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社会风起云涌，不论国家富强还是衰落，个体的生活都是艰难的。人生在世，如浮萍在池，要土里刨食，要保证安全，要捍卫财产，更毋庸说谋求地位财富和感情幸福等“奢侈品”了。本篇讲述那些社会底层的弱者的挣扎，讲他们在生存、爱情和权力等方面的非正常举措，以及背后的辛酸。不管身份地位如何变化，永远站在弱者的角度思考生活的艰难，应该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选择。
明代秦淮河畔的南京城里有个秀才，叫陈珩，家境富庶，在秦淮湖口有两处房产：一处庄园，一处房子自住。陈秀才生活在蜜罐中，“专好结客，又喜风月，逐日呼朋引类，或往青楼嫖妓，或落游船饮酒”。这样风花雪月了七八年，陈珩将家产败得差不多了。妻子马氏苦苦相劝，陈珩就是恶行不改。手头缺银子了，那般狐朋狗友撺掇他向放高利贷的卫朝奉借了三百两银子，约定三分起息。
陈珩想都没想，就借了高利贷。殊不知，那卫朝奉是一个极爱财的魔鬼，“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所有的借款人都是他的猎物，不被榨干显示不出高利贷者的水平。卫朝奉借陈珩钱看中的就不只是利息，而是看上了陈珩在秦淮湖口的庄园，琢磨着通过贷款把它霸占了。所以到了应该付利息的日子，卫朝奉也不向陈珩催债。这样过了三年，这笔高利贷翻了一番，本息合计到了六百两。卫朝奉这才派人到陈家索债。陈珩此时已是油尽灯枯，家财耗尽了，还不起，就躲着不见。卫朝奉是谁？职业催债的。于是他天天派人催逼，就在陈家门口坐守，动不动就恶语相加。陈秀才只得躲在家里，忍气吞声。
卫朝奉对付陈珩这样“钉子户”的手段多了去了，一招接着一招来，闹得满城风丙，把陈珩名声败完。陈珩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没办法，只好同意将湖边的庄园折价卖给卫朝奉抵高利贷的本息。陈家庄园市值一千两白银，陈珩觉得庄园除了抵高利贷外卫朝奉还要补足一千两白银之数。他就托那帮狐朋狗友周全此事。卫朝奉耍起了无赖：“我看过他的庄园，哪里值一千两银子？最多也就六百两。我借钱给破落户，自认倒霉，同意陈珩用庄园抵高利贷；如果他不同意，赶紧把银子还我。”摸清陈珩囊中空乏、无钱无力之后，卫朝奉加紧日益催逼。
陈珩敢怒而不敢言，毫无办法，只好把湖边的庄园拱手让给卫朝奉，写了契据。
万贯家财被败得只剩下秦淮河畔的一处栖身之所了，陈珩终于痛定思痛，改头换面，静下心来在家中苦读。妻子马氏见丈夫变好了，勤俭进取了，很高兴，拿出积攒的私房钱，超过一千两银子（可见陈珩家之前多富），让丈夫去赎回庄园。于是，陈珩高兴地拿着六百两银子要赎回庄园。卫朝奉得了便宜，如何肯轻易吐出来？他推说：“当初我拿到的多是些败落房子，荒芜地基。我又添造房屋，修理得锦锦簇簇，栽上了花木，把庄园弄得整整齐齐。现在想用六百银子赎回去，他倒安稳！若要赎，要找足一千银子才行。”陈珩那个气啊，跑到庄园一看，还是原来的旧屋，只是补了几块地板，一两处漏，修了三四根栏杆。“庄居一无所增，如何却要我找银子？”陈珩拒绝了卫朝奉的漫天要价，托中间人把六百两白银送给，催卫朝奉腾出园子来。结果卫朝奉拿了钱不退房，坚持要补够一千两银子才行。陈家催了几次都不行，卫朝奉是推托耍赖的高手，占着园子不动。
陈珩怎么办？卫朝奉靠放高利贷和耍赖发的家，连官府的命令也阳奉阴违。陈珩如果去告官，是占了理，能打赢官司。但官司打得旷日持久，即便赢了，卫朝奉也不会痛快地退房。求助官府看来是不行了。陈珩愤恨之极，“当初呕了他的气，未曾泄得，他今日又来欺负人，此恨如何消得”！卫朝奉恃强凌弱，陈珩觉得打败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比他更强更无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陈秀才在心中发狠，我就是要比你更狠，想个法子好好治治你，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陈珩一个孱弱的读书人，开始搜索枯肠看有没有什么暗箭黑招能制伏卫朝奉。他这是被逼的。
这天夜里，陈珩在秦淮河边沉重地踱步，思考怎么对付卫朝奉。突然发现秦淮河上面漂着一个黑压压的东西。他走近细看，竟然是一具死尸。陈珩本能地要避开，刚转身突然灵光一动，心想：“有计了！有计了！”他竟然把死尸给打捞了上来……
随后，卫朝奉家里被人介绍进来一个叫做陈禄的仆人。过了月余，陈禄不见了，他的住处人去屋空。卫朝奉正琢磨着这个人是失踪了还是不辞而别了，却见陈珩家的个仆人跑来说：“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个人，叫做陈禄，听说来投靠你家。快叫他出来随我们去，不要藏匿他了。我家主人正准备去告这个恶仆呢！”卫朝奉说：“一个月前这个人来投靠我，但不知道是你家的人。不知何故，他前夜忽然逃去了，不在我家了。”陈家的仆人吵吵闹闹，不相信，要求搜查一下。卫朝奉没方法，让搜了。结果，在陈禄所住的房间里翻出一条死人腿来。卫朝奉惊得目睁口呆。陈家仆人齐声道：“卫朝奉将我家这人杀害了，埋腿在这里。我们赶紧告诉主人去，商量报官。”陈珩得报，跑来一看，大嚷道：“人命关天，卫朝奉，你怎么把我家人杀害了？不去官府告你，更待何时！”说完，他招呼众人提上死人腿便走。卫朝奉吓得浑身发抖。仆人失踪，又在住处发现死人腿，他卫朝奉就是有三张嘴也说不清楚啊。万一判下一个杀人罪来，那可是要杀头的。
卫朝奉赶紧拦住陈珩说：“我的爷，我实在不曾谋害人命。”
“没有杀人?这个人腿哪里来的？你到官府分辩去！”
卫朝奉做人向来心虚，现在又是人命官司，哪里敢找官府，只得求饶：“且慢慢商量，如今凭陈相公怎么处分，饶我别去报官吧！我怎么吃得消这个没头官司？”
陈珩就说：“当初图我产业，不肯折价给我银子的是你！今日占我房子，向我索要赎金的也是你！现在你先诱拐我家人，又杀了他，我正好公报私仇，怎么会便宜了你！”
卫朝奉越来越急，赶紧说：“我的爷，都是我不是。我情愿把这园子还给相公。”
陈珩继续发狠说：“你先老老实实把如何盘剥利钱，夺我庄园，又借口修理庄居讹我钱财的恶行，写一纸伏辨与我。你再把讹我的三百两利钱还给我。如果我满意了，我就叫人住口，把这腿烧化了，此事便泯然无迹。不然，今日天清日白，在你家里搜出人腿来，人目昭彰，一传出去，肯定不轻放过你。”
卫朝奉被陈珩和陈家的仆人恶狠狠地围着，彻底崩溃了，只求没事，乖乖写了伏辨，递给陈秀才。陈珩又逼他吐出三百两银子利钱，催他赶紧卷起铺盖滚蛋。卫朝奉无奈，只好连夜搬走。
陈珩只花了三百两银子就成功地恢复了庄园，把妻子剩下的私房银子用来投资。他痛定思痛，勤俭经营，最后重新成为了南京城的富室。而那个仆人陈禄是跟从陈珩几十年的忠实仆人，受主人陈珩的设计进入卫家。卫家的死人腿是陈珩从捞起的死尸上截下来的，藏在陈禄的行李中带进去。陈禄把死人腿埋在房间里，就跑到外地避风头去了，好几年后才回到陈家。卫朝奉有时撞到了陈禄，情知中计，但是房契还了，罪状供认了，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状告陈珩的地方，而且那条人腿到底怎么来的，卫朝奉始终搞不清楚。他心怀鬼胎，反而轮到他忍气吞声了。
陈珩夺回房产的故事出自明朝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该卷标题是《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作者用了“狠心”和“巧计”两个词，爱恨褒贬显而易见。卫朝奉的行为固然无赖无耻，是非法的，但陈珩的所作所为也是违法的，见不得光的。我们不能因为陈珩是房产争夺案的受害者，不能因为卫朝奉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放高利贷者，就肯定陈珩的行为。在事情之初，陈珩是受害的弱者，被夺产讹财，没有办法维护合法的权益。当他从尸体身上卸腿的时候，陈珩设计了一个更狠更黑更无赖的方法，最后算计了卫朝奉。当然，他被迫如此。
《初刻拍案惊奇》的同一卷还说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可以作为上面的佐证。钱塘有个家徒四壁的读书人姓李，和老母亲挤在西湖口昭庆寺左侧的一所小房子里。李书生欠了昭庆寺的僧人慧空五十两银子高利贷，三年后本利合并达到了一百两。慧空和尚终日索债，李书生手足无措，只好将房子抵债。那房子市值300两银子，李书生要慧空另付200两。慧空知道李书生别无他路，故意不要房子，加紧逼银。最后没办法了，李书生只好把房子以130两的低价折给了慧空和尚。慧空搬进去住了，李书生带着老母租房居住，后来连房租也交不出来了，被房东催租。老母亲忧愁成病。
李书生的困难被行侠热情的贾秀才知道了。贾秀才帮他付了房租，再拿出130两银子让他赎回原屋居住。李书生去赎屋，慧空起先不让，后来说“我们又增造许多披屋，装折许多材料”，价格已经不止130两了，要李书生拿300两来赎。李书生怏怏而归。
贾秀才听说后，亲自来找慧空。慧空喝完酒正在楼上打盹。贾秀才悄悄摸上去，看楼上四面有窗，后窗正楼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少妇在做女工。贾秀才计上心来，偷偷穿上慧空的衣帽，嘻着脸向对楼的妇人百般调戏。少妇面红耳亦，跑下楼去。贾秀才赶紧将衣帽物归原主，悄悄下楼溜走了。不一会儿，对面的大家族涌出十来个汉子，拿着棍棒冲来，还大声叫骂：“贼秃驴，竟然如此无礼，大胆调戏俺家主母！打走你半条命，再送你吃官司。”慧空被惊醒后，手足无措。家里被砸得一片狼藉，慧空浑身衣服也被扯得粉碎，被打得半死。临走，那伙人还恶狠狠地说，以后对慧空看见一次打一次！慧空晓得对门是大户郝家，斗不过，一溜烟逃回昭庆寺了。
过了两日，李书生又来找慧空赎房。慧空满口应承，拿了130两银子，退了房契。贾秀才也算是“巧计”达成了目的。
南宋高宗初年，临安城内有一个走街串巷的挑担卖油郎，姓秦。因为他买卖公道，生意兴隆，人们都叫他“秦卖油”。
这个秦卖油只有二十左右的年纪，本是汴梁人士，在靖康之乱中随父亲逃难。十三岁时，父亲将他卖给在临安开油店的朱十老，在店中学做卖油生意。后来朱十老受伙计挑拨，给了秦卖油三两银子，扫地出门。秦卖油举目无亲，咬咬牙在众安桥下赁了一间小小房儿，置办了油担家伙，剩下的碎银都交付与油坊作本钱，每日批些油满城跑，赚辛苦钱过活。秦卖油小小卖油郎，身世真是凄惨，生活也的确艰难，属于临安这座都城中可有可无的底层贱民。
二月里的一天，秦卖油去昭庆寺卖油，看到寺庙右边有户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篱门，里面朱栏内，一丛细竹”，一看就是有钱有文化人家的宅院。秦卖油不禁多看了几眼，这一看改变了他的命运：院子里出来一位姑娘，容颜娇丽，体态轻盈，举止高雅。秦卖油目不转睛，“准准的呆子半晌，身子都酥麻了”。
套用句时髦的话，年轻的卖油郎立刻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了。谁说低贱的卖油郎不能恋爱，秦卖油就深深爱上了这位姑娘。他四方打听，得知这位姑娘竟然是临安城名妓王美娘。
这王美娘也是汴梁人士，原名莘瑶琴，自小坐得清秀，资性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无奈靖康之乱发生，她与亲人失散，被人拐卖入妓院。
老板王九妈将瑶琴改名王美娘，“教他吹弹歌舞，无不尽善”，长大后娇艳非常。临安城中，“这些当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备著厚礼求见。也有爱清标的，闻得他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不叫他美娘，叫他做花魁娘子”。王美娘这位花中魁元，显然不是秦卖油这样的贱民能够妄想得到的。秦卖油是否在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白日梦？
巧的是，王美娘虽然久在欢场，是强颜欢笑的高手，心却不在欢场，也在思念早日脱离苦海。
王美娘是误入欢场的，起初拒绝接客。十四岁时，大富豪金二员外用三百两银子买通王九妈，将王美娘灌得烂醉如泥后奸污了她。王美娘事后痛不欲生。她不想卖身谋生，无奈又脱离不了苦海，不吃不喝，意志消沉。王九妈怕出大事，就找了行业内的老前辈刘四妈来劝说王美娘。刘四妈来了后，王美娘坚持要从良。刘四妈就向她详细介绍了妓女从良的历史和现实，分门别类，娓娓道来：
古代妓女从良分真从良，假从良；苦从良，乐从良；趁好的从良，没奈何的从良；了从良，不了的从良。
两人相逢，真心相爱，割舍不下，自愿婚嫁，叫做“真从良”。这是妓女最好的出路，后半生的幸福唾手可得。“有等子弟爱著小娘，小娘却不爱那子弟。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偏要娶他回去。”男方强娶，女方心中不愿，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嫁，就是“假从良”。往往是妓女“勉强进门，心中不顺，故意不守家规，小则撒泼放肆，大则公然偷汉。人家容留不得，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依旧放他出来，为娼接客。”
“子弟爱小娘，小娘不爱那子弟，却被他以势凌之。妈儿惧祸，已自许了。做小娘的，身不繇主，含泪而行。”这叫做“苦从良”。结果是侯门深如海，家法森严，妓女从良后“抬头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
而“乐从良”则是妓女虽然不爱男方，但“见他情性温和，家道富足”，家里的正妻又品性善良，无男无女，夫家指望她过门生育男丁，所以决定从良。乐从良的往往图个日后安逸。
“趁好的从良”指妓女在盛名之下，从众多追求者中挑选个满意的嫁他，急流勇退。“没奈何的从良”指妓女“原无从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强棋欺瞒，又或因债负太多，将来赔偿不起”，“得嫁便嫁，买静求安”，只求藏身。
“了从良”就是潦草从良的意思，半老的妓女“风波历尽，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两下志同道合，收绳卷索，白头到老”。“不了的从良”指妓女“一时之兴，没有个长算”，趁着火热劲跟了男的。嫁人后，不是因为不守家法或者和正妻不和，在夫家呆不下去，就是夫家家境贫寒，养她不活，结果往往重入欢场。
刘四妈语重心长地对王美娘说：“千错万错，你不该落在此地。”
既然进了妓院，王美娘不替老板赚银子，老板岂肯放你出门？更重要的是，“你便要从良，也须拣个好主儿。”王美娘既然要从良，就得挑个好人家去真从良。妓女的婚姻要比一般人更慎重，更宝贵。因为她们选择的余地很小，几乎没有重复选择的机会。刘四妈继续分析道，你如果执意不肯接客，老板没办法随便找个肯出钱的人买你去做妾，那你就毁了。
“那主儿或是年老的，或是貌丑的，或是一字不识的村夫，你却不肮脏了一世！”她给王美娘出主意说，为了从良你就要接客，寻找你要跟从的对象。虽然这听起来不近人情，但阅历和人脉对妓女从良很重要。而且趁着年轻多赚些银子，日后既可作从良的资金也可以解决后半生的生活。末了，刘四妈对王美娘说，但愿你能“好模好样地嫁去”。
这个刘四妈极可能是从普通妓女成为妓院老板的角色。她对王美娘这番劝说，固然站在妓院利益角度说话，但并非妄语。它是刘四妈观察妓院几十年的血泪总结，是后人观察妓女从良问题的宝贵资料。对于年轻妓女，如王美娘来说，刘四妈的苦口婆心不愧为是两全其美的建议。
王美娘从此擦干眼泪，收拾行头接客，马上宾客如市。“捱三顶五，不得空闲，声价愈重。每一晚白银十两，兀自你争我夺。”
再说那秦卖油，有意与王美娘肌肤接触，可那十两银子的一夜“花柳之资”对于全副身家只有三两银子的他来说无异为巨款。怎么办？
秦卖油是个倔强能干的小伙子，咬牙决心凑足银子，一年不行花三年，三年不行花十年去积蓄。见过花魁娘子王美娘后，秦卖油一丝一毫地积攒“每日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每日赚银有多有少，秦卖油“只拣足色细丝，或积三分，或积二分，再少也积下一分，凑得几钱，又打换大块头”。经过一年的日积月累，秦卖油有了一包散碎银子，去银店一称，竟然有十几两之多。
不管别人怎么看秦卖油，说他色胆包天也好，说他自甘堕落也好，但旁人都无法剥夺一个卖油郎的纯真爱情。
当下，秦卖油买了全新鞋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打扮齐整后，秦卖油来到了王美娘的妓院前。他正在踌躇，王九妈认出了秦卖油，招呼说：“你今日怎的不做生意，往哪里去贵干？”秦卖油只好厚着脸皮，上前作揖：“小可并无别事，专来拜望妈妈。”
王九妈多年老鸨，见秦卖油这般装束，早猜出了大概，满脸堆笑道：
“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处。”不等他再犹豫，王九妈就拉他到里面客座落座。
秦卖油这才承认：“我，我想在妈妈宅上请一位姐姐吃一杯酒儿。”
王九妈并非恶人，叹道：“你是个老实人，几时动了这风流之心？”见秦卖油来真的，就说：“我家的几个姑娘，你常来卖油，也都认得。不知你中意哪一位？”
秦卖油说：“别个都不要，单单要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
王九妈变脸说：“你难道不晓得我家美娘的身价！就是倒了卖油的灶，你也没有美娘的半夜歇钱啊。你不如将就一下，换一个姑娘吧？”
秦卖油怯生生地问：“不敢动问，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钱要多少？”
王九妈笑道：“要十两银子，其他杂费不在其内。”
“原来如此，不是大事。”秦卖油摸出一大锭银子，递与王九妈：
“这一锭十两重，足色足数，请妈妈收。”又摸出一小锭来也递过去：“这一小锭，重有二两。望妈妈成就小可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后再有孝顺。”
王九妈拿了大银，心中早就认可这桩生意。但转念一想，又怕秦卖油一时高兴，折了日后的本钱，再劝他说：“你一个小本生意的小贩，积攒十两银子不易，三思而行啊。”
秦卖油毅然道：“小的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家费心。”
王九妈收了银子，实话实说，王美娘今天出去接客了，明后天也被人预约了，要秦卖油大后天来看看。同时，王九妈提醒说：“我家美娘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这几日你且不要卖油，预先留下个体面。”
秦卖油告辞后，果然停了三天生意，不去卖油，到典铺里买了一件半新半旧的绸衣穿上，每天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
第四天，秦卖油起了个大早到妓院去。去得太早，妓院还没开门，秦卖油先去西湖闲逛了一回良久又踅转去。妓院的门是开了，但门前轿马出入，门内有许多仆从。原来韩府来接公子。秦卖油只好转身找了一个饭店坐了一会儿，再到妓院探信。王九妈抱歉道，韩公子夜宿后白天又拉着王美娘去赏早梅了，同时齐衙内来约过两三次，辞不得。所以秦卖油的这笔生意今天做不成了，要日后再说。如果秦卖油不愿，王九妈许诺退还银子。
秦卖油愿意等，每天卖完油，傍晚时分就打扮齐整到妓院探信。这样空走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寻到王美娘有空的日子。
十二月十五日，大雪方霁，西风过后，积雪成冰，好不寒冷。秦卖油做完买卖，又打扮好去探信。王九妈高兴地说，王美娘陪俞太尉赏雪去了，俞太尉七十岁了，男女之事肯定不行了，所以王美娘晚上会回来。“你且到新人房里，吃杯烫风酒。”
秦卖油喜出望外，坐等到天色已晚，昭庆寺的晚钟都撞过了，王美娘还没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了，王美娘已经“吃得大醉，侍女扶将进来，到于门首，醉眼朦胧”。王九妈介绍说有客在房中等着，王美娘早已身心疲惫，又见秦卖油貌不出众，就蹒跚到卧房，也不卸头，也不解带，脱了外套就和衣上床，倒身而卧。王九妈见王美娘如此做法，心里过意不去，很尴尬地看看秦卖油。秦卖油摆摆手，表示无所谓。
旁人都退出后，秦卖油看美娘背对着他，睡得正熟，被子压在身下。 他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她，“忽见栏杆上又放着一床大红丝的锦被，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
熬到半夜，王美娘不胜酒力，腹中翻江倒海，迷迷糊糊爬起来坐在被窝中，垂着头瞌睡。秦卖油也慌忙坐起来，知她要吐，放下茶壶抚摸她的背部。良久，王美娘忍不住了，放开喉咙便吐。秦卖油“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呕吐完，闭着眼讨茶漱口。秦卖油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上，摸摸茶壶还是温的，就斟上香喷喷的浓茶，递给王美娘。王美娘连吃了两碗，腹中舒服多了，身子又累了，又背对秦卖油倒头就睡。秦卖油依然上床，拥抱似初。
王美娘睡到天明醒来，转来见旁边睡着一个人，问道：“你是谁？”秦卖油回答：“我姓秦。”王美娘恍恍惚惚想起昨夜的事情，便说：“我昨夜好醉！”秦卖油道：“也不甚醉。”“我记得曾吐过，又记得曾吃过茶来，难道做梦不成？”秦卖油这才说：“是吐了。我见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壶暖在怀里。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我斟上，小娘子饮了两杯。”王美娘大惊：“脏巴巴的，吐在哪里？”秦卖油道：“我怕污了你的被褥，就用袖子盛了。”王美娘看到地上的袍子，说：“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秦卖油道：“这是我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
秦卖油的这几句话说得知心得体，王美娘端详面前这个同龄人，很有好感。
此时天色大明，王美娘猛然认出这人就是秦卖油，惊问他昨夜为何在此。秦卖油实话实说，自己的确是挑担卖油郎，将初次看见美娘后的思念之情和积攒风流之资等事，一一道来。“夜来得亲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满意足。”
王美娘的第一反应是可怜秦卖油，说：“我昨夜酒醉，不曾招待你。你浪费了那么多银子，不懊悔？”
秦卖油道：“小娘子天上神仙，我唯恐服侍不周。小娘子不责备我已为万幸，况敢有非意之望！”
王美娘叹道：“你一个小贩，积下银两，何不留下养家？我这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秦卖油道：“我单身一人，并无妻小。”王美娘看看他，顿了一顿说：“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吗？”秦卖油道：“昨晚相亲一夜，已慰生平，岂敢再作痴想！”
王美娘心想：“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
秦卖油洗脸后告别。王美娘拉他多坐一会儿，说说话。秦卖油说：“我仰慕花魁娘子，在旁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留宿的事情唯恐他人知道，沾污了娘子的芳名，还是早点离开好。”王美娘就偷偷取出二十两私房银，送给秦卖油：“昨夜难为你，这银两奉为资本，莫对人说。”秦卖油不肯接受，王美娘说了句“我的银子，来路容易”，把银子硬塞到秦卖油袖内，推他转身。秦实油只好接受，深深作揖告别。
这是一段见不得光的嫖宿之事，却有着穿透时代的闪光点。在男女不平等时代，人们依然普遍追求爱情的幸福——这是亘古不变的。时代的束缚和身份的差距，让秦卖油和王美娘这两个同属社会底层的贱民，这两个年纪相当的男女，没有来得及述说更多。他们也不可能将男婚女嫁的事情说出来。一个卖油郎娶一个名妓，说出来不会被人看好，更得不到人们的祝福。可通过一言一行，秦卖油已经将对王美娘的真心真情表达了出去。妓女最缺少什么？就是真心真情。刘四妈说做妓女的，“不是个软壳鸡蛋”，不能太在乎自己，更不能看重自己，为了拉住大主顾，为了赚银子，要寡廉少耻，要自我作践。如果违背了主顾或者老板的意思，“动不动一顿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时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儿”。秦卖油虽然是以嫖客身份出场，但对王美娘的真心尊重、无微不至的爱护深深打动了后者。王美娘继续在盛名之下过着朝欢暮乐的日子，“每遇不如意之处，或是子弟们任情使性，吃醋挑槽，或自己病中醉后，半夜三更，没人疼热，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处来”。此处的秦小官人就是秦卖油。到了明朝，欢场妓院中“凡夸人善于帮衬，都叫做‘秦小官’，又叫卖油郎’”。
秦卖油为什么会对王美娘这般真心，除了爱慕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也属于社会底层，也是贱民阶层。秦卖油属于“士农工商”末尾的商人，而且还是居无定所的游荡小贩，就是拿着银子去逛妓院也会被妓院老板鄙视。王美娘的社会地位很低，秦卖油不见得比她高多少，可在经济地位上秦卖油无疑是底层的底层。人见人欺、夹着尾巴做人的相同境遇，让秦卖油很能理解王美娘的苦楚，真心相待。
却说王美娘经常受到一个叫做吴八公子的恶霸纠缠。那恶霸屡次遣人来约，王美娘不想接，多次推辞。一天，吴八公子火了，领着十多个狠仆砸了妓院，把王美娘拖出房外去“游湖”。倔强的王美娘在船上掩面大哭，任凭吴八公子叫骂“小贱人”，“小娼根”，“不识抬举”，“再哭就讨打了！”她抱住栏杆，只是嚎哭，如果恶人来拉扯就双脚乱跳，哭声更高。吴八公子大怒，教恶仆拔去王美娘的簪珥。王美娘蓬着头，跑向船头就要投水自尽。仆人们忙拉住她。吴八公子最后吩咐找了个湖边僻静之处脱去王美娘的外套和鞋袜，把她赤脚赶上岸去。
王美娘受了侮辱，又在小路上跌跌撞撞，举目无亲，越思越苦，放声大哭。刚好秦卖油贩油路过此处，上来相助。王美娘如见亲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前因后果。秦卖油陪着她一起流泪，取出一条白绫汗巾，扯开包在美娘的脚上，再亲手给她拭泪，帮她整理头发，好言宽慰。等王美娘情绪平定了，秦卖油又叫了个暖轿，让美娘坐了，自己随后步行，护送她回妓院。
到妓院后，天色已晚，秦卖油起身作别。王美娘拉着他不放。当晚，两人亲热了一场。王美娘对秦卖油说：“我要嫁你。”秦卖油心中欢喜，但怕美娘没有考虑成熟，一时兴起，又怕自己赤贫之家，美娘嫁过来后委屈了她。王美娘严肃地说误入欢场后自己无日不想从良，“只为未曾相处得人，不辨好歹，恐误了终身大事”。平日接触的“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只发现秦卖油“是个志诚君子，浫蹹你尚未娶亲。若不嫌我烟花贱质，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如果秦卖油不要自己，王美娘发誓：“就将三尺白罗，死于君前，表白我一片诚心。”
秦卖油很感动：“小可承小娘子错爱，将天就地，求之不得，岂敢推托？”
妓女从良，最关键的是找对人家。王美娘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其余都好办了。她为从良一事准备多年，积攒了数千金银寄存他处，现在全部取出，又买通刘四妈，最终说动王九妈同意她从良。于是，秦卖油操办了一个朴素的婚礼，郑重地将王美娘娶进家门。王美娘舍去锦衣玉食，和丈夫秦卖油过起了布衣素食的日子。
这是一个妓女成功从良的典型案子，记载在《醒世恒言》中。书中还拖了一个大尾巴，说秦卖油和王美娘结婚之后是如何地幸福。王美娘的父母都来团聚，她又拿出积蓄，秦卖油有了铺子，生意兴隆，一家人生活富足美满。书中还说秦卖油和王美娘白头偕老，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读书成名。为了劝导妓女从良，树立榜样，《醒世恒言》这么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这却不太可能。首先，我们知道王美娘才貌双全在上流社会中生活交际；而秦卖油布衣一个，是否识字都难说，夫妻二人的差距很明显，双方有多少共同语言很难说。如果不是秦卖油之后表现出来的真心真情，王美娘很可能始终像开始一样，看不上他。其次，秦、王二人的身份决定，他们的儿子不能走读书科举的路子。贱民脱离贱业三代之内，子孙都不能参考科举考试。至于夫妻两人婚后操持卖油生意，将油铺开得红红火火的情节，更多表现了农业社会对一个家庭的理想设计。秦、王二人的婚后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王美娘成功从良案的最大“看点”是两个社会底层的贱民的曲折爱情，多么温馨，多么值得后人祝福。
春秋时的一天，楚庄王大宴群臣。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开际畅饮。
如今市场上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某几个大导演拼命砸钱堆砌起来的所谓大成本影片，几乎让所有观众都产生了一个错觉：古代君臣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寻常小事。人们总以为古代君主和大臣们生活好得很。事实上，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告诉我们，秦始皇的生活品质比民国时期大地主家的长工好不到哪儿去。古代人生活苦着呢！就是楚国的贵族和文武大臣们都难得有吃肉喝酒的机会，平日一天也就吃两顿饭，上午下午各一顿，不饿肚子而已。现在一听到楚庄王做庄请客，大家一溜小跑都来了，比上朝还迅速、还整齐。
楚庄王这次很慷慨，宴会上不仅有肉，还有美酒。大臣们那个高兴啊，吃喝到日薄西山，还解开腰带继续往肚子里装东西。谁都没有主动离开的意思。西周的大圣人周公曾发布禁酒令，禁止夜间喝酒。表面上的原因是商纣王就是酗酒亡国的，周朝的诸侯大夫们要引以为戒；真实的原因是周朝生产力水平太低，物资储备太少，根本支撑不了贵族阶层大吃大喝。所以，春秋时期太阳一落山，即便是贵族也洗洗就睡了。现在见暮色开始出现，宴会上的几个大臣心里犯嘀咕了，这宴会看样子要到头了，我还是抓紧最后的时光多吃点吧。
谁想，楚庄王示意下人点起灯烛，继续上酒上菜，宣布要和大家欢宴达旦。
大臣们喜出望外，纷纷把感恩的目光投向楚庄王。如果不是嘴里塞满了食物，许多人都会山呼万岁的。
这楚庄王也着实厉害。几年前还是一个整天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的昏君，听别人说楚国的山上停着一只大鸟后，就自称自己就是那只大鸟，不飞则已，飞起来就是一鸣惊人。果然，楚庄王这两年带着楚国东征西讨，很是惊人。这天晚上，他对大臣们的慷慨也是挺惊人的。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一点都没错。暴饮暴食几个时辰的大臣们，战斗减缓，开始慢慢消化胃中的食物。不少人斜躺着身子，闭起了眼睛。他们是在回味宴会上的美味呢，还是想念着家里的小妾呢？不得而知。
楚庄王见大家放缓了饮食速度，宴会气氛有点冷却，就叫出宠妃许姬轮着给各位大臣倒酒。两湖地区出美女，这中国人都知道。许姬既然能得到楚王的宠爱，自然代表了湖广美女的最高水平，美貌不是下官的拙笔能够描述的。只见朝堂上的几位大臣，看着许姬施施然过来倒酒，眼神暖昧起来。
一阵夜风骤起，吹灭了朝堂上的所有灯烛。宴会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正弯腰倒酒的许姬突然被一只大手拽了过去，她感觉到一张冒着酒气的嘴巴随即凑了上来。智慧和美貌并具的许姬临危不乱，迅速稳定重心，站稳身子，一只手从那人的头上掠过，碰着头盔的顶部。许姬灵机一动，顺势折断了头盔上的帽缨。
许姬羞红着脸，赶紧跑回楚庄王的身边，附耳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君王。调戏君王的宠妃，就是冒犯君王，当着君王的面调戏王妃，罪过就更大了。那个大胆包天的色鬼要倒霉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许姬拿出折断的帽缨，悄声建议一会儿重新点燃灯烛后，一看谁的头盔顶上没有帽缨，就治谁的罪。
楚庄王听完，高声说：“今日，君臣痛饮，务求尽兴。大家不必拘束，不需要正襟危坐，也不必穿戴整齐。来来来，大家都把头盔上的帽缨给摘了，随便些。”同时，他示意下人们暂缓点灯。等大臣们陆陆续续把帽缨都给摘掉了，楚庄王才让重新点上灯烛，重开欢宴。这一夜，楚国君臣直喝得尽欢而散。只留下许姬一人委屈地低头哭泣——那时候的女子思想正统，哪个男的拽了她的手就像夺走了她的贞节似的，不像现在的女子和形形色色的男人搂搂抱抱也无所谓。
发生在楚国朝堂之上的性骚扰王妃案就这么被掩饰过去了。
在楚庄王眼中，政治是第一位的，再漂亮的女人、再喜爱的女人都是次要的。女人要为政治服务。因此他不会为一个女人伤害君臣关系，相反却要借此收买一个大臣的忠心。事实上，楚庄王成功了。三年以后，楚国和晋国爆发争霸大战。有一位楚国将领（有人说他叫唐狡，有人说叫蒋奇）奋不顾身，无畏地杀人敌阵。楚庄王在战斗间隙叫住他，奇怪地问：“我平时并没有特殊优待你，你为什么如此舍生忘死为我而战？”将军回答说：“大王还记得三年前的宴会吗？我就是那个被折断帽缨的人。大王当时不杀我，我就决心誓死效忠大王，报答厚恩了。”正是因为楚庄王用各种手段，聚拢了人心士气，楚军最终打败了晋军，树立了霸业。
而先前的那次盛宴，按照古代史家和好事文人的习惯需要给取个响亮的名字，以资纪念，“绝缨会”、“摘缨会”等名目纷至沓来。更有好事者赋诗咏叹日：“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历代都没有人关注过那个被忽视的许姬。君臣关系更铁了，楚庄王收买了人心取得了霸业，那她许姬呢？她被某个人性骚扰（春秋时期的性骚扰事件的严重性远高于现在）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她就应该被骚扰吗？
非常遗憾，中国古代史基本上是男性的历史，没有女人什么事情。我们以闻名遐迩的《三国演义》为例子。在这部作品中，如果剔除那些小妾侍女丫环，全书只出现了三个女性。一个是被司徒王允用作工具，使美人计，让她盘旋在董卓和吕布两个男人之间的貂婵。貂婵就是一件被两个男人争抢的玩具，董卓，吕布败亡后她还背上了“红颜祸水”的恶名。第二个是舞刀弄枪、很不讨家人喜欢的孙尚香。结果她被哥哥孙权和大臣周瑜等人设计，当作消磨敌人斗志的礼物“嫁”给了刘备叔叔。刘备后来发达了，和孙权翻脸了，孙尚香灰溜溜地回到了东吴。后世文人，比如罗贯中，可能觉得这个女人太有个性了，需要向“主旋律”靠拢，于是给孙尚香安排了刘备死后投江殉葬的结局。第三个女角色是祝融夫人。她可厉害了，甩一手好飞刀，连续擒获多名蜀汉大将。可惜罗贯中根本就没拿正眼看她，因为祝融夫人一登场就是西南蛮夷孟获（就是那个笨到被人连抓六次，到第七次还不长记性的孟获）的夫人。“化外之人”，不足挂齿。
歧视，彻底的歧视。女权主义者往往义愤填膺地批判中国古代歧视妇女的言行，为妇女的卑下地位抱不平。古代妇女的一生基本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不要说有什么事业了，没有赶上被皇帝拉去殉葬就不错了。女权主义者常常举已经被鲁迅等人批判的古代逼寡妇绝食自杀殉节的例子，厉声谴责一位女子的生命难道比不上县太爷的一块贞节牌匾吗？按照某些极端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古代妇女要和男子完全平等，不能依附男人，不能被禁锢在家庭里，要干一切男人能干的事情——包括当女皇帝。一些人相信，只要给古代妇女一个支点，她们就能撬起地球。
考古发现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在古代就实现男女平等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并不合理。楚国君臣的寒碜宴会可以证明古代的物质生活是多么地艰苦。男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刀耕火种的，到头来常常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古代，人口的分布也很稀少，少得不足以保证多数人行路的安全，少数地方甚至还有虎狼出没。在这种情况下，让妇女，尤其是没有经验的女孩子去从事男人为了生活而奋斗的事业，是不公平的。毕竟男女在体力和精力上存在差距，考虑当时的工作条件，女人未必能胜任耕种、养殖、贩运、交易等工作，远洋航行、挖地采矿、从军作战等更高难度的工作就更不适合女性了。嚷嚷着在古代就要实现男女彻底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估计都是写字楼里、酒吧里的白领和有闲阶层，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现在的写字楼里，女人的确能干所有的工作，可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豺狼虎豹斗的古代呢？
那些主张在古代男女就彻底平等的人，实质上是借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实的妇女迫害者。
古代妇女的依附地位还有另一层意思：男性对女性的责任。古代妇女既然依附于男性，那么父亲、丈夫和儿子就对她们负有责任，要保障女性的生活和安全。妇女可以免于劳作之苦，免于日晒雨淋。男主外女主内是古人在艰苦卓绝的生活中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它的道理。当然，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好，有时还很糟糕。就像许姬一样，衣食无忧，但心情并不好。她的丈夫楚庄王尽到了供养的责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楚庄王不应该为了政治考虑，毫不顾及许姬的感受。人生除了吃喝住行外，还有感受、情绪、观念等等内容。在男女不平等的古代，男性可能满足了女性的物质需要，但没有平等、完整地考虑女性的全部需要。也许女性依附男性的历史太长久了，让男性逐渐忘记了对女性平等相待和深刻观察。他们宁愿和无聊的同僚、初识的酒友谈上好几个时辰，也不愿意和妻子平等地交谈一刻钟，并且想当然地安排好女儿的婚事。这是导致许多女性悲剧的根源，才应该是如今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谴责的地方。
对于楚庄王的难题，如果他不愿意点灯为宠妃讨回公道，也起码应该在事后向宠妃解释清楚自己的考虑，安慰她，感谢她。可惜楚庄王没有做，所以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汉武帝中期，赵国邯郸有一个喜欢看蓝天的少年，叫做江齐。
江齐常常躺在草地上观看蓝天，胡思乱想，想象云端之上的宫阙到底如何金碧辉煌，向往宫殿里的神仙生活。那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江齐实在太喜欢蓝天了，以至于一有空就抬头看天，引得众人侧目。蓝天不是凡人上得了的，江齐只好咽下口水，琢磨怎么在地上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出将入相，把天上的美好生活搬到地上来。慢慢的，江齐成长为了一个权力欲很强的“有志青年”。为了在权力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江齐进行了充分地准备。他本来就长得高大，一表人才，智商很高，看人看事头脑清晰，为人处世很得体，现在通过刻苦地读书学习，写得一手好字和漂亮文章。在汉朝，只有当官的人才去读书写字。江齐希望进入官场的心思暴露无余。遗憾的是，周围的人都劝他：“江齐，你别做梦了！你只是个平民小百姓，别痴心妄想当大官了，安安分分过日子才是正道。你再准备充分，也做不了官。
江齐的家庭是“布衣之人，闾阎之隶”，是邯郸城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老百姓。西汉帝国的普通百姓只有两条道路进入官场。第一是荐举和征辟，官府定期会挑选品德高尚、孝行出众的子弟进入官场。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推荐的都是官场子弟，几乎没有平民百姓因为事母至孝而被提干。第二条更可行的道路是通过军功入仕。当时西汉帝国正在与北方强悍的匈奴铁骑作战，平民子弟参军，斩获一定数量的首级也可以升官封爵。江齐摸摸自己并不粗壮的胳膊，觉得一旦从军自己更可能成为匈奴人升官的筹码。这条路风险太大，也走不通了，而科举要六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江齐入仕的道路被封死了。
江齐还是想出了一条当官的道路：巴结高官显贵，得到特别任命。邯郸最大的官就是封在此地的赵王、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哥哥刘彭祖。江齐认真研究赵王，发现赵王的太子丹是个声色犬马的好色之徒，于是将擅长鼓琴歌舞的妹妹献给太子丹作为自己前进的台阶。江齐的这一招很有效，他得到了进入赵王府的门票，成为了赵王的座上宾。只要江齐好好展示自己的能力，为赵王父子解决某个难题，就极有可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委任状。
江齐的发迹之路会这么顺利吗？我们先来看看日后被追谥为赵敬肃王的刘彭祖是什么角色。史书不客气地称刘彭祖是“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的卑鄙阴险人物。政治场不像江齐想象得那么单纯，不知道江齐在研究赵王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这一点。刘彭祖掌权六十多年里，朝廷派到赵国来的相国和其他官员，没有一个人得到善终，“大者死，小者刑”。为了监督分封地方的藩王，朝廷向各封国任命了许多相国、长史等官员。有新官到邯郸上任的时候，刘彭祖都穿上帛布单衣，亲自迎接，表现得恭顺尊重，暗地里却“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下套让新官犯错。新官往往丧失警惕，多少有违规或者犯忌的言行。刘彭祖就将之记录在案，要挟朝廷命官听命于自己，不然就向朝廷告发。刘彭祖凭这一套在邯郸作威作福，欺行霸市，还杀人越货，拼命捞钱，富可敌国。而地方官员则提心吊胆，都不敢揭发赵王的劣行。赵太子丹和父亲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不仅贪财好色，还淫乱，甚至连亲妹妹和父王的嫔妃都不放过。和刘彭祖、太子丹这样的人相处，江齐的日子并不好过。
江齐满怀平步青云的梦想进入赵王府，实际是深入虎穴，危机四伏。
江齐有事没事就往赵王府跑，成了王府很活跃的宾客。他是想混个脸熟，希望王爷赏个差事，对逐渐掌握的王府里的丑闻也三缄其口。
江齐自动站到了赵王父子的战壕中，赵王父子却警惕地看着江齐这个出身卑贱的陌生人。江齐来得越多，知道的丑闻越多，太子丹就越担心，担心江齐把自已的丑事揭发出去。在太子丹看来，江齐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是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所以最保险的方法也最直接：杀死他。太子丹先下手为强，对江家举起屠刀，捕杀了江齐的父亲、兄长。江齐头脑灵活，跑得快，躲过了捕杀。
江齐应该感谢杀父仇人太子丹，太子丹把江齐逼入绝境，让他彻底失去了当赵国小吏的机会，反而逼他凤凰涅磐到更大的天地里搏击天下，获取了惊人的功名。
江齐比一般人强的地方是，他没有像一般跑路的人那样逃到匈奴地盘上，而是改名为江充，选择了向西南逃亡入函谷关。遭到赵王势力的追杀，被抄家逃亡后，江充在政治上博弈的筹码似乎完全丧失了。但权力欲依然没有让他放弃。江充觉得走高层路线的战略没有错，现在的失败是投靠错了高官导致的。既然赵王父子不能投靠了，那就找比赵王更厉害的角色。江充在绝境中还保持清醒的头脑，决定去京城长安告御状。
江充觉得告御状必胜。因为汉武帝是追求强权的专制君主，抑制贵戚，反击匈奴，想方设法收回藩王的权力。江充相信即使是亲兄弟，汉武帝也是猜忌赵王的。只要有真凭实据，小人物也能扳倒赵王。江充于是选择太子丹为切入口，告发他与妹妹和父王的嫔妃通奸淫乱、勾结地方豪强狼狈为奸，证据凿凿。
在汉代，平民告藩王是惊天动地的大案。旁观者都不看好，江充则信心十足。
果然，长安的官府听说有人告赵王，没有阻拦，直接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希望听到官吏汇报之外的有关赵王的内容，对赵王这个哥哥戒心满满，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江充的控诉。他耐心地看完江充的长长诉状。江充的文章写得很好，把案子说得很清楚，塑造了一个罪恶滔滔的太子丹的形象。汉武帝阅完大怒，下令包围赵王宫，收捕赵太子丹，严厉处治。太子丹很快被判死罪。刘彭祖为了救儿子，上书称：“江充是个在逃小吏，以奸诈欺罔，激怒圣上，志在报复私怨，虽烹之醢之，计犹不悔。臣愿挑选赵国勇士，从军征伐匈奴，极尽死力，以赎太子丹罪。”赵王服软了，交出了军队，汉武帝的目的达到了。太子丹被免了死罪，废黜太子位。
案子结束后，汉武帝对诉状的大胆、得体和通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看原告是一介平民江充，好奇地下令召见。江充不是官，不需要穿统一的官服，理论上爱穿什么就能穿什么。接见的那一天，江充别出心裁地穿着纱袍，围着裙裾，戴着插有羽毛的步摇冠，加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汉武帝一见就称奇，对左右说：“燕、赵固多奇士。”谈话中，汉武帝发现这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头脑清晰、回答干脆，很欣赏。汉武帝问江充如何应对强悍的匈奴人。江充回答说：“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外交错综复杂，难以预测，最管用也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见机行事、因变制宜了。江充对匈奴问题没有专门研究，但有这样的见识完全是头脑清醒的体现。见汉武帝对匈奴问题头疼不已，江充自愿要求出使匈奴。汉武帝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使者（匈奴人常常无故扣押汉朝使节，朝野大臣视之为畏途），见江充主动请缨，大为激动，当场应允。江充顷刻跃升为帝国使节，初步实现了当官的夙愿。更重要的是，汉武帝把江充的名字列在了忠臣干吏的名单里。
如果说状告赵王是一次豪赌，江充取得了彻底的、巨大的胜利。
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江充的迅速窜红，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汉武帝的心理状态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已走上了正轨，各项制度和大臣们都循规蹈矩，在雄心壮志、作为不断的汉武帝看来，不满的就是整个朝廷浑浑噩噩、僵化不前。江充言行符合刘彻期望中的大臣形象，带来了一股清风。他这样的异类分子最容易出位了。
巨大的成功让江充感悟出了两点经验：第一就是底层百姓要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就必须效忠皇帝。“效忠皇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自保和发达之道，要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第二，单单和皇帝保持一致是不够的，还要发挥能力为皇帝办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忠诚下属只能是上司的应声虫，反而会拖累了上司。江充不想做那种人，决心继续揣摩汉武帝的心思，办事，办好事。
江充就把出使匈奴的差使做得很好，归来后向汉武帝提供了许多匈奴的情况。汉武帝很满意，破格提拔江充为“直指绣衣使者”。直指绣衣使者也叫作绣衣直指御史，是西汉侍御史的一种。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使者出使时持节仗，穿绣衣，以示特别和尊宠，表示这是皇帝派出的专使。绣衣使者的官位很小，又不是常设官员，看起来权小位低，但因为是汉武帝为办理专案特设的，直接向皇帝负责，很能震慑大小官员。而汉武帝交与江充的具体任务就是督察贵戚近臣们奢侈逾制的事。
江充的这个使者做得怎么样呢？后世的评价者批评江充只会“卖直邀宠”，大致是说他这个人立功心切，做事不讲情面，专找显贵大官的麻烦。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纠劾驰道犯禁的贵族。驰道是按照“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修建的高等级公路，专供皇帝驰行，臣民不得使用。皇帝一个人用，驰道的利用率就很低，浪费了那么好的硬件，日常交通，贵戚大臣往往犯禁占用驰道。官府乃至历朝皇帝也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江充却奏请汉武帝，今后若有在驰道上犯禁的，便要将车马没收，把人送往征伐匈奴的军队去。汉武帝觉得这是维护帝王尊严的大好事，批准了。江充便在驰道上布下了一张黑网，大肆捕捉驾车驶入驰道的车马，逮捕了大批贵戚及其子弟，其中包括汉武帝的姑母、陈皇后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和汉武帝长子刘据。江充将许多贵戚子弟押送到由皇帝直辖的北军服役，列入出击匈奴立功赎罪的黑名单。于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汉武帝同意贵戚人家以钱赎罪，一下子收入了数千万的财富。当时官军正在为军费发愁，江充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又解决了军费难题。江充还严令门卫禁止达官显贵自由出入宫殿。汉武帝更喜欢江充了，认定他忠诚正直，奉法不阿，决心重用，再次破格提拔他为水衡都尉。
江充威震京师，博出了位，但到地方任职后离开了皇帝的直接保护，立即招致了仇家的陷害。不久，江充就因为亲戚的违法行为受到株连，被免官。江充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汉武帝会记起自己的。刘彻需要敢办事的江充。在明哲保身、争权夺利的宫廷中，能够找到敢办事的人相当困难。果然汉武帝很快召回了江充。经历这次挫折后，江充更坚定了先前的两点感悟，有恃无恐地沿着老路走了下去，发展到在汉武帝晚年大肆整顿巫蛊，陷害太子刘据，引发了“巫蛊之祸”，让长安城血流成河。江充最终被刘据杀死。
江充以“贼臣”、“大奸”之名遗臭万年。即便有些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中。对汉武帝来讲，江充不是奸臣也不是贼臣，而是忠臣。其他人可以背叛汉武帝，但江充的一切都是汉武帝特赐的，汉武帝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支持者。他不可能背叛汉武帝那样只会自毁长城。江充惩罚贵戚显贵是抓住了皇帝强化皇权的心思，借巫蛊之祸打击太子实力是因为皇帝对太子怀疑猜忌，都是在办汉武帝心里想的却不好做的事情。他的“奸”和“贼”是因为替皇帝背黑锅（大臣们不能骂皇帝就只能骂具体办事的人），跟着皇帝一起犯错误（巫蛊之祸死了数万人，汉武帝和江充都有责任）。他太紧跟皇帝，太抛头露面干事了。
可作为出身贫寒的江充，如果不紧跟皇帝，不努力办事，又怎么能飞黄腾达呢？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大兴县宋家庄有个无赖叫做林清，吃喝嫖赌样样行。
林清在市面上干过许多活计，在药肆当过学徒，在宣武打过更，做过黄村书吏，和人开过茶馆，拉工程收过中介费，结果不是因为嫖宿就是终日赌钱亏了本，都没有干长。在皇城根混不下去后，林清又去苏州讨生活，在粮道衙门、丹阳县衙给长官当随从。但是他恶习不改，“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案发后，官府要将他绳之以法，林清赶紧潜逃，隐姓埋名在运河做纤夫拉船，逃回宋家庄。回到北京后，林清先和一帮无赖少年贩鹌鹑，再和在衙门认识的王将军家人开雀鸟铺，后来因为分金不均、奢用无节制，被合伙人赶了出来。至此，林清彻底被生活抛弃了。
这样，林清就不幸成了流氓无产者。走投无路的林清此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加入邪教坎卦教。
根据日后官府对林清的调查，林清此举只为敛财：“我先前入教，原希图敛钱。”坎卦教跳大神卖符水，骗骗村姑民妇绰绰有余，但骗不了林清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老流氓。社会真是一所大学，林清作为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坎卦教里明显不是受苦受难的一般徒众，而是骨干精英和头目分子。林清甚至在入教后不久就成为了坎卦教的教主。他是怎么当上教主的呢？结论是：连蒙带骗。坎卦教的首领叫郭潮俊，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被人告发。估计是涉嫌非法集会或者经济诈骗等乱七八糟的罪名，并不严重，重要的是林清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保定官府。坎卦教的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邪教群龙无首，林清命大最先被放了出来，就奇迹般地做了教首。另一种说法是，郭潮俊这个教主性格怯懦，遇事畏缩，年纪也很大了，邪教中原来就酝酿着“倒郭风潮”。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来，显示了勇敢能干乐于出头的一面，被推举为新教主。林教主苦尽甘来，终于吃穿不愁，能吃香喝辣了。
一个人从社会底层跃升到一定的高度，掌握了相当的金钱或者权力后，难免心理不正常。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膨胀，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能办到，想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从底层来的顶级富豪总想垄断某个行业，操纵市场，或者插手政治，结识权贵，把手伸得太长太远了。林清取得坎卦教领导权之后，似乎真以为自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教主。既然能力这么强，能忽悠住那么多的教众，那么为什么不能去染指权力呢？
权力欲在林清体内肆意生长。他掌教后，不嫖也不赌了，花费了大精力经营坎卦敦，还统一了京畿一带的其他邪教，合建成庞大的天理会。天理教“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有了政治野心的林清还周游天下，联络直豫鲁等省的邪教组织。早年丰富又坎坷的阅历磨练了他的能力，如今显露出了功效。
林清成功地将冯克善的离卦教、河南滑县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将势力拓展到黄河两岸，朝着胸中的宏伟目标迈进了一步，也为天理教埋下了祸根。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7年）十一月，林清在大兴黄村召开了天理教领导大会。大会决定在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发动起义，京畿、直隶、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天理教徒同时揭竿而起。
这个起义时间的选择很有深意。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本来应该有闰八月，古代人迷信认为闰八月有灾，所以当时民谣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发”的说法。“黄花满地发”的典故语出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当年黄巢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对官场绝望，就写了这首典型的反诗，扬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满地黄花”从此成了造反的同义词。老百姓迷信，总觉得闰八月的十五，也就是一年中的第二个中秋节要出大事。所以官府改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为次年的闰二月。他们以为皇历改了，“黄花”就不会满地发了。结果，林清等人选择的起义时间在皇历上虽然是九月十五日，但却是老皇历上的闰八月十五日。他们故意选择当年的第二个中秋节来应谶。
考虑到天理教在京畿的徒众少，力量小，领导大会约定直豫鲁三省徒众先行起义，然后抓紧赶到京畿会合，共同打进紫禁城去。李文成就在会上对林清说：“公此间兵少，滑县兵不下数万，仆当选精兵先期诈作商贾，陆陆续续驰至以助公，蔑不济矣！”临行，李文成再次叮咛：“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林清、李文成造谣“世界末日”要来了，唯一避难之道就是花钱买天理教的小白旗，否则劫难一到必死无疑。许多贫民为了避免灾难纷纷入教，林清大肆敛财，扩大队伍。林清自称是太白金星转世，还编出了“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的口号，打造声势。最后，林清连伪装也不要了，干脆出售“权力期货”，约定徒众可以花钱买起义成功后的土地、官职，一百文钱值一顷田地，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双方签合同为据。
等到九月十五日，林清没看到河南山东方向的一兵一卒。
原来，河南天理教起义，保密工作没做好，走漏了消息，官府闻风而动，在九月二日就将李文成等头目抓入监牢。冯克善抢先起兵，救出李文成，占领了滑县。李文成自称“大明顺天李真主”，借将近两百年前李闯王李自成的名号欲成大业。黄河流域的天理教徒四处起义，除了在山东曹县、定陶有所斩获外，大多被地方官府扑灭。天理教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平时只重宣教只会敛财不重训练，真正拉出来造反就不行了，实现不了攻入紫禁城让林清坐天下的宏图伟业。
按原计划，没有援兵，林清不能轻举妄动。但他早已好大喜功，极度膨胀，飘飘入云端了，没有援兵也盲目乐观必胜在前。他还以为攻取紫禁城如探囊取物呢。林清的确有两大有利条件：一是在内宫太监中发展了几个教徒，可以接应；二是当时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围猎，正是紫禁城守备最松懈的时候。林清若指挥得当，原本是有出其不意攻陷紫禁城的机会的。但他把一场起义大事件弄成了闹剧。首先在九月十五日，林清只纠合了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半数还是妇孺老弱，林清从中挑选了可用的七十二人，就是这七十二人，林清还大手一挥，分兵两路进攻紫禁城。不知道林清是完全没有常识呢，还是自信到了如此难以置信的地步？其次，天理教徒众对紫禁城一无所知。部分人攻入宫门后，竟然到处找宫人询问“金銮殿在哪里”？这句话表明，所谓的进攻紫禁城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儿戏，结局可想而知。
一路起义者在宫门处就被禁军消灭，另一路起义者混入了宫门，还在“隆宗门”牌匾上留下了箭头，但在乱窜中被禁军关闭大门堵在了宫中。几名教徒准备逾墙杀出。日后的道光皇帝当时正在宫中读书，急中生智拿起鸟枪射杀了两名教徒。杀到十六日清晨，紫禁城内外的天理教徒被捕杀干净。
不敢亲临战阵的林清于十七日清晨在宋家庄的家中被捕，将来龙去脉招得一清二楚。林教主从云端跌落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切身体会到了能力不足者染指权力的害处，可惜为时已晚。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林清杀入紫禁城案就此结束。这场被称为“癸酉之变”的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杀入紫禁城的农民起义。它导致了天理教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教徒家属都被诛杀。嘉庆皇帝闻变后感叹此乃“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下诏罪己。
天理教起义的社会背景是嘉庆年间直鲁豫三省经济贫困，农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儿号寒，几于无生”。嘉庆十七、十八年，三省天灾连连，农业歉收，官吏不顾百姓衣食无着，加紧催科派差。因此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天理教和林清等人才能蛊惑人心，发动起义。河南各地有“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的民谣。李文成认为这是自己当应的谶语，自称“严霜十八子”，以“李自成转世”自居，制造舆论。“严霜”可知，“十八子”则应了明末李自成的谶语。当年宋献策投奔李自成的时候，献上一条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就是“李”字。李自成在河南影响很大，这条谶语流传也很广。李文成就想借用现成的民心资源，结果李文成在河南坚持起义到了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清廷将直鲁豫交界各县杀成了一片血海。
林清杀入紫禁城的看点，除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的野心之路外，还有民谣谶语等口号在起义中的使用。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民谣和谶语就是其中的表现。民谚不用说了，谶语是迷信的人指事后应验的话。从黄巾起义时的“苍天当立，黄天已死，天下大吉，岁在甲子”，到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再到林清等人的一系列的谣与谶，农民起义对它们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它们在组织民众、扰乱社会民心方面很有用。
在缺乏大众教育、底层社会流动不足的古代社会，口耳相传的民谣和谶语的作用惊人。这些话语多少带有真实的信息或者贴近百姓的生活，让人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更多的谣与谶经过了别有用心的加工和传播，体现了部分民众对局势发展的预期，容易获得认可。即便获得不了部分听众的心，起码也在他们的心中投下了一个阴影，达到了预期效果。所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很重视谣与谶。底层百姓从中得到安慰，继续艰难的生活；上层人物利用它们造势，在脸上贴金或者给暗处遮羞。传说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迷信谶语，曾让刘伯温占卜明朝的历数，刘伯温算出来的结果是“遇顺则止”。什么意思呢？“顺”代表什么？朱元璋将“顺”字拆开看，认为是“三百零八”的意思，引申为明朝有三百多年的国运。老朱想想，朱家能坐那么多年的龙椅，也够了。结果明朝不到300年就灭亡了，朱元璋算得并不对。但这谶语却公认是正确的。因为明朝末期遇到了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和关外的“顺治”皇帝，双“顺”临头，明朝的江山能不亡吗？
要杜绝林清攻入紫禁城这样的头条新闻再度发生，治本之法是消灭流氓无产者产生的土壤。这显然难度极大。嘉庆皇帝与其下诏自责，不如加紧对社会舆论的搜集，关注民谣和谶语。王朝可以建立专门的舆情和谣谶部门，对民变不能治本也可治标。
晚清的一个周六，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外交官何天爵和几位同事在中国西部地区旅行时不幸迷路了。
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了一家乡村小店。许多年后，何天爵依然对这家小店的伙食耿耿于怀，“唯一的食物就是将小麦粉和水，擀得又平又细，再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沸水里煮。这东西吃起来毫无味道，咬起来像皮革一样，难以下咽。”但是这家小店和所在的村子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吃的东西。这让何天爵不禁想起了某年秋天在北京城东一百多里外山谷里一座寺庙的伙食经历。当时他借住寺庙一宿，热情好客的僧侣只给他一些生板栗和从寺院水井中打上来的泉水作为晚饭。何天爵委婉地表示伙食有点寒酸，和蔼的老住持满脸惊讶，说：“板栗可不是一般的水果。吃上几斤板栗，再喝些泉水，肯定能填饱你的肚子。”当时无奈的何天爵硬是用板栗填饱了肚子，满心不甘。现在想想，这小店里的白水煮面，还不如板栗泉水呢。
第二天，何天爵的仆人发现村子里竟然有人在卖已经煮过的肉。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立刻买了肉回来。大家都已经饿坏了，抓起肉来狼吞虎咽。肉的味道非常奇怪，难以名状，何天爵吃了一小块儿肚子里的酸水就一直往口里翻腾。美国人责怪仆人，仆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判断村里那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卖给他的似乎是牛肉。好在老人卖肉的地方离小店不远，一行人都出去找那位老人。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非常好。我装了一车的肉出来，现在卖的只剩下你看到的几块儿了。”
“你卖的肉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不，这不是牛肉。我是离这个村子几里外的农民。我养的一头老骡子最近病死了。它可是我所有的财产啊。所以我就先卖了它的皮，再把它的肉煮熟了叫卖。您看，现在就只剩下车上的几块了。”
何天爵在中国居住超过二十年，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包括蒸过的大米，用过量开水煮过的卷心菜和作为美味佳肴的、浸泡在盐卤水中的生萝卜。从食物上看，何天爵推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他经常在城市和乡镇看到小孩子或者妇女一只手握着三四枚铜板，另一只手拿着破瓷碎碗，一脸庄重的表情去购买全家人饮食的必需品，酱醋油盐。“消费清单极可能包括：木炭，一个铜板；米或者面粉，两个铜板；卷心菜，一个铜板。如果比较有钱的话，可能会再买一个铜板的食油或者酱油。在极稀少的情况下，或者在重大节日里，他们会多花一个铜板，买大约一汤匙的水酒，回家热一下，吃饭的时候慢慢享受”。“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
中国穷人的房子是用土块或者碎砖头垒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有的房顶覆盖着瓦片，多数房屋顶部都只是盖着层席子，再在上面敷上石灰和干草的混合物。所有的房屋都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一个五口之家或者六口之家就挤在这样的一间或者多间房屋中。房屋的地板是砖铺的，或者干脆就是泥土地；窗户是纸糊的；门缺少固定，开合自如，任由气流随意进出。中国的房子都没有烟囱，屋子里在夏天和冬天也都不生火。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全部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把凳子，经济允许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柜子。砖砌的隆起的土炕，铺上芦苇席，就是所有家人的床。
中国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们收集零星的抹布和布角料，仔细聚到一定数量后糊起来，纳鞋底。他们留意哪怕是最细小的木头星，到处收集碎木头，巧妙地粘合起来，用双手变出来整块木板或者整根棍子。北京城一半的房子是用已经使用了好几百年的砖头瓦片建造起来的，这些砖瓦还会继续被沿用好几个世纪。
中国熟练的技术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20美分；非熟练工人，“卖苦力”的人，每天收入不会超过7分钱。他们需要用这么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照顾一到四五个其他人的生活。何天爵固定雇用的信使，需要跑五十公里路程来赚取8分钱。中国河运船只雇用的纤夫，从天津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北京通州，走完长达二百公里的路程可以得到50分钱和单程的饮食，然后再步行返回天津。也就是说，“这些人往返远远超过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距离，就是为了50分白银和几顿饭。”
这些人够得上美国的乞丐标准了，但在晚清社会还算是衣食有着的普通人。真正的中国乞丐，情形糟糕透了。何天爵遇到过许多乞丐——因为北京的四九城到处有他们的身影，围堵洋人乞讨。何天爵都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如果有五十到一百个衣衫褴褛、伤病缠身、难以分辨人样的乞丐聚集起来，围堵商店或者衙门，那么最好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这些乞丐是不会散开的，即使你叫了警察来也没用。”一开始，何天爵不胜骚扰，叫来了顺天府的衙役试图驱赶乞丐，结果一个警察来了以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那都是些小钱。撒了钱，他们就会散开了。”
何天爵认为乞讨被中国人默认为一个合法行业。人们对乞讨既不干涉，也不制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力低下，所以平均收入极其微薄；二是官府没有固定的对乞丐的救济机制。何天爵的分析大致准确，只需做两点小小的修正。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根本原因，但因为何天爵在华时期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所以显得乞丐特别多；而官府也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上到给落魄书生白吃白喝的同乡会馆，下到在荒年救济灾民免得饿死的义仓，只可惜社会保障基础既薄弱覆盖面又窄，大批贫弱无依的底层弱者就加入了乞丐的队伍。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社会保障依然薄弱，乞丐阶层就不会完全消失。
千百年来，中国乞丐行业就没有质的变化。首先，乞丐有特定的组织。他们从不集体行动，也不两两合作。每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遭遇排斥或者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召唤其他的乞丐。“事实上，中国的乞丐只要求一两分钱。但是如果你给钱给得非常爽快，他就会频繁地要你光顾他的生意。你要让他在门口等一段时间，再给予施舍，但是绝对不要断然回绝，更不要羞辱乞丐。不然的话，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乞丐缠着你乞讨。他的同伴一个比一个龌龊肮脏，邋遢可怕。这时候，没有半个美圆你是打发不了他们的。如果你再一次拒绝他们，你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被至少一百个以上的乞丐团团包围住。这时候，你必须要花上百美圆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乞丐所要求的一两分钱了”。
大一点的城市中的多数商人和店主都向丐帮交纳固定的“月贡”。交钱后，丐帮会在这些商家和店铺的门口画上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隐晦难懂，只有组织内部的兄弟们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每到固定的日子，总会有充当“收税员”的乞丐来向这些生意人索取这笔不太光明的佣金。其他时候，组织内部的任何乞丐都不能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几乎不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北京城里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
据说，丐帮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何天爵一次就拜会了北京丐帮的女首领。“她是一位干净整洁、穿着体面、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年纪大概在65到70岁之间”。虽然这位丐帮的女帮主穿着举止不像乞丐，而且过着中等偏上的生活，但她终生摆脱不了乞丐的身份。在宋元中就有丐帮的形象，其中的帮主因为出身乞丐，虽然富甲一方依然给子女的婚嫁带来消极的影响。
乞丐行业的蓬勃发展让许多人将乞讨当作职业，形成了乞丐家族。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家族训练。同时不断有新人加入乞丐队伍，希望浑水摸鱼。于是乞丐被区分为“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职业乞丐们有组织有训练，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乞讨区域，利益休戚与共，禁止其他乞丐无故进入领地。职业乞丐的生活一般较好。业余乞丐没有组织也没有地盘，许多人遭遇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业余乞丐往往四处游荡，不固定地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游荡。所以职业乞丐将业余乞丐看作是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认为他们缺乏职业素养。
何天爵一度认为自己是区别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的行家，认为职业乞丐个个都是弄虚作假的行家，不是装病，就是伪装残疾博取同情。但他还是多次被化妆巧妙的乞丐给骗了。
何天爵有每天出外散步的习惯，散步的时候常常被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又牵着一个孩子的年轻女乞丐所纠缠。那女的老是跟着何天爵乞讨，以最大的音量粗俗地大喊大叫，比比划划，证明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那两个孩子则用尖细的童声哀求说：“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凭直觉，何天爵怀疑那女的并不是残疾人，她的双耳和嘴巴都是正常的。为了验证怀疑，一天当女乞丐又尾随何天爵高声哭叫，这一次比以前骚扰得更过分，还招来了一大群的人围观，何天爵猛然回头，高声对着她嚷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他想，如果女乞丐有正常的听力，她就会生气。结果，女乞丐立即用流利、标准的中文对何天爵好一阵回敬。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片哄笑声。女乞丐突然意识到自己戳穿了自己，赶紧溜走了。之后，何天爵和那女乞丐还能常常在路上遇到。她总是既友善又不太好意思地向何天爵招呼示意，但是再也不向他乞讨了。
真正把何天爵骗到的是一个“可怜兮兮、悲惨异常”的老乞丐。那是个老年乞丐，每天都坐在路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身上只盖着几片破布，两只脚完全暴露在外面。难以辨认的脚正在腐烂，化脓，那种令人作呕的景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上第二眼。
突然有一天，何天爵遇到了这个老乞丐，看到他快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何天爵小跑着追上他，并没有发现那两只僵硬的、皮开肉烂的脚。
他俩并肩走着。何天爵问他：“你的脚坏了，怎么还能走得这么快啊？”
“噢，”他回答说，“它们就在我怀里呢。穿着它们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对塞满了棉花的、伪装得肿胀变形的袜子。袜子是用帆布做成的，染上双脚的颜色，装上脱落的趾甲和腐烂的肉，令人作呕的效果就出来了。这双“脚”在强光下难以轻易识破，得以欺骗了别人好多次。
感觉被骗后，何天爵生气地指责他：“我认为，像您这样的老人家，用这样的伎俩欺骗大家，应该为此觉得羞耻。难道你找不到活做，还是因为您太懒了不愿用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个老乞丐对何天爵的这个问题很矛盾，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骗术很高超，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向往正常的职业，“其实，我是个修鞋的。我也不想做乞丐这个行当了。再说，我的这双假脚太出名了，渐渐不灵了，博取不了多少同情了。整天坐在地上，叫唤‘求求你，行行好吧’终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老了，我想重操旧业，重新去修鞋吧。”
一两天后，老乞丐带着全套工具和凳子来找何天爵，希望在美国公使馆外面的街角摆摊修鞋。何天爵同意了。他就在那个角落里修了近十年鞋，直到死去。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来找何天爵，要求何天爵或者美国使馆能够出钱资助老鞋匠的葬礼。何天爵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中国社会中，这个细节透露了可能解决乞丐问题的两大理论。第一是慈善的力量，官府或者有能力的人为乞丐群体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转换职业。比如何天爵同意老乞丐在美国公使馆门前摆摊修鞋。美国传教士出身的何天爵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举手之劳。但对于老乞丐来说，他获得了摆摊的位置，而且摊位背后何天爵和美国公使馆的大招牌可以庇护他，使他免除很多麻烦。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摊位和手艺，没有子承父业做职业乞丐。第二是人情的力量。进进出出打了十年照面，在中国人看来，老鞋匠和何天爵无疑不是朋友也是熟人了。何天爵或者美国公使馆为老鞋匠的葬礼出“份子钱”，而且是出大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人相帮，可以克服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的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中国古代百姓生活普遍贫困，之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乞丐流民现象，主要因为大家在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实行的互帮互助。
在社会财富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也许是帮助乞丐群体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