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么最宝贵？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我们的心灵和由心灵衍生的情感。只有心灵才能忠实地伴随我们终身。而心灵在艰难的社会中飘浮不定，历经坎坷，很容易遭到忽视。我们的心灵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这么变化，又遭遇了怎样的挫折？我们的思想观念又是如何演变成现在这样的？本篇的一个个案子虽然负面消极甚至血腥，但折射着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观念的演进，
北宋徽宗年间，山东郓城县的押司宋江是一个黑白两道通吃、名头极其响亮的厉害角色。
宋江身子很矮，而且皮肤很黑，三十多岁的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可是他很会说话办事，人脉很广，而且仗义疏财，仿佛有慷慨不尽的金银，所以黑白两道都买他的账。官府中人恭敬地称呼他为宋押司；黑道中人称呼他是“及时雨”，形容他济危救难、有求必应。这么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在郓城呼风唤雨的人物，却卷进了一桩桃色杀人事件，顷刻身败名裂了。宋江把情妇阎婆惜给杀了，制造了一桩惊天大案。
我们从宋江将阎婆惜收为情妇说起。这件事情可以算是宋江若干次行善中的一次。
那阎婆惜是东京汴梁人士，十八岁，很漂亮，会唱歌。她跟着父母“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屋漏偏逢连阴雨，阎家的父亲暴病身亡，阎婆惜和母亲陷入赤贫境地，连父亲的棺材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安葬了。
仗义疏财的宋江在街上听到了这件事情，就出手相助，给棺材铺打了招呼，让阎家母亲去拿口棺材，又见阎家母女生活无着，随手给了“银子十两做使用钱”。对宋江来说，他不是高调的慈善家，也就是举手之劳，做点善事而已，很随便。过后，宋江“自回下处去了”，也就淡忘了这件事。阎家母亲对宋江感激涕零，用“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来形容宋江，还说要“做驴做马，报答押司”。阎家母亲知道生活的辛苦，报答宋江恩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想继续靠住宋江，为自己母女讨个生活依靠。怎么靠呢？阎家母亲就要把女儿阎婆惜送给可能比自己年纪都要大的宋江。宋江起初不同意，经不住阎家母亲和媒婆的唠叨撮合，勉强同意了。他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那里居住”。没几天时间，阎婆惜就过上了满头珠翠、遍体金玉的金丝雀生活。阎家母亲也满意了。
宋江为什么要纳阎婆惜，金屋藏娇呢？他首先是觉得阎家母女可怜，好事做到底，把母女俩的生活都包揽下来，反正也就是多花点钱的事情。其次，宋江家在郊区宋家庄，在城里安个临时的窝也不错。何况阎婆惜还有几分姿色，年纪又轻，晚上在被窝里抱着亲热的感觉想必对宋江也有几分诱惑。
要注意的是，宋江仅仅是“收了”阎婆惜，没有明媒正娶，更没有把阎婆惜当作自己老婆。是宋江在老家宋家庄已经有老婆了吗？不是。宋江一直没有结婚。他豪爽惯了，就因不愿意受家庭生活的束缚才不结婚的，自然也不会把阎婆惜扶为正妻。好在，阎家母女也没有那样的奢望。她们的想法很现实，先生存下去，再好好生活。应该说，阎婆惜得到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美中不足的是，宋江长得太丑了，让阎婆惜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十八岁的女孩子有许多梦想，而现实的物质女孩阎婆惜的梦想就更多了，她渐渐地流露出对生活的不满来。
宋江没有意识到阎婆惜的不满。他呼朋唤友，给公家打工又有一大堆私活（包括给晁盖为首的强盗集团通风报信），哪里有多余的精力照顾阎婆惜细腻的心思啊？也许，宋江觉得根本就没有和阎婆惜平等交流的必要。
这时候，宋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衙门里的小兄弟、后帖书吏张文远领到西巷阎婆惜家饮酒招待。张文远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而且早年沉迷于瓦肆歌舍讨生活，“品竹弹丝，无有不会”，练就了一身讨女人欢心的本领。自觉被宋江困在鸟笼中圈养的阎婆惜对张文远一见倾心，张文远也对阎婆惜有钟情之意。两人很快勾搭成奸，难舍难分。
张、阎两人苟且之事成了郓城县城公开的秘密，八婆们的讨论越来越不堪入耳。宋江也听到了。他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人物，觉得没必要把这种事情闹大。“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她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什么。我只不上门便了。”反正阎婆惜是自己做好事养的一只金丝雀，没什么感情，现在小鸟要飞了，就由着它飞吧！所以面对这顶硕大无比的绿帽子，宋江睁只眼闭只眼，只是不去县城西巷阎婆惜家了而已。宋江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大气，很豪爽，难怪黑道中人尊他为老大。
阎家母亲可不干了。宋江不来了，家里的资金来源就断了。张文远虽然常来，但他和宋江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既没权又没名，更要命的是没钱。阎家母亲知道生活的艰辛，认定只有宋江才能保证自己母女的生活，所以好几次托人带话给宋江，让他回“家”。宋江不搭理。
一日晚间，阎家母亲干脆闯进县衙里，拉住宋江大叫：“押司，多日使人相请。好贵人难见面。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伤触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训她与押司陪话。今晚老身有缘得见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推说晚上还有公务，不便过去。阎家母亲就是不放手，腆着脸说了实话“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求宋江务必回去。宋江心软了，跟着阎家母亲走了去。
阎婆惜听到家中有人来，以为是心爱的张文远来了，兴高采烈下楼梯。灯光照见是宋江，阎婆惜脸色一变，返身再上楼去了。母亲不依她，从床上拖起女儿，逼她招待宋江。接着，阎家母亲灶前灶后忙开了，又出巷口买得些时新果子、鲜鱼嫩鸡肥鲊之类，最后收拾了数盘菜蔬，三只酒盏，三双筋，一桶盘托上楼来。其间，她还哄走了来捣乱的、平日常从宋江处拿散碎银子的唐牛儿，一心一意要重新把女儿和宋江撮合到一块。
强扭的瓜不甜。阎婆惜那给了别人的心再也收不回了，宋江只能是欢场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两个人就隔着桌子，干坐着。阎家母亲看不是个事儿，教训阎婆惜道：“我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别人面上须使不得。”实际上是在给宋江道歉。阎婆惜执迷不悟，回道：“不把盏便怎地我！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索性，阎婆惜穿着衣服，裹进被窝里，背对着宋江睡去了。宋江喝了几杯闷酒，熬到后半夜睡意上来了，也只好挨着阎婆惜躺在床上睡了会儿。捱到五更，宋江起来，简单地洗了把脸。想想昨夜的尴尬，宋江忍了口气，出门提前去上班了。
走到半路，宋江想起来一件事。坏了，我把公文袋落在阎婆惜床上了！那公文袋里有一封晁盖写来的感谢信，感谢宋江通风报信让他们逃脱了官府追捕。这份私放朝廷重犯的证据如果泄露出去，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宋江匆匆忙忙赶回卧室，找遍房间没找到公文袋，料定阎婆惜把它给藏了起来。他厚着脸皮去摇阎婆惜，哀求道：“你看我日前的面，还我招文袋。”阎婆惜果真看过了那证据，先假装睡觉不理他，后来经不住摇晃，抵赖说没看到，被宋江指出袋子就在阎婆惜怀里后，阎婆惜死死抱住，就是不还给宋江。“只见那婆惜柳眉踢竖，杏眼圆睁，说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还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贼断。’”她还大声嚷嚷“宋江和打劫贼通同”。
宋江一听，差点就跪下了：“好姐姐，不要叫！邻舍听得，不是耍处。”
阎婆惜见完全掌握了场面的主动，于是提出了酝酿好的“交易条件”，要求宋江依她三件事情就把公文袋还给宋江。办事谈判不怕要价高的对手，就怕无欲无求、不漏丝毫口风的对手。有条件就意味着有松动，宋江大喜，忙说：“休说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
宋江这话是真心的，他见惯了大场面，对这种“交易”驾轻就熟了，而且他也不想在阎婆惜这条阴沟里翻了船。
阎婆惜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宋江还她自由身，写一纸声明允许她嫁给张文远。宋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第二个条件是要宋江把西巷的房子和阎家母女的首饰用具都留给阎婆惜。宋江眼睛眨都没眨就同意了。阎婆惜说出第三个条件后，宋江却踌躇了起来。阎婆惜的最后一个条件是：“有那梁山泊晁盖送与你的一百两金子，快把来与我。”
不就是晁盖送的一百两黄金吗？宋江有什么可犹豫的呢？问题是，宋江豪爽，为善不求报，根本就没收晁盖的金子，把那一百两黄金原封不动地让信使拿回去了。他拿什么给阎婆惜啊？有人奇怪了，宋江这么一位大佬级的人物，难道就拿不出一百两黄金吗？他还真拿不出来。宋江的确花钱如流水，但他的钱是左手进右手出，一边拿些灰色收入、接受黑道中人的馈赠，一边接济穷困、扶助黑帮弟兄。许多时候，宋江把名字一亮，就靠巨大的声望把事情解决了，根本不用他买单。说白了，宋江手里根本就没积蓄。
即便如此，宋江知道和阎婆惜解释无益，咬咬牙说：“限我三日，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
一百两黄金对阎婆惜来说很重要。它是阎家母女下半辈子生活的依靠。况且，第一和第二个条件都是阎婆惜事实上已经实现的，只有这一百两金子才是阎婆惜“额外”的要求。所以，年轻的婆娘坚持拒绝宋江“赊账”。她的道理看起来很简单，很有道理：这年头，什么都可以拖欠，唯独给情妇的“青春损失费”不能拖欠！
阎婆惜毕竟年轻，不知道社会的深浅。对于宋江这样身份的人来说，他既然答应三日内给钱了，肯定会支付的。“欠债还钱”是最基本的江湖道义。这一点，大佬宋江从出来“混”的第一天就铭记在心了。阎婆惜最明智的做法是，见好就收，三日内等宋江来送钱。
阎婆惜却走了最愚蠢的一步：逼债。“婆惜冷笑道：‘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宋江苦苦解释：“果然不曾有这金子。”阎婆惜进一步逼道：“明朝到公厅上，你也说不曾有这金子。”她走得太远了，也许是想搬出官府来压宋江。可此时的宋江对“公厅”两个字正好敏感，加上受到一夜的鸟气，怒气冲起（冲动是魔鬼啊），扯开被子就来抢阎婆惜抱着的公文袋。阎婆惜哪里肯放。宋江舍命地夺，阎婆惜死也不放。抢夺间，宋江看到床上有一把压衣刀子，便抢在手里。阎婆惜见宋江抢刀在手，竟然还想进一步喊叫要挟，大叫：“黑三郎杀人也！”正在气头上的宋江脑海中顿时出现“杀人”念头，手起刀落，阎婆惜“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
凶案就此发生。
分析这件改变《水浒传》的重大案件，宋江和阎婆惜的畸形关系是血案发生的根源。宋江不该包养情妇。但在一夫多妻合法、士人官场普遍风流的宋代，宋江的这一举动也不是什么大错误。指责宋江不该包养阎婆惜，就像指责孔子不会用电蚊香杀蚊子一样，脱离实际。
具体而言，阎婆惜的言行是酿成血案的主要原因。宋江待阎婆惜这个偏房不薄，阎家母女生活无忧，而且在知道阎婆惜送给自己一顶大绿帽后宋江也淡然处之。阎婆惜知道宋江勾结晁盖强盗集团的秘密后，竟然借此要挟敲诈宋江。这就是她幼稚和犯大错的地方了。宋江能包养你，能在县里呼风唤雨，自然有他远远强于你的地方。阎婆惜却这么评价两人的关系：“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宋江既然是井，怎么可能会被阎婆惜这个桶罩住呢？桶要离开井，又要罩住井，怎么可能呢？说穿了，阎婆惜是宋江养的一只金丝雀。既然是金丝雀就有做金丝雀的原则：做一只乖巧的金丝雀，永远别想着反啄主人。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乖。
阎婆惜发现宋江通匪的秘密后，最乖的作法就是假装没看见，把公文袋放回原处任由宋江拿走。宋江是何等人，会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说不定还会在心中默念阎婆惜的好。
如果阎婆惜不愿意这么做，那么当初就不应该住进西巷的鸟笼里来。
北宋徽宗年间，山东清河县的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这潘金莲的出身很苦，父母无考，很可能是极其贫困的家庭因为无力抚养幼女而将她卖入大户人家为奴的。如果潘金莲能平平安安地在大户人家里当一辈子下人，沿着“使唤丫头——高级婢女——老妈子”的路线发展下去，她的命运会比父母好许多。遗憾的是，潘金莲这个丫头长到二十余岁的时候，竟然姿色出众、貌美如花。
潘金莲怎么个漂亮法呢？《水浒传》说她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施耐庵老夫子写的潘金莲美是美，怎么读起来老感觉有点“招蜂引蝶”的风情味，例如“暗藏着风情月意”、“勾引得蜂狂蝶乱”等。实际上，施老夫子这么写是主观臆断，潘金莲并非水性杨花之人。当大户主人贪恋潘金莲的美色，缠着她，威逼利诱她上床的时候，潘金莲并没有半推半就，也没有忍辱负重地屈从，而是刚烈地把这件事情抖了出来，告诉了家里的女主人。她表示绝不依从主人的玩弄。想必这个大户是个怕老婆的主儿，因为这事被老婆训得服服帖帖。老婆让他赶紧把潘金蓬嫁出去，他记恨于心，找了在县里卖烧饼的武大，倒赔上嫁妆，不要武大一文钱，将潘金莲嫁入了武家。大户选择武大，就是为了惩罚不上钩的潘金莲。因为这个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顶着个大脑袋，面目丑陋，形象滑稽可笑。清河县给短矮的武大起了个绰号“三寸丁谷树皮”。大户想，你潘金莲不愿意和我好，我就让你鲜花插在牛粪上，恶心你一辈子。
潘金莲必须接受这段指定的婚姻，她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潘金莲和武大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那么这将是一段很传统、很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婚姻。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却是北宋社会给潘金莲设计的最好的命运。潘金莲会老死，成为族谱上的“武潘氏”。关键就看潘金莲愿意不愿意沿着这条社会允许的正常道路生活下去了。潘金莲觉得这段婚姻有两个不足。首先就是武大太懦弱本分了，赚不到钱不说还常被人欺负。一班小人常常在武家门口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武大后来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搬到阳谷县紫石街租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烧饼。其次，结婚多年后他们都没有爱情的结晶：孩子。其中的责任在武大，而不是潘金莲。武大在生理上满足不了潘金莲。社会不允许潘金莲把生理上的不满足表现出来，但潘金莲在心里无法释怀。
当第一段婚姻的不如意在心中逐渐累积的时候，潘金莲遇到了小叔子、武大的弟弟武松。
与哥哥完全不同的是，“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武松因为赤手打死了景阳冈上的老虎，名扬全县，还做了县衙里的都头，在潘金莲眼中就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当潘金莲第一眼看见武松的时候，就在心里寻思道：“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于是，她张罗着让武松搬到家里来住，好发展感情。不论武松归迟归早，潘金莲都“顿羹顿饭，欢天喜地服侍武松”。但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只把潘金莲当做亲嫂嫂相待。吃饭的时候，潘金莲一双眼只看着武松，武松知道嫂子的心思，只是低着头，不去理会。
一个是小叔子，一个是亲嫂子，潘金莲的这第二段感情一开始就是畸形的，非法的，不会有好结果。然而，潘金莲不死心。她对爱情和理想非常认真，在一个下雪的日子，在一个银铺世界玉碾乾坤的纯洁日子里，潘金莲决定摊牌。这一天，武大被打发出去卖烧饼了，武松中午就早早回来了。潘金莲早买下了酒肉，在家里准备了一盆炭火，心里想着：“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不信他不动情。”“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武松归来。”看到武松的影子，潘金莲揭起帘子，笑脸相迎。等武松坐定后，潘金莲关上家门，把酒、果品、菜蔬搬到武松房里去。武松有些诧异，禁不住潘金莲热情相劝，只得坐下饮酒。潘金莲脸上堆笑，挑逗说：“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叔叔在东街上养了一个唱歌的，是不是真的啊？”武松赶紧说：“嫂嫂休听外人胡说，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潘金莲说：“我不信，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这样边说边饮，三四杯酒落肚，武松对潘金莲的意思知道了八九分，只好低头不语。潘金莲决定为幸福一搏，“起身去烫酒，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冷？’”武松心中不快，不理他。潘金莲进一步说：“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还是不做声。潘金莲只好自己倒了一盏酒，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递给武松：“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
武松被激怒了，劈手夺过酒杯，把酒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他推开潘金莲，险些让她跌了一跤。“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为此等的勾当。”武松不仅拒绝，还瞪眼警告潘金莲，“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再来休要恁地！”
潘金莲的第二段感情就这么无疾而终了。她通红了脸，收拾了杯盘盏碟，搬了火炉，默默回厨房去了。
这次失败让潘金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武家的家庭关系彻底破裂了，紧张起来。不用说，潘金莲被摆在了审判席上。武松毅然搬到衙门去住，还时时警告嫂子要照顾好哥哥，要守妇道。潘金莲曾骂：“你搬了去，倒谢天地，且得冤家离眼前。”这话很有阿Q的味道，也道出了她对第二段感情的失意和恼怒。第二段感情给命运蹉跎的潘金莲要命的打击。她和武大的不幸婚姻是被动的，自己把握不了，只得接受；而和武松的感情却是主动的，自己积极争取的。主动出击遭到的当头一棍远比被动承受的耳光给潘金莲的打击要严重。
不久，武松要去京城出公差，到家里告别，也最后一次警告潘金莲：“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他用了五个字“篱牢犬不入”。想不到，武松走后，他的担心不幸来到了。
心理已经失衡的潘金莲果然没有守住心中的篱。
一天，潘金莲在二楼叉帘子，手里的叉竿没拿牢，失手滑落，正好打在楼下一个路人的头巾上。那行人刚要发怒，抬头看到潘金莲后，“一双眼却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这个人叫西门庆，开了家生药铺。“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更吸引潘金莲的是，西门庆长得一表人才，文武双全，而且极懂人情世故，很讨女人喜欢。
潘金莲的第三段感情就这么发生了。这也是潘金莲主动追求的另一段感情。见识不多的潘金莲以为找到了一个里外都满意的如意郎君。可惜，西门庆是花花公子，将潘金莲看作是又一个猎物而已。他拜托武家的邻居王婆协助自己将潘金莲勾引到手。王婆借口做针线活，将潘金莲骗到家中。不用说，潘金莲在王婆家见到了风度翩翩、打扮一新的西门庆。这是他们俩第二次见面。西门庆先大夸武大是“一个养家经纪人，且是在街上做些买卖，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真个难得这等人”，勾起潘金莲的伤心事。她说：“拙夫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王婆趁机大夸西门庆：“万万贯钱财，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家里钱过北斗，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说话间，西门庆和潘金莲眉目送情。王婆出去置办酒食，留两人吃饭，潘金莲口里推辞，却不动身告辞。“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这婆娘一双眼也把来偷睃西门庆，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头自做生活。”对于潘金莲这样追求美满婚姻的女人，财富和几个媚眼显然是不够的，西门庆必须在感情上俘获潘金莲。于是，他坦白了自己“不幸”的感情经历。“我的发妻陪着我吃了许多苦，百伶百俐，不幸在三年前死了。她走后，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我感觉什么事都不方便。”王婆就问：“大官人，你不是养了个外宅在东街上吗？”西门庆道：“那是唱曲儿的张惜惜。我和她不是同路人，不喜欢。”王婆子又说：“大官人和李娇娇相处怎么样？”西门庆说：“这个人，我娶在家里。如果她会当家操持，我早就扶她做正妻了。我只恨缘分薄，一直没遇到可以厮守终身的人。”这番表白让潘金莲“于我心有戚戚焉”，确信找到了一段如意姻缘。不需要太多的酒水，也不需要太多言来语去，两个有意的男女很快就搂抱起……从此，潘金莲和西门庆都在王婆家厮混，恩情似漆，心意如胶。
不到半个月，潘金莲的奸情传得街坊邻舍都知道了，只瞒着武大一个人。没几天，武大也从卖梨的郓哥那里知道了。他们设计，由郓哥拖住王婆，武大冲进去捉奸。王婆被郓哥死命顶住，只好大叫：“武大来也！”屋里的潘金莲和西门庆正在“恩爱”，躲避不及。西门庆抢入床底下躲藏，潘金莲则去堵住房门。武大推不开房门，叫得：“你们做的好事！”潘金莲不满地骂西门庆：“平时满是甜言蜜语，急上场时就没用了，见到纸老虎也被吓倒了。”潘金莲的这几句话分明是教西门庆去打武大。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羞愧地钻出来说：“不是我没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西门庆夺门而出，武大不提防被他飞起一脚踢中心窝，扑地往后倒下。西门庆逃跑后，王婆扶起武大，见他已经口吐鲜血，面皮蜡黄了。
武大的命去了半条。潘金莲偷情偷出了大问题。可惜，他们第二天依然在王婆家恩爱厮混。两个人都指望武大早死，好做长久夫妻。可怜武大大病不起，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日叫潘金莲都不应，只见老婆浓妆艳抹地出去，面颜红色地回来。武大几次气得发昏，最后警告老婆：“我亲手将你捉奸在床，你挑拨奸夫踢了我心，使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不妨，我的兄弟武二，早晚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可怜我，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就不提。你若对我不好，我就把你的丑事全告诉他！”丈夫的警告惊醒了潘金莲。怎么对付神勇的武松呢？王婆给西门庆、潘金莲出了主意，趁武大病重，下砒霜毒死他，再“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
一个杀人团伙就此组成。西门庆出了一包砒霜，王婆出主意：潘金莲把砒霜调在药里，给武大灌下去，武大药发时会因肠胃迸裂大叫，潘金莲用被子蒙住武大免得被人听到，武大会毒发身亡。潘金莲具体执行。
潘金莲先假装回心转意，告诉武大找医生开了一帖心疼药，吃了发些汗明日便会有起色。半夜，潘金莲烧了一大锅汤，煮了一片抹布。三更天，潘金莲把毒药倒在药盏子里，调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这药好难吃！”潘金莲继续灌，一盏药都灌下武大喉咙去了。下完药，潘金莲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大叫肚子疼，潘金莲扯过两床被子没头没脸盖在武大头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武大还挣扎着大叫：“我气闷。”潘金莲还骗他：“太医分付，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得快。”她怕武大挣扎出大动静来，便跳上床骑在武大身上，紧紧地按住被角。待被子下没有了声响，潘金莲才怯生生地揭起被来，见到七窍流血而死、死不瞑目、还咬牙切齿的武大。
一桩谋杀案就此发生。潘金莲从一个不幸的感情受害者变成了沾满鲜血的杀人犯。
血淋淋的事实完全超乎潘金莲预想之外。她没想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需要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潘金莲吓得跳下床来，懵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在隔壁王婆的帮助下，两人清洗了武大的血迹，把现场收拾干净了。第二天，潘金莲号啕大哭起来，说武大害心疼病死了。
天色未晓，西门庆曾跑来打探消息。惊魂未定的潘金莲天真地拉着西门庆说道：“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现在西门庆是她唯一的依靠，是心甘情愿犯下所有罪恶的目的。可西门庆只是应付道：“这个何须得你说。”讽刺的是，西门庆看事情似乎掩盖过去了，潘金莲又要在家守孝，就跑去妓院狎妓喝花酒了。潘金莲将后半生的幸福寄托在这样的浪荡子弟身上，即使杀夫一事掩盖过去了，也注定是被抛弃的凄惨结局。
更何况武大的死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的。武松出差回来了，从负责火葬的何九叔处拿到了哥哥乌黑的毒骨头，手刃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他的举动被视为“义举”，而西门庆和潘金莲自然就是“奸夫淫妇”了。
作为生活在北宋的底层妇女，潘金莲的一生是个悲剧。她渴望幸福的婚姻，却离美满的结局越来越远，直至最后被钉在屈辱的十字架上。
如果有一个人冷不防对你说“你有病”，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有病？我看你才有病呢！”
我们的反应是由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决定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蔡国的蔡桓公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事。他正在宫殿里坐得好好的，来访的齐国医生扁鹊在一边观察了一会儿，就跑到蔡桓公跟前说：“主君，你有病。”
不等蔡桓公反应过来，扁鹊就继续说：“你的病现在还在皮肤表面，但不及时治疗，恐怕会深入体内。”蔡桓公赶紧摇头说：“我没有病。”
他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而且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臣属奴仆面前被医生指责有病，是特没面子的事。见蔡桓公矢口否认，扁鹊也不计较，告辞出去了。蔡桓公看着扁鹊的背影，还对左右说：“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看病，好显摆医术，显示自己多么未卜先知。”
过了十天，蔡桓公第二次被扁鹊指出有病。这次，扁鹊说：“你的病已在肌肤里了，如果不治恐怕会再深入体内。”蔡桓公仍旧没理他。他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似乎是身体出问题了，不过他的心里更不舒服。
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指出蔡桓公有病：“你的病已经蔓延到肠胃了，再不治恐怕就危险了。”蔡桓公这几天的胃口的确不好，觉得体内也许是得病了，可内心拒绝接受。他毅然决然地不理扁鹊，坚持说“我没病”。
再过了十天，蔡桓公出巡时撞到了扁鹊。蔡桓公感到身体难受，又说不出哪里难受，正想找扁鹊问问。不想，扁鹊望见蔡桓公，拔腿就避开了。蔡桓公奇怪了，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要回避。扁鹊说：“病在皮肤表面的时候，可以用汤剂和熨敷治愈；深入肌肤的时候，可以用银针和石针治疗；蔓延到肠胃的时候，用火齐汤还可以治疗；等病入骨髓的时候，就只能让鬼神出面治疗了，我就无能为力了。现在桓公病入膏肓了，所以我一见面就赶紧跑开，实在是怕被叫去救治。”蔡桓公听了回报，心理很排斥，依然置之不理。
五天后，身体的疼痛终于让蔡桓公忍受不了了。他赶紧派人去找扁鹊，不料扁鹊已经逃往秦国去了。结果蔡桓公马上一命呜呼了。
蔡桓公的死很大程度上咎由自取。他的病在体内蔓延深入了一个多月时间，最后要了他的命。健康的成年人不可能对这么严重的病症毫无感觉，即便在最初的时候身心自若，到后期肯定会身体不适。所以蔡桓公是明知有病，神医就在眼前，也不去医治。他心理排斥自己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现实，放任病情恶化，直到临终之际才想到找医生看病。可惜晚了。
却说扁鹊来到秦国，也遭遇了同样讳疾忌医的主儿。
秦武王生病了，也想医治，所以就把扁鹊请去看病。之前左右大臣曾对秦武王说：“国君的病在耳朵之前，眼睛下面（估计是长了个瘤子）。医生去摘除它，不一定能手术成功，反而有让耳朵失聪眼睛失明的危险。”所以秦武王心里既想治病，又担心有危险，把大臣们的话告诉了扁鹊，意思是让扁鹊找个轻松的治疗方法。但是他的病肯定有危险，不摘除就有生命危险，要摘除秦武王又不让。扁鹊来了脾气，愤怒地把针石摔在地上：“君王和精通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又和不懂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干扰治疗，透过这点就可以知道秦国的内政，也一定是瞻前顾后，随时有亡国的危险。”（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这个秦武王，表面上看是想治病的，并没有讳疾忌医。但是他想治病不想吃苦，也不想冒险，更不愿意让扁鹊用针石动大手术，而是听信左右外行人的意见干扰医生治疗。
蔡桓公这样的例子也许不多，但秦武王这种隐蔽的讳疾忌医者不在少数。从这点民族的弱点出发，我们会发现许多衍生的缺点，我们会看到许多中国人平时得过且过，危难时自欺欺人，不愿意正视现实，更不可能奋发进取。问题没有爆发的时候一切都表现得好好的；一旦出了什么娄子或者外力刺激，隐藏在虚假平安之下的问题都涌现了出来，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典型的历史教训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在保守僵化的制度下虚弱不堪，中西方实力对比的天平早就倾斜向西方列强了。可中国社会还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大江南北保持一片和睦的平静景象，精英阶层饮酒做诗、携伴出游，朝堂之上朝臣们党同伐异，遍行沽名钓誉之举。当英国人的大炮轰破中国社会的迷梦之后，被历史大势越抛越远的危险真真切切地摆在了国人面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旧躲藏在泱泱大国的虚荣中，指斥西方文明是“奇技淫巧”不足法。晚清外交家曾纪泽将晚清那些崇尚清谈流誉的士大夫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此其下矣。”自己不愿意正视现实还不让清醒者、奋发努力者正视现实，打压后者。吴淞造了几十里长的铁路，被士大夫和地主们花钱买下，拆了；郭嵩涛出使英国，揭开中国近代外交序幕，被国内指责崇洋媚外、有伤风化，召回国内闲置不用。结果，中国陷入“遭受打击——屈辱妥协——再受打击”的恶性循环，在黑暗落后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其中多少有咎由自取的蔡桓公的影子。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北宋末年，女真族的金国不断崛起，开始取代契丹人的辽国成为北宋最大的威胁。大太监童贯率宋军和金军联合进攻辽国，宋军一败再败，最终只能靠金军“代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王朝用大价钱买回了幽州，大吹大擂，庆祝伟大的胜利，庆祝王朝“中兴”，不知道金军正磨刀霍霍准备进军中原。宋徽宗和童贯等当权者不可能不知道金军的强大战斗力和贪婪本性，可就是不备战。因为童贯不愿意相信威胁就在眼前，他还要享受手边的荣华富贵呢；因为宋徽宗是个艺术家，正忙着堆假山，玩石头，画画写字呢！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横扫了欧亚大陆之后将进攻的刀锋伸向南宋，围困要地襄樊。南宋军队望风而逃。当时的南宋宰相贾似道暗中许诺忽必烈割地赔款，屈膝称臣，糊弄蒙古人撤退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此后南宋小朝廷沉浸在鱼米富庶的临安城里，毫无备战意识，只知道享受繁华。最高层隐瞒着前线的实际情况，普通百姓甚至都没意识到危险的存在。结果，蒙古人再次发动总攻，不到两年就灭亡了南宋王朝。
南唐后主李煜的情况更典型。一个终日吟唱“春花秋月”却不理朝政的艺术天才、政治白痴，和一个“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社会，等宋朝军队兵临城下时只好开门投降了。李煜被囚禁在东京的时候，天天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知道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这些案例可以视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鸵鸟政策”，每到王朝末期表示更加明显。什么是“鸵鸟政策”？1891年英国《朴尔摩尔新闻》首创了“鸵鸟政策”一词，说：“鸵鸟遇到危急，把头钻到沙堆里，以为就会平安无事。”“鸵鸟政策”被各国、各学科所采用，讽刺那些不愿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的人和事。许多中国人就是奉行该项政策的“鸵鸟”，明明飞不了，明明出现了危险，就是不采取积极措施，任由危险加剧、悲剧发生。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庸碌懒散的鸵鸟竟然将飞行能力退化了。“鸵鸟，你是鸟啊，怎么能甘心一辈子在荒漠中奔逃，不去天空中翱翔呢”？鸵鸟就是太消极面对外界，慵懒无为一生，久而久之连鸟类基本技能都丧失了，更不用说临危反抗了。我们可以将鸵鸟的这种心态称为“鸵鸟心态”。
遗憾的是，“鸵鸟心态”在中国人中有着广泛的市场。
中国古代帝王有许多异想天开的行为，其中就包括热衷于追求“长生不死”之药。
汉武帝是追求长生不死的帝王队伍中“出类拔萃”的一位。《史记·武帝本纪》中有一半的篇幅在讲汉武帝终其一生如何宠信方士，如何劳师动众追求仙药，读来令人感叹汉武帝的“可爱与执著”。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从长安大老远跑到泰山去顶登，试图与神仙亲密接触。但他真正大规模接触道士方术，是在宠妃王夫人死后。王夫人的死，让年纪尚轻的汉武帝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来死亡这么可怕。就在汉武帝日夜思念王夫人，感叹阴阳相隔、人鬼殊途的时候，方士少翁适时地出现了。他宣称能够在夜里以方术让王夫人现身，汉武帝可以在帷中与她相会。这场人鬼相见的戏最终因为汉武帝心急，走出了帷帐而没有圆满结束，但汉武帝毕竟看到了王夫人楚楚动人的影子（极可能是方士用的烟幕等道具加上自身思念过度让汉武帝产生的幻觉）。少翁能够让人鬼相见的本领让汉武帝看到了打破生死界限的一线希望，很快就被封为“文成将军”。可不久，文成将军就被证实仅仅是一个行骗的江湖郎中而已。他自己写了一封估计是称赞汉武帝的帛书塞到一头牛的肚子里，宣称“此牛腹中有奇书”，想再吸引一下汉武帝的眼球。没准，汉武帝一高兴再把他的“文成将军”给升几级。结果少翁自作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汉武帝不是傻瓜，相反智商是相当地高，一下子就认出所谓的“天书”出自少翁的手迹。于是，少翁的脑袋搬家了。
少翁阵亡了没关系，关键是汉武帝对打破生死界限的渴望依然浓烈。
另一个方士栾大来找汉武帝，不说自己是神仙，也不说自己有多大本事，而是很“谦虚”地说自己是神仙（古代仙人安期、羡门）的学生，现在学成归来，别的本事没有，但充当皇上和神仙之间的信使，那能力是绰绰有余的。找到神仙有什么用呢？栾大说有三大好处：“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当时汉武帝正在为治理全国各地的水患，东堵西疏，手头又缺钱，头疼得很。能够让神仙拨一些黄金，同时协助治理河流，当然好了。但真正吸引汉武帝的还是栾大说的第三点：“神仙他老人家有不死之药！”见汉武帝动心后，栾大又说了，神仙他老人家不见一般人，皇上如果要派人去找神仙就要“贵其使者令为亲属”，这样才有可能入神仙的法眼。汉武帝很爽快地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封为乐通侯，还把自己的长公主嫁给他。如此，自称没什么本事的栾大富贵得发紫了，开始入海找他的神仙师傅去了。栾大在东海转了一圈，又去泰山爬了一圈，没找到神仙，编了个理由就回来了。
栾大和少翁一样，都低估了汉武帝的智商。汉武帝委托你负责“求仙”怎么可能不在你身边安插一些耳目呢？果然，那些耳目将栾大在东海和泰山的情况反映给汉武帝，一下子就戳穿了栾大的谎话。栾大根本就没有通神的本事。虽然这位五利将军乐通侯是自己的女婿，汉武帝照样让他脑袋搬家，去阴间找师傅去了。
经历了两次骗局，做了许多无用功后，汉武帝按说会理性对待那些术士的说辞，思考长生不老的问题了。可惜，他选择了在求仙求长生不老这一条道上走到底。
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山西汾阴挖出了一只古鼎。这原本是一件普通的考古挖掘事件，就算这只古鼎是黄帝和炎帝两位老人家用过的，那也只能说明本次挖掘取得了重要成就而已。可有个山东人公孙卿跑来对汉武帝说：“从前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龙来迎黄帝。黄帝骑龙升天，群臣及后宫随之上天者七十余人。”汉武帝一听，原来这鼎有如此作用啊，不仅能召唤神龙，而且能让帝王升天。于是汉武帝忘乎所以地说了一句，我要像黄帝一样升天，我才不管妻子儿女呢？（原文是：“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说完，汉武帝任命公孙卿为郎官，负责去嵩山太室山等候迎接自己升天的神仙下降。
公孙卿走了，汉武帝开始做升天做神仙，进而长生不老的白日梦。
这梦一直做到冬天，公孙卿没带来神仙，只是说河南的缑氏（今河南偃师）城墙上见到了“仙人迹”（神仙脚印）。汉武帝大失所望，亲自跑到缑氏城墙上查看。果然有几个大脚印。他半信半疑地威胁公孙卿：“难道你想效法少翁、栾大吗？”公孙卿果然不是少翁、栾大等人可以比的，撒起谎来心不惊肉不跳。他说：“皇上，现在不是神仙有求于您，急着来见您，而是您有求于神仙。您也看到了，神仙的脚印这么大，但是凡间的道路这么小，神仙根本就落不下脚啊，还怎么来呢？”汉武帝觉得这话有道理，大笔一挥，下令全国郡县都修整道路，缮治宫观及名山祠所，迎接神仙的到来。
三年后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 10年），汉武帝东巡海上，继续求仙访神。他一到山东，就被山东各地数以万计言神怪奇方的上书给淹没了。汉武帝很快招募了庞大的求仙队伍，派出数千人乘船出海寻找蓬莱神人。（这得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啊！）除了在东莱山（今山东烟台）候神的公孙卿声称夜里见到“大人”外，其他人一无所获。公孙卿“见”到的神仙身长数丈，一旦靠近就消失不见，只留下类似禽兽脚印的大脚印。汉武帝接到报告，不肯相信。大臣们看到汉武帝皱着眉头的样子，害怕了，不是怕汉武帝大开杀戒了，就是怕汉武帝继续没完没了地寻仙求仙，就集体撒谎说，我们看见一个老人牵着一条狗，说他见到了身材巨大的神仙。汉武帝忙问，那他人呢？大臣们说，老人说完就忽地不见了。汉武帝这才相信，神仙真的出现过，大喜，留宿海上一宿后返回。他路上情绪很高，爬上泰山封了禅，又大赦天下，向神仙表达自己的诚意。此后方士求仙一事成了一件半制度化的工作，朝廷供给数以千计的江湖郎中在东海继续这项很有“前途”的科研工作。
仅仅六个月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正月，惦记着神仙的汉武帝再次跑去东莱，住了几个月还是没见到神仙。他刚回去，公孙卿又声称发现了神仙，汉武帝又匆匆赶到东莱，住了几天，虽然还只是见到了大脚印，还是很高兴地封公孙卿为中大夫。此后，汉武帝多次来往于长安和东海之间，派船队去海寻仙，催问下落。公孙卿每隔几个月就看到汉武帝在眼前晃来晃去，严重干扰了伟大的“科研工作”，就劝汉武帝不必跑来跑去的。俗话说心诚则灵，只要皇上心中有神仙，神仙自然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皇上需要做的，就是多建宫观楼台，等候神人降临。汉武帝又觉得很有道理，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建宫观祠坛，多次去名山大川进行祭神活动。近在长安，汉武帝就下令修造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之前秦始皇在本地建过阿房宫，可惜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没几个人看到过。而建章宫的规模是实实在在的，说它“千门万户”也不为过。汉武帝还在长安北部开凿大池，取名太液池，在池中设蓬莱、方丈、瀛洲等代表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的小岛。他默念着“心诚则灵，神仙降临”，遗憾的是除了给长安留下“名胜古迹”，在全国各地留下许多文物古迹外，神灵并没有下凡来给他长生不老的仙药。
汉武帝的一生，登高封禅做了，出海求仙做了，亭台宫观更是勒紧裤腰带造了，可除了看到几个可疑的大脚印外，连神仙的影子也没见着，着实做了大大的冤大头。他自己受到了伤害，国家也跟着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实在是得不偿失。汉武帝却乐此不疲。从心理上说，每个人都希望长生不老，永远活在世上。对于贵有四海、享尽人间欢乐的皇帝来说，“万寿无疆”四个字不仅仅是臣工们的颂词，更是他们切实的追求。皇帝也是人，有权利更有能力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批判皇帝追求长生不老。而汉武帝更是个“成功男性”，人长得帅，智商又高，把政治对手打得落荒而逃，顺便把匈奴铁骑打得哭爹喊娘，卷起铺盖就往西逃，环顾宇内唯他独尊了。他什么都有了，希望再上一层楼，“还想再活五百年”，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皇帝们通过多做善事、多做运动、注意饮食、睡觉前念几声“阿弥陀佛”来祈求永生，无可厚非，但如果像汉武帝这样劳民伤财，驱动整个国家和天下的百姓来为自己寻找神仙、建造楼宇、采摘草药，弄得天下不得安宁，怨声载道，就是皇帝的不对了。不仅不对，还对国家发展大大有害。
当时秦始皇他老人家辛苦缔造的王朝就是因此被百姓推翻的。秦始皇是第一个皇帝，也是第一个驱动天下为他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皇帝。汉武帝做的事情，秦始皇都做过，只不过国力所限，没有汉武帝做的规模那么大而已。汉武帝没做的，秦始皇也做了，比如派术士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去海外求仙。汉武帝之后，皇帝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永不止步。道教出现后，皇帝们在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做法上增加了一条：炼丹。我们熟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晚年追求永生，痴迷丹药，结果吃了长生不老丹后反而提前成为了宗庙里的牌位。唐朝皇帝推动炼丹的一大贡献是一不小心发明了火药。但火药是不能吃的，更不能配上乱七八糟的草药一起吃。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李世民的后裔显然不知道这一点，也跟祖宗一样非但没有永生，提前永垂不朽了。但要说起宠信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唐朝的这些皇帝都比不上宋朝的末代皇帝宋徽宗赵佶和明朝嘉靖朱厚璁。前一位皇上崇拜仙道自封为道宗皇帝，放下国家不管不问；后一位爷更狠，到处搜寻灵丹妙药，摧残宫女来炼丹，最后差点被宫女给勒死。嘉靖皇帝的孙子万历皇帝朱翊钧更绝，干脆三十年躲在宫中炼丹求仙，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大臣们压根没见过皇帝长什么样，万历后期“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宰相李廷机年老有病，连续写了120封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只能不辞而别。
可见，中国帝王有着悠久的追求长生不老的传统，历代百姓深受其害。
可是有哪个皇帝长生不老了吗？没有。当皇帝最长的乾隆也没活到一百岁。而且乾隆压根儿就不相信长生不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退位了。
人总是要死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上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从来就不可能有长生不老的仙药。智商不低的皇帝们难道不知道吗？如果说他们一开始相信人能长生不老，那么多次受骗，付出了几十年的无谓劳动之后，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呢？
皇帝们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汉武帝的例子很典型。他的智商很高，高过来骗他的江湖郎中们，更应该及时省悟才对。可他却自愿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汉武帝识破诡计，怒杀少翁后，隐瞒了真相，放出话说：“文成将军吃马肝中毒死了。”之后有方士来，汉武帝怕他们知道少翁被杀的事情，都要解释少翁的死与自己无关。为什么？他还需要术士们继续帮助自己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
当为梦想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期望的日子越来越长，皇帝们对长生不老的神话就是“为了相信而相信”了。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追求长生不老，就好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旦开动就不能停止了；自己把大好的光阴都花在追求永生上面了，拜了神、花了钱、杀了人，甚至连闺女也嫁了，怎么就没有结果呢？不会的，也许成功就在最后的五分钟坚持。
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美国有一个群体对越南战争的评价最高，而且赞同战争的比例高得离谱。这个群体就是越战老兵群体。按说越战老兵亲历了战争的残酷，目睹了美国的巨额无效付出，为什么还会称赞越战呢？心理学家认为老兵们把最旺盛的精力、最美好的时光和若干甜蜜的记忆留在了越战之中，他们真正为越南战争付出了青春、汗水、鲜血和战友的生命，因此内心不自主地认同战争。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也能发现许多类似的例子。我们时常明知许多事情不可为而为之，也时常深陷某段情绪难以自拔。说这种心理是“赌徒心理”也好，说他们偏执也好，总之全力追求永生的古代帝王们也受到了这种心理的左右。巨大的付出让他们产生了偏执心理。汉武帝为什么深陷方士欺诈而不愿脱身，这是一种合理的心理解释。
我们回到汉武帝身上。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正月，最后一次来到东莱。面对大风劲吹波涛汹涌的大海，年迈的汉武帝选择了班师回朝。三月，汉武帝终于听从了大臣田千秋的劝谏，停止求仙活动，罢黜全部方士。他的忏悔，可以看作是对古代帝王追求永生偏执症的一个极好总结：
“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哪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北宋年间的一个寒冬，陕西凤翔地区遭遇大雪。漫天的雪花下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停止。
一个落魄书生滞留在凤翔的一间旅店里，已经多日没有支付房费和饭钱了。店小二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断了他的一日三餐。那书生真正是陷入了饥寒交迫、难以为继的困境。
这个书生姓满，我们姑且叫他满生。满生出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曾位列朝堂，还有一个担任枢密副使的叔叔。可惜父亲早死，自己又恃才傲物自负得很，加上不善经营，将家底败得精光，年近而立之年了依然一人。
满生丝毫没有紧迫感，四处游历，投靠父亲故旧。这一年，满生被族人挤兑，离家投奔一个在长安做官的父亲朋友。也怪满生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到了长安才知道故人已经被罢官，只好怏怏而归。这满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细的人，满心以为有高官关系就能衣食无忧，加上游山玩水，盘缠耗尽。如今被困在凤翔旅店，满生顿生虎落平阳被犬欺、满腹文章无人识的感慨，原本视功名如草芥，却浪迹江湖受穷途之苦。
越想越觉得凄惨，满生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满生的哭声惊动了隔壁的小商人焦大郎。“何人如此啼哭？”焦大郎过来见满生长得一表人才，又听说是落魄的书生，慷慨出资偿付了他的欠账，吩咐店家不要亏侍了满生。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满生又吃到了热菜热饭，从店小二口中得出焦大郎并非大富大贵之人，在感激之余又多了一分敬佩，决心回拜焦家。一来二往，满生和焦大郎关系密切。焦大郎索性让满生搬到自家来住。
焦大郎有一个女儿，叫做焦文姬，年方十八岁，美丽不凡，聪慧无比。寄宿焦家的满生则相貌堂堂，出口成章，感情充沛。很自然的，满生和焦文姬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
这桩看似郎才女貌的浪漫婚姻，一开始就隐藏着现实的物质考虑。
从焦大郎的角度来说，焦家是普通的市井小民，商贩人家，有改善家境提高地位的热望。焦大郎把女儿焦文姬看得很紧，不肯轻许人家，一心要嫁个衣冠子弟、书生君子，可惜一直没有高门大户来下聘。一般的土财主和暴发户，焦大郎又看不上。高不成低不就，焦文姬十八岁了还待字闺中——宋朝时十八岁女子已经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了。满生虽然落魄，但毕竟有秀才功名，家族也是实打实的官宦人家，完全符合焦大郎的预期。
从两个小夫妻的角度来说，焦文姬对男欢女爱之事很倾慕，但也和父亲一样看不上家里平常往来的庸流凡辈。听说父亲在旅店中引来了外地的一个青年才俊，焦文姬早就在暗处观望，满生仪容举止果然不俗，这让她怦然心动。而满生本就是个轻薄之人，一来自己落魄已久，很少有人像焦家这样厚待自己，二来对焦文姬的美貌也很动心，所以很乐意娶焦文姬为妻。既可以改善处境又能坐拥娇妻，何乐而不为呢？
推动满生和焦文姬迅速成婚的最大现实原因是两人暗中勾搭，烈火干柴熊熊燃烧了起来，而且不避形迹。为了防止家丑外扬，焦大郎在懊悔疏于防范之余，郑重地质问满生，你玷污了清白人家的女儿，现在怎么办？
满生惭愧难容，跪地叩头，边求饶边发誓：“小生罪该万死！小生受老丈深恩，已为难报。今为儿女之情，一时不能自禁，猖狂至此。如蒙海涵，小生一定以死相报，终生不忘天高地厚之恩。”焦大郎见满生言辞恳切，又没有娶妻，顺水推舟，操办婚事招满生为婿。
两人结婚后，婚姻幸福。焦文姬对满生倾心热爱，满生对妻子也有真感情。两年后，满生在焦家的资助下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他兴高采烈地返回凤翔，焦家免不了是鼓乐喧天，牵羊担酒，鲜花笑脸相迎。乡人也对焦家刮目相看。焦大郎更是得意洋洋，比自己中了进士还高兴。两年前略显仓促的女儿婚事，现在看起来是极其成功的：女婿女儿恩爱，女婿又跻身官宦阶层，带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归来的满生与焦文姬更加恩爱了。
这桩婚姻正朝着美满的结局走去。
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实缺实职马上到手，需要经过吏部的考核挑选，才能出任官职。如果说中举是大学毕业，那么选官就是分配工作，选官和科举考试重要性不相上下。中举之人都各显神通，希望又快又好选个实职。焦大郎虽是市井小民，也知道其中的猫腻。为了女婿能得个肥缺好官，焦大郎毫不犹豫地将家产尽数出售，凑了一笔银两让满生带去京城选官。焦大郎这么做的前提是已经完全将满生看作是一家人了。可怜焦家原本就是中等家境，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已经是囊中羞涩了，只好一心指望女婿选个好官再图复兴家境。
满生到京，上下打点，最后被授予临海县尉的实职。他决定先转到凤翔接老丈人和爱妻一同赴任。满生整理行装，准备起行。然而，一个人的来访，彻底打破了满生的计划，也击碎了一桩美满的婚姻。
访客是满生一个热情的族兄。族兄先说了一大堆满生常年远游在外，全族人没有满生的消息，都替他担心的话，没想到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满生科举一举成名，“实为莫大之喜”。满生那担任枢密副使的叔叔看到金榜上有侄子的名字，赶紧差人四处寻访满生。族兄满脸春风地说，如今兄弟你选了官职，应该先衣锦还乡再去赴任，我已经做了准备，雇了船只准备接你回乡里各处转转，见见亲族。
当时，满生还是一心要回凤翔，不想回归势利的大家族。但他不便反驳族兄的大道理，又不好意思说出实情。隐隐之中，满生觉得在凤翔的落魄经历和迎娶焦文姬并不是光彩的事情，又明显感到家族拉他“衣锦还乡”肯定另有隐情。这隐情是什么？满生三十岁的人了，在族人看来尚未婚配，现在开始发迹了，这其中的隐情会是什么呢？满生此时有机会将事情和盘托出，但他把机会放弃了，只能找些理由支支吾吾，含糊其词，不肯回去。
对焦文姬和自己的第一桩婚姻，满生内心产生了动摇。在道德和潜在的收益之间，满生的思想在激烈斗争着。他原本就是自负轻薄之人，这种人一般受道德束缚比较浅。最后，催逼他的族兄发火了，骂他得了功名竟然不回乡拜会宗族邻里、不祭扫父母坟墓。满生一时无法反驳，通红了脸沉默起来。那族兄不由分说，吩咐随行的家人把满生行李箱笼都搬到船上去了。满生无奈，自我安慰说回乡省亲也是应该的，便决定迟些日子再去凤翔，先和族兄回乡。
满生回到家后，那些宗族邻里果然成群结队来捧臭脚拍马屁。满生心里很受用，随后去拜见叔叔、枢密副使满贵。满贵又是一阵夸奖，高兴地说：“你在外不归，我们还以为你是流落他乡，没想到竟然做了官回来。争气啊！”叔叔又说：“有一件事，我要和你说。我哥嫂早亡，侄子你壮年未娶，现已成名，嗣续之事最为紧要。我看你金榜题名后，就帮你留心婚事。京城里朱从简朱大夫有个次女，才貌双全，我已经替你去求婚了。朱大夫答应了。这真是段好姻缘。你们结了婚，夫妻一同赴任，岂不为妙？”满贵不管侄子的意愿，早就将满生纳入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圈子里，将他作为了和另一个官宦人家朱家联姻的渠道。他想当然地以为满生会欢欣地接受这桩婚姻，毕竟这是对个人前途和家族利益都有好处的事情。
满生被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道德一边是前途，一边是有恩在前的发妻一家，一边是朝堂大臣有助仕途的朱家，他应该怎么选择呢？满生大吃一惊，半晌不作声。
婚姻之所以神圣，就在于它是两个人、两个家族经过重重障碍、选择和奋斗才走到一起的。正是因为两个人走在一起特别艰难，所以才彰显白头偕老走过一生的婚姻是多么地伟大。遗憾的是，现实中有太多的人面临着满生那样的选择。满生如果意志坚定，对焦氏父女感情深厚，就应该把流落凤翔得焦家资助并娶妻焦文姬的来龙去脉，向叔叔满贵详细说来。满贵虽然会不高兴，但未必不会认同这桩事实婚姻。但满生一来羞于说落难入赘焦家的事实，二来联姻朱家可能带来的金灿灿的现实利益对他诱惑力很大——毕竟满生的身份不同了。乡间的土财主多收了斗还琢磨着娶个小老婆呢！
最后，满生说：“多谢叔叔盛情，容侄儿再想想。”满贵说婚事都由我们大人操办，“事就这么定了，还有什么好想的？”满生见他脸色严厉，话说得很死，不敢回言，只得唯唯而出。
尽管闷闷不乐，此时满生的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和朱家次女的新婚姻。抛弃焦文姬、断绝焦家的恩情不道德，但和朱大夫家的联姻“姻缘又好，又不要我费一些财物周折，也不该错过”！思前想后，满生得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结论：“做官的人娶好几房妻子不算过分。我可以两头都顾着。文姬与我起初只是偷情，后来虽然成了亲，但不是明婚正配的。况且我现在做了官，配我的须是名门大族，焦家不过是市井小民，门户低微怎么能做朝廷命官的终身伴侣？我要娶朱家的小姐。日后焦家来问，我好言相劝，让她另嫁他人。倘若焦文姬不肯，要我收留，我就逼她做小，不能让她做正房夫人。到时候不怕她不低头做妾。”
满生就和朱家的女儿结婚了。两家门当户对，两人年貌相当，相敬如宾。满生仿佛又走进了一桩幸福的婚姻。
满生和焦文姬的爱已成往事，但第一桩婚姻的责任还在。妻子并不是衣服，想穿就穿，想扔就扔，一旦走入了婚姻就要承担一辈子的责任。
不管满生心里多后悔第一桩婚姻，道德和责任感依然让他偶尔念及焦家，心里排遣不开。他索性把焦氏所赠衣服、定情香囊等都拿出来，一把火烧了，表明恩断义绝。朱夫人问起缘故，满生把焦文姬的事情简单说了些。朱夫人并不是吃醋撒泼的人，反而劝丈夫说既然是患难时的婚姻就不该见异思迁。如果条件允许，不妨接焦文姬过来一起住。满生烦这事呢，摆摆手，不愿再提起焦文姬的事情。凤翔方面也没有人来找他。
过了十来年，满生已经官至鸿胪少卿、齐州知州了。
一日，满生在州衙后面散步，突然一个小院子里走出一个女人来。满生仔细一看，竟然是凤翔焦文姬。满生心虚，不知所措，焦文姬一把扯住满生，哽咽地哭起来：“冤家，你一别十年，一丝恩情都不念及，真是狠心！”满生心慌，慌得都没问焦文姬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一个劲儿辩解说：“我不是忘了你，只是回到家后，叔父已经给我下了聘，强迫我成婚，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焦文姬说：“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了。如今，我父亲死了，家产也都没了，无依无靠。我没有办法了，千里迢迢投奔你来了。我孤单一人，没个落脚的地方，你也有了佳偶，我情愿做你侧室，伺候你与夫人，了我余生。”焦文姬说一句，哭一句，说完就倒在满生的怀里放声大哭。满生只好把焦文姬安置在家里，朱夫人也将她当作二房来对待。
开始，满生总觉得对不起焦文姬，不敢亲近她。一日酒醉，满生就踉踉跄跄在焦文姬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日上三竿了，满生还不起身办公。众人见屋里没有声响，实在等不及了，就进屋察看，只见满生直挺挺躺在地上，口鼻流血，四肢冰冷，已经死去多时了。原来当年焦家倾家荡产筹钱给满生进京选官，被满生抛弃后，生活贫困，受尽苦楚，焦大郎和焦文姬父女抱恨而死。焦文姬在地府告了满生一状，地府让她来阳间索命。
这个男子忘恩负义、女子生仇死报的故事记载在《二刻拍案惊奇》的第十一卷。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有两多，一多是古代郎才女貌结合恩爱的故事很多，二多是男子见异思迁、负恩薄幸的故事也很多。陈世美是最有名的负心汉了，满生也算是一个。
故事中满生的心理过程很有代表性，说明了一个书生是怎么滑落到忘恩负义的深渊的。把他推向深渊的推手是现实的诱惑：门第、金钱、仕途等等。我们不能一味责骂满生，更应该设身处地地将自己置换成满生，作作选择。任何婚姻都难以避开现实的因素，关键是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婚姻，如何权衡各方因素。
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天，浙江金华府武义县城外蝴蝶山的山脚路旁埋伏着一个黑影。不多久，该县放高利贷的王俊从乡间的姘妇家中出来后，没带仆从，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王俊慢慢踱过山岭，那黑影看得明白，飕地钻将过来，喝道：“还我父亲的命来！”王俊毫无提防，大吃一惊，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黑影劈头一剁。王俊头上中了一刀，倒在地下哀号抽搐。那黑影扑上前来，按倒王俊，再一刀削下了他的首级。
一场恶性凶杀案就此发生，竟然震惊了朝野，成为文人咏叹的代表事件。
这个杀人的黑影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凶犯，而是本县温文儒雅的秀才、王俊的同族兄弟王世名。王世名平日读书吟诗，手无缚鸡之力，杀王俊时却胆大力大，毫无犹豫。因为王俊是王世名的杀父仇人。
当年王世名的父亲王良向族侄王俊借了二两高利贷。王俊逼债太紧，王良还不起，两人打斗起来。王良被打成重伤，第二天就死了。王良临死时，吩咐王世名“此仇不可忘”！王世名也痛哭立誓：“此不共戴天之仇，儿誓不与俱生人世！”王良这才瞑目。王世名文弱书生一个，和王俊实力相差悬殊，想报仇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王世名不想和王俊同归于尽，拖累家人。刚好王俊央求王家族长出面“私了”，王世名想不如先让父亲入土为安，再图报仇。于是，王世名接受了王俊“赔偿”的三十亩好田，和母亲一起向官府申请了尸体免检，再由族长出面作证王良是正常死亡的。王俊殴打王良致死一事就这么“私了”了。王世名私下表示“永无翻悔”。
私了后，王俊怀着鬼胎，时常来“问候叔母”。王世名虽然不接受他的礼物，表面上却毫无嫌隙，礼尚往来。有时他们兄弟两人还杯酒相会，笑语酬酢，略无介意。杀父之事渐渐没人提及。暗地里，王世名将三十亩田每年的租金收入都封存起来，分毫不动，并悄悄铸造了一把利剑，镂下两个篆字“报仇”，随身佩带，寻找合适的机会报仇。白天里，王世名和人嬉笑如常，回到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抚心号恸。他的妻子俞氏知道丈夫时刻不忘报仇，问他：“一旦仇人死在了夫君手中，夫君岂能存生？”王世名说：“为父报仇是我的天职。我只怕不能及早报仇，如果大仇得报我岂能偷生？”
这样过了五年，王世名考中了秀才，妻子俞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王世名很欣慰，自己给王家留下了功名（秀才家有优待），王家也有后了，自己即使和仇人同归于尽，王家也不会绝嗣。王世名对家人说“如今我死可瞑目”，便去伏击了王俊。杀人后，王世名取了历年所收田租账目，左手持刀，右手提头，到武义具衙自首。
明朝的时候，社会治安很好，有时一个县里好几年都出不了一件血案。王世名光天化日手刃仇家，算得上是轰动性大案了，很快在县里传开了。大家听说王秀才是为父报仇，杀的是县里名声很坏的放高利贷的王俊，如此孝子杀人的感人事迹一传十十传百，满城轰动。王世名提着头在前面自首，后面跟着他的同学、朋友和百姓。县衙前摩肩叠背，喊声震天，等到县衙开堂的时候已经是万人挤塞！
武义陈县令升堂，惊问缘由。王世名把人头与利剑放下，说：“生员特来投死。”陈县令听完前因后果，又看堂外人声喧嚣，早有了心理倾斜。他说：“王秀才，你这是忠义至孝之举，不应该拘泥于法律条文。你先回去等待通传了。县里不能擅自处理你的案子，我将详细情况禀报上司。”王世名就在同学、朋友和百姓的欢呼声中回家去了。
中国历代王朝都宣扬以孝治天下，对父母的孝和对君王的忠是相通的，所以官府对孝亲之举大加赞赏褒扬。陈县令是这样的环境选拔出来的县令，很自然成为了拥戴王世名大军的一名。他在给上司的申文中大大夸奖了王世名一番，言辞恳切，申文之外还给知府写了一份禀揭，替王世名说情。他用八个字来定性王世名杀人案件：孝义可敬，宜从轻典。
金华知府拿到陈县令的公文和求情禀揭，内心也认为王世名可赦免。但此案毕竟事关人命，必须得有个说法。知府将此案转给金华县的汪县令，要求此案由汪县令和陈县令会审，共同拟定个意见。
汪县令赶到武义县，问清案情后，也一心想保全王世名牲命。他决定在“孝”字上作文章，将王世名能轻判就轻判。汪县令和陈县令商量说：“我们需要将王良的尸体重新检验，如果的确是因伤致死，王俊就应该抵命。现在王世名杀王俊，一命抵一命，罪就轻了。”陈县令点头称是。
会审时，汪县令把意思和王世名说了。谁想，王世名断然拒绝了。古代人对身体很看重，身体毛发受之父母，是关系孝道的大事。父亲已经入土安葬了，现在要开棺验尸，被王世名看作是对父亲最大的侮辱。汪县令一想，也怪自己没有想仔细，王世名这样的孝子怎么可能同意开棺验尸呢？可验尸是关键环节，不验尸就不能证明王世名的确是“为父报仇”，也就扯不到“孝”字上。汪县令知道验尸很难，可还想挽回一下，就对王世名说：“你是孝子烈士，杀人自首，我放你回家，和老母、妻子再好好商量。倘若你愿意检验父尸，我就好从轻发落你了。这是我和陈县令的好意，不可错过。”
王世名主意已定，坚决不同意将父亲开棺验尸，又不愿伤了两位县令的好意，就回家去了。王世名刚回到家，就有二三十个金华、武义县的秀才来劝他。大家都同情王世名，希望他接受尸检的建议。王世名一一谢过大家，第二天上堂依然拒绝尸检。两个县令大眼瞪小眼，觉得为难，聚集的秀才和读书人喧嚣不止，王世名就是不改口。汪县令故意发怒道：“杀人者死。王俊既然殴打王良致死，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就需要检验尸体是否有伤，何必问受害者家人愿意不愿意呢！我们依法行事吧。”王世名听汪县令要强制尸检，愤然说：“今日之事，我断然不会再惊动父亲的尸骸。如果要我的性命，顷刻可了，我决不会偷生！”说时迟，那时快，王世名说完就朝县堂台阶一头撞去。众人大惊，赶紧去扶起王世名。遗憾的是，王世名用力很猛，早已把颅骨撞碎，脑浆迸裂而死了。聚在外面的秀才和书生们，情义激发，哭声震天。
王世名自尽，就不存在如何周全的问题了。
汪县令和陈县令各捐出十两俸禄，书生们捐了三十两，合成五十两银子召王家亲人来领回尸首，从厚治丧。秀才们还写了祭文，将王世名的葬礼办得隆隆重重。王世名的妻子俞氏之前就对丈夫说：“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王世名生前担心家人，嘱咐妻子不要轻生，一旦轻生，刚出生的孩子就断奶绝哺了，自己也不放心去死。他拜托俞氏照顾好孩子。俞氏哭道：“既如此，为君姑忍三岁。三岁之后，孩子不须乳哺了，此时当从君地下，君亦不能禁我也！”丈夫自尽后，俞氏坚持要将尸体停丧三年。三年后，孩子茁壮生长，俞氏毅然绝食而死，与丈夫共同入葬一墓。消息传出，又轰动全县。远近闻之，人人称叹。书生们禀告陈县令，陈县令惊叹道：“孝子节妇，出于一家，可敬可佩！”陈县令将王世名家的事迹报告上司，先行奖恤。浙江省将事迹上报朝廷。王家的事迹，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符合传统王朝的政治标准，是极好的宣传榜样。明朝朝廷下诏褒扬王世名夫妻，赐王家“孝烈”名号，修建牌坊，大肆宣传。清朝修《明史》的时候将王世名列入了《孝烈传》，继续褒扬。民间文人的题咏歌颂就更多了。
在一片褒奖声中，人们是否还知道王世名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严格按照律法来衡量王世名算是“畏罪自尽”。一桩杀人案怎么就这么“大红大紫”地结局了呢？
如果我们再以“小人之心”来揣摩一下，王世名和后世文献都说他是为父报仇。但是谁能证明呢？没有尸检，没有直接的证据，更没有王俊和王良斗殴的目击证人。所有一切都是王世名自首的时候自己说的。如果这是王世名用“为父报仇”之名来掩盖自己杀死王俊的罪行呢？这不是没有可能。
此案出乎意料的结局，主要就是“为父报仇”一说将“行凶杀人”案转变为了“孝子杀人”案。其中的“孝”字，威力巨大。它不仅抓住了朝廷的喜好，也抓准了百姓的人心好恶。谁不说“孝”好，谁不被孝子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感动？这就是人情。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威力赶不上人情的威力，王世名案子的发展就是个例子。县令有法不依，老想着怎么钻法律的漏洞，做出有倾斜的判决；百姓们根本不知法律为何物，遇到案子以内心的道德、人情评判为准。明清时期官员到任，都要带刑名师爷，带签押文案，帮助自己处理司法事务。科举考试不考法律条文和判案，读书人就不看这些不学这些，自然在金榜题名后需要找人替自己打理相关事务了。除了少数人，多数人都是以人情来判断是非曲直。
“孝子杀人案”暴露了中国古代远非一个“有法”的国家。我们不能判定王世名为父报仇的真伪，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孝”字就能征服一大片人，包括知府、县令、秀才和数以万计的百姓，那么，能够征服人心的自然还有其他人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