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到底是人去适应社会呢，还是让社会来适应人？这是个伪命题，让社会按照私人的设计来运行就像让中国的老牛说吉普赛语一样不现实。何况，每个人对社会的设想与要求都不同，社会应该按照哪个人的标准来运转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内心的透彻和宁静，随着社会的自然运动变迁慢慢老去。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北宋徽宗年间，盘踞在山东梁山泊的强盗和在逃通缉犯集团气焰嚣张，动静越来越大，打家劫舍之余攻城略地。负责天下兵马的太尉高俅脸面挂不住了，挑选了强将呼延灼为兵马指挥使攻打梁山泊。呼延灼擅长使用重装骑兵，美其名曰“连环马”，气势汹汹漫山遍野横冲直撞，杀得梁山泊那群刚拿起武器的匪徒掉头鼠窜，各自逃生。幸亏有水泊挡住连环马，好汉们才得以逃回水寨。大首领宋江整点人马，发现损失了大半人。就连以勇猛著称的大头目林冲也挂彩了。
自打拉帮结伙以来，梁山泊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外有重兵团团围困，内又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弄不好，水泊梁山可能灰飞烟灭，大小头领们集体搬家到阴间去继续做兄弟。
众头领赶紧商议如何去破那连环马，小头领汤隆说钩镰枪可以破它，但是这枪只有他在京城做金枪班教师的表哥徐宁才会使用。怎么才能把有正当职业、家庭幸福的徐宁拉到梁山泊来入伙呢？偷他家祖传的雁翎锁子甲，用计引他上山。派谁突入京城完成重任呢？小头领时迁。
只见时迁突出重围，来到京城，寻摸到了徐宁家里。踩点后，时迁在一个天无月色的寒冬夜晚爬上徐宁家旁的一株大柏树，“把两只腿夹定，一节节扒将上去树头顶，骑马儿坐在枝柯上”。等到徐宁和家人歇息后，时迁“从树上溜将下来，踅到徐宁后门边，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气力埋伏到了徐家的院子里，看准了徐家藏锁子甲的地方，还发现外屋有两个丫鬟伏在桌上碍事。
施耐庵向我们详细描述了时迁是如何窃取徐宁的锁子甲的：
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时迁溜下来，去身边取个芦管儿，就窗棂眼里只一吹，把那碗灯早吹灭了。看看伏到四更左侧，徐宁觉来，便唤丫鬟起来烧汤。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看房里没了灯，叫道：“阿呀，今夜却没了灯！”徐宁道：“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时迁听得，却从柱上只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听得丫鬟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时迁却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下。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又去关门，却来灶前烧火。
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徐宁洗漱了，叫荡些热酒上来。丫鬟安排肉食炊饼上去，徐宁吃罢，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时迁听得徐宁下楼，叫伴当吃了饭，背着包袱，拕了金枪出门。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槅子边直踅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两个丫鬟又关闭了门户，吹灭了灯火，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便睡。时迁听那两个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那灯又早灭了。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丫鬟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门。来到班门口，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四更便开了锁。时迁得了皮匣，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
这是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事主徐宁武艺高强（金枪班教头，江湖上也有一号：金枪手）、徐家人多眼多（徐宁有老婆孩子，还有两个丫鬟守夜）、留给时迁下手的时间少（徐宁深夜入睡，四更天就要起身），更要命的是时迁要在徐宁眼皮子底下把锁子甲盗走还不能让徐宁知道是谁干的。结果，时迁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偷窃剧目。他很会把握时间，能够恰如其分地让对手出现纰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胆大心细灵活冷静临危不惧，学老鼠叫学得很逼真。各行有各行的辛苦，小偷这种特殊行业也要求从业者提高素质，时迁就因为职业技能出色，功夫扎实，成绩显著，江湖人送他一绰号：鼓上蚤。
第二天，徐宁发现传家宝被偷后追着时迁就上了梁山。进了贼窝清白就没了，徐宁被迫入伙，破了那个连环马。梁山转危为安，论功徐宁第一，时迁功劳第二。
时迁叫鼓上蚤，说的是他人小，但他为梁山立的功劳一点都不小。日后梁山的二把手卢俊义卢大爷没入伙的时候，遭奸人迫害，被关在大名府大牢里。梁山尽发大军，围攻大名城。大名府是河北重镇，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不是那些小村小寨，梁山的众好汉打来打去就是打不下来。进退维谷之际，又是鼓上蚤时迁提出了在元宵夜攻大名府的计划。他对军师吴用说：“小弟幼年间曾到北京。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眼见得元宵之夜，必然喧哄。乘空潜地入城，正月十五日夜，盘去翠云楼上放起火来为号，军师可自调人马劫牢，此为上计。”时迁混入城中后成功在翠云楼纵火，引起全城骚乱。梁山好汉内外呼应，趁乱攻破了大名府。时迁又立下大功。
人比人，才能比出牛人来。时迁在翠云楼上打尖的时候，遇到了混入城中的同伙孔明、孔亮兄弟。孔家两兄弟公子出身，虽然披着头发，身穿破衣，拄一条杖子，拿口碗在那里乞讨，一个面皮红光闪亮，一个皮肤白白净净，不像忍饥挨饿的人，倒像是王公贵族公子哥儿来体验生活的。时迁赶紧把哥儿俩拉到一边：嗨，赶紧下去补妆，别撞着行家露馅儿了。总之，时迁老练能干，为梁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目共睹的。民间还演绎了许多时迁神偷盖世，劫富济贫，深受平民爱戴的传说故事。时迁逐渐成为了中国小偷行业的榜样，一面值得后来者瞻仰的旗帜。
那么，这样的人才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应该排第几位呢？怎么也会是中等名位吧？错了，时迁排名第一百零七名，也就是倒数第二，仅高于金毛犬段景住。不仅毛手毛脚的孔明、孔亮排在了时迁的前面，还有许多资质平平、浑浑噩噩，要不是上了梁山都不知道在哪里窝着的泛泛之辈都排在了前面，就是那个出卖兄弟、叛变投敌，导致梁山前老大晁盖和吴用、公孙胜、阮氏三兄弟等大佬放着好好到手的金子花不了，落魄逃亡梁山的白胜，平日里基本上见人点头哈腰、遇事擦擦桌子倒倒茶水，现在也排名106位，压在了时迁的头上。
更可惜的是，在具体业务上，时迁被分在情报组，专门搜集资料情报。当年老大宋江坐牢时的牢头戴宗，把老大伺候好了，现在做了情报组的组长。戴宗除了长跑能力比较强外，一不会提枪弄刀，二不会乔装打扮，平日除了跟在宋江后面点头称是外，没有尺寸之功。时迁是组里的骨干精英，功勋卓著，也只能事事听候戴宗的差遣。
时迁在梁山怎么混得这么差呢？
如果把水泊梁山比作一个单位，那么时迁无疑在其中不得意，是单位利益结构中的失败者。时迁能力不错却混得太差，得从时迁的爸爸妈妈开始谈起，一直谈到梁山泊上各位好汉之间蝇营狗苟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时迁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单位”政治的问题。每个单位都有明着暗着的人情世故和规章制度，都复杂得很。记住这一点，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首先，时迁是什么出身？小偷。所以说，时迁的出身太差了。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上梁山之前各位头领的出身不一，但都比时迁要好。当然，出身太差不能怪时迁。他降临在高唐州的时候，这个弱点就从娘胎里跟着他一起降临了。从来没有人谈起过时迁的父母，连时迁他自己都没谈过，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时迁父母早逝，留下小时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四处流落。时迁要生活啊，因此“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成了一名四处作案的小偷。
一天，时迁挖完古墓累了，猫在哪座破庙的角落里睡大觉，迷迷糊糊偷听到杀了人的杨雄、石秀二人在堂前商量着上梁山入伙。“上梁山好啊，那虽不是什么正经饭碗，但也算有口固定的饭吃。”饥饿的时迁按捺不住，跳将出来，拉住杨、石二人就要一起上山落草。
时迁轻功了得（估计是饿的），突然蹿到杨雄面前就谈做强盗的事情，把杨雄吓得半死。“你，你，你如何在这里？”时迁道：“哥哥听禀：小人近日没甚道路，在这山里掘些古坟，寻些东西换钱。因见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来冲撞。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何时是头啊？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否？”这一开始，时迁就把自己放在了他人小伙计的地位上，常年底层生活的思维习惯使然。其实杨雄和石秀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日后知名度远比不上时迁，他俩应该感谢时迁顺带着帮自己露脸才对。
不知是时迁的谦卑恭顺，还是显露出来的身手，杨雄和石秀同意了，三人组团往梁山求职去了。这一路漫漫征程餐风露宿的，三人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还要躲避官府稽查，全靠时迁偷的东西果腹。时迁对杨、石二人很巴结，不仅主动为二人倒水倒酒洗脸洗手，偷了大公鸡烹了以后还主动送给杨、石二人吃：“煮得熟了，把来与二位哥哥吃。”那大公鸡据说是被偷的人家唯一的鸡，养着给村子打鸣用的。杨雄、石秀也没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错，一个说了句“你这厮还是贼手贼脚”，一个笑时迁“还不改本行”，边说边下手开吃，三下五除二就把公鸡消灭了。时迁则在一旁憨厚地看着，听到责备后挠挠头笑了。这个形象简直是他人生的写照，一辈子给人作嫁衣还乐在其中。
遗憾的是，梁山大当家晁盖讨厌时迁，厌恶偷偷摸摸的行径。当杨雄和石秀上山后报告说因为时迁偷鸡被祝家庄抓了后，晁盖大怒，要把杨、石二人绑起来，推出去，砍脑袋报来。二人赶紧求饶，说那都是时迁干的，我们顶多算从犯，罪不至死。晁盖问，那时迁在哪？被祝家庄抓去了。晁盖大喜，喜的不是时迁得到报应了，而是他早寻思着要夺祝家庄的金钱和粮食补充山寨的亏空了，这回终于让我逮着借口了。他马上变脸，说时迁是我们的好兄弟，祝家庄竟敢抓他！走，伙计们，抄家伙，到祝家庄抢粮去，顺便把时迁兄弟救出来。
时迁不经意间，又为梁山立了一大功。可这改变不了老大对他的鄙视和厌恶。一个人虽然勉强入伙了，但一来就遭到老大的嫌恶，在单位的前途可想而知。
不久，梁山换了位老大：及时雨宋公明宋江宋哥哥——名字长了点，弟兄们都这么叫，仿佛只有这么叫了才能显示出仰慕拥戴之情。宋江在梁山好汉中“成分”最高：县衙押司，正儿八经的官差。除去平时大手大脚挥霍“灰色收入”外，宋江能得到大伙的拥戴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出身好：官差当着，在宋家庄还有地。一百单八将中只有落魄皇裔柴进和关羽后人关胜的出身比宋江高。柴进老祖宗是后周的皇帝，手里拿着宋朝皇帝颁发的“丹书铁券”，就是犯了罪也可以免死，可惜成分太高了，一般老百姓明白不了老柴家到底有多高贵，只当是个员外爷。而柴进“门招天下客”，拿大宋官府的钱结交官府的通缉犯，可惜和老百姓距离太远，不太平易近人，老是端着架子，反而没交到什么好兄弟。武松在柴进家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结果被初来乍到的宋江硬生生笼络走了。所以柴进出身最好却只能做单位的“十把手”。关胜简直是和老祖宗关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拿把大刀站在那里挺能吓唬人的，可惜武功太差，是作为败将俘虏身份入伙的。之后梁山出去打仗就拉关胜当花瓶摆在阵前吓唬敌人。宋朝的时候关羽的地位被拔得老高了，都成“武圣”了，关胜自然水涨船高，虽然人没用，进入领导班子又晚，还是成了梁山的“五把手”。柴进和关胜都是血统论的受益者。可惜和宋江相比，县官不如现管，山上的头领们都知道县衙押司的厉害，却不知道后周皇裔是什么，更对圣人的后代敬而远之。宋江再一会办事，就成了一把手了。
梁山头领论出身，第二等的就是军官了。宋江对朝廷军官是可以笼络，对那些带兵来镇压的将官更是打败一批招降一批，一个都舍不得杀。宋江刚上山就抱定了下山招安的目的，这些朝廷将官们来自于朝廷内部，懂规矩有人脉，是联络招安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入伙的军官多了，和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多了，所以军官团体在梁山上的排位都不错。第三等出身是普通百姓，平头的。有人说《水浒传》描写的是农民起义，但山上农民兄弟很少（而且还是渔民），多数都是城市贫民（难听点就是痞子地头蛇）。第四等就是衙役牢头和尚道士伙夫什么的。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内心还是鄙视那些从事边缘行业的同胞们。按照朝廷律法，第四等头领的子孙三代以内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时迁的出身比第四等头领还要差，孤儿一个，无产无业，小偷小摸，是底层中的底层，不能更低了。任何一个单位结构都是社会结构的翻版，时迁垫底进来自然也只能垫底。
其次，时迁不合群。不是喝酒吃肉上的不合群，而是行为性质上的不合群。在山上，其他头领都炫耀脸上的刺字，这个刺配两千里，那个刺配三千里，这个杀了情妇老婆，那个杀了县令官差，各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要犯。头领李俊、张横等人入伙前是船夫，把船摇到江心就问乘客，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板刀面”就是我砍死你抢你财物，“馄饨”就是你识相地留下财物跳进江里。头领李立和张青、孙二娘夫妻入伙前做包子生意，从不往面粉里掺东西，只是坚持用人肉做馅，卖人肉包子。这抓住了就是要砍头的，李俊、张横等人的头颅还要悬挂在相关码头的显要位置示众，直至腐烂。时迁犯了什么案？偷鸡。按律，小偷被捕后无论所偷财物多寡最多打板子，连刺配的资格都没有。时迁没杀过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就算梁山失败了他大不了被打个皮开肉绽，爬出衙门口照样可以开始美好新生活。所以说时迁和其他大案在身的头领是两路人。其他头领怎会把时迁当作铁杆兄弟，心理总会提防着点。
梁山早期对入伙者有个要求：“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投名状”就是一颗人头，新人拿来人头双手就沾满了鲜血，和山上的老人坐上了同一条船，生死与共了。这个优良传统传着传着就没人执行了。时迁上山时，是拿着一只鸡来的并没有人命案在身。他这样的偷鸡盗狗的小贼本来是没机会入伙的，现在上来了难免受同伙歧视了。在任何一个单位，你都要融入单位的文化和氛围。时迁太纯洁了，所以被边缘化了。
第三，时迁是梁山上的独行侠，不属于任何派系，自然也没人拉他一起排排坐分果果了。正如头领焦挺说：“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却没条门路。”焦挺“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所以得绰号“没面目”。可见梁山是江湖求职者心中的世界五百强，需要有力的引荐才能上山入伙。梁山内部一直存在派系，时间越长派系越巩固越明显，相互制衡越复杂，任何新人加入都牵动各派的神经。
梁山的第一个派系是元老派，包括林冲、刘唐、三阮、宋万、杜迁、朱贵、白胜等人。他们是工龄最长的了，比例越来越稀薄，被长江后浪推得东倒西歪，但再不济也能在梁山下属的饭店里挂个经理做做。第二个派系是实力派。梁山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清风山、芒砀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等山寨的力量。比如鲁智深、武松、李忠等人都是带着成百上千的人和枪上的梁山，是“加盟”不是“求职”，自然发言权不同。第三个派系是关胜、秦明、呼延灼、张清等“原国家干部”集团。他们是梁山寻求招安的重要筹码，有了他们，梁山才能区别于其他草台班子。第四个派系是心腹集团，花荣、戴宗、李逵和燕青等人和宋江、卢俊义等核心领导关系密切，不是鞍前马后跟随左右就原本便是领导的仆人。第五个派系是功臣集团，柴进、李应、朱仝、徐宁等人不是长期供钱供物是梁山的“金主”，就是替梁山解过难题或困境。他们是梁山专门请来的，自然要开出不错的待遇吸引人才。第六个派系是专业技术集团。梁山头领整天舞刀弄枪的，但也需要技术人员。比如写材料的笔杆子萧让、刻章办证的金大坚、打造兵器的汤隆、给人看病的安道全和给马看病的皇甫端等。这个派系对利益分配没什么发言权，只能埋头干活，但单位离不开他们。最后一个派系就是没有派系的人的派系。时迁就是该派人士，此外还有扈三娘、焦挺、石勇、王定六、段景住等没有背景、因各种机缘上山来的头领。这班人的排位都很靠后。
所以说，一个人在单位中的地位不在于你所做的贡献，更不在于你的能力，主要在于你的出身学历人脉，在于内部权力结构权衡的结果。
等梁山的头领越来越多、鱼龙混杂时，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觉得单位各处室人满为患，实在塞不下新人了，必须核定编制加强干部管理。别看领导干部平时风风光光，手持人事大权，令人敬畏羡慕。但人事大权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需要考虑多少细节和人心世故啊！谁上谁下，哪个因素的权重多少，哪个派系会有什么样的反弹，弄不好会影响稳定大局的。宋江、吴用等人精单单为了108人的排位问题，就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七天七夜，谁有多大的分量，领导心里都清楚，就是不知道怎么宣布出来。最后还是宋江拿出了一个方案：让天意来作主。
于是，梁山上落下一颗大陨石，石头上刻着108人的排名。众人看了都惊讶不已。宋江吃惊地说：“敢情我们弟兄原来都是上天的星宿。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头领无话可说。这是“天地之意”，谁敢违抗？
就这样时迁排名倒数第二。最末一位头领是段景住，也是个小偷，专门偷马的，但业务能力比时迁差远了，在长城外得了一匹好马，屁颠屁颠地赶来献给前老大晁盖，结果半路上还被人抢走了。入伙后，段景住负责往来中原和西域为单位采购马匹，长年在办公室里看不到人影，也只能坐最后一把交椅了。
如果有人反感排斥单位政治，那他最好的出路就是自立门户。可惜拥有这样能力的人极少。对于多数人来说，图个好相貌，考个高学历，找家好单位，别多想，安心办事，就可能保障一生的吃穿住行了。
梁山泊上的豹子头林冲，原本是东京汴梁城内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算是体制内的一名中级军官，后来因为被上司高俅太尉陷害，被逼上梁山，成为体制外的江洋大盗。
高俅高太尉为了陷害林冲，设计了一个“白虎堂案”。
“白虎堂案”的案情简单清晰，是桩彻头彻尾的冤案，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辩论。但是这个案子可以牵引出有关中国古代武器管制制度的话题，非常值得唠叨几句。
话说案子的起因是高太尉的干儿子、花花太岁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媳妇，垂涎不得，欲除掉林冲。一帮宵小富安、陆虞侯等人就献计陷害林冲，得到了高太尉的支持。高太尉除了爱子心切外，平日里对不愿意同流合污、个性比较强的林冲也没有好感，就叫人叫林冲带新买的宝刀来高家鉴赏把玩。林冲不明就里，带着刀，被一步步骗入军事禁地——白虎节堂。北宋律法规定，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进入白虎堂。高俅更是一脸惊讶地说，我没有传召你林冲来，你拿着宝刀进来是不是要行刺我啊！林冲是百口莫辩。结果高俅以“故入节堂，欲杀本官”为由，将林冲解往开封府查办。开封府滕府尹看出此案的猫腻，顶住高俅“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的巨大压力，判了林冲“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几年后，北宋政府中少了一名枪棒教头，江湖上多了一个豹子头。
高俅为了坐实林冲的死罪，关键是要林冲手中有“兵刃”。林冲手里有兵器了，就可以诬陷他有行刺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念头，也可以拿任何人不得持械进入军事要地的铁律压死林冲。我们可以跳出案子本身，单单来说说历史上的兵器管制问题。中国古代对兵器的管制非常严格。达官显贵害怕被人行刺，担心被暴动推翻；官衙重点和军事设施中严格限制兵器，这些都是兵器管制大环境的若干反映。
先秦时期，中国人可以自由打造、拥有武器。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列了一个《刺客列传》、张艺谋在电影《英雄》中塑造了功夫绝顶的侠客形象，这些刺客、英雄们如果没有兵器，哪会有行侠天下的壮举？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和暴发户们，不管会不会打架，人人在腰间别把剑，后来连给大人物驾车的司机们也找把宝剑带上，觉得特有面子。市井里的樵夫、屠户们看得眼馋了，也装模作样地别把柴刀或者杀猪刀，满大街晃悠，人们都习以为常。至于匕首（有毒的和没毒的）、铁球（带上铁链就成了空中打击武器了）、弓箭（小学生要用弓箭上体育裸）、刀片（可能没有开刃）等零散的物什，更是遍地都是了。
秦始皇眼光就是不一样。他老人家一眼就看出了兵器自由化的危害。万一六国余孽或者别有用心的坏人造反，要推翻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帝国，或者大臣们和身边的人要行刺自己，那可怎么办啊？要管制兵器！所以，秦始皇开始制定一系列严厉的兵器管制制度。大臣们进宫不能携带兵器就是秦始皇规定的，害得一代大侠荆轲为了刺杀秦始皇不得不把匕首藏在地图里才通过了秦宫的检查。统一天下后，秦朝严禁民间私造、私藏武器，收缴散落民间的兵器打造了12个金人。汉朝续起，把秦始皇批得一塌糊涂，但新的贵族阶层觉得秦始皇管制兵器的创意很好，继承了下来，此后历代王朝都照抄照搬，沿用了下来。到了元朝，政府对兵器的管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官府规定任何人不得私造、私藏兵器，对汉族人的兵器管制尤其严格，把汉族人的衣甲、弹弓、铁棒等都收缴了。谁违禁，轻则杖罚，重则处死。对于地方官衙的兵器贮存数量，元朝政府也做了严格限制，规定汉族地区“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由在汉人地区任职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监管。
封建王朝有必要这么严格管制兵器吗？有。管制兵器对统治者好处多多，方便多多。冷兵器时代，打仗杀人都靠大刀长矛，现在我把大刀长矛给牢牢控制起来了，就掐住了一切图谋不轨者的命脉了。你们手无寸铁，我刀枪在手，看谁还敢造反？而且，如果统治者想多征税，亮亮手里的家伙，谁又敢说个“不”字？
王侯将相们的地位是稳固了，统治起来是方便了。但是被统治的芸芸众生们，失去了对兵器的自由拥有权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又作何感想呢？
普通百姓为什么要持有兵器？除了极少数人有作奸犯科的心思外，绝大多数人持有兵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作为自卫的武器。现实社会很复杂，总是和理想有距离，有各种各样侵犯权益的事件发生。当道德规范、法律制度和官府管理都失去效用的时候，老百姓只能依靠自己，拿起兵器自卫。尤其是在封建王朝时期，治世少乱世多，社会动荡不安，末世王朝也加入了侵犯百姓权益的行列，老百姓只能被迫自卫了。不管到什么时候，枕头底下的匕首总是老百姓自卫的最后武器。封建王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就等于剥夺了百姓自卫的最后的武器，为可能的侵权行为打开了大门。
我们还是以林冲作为例子，来看看兵器的作用。
林冲在“白虎堂案”发生之前，三十四五岁，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在繁华大都市汴梁过着小康生活。可在他令人羡慕的表象下隐藏着危机，林冲的小康生活面临着许多威胁。首先有在清平世界调戏良家妇女、横行乡里无人敢管的高衙内。这样的公子哥，背景雄厚，就是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也惹不起。林冲先前见妻子被一花花公子调戏，上前抓住对方就要报以老拳，定睛一看是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公子，顿时气短。是不是林冲的官太小？不全是。只要林冲没有进入北宋的最高权力层，他永远面临强中自有强中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尴尬。其次，“只要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的陆虞侯之类的小人大有人在。这些小人为名利驱使，连兄弟亲友都可以出卖，暗箭伤人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人性的弱点决定这样的人永远都会存在。林冲可以对高衙内那样的人敬而远之，却不能躲过陆虞侯等人的暗算，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林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最后也在“雪夜上梁山”一段愤而杀人。当时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在手里还有钢枪在，最后关头自卫成功。
东京汴梁城中还有一股隐性的力量，威胁着林冲这样的“小康人士”。平日里，林冲的打扮是这样的：“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爪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闲暇时光，林冲还可以逛逛勾栏瓦肆，陪着爱妻去大相国寺烧香礼佛。但在同一个城市里，还活着另外一群人。比如在大相国寺的菜园附近就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他们就像是汴梁的老鼠和蛇一样，艰辛寻食。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大相国寺所属的一片几亩地的菜园就是他们的“衣饭碗”。张三和李四靠从菜园中偷菜过活，终日要和看守菜园的老僧斗争。后来大相国寺换了一位菜园看守僧，来者是杀人无数、因缘巧合落入僧院的“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同情张三、李四，很快加入了后者的行列。因为他们的存在，汴梁城是分裂的，是不稳定的，在繁荣的表象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危机。这座城市在林冲还在的时候，没有爆发内部的暴乱，但是为了预防潜在的危害（这是官府腐败无能的结果，不是任何暴乱分子和小康人士的过错），林冲这样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居民是否需要自卫的武器呢？
不知道林冲每次陪老婆去大相国寺礼佛，路过菜园的破墙时，有没有注意到在菜园里辛苦刨食的张三和李四？其实，整部《水浒传》写的是“张三李四”们的故事。林冲的出场，从某个角度看，是给他们做陪衬的。社会的腐败和命运的不公，最后将林冲也推入了鲁智深、张三、李四所属的“灰色社会”之中，过起了黑道大佬的生活。
林冲最后杀陆虞侯等人的那杆长枪的来由很有意思。林冲“犯罪”后不再是军官了，属于严禁私藏武器的百姓之一，但他被充军发配到条件艰苦地区当兵，被分配到一处草场戴罪立功。既然是当兵的，就分给了他一杆长枪。这也算是林冲“命不该绝”。如果林冲手中没有兵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就要改写《水浒传》的历史了。
如果执行彻底的武器管制制度，是否就可以避免对普通百姓的侵害了呢？如果能够彻底管住武器，坏人在侵犯普通百姓的时候就少了件凶器，普通百姓的生活多了一分安全，这当然好了。
放松武器管制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给陆虞侯、给张三、给李四提供暗算他人、报复社会的凶器，它可能造成误伤事件、盅惑青少年的心理，它可能给包括林冲在内的官府中人带来巨大的管理难度。但是不能因为管理有难度，就收缴民间的寸铜寸铁，而可以给每一件兵器编号或者做上记号，以便追查；可以让林冲在购买兵器，由禁军衙门出示一份林冲身心健康、允许林冲购买兵器用作何途的证明，也可以在鲁智深来打造大砍刀的时候，耐心劝说他放弃这一与看守菜园没有直接关系的工具，同时通知大相国寺对鲁智深跟踪看管，定时向官府汇报；可以定期不定期地抽查兵器和持有人的情况，去他们家或者让他们来衙门都可以……
朝廷的兵部中设有“武库司”，建议武库司增加监管民间兵器的职能，或者干脆成立新的“兵器监管司”，可以破格任命有从军经历又酷爱兵器的鲁智深为司局长，或者提拔性情温和又顾家爱老婆的林冲为司局长，也好让他不用再窝在禁军里给心术不正的高俅干活。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正月，苏州府周庄的粮长顾学文呆在京师应天府（今南京）。这一天，顾学文去凉国府看望在府内教书的同乡王行。
王行是苏州城有名的老塾师。从元朝末年开始，除了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短暂在南京蓝玉蓝家坐馆外，王行长期在顾学文的小舅子沈达卿家任教，和顾学文认识有三十多年了。如今两人同处异乡，顾学文从去年十一月起就多次来凉国府看望王行，每次来都大包小包提着许多礼物，包括一些海外的异样犀带，打点府上各色人等。因此，凉国府的上下对顾学文这个苏州乡下的土财主很熟，很有好感。
这一次，顾学文照样和王行在耳房内说话。凉国公蓝玉刚好经过，见一个陌生人在自己家里大方地交谈行走，走过来奇怪地问王行：“这个人是谁？”王行回禀说：“他是小人乡人沈万三秀女婿。”蓝玉听说后，脸色大变，立即热情地招呼起顾学文来，吩咐准备佳肴酒宴招待顾学文，推杯换盏之间拍着顾学文的肩膀说“有空记得常来这里说话”，就差没说“你就把凉国府当做自己家吧”。
蓝玉是堂堂的凉国公，多次出任大将军，战功显赫，权势炙手可热；顾学文是乡下粮长。明朝初期，官府指定乡间交粮纳赋最多的百姓为粮长，协助官府征收粮赋，粮长类似于现在的“楼长”和“居委会主任”，根本算不上是干部。两人身份相差悬殊，蓝玉为什么对顾学文过分热情呢？他为什么听到“沈万三秀”这个名字后判若两人？这个“沈万三秀”又是谁？
“沈万三秀”就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豪沈万三，“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他的财富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明朝有“福布斯排行榜”，沈氏家族一定能雄踞财富榜首位数十年。苏州周庄原本是一个小村庄，沈万三在周庄安家后硬是把小村子建设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集镇。后来，明朝人将花钱买的官都叫做“沈万三官”；现在江浙一带还有家长教育子女，“我家又没有沈万三”所以要勤俭持家之类的说法。“沈万三”三个字不再是一个人名，越用越活了。其实，沈万三真名沈富。朱元璋当皇帝后，将每县人口分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哥最低，秀最高，每等中又分三个小等；巨富则被称为万户。沈万三秀，顾名思义就是说那个姓沈的、最高等的巨富。因为叫法太长，有点拗口，“沈万三秀”渐渐简化为“沈万三”或者“沈秀”，至于沈富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王行在沈家教书的时候，每教会学生一篇文章可以拿到20两黄金酬劳。王行在蓝玉家教了一年书后又跑回沈家坐馆授徒，主要原因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党案”发生，他唯恐受率连，所以辞别蓝家重返沈家；另外沈家的“天价工资”也是他重返沈家的重要原因。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王行家莫名其妙地被编为“织挽匠户”，要去应天府住坐。凉国府蓝家知道后，立即再次请他来府中教学。王行跟沈蓝两家的长久交情，让沈家众人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通过王行结识蓝玉，给沈家的巨额财富寻找一个政治靠山。蓝玉名震朝野，手握军权，而且他的姐姐是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妻子，外甥女是懿文太子的王妃，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皇后。蓝家的地位看起来稳如泰山。正如顾学文日后承认的“因见凉国公总兵多有权势，不合要得投托门下”，和显赫的蓝家拉关系总不会有错吧？
现在顾学文都和蓝玉拍上肩膀了，也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三天两头往凉国府跑。正月十三日，顾学文还将沈家的沈德全引荐给了蓝玉。沈德全送了一条珍贵的乌犀带给蓝玉。蓝玉很高兴，照样酒食款待他们。酒筵尽兴后，蓝玉对顾学文、沈德全说：“你们沈家一分为四了，依然是江南的上等大户。我如今要行些事，正要和你商议。你可准备些粮米、银子、段匹前来，我要赏人。”有钱人不怕领导借钱，就怕领导没有“需求”，就怕领导不向自己借钱。顾学文和沈德全见蓝玉开口要钱要粮，立刻满口答应。借钱就要替沈家办事，顾沈二人正巴不得呢。蓝玉又说：“我现在有一万五千贯钱，你可就船顺带前去苏、杭收买段子。”这蓝玉借到钱后，更进一步，要求沈家“帮”他做丝绸生意了。顾学文见蓝玉要插手沈家的生意，拿干股，分红利，心中有那么一丝不忍后也爽快地答应了。要获利总是要投资的嘛！
蓝玉和沈家的感情更“深”了。
几日后，顾学文又在蓝玉宅内欢宴。觥筹交错间，蓝玉凑过来对顾学文说：“顾粮长，我如今有件大勾当对你商量。”顾学文一听又有“眷顾”，忙表忠心：“大人有甚吩咐？小人不敢不从。”蓝玉就说：“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事发，怕他招内有我名字，累了我。如今埋伏下人马要下手，你那里有甚么人，教来我家有用。”当时“胡惟庸党案”闹得很凶，牵连很广，朝廷日夜严刑审讯疑犯。许多人托关系找办案人员将自己的名字从疑犯口供中删除，以免麻烦。蓝玉说的极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但受到酒精的刺激，说出了“埋伏”“下手”等重词。顾学文也受到了酒精的麻痹，同样点头答应。回到周庄后，顾学文还对副粮长金景、纳户朱胜安等人说起这些事情，大致是当朝凉国公多么多么器重我，不拿我当外人云云。金景、朱胜安等人则羡慕地托着下巴，痴痴地看着顾学文傻笑。他们不知道，日后这些都成为了他们“串同谋逆”的铁证。’
没几年，沈家的投资还没有获得回报，蓝玉这座泰山变成了冰山，轰然倒塌了。朱元璋大开杀戒，牵扯出一个比“胡惟庸党案”更大、株连更重的“蓝玉案”来。周庄沈家的小舢板随着蓝玉这座迅速沉没的航空母舰一同毁灭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同里镇的陈某出面告发入赘沈家的顾学文等人串同蓝玉谋逆。
这桩大案的起因，其实是顾学文沾花惹草引发的一个桃色事件。
同里的陈某在衙门里当差，家里留下一个弱智的儿子和儿媳妇梁氏。这个梁氏美貌出众又知书达理。顾学文偶见梁氏，一见钟情，开始引诱梁氏。他一边找人拉着弱智的陈家儿子到处游玩，不着家，一边买通陈家的邻居天天在梁氏面前说顾学文的好处，最后亲自出马一举将梁氏“拿下”。两人感情日深，频频有书信往来，桃色新闻传得沸沸扬扬。谁想梁氏偷情疏于防范，竟把顾学文的书信裁开后卷成纸燃放在灯罩下。陈家人拿到书信后，寄给了陈某。陈某一心报复，但仅凭一封书信，他根本告不倒顾学文，而且沈家势力庞大，即使告倒了顾学文，陈某也会遭到沈家的报复。除非，陈某能将沈家连根铲除。刚好，蓝玉案爆发了，朝廷广撒株连之网。陈某于是告发顾学文和沈家参与了蓝玉的“谋反”。“谋反”可是族诛的大罪，陈某算是找到了一把利器。
蓝玉案正在风口浪尖上，凡和蓝玉有文字往来的都牵连得罪，甚至有人因为在蓝玉家的画上题过字就被当作反贼同党给杀了。朱元璋接到沈家参与谋反的控告后，立即下诏逮捕严讯。顾学文全家包括妻族沈家，一共有七十二家人逮捕下狱。因为沈家蔓延很广，财富又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刑追逼供隐匿人口和田产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年时间。最后顾氏一门和沈氏全族同日被凌迟处死，共杀八十余人，全部家产没收。周庄沈家势力算是被连根铲除了。没几年工夫，盛极一时的“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大”。
这就是明朝洪武年间著名的“沈万三族诛案”，整个案子缺乏明确的证据，基本可以断定为彻头彻尾的冤案。
沈家的姻亲莫家也受到株连，“俱死于法，余谪戍幽闭，一家无能免者”。好在莫家前辈知道盛极而衰的道理，预先冒认洱海卫一个同姓的人为族人。案发后有家人变更姓名，投奔洱海，保存了性命，蒙建文帝即位后的大赦返回故里，只见“故居荡然一空”。莫家的莫旦因此痛骂顾学文：“流毒于人，皆起自顾贼一人之祸。”其实莫旦错怪顾学文了。顾学文也是为了沈氏家族的利益才到处奔波和蓝玉拉关系的，他没有错。
沈家的悲惨命运不是哪个人的错造成的，而是整个王朝政治的大环境造成的。在沈氏发家的途中，悲剧的种子就已然种下。
沈万三早年赤贫，无产无业。他是如何发家的，后世说法不一。最有名的一个传说是沈万三得到了一只“聚宝盆”：沈万三年轻时用水洗碗，不小心把碗掉到了水底，于是拿木桶去捞，捞上一个不断往外涌宝石的盆子。那些石子光泽迥常，有识货的人指认那些石子是珍贵的乌鸦石，一枚可换得钱数万。沈万三由此发家。也有说法是沈万三的聚宝盆并不冒什么乌鸦石，而是在里面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能自动盈满盆子。沈万三放一点金子就能涌出一大盆黄金，能不发家吗？其他人眼馋，借聚宝盆一用，却没有功效。另外还有传说是沈万三会“点石成金”。“聚宝盆说”也好，“点石成金说”也罢，都反映了人们对沈万三暴富的不理解。
沈万三的父亲沈祐在元朝中期从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迁徙至苏州的周庄，当时周家还是贫户。但一家人吃苦耐劳，勤奋劳动，“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依靠种地垦殖逐渐富裕起来。沈万三本人就是种地能手，农田让他有了立业的根本。王行评价沈家是“多田翁”，可以证明沈氏发家还是依靠传统的农业。手里有了本钱后，头脑活络的沈万三开始新的营生：放高利贷。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的《吴风录》说：“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通过农作来积聚财富毕竟不快。通过放贷沈万三的财富实现了飞跃成长。
也就在这个时代，沈家的发展开始偏离了传统王朝对一个农家的要求。放高利贷可能便利了民间资本流通，有利经济发展，但在官府看来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你沈万三不做个勤劳致富的土财主，去放高利贷干什么，怎么就不安分呢？父母官们开始皱眉头了。另一方面，沈万三是个头脑活络的人，极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开始偏离官府对优秀农民的要求，开始寻求安全之道。退回去是不愿意的，沈万三家族就开始想：怎么保证财富安全呢，怎么让官府承认家族每日飞涨的财富呢？
沈万三的真正发达还在后面，他分到了汾湖的陆氏巨资，瞬间实现了财富的飞跃。陆氏富甲江南，可惜没有后人，于是就便宜了娶陆氏之女为妻的沈万三。更重要的是，陆家是商人。“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从陆家的商业致富中沈万三得到了更大的启示：做生意，比务农和放贷都赚钱。资本相当雄厚的沈万三开始一方面广辟农田，做大做稳主业；一方面在各地开办商铺，开始大规模、高调地经商。粮铺、酒楼、银号、镖局、典铺、布庄、鱼行……什么赚钱，沈万三就开什么。沈家商队奔走于徽州、太平、池州、常州、镇江、南京之间，贩运各种货物，在各个要点设立店铺。沈家收集江浙的丝绸、陶瓷和手工业品等，销往华北甚至海外，一度还承担了元朝大都的粮食运输。“长途贸易”和“国际贸易”（也就是“通番”），赢利最多。周庄处于中国的经济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尤其是拥有四通八达的水网，被沈万三建成了指挥中心和物资流通基地。《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
至此，沈万三实现了财富的“三级跳”，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的绝对主角，数钱数到手软的同时让各级官府目瞪口呆。
赚钱没有错！沈万三有权大声高呼“我要赚钱”，也有权放高利贷、做大买卖。可惜传统王朝不喜欢这样的人。历代王朝的统治基础是数以百万计的自耕农户。他们固定在农田上，精耕细作，持续为王朝提供粮食、税金、劳力和兵员，是国家运转和安定的基石。自耕农越多，传统王朝就越稳定；自耕农受到大族欺压、土地兼并或者天灾人祸而减少，王朝也就不稳定了。官府允许自耕农通过辛勤劳动成为地主，也为地主阶层跃升到统治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官府不愿意自耕农通过放高利贷、经商、海外贸易等非农手段成为富豪，更不愿意富豪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财富越来越多，多到周庄一个村子的金银财宝比苏州府城的财富还多。万一周庄资敌、沟通蛮夷或者有钱有人、见过世面后图谋不轨，怎么办？
就说沈万三这个人吧，成了阅人无数、经历风浪、富可敌国的“泥腿子”，你让官府中人以后还怎么和他打交道？所以说，沈老板，你的处境危险了。
沈万三也知道自己是另类。好在他的暴富期是元朝末期，官府自顾不暇，而且沈万三也刻意保持与官府的良好关系。他帮元朝往北方运送粮草，也支持过割据苏州的张士诚政权。张士诚还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沈氏财团算是讨得了一张护身符。
最后统一天下的朱元璋是个彻彻底底的农民，对权力稳定特别敏感，最希望恢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生活。所以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前后听说有一个叫做“沈秀”的老百姓竟然出资承担了南京城墙三分之一的修筑费用时，朱元璋大吃一惊：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富户？沈万三的想法很简单很现实，新朝建立了，我要和它搞好关系，方法就是捐钱表忠心。但朱元璋要的不是钱，是江山稳固。当沈万三进一步进贡龙角、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马十匹，并在南京城内投资兴建廊庑酒楼时，朱元璋彻底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朱元璋的逻辑也很简单很现实：沈万三有养活军队、发动叛乱的物力，即使没叛乱行为，也属于自己应该先下手为强除掉的乱民。
后来马皇后劝他，这样的“不祥之民”老天爷会诛他的，不劳陛下动手了。朱元璋这才将沈万三流配云南，看管起来以免后患。可怜的沈万三辛辛苦苦积攒了万贯家财，竟因主动捐钱讨好官府而获罪流配。现在有人根据地方志和沈家后人的墓碑推断出沈万三不可能长寿活到明朝初年。
《明史》上记载的这件事说的不是沈万三。又有人依据笔记材料，还在贵州等地发现了沈氏宗谱，证明了沈万三的确在明初因富获罪。不管朱元璋治罪之人是否沈万三本人，沈家遭受打击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助修城墙让沈家遭到了第一波打击，势力顿减。
之后，朱元璋有目的地削弱富户，对富户采取重赋，还迁徙了许多江南富户去充实皇帝贫困的老家——安徽凤阳。可怜那些南方富户被限制在凤阳，都不能自由往来南北，只能在新年前后假扮乞丐前往江南，在行乞过程中无意发明了“凤阳花鼓”。周庄的沈家躲过了被迁的噩运，但重赋是免不了的。不仅如此，官府开始不断找碴，“嗣是厥家或被告讦，或旁累所逮，往往曲为肆宥”。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春，沈家子弟沈至、沈庄因为田赋一事被捕，沈庄死于牢中。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被牵连进“胡惟庸党案”，陆家被满门抄斩。至此，沈家在政府打压下，势力大减，但仍然是江南首富。
沈家的首富生活过得战战兢兢的。为免树大招风，沈家主动分为四户。沈家曾有人被举荐到京师为官。当官的沈家子弟都上奏辞受俸禄：“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朱元璋说：“要辞，从你。钦此。”同时富贵惯了的沈家韬光养晦和自裁做得还不够。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亲、户部左侍郎的莫礼回乡省亲，到周庄沈家拜访，见到“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当年朝廷正大抓“胡党”，三月间潭王朱梓因岳父陷入党祸竟然惊惧得和王妃一同自焚而死，四月间开国元勋、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下狱，大批功臣遭到屠戮。莫礼抱着“活着真好”的心情来走亲戚，看到沈象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自己，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危险。“呜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应该说，沈家悲剧部分也是自身收敛不够，锋芒太露造成的。这不，没几年，沈家就被族诛了。
整个沈万三和沈家的历史，缺乏完整的历史资料，有许多不确定的内容。但是大的方面是有依据的。比如明朝初年对江南富户的打压、施行重赋和查抄。朱元璋死后，明初的这些政策和案子都还是交谈的禁忌。后人对沈家的微观历史津津乐道，很可能是通过这个家族的悲剧记住明初的那段往事。打压富户的现象不单是朱元璋时代的特殊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农民朱元璋只是将之极端化了而已。在国家垄断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财富是受到控制的。财富按照国家的设想产生、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就是安全的；财富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掌握在民间的手中，就被视为是危险的。对于百姓来说，官府设计好了财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通过非农手段致富的百姓都是异类。事实上，国家对财富的垄断往往造成“国富民穷”，即使是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贫困的。下层百姓努力追求财富，无可厚非；富裕起来的百姓，希望能够保住家产，同时希望用手里的钱去赚更多的钱，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每个家族的奋斗历史，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么一个个奋斗史推动发展的。
嘉庆十年和十一年（公元1805年、公元1806年）的直隶乡试，直隶河间府吴桥县的吴曰铏遇到了麻烦事。吴曰铏去县里考试的时候，生员段元魁、王中植等人攻击他“冒籍”，吵闹到直隶学政（河北教育厅长）那里，学政发文到县学要求扣住吴曰铏。吴桥县学训导（吴桥县教育局长）王樾荫于是不让他考试。
何谓“冒籍”？顾名思义就是考生冒充籍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按照县为单位展开第一轮录取的。早在宋朝的时候，朝廷为了照顾边远和文化落后地区的发展，在科举录取名额上向这些地区倾斜，给予它们更高的录取比例。其他地区一些“聪明”的考生就以各种名义“移民”到这些容易被录取的地区参加科举，像候鸟一样逢考即来，考后即走。此举引发了当地考生的不满，也违背了政策的本意，因此“冒籍”现象一萌芽就受到了严厉打击。冒籍的考生会被剥夺考试资格；即使考中了被发现也要取消功名，再行治罪。
却说吴曰铏不甘心束手就擒，申明自己是冤枉的，旋即以县学训导王樾荫剥夺自己“考试权”为名向河间府控告；王中植等人则进一步向直隶学政控告吴曰铏。
府县调查的结果是吴曰铏的确是冤枉的。吴家祖居吴桥县拓园镇，该镇后拨归山东德州管辖，吴曰铏的祖父吴毓潍即在德州入学。后来因为吴家坟墓都在吴桥县境内，吴毓潍搬回吴桥境内居住。吴毓潍的儿子吴应麟在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呈明官府，仍归吴桥县原籍考试入学。因此，吴曰铏应归吴桥县考试，不算冒籍。
虽然错过了本次乡试，吴曰铏心想，总算了结了一桩悬案，便于以后考试。
不想，这仅仅掀开了“吴曰铏冒籍”事件的序幕而已。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训导王樾荫赴京，回任路过河间。吴曰铏的姑父魏如愚担心王樾荫在考试问题上再刁难吴曰铏，就托人向王樾荫央求照顾。王樾荫答应放吴曰铏入学，吴家人“重谢而散”，给领导留下了若干银两礼物。可就在当年十二月，吴曰铏赴县里应考的时候，又有吴景唐等人指认吴曰铏是山东德州卫军籍，不能参加本县乡试。事情闹到官府，吴景唐奇迹般地“悔过销案”。
吴景唐既然知道吴曰铏冒籍一事已经有了定论，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呢？
科举发展到清朝，冒籍已经成为了一大顽疾。官府查之甚严。为杜绝冒籍，清政府制订了系统而严格的政策，规定考生参考，必须先到本州县的礼房报名，如实填写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等，并找邻里来证明所填内容属实。同时，报考考生要五人互保，还需找本县没有参加考试的另一名学生开具保结。这就严格化了科举的报名程序，并且如入中立者担保，在程序上无懈可击。那么，如果是正常的籍贯变更，考生如何投考呢？清政府规定考生加入某地籍贯的标准是：祖父、父亲人当地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都确有实据。其中最核心的标准是祖先的坟墓。可惜，坟墓和田宅都是死的，人是活的，上面的标准难不倒那些头脑和路子一样活络的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冒籍者，清政府发明了“审音制度”，就是考试进入考场前要核对口音——中国方言多而复杂，内蒙古人听浙江人说方言像听天书一样，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精通的。用方言口音来判断考生是否为本州县人的确很有效。一直到20世纪初，北京的大兴、宛平两县都还设有“审音御史”，专门听考生是否讲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谁要是在北京的地面上讲话不带“儿”化音，不知道四九城的掌故就往考场里闯，那对不起，先脱掉裤子打板子，再踢入牢房等候发落。
即使是这样，科举场上也没能完全杜绝冒籍现象。政府在头痛之余，对冒籍者深恶痛绝，直至开出终身禁考的重罚。对于协助冒籍和监管不力的官员，同罪处理。
吴景唐也是考生，自然深谙此道。他就是要借此“恶心”吴曰铏，不让吴曰铏考试。科举是读书人的机会，可清白的人一旦被查起来就要被暂停科举资格，即使最后安然无恙，机会也丧失了。“查”在中国国情下，古今都是一件打击他人的利器。吴景唐在敏感时刻“恶心”吴曰铏，立竿见影，第二次破坏了后者的乡试。
冒籍问题已然成了考生之间相互攻击、恶性竞争的“王牌工具”了。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五月，吴曰铏终于被送到河间府考试了。谁想，进考场前又被考生季培等人指出有冒籍官司在身，能否考试要“赴学请示”。
收了吴家好处的王樾荫这时竟然要将吴曰铏扣考。魏如愚赶紧又找人说和，许给王樾荫白银一千两。王樾荫就又同意吴曰铏考试。又有吴曰铏的族人拜托季培不要出头阻考，送给季培京钱一百千钱帖一纸，季培收下了。谁想，季培拿了钱就反悔了，以吴家行贿的名义提出控告，吴家则以季培讹诈反告。官司拖到十月临近考试，王樾荫仍不将吴曰铏送考。魏如愚第三次向王樾荫请托，送京钱八百千，求其送考。这次王樾荫不肯收受，魏如愚与他翻脸，提出控告。三案齐发，一时之间大家斯文扫地，唾沫漫天飞，酿成了嘉庆年间著名的科场冒籍案。
最后经直隶总督温承惠会同学政吴芳贻联合审定，相关人员剥夺功名、罚钱流放，案件方才了结，各方都被打了板子，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
“吴曰铏冒籍”事件仅仅是上千年来诸多科场冒籍事件之一。早在宋代，冒籍现象就已出现，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士子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等地参加科考。发展到清朝，东南各省文风日盛，科举竞争激烈，许多考生纷纷“移民”台湾、贵州、云南、甘肃等地考试。即使在一省之内，“冒籍”现象也存在。比如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浙江巡抚范承谟称：“浙江台州、温州、处州等地，多有杭州等地士子冒籍入学，致使本地儒童取中者只占十分之一二。”科举冒籍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对移入地的考生不公平，他们录取的机会被陌生人给挤占了；其次是对移出地的其他考生不公平，他们付出同样的劳动却获得比冒籍考生差得多的机会和待遇。关系到无数读书人和其家庭命运的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就此受到了怀疑。
科举制度在隋朝刚刚发端的时候，受到了上上下下一致好评。因为它解决了录取人才的公正问题。“公正”永远是一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在与个人利益乃至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事录用问题上，公正尤其难得。
在隋朝之前，有举荐、征辟和特任等等人才录用形式，可幕后的标准只有一个：人际关系。谁是官宦子弟，谁跟上头的人熟，谁就能得到官府的任命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连自己的工作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担任了参军（他每天看到马匹在办公室前面进进出出，一直感慨缺乏安静的睡眠环境）。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好爷爷、好曾爷爷，因为他出身琅琊王家。如果我们把公正分为两个层次：本质的公正和规则的公正，那么隋朝之前的所有人才录用制度，无论是本质上还是操作规则上都是不公正的。而科举的发明将录取的标准简化成一个：才能。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做同一份试卷，匿名评审，谁得分高，就录取谁。这就极大解决了不公正问题，让所有人都能公平竞争。必须承认，科举是一个从本质上希望实现公正的制度，并拥有一套完备的追求公正的规则。
“本质的公正”需要人来执行，需要“规则的公正”来保障。任何制度想法都得落实到具体规则上来。再公正的设想在实践中也会遇到问题。科举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对全天下的读书人进行同时同地的选拔。假设某一次科举考生有十万人（真实的考生人数更多），朝廷上哪儿找一个能容纳十万人同时考试的场地去！所以，科举必然被分割成以省州县为单位的、划分不同级别的考试。这就产生了更细的规则。具体规则在执行过程中，要保证绝对的公正就不可能了。主持规则实施的官员即便再公正，人性的偏见、先入为主等等弱点都是不可避免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发展不可能绝对一致，加上天灾人祸，朝廷对部分地区实行考试倾斜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是支持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比如唐朝时有个祖籍山西太原的小伙子，叫做白居易，还没考试就早早来到长安，将自己的诗稿到处送给官员和名流“批评指导”，“虚心”求教听取意见。还有的考生，考前写诗给考官或者考官的同僚，询问“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看是情诗，实际上是在问自己本场考试有没有戏。这还算是比较文雅的，直接塞钱送女人等上不了台面的把戏就更多了。
当人们发现，只要在户口本上将“籍贯”一栏做一个小小改动，就能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成功的希望，何乐而不为呢？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硬说自己是安徽宣城人，在皖南山区参加乡试取得了代表安徽进京复试的机会，最后中了进士。
那么能否通过规则的设计，完全杜绝此类现象呢？
科举时代就在讨论如何完全杜绝“冒籍”现象。当时的结论是，在教育发展不平衡、为了全局需要必须给特定区域录取照顾的情况下，“冒籍”现象不能完全杜绝。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大学士洪承畴转任“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前往南京。此时，南明弘光政权刚刚覆灭，江南硝烟未灭，洪承畴此行的目的就是招抚东南各地。
南京监牢中关押着一个叫沈百五的普通老人，罪名是反清。洪承畴上任伊始，亲自带着礼物去牢房中探访沈百五。由于反清被捕入狱的人不计其数，以洪承畴的身份为什么对一个行将入土的老头如此礼遇呢？原来这个沈百五没有权势也没有声望，但对洪承畴有恩。
几十年前，沈百五曾在一家客店中遇到过贫困不堪的洪承畴。当时洪承畴只有十几岁，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沈百五却认为眼前这个破烂孩子气质非凡，日后会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沈百五心中的朝廷自然是大明王朝。他不但供给洪承畴衣食，还热情邀请洪承畴到自己家里做客。洪承畴感恩戴德，尊称沈百五为伯父，中举做官后还有书信往来。如今见沈百五做了阶下囚，洪承畴赶紧过来相救。
牢房中，沈百五身形憔悴、双目失明，瘫坐在地上，洪承畴悲从心来，上前就抱住沈百五哭泣。沈百五故意装作不认识来人，说：“我眼睛瞎了，你是谁？”洪承畴回答：“小侄是洪承畴，伯父记得吗？”不想，沈百五破口大骂：“洪公受朝廷厚恩，早已殉国了！你是什么奸人？”洪承畴尴尬地听着，小声劝沈百五归顺清朝，出狱安享晚年。沈百五骂得更凶了，一口一个“奸贼”，质问洪承畴为什么要陷自己于“不义”。洪承畴听了多时骂，见沈百五无心归顺，只好默默走开了。沈百五随即被杀。
这只是洪承畴在南京遭遇尴尬的开始。人们普遍排斥洪承畴。每一次审讯或者招降，他不是无果而终就是被挖苦痛骂。洪承畴审问抗清兵败被俘的江南神童夏完淳时，16岁的夏完淳对满堂官吏说：“我从小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字）先生，忠君报国，在松山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立誓以身报国，不落在洪先生的后面。”这番话让洪承畴无言以对。有个随从以为夏完淳不认识洪承畴，指点说堂上坐着的正是亨九先生。夏完淳趁机指着洪承畴的鼻子，大骂起来：“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人皆知。先帝亲自设祭，满朝痛哭哀悼。堂上的奸贼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还有一次，洪承畴审问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之前，清军攻破扬州时没有找到督师史可法的尸体，社会上一直流传“史可法未死”。所以洪问孙之前在明军中，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否真的战死了。孙兆奎反问洪承畴之前在北方，知道在松山殉国的洪承畴是否真的殉国了。洪承畴再次哑口无言。
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在江西坚持抗清，被俘后押解到南京。洪承畴亲自前往劝降，走到囚室面前，看到黄道周手书的一副楹联：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对联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藏“史可法忠”、“洪承畴反”。这代表了当时社会对洪承畴和史可法两个明朝大学士的普遍看法。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士人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洪承畴早年的学生金正希跑到南京来看望老师，说写了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指点。洪承畴满心烦恼，无心斟酌文章，借口眼睛有病不想看。金正希坚持要读给老师听。于是，他当众展开书卷，高声朗诵起了上一年上吊殉国的崇祯皇帝为洪承畴写的悼词《悼洪经略文》。顿时，满堂皆惊。侍卫清兵慌忙冲进来把金正希关入死牢。大堂之上，听着掷地有声的文字和旧日学生的呼喊，洪承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前半生，又变回了那个东征西讨的明朝大臣。
洪承畴出生于福建的贫寒人家，小时候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维持生计。每天天刚蒙蒙亮，洪承畴就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豆干。与一般农家少年不同的是，洪承畴卖豆干之余常趴在村学的窗子上听课，自学学会了做对子。村学先生发现洪承畴好学，免费收他为徒。重返校门后，洪承畴除了科举课业成绩优异，还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从小表现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在僵化庸碌的晚明乡村，难能可贵。先生给了他“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23岁的洪承畴中举，次年殿试得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正式进入官场。
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洪承畴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默默无闻。崇祯皇帝即位后，洪承畴开始迅速崛起。崇祯皇帝对洪承畴有着知遇大恩。事情的起因是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起，陕西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起义，上百支起义军此起彼伏，震惊朝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洪承畴刚刚升陕西督道参议，来到此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起义军进攻韩城，时任三边总督杨鹤无将可调，病急乱投医，让洪承畴领兵出战。不想，洪承畴大败起义军，解了韩城之围，名声大噪。之后，洪承畴被擢升为廷绥巡抚，开始大展拳脚。他的主要成绩是镇压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对起义军奉行“招抚政策”，洪承畴则反其道而行，大力清剿，杀人无数，得名“洪疯子”。洪疯子令人发指的做法是连投降的农民军都照杀不误。他的解释是，起义军常在力竭之时诈降，养精蓄锐后再反，明朝多次剿而无功就是对起义军太仁慈了。洪承畴的做法效果显著，因功继杨鹤之后升任总督。他集中兵力，全力清剿起义军，取得“西澳大捷”，扭转明军颓势。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崇祯皇帝让洪承畴在三边总督基础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将关内的军事大权托付给他。洪承畴不负皇恩，接连取得镇压农民起义的胜利，俘杀高迎祥，多次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仅带18骑逃入陕南商洛山中。
至此，实干起家的洪承畴成了明朝的栋梁和崇祯的股肱之臣。
所以当关外清军夺关南下，扫荡京师的时候，崇祯皇帝和大臣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调洪承畴来主持对清军作战。于是，洪承畴从陕西风尘仆仆来到北方，任蓟辽总督，主持辽东军务，指挥帐下八位总兵官的13万精兵。当时，明军和清军围绕山海关和锦州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清军一旦占领此地，就打开了进军北京灭亡明朝的大门。可以说，朝野把王朝的安危寄托在了洪承畴的身上。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年初，清军主力围攻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洪承畴率军迎战。决定明清命运的大会战在锦州城下爆发。
洪承畴作战思路很明确，就是稳扎稳打、缓慢逼近锦州。因为一方面是敌攻我守，明军适宜步步为营，见招拆招；另一方面是洪承畴帐下军队来自各地，内部存在复杂的协调和平衡的问题，不适宜大兵团集体作战。他的这一思路起初获得了崇祯皇帝的首肯，开始时也因为这一思路控制住了制高点，挫败了清军的主动进攻。在取得初步成绩后，好大喜功又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急战意见，下令洪承畴迅速进攻，寻找清军决战。陈新甲还派出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好督率大军大跨步前进。皇太极得报，倾全国之力，绕开明军主力，进攻后方塔山，切断了明军的粮草供应。明军军心动摇。各部总兵官主张撤退，洪承畴和大家商定共同突围。不想，诸将去意已决，违犯军令，争相撤军。先是大同总兵王朴连夜率部逃跑，接着马科、吴三桂二部跟着难逃。清军趁机追杀，十几万明军土崩瓦解，五万多人被杀，自相践踏而死和跳海而死的不计其数。这场主力会战以明朝的惨败告终。
洪承畴率领万余残兵败将逃入松山城，被清军团团围住。此后半年，洪承畴组织的突围无一成功，而外线明朝援军畏战，不敢救援。松山弹尽粮绝，清军在降将的配合下一举攻破城池，洪承畴被俘。被围更久的锦州明军在祖大寿率领下投降清军。从此，明朝失去了辽东，无力对清军再战。
噩耗传来，朝野震惊。大臣们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悲痛，辍朝三日，以王侯规格祭祀洪承畴，“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并亲自致祭，颁布《悼洪经略文》昭告天下。洪承畴得到了人臣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哀荣。尽管洪承畴要对辽东战败负相当的责任，但朝野臣工开始并没有追究、指责他。相反，陈新甲和前线监军等人被弹劾要对战败负责。祭到第九坛时，更大的噩耗传来：洪承畴降清了！明朝赶紧停止对洪承畴的祭祀，改为讨伐鞭挞。
洪承畴降清为明朝社会接受不了的，除了“屈身事蛮夷”一点外，是他辜负了皇上的厚恩和朝野对他的期望，没有以身殉国，更是他降敌卖国，于名节有亏。
黄道周就义前，撕破衣襟留下血书：“纲常千古；节义千秋。”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个人的名节忠义，是历史评价一个人物的基本标准。黄道周力撑危局，慷慨赴义，名垂青史；而洪承畴既不能抗敌报国，又辜负了皇帝的厚恩和朝野的厚望，竟然叛国投敌，当然要遗臭万年。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人们忽略了：洪承畴为什么要降清？他降清后都做了些什么？
洪承畴是经过心理挣扎才投降清朝的。他儒学根底深厚，自然知道纲常伦理，重视个人名节。被俘之初，洪承畴不发一言，对来劝降的人闭目不见，只求速死。求死和求降的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肯定不是皇太极和庄妃这对夫妻施展美人计的结果。倒是比洪承畴早降清的汉人范文程抓住了洪的心理——这个范文程是范仲淹的后裔，当初主动投奔清朝，引起了大明朝野不小的骚动。范文程来劝降的时候，洪承畴根本就不看他，闭目养神。范文程也没想一次就能劝降洪承畴，丝毫不提招降之事，反而和洪承畴大谈诗书典籍。洪承畴久居兵戎，又身陷塞外，竟然听到中原掌故和儒家典籍，耳目一新，睁眼和范文程相谈甚欢。谈话间，房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正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轻轻地把它掸掉。范文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回去奏报皇太极：“洪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的确，洪承畴并没有必死之心。他对人世有深深的留恋。从小，洪承畴就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从政后事业心很重。他办事务实狠辣，涉猎广阔。被俘时，洪承畴50岁，身体还很好，能力卓越，政治经验丰富，正处于迎接事业新辉煌的关键时刻。原本想着大干一场，突然成了阶下囚，洪承畴不甘心。
皇太极很赞同范文程对洪承畴的判断，对洪承畴的恩遇更加优厚，希望招降为己所用。良禽择木而栖。崇祯和皇太极相比，崇祯乖戾多动、政无定法、吝啬多疑，政治上极不成熟；皇太极则稳重厚道，文韬武略远在崇祯之上，他统率的清王朝朝气蓬勃，正处于茁壮成长时期。回想崇祯皇帝治下明朝臣子的遭遇（比如袁崇焕、孙传庭），再看看皇太极治下清朝百官的状态和前途，洪承畴的心理天平开始朝皇太极和清王朝一边倾斜了。直到有一天，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身上的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大受感动。他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和经验，就缺少需要皇帝支持的“天时”了，当即表示归顺大清。皇太极喜出望外，宣布找到了平定天下的向导。
洪承畴对清朝统一中国，的确起到了向导的作用。公元1644年，李自成进攻北京城，执政清朝的多尔衮率军10万大举南下，意在趁火打劫。走到辽河，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传来，洪承畴马上建议改变行军方案，从蓟州、密云出其不意，直趋北京。清朝采纳洪承畴的建议，定下了取代明朝一统江山的大方针。在进军途中，洪承畴又建议清军做好宣传，“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他的建议被再次采纳了，收到很大的政治效果，所过州县和沿途明朝部队大多主动归顺。清朝入主北京后，洪承畴又推动清朝沿袭明朝的典章制度，举荐许多明朝官吏，迅速完善和壮大清朝的国家机嚣。他还建议满族权贵学习汉族语言文字，了解汉人礼俗，提倡儒家学说，淡化满汉民族差异。清王朝能够快速平定北方，取代明朝，洪承畴在其中居功甚伟。顺治皇帝非常器重洪承畴，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多尔衮在南方悍然推动剃发，反对者杀无赦，激起南方抗清浪潮。洪承畴在危难之际受命取代多铎，坐镇南京，招抚东南各地。尽管遭到了南方人一致的挖苦谩骂，洪承畴的南京生涯依然取得了杰出的政绩。他以原官留任为条件，和平招降了宁国、徽州、九江、南昌等十三府，让大片地区远离战火；采取了一系列免赋兴利、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尽量恢复生产，安定秩序。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南明桂王政权在农民军支持下，在云贵立国。洪承畴又一次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他先在岳州设伏大败孙可望部农民军，迫使桂王政权收缩。清军平定云南后，洪承畴力主放缓军事行动，招抚百姓恢复生产，使云贵地区逐渐安定下来。孙中山先生从保全地方、安定社会的角度，曾写诗赞誉洪承畴：“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
总之，洪承畴降清后辅助政务，招抚南方，长达16年，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顺利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降清之后的政绩远远超过了在明朝镇压农民军的政绩，是他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最辉煌的成就。
后人往往用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对后代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褒贬他的价值，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忽视了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当时产生的影响。从这点出发，洪承畴的作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客观效果，但叛国降敌在“当时”产生的消极效果应该考虑在内。笔者无意为洪承畴翻案，只想跳出“后世”与“当时”孰轻孰重的逻辑之外，谈谈读书人的政治作为问题。
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和才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出来，同样，只有把知识才华运用到具体实践上，读书人才能施展抱负、体现价值。而儒家学问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深谙其道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所以古代读书人都面临一个入世当官的问题，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实现价值的问题。
只有牢固掌握了权力，读书人才能从容施展才华，贯彻意志，因此能办事和办好事的前提不再仅仅是拥有满腹经纶，而是如何与权力来个亲密接触。洪承畴的例子就很明显。他为什么在万历和天启朝默默无闻，就是因为没有引起朝野和皇帝的注意，官职低微；他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大力清剿农民军，前提也是崇祯皇帝赋予了他总督各省兵马的大权；他在清朝的政绩远远超越在明朝的政绩，除了混乱局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外，主要的还是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两代的宠信。洪承畴是个务实的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宁愿名节有亏，承担千夫所指的风险，也要投奔一个信任自己、能给自己施展拳脚的光明前途。
慷慨赴死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干出实绩来同样不容易。
明末读书人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风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洪承畴相比那些空谈纲常伦理实则误国祸民的读书人，孰高孰低？
洪承畴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特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许多人有经世济民之志，为了实现志向和权力紧密结合，却不为人理解。比如距离洪承畴不远的张居正，为了改革江河日下的明朝政务，和内廷太监冯保亲密合作，提携改革同辈，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实效，但他勾结太监确保权力的做法直接伤害了朝廷的政治体制，任命亲党的做法更是为人诟病。张居正生前死后，都面临如潮般指责，最后落得抄家夺爵的悲惨下场。说到结党营私，更明显的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采取了两条“不透亮”的权力手段：一条是曲意迎合皇帝，一条是任用新党排斥旧党。但是皇帝的改革意志既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又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权力，设身处地为王安石着想，他是迎合呢还是拒绝呢？至于结党营私，既然旧党强烈谴责王安石改革，拒绝合作，王安石不团结一批改革同党，如何在朝廷立足，又如何推进改革？说到遭受谴责最多、名声最差的历史人物，五代时期的冯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冯道被讽刺为“政坛不倒翁”，在皇帝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官位，屹立不倒，的确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朝谁磕头的不对的地方。然而，除了冯道的软弱和没骨气，后人找不出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负面的作为。相反，冯道在乱世中设法保全了大批朝野官员，制止了若干军阀的强暴行为，为减轻中原的杀戮和动荡做出了幕后贡献。试想，冯道要想找一个地方隐居，著书立说，去批评乱世，并非难事——这恰恰是批评冯道的许多读书人在乱世做的事。但那样他的能力和学识就荒废了，而朝代频繁更迭的中原，乱象会增加几分。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于冯道、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单纯的指责是不对的。
可惜，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贴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在改对联的这个人的心目中，皇帝对你有恩，你就要誓死报效。可是，“君恩”也好，“臣节”也罢，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简单化的评价标准让洪承畴的最后岁月都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洪承畯都拒绝入住。洪承洪承畯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偕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了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也像明朝朝野一样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了。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回京养老，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贴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真正重用洪承畴，但也没让他进入决策层。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以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二十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恰好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洪承畴去世，享年73岁。清朝追赠少师，谥号文襄，葬他于北京。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了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列为甲等贰臣。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1869年来到中国，两年后进入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外交官，直至出任署理公使。何天爵在外交官生涯中，参与了诸多外事案件的审理，见识了形形色色中国特色的司法奇观。
某天正午，一个美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中国百姓的殴打。官府抓捕了七个有嫌疑的采煤工人，告他们企图用粘满煤砟子的肩垫攻击外国人。美国公使馆觉得案情重大、影响恶劣，特派何天爵会同一位“受人尊敬的、和眉善目的、年近古稀”的清朝官员共同审理嫌疑犯。
询问了嫌疑犯的姓名之后，那名清朝官员选择其中一名嫌疑犯，用家人聊天一样的语气说：“现在，你把整件事情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攻击美国人？把全部实情都讲出来吧。”
“大老爷，我没有打那外国人啊。”那人说道，“我当时并不在那儿，我是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打过那个美国人。”
“原来是这样啊，本官知道了。”清朝官员施展出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说辞，先是肯定矿工是“善良百姓”，“连小孩子都不会伤害；但是，是什么促使你去攻击美国人呢？”再搬出孔子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你要伤害远道而来的兄弟呢？”紧接着威逼利诱，“我们对你做的事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果你招供了，大家都省去麻烦”，“当然了，你并没有伤害他人。但或许你只是想找点乐子，你可能被人教唆说只要在大街上打了外国人或者给他惹上麻烦，外国人就会离开我们这里，再也不会回来了。”最后，那名老官僚指指坐在一旁的何天爵，说：“你看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大人，这位美国老爷。他专门为此案从京城远道而来。他早就了解了全部实情，正是他告诉衙门你的名字，我们才将你逮起来的。我得按照美国老爷的要求审理这案子。”他压低声音，似乎要给矿工开后门：“你可以从美国老爷的脸上看出，他是位好心肠的老爷。你赶快把全部实情告诉我，我劝他不要为难你了，说不定还会将你无罪开释。美国老爷还急着赶回京城呢，大人答应，如果我们能在今天将这件案子处理完了，他明天就请我吃饭。你不会耽误美国老爷的事情，让他不方便吧？美国人可对所有的事情了如指掌的。不要让他不高兴了，现在，你快快招了吧。”
就这样，何天爵惊讶地看着身边的老法官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对被告矿工反复盘问、观察、说服。可怜的矿工一有机会就插话重申自己是无辜的，只是语气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缺乏底气。最后，那名矿工说：“我，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重重地打了那人。”
一闪念间，老法官立即发问道：“那就是说你的确打了美国人！好了，现在，快快从实招来。”
松了口后，那矿工耷拉着脑袋，招供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当时人很多，我可能猛地推了那人一把。”
“这就对了。”中国老官如释重负，“我就知道是你干的。现在老实交代了，总是好事。”他转向何天爵，问道：“您看，应该怎么处罚这个人呢？”何天爵向他建议了一条处罚，那官员马上示意执行。其他被告也随即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整个宣判过程没有超过十分钟。
如果说这起袭击未遂案的审理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下面这个案子的审理在美国人看来，就难以理解了。1873年冬天，两个美国人给北京的一个包工头付了款子以后，包工头拒绝按照合同做完工程，双方闹上法庭。何天爵又作为美方代表参加审案。
审理此案最大的问题在于原告和被告在法庭上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姿态。
何天爵要求所有人都坐着审判。清朝官员极其震惊，认为中国人上堂都是手脚着地跪在堂前听候审判的，既然中国人如此美国人也要同等对待，也必须跪着。清朝官员坚持法庭威严，何天爵坚持美国的司法方式。僵持不下间，何天爵的清朝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如果允许北京包工头或者美国人大摇大摆坐在堂上，在场的大小官员都会遭到讥讽，他本人可能会被弹劾不得不辞职。何天爵看看在场的其他清朝官员，他们都赞同地点点头。何天爵则解释说，在美国，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犯人也仅仅是被要求站着听审，中方坚持的跪姿他难以接受。经过长时间地和激烈地讨论，最后，何天爵和在场的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达成一致：包工头跪着听审，两个美国人站着听审。
1877年8月，何天爵和福建按察使在福州审理了一起贿赂案。这案子给何天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他称之为在华经历的最肮脏的案子。首先，涉案的一名中国商人上堂时和福建按察使称兄道弟，原来他早已经打通了中国官府的关节。而在美国使馆服务的中国翻译被宣判有罪。但此案真正的受害者是三十名无知无辜的本地渔民。盛夏时节，这些人被关在极端炎热、霍乱横行的福州监狱里，被毒打折磨，在被带上法庭前已经忍饥挨饿了好几个月。何天爵只见到其中的二十三人，其中一个人还是被四个衙役像木头一样抬上法庭的。那人试图手脚着地跪在地上，因为已经奄奄一息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最后不得不让他仰面倒在地上接受审问。他的回答非常虚弱，喃喃自语，一次只能吐出一两个字。在审讯过程中，何天爵留意到这个人在他破烂的衣服里摸索什么东西，拽在手里。那似乎是折叠的纸张，犯人手指缝隙中露出了纸张的一角。按察使的亲随立即冲上去，想夺过它。何天爵早就悄悄示意随从下手。随从抢先一步，抢过了纸张。纸张是向何天爵申请帮助和保护的陈情书，详细记录了案件背后的司法黑暗。七个伙伴死在监牢中，衙役们百般折磨，想从他们口中得到希望的供词。
何天爵日后写了本《中国人本色》( The Real amen)，专门提到了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
理论上，清朝法庭是完全公平和开放的。“任何人如果对他人有抱怨、委屈、仇恨，无论白天深夜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来法庭击鼓鸣冤。接着，兼任法官的父母官必须依法在第一时间穿戴整齐，升堂审理案件。父母官们必须端坐在太师椅上，随时听取控诉双方的申诉、意见，做出判断，依法审判。法庭不能对原告被告进行丝毫恐吓，有所偏袒，更不能接受任何好处，索取任何报酬。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正义的双眼永不关闭。’至少在理论上说，中国的司法制度是高效的、成本低廉的和令人满意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中国法庭的实践却充满了腐败贿赂、滥用权力、残暴邪恶等现象。”
首先，清朝司法审判过程不透明，充满暗箱操作。法律纷繁复杂，而普通民众文化素质低下，没能力独立承担诉讼，这就导致了法律掮客，也就是“讼师”阶层的存在。“这些人没有正式的地位，高级官员们曾一再谴责这些人的存在，皇帝也三令五申严禁讼师阶层的出现。但是讼师们依然大量存在，在帝国各处从事着自己的事业。”当具体的案件需要宣判的时候，讼师们的生意就开始了。他们检查案宗，从以往的案例中找出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案子作为新的审判的模型和参考。在汗牛充栋的案卷中，讼师们总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旧案。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无论被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私下里都得去“拜访”讼师。讼师视来人奉献的礼物的轻重决定是否施以援手、援助到什么程度。何天爵眼中的讼师残忍贪婪，各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除了讼师，衙门中的捕快、衙役、书吏们也上下其手，贿赂腐败。就是递传票的捕快也能吃了原告吃被告，谁稍有怠慢就告谁对官府不敬，或者把谁抓到衙门的小屋子里关几天再处理。而衙门里的审案既没有陪审团又没有完备的记录和档案公开制度，任凭书吏们上下其手。
其次，审案官员被赋予了强大、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合法地用各种手段从原被告和所有证人中获取供词，包括严刑逼供，打板子算是轻的，没让你皮开肉绽就算好了。“非常普遍的，法官会在审判中途突然暂停，下令对堂下的人用竹板扇嘴巴，一直扇到嘴角流血。接着，法官会先警告受刑人如若再不从实招供，就会有大刑伺候，然后继续审判。法官也可能惩罚证人在链条上跪好几个时辰，或者将当事人用枷锁套起来，或者在长时间里限制当事人的吃饭喝水，甚至就完全不让他们吃饭喝水。其他更严峻的刑罚或者被法律明确禁止的刑罚在一些情况下也照用不误。”
为了政绩，审案者往往只追求确保嫌疑犯低头认罪。何天爵曾见证了三个中国人被迫认罪的过程。“每人的双手都被扭到背后，手腕被鞭子紧紧绑在一起。一根绳子拴住手腕的捆绑处，一头绕过大树的树干，把嫌疑犯悬空吊起来。这三个人在烈日下被吊晒了三个小时，被放下来的时候都已经不省人事了。他们的手臂已经与肩膀脱臼，胳臂被暴晒得发黑流脓。他们被叫醒后再经受了严峻的拷问，但是依然否认偷窃指控。然而，这三人一被威胁要继续遭受一遍刚才的刑罚，都慌不及待地承认自己犯有偷窃罪。”
最后，我们重点来看看古代的监狱和发生在其中的黑暗。何天爵在华期间，美国兴起了改善监狱条件、废除酷刑运动，还成立了美国监狱改革协会( Prison ReformSoiety)。何天爵指出，如果他的同胞有机会考察中国的监狱，“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是中华帝国最好的模范监狱也会使他们感到震惊”。“如果美国最差最受批评的监狱被搬到中华帝国的话，那么会有一半以上的罪犯和潜在的犯罪人口急不可奈地作奸犯科，以便能进入高墙内获得一席之地。同时，里面的犯人也会一再强调自己的罪行，要求加重处罚，以便在这座‘最差’监狱内延长居留时间。”可见中国监狱条件之差。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监狱中的残暴、恐怖和腐败更让人瞠目结舌。
清朝时，嫌疑人一般先进入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俗称“班房”。在这里，衙役们就开始大肆凌虐、敲诈囚犯。嫌疑犯必须行贿五十吊钱才可以住有床铺的大间；再花三十吊可以去掉铁链；再多花二十吊，可以睡地下铺，如果要睡高铺又得三十吊。衙役还提供完善的伙食，饭菜明码标价，即便鸦片也公然出售。古代中国没有“服刑”之说，法律正式规定的只有五种刑罚：笞刑、枷刑、烙刑、流刑、死刑。所以古代的监狱仅仅是用来关押证人、嫌疑犯和等待判决的犯人的场所，仍然是一个大的“看守所”。
算是“中国通”的何天爵特意提到中国司法实践中有“杀威棍”的传统，“法官在听取和审判双方的陈诉之前，他首先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双方打三十竹板杀威”。这个传统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徽宗年间，江州的牢头戴宗就公开宣称，所有新犯人都要向他塞钱，不然“杀威棍”伺候。即便名满天下的宋江、武松等人当年也不能免俗。杀威棍的目的就是要新人接受监狱的游戏规则，向既得利益者服软进贡。再强壮的人，受了杀威棍之苦，至少也得养上一两个月才能痊愈，弄不好还落下残疾，容不得你不尽快适应监狱的新环境。如果新人不服，夏天他就把你关在密不透风的小格子间里不给水喝也不让睡觉，冬天他就罚你站在冰天雪地里冻个三天三夜，至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则是家常便饭，如果弄死了大不了上报是“意外死亡”。
清代的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被关入刑部监狱，写下《狱中杂记》记载刑部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嫌疑犯这么多，并非刑部官员不用心工作，相反是刑部各司的郎史、员外郎和小吏、典狱官、看守等人需要“创收”，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所以广撒罗网牵连无辜，勒索人犯钱财。
方苞看到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在狱中。同牢房的原洪洞县令杜某说这还算好的，往年发瘟疫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呢。方苞问怎么死的。杜县令说，狱中通风采光条件都不好，又不给犯人被褥，小房子里挤进二百多人，犯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常常是活人和死人肩并肩头靠头地躺着，一旦爆发传染病后果不堪设想。有钱的嫌疑犯为了脱离地狱，肯定会让家人赶紧凑钱捞自己出去或者上下打点，改善关押条件。而没钱身体又不好的，很快就死在了狱中。
书中，方苞揭露了监狱内发生的一桩惊天奇闻。有兄弟二人被判斩立决。判决下来后，两兄弟贿赂书吏一千两银子，书吏另写了一份判词，将文内两个死囚的名字换成两个没有家属和亲戚的在押犯人，加封上奏时换下真的公文。事后，两个替罪羊被处了死刑。他们无亲无故，没有人上告申诉，倒是主审法官发现了蹊跷。当官的吓得口张舌翘，但因为牵涉上下各级官吏，不敢追究，于是民不告官不究，睁只眼闭只眼，此事平静过关。方苞在狱中见到了那两个兄弟，其他犯人告诉他：“此二人是用谁谁的命换来的脑袋。”
1906年10月，秋高气爽。
中国人有在金秋时节阅兵的习惯，名为“秋操”。一来，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能给军队后勤提供充足的粮秣；二来，战马到秋天长得膘肥体壮，正是拉出来检阅和作战的时候。这个习惯延续到了光绪末年检阅新式陆军的秋操中。当年，清政府选定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检阅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
上一年，清政府在河北河间举行了“河间秋操”，但仅检阅了北洋新军。清廷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北洋新军得到了中外一致赞誉。本年，清廷扩大秋操规模，调湖北新军第八镇北上，混合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任总统官，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统制，与张怀芝统制的北洋新军第五镇和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的北军来场南北大对抗，由段祺瑞任北军总统官。北军驻安阳城南，南军驻汤阴城北，全副近代武装，计有马、步、炮、工、辎重各兵种人员三万三千余人。清廷最精锐的家底都在这了。
1906年10月21日两军进入演习区域，翌日正式对垒。先由北军总统官段祺瑞背诵演习总方略和特别方略。段祺瑞声音洪朗，对章法熟练。之后由南军总统官张彪背诵。张彪业务不行，由背后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背一句，样子相当窘迫。下台后，张彪自知不能胜任总统官，举荐军校科班毕业的黎元洪代替自己指挥南军。演习正式开始后，霎时间，百年不见烽火的中原大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飞扬。新型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工兵忙着设雷、布雷、扫雷，辎重兵保障后勤。古老的中原大地见惯了冷兵器时代的金戈铁马，还是第一次见到现代武器的厮杀。
在表演项目环节，湖北新军和黎元洪大出风头。秋操前，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优于湖北新军。秋操中，湖北新军军容严整，枪法精准，士气高昂，被阅操大臣们赞为“东南各省首屈一指”。总统官黎元洪从容指挥，下达命令干脆果断，声名鹊起，一下子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军官成为了南北瞩目的名将。五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乐观地估计：“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提醒他说：“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
但在真刀真枪的实战环节，北洋新军盖过了湖北新军。北洋军由朝廷直接拨款，士兵普遍使用德国98式步枪，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麦德森轻机枪和克虏伯火炮。相比之下，扛着“汉阳造”国产步枪的湖扎新军就逊色多了。日后风云人物冯玉祥当时是北洋新军曹锟部下的队官，数十年后回忆彰德秋操的激烈场面说，北洋新军由于在河间秋操中表现不佳，回驻地后加倍训练，铆着劲要在彰德秋操中赢得面子。本次秋操北洋军果然大有进步，队伍展开后长官就命令迅速包抄南军，将湖北新军团团围住。北洋军端着枪，呼啦啦地就往前冲，马上圈住了湖北新军。湖北新军也不怵近战肉搏，针锋相对。大家都没有演习的经验，真枪真炮地对了起来，眼看就要变成一场真实的鏖战了。指挥官亲自出面交涉，这才让南北两军各归原位。
负责秋操的阅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临时决定，将计划一周的演习在25日停止。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尽欢而散。
冯玉祥日后直言，彰德秋操没有任何“战术”意义，除了展示队伍外，本次秋操的实际成果很少。实际上，我们比较《冯玉祥回忆录》中有关河间秋操和彰德秋操的回忆，就会发现彰德秋操在军队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冯玉祥长篇累牍地抱怨河间秋操的后勤工作之差，“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近代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和作战，是古老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新军上下都只能摸着石头边探索边过河。河间秋操时的一天，队伍接到命令去一个叫做东林寺的地方宿营。可事先没有人调查东林寺能容纳多少人。结果只能住二营人的寺庙，遭到十营队伍的哄抢。“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常常是“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到彰德秋操时，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进展顺利，秩序井然，大有进步。《续安阳县志》记载本次演习“列阵数十里，错综变化，出奇制胜，极战争之能事。外宾作壁上观者，咸称赞不置”。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和北洋新军的德国、日本教官观摩了彰德秋操。10月25日，袁世凯设宴招待演习将佐和观操外国使节。彰德秋操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彰德秋操最大的看点不是编练齐整的新式军队，而是本次秋操聚集了清末民初的大批风云人物：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署军令司正使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军学司副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徐世昌负责秋操参谋处。对阵的南北总统官黎元洪和段祺瑞自不必说了。其他的人，如曹锟、冯玉祥等，日后的作为也不在前面诸公之下。
这些人虽然站在清朝的阅兵台上，功名成就却大多是在民国时期取得的。本次秋操汇聚了中华民国的五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那就是六位国家元首了。内阁总理、部长有几十位，至于名将、军阀更是数不胜数。说彰德秋操是清朝为民国政府提前举办的政坛检阅礼，一点都不过分。外国媒体开始关注这些政治人物，将他们和背后的新军一起看作新政治力量的代表。比如《泰晤士报》文章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
除了已经如雷贯耳的名字外，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突出却在日后显赫一时的人物。比如北军每天演习结束后都举行总结讲评。军总参谋官、年仅26岁的留日士官生张绍曾当众诘问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当时的参谋长地位很低，一般由熟悉军事业务的年轻士官生担任，辅助主官。结果张绍曾初生牛犊不怕虎，让北洋老将张怀芝一句也答不上来，脸红耳赤，只好说：“我记不得，请原谅。”冯玉祥事后“揭秘”说张怀芝以前在第五镇任协统时张绍曾任协参谋长，张怀芝为了给张绍曾一个下马威，就问他这一套，张绍曾说：“这些都有账可查，请查看账目就知道了。”张怀芝就说：“你答不出，凭什么当参谋长？”
张绍曾觉得无理可讲，当即辞职走了，如今专门找机会刁难张怀芝。当时北洋内部氛围还比较和睦，张怀芝当面出丑还能自我解嘲说：“这不怪人家，是我自己招的。”
1923年，张绍曾出任国务总理。
秋操中，各省都派来观操员。编练新军是全国性的行动，各省都有新军编组计划，只是落在北洋和湖北后面了而已，现在纷纷派年轻干练的可造之材来考察取经。这中间又是青年才俊云集。一天，袁世凯突然指派云南来的一个24岁的下级军官为秋操审判员。这个青年军官名叫蔡锷。袁世凯第一眼看到蔡锷，就非常喜欢，想引为己用，此种情结贯穿一生。
被袁世凯提拔为审判员的年轻人中还有一个浙江小伙子，叫蒋百里。这个蒋百里可不简单，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日本明治天皇亲赐指挥刀，轰动海内外。蒋百里回国后，马上成了各省督抚大员眼中的明珠宝贝。浙江巡抚张曾扬动之以乡情，以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团长）的职位吸引25岁的蒋百里留在浙江练兵。不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破格提拔蒋百里担任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总参议，全权放手由他编练东北新军。蒋百里于是去了东北，大干之余也引起了旧式军队将领，如四品都司张作霖等人的猜忌。旧派军人处处使坏制造麻烦。蒋百里决心离开东北是非之地，赴德国深造，临行前来彰德观操。彰德秋操后，蒋百里去德国在德军第七军充任实习连长。统帅兴登堡元帅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伟大的将才，这或者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因为生不逢时，蒋百里一生坎坷，但留下了一本可与《战争论》相媲美的《国防论》。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秋操的日本军事顾问。日本参谋本部曾保荐坂西利八郎充当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通，中国话说得很好。“他不大露面，但又很活动，是一个极有心机的人”。在北洋军编练期间，坂西有两个重要帮手，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职业军官。其中坂西一手栽培、最看重的是陆军少佐土肥原贤二。彰德秋操时，坂西是袁世凯幕后的总指导和总评判，两个日军军官分别担任南军和北军的指导和评判。日后坂西一直担任北洋大臣、民国总统的军事顾问，而土肥原贤二在侵华战争中成了残害中国人民的甲级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送上了绞刑架。
小小的彰德，一时人才汇聚，也寄托了清王朝巩固统治的希望。
清政府在财政极端窘迫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编练新军，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本意是让强大的新式陆军来保卫清朝权贵的万年江山。遗憾的是，不论是北洋新军还是湖北新军，清廷寄予厚望的这两大新军主力几年后都成了王朝的掘墓者。湖北新军首先起义，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新军则在袁世凯的率领下夺权逼宫，直接推翻了清王朝。
北洋新军是清朝编组最早、用力最多、寄希望最大的军队，却为袁世凯培育了一支私家军队。袁世凯向官兵们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各个营房都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官兵们要定期磕头跪拜。结果全军上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日后，北洋军衍化出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军阀部队，当年同一个战壕中的伙计们你方唱罢我登场。1949年，最后一支北洋系部队在上海郊区被歼灭，北洋军才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开始编组的军队。张之洞一心巩固清朝统治。因此，南方新军和对官兵进行愚忠教育、灌输封建思想、只要求官兵身强体壮的北洋新军的做法截然相反，南方新军军营的思想相对宽松。许多青年书生投笔从戎。尤其是1905年科举废除后，大批断了仕进道路的读书人加入新军，导致湖北新军的思想从宽松向激进、革命方向发展，最终促使湖北新军投入了反清起义。
1906年的秋天，站在晚清新军前面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如新星般冉冉升起。也许他们还没意识到，背后飘扬着龙旗的大军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
中国历史上的血腥规律再次生效了：乱世重兵。谁在乱世中掌握了最强大的军队，谁就是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曹操、刘裕、赵匡胤、朱元璋等枭雄谁不是靠军队崛起的？乱世纷争，不是军队推着主将上权力角斗场，就是志向远大者与军队提前来个亲密接触，早作谋划。民国的五位总统就分属上面这两类角色。这种政治情结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社会和百姓的心里。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彰德秋操是全国舆论关注焦点。1906年，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年画的最时髦素材就是“秋操图”。人们用传统技法甚至是京剧行头，来描绘口耳相传的那场近代化军事演习。不管画面多么不伦不类，画中最醒目的总是那些跨马配刀、披甲戴银的将领们。隐隐中，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察觉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现象的即将到来。那将是一个军权至上、由实力说话的大混乱大变革时期。
为什么清廷国运命脉所系的新军系统中隐藏着日后如此众多的民国总统呢？这就是答案。
值得深思的是，即将到来的这场革命本应该是在共和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全新革命，而不是中国历史血腥定律的重复。理想中的革命应该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型，在中国社会移植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和媒体纷争，放开社会让它大破大立。可在袁世凯、段祺瑞、曹锟等人和新式革命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壕沟。壕沟的一边是裹挟着西方民主政治风气的革命派，一边是掌握军队、信奉中国传统政治规律的实力派。两派交锋的结果就是两种政治思潮的奇怪混搭。最典型的就如曹锟贿选总统。曹锟已经独霸中原，完全有凭借武力黄袍加身的可能，却还要拿出几千万银圆来“买”个总统。这不是曹锟一个人的行为，而且整个军阀集团的行为——他们都向曹锟凑“份子钱”，有人还忙前忙后张罗选票。在他们看来，议会和民主是需要的，是可以操作的；总统职位是神圣的，也是可以购买的。这不是军阀集团单个群体的认识悲哀，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缺失。
彰德秋操后，清廷又计划在1908年举办第三次秋操，地点选定为安徽的太湖县。清廷对“太湖秋操”极为重视，派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以检阅南洋地区各镇新军的编练成效。于是，鄂皖苏各地的新军就扛着大气球，向太湖县聚拢。半个多世纪后，当地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太湖县来了很多驮洋枪的大兵，在县城四周扎下了营盘木寨；县城的北门沙滩上搭了台，说是给光绪皇帝来阅兵用的；县城周边山上还竖起了大红灯笼，四乡八里都轰动了。1908年11月13日安徽巡抚朱家宝亲赴太湖县城做最后的筹划，谁想次日（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了，隔一天慈禧太后也死了。噩耗传来，秋操取消，举国“国丧”，太湖山上的大红灯笼都换成了白气球。
据说徐锡麟也本想趁秋操之机起义，计划夭折后改为刺杀大员恩铭。孙中山、黄兴等人则在本年度发动了钦康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在南方攻城略地。而袁世凯受到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集团猜忌，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保命。他来到了彰德秋操所在的安阳县，开始了钓鱼观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