来他们二人理顺了关系竟以县令自居了。
这次，王梦梅受了蒋福的窝囊气，咽不下去这口气，就写了一纸谕单贴在公堂之上。谕单的内容无非是告诉大家本官一清如水，如果有幕友、官亲以及门稿、书役有不安本分、招摇撞骗、索贿之举，一经查实，立即按例从重惩办，绝不宽贷等等。
蒋福看到谕单后，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心中老大不高兴了：“他出这张谕帖，一来绝了我的路，二来借着这个清正的名声，好来摆布我们。哼哼！有饭大家吃，无饭大家饿，我蒋某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独吞，叫我们一齐饿着，那却没有如此便宜！”蒋福想出了一个坏招，第二天公堂完事，王梦梅退入后堂之后，他把所有书役都召集起来宣布：“老爷让我叫大家回来。我们老爷为官清正，从来不多拿一个钱，而且最体恤百姓了。老爷晓得地方上百姓苦，决定今年的钱粮完全照着制度来，不多收一分一厘。这件事昨日已经定了，等到定好章程就贴出来公告。同时，你们这些书役除掉照例应得的工钱，不准在外头多要一个钱。查了出来，无论是谁，一定重办！”
蒋福是什么人？是被大家称作“二爷”的实权人物。他的话书役们哪敢不当真。很快，蒋福的话就哄传了出去，闹得全城皆知。
当时正好是县里征收钱粮的时候。县里征收钱粮，从来不按照朝廷制度规定的来办，巧立名目，唯恐不能多征多收。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家庭的奢华花费甚至是供养情人、吃花酒、行贿买官的钱都来自于此。百姓苦于苛捐杂税，现在听说新来的县令今年决定严格“依法办事”，豁除钱粮浮收，都兴高采烈地等待正式的公告贴出来后，再去缴纳钱财。
结果，一等三天，公告不曾出来。这三天里，县衙是一分钱粮也没有收到。
坐在县衙里的王梦梅很奇怪，怎么好端端的三天里头一个钱也见不到？一听说，才知道这是蒋福做的好事。这一气非同小可，恨得王梦梅要立时坐堂，把蒋福打三千板子，好好出一口气。众位师爷赶紧劝住王梦梅，齐说：“这事闹出来不好听。”王梦梅说：“被他这一闹，我们还赚不赚钱了？”钱谷师爷说：“不如打发了他。我们并没有说豁免浮收的钱粮，蒋福的话不足为凭。”
王梦梅觉得有理，就叫侄子去开除蒋福，要他立刻卷铺盖滚蛋。那侄子问： “三千两银子怎么说？”王梦梅说：“等查明白了他经手的文件没有弊病，才能给他。”
侄子不敢多话，只好出来同蒋福说了。蒋福就说：“要我走很容易，只要把借我的那三千两还我，我立时就走。还有一件，从前老爷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老爷升官发财了，我们做跟班的出了力、赔了钱，只落得一个半途而废。这里头请你少爷怎么替我说说，利钱之外，总得贴补点才好吧？另外，我在几桩案子里弄的钱都交给老爷了，小的事情就不说了，上次孔家争过继和胡家同卢家退婚的两桩案子，少说也给老爷赚了上万两银子。老爷这个缺儿一共拿了我一万四千几百两银子，连着补贴我的盘缠就算他一万五吧。老爷他是做官的人，大才大量，想必不会盘剥我这个做下人的。求侄少爷替我美言。”
蒋福说得轻巧，其实是在借出的三千本金之外，还要向王梦梅讨要一万两千两的“遣散费”，一共是需要一万五千两才能打发掉他。王梦梅一家人自然是不同意了。就算是同意，王梦梅新官上任没多久，也拿不出这么许多的钱来。蒋福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就赖在县衙不走了。
蒋福和玉山县上级广信府的稿案是同乡又是亲家，关系极其要好。那个稿案的情况和蒋福相似，也在知府面前说一不二。当天，蒋福就找到这个亲家，说王梦梅赖着他的钱不还，要到府里控告，求亲家帮忙。亲家听了，“借款人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于是拍着胸脯一手承当。当天，广信知府就收到了蒋福告王梦梅的控告信。
在信里，蒋福当然没有说自己借钱给王梦梅买官，王梦梅上任后如何赖债等事，而是将王梦梅上任以来贪赃枉法、违规操作的一系列事情都一一控诉。
广信知府看完诉状，脑袋发涨，疼痛不已。 “这个小王怎么搞成这样，如何收场？”
知府和王梦梅的关系很好。王梦梅到任以来，处处巴结知府，没少送他银子。知府心里向着王梦梅，决心压下这纸诉状，让当事人“私了”。这些“官场潜规则”如果暴露出来，不止是他王梦梅，也不止是广信知府，全省上下大小官吏脸上都不好看。于是，知府找来刑名师爷，要他出面“开导开导”王梦梅，把事情化解了。
刑名师爷就派人拿着名帖到玉山县，请王知县便衣来访。王梦梅如约而至。寒暄过后，刑名师爷说了蒋福来府里告状的事情，又提到了知府意思，说： “知府大人说，大家一团和气，不要弄出笑话来。梦翁，你把用他的钱还了他，其余无凭无据的事我们也断不能容他放肆。”
王梦梅听了这话，脸上一红，知道隐瞒不了，就把来龙去脉尤其是蒋福的可恶之处说了一遍。 “现在已经三天没有人来交钱粮。兄弟心里恨死那个蒋福，虽然有些钱，也要叫他难过几天再给他，并没有赖债的意思。至于蒋福控告兄弟的那些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我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府台大人又是精明不过的，况且蒙您老夫子拿兄弟当人，我即使有什么不法行为还能瞒过府台大人和您的眼睛？我如果贪赃枉法，不要说对不住府宪，连您老夫子也对不住。’
刑名师爷平静地说：“蒋福的那些控诉，谁有工夫去听，我也不过当作闲话而已。只要你老哥早一天给他钱，早一天让他滚蛋，大家耳根清净，不都结了吗？”
王梦梅脸又是一红，忙道：“这蒋福原是一个朋友荐来的，说他如何可靠。我当时如果不是缺钱，也不至于用他的钱。”刑名师爷说： “是呀，你只要还他就是了。”王梦梅说： “说到如此，兄弟敢不遵命。明天我便把三千两划过来，放在老夫子这里。兄弟那里，总要查过他没有弊病，才能放他滚蛋。”
刑名师爷知道目的达成，借势给王梦梅一个台阶下：“很好，就这么办。果然他蒋福有弊病，我就告诉府台大人，咱们重重地办他一办。”说完，王梦梅告辞，第二天就带来一张三千两月底期的银票。师爷再交给蒋福。蒋福在压力下，收拾东西回省城，物色给下一个长官当随从跟班去了。这一桩随从状告长官的案子，全赖知府从中斡旋，蒋福不敢多要，王梦梅也未曾出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快过年的时候，府里的刑名师爷给王梦梅写信，说年关困难，请借五百银子过年。王梦梅回了一封信说，小弟两袖清风，年关也很吃紧，但老夫子的忙是一定要帮的，随信寄去二百两银票（王梦梅的月俸是纹银四十八两）， “聊表心意”。这个案子就算彻底过去了。
蒋福控告王梦梅案，奇就奇在他的身份。他只是王梦梅雇来帮助处理文案的下人。王梦梅一个钦命知县，主政一方，竟然被一个下人胁持，处于下风，着实可怜可恨。古往今来，官员被身边的“小人物”胁迫， “离不开”身边人的情况不在少数。一些官员新官上任，不熟悉业务、不了解情况，甚至不会说官话，需要仰仗跟班随从，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会随着官员进入角色得到改变。怕就怕，像王梦梅这样从上任到主政都被随从下人胁持，极难摆脱随从的束缚，更毋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
官离不开仆，说到底是当官的做得不正，有把柄抓在随从跟班的手里。如果官员们都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自然就不存在“官离不开仆”一说了。
一天，明朝江宁县居家的施御史和秦中书收到了在家的高翰林的请柬，邀请他俩和县里的两位秀才来家一聚，会会一位到访的官员。
施御史和秦中书到高家后，高翰林边叫管家去催到访的“万老爷”，边介绍说： “这位万朋友叫万里，是浙江最有用的人，一笔的好字。二十年前，我还是秀才的时候就在扬州会过他。他那时也是个秀才，但是言谈举止不俗，就连盐务的诸公都不敢轻慢他。他在扬州比我过得得意。我进京后就和万大人失去联系了。前日，他从京师回来，说已经担任了内阁中书。”
高翰林看看秦中书，说： “万大人和秦大人还是同衙门的呢。”秦中书笑道： “既然是我的同事，为什么要高大人做东道啊？明日，我请大家都到我家去。”
这个内阁中书是什么官呢？为什么同是中书的万某和秦某竟然互不相识呢？所谓的内阁中书，就是内阁里面的办事人员。官名中既有“内阁”又有“中书”，乍听起来能够吓趴一大片人，可品级一般，顶多算个中层干部，虽然守在皇上身边却并没有什么实权——内阁大学士都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秘书手下的小鬼的权力就可想而知了。就因为内阁中书中听不中用，新晋进士几乎都不愿意担任此官。头等进士选择翰林院，走清要文雅和高层路线；第二是去谋求实职，比如各省县令和各部主事；再不济的，才去内阁做抄抄写写的中书，争取早日活动谋得一个实职。这么一个有虚名无实权的职务，决定了它的编制必然日益膨胀。大批部曹小官被安排在内阁中书岗位上混日子退休，那些花钱捐官的富人也被安插在这些岗位上，导致朝廷的内阁中书超过百人。内阁办公的时候像现在的大写字间一样，黑压压一大片人。人满为患，领导对中书们的考勤睁只眼闭只眼。 江宁的秦中书是花钱买的这个官，得官后干脆呆在家里，不去内阁上班了。他自然不认识同样懒散、四处游荡的万中书了。
不多时，万中书已经到了门口，送进名帖来。高翰林赶出来，拱手立在厅前滴水下，叫管家请轿，开了门。万中书下了轿，只见他五十岁左右，头戴纱帽，身穿七品官服，急趋上前，拜揖叙坐。两人相互客气地来到正厅和四位来客相见。六人大谈科甲学问，许些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的空话套话。
秦中书看万中书年纪也不小了，想必凭资历可以补个实缺了，此次出京很可能是到地方活动官职来了，就和他套近乎道：“老先生何时才能补得实职？出京有什么公干啊？”万中书不卑不亢地回答： “中书的班次，进士是一途，监生是一途。学生补的是办事职衔，不是科举出身，将来想升到翰林学士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近来很难得缺。”既然万中书都说自己是走后门得的官，秦中书不便再问：“有了级别不一定做官，不做就不做了吧。”万中书于是客气地岔开话题，和两位秀才聊了起来。
众人到西厅饭毕，高翰林叫管家开了花园门，请众人看院子赏花。他自己则拉着万中书的手，谈得火热。官场讲究的就是人脉和热气。初次见面，江宁的众人就和万中书“一见如故”，称兄道弟了。
告别时刻，秦中书拉着万中书道： “老先生一来是高翰林的旧友，二来小弟又侥幸和您共事，将来补选了大概总在一处。明日千万到舍间一叙。小弟此刻回家就具过柬来。”万中书含糊地答应了。
第二天，秦中书在家大摆宴席，盛情款待万中书，邀请高翰林、施御史作陪，还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秦中书恭请万中书点了一出戏，戏子才唱了一声，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江宁县的方知县带着二十多个捕快，气冲冲地冲了进来。两个捕快走上前，把万中书一手揪住，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抓了出去。秦中书等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面面相觑。方知县也不解释，一言不发地回去了。
这算什么事啊？堂堂的内阁中书在三位同僚注视之下，被地方官给抓走了！
秦中书、施御史都质问高翰林这是怎么回事？高翰林叫屈说“小弟丝毫不知”，“怎晓得他暗地里有什么事”？但是万某是在秦府被抓的，迟早都要传得尽人皆知， “这个脸面却也不甚好看”！秦中书、高翰林和施御史三人对此不能不插手了。如果三人不管不问，万中书一旦查明是清白的、无罪开释，日后双方就难以相见了；万中书一旦查明有罪，三人更得早日有所行动，与万中书划清界限，免得株连自身。“唉，谁让我这两天和这个姓万的走得这么近，称兄道弟的，现在是不想蹚这浑水也难了！”秦、高、施三人都在心中暗暗叫苦
三人计议停当，差秦家的管家去县衙里打探消息。
原来万里是被牵涉进了浙江省台州总兵苗而秀的案子里。苗而秀海防不力被浙江巡抚参奏革职。官府在抄苗家的时候，查到了万里拍苗而秀马屁的诗文。于是台州知府发文江宁县缉拿万里归案。
秦中书等人得报，心里松了一口气。万里的这点事情，芝麻点儿大，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嘛。古代书生经常干这种烂事，给有钱人和当官的拍马屁捞取点散碎银两，俗称“打秋风”。追究起来，打秋风并不犯法，顶多算个人的作风问题。万里无非是拍马屁拍错了对象，怎么就被抓起来了呢？因为苗而秀的案子经由巡抚上奏给皇上，已经是中央督办的“钦案”了。那各级衙役还不抓紧“立功的机会”，大开株连之能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想到这，秦中书等人觉得宜早不宜迟（迟了说不定自己也被贪功的办案人员列入黑名单了），得赶紧疏通官府，打点上下，争取把万中书给“捞”出来。
亲自来抓人的方知县是个浙江人，看到老家发文来拿人，特别上心，抓住万里后第二天就准备押送台州。
事情紧急了，秦中书只好求助一个能人：凤四老。
凤四老是“四十岁的大汉，两眼圆睁，双眉直竖，一部极长的乌须垂过了胸膛，头戴一顶力士巾，身穿一领元色缎紧袖袍，脚踹一双尖头靴，腰束一条丝鸾绦，肘上挂着小刀子”。别看打扮不伦不类，秦中书对高翰林、施御史夸耀说： “这位凤长兄是极有义气的人，手底下讲究，会《易筋经》。他若是趱一个劲，那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他会丝毫不觉得。“活脱脱一个专门替人解决麻烦、半黑半白的“侠客”形象。
风四老当晚就在牢里见到了万里。万里只求凤四老相助，话语闪烁，让凤四老生疑。因为万里对方知县称自己“今岁在京，因书法端楷，保举中书职衔”，方知县对老乡很照顾，让他“原身锁解”回籍。于是，三个差人陪着一身官服的万里出发了。出了县衙不久，神通广大的凤四老引着万里和差人们走入一座宅院，当下把差人安顿好，拉着万里走入二层一间书房里坐下。
四下无人，万里对凤四老纳头便拜。凤四老问道：“万先生，你的这件事不妨实实地对我说，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帮衬你。说含糊话，那就罢了。”万中书道出原委：“我本是个秀才，不是中书。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风疴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假冒内阁中书原本只为骗吃骗喝，不想被方知县将官职写入案卷，又闹得江宁满城皆知，现在原身押解回台州，他这个冒牌中书就原形毕露了。
这万里说得是声泪俱下，言辞悲切。二十多年来，万里在科场上屡次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捞着，年近半百后衣食无着，只好假冒官员，四处骗吃骗喝，解决生计问题，听起来让人同情。古代科场中，金榜题名当官吃皇粮的人只是少数，多数人最后都像万里一样蹉跎一生，晚年生活困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考了三十多年都没取得举人功名的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那可是他家里唯一的鸡，因为“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只要中了举人及以上的功名，读书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生活境遇大变。即使做不了官，也可以在乡间主持活动、出头办事，生活没有问题。比如范进中举后，平日根本没有往来的大富豪张乡绅立马来道贺，说“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见范进生活“果然清贫”还急着要送他一所宅院，“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现实中的万里属于失败者，估计在老家没脸见人，只好浪迹天涯，冒充官员维持生计。
现如今，万里拍苗而秀马屁一案，顶多革除秀才功名，假冒内阁中书可不是革除功名打板子那么简单了。
凤四老听完，让万里先住下，又安排人好酒好菜把三个差人安排好，把押解一事压下来。自己赶紧赶到秦中书家去，商议对策。
一到秦中书家，凤四老叫道：“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秦中书慌了，忙问怎么回事。凤四老说万里的“中书还在判官那里造册哩”，“一个假官从尊府拿去，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只消带上一笔，莫怪我说，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了”，“官司够你打半生”！
凤四老的话言过其实了吧？万中书的官是假的，可高翰林、施御史、秦中书三个人的官可是真的。他们是在家招待了冒牌的“万中书”，可并不知情。往好了说，是他们热情好客，平日注意联络同僚感情；往坏了说，是他们缺乏警惕性，不是不小心，而是骗子太狡猾了。不管怎么说，秦、高、施三人都不应该被牵涉进苗而秀的案子，更不必为假冒内阁中书案承担责任。然而，法律规定是一回事，能否依法办事是另外一回事。保不准浙江的办案人员就把他们仨牵连进去了，保不准官场上流言蜚飞语出来了，说“高翰林帮助老相识万里冒充内阁中书”或者“秦中书和假中书在家中密谋”等等，更难听的话都能出来。高、施、秦几个人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即使脱了几层皮洗清楚了，仕途也走到了尽头。
所以，秦中书等人听了这些话，目瞪口呆。原本以为只是拍马屁拍错了地方，不想却出来这么一个黏人的脏案子。不管心中已经将万里千刀万剐了多少次，他们三人必须要帮万里渡过难关。就如凤四老对秦中书总结的一样，“他的官司不输，你的身家不破”。
万里假冒内阁中书，人证物证俱在，一送回台州就人赃俱获了。怎么才能帮他洗刷呢？
凤四老告诉秦中书：“若要图干净，干脆替他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位来。买官的钱，让他打欠条，等他赢了官司上了任，叫他一五一十还回来。即便还不回来，也比被动受罚要好。”
我受了骗子的骗，竟然还要掏钱替他买官！秦中书一千个不乐意，看看凤四老认真的样子，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把假中书“做”成真中书，的确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秦中书咬牙切齿地砸拳在桌子上。罢了，我打落牙齿和血咽，给万里买个官。于是，秦中书拿出一千二百两银子，拜托高翰林出面买官：“买官一半靠钱，一半靠人情，就拜托高大人了。我也知道在京城里活动还需要银两打点，如果钱不够，尽管问我要。”高翰林赶紧照例写了一份买官的揭帖送到内阁，先给万里存案排队。施御史则连夜打发人进京，拖着老脸给万里办去了。三人不惜代价，连夜办理，想必万里的“内阁中书”马上就可以“转正”了。
凤四老连夜赶回安顿公差们的宅院，向万里道喜，指点说：“明日，万先生应该穿着这身官服，去高、秦两家道谢去。”万里喜出望外，忙说：“这是极应该的，就怕不好意思啊。’
第二天早早起来，凤四老催着“万中书”去谢高、秦两家。万里的名帖送入两家，两家的家人都出来说“我家大人不在，劳烦万大人白跑一趟了”。万里十分尴尬，凤四老则哈哈一笑，带着万里回了宅院。
现在万里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台州原籍了。他的“内阁中书”如今有案可查，货真价实，顺带着给苗而秀拍马屁一事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于是，凤四老也收拾了行李和三个差人一道，送万中书回台州审官司去了。
万里一个落魄书生，行走江湖的骗子，一夜之间衣锦还乡。这桩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以喜剧结局。
回顾这桩案子，有两点值得深思。第一，之所以古今中国不断有人冒充官员行骗，根本原因是“官”字能给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还是举范进做例子。他和万里年纪相仿，屡试屡败，三十多年来除了周围乡亲和亲友们的轻蔑和嘲笑外，一无所得。见到杀猪的岳父胡屠户，范进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作揖赔笑。胡屠户动不动就训斥范进“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丢脸的家伙”，骂他是“烂忠厚没用的人”。范进乡试没盘缠，斗胆向胡屠户借钱。胡屠户一口啐在他脸上，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范进中举后，受不了刺激发疯了。众人商议让胡屠户像平常一样打女婿一巴掌，以毒攻毒，把范进打清醒过来。胡屠户坚决推辞：“虽然他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胡屠户见范进衣裳后襟滚皱，走路时都跟在女婿后面，低头替他扯平衣服。人们常说，中国人是见钱眼开，其实是冤枉中国人了。中国人才不像肮脏的资本家一样拜倒在金钱脚下呢，我们是见“官”眼开。如果大家对当官者淡然处之、平等相待，想必不会有人冒险去假冒官员了。范进中举后并不比中举前更能干，学问更高。如果胡屠户依然是骂中举后的范进没用，照旧是骂得他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么范进就不会觉得中举有什么好处了。
“万中书”案暴露出来的更危险的一面是：官官相护，官员集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没事的时候，官员之间呼朋唤友，联络感情；有事的时候，相互照应，办事方便；出事的时候，包庇护短，你好我好大家好。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广，你欠我人情，我欠他人情，他欠你人情，最后是大家都抱团，成了一个圈子一张网。高翰林、秦中书和施御史就是江宁县的一张小网。他们原本想把“万中书”也添加到小网里来，可惜这个万中书是假的，还给小网带来了威胁。为了洗刷自己，为了稳固小网，高、秦、施像咽苍蝇一样把假中书运作成真中书。需要注意的是，秦中书的钱是借给万里的，借钱就要还。凤四老说了，日后万中书还不上也没关系。因为万中书成了真中书，没有真金白银还，也欠下了大人情，日后秦中书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万中书断然不能推脱。万中书最后还是成为了秦中书那张小网的一部分——尽管江宁三个人的代价有点大。
试想一下，如果一件政务落到了高翰林、秦中书、施御史和万中书等人组成的网络中，不管这件事被处理得再怎么离奇、再怎么骇人听闻、再怎么惊世骇俗，我们都不会感觉太意外。
唐朝贞观初年，苏北考生陈光蕊高中状元，被授予江州刺史之职，又迎娶了娇妻满堂娇。一时间，人生四大喜事中除了“久旱逢甘霖”和“他乡遇故知”需要特定的前提，陈光蕊难以实现外，“金榜题名时”和“洞房花烛夜”都被他占了。陈光蕊这个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好得让人嫉妒！
只见他左手拥着娇妻，右手举着官凭（任命书），高高兴兴准备赴任了。陈光蕊寒窗苦读十余年，现在终于迎来了收获。他觉得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吩咐家人王安去找赴任船只后，又叫妻子准备美酒，要小酌几杯。他没什么理想与追求，“世间万事，惟酒消除”就是他的人生态度。
不多时，王安引着一个叫刘洪的船夫来见陈光蕊。
陈光蕊瞟了刘洪一眼，点点头，就雇他了。夫人满堂娇拉拉他的衣角，悄声说：“这个人不中。听了他语言无味，觑了他面色可恶。”
陈光蕊不以为然：“夫人，你多想了。你又不能未卜先知。”
满堂娇解释说：“我是不会未卜先知，但我端详这个船夫，看他胁肩谄笑、趋前退后、张皇失措，不像个好人。”
陈光蕊自负地说：“不妨事的。”
就这样，刚愎自用的陈光蕊糊里糊涂地上了刘洪的船，往江州而去。陈光蕊喝着小酒，看看满堂娇，觉得不对劲。“娘子，你现在好歹也是刺史夫人了，怎么能灰头草面不打扮？倘若在江上遇着相知朋友，或者官场中人，怎么相见啊？”在他的坚持下，夫人满堂娇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穿上光鲜亮丽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满堂娇的见识就是比丈夫陈光蕊要强。那个船夫刘洪果然不是好东西。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抢劫没有丝毫警惕性的陈光蕊的财物，现在见陈夫人美若天仙，动了谋财害命霸占娇妻的歹念。刘洪先把王安推入江中，然后持刀向陈光蕊说明来意，要加害于他。
陈光蕊一介文弱书生，想都没想过如此情景。他语无伦次地哀求：“我与你无冤仇，为何如害于我”，末了只会抱住夫人痛哭，哭得浑身发抖。刘洪一把揪住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再推入江中喂鱼。
大唐的新科状元、江州刺史，就这么轻易被强人杀害了。
陈光蕊的妻子满堂娇当时怀有身孕，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面对刘洪不得不忍辱负重，虚与委蛇。那强人刘洪霸占了满堂娇后，看着陈光蕊的官凭、官服，想出了一桩更惊天动地的恶行。他要夺取陈光蕊的一切，包括陈光蕊的江州刺史一职。于是，他穿戴齐整，像模像样地顶替陈光蕊到江州上任去了。江州来了一位新刺史，水照流生意照做，一切照旧。冒充陈光蕊的刘洪从江州刺史起步，连续十八年都呆在江州为官。到第十九年，刘洪被揭穿了。原来满堂娇到江州后产下一个男孩。为了孩子不落入恶棍刘洪之手，她把男孩抛到江中，写血书说明身世。这孩子后来被金山寺的长老搭救，长大后剃度为僧。他知道身世后，回江州找到母亲，报仇雪恨。
我们之所以知道早死的陈光蕊，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也就是那个日后大红大紫的和尚。陈光蕊儿子出家后的法号是玄奘，因为代表唐朝去西天取过经而被国际友人叫做“唐僧”。在《西游记》里，陈光蕊是不折不扣的配角，写得很简单，就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物。可在《西游记》成书之前，陈光蕊的故事就在评书中流传了，没有受到删减，形象相对丰富。唐僧的父亲被塑造成一个“几年积学老明经，一举高标上甲名”的书生，对世事一窍不通，看不出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和能力。他的被杀一定程度要归咎于自身。
陈光蕊赴任被杀案现在看似离奇，可在明清时期的民间文学中是相对常见的情节。有许多作品提到了官员赴任途中遭遇不测的故事。比如《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讲了一个更具体的故事，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苏云赴任浙江兰溪知县，半路上遭强盗徐能抢劫。苏云同样被抛入大江，苏夫人则侥幸逃脱，但是刚生下的婴儿被徐能养为己子，取名徐继祖。十九年后，徐继祖中了进士，当了监察御史，这才报仇雪恨。
“三言”中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强人为了冒充遇害者的官职，还要迫害相关认识的人，设计一局局连环扣，犯下连环案。如果将这些故事改编成影视作品，动画不会逊色于日本的柯南，电影电视不会比英国那个叫什么福尔摩斯的差。文学来源于生活，民间文学对官员赴任被杀案的描绘和读者的津津乐道，说明了这类案子不仅有现实例子，而且还不少。
却说中国是泱泱大国，朝廷官员威严庄重，为什么屡屡有官员没上任就在途中被杀呢？因为中国太大了。一个官员拿着官凭，从京城到任所，沿途即便没有千山万水，走上成百上千里路实属正常。而且官员要回避在本乡本土当官，赴任途中走的都是陌生的道路，加上语言又不通，走起来着实困难。朝廷不是有驿站吗？是，朝廷是有驿站，但局限在主干道和要害地点，远远没有覆盖全部国土。总之，官员上任免不了孤单地走偏僻小路。况且科举之后，读书人通常忽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其是“体育”不好好学，个个晃晃悠悠像豆芽菜似的，他们当官后，带一两个随从，远涉他乡的确很危险。为什么朝廷不派官兵护送官员上任呢？这个主意不错，一个官配上十个兵沿途护送，既安全又威风。问题是，养这十个兵的费用和他们几个月往返的盘缠谁来支付呢？如果从国库拿银子，那朝廷的公务员队伍岂不是要扩充近十倍了？朝廷权衡利弊，最终还是要求新官上任不要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所以，明清时期的官员们咬咬牙，就是借高利贷也是要凑起一队家丁，拿着棍子刀枪，护送老爷上任。
唐僧父亲赴任被杀案的重点是强人杀了真官后，胆敢冒充官员上任。他们就不怕被人戳穿吗？不是强人们不怕，也不是他们胆子大，而是古代没有照相技术，更没有身份证或者网络，验证官员真伪很复杂、很难。往往是，一个年轻人拿着一纸官凭，就说自己是某某某，新任某某官。对方最多看看那纸上的朝廷大印是不是真的，上面有没有错别字，对这个年轻人是否就是某某某则无法当场验证。如果有怀疑，你可以跑到京城的吏部去查证，可吏部见过某某某的相关人等也只能给你描述该人大致长相。如果冒充者不是体形相貌明显不对或者真人有特殊长相（比如身高两米、左手七个手指头、脑门有个“官”字之类），骗局很难被揭穿。
老舍的父亲当年在紫禁城里给皇上当差，做禁军军官。他出入宫门全凭一张写着“面黄无须”字样的腰牌，核对一下就让进去了。皇上身边禁军的身份验证尚且如此，地方官上任还想严格到什么地方去？
最大的问趣是：这些冒充官员的强人能做好官吗？
如果不会当官，把政务搞得一团糟，冒充的强人们立马自我暴露。可这些人做官做得好好的，非但没有出什么纰漏，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没问题，有的还干出了成绩，得到了上级的夸奖。《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正史不会记载这类让官府丢脸的事情），康熙初年新任池州知府郭某在赴任途中被强盗杀害，妻儿被强盗掳掠。强盗发现官凭后，也冒名到池州上任。冒牌官的日子过得舒服，就是不断有亲朋好友来池州拜访或者投奔。这些老郭家的亲友进了知府衙门就没有出来过——全被强盗杀死在内衙了。在外面，这强盗可能长得挺有一把手的样子，地方上挺信服他的。重要的是，人家把池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训起话、办起事情来头头是道，辖区下没有恶性案件发生、百业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年终考核的时候，上级给假知府评了“政理精明”。唯一让上级官员有点不满的是，池州府的钱粮收齐了，也看着存放在府衙里了，可就是迟迟不愿解送到省里来。
后来，老郭的一个小舅子发现身边的亲友一去池州不复返，觉得蹊跷，也跑到池州了。他比较精细，没有直接去见姐夫，而是在路上观察知府模样。池州知府竟然不是姐夫，肯定是假冒的。小舅子就寻机混入知府衙门，从被羁押的姐姐那里得知真相，赶紧跑到省里报案。
安徽省衙高度重视，调集重兵杀入池州，围住知府衙门，抓获了假知府真强盗。调查发现，池州府衙内存有白银八万两。据强盗交待，他准备收齐十万两税银后，卷款潜逃，过逍遥日子去，可惜在成功的前夜功亏一篑了。最后，这个很有行政能力的强盗被处决了。
假设真正的郭知府没在途中被杀，上任后能否取得假知府那样的行政成绩呢，又能否拥有假知府那样的声望呢？很难说。就像唐僧的父亲陈光蕊如果没死，就任江州刺史后也不一定能宦海沉浮十八年，岿然不动。就冲他在遇害前表现出来的幼稚轻信、刚愎自用和虚荣懒散，陈光蕊能否当一个称职的刺史都是问题。古代读书人，尤其是科举制后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全面发展。那时候也不兴什么素质教育，读书人光知道读书，不知道实践；光知道往上头跑，不知道下面的基本情况，捧着子曰诗云乱侃，花拳绣腿的多，真才实学的少。一旦遇到问题了，从书斋里出来的新官们还真不能解决好。强盗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毕业于社会大学，做强盗前做过贩夫走卒，知道社会实情，做了强盗后走南闯北，眼界大开，冒充起官员来把政务处理得好好的。还没在哪部明清作品中看到哪个强盗冒充上任后因为不会当官而被人戳穿的。
强盗能做好官，真官不一定做得比强盗好。
身份错乱，结果颠倒。强盗做官做得比真的官强，这便是唐僧他爸赴任被杀案暴露出来的关键问题。追究下去，只能是官员选拔的标准出了问题。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年底的一天，长安城大将军府里传出了凄厉的叫声。
“有刺客！”侍卫武士们奋勇跑去，惊讶地看到大将军卫青正和年轻的李敢扭打在一起。李敢手持利剑，卫青死死握住他的手，前胸有一处伤口在冒血。
侍卫们愣了一会儿，赶紧七手八脚地把李敢拉住。几个侍卫夺下他的利器，其他人拉开他和卫青的距离，还有人在旁边好声相劝：“小爷，你这是为何啊？快快住手。”李敢挣扎着，骂不绝口：“我要杀死卫青！”卫青被众人扶坐下去后，指指李敢，欲言又止。
这个行刺大将军的李敢是谁？侍卫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这个李敢可不是一般的刺客，而是当朝的关内侯、郎中令，还是刚刚死去的一代名将李广的儿子。李敢曾随父亲征战疆场，也曾随霍去病出击左贤王，力夺匈奴左贤王的鼓旗，斩首众多，被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年纪轻轻就成了朝野中惹人瞩目的一号人物。侍卫们哪敢对他不客气啊？
李敢出身清白，前途光明，为什么要刺杀大将军卫青呢？
李敢行刺是为父亲李广报仇，他认定卫青害死了父亲。
这一切还得从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说起。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了漠北战役，倾全国之力希望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朝野上下对这次战役精心策划，由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由定襄、代郡出击，跨大漠，远征匈奴本部。经过多次交手，匈奴早已不是西汉帝国的对手了，所以此战的胜算很大。
李广对这次战役寄予了厚望，准确地说他把一生的抱负和追求都押在了这次战役上。
每一个战士都希望建功立业，希望能封侯拜将。李广也一样。他威名很盛，资历很深，身经百战，却一直没有实现封侯的夙愿。李广有纵横疆场、杀敌封侯的能力。他出身将门世家，从小箭法出众，加上身高过人，有猿猴一样的长臂，是名武艺高超的善射武士。唐代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形象地描绘了他的风采：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关，李广和堂弟李蔡参军杀敌。此后除了一度参加平定七国之乱外，李广一生都活跃在西汉与匈奴的战场上，大小近百战，杀敌无数。匈奴人敬畏地称呼李广为“飞将军”。但是李广对武艺过于自信，变得自负了。两军对垒时，李广要求自己射杀敌箭无虚发，常常是策马冲锋，不进入敌阵数十步距离之内不发弓，箭一离弦必有一个敌人应声倒地。李广的行为不免带有自我炫耀和逞强的意思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常常招致敌人的围追和同僚的非议。
如果仅仅是喜欢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李广还不会得罪朝廷的衮衮诸公。问题是李广在政治上极不成熟，被朝廷许多高官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比如在贪腐成风、浑浑噩噩的官场中，李广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他平时爱兵如子，打仗时身先士卒，深得官兵的爱戴，所得赏赐都分给部下，坚持与官兵一起吃大锅饭。李广一生担任高官四十多年，死时家无余财，都花在军队上了。又比如李广厌恶制度，信奉自由放任的管理思想。
在军队管理上，李广很宽松，行军时不列队，驻扎时不设岗，平时基本不训练，不重视部队的补给和辎重，军队纪律也很差。而且对军队繁琐的文件和会议制度特别反感，在军队里一律简化文案。汉军士兵都喜欢归入李广的麾下，都愿意跟随李广死战。然而，李广这一套显然不对朝堂衮衮诸公的胃口。
早在汉文帝十四年从军抗匈，李广就杀敌多人，因战功升为郎中，进入了皇帝的禁卫军。李广多次跟随汉文帝射猎，格杀猛兽，勇力非凡。汉文帝慨叹：“李广可惜了，生不逢时！如果生在高祖时，封个万户侯都不成问题！”汉高祖刘邦是在乱世中厮杀起家的，汉文帝觉得李广能在乱世跟上了刘邦，肯定是开疆拓土的一代公侯名将。但是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等相对和平的时代，李广没有参加大战的机会，自然也就达不到西汉王朝封侯的标准——西汉王朝法律严格，规定必须建立多大功业或者杀敌多少人以上才能封侯。汉文帝死后，西汉进入了多事之秋。先是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然后是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对匈奴作战，李广终于获得了杀敌建功的机会。可惜，一次次封侯的良机从他的指缝中溜走。
李广第一次和侯爵宝座擦肩而过是在平定七国之乱时。李广随周亚夫与叛军主力激战，建立了赫赫战功，并在昌邑城下勇夺叛军帅旗立功显名。这一次李广完全达到了封侯的标准。战后他的许多同僚和战功比他低的人都封侯了，但李广却没有任何封赏。因为李广在斩获帅旗后私自接受了梁王授予的将军印。这个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坚守河南封地，阻击叛军，战功也很显赫。但是他是汉景帝皇位的最大竞争者，朝廷中有那么一股人撺掇着要立他为汉景帝的接班人。李广私自接受皇帝竞争者的将军印，他想做什么？要服从梁王的指挥了？李广政治幼稚就幼稚在这个地方，主动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去了，最后落了个有功不能赏的下场。有些错误是永远都不能犯的，即使只犯了一次你这辈子都完了。李广的错误没那么严重，但在整个汉景帝时期他升官封侯算是彻底没戏了。
汉武帝即位后，很赏识李广的盛名，调李广为未央宫卫尉。李广的政治春天来了。汉武帝筹划的第一次反击匈奴的大战役是马邑战役。汉朝伏下重兵，准备围歼南下的匈奴。李广以骁骑将军身份率军埋伏在那等待匈奴钻进口袋里，封爵晋升仿佛指日可待。结果，多疑的匈奴单于发现了破绽（汉朝人没经验，都去埋伏了，放着漫山遍野的牛羊不管，能不让人生疑吗？），中途退兵。伏击计划中途夭折。李广只好无功而返，第二次错失良机。
汉武帝不久给了李广第三次封侯立功的机会。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和卫青四人率大军，兵分四路迎击匈奴。这一战，排名最后、初出茅庐的卫青一战成名，长途奔袭匈奴得手。而排名第一位、声名最高、资历最深的李广却全军覆没。战前李广迫切要建功立业，树大招风，被匈奴作为头号敌人来迎战。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下令匈奴务必生擒李广。于是匈奴集中数万精兵围歼了李广的部队，李广受伤被俘，寻机夺马杀回中原。归国后，李广别说封赏了，因为全军覆没按律当斩，付了赎金后被废为庶人。
几年后，匈奴攻破辽西，北方告急。汉武帝起用李广镇守右北平，匈奴人敬畏李广，几年不敢骚扰右北平。公元前120年，李广率兵四千出右北平，和张骞所部分兵作战。结果李广受到了匈奴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被四万匈奴精锐包围。汉军士气低落，李广来去自如，加紧整饬军队，亲自拉强弩参战。这样坚持了一天一夜，汉军弹尽粮绝，败局已定。好在张骞带领一万骑兵及时赶到，解救出了李广。李广又失去了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汉武帝考虑到他浴血奋战杀敌众多，功过相抵，不赏不罚。
至此，李广伤痕遍体，年到花甲，看似不能再上马杀敌了。照例，他的征战生涯要结束了。“自从反击匈奴以来，我参加了每一场战役。各部军官，才能在我之下的，因军功受封侯爵的有数十人。我打仗时从不落在他人后面，为什么没有尺寸之功封侯呢？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堂弟李蔡和他一同起步，同时做的郎官，后来脱离战斗一线走高层路线，听皇上的话，办皇上交办的事，已经因功受封安乐侯，更在两年前担任了丞相。李广能力远高于堂弟，现在看李蔡成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丞相，自己蹉跎了大半生，年近六十，心里的不好受不用言表。
汉语中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李广的窘境：李广难封。
现在有漠北战役这样的大舞台，李广怎么能放过呢？对于他这样的老人来说，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他坚决要求出征。但汉武帝并不想派李广出征。因为李广年纪太大了，而且威名在外，留在朝廷里当作“镇国之宝”威慑匈奴更好，汉武帝不想让他去冒险涉阵。李广苦苦哀求允许自己跟随卫青出征。汉武帝经不起李广一再请求，勉强同意他出征。
暗地里，汉武帝找来卫青，告诫他说，李广年纪大了，急于求战，我们满足他的愿望，但你不能让他担任先锋，更不能委以重任，托付重兵。
大军未出，李广和卫青就在作战部署上产生了矛盾。卫青安排公孙敖为先锋，自己率领主力跟进，从正面与单于主力决战；安排李广与赵食其领兵出东路，作为辅助。东路迂回难走，看起来也没什么立功的机会，李广自然是不愿意。卫青一开始就让他封侯的希望变得异常渺茫。李广心生怨气，听完行动安排后，既不争论也不说遵命，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李敢认为卫青这是挟私用人，嫉功妒贤，一开始就要把漠北之战的首功留给自己和亲信（公孙敖救过卫青的命），派李广走东路是挤兑他。而且卫青还给李广规定了会合的日期，给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李广赌气率军走了东路，部队在荒漠戈壁中迷了路，没有按期与卫青的主力会师。
会师后，李广郁郁寡欢。汉匈最后一战结束了，从此“漠南无王庭”，匈奴远遁了。李广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丧失了。而且汉朝军法严峻，作战违期是重罪。李广一回到大营就躲入军帐，不见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大将军卫青做了一件更让人误会的事情。他派长史带着干粮酒食慰问李广，同时问问李广所部迷路违期的情况。李广年纪大了，资历高，本来就心情郁闷，现在看一个年纪轻轻、低好几个辈分的文官来质问自己，犟脾气上来了，对长史的问话不理不睬。卫青对李广的性情秉性还是没有摸透，长史回去后没法处理违期的事，又让长史去催李广的部下来听候审问。这一下军营的动静闹大了，李广所部的校尉们都苦着脸被叫了出去。李广很护部下，说：“我部下的校尉无罪，是我迷路的，责任在我。我现在就去自首。”李广召集部下，说：“我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这次跟从大将军与单于交兵，而大将军让我率部走迂回的远路，我迷路了。这些难道不都是天意吗？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难道还要我去见那些刀笔小吏，啰啰唆唆地自我辩解嘛？”说时迟那时快，李广“嗖”地拔出佩刀，自刎而死。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卫青要不要对李广的死负责呢？事实上，他是遵照汉武帝临行前的告诫办事。而且考虑到李广数十年的战斗经验，卫青对李广的弱点是清楚的。漠北之战倾注了汉朝的全部国力和朝野的殷切希望，关系国家安危，也关系前线将士的生死，卫青为人小心谨慎，最后不用李广而用公孙敖，并没有徇私枉法、陷害李广的意思。李广辛苦一生，都没能封侯，客观地说不是汉武帝不想提携李广，而是李广身经百战，屡战屡败，实在是没有达到裂土封侯的标准。李敢将父亲的死归咎于卫青，不应该。
话虽如此，李敢刺杀卫青的案子毕竟犯了。怎么处理呢？
卫青让人将李敢好好地送回家，然后召集家人侍卫，命令不许将李敢行刺之事泄露出去。
卫青温良和善，不愿与李敢为敌。更重要的是卫青自己的处境也很微妙，在权力场上如履薄冰。卫青家族出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卫青自己和姐夫公孙贺、外甥霍去病封侯拜将、手握兵权，他还娶了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卫家赫然是西汉帝国的权势第一家。家族兴旺了，掌权了，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最上头的皇帝、汉武帝刘彻权力欲望特别强烈。刘彻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般雄才大略的人，权力欲就强，疑心也重。卫青一家的势力遍布朝野、手握兵权，自然也受到了刘彻的猜忌。姐姐嫁入卫家后，卫青的权势熏天，仿佛是“天下第二人”，刘彻的猜忌心理重新泛起，开始不信任卫家了。刘彻先是让卫青离开前线军队，招到长安来居住议政，将卫青高高挂起；同时分化卫青家人，重用霍去病，让霍去病牵制卫青。小伙子霍去病虽然是卫青的外甥，毕竟不姓卫，而且头脑简单，政治幼稚。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只知道行军作战打匈奴。刘彻曾经劝霍去病学点吴起、孙子的兵法，霍去病回答说行军打仗不拘泥于古代兵法，学那些玩意儿没用。刘彻发自内心地同时也有目的地宠爱霍去病，着意培养，委以军事重用；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在继续，但卫青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直接指挥权，主要是发挥着名义主帅的作用。相反，霍去病在祁连山战役、招降浑邪王等事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年春天，朝廷谋划漠北战役的时候，刘彻干脆将卫青名义上的主帅也给撤掉了，命令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率领五万精骑，兵分东西两路，远征漠北。双方互不节制，分头行动。
漠北战役如今胜利结束，天下太平。汉武帝更加不需要声望超群、领兵驰骋的卫青了。卫青的权势建立在军功上，现在军功不可能再有了，只剩下皇帝的猜忌和防范。刘彻继续捧霍去病去压卫青。等卫青、霍去病凯旋归来，刘彻很客气地不让他们继续掌握军队。卫青是大将军，霍去病是骠骑将军，又是万户侯，没办法再提拔他们了。刘彻很有创意，新增了“大司马”的官职，让卫青、霍去病并列为大司马。卫青是大司马兼大将军，霍去病是大司马兼骠骑将军，地位相等。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那些墙头草和势利小人纷纷给霍去病拍马屁，有事没事往霍去病家里跑，套近乎。其中就有很多原来经常在卫青家里出现的面孔。霍去病家里热闹了起来，卫青家门口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好在卫青是一个厚道恬静的人，将这一切已经看开了。他家里人有时候也会感叹世态炎凉，卫青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心甘情愿地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
遭遇李敢的行刺，卫青的第一反应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对李敢不利，对卫家也不好，还不如保持一团和气。卫青毕竟是个好人。
然而，李敢行刺让许多人看到了，压是压不下去了。事情很快传到了霍去病的耳里。霍去病一如既往的头脑简单，更理解不了舅舅的韬光养晦，他记恨起李敢，欲先除之而后快。他瞄准李敢到甘泉宫参加皇家狩猎的机会，人来人往，寻机射杀了李敢。名将之后横死，总需要有个交待。汉武帝正宠信霍去病，还需要霍去病制衡卫青的势力，于是替他说话：“李敢是被鹿触死的，可惜了。”这件事情就这么掩盖过去了。
卫青知道后，惨然一笑。
第二年（公元前118年），李敢的叔叔、丞相李蔡被扣上私自侵占汉景帝陵园前一块空地的罪名，被迫自尽了。他担任丞相四五年间，协助汉武帝治吏、改币、统禁盐铁等事，中规中矩。事实上，汉武帝选择李蔡，并非看中他的能力或者想法，恰恰是因为他平庸安分、循规蹈矩。还是那句老话，汉武帝是一个强权的皇帝，不能容忍强权丞相的存在。所以他执政时年就换一个丞相，李蔡只是其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李蔡是汉武帝的棋子、李广是汉武帝的棋子、卫青是汉武帝的棋子、霍去病是汉武帝的棋子，但李敢不是汉武帝的棋子，他的作用和分量不够做皇帝手中的棋子。李敢是个“搅局者”，讨人嫌，所以不如除去的好。从汉高祖诛杀韩信到汉景帝诛杀晁错顶罪，再到后来汉武帝腰斩公孙敖，西汉王朝一路下来血光不断。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挑棋子、用棋子是帝王为政的学问，皇帝老子掌握了就可以了，大小臣工没有必要学。合格的臣子应该是循规蹈矩、安心做好皇帝棋子的人。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九月，江南著名才子、一代文豪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案牵连，被腰斩弃市，一同被斩的还有同是文豪的王彝。此案因为一篇文章而起，掀开了明清两代一系列充满腥风血雨的文字狱的序幕。
高启被杀时仅仅是苏州治下的一介草民，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后世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因为高启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曾经的政治明星、发挥过标杆作用；高启也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而被清代的赵翼赞誉为“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高启虽然是明朝初期的文坛代表人物，但出生于元朝末期的苏州，主要文学成就是在元朝末期奠定的。张士诚占据东南时，高启居住在吴淞江青丘，号“青丘子”，开始半隐居半高调地在文坛树立了盛名。
明朝建立后，高启对新王朝的态度就带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很多人都盯着他看。
高启一开始对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欢呼大庆”的态度，热情称赞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为。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结尾中他对明朝统一天下大唱赞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说自己“幸逢中国真龙飞”，对朱元璋的称赞按近了肉麻的程度。朱元璋也投怀送抱，王朝刚刚建立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招揽高启参修《元史》。高启从此进入了新王朝的权力高层，受诏入京修史时写了《召修〈元史〉赴京师别内》，兴高采烈地说：“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不仅自己积极进入新王朝，高启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尧臣出任新郑簿时，高启作《答余新郑》：“幸逢昌期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
高启的态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同时承担了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当众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高启刚刚当官一年，就像坐了直升飞机一样，做到了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奋斗进步了几十年的老人们瞠目结舌。这也体现了朱元璋对高启的肯定和器重。
可就在朝堂上，高启拒绝接受户部侍郎的任命。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自己年少，才35岁；二来自己一介文人，没有实际政务经验，恐怕难当户部的大任。高启的这两条理由都还说得过去，朱元璋心里虽然不快也不好说什么。但高启接着说了一番话，却激怒了朱元璋。高启说自己心力疲惫，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放归山林”。
你年纪轻轻，才参加工作一年，就以干不了为理由要回家养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你是对工作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和同事们相处了。的确，高启是对朱元璋交待的工作厌倦了，而且还对新王朝的政治失去了热情和信心。
和所有的文人一样，高启内心积极入世，非常希望有一番作为。他的文采越飞扬、名声越远播，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就的期望就越高。高启在诗《赠薛相士》中承认：“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高启隐居青丘，并不是要做隐士，而是和诸葛亮一样，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山而已，是静观局势待价而沽。就是在隐居时，高启也经常“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慷慨”。明朝建立后，新朝新气象，吸引了高启。高启一开始和新王朝的合作，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并非一个特例。
在南京的一年多高层政治接触，让高启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适应。
朱元璋等人是农民造反出身，依靠暴力得的天下，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在政策上采取粗暴繁重的方法。比如明朝初年对苏州等东南各地采取打击豪强、加重赋税的政策，对一些不合作的富豪和文人大加挞伐。朱元璋对原来精英阶层的打击面很广，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有人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高启虽然跻身于新朝新贵行列，但出身于旧的精英阶层，不可能对新朝打击故交名士的行为无动于衷。对于朱元璋的高压政策，高启不赞同，但他权小势微，无力反对。这个时候，文人的敏感和脆弱都表现出来了。高启挣扎在不同的立场之间，难以自拔。而且高启还有一些读书人的虚荣，爱表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高启在政治上不成熟，将听到的或者看到的落到了文字上，曾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官禁有谁来？”“夜深官禁”的事情，你高启怎么知道的，又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了？此事牵涉到宫廷内争风吃醋的丑闻，朱元璋看到高启的诗后，不可能不往心里去。朱元璋对高启等文人的设想是：支持新朝，有才能的人可以吸纳进高层圈子为己所用，但要听从指挥，不能捣乱。心理的煎熬让高启始终融入不了新朝——文人的矜持让他拒绝同流合污，于是他决定回归，重新去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高启当众请辞又一次暴露了他的政治幼稚。他可能是期望正大光明、来去自由，什么事情都做得明白透明，可朱元璋会这么想吗？客观说，明朝待高启不薄，朱元璋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高启却不领情，还当众请辞，要重新浪迹山林，不仅是朱元璋就是朝堂上的昔日同事也都认为高启摆明了拒绝和新王朝合作。
朱元璋自尊心很强（小时候做过和尚，要过饭），心狠手辣（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夺的天下），顿时对高启厌恶起来。按他的心理，马上将高启拉出去砍了都不为过。但朱元璋转念一想，高启是文坛领袖，对他的安置具有象征意义。天下初定，明朝还需要高启好好活着，所以朱元璋忍住了发作的念头，接受了高启的辞呈，还送给高启一百两银子作为回乡的盘缠。
高启回到苏州的第三年（洪武五年），苏州来了一位新知府：魏观。
魏观是湖北蒲圻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元朝末年也和高启一样隐居了起来，但比高启年老整整30岁。当朱元璋和陈友谅打仗的时候，魏观就结束隐居，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他算是明朝建立前参加工作的老人了，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魏观历任国子监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侍读学士、礼部主事等，中间罢过官后来复出，66岁时请求退休。
朱元璋对这位老臣很满意，退休前给魏观提了一级，“赐参政俸”，让他回家安享晚年。明朝初期，苏州地位重要，政务繁杂，但是知府陈宁为政苛刻，横征暴敛，用烧铁烙百姓的肌肤，失去了全府的支持。官吏和老百姓们暗地骂他“陈烙铁”。陈宁不能再用了，朱元璋要再派一个得力亲信前去，于是想到了魏观。魏观结束退休出任苏州知府，到任后废除陈宁的苛政，宽厚为政，苏州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先。第二年，魏观擢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结果苏州百姓上书朱元璋不让魏观走。朱元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接掌苏州，同意魏观留任。到现在，朱元璋对魏观是信任的，是满意的。
魏观在苏州政绩斐然，和他的才能有关，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文人出身的魏观和文化气浓厚、文人众多的苏州很合拍，他招揽人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许多政策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高启、王彝、王行等人。高启做官的时候就认识魏观，还当过魏观的下属。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魏观到苏州后，高启特意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方便两人欢聚交流。
话说苏州是个繁华重镇，但是府衙却是原来的水司衙门。原来的苏州府衙在元末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占为皇宫了。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姑苏战役让府衙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了荒墟。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都局促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魏观决定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城中的湫溢（春秋吴国时修的水利工程），计划疏浚河道减轻水患。按理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魏观在工程立项、决策拍板和召集民工等各个环节都没有违反程序，貌似不会出任何问题。
问题还就出来了。苏州指挥使蔡本和魏观有隙，上书攻击魏观：“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复宫开泾”一旦和“异图”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大到朱元璋不得不按照程序派了一个叫做张度的御史专门调查此事。
朱元璋有没有把“复宫开泾”和魏观联系起来呢？他没有那么傻。有许多破绽表明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诬告。首先，魏观已经69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69岁老书生造反干什么用？而且魏观跟从朱元璋多年了，早不造反晚不造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造反？其次，苏州作为重镇，明朝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军队镇守。蔡本就是苏州指挥使。魏观作为知府，指挥不了苏州卫的军队，拿什么造反？第三，“复宫开泾”，前者属于改善政府办公条件，后者算得上是兴修水利，怎么就和造反联系起来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就是工程涉及张士诚的旧宫殿，有点敏感；修建工程调动民工，有扰民的可能。可两个小问题也不能上纲上线到造反啊？
负责调查此案的御史张度被后世的许多人认定是一个小人。有人说他和高启有仇，而且向魏观索贿未果，就做出了不利于魏观的调查结果。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张度和高启有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索贿。反而从张度之后一直从事纠察执法工作，政绩斐然，正常提升来看，张度是一个相当专业和正直的司法官。
张度作为钦差大臣，没有大摇大摆去苏州。大摇大摆地调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前奏。张度采取的是微服私访的方法。脱下官袍换上民工的衣服进入了修建官衙的队伍，当起了搬运工。非常巧，他赶上了苏州官衙的“上梁仪式”。在南方，上梁是建屋非常重要的程序，房子还没建，梁上好了不但博个好兆头，还可以给后来的建屋打下好基础，所以大家都很重视。魏观还邀请老朋友、大文豪高启给苏州新府衙写一篇《上梁文》。高启受邀，热情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作。仪式开始，张度很仔细地把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为了集中精神他连官府分发的每人一碗酒都推辞掉。他默记下高启的《上梁文》，然后考察一番后，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非时病民”是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存在；所谓的“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太妥当，认为“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
应该说，张度弹劾的这两条罪状都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朱元璋农民出身，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误农伤农的行为极其反感。魏观的两个工程既然误了农时，朱元璋就不满意了，把它想象成大兴土木、民怨四起的事情了。而第二条罪状中的“高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等字词更是让朱元璋浑身不舒服。他下令要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恶毒暗箭！至此，魏观和高启等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上梁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提到了苏州府衙“龙盘虎踞”。“龙盘虎踞”四个字形容某地地势雄伟，通常是用来形容南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朱元璋的想法不只于此：第一，苏州府衙原来是谁的宫殿？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夙敌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谁的府衙？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联想到高启之前的举动，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高启在上梁仪式上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用词很好，很有气势，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夸张手法用得太过了，“龙廷”、“黄堂”等词用在一座府衙上，就犯了和“龙盘虎踞”一样的“错误”了。而且高启还要魏观“广庇民众”，这不是要和朱元璋争夺民心吗？“广庇民众”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不可能是别人。
张度上表弹劾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两条罪会掀起一系列的血案。误农时的罪过，最多不过罢官而已。“危言”也不过是训诫或者徒刑而已。无奈，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众多的“造反证据”，“魏观案”被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高启当时只有39岁。
像“魏观案”这样因文起祸，以文字联想的内容作为证据定罪的案子，我们称之为“文字狱”。
“魏观案”定案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都不太确信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
至于高启，朱元璋一口咬定他的谋逆，拒绝平反。为什么同案不同罚呢？
因为没有“魏观案”，高启也必须死。他属于朱元璋坚持要杀的那类人。高启代表着一类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曾派人拿着金银财宝去招揽文人——他不知道文人不都是能用钱财征服的。大诗人杨维桢见到使者后干脆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被逼急了就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这群文人不仅拒绝合作，而且念念不忘在元朝和张士诚时期相对宽松的统治。比如文人陈基就怀念张士诚政权，写诗说：“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问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他继续称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为“楚公”，而用“寇”暗指朱元璋。同样死于“魏观案”的王彝也和高启一样，短暂入仕后借口母亲年老需要赡养，辞职回乡。朱元璋本来就和文化人不是同类，加上“非友即敌”的简单思想作祟，朱元璋大开杀戒了。魏观、高启和王彝于是成了洪武初年众多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随着统治的稳固，朱元璋干脆以暴力威胁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职。朱元璋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明文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面临生命威胁的文人们，这才出来做官。做官还不够，朱元璋还要改造文化，像打击政治对手一样，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都掐死在摇篮里。诗人陈养浩写了句“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他写夜夜哭征夫，是无视大明朝的繁荣盛世，讥讽朝廷的军事制度。大明朝怎么可能有怨妇呢，于是乱说话的陈养浩就被投进水里淹死了。
在朱元璋之前，历代也有文字狱，比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好在都没掀起血雨腥风。文人的处境相对比较宽松。从朱元璋开始，文人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中期都笼罩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糊涂案。比如清朝的翰林学士胡中藻写了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乾隆认为在国号“清”字前加“浊”字，大不敬。胡中藻被杀，罪及师友。徐述夔写了一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认为是鼓励人们反清复明。其实这里的“明朝”是“明天”的意思。结果，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徐述夔的孙子和校对诗集的人也全部处死。更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案，则是雍正朝的案子，那个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斩首示众的倒霉鬼叫做徐骏。结果全社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古代的文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群体。整个社会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有些职业社会不让你从事（比如你不能卖猪肉，否则被曝光后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职业你自己不愿意从事（比如算命占卦的，比如跳大神的，比如戏子和木匠），还有一些需要文化的职业则因为个人境界没到，做不了（比如和尚道士）。文人能做的职业，都是和政治有关的职业，或者需要依赖政治得到发展的职业。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功成身退是最理想的道路。但是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知识渊博，独立思考，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不凡的抱负，就要面临着在个人发展和皇权之间挣扎的命运。君主专制的制度以君为圣，文人能在自保的前提下，尽可能实践读书时的抱负胸怀就算是不错的了。如此，成功的文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可能做个成功的文人。如果遇到朱元璋、乾隆等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文人就只能“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朝大学士梁诗正语）。文人可以不用写字来表达思想，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可是当独立思想本身成为了皇权的监察对象时，说话也不保险了。文人唯有少写少说，将精力用在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情上（比如从事历史考据，比如到处旅游，或者按照要求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明清两代社会在故步自封，沿着固定的轨道僵化发展，变得异常脆弱，和文人万马齐喑不无关系。
这种情形一直到近代才得到改观。随着清朝的势微，中国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曾高中一甲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补了内阁中书一职，长期在京为官。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疏通上下环节。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对他很同情，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秋后并未处决。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杀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闹八国联军时，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得到慈禧同意释放。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死了。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个多世纪后，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他就是鲁迅。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此案，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不需要饯，行贿案就不会发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他需要这笔钱。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
京官们实在太穷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丁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荞、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的就是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有人说，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有灰色收入。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
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
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另外，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贪赃舞弊，狠赚一笔，改善财政窘境了。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比如曾国藩、徐世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当官的必需）又缺钱少粮（客观情况使然）的窘迫生活，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日后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去求见抚台大人。没名没钱，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伊里布倒没闲着，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后，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主政云南，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不禁感慨万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科场案发生后，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绍兴人，也喜欢骂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骂官场陋习，骂俸禄太少。除了骂人，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清朝末期，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照此算来，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六百八十一两八钱。而在光绪初年，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铭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到。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而是实在手头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钱了。
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骂官场，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