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远古走来，浑身笼罩着若有若无的迷雾。雾霭的产生部分因为原始史料和目击者的缺失，主要原因还是有人不愿意让历史真相公诸于世。有人不想让自己那点丑事暴露出来，有人出于权力算计要拼命掩盖事实，还有人编造假象谎言达到秘密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脑海中的观念往往是历史迷雾重重叠叠以后的样子，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本篇就希望冲破迷雾，一点点吹去历史车轮之上的黄沙，探究真相。
南唐后期，大臣韩熙载府上总是高朋满座，歌舞升平，热闹非凡。
这一晚，穿着大红袍的状元郎粲、一本正经的太常博士陈致雍、紫薇郎朱铣、教坊副使李嘉明兄妹二人和韩熙载蓄养的名妓王屋珊、韩的得意门生舒雅、好友德明和尚等亲友同僚纷纷造访韩府。韩府上下，灯火通明，呼朋引类，笑语喧哗，一片欢腾景象。
欢乐的主角韩熙载是何许人也？韩熙载，山东青州人，官宦世家子弟、学术名家，年轻时在北方的后唐中过进士。可惜父亲韩光嗣不幸卷入权争被杀，祸及满门，韩熙载在性命攸关之时刀枪环列之下，挑了副装满红薯的重担，化装成小贩大摇大摆地和仇家擦肩而过，逃往江南。韩熙载在南唐历任三朝，俸禄丰厚，不断收到皇帝赏赐。韩熙载文名远播又写的一手好字，捧着诱人的“润笔费”请他撰碑题词的贵族、士人和富商僧道，不绝于道，他的题词最高价卖到了千金一副。韩府因此成为了南唐官僚中的巨富人家，蓄养妓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成为亲朋好友聚会娱乐的好去处。
热闹的人群中有官职低微的御画院待诏顾闳中的身影。
顾闳中是当朝皇帝李煜派来的奸细。李煜刚刚即位不久，对老臣和北方移民的士人很不放心，用毒酒杀了一批这样的大臣。韩熙载无疑是李煜重点关注对象。韩熙载刚逃到江南的时候，向割据政权投递了类似简历的《行止状》，自己夸自己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文武全才，“争雄笔阵，决胜词锋”，吹嘘能“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找工作写简历，其中难免有些水分。但李煜正紧张防着大臣呢，翻出韩熙载的档案看到了简历，吓了一大跳。这么厉害的角色藏在政权内部，万一有野心我不就危险了吗？难办的是，韩熙载是名将之后、当代名士，又是千里迢迢投奔而来的，李煜不能像对付一般角色那样赐毒酒自尽——那样会招致忌贤妒能的恶名。最后，李煜决定先派亲信的画院待诏顾闳中去探探韩熙载的底。
现在，重任在肩的顾闳中紧张地展开了工作，搜集着府上众人的言谈举止，连满屋的美酒佳肴都无暇顾及。
当晚，主人韩熙载穿着一身黑袍，带着高高的纱帽，长须飘垂，平心静气地端坐榻沿。长榻的另一端，郎粲俯身抱膝，悠闲地半卧在榻上；陈致雍和舒雅分坐案前。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正在中间弹琵琶的李嘉明的妹妹身上。李嘉明的妹妹不愧是教坊出身的专业人士，十指在琴弦上飞速舞动，弹奏出清脆的乐声，时而舒缓如流水，时而急促如战马，时而欢快如奔兔，时而惨烈如朽木……全屋子人，包括顾闳中在内都被深深吸引了。
琵琶演奏结束后，韩熙载下榻换上一件黄色长衫，让下人抬进一面红鼓。他挽袖露腕、举臂抡槌，擂起鼓来。韩熙载的鼓声欢快，好友德明和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擂鼓，情不自禁地拍掌相和，小巧玲珑的名妓王屋珊随后翩翩起舞，舞步轻盈欢快，带动现场气氛活跃轻松起来。
鼓停舞罢，韩熙载请各位客人暂且休息一会儿，自己退入内室，在侍女的服侍下洗手小憩。厅堂前，客人们窃窃私语，两名侍女忙着替换乐器、斟茶倒酒。
擂鼓虽然畅快尽兴，却让韩熙载出了一身薄汗。他脱去长衫只剩下衬衣，袒胸露腹，脱鞋盘坐在漆椅之上。顾闳中远远看到他神态自若地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和侍女轻声说话。对面，五位服饰华丽的女子集体吹起箫笛。韩熙载的门生舒雅忍不住，拿起竹板打了起来，与五人合奏相合。整个丝竹合奏抒情缓慢，笛声悠扬。
在富有江南特色的节目中，江南的夜幕也步入深沉。明月高挂，曲终人散，客人们三三两两起身告别。韩熙载已经换回黄衫，手持一双鼓槌与宾客一一道别。
顾闳中随着人流回到家后，决定将目睹的夜晚用绘画表述出来，呈递给李煜交差，也回顾今天这难忘的夜晚，权作纪念。顾闳中不愧是天才画家，凭着记忆详细地复制了几个时辰之前的情形。除了构思巧妙的画面和连续性的情节，顾闳中将宴会上侍女所拿扇子扇面上的图案、茶几上果盘里的红柿子这些细节都画得精致入微。这张带有情报性质的画作，就是举世无双的《韩熙载夜宴图》。一千多年后，顾闳中的生平和其他作品都湮没无闻，却凭着这幅偷窥之作奠定了中国著名画家的地位。
李煜拿到这幅画后，第一反应是它是一件出色的艺术品、一张伟大的画，第二反应才是：噢，原来韩熙载每天都在家里花天酒地啊！看来韩熙载没有政治野心，不会威胁皇权。作为皇帝的李煜，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作为艺术家的李煜，把这张画藏于深宫，作为珍宝收藏起来。
其实，李煜并没有仔细看懂这幅画。顾闳中在画中忠实记录了韩熙载的表情细节，而这才是读懂这个人物的关键入口。在欢宴的整个晚上，韩熙载应酬各路宾客、张罗歌舞、擂鼓助兴，但自始至终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韩熙载非但心情不畅，而且还表现出郁郁不乐甚至心情沉重的神态。一个天天沉浸欢场的人却满脸苦相，只能说明他在强颜欢笑，在隐藏或者躲避什么。
也就是说，夜夜欢宴并非韩熙载的本意，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韩熙载违心地花天酒地，固然有向皇帝表明没有政治野心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困于党争，以自甘堕落的表象韬光养晦，以求自保。李煜是个很容易骗过去的毛头小子，可和韩熙载一样久经官场，争斗了几十年的政敌集团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南唐作为江南的割据王朝，兴起于唐末的乱世，由一帮藩镇军人和功利的文人开邦建国。建朝后长期掌握实权的是江南本地的士人团体。比如参与建朝的宋齐丘居功甚伟，主导政权后”遂树朋党阴自封殖”。陈觉和宋齐丘交往密切，依附于齐；冯延巳因“与陈觉善，因觉以附齐丘”；魏岑“署郡从事，久不得志，以计策干宋齐丘，荐授校书郎”；李征古、查文徽等人也先后聚拢在宋齐丘周围。这批人关系密切，在朝廷内外相互呼应，被视为“宋党”。而中原士人因南唐政局相当稳定，纷纷从战乱的北方南迁，进入南唐政府。韩熙载和右仆射孙晟都是南迁的中原士人，此外还有常梦锡、萧俨、江文蔚、钟谟、李德明等人。诚然宋齐丘等人对南唐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大贡献，但暴露出来的大权独揽、党同伐异和品行不端的把柄也不少。北方来的士人们因为不满“宋党”，逐渐形成了松散的政治联盟，被称为“孙（晟）党”或者“韩（熙载）党”。南唐烈祖李昪去世后，两党斗争进入了鼎盛时期。
南唐党争不乏有国家政策和权力分配等大政治的内容，但主要内容都是一些围绕道德品行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两边的衮衮诸公为了一点小事互相诋毁、谩骂。冯延巳和弟弟冯延鲁，试图推行人口买卖合法的政策。萧俨就攻击两兄弟此举是想便利自己从市场上多买些美貌的姬妾。宋齐丘写的一手好文章，言辞华美，特别喜欢给人撰写碑志。墓志的制作除了文章好外，还需要有好书法把文章给抄写上去。而韩熙载是天下顶级的书法家，于是宋齐丘起草墓志后常常委托韩熙载缮写。韩熙载不好推托，但每次抄写宋的文章前都用纸塞住两个鼻孔。别人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韩熙载毫不客气地回答：“文臭而秽。”文人意气用事，暴露无余。
宋党曾经矫诏，擅自出兵讨伐闽国，希望能开拓疆土，结果大败而归。回来后，韩熙载等人趁机发难，责难声一阵高过一阵。主事的宋党陈觉、冯延鲁等人当按军法处治，但宋齐丘为他俩求请，最后两人只是削官赶出京城而已。韩熙载上疏，要求严惩肇事者，并且尖刻地指出宋齐丘党羽祸乱朝政。韩熙载的意见是表达了，但是没有人听。宋党依然专权，对韩熙载恨得咬牙切齿。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孙晟、韩熙载为首的松散同盟总体上处于党争的劣势，同盟中的成员或者醉情江湖（江南的风景很好），远离政坛；或者沉湎声色（江南多美女歌舞），陶醉在缠绵的吴音中，即便是给宋党下绊子也只敢偷偷地来。韩熙载文人本性，原本就对声乐有一定的喜好，现在干脆天天莺歌燕舞，作韬晦之计了。所以说，他让顾闳中看到的一幕幕，并非专门为蒙蔽李煜而做的，准确地说是在躲避党争重压的同时顺带蒙蔽了李煜。宋党正虎视眈眈，必欲置韩熙载于死地而后快呢，即便再雄心壮志，韩熙载也不敢抛头露面指点江山了。
说起党争内斗，这可是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传统之一。有人夸张地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甚至中国近代一盘散沙的局面也被人归咎于中国人的内讧。拉帮结派、聚党成立团伙的事情，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那时候生存环境恶劣，原始人类需要聚拢成一个个的小团体，共进共退。当然也有和其他小团体争夺生存资源的目的。随着社会组织越来越完善，个人的作用也许是在递减的，所以祖先拉帮结派图生存的观念更加深入和广泛地植入中国人的思维。这本无可厚非，可党同伐异也得有个限度，不能危害到更大集体的利益。可叹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为了党同伐异而党同伐异，缺乏无私理智的争论。唐末的牛李党争，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一起成为颠覆大唐王朝的三大顽疾，应该为天下步入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负责。当时，牛李两党不顾王朝日益衰落的现实，沉溺于门户之见，相互攻伐，各自依附藩镇或者宦官。北宋因王安石变法引发新旧党争，士人们日后分化成各式各样的党派，如新党与旧党、朔党与洛党、苏学与洛学等。最可悲的是南明福王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不思巩固疆域延续国脉，却继续明末的“阉案”（筛别士大夫是否依附过宦官魏忠贤），没几天又整出一个“附逆案”（判断士大夫在北京城破后可曾投降过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明朝最后的希望就在官僚士大夫们的争吵中被葬送了。至于党禁，大的朝代几乎都用过，陈旧得不能再陈旧了。客观上，中国党争目的都是损人利己，结果都损人损己了。
可笑的是，明明各方都不是好东西的党派中人，非要分出谁是正人君子，谁是奸佞小人。大家都说自己一派是君子，对手是小人。仿佛只有这样，即使国家灭亡，天下沦陷，自己顶着正人君子的高帽子就什么都值了，什么都有了。
我们再说回韩熙载。他这个人的政治才能还是很杰出的，很有自己吹嘘的“文武全才”的味道，既当过兵部尚书，又做过户部的侍郎，主持过南唐的币制改革，而且还是帝师，教皇帝读过书。李煜就认为韩熙载此人果敢能干，但他即位后看到的韩熙载已经是终日醉酒欢歌的形象了。韩熙载在李煜爷爷、爸爸时代的豪情壮志早已在党争中消磨殆尽，荡然无存了。党争又一次成为一个王朝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
韩熙载性格狂傲、醉酒当歌，好在李煜生性宽爱，也是个文人气很重的人，对老臣韩熙载惺惺相惜。两人相安无事。韩熙载写诗讽刺李煜纳小周后，李煜也未加谴责。一次，李煜狩猎返回金陵后，突发奇想，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赦免了一批人。韩熙载马上进谏，说国家有司法部门管理犯人，君主不应该进入监狱，要求李煜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李煜理都没理他，也没惩罚他，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不捧场的臭老头而已。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五月，韩熙载升任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达到了一生官位的最高点。韩熙载升官的原因不是政绩卓越，而是李煜了韩熙载的作品《格言》和《格言后述》，觉得里面纵论历史、指点江山，写得很不错。韩熙载的升官遭到了朝廷的反对，认为一个终日歌舞、尸位素餐的人不应该得到升迁。清议党们不知道，韩熙载在政敌环绕、缺乏根基的环境下，无法高调从政。韩熙载纵情轻歌艳舞，是知不可为而不为。
然而，韩府的高级娱乐活动天天举行，花钱如流水，韩熙载的家底渐渐被掏空了。收入并不低的韩熙载入不敷出，多次“破产”。韩老头很有趣，家境破败后，还蓄养歌伎，每个月领了俸禄就散给歌伎们。最后实在是一文不名、揭不开锅了，韩熙载就穿上破衣烂衫，装成盲叟，手持独弦琴，令门生舒雅执板，逐房向歌伎卖艺卖唱乞讨。大家也不觉得韩熙载这么做有什么反常。朝野已经得出了韩熙载越来越放荡不羁、不堪使用的印象——韩熙载的目的就此达到了。
可韩府上下毕竟有一大家子人，不是靠乞讨能解决生活问题的。韩熙载无奈之下竟然向李煜上表哭穷，请求皇帝帮忙解决经济危机。李煜大为不满，但心肠软，还是用皇宫大内的库钱赏他过日子。这次韩熙载做得太过了，被人弹劾贬官，安置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韩熙载表面上驱逐所有歌伎，单车上路，实质上早已上表乞怜希望留在京城金陵（今江苏南京）。李煜将他挽留下来。韩府驱逐的歌伎又纷纷返回，韩熙载重新恢复了轻歌曼舞的日子，看得政敌和世人直摇头。
韩熙载69岁时逝世。李煜突然觉得南唐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下诏追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谥日“文靖”。韩熙载死时，韩府穷得连葬礼都操办不起了，李煜只好再次自掏腰包给韩熙载买了棺材、寿衣和丧礼用品，又命人选择东晋名相谢安墓旁一处风光秀丽之地。这是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的事情。此时离李煜束手迎降、南唐国灭只有五年了。
人们一说起“清官”、“青天大老爷”，首先想起的就是北宋开封府的包公包拯。而包公判案中最有名的就是“铡美案”。我们一起来审视一下此案的案情和审判情况。
北宋年间，湖北均州人陈世美进京赶试，高中状元，被太后招为驸马，成了宋仁宗的妹夫。但他在老家是结过婚，有孩子的。后来家乡连年荒旱，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带女进京寻夫，闯官遭逐。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寿辰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就暗示秦香莲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却派家将韩琦追杀。韩琦良心发现，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而死。秦香莲向开封府尹包拯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嗣”，包拯将陈世美召到开封府，好言相劝，又让他们夫妻对质。陈世美自恃国戚，强辞狡辩。包拯大怒，要铡死陈世美。公主和太后闻讯赶来阻止。包拯顶住压力，最后将陈世美铡死。
陈世美犯了什么罪，罪该至死吗？仔细分析，陈世美犯有三条罪：
第一是隐瞒婚史迎娶了公主。在北宋男子多妻是合法的，所以这不算重婚。这条罪的要害是“欺君”，没向太后和宋仁宗坦白婚史。第二是驱使他人（韩琦）杀害秦香莲母子。第三条罪是不赡养父母，并且不顾其中一个妻子和子女的死活。这第三条罪更多的是个人道德问题，最多打打板子，承诺以后向他们支付生活费就可了事。第二条是驱使他人杀人未遂，罪也不至死。至于隐瞒婚史骗娶皇帝的妹妹该当何罪，在宋朝律法上没有专门的判刑规定——既然没有规定就不能乱定罪。事实上，法律允许男人多妻，皇妹本人又愿嫁而且原谅了陈世美，所以陈世美的这个“欺君”罪更多是属于皇帝家庭内部矛盾，理应请示宋仁宗本人“圣裁”。
退一步说，就算陈世美的罪行够得上明确的死刑标准，包拯也不能想用铡刀铡了陈世美就真的把人给铡了。宋仁宗给他铡刀是让他威慑犯人的，危急时刻才可以先斩后奏。但陈世美案明显够不上可以先斩后奏的标准。包拯有滥用皇帝授权的嫌疑。
几百年来，人们很少去想陈世美是不是被冤杀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包拯做得对，包拯是清官做了好事。因为人们，尤其是女性，同情被抛弃的秦香莲，憎恨贪图荣华富贵的陈世美。如果做一个调查，肯定大多数人都觉得陈世美该杀，认可包拯把他送上断头铡。
综合各种版本包公铡美案的说法，包公在审案时并非人们想的那般铁面无私。包公在掌握了陈世美的罪行之后，第一反应不是依法办事，而是劝他只要认下妻儿就既往不咎。后来，太后和公主都赶到开封府，威逼利诱包拯放过陈驸马，不然就坐守开封府不回宫。包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左右为难，只好拿出三百两银子赠给秦香莲，劝她与儿女回家，不要再追究了。看来包公也有承受不了压力，企图徇私枉法的时候。最后还是秦香莲的一句“只说包相爷为官清正，他们官官相护有牵连”把包公的黑脸刺激成了大红脸。包公发誓“拼着官儿我不做”也要把陈世美正法。也许，包拯是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把陈世美送上铡刀的。
在《宋史》里，有关包拯判案的记录只有一条。说包拯在做天长县知县的时候，一户人家的耕牛的舌头被人割了。牛主人来县衙里投诉。包拯就让他回家去，把牛杀了吃了。（第归，杀而鬻之。）马上就有人来状告牛主人私杀耕牛。古代，耕牛是有关农业根本的牲畜，不许私杀。确实要杀的，需要履行严格的申报手续。所以我们会看到，只有梁山好汉才会杀耕牛，大口吃牛肉。包拯就问告状者：“你是怎么割人家牛舌又来告他私杀耕牛的？”那人果然是割牛舌的人，“惊服”，坦白了作案过程。原来包拯一开始就断定是仇家割的牛舌，故意让牛主人杀牛，引蛇出洞。他的推理是不错，但方法是违法的。既然耕牛不能私杀，要保护农作劳力，但包拯却让牛主人杀了一头还有用的耕牛，不是知法犯法是什么？用违法的手段来达到合法的目的，是不可取的。而且，包拯那么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确信方法一定能够成功，万一失败了呢？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头牛。
真实的包拯是一个个性强烈，往好了说改革创新，往坏了说特立独行的司法官。之前北宋规定“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百姓很难与司法官员直接见面。包拯主持开封工作时，规定府衙大开正门，让告状者都可以直接见官，面陈案情。这个制度很人性化，对审案也有帮助，但之后朝廷当作制度向全国推广，就难为了许多地方官。再加上包拯一不怕权贵，二为民申冤，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的人缘并不好。
包拯有时甚至不顾规定和礼节，当面质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同僚们下不了台。这样的清官和官场太不合群了。但宋仁宗认为：“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的一生总算没有受到迫害，死时还追授了一个礼部尚书。
中国古代有三大善于审案的清官，除了北宋的包拯，还有明朝的海瑞和清朝的施世纶。海瑞比包拯更不合群，人缘差到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他出任应天巡抚时，下属州县官员不是提前退休就是申请外调。对于审案，海瑞自述奉行以下的理念：“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他的审案标准是“非法”的，以保护弱者为准，而不去遵循法律的规定。如果贫民和富户去诉讼，海瑞难辨是非，就判贫民获胜。尤其是涉及财产纠纷时，海瑞宁愿委屈富户让贫民得利。因为富户少了点财富没事，而贫民本来就没钱，再失去财物就可能会沦为流民或者铤而走险。如此看来，海瑞很有劫富济贫，保护弱势群体的意思。但如果叔侄或者兄弟诉讼，为了维护封建伦理，海瑞会判侄子、弟弟输官司。当案子涉及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海瑞马上转到官宦绅士的角度上，判“小民”输官司。这样看来，海瑞又是弱势群体的敌人，站到了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为什么海瑞的审案原则如此混乱？仔细分析，他的原则只有一点：维护王朝统治。如果只是财富等低级案子，海瑞会照顾普通百姓和弱者，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如果是涉及封建纲常伦理的案子，海瑞马上站在官宦统治阶层立场上，打压普通百姓了。不管怎么说，海瑞都不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好法官，更不是平民百姓的保护神。
无独有偶，“施青天”施世纶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得到了皇帝类似的评价。康熙皇帝在上谕中评价他：“施世纶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护庇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护庇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如施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施世纶个人操守没问题，不贪污不腐化，但是判案的时候老是偏袒弱者，遇事偏执。康熙皇帝觉得这样的人最好去管钱谷粮草（因为廉洁），不适合做司法工作（办事偏执，不守法）。
包拯也好，海瑞也好，施世纶也好，都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考虑判案，没有一个人依法办事，而是依“己”办事。这是典型的“人治”。人治的坏处就是人性的坏处。宋朝张乖崖也是个“清官”。他当崇阳县令时看到一个小吏自库房中出来。张乖崖看到小吏的鬓巾下有一枚铜钱，上前诘问，果然是库房中的钱。张乖崖大怒，下命杖责小吏。小吏勃然大怒说：“一枚铜板何足道哉，竟然要杖打我？你能杖我，不能斩我！”张乖崖更愤怒了，提笔宣判：“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他仗剑下阶，竟然将小吏斩首。崇阳人至今思念这个清官，因为百姓痛恨贪污公款的官吏，认为惩罚越严厉越好，杀得越干净越好。
张乖崖的行为符合民间的心理。但法律肯定规定了多少的金额才够得上杀头的标准，张乖崖也是知道的，所以假设该名小吏每天贪污一枚铜板，积少成多的方法，将他斩首。这难道不是在找借口杀人吗？
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清官判案的故事也表明，清官凭一己之心判案也会步入徇私枉法的危险。有人捡到装有白银五十两的钱包，在原处等失主找来。后来失主来了，却不愿意给他酬劳（古代法律规定捡到的人可以获得失物的一部分），就谎称钱包里有一百两白银，要捡到者还另一半来。
这事闹到了某个清官那里去。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个钱包是失主的。但是清官厌恶失主的贪婪，就说既然钱包里面的银两金额不对，就说明这个钱包不是你的，你继续寻找掉的钱包吧，这个钱包归捡到的人所有。这个判案结局相信也符合绝大多数民意。但它合法吗？明明这个钱包是失主的，却因为清官厌恶失主的贪婪，将之判给了捡到者。退一步，我们以小人之心推测一下，难道就不存在捡到的人真的私下拿走了五十两银子的可能性吗？难道就因为捡到的人看起来比较老实，就判定是长得尖嘴猴腮的失主在故意刁难吗？
那么百姓们津津乐道的清官审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毫无法理意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满口革命大道理，事实上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清官’判案所主要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即使运用法律，也是一种道德化了的法律。他们重结果，而不重推理。”（赵海永：《论清官文化对我国宪政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阻碍》）
清代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塑造了两个典型的“清官”形象——玉贤、刚弼。玉贤做曹州知府，曹州“路不拾遗”，实质上是他依靠强权滥杀无辜，造了冤案，让境内百姓无论善恶都噤若寒蝉。刚弼做官拒绝巨额贿赂，不要钱、不受贿，名声在外，但一味臆测断案，用刑严酷，枉杀了很多好人。因此刘鹗说：“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可见，清官乱杀人，比贪官更可怕，更隐蔽，更值得我们深思。
以粉色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突破口，攻击仇敌，是中国社会惯用的斗争伎俩。
南宋孝宗年间，台州天台有个营妓才貌双全、名扬浙东，叫做严蕊。台州太守唐仲友做出过严蕊一走台州无人的高度评价。官府摆宴上席的时候，唐仲友总是要邀请严蕊歌舞助兴，赏赐颇丰，两人还有诗词往来。南宋的营妓是官方妓女，官员可以招营妓来陪酒助兴但不能有进一步的身体接触。唐仲友和严蕊关系密切，但有没有进一步发展，不得而知。这事在当时就议论纷纷，支持唐仲友的人说唐太守碍于官箴，与严蕊未便亲近；反对唐仲友的人，比如台州通判高炳如则说唐太守和严蕊简直是一对奸夫淫妇，唐仲友不仅包养严蕊，还由严蕊出面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和任何桃色新闻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除了当事人谁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但是唐仲友和严蕊关系密切，这是明摆着的。
那一边，理学宗师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来浙东当了唐仲友的顶头上司。朱熹的这个提举官是宰相王淮推荐的。朱熹在南康任职的时候治理灾荒得当，刚好浙东大灾，王淮希望朱熹能治好灾情。朱熹到职后，从调查时弊和整顿吏治入手，明察暗访，雷厉风行，弹劾了一批贪官和豪门大户。被朱熹弹劾免职的浙东官员有绍兴府指挥使密克勤，衢州太守李峄，江山知县王执中，宁海知县王辟纲等多人。由北往南，一路下来就是台州了。耿直的朱熹将下一个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台州太守唐仲友。
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导火索是什么？一种说法是台州通判高炳如向朱熹夸大了台州的灾情，捏造了一些对太守不利的事实。尤其是有关唐仲友和严蕊鬼混的指控，让号召“存天理灭人欲”，讲究修身养性的朱熹难以容忍。另一种说法是词人陈亮在台州和唐仲友的关系搞崩了，来向朱熹打小报告。陈亮游历台州，和另一营妓赵娟浓情蜜意，定下婚姻之约。陈亮要唐为赵脱籍。唐仲友是个好心人兼大嘴巴，在给赵娟脱籍的同时告诉赵娟陈亮为人刚正、家中清贫，要赵娟做好吃苦的准备。赵娟恰好不愿意吃苦，恢复清白身份后不愿嫁给陈亮了。陈亮遂与唐仲友反目成仇，怒气冲冲地找到唐的上级朱熹，将唐仲友平时的不逊之言和盘托出。比如唐仲友说朱熹是假道学伪君子，说朱熹字都不认识几个（朱熹曾读错字）还出来当官等等。朱熹勃然大怒，快马加鞭赶往台州。
朱熹真正发怒的是唐仲友对道学的态度。唐仲友也是一代名儒，不吃程朱理学那一套，对理学横行感到厌恶。“如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说正心诚意的，都是一班害了风痹病、不知痛痒的人。君父大仇，全然不理，方且扬眉袖手，高谈性命，不知性命是什么东酉！”他批评理学的道德说教不近人情，对人高标准对己低要求，还抓住朱熹言行品性中的小辫子不放。将理学视为高于生命的朱熹早就把唐仲友打入了另类名册。
因为朱熹来得突然，唐仲友未能及时出城迎接。两人一见面，唐仲友就给朱熹留下了不尊敬上级的印象，自尊心很强的朱熹认为唐对自己有意怠慢。
唐仲友的背景很硬，和王淮是姻亲，当时已经被朝廷大员推荐即将升任江西提刑。朱熹拦下了这项任命，而且立即追取唐仲友的太守印信，连续六次上表弹劾他。弹劾的罪名除了贪污腐败、治灾不力等之外，专门有一条是道德败坏，与营妓严蕊淫乱。朱熹讲究个人品行修养和纲常伦理，对妓女有天然的厌恶，想当然地认为妓女是祸水而且软弱无德，所以迅速将严蕊收监拷问，希望查出唐仲友的风流之罪。唐仲友也不示弱，上书弹劾朱熹，说朱熹沽名钓誉、以大欺小、无中生有等等。朱、唐两位都是当世的文坛领袖，分属不同派别。他们的交恶引起了两个派别的交互攻击，官员文人们纷纷参与其中，上书支持朱熹或者唐仲友，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丞相王淮等人觉得事情很棘手，将奏章压下不报，能拖就拖。
却说朱熹将严蕊关入大牢后，逼严蕊承认与唐仲友私通并瓜分官财，严刑逼供。谁知严蕊瘦弱的身躯里有着铁石般的意志，任凭朝打暮骂、千锤百拷就是不招供坚持说：“我和唐太守循份供唱，吟诗饮酒是有的，别的事情一分一毫都没有。”问来问去都是这句话。
日后有支持朱熹的人否定朱熹曾对严蕊严刑逼供，认为这是通判高炳如等人做的。朱熹的身份在那，不可能亲自拷问严蕊。的确，朱熹本人不大可能亲自到监牢审问，但考虑到高炳如是朱熹一派的人，并且严蕊入狱一个多月后被送台州转移到绍兴的监牢继续审问，朱熹不可能对严蕊在狱中的情况不知情。相反，朱熹可能是担心在台州审问相关人犯不利于搜集唐仲友的罪证，所以将相关人等押往了绍兴异地审问。他还是希望从严蕊身上打开突破口。
在绍兴，严蕊受到了折磨，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是坚持与唐仲友的清白。有狱吏看不下去，好言劝她：“上头这么刑罚你，不过是要你招认，你何不招了呢？你一个营妓与当官的私通，最多不过是杖责，况且都已经杖责过你了，招了也不会再给你打板子，何苦现在这样硬挺着吃苦呢？”严蕊严辞拒绝，发了一番流传文坛的豪言：“身为贱伎，纵然和太守为奸，料也不到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天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尤其是第二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敬佩。最终受尽刑罚的严蕊坚决不牵连唐仲友。朱熹并没有得到有利的供词。
监牢之外，朱熹一再上表，唐仲友反复自辩，两派的攻击争论越发激烈了。唐派中人参劾朱熹又多了一条罪过：酷逼娼流，妄污职官。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被晚年的宋孝宗赵眘知道了。王淮不得不将双方的奏章进呈御览。都司陈庸等人奏请令浙西提刑查办此案，调朱熹前往受灾的州郡巡视。宋孝宗准奏。但朱熹在台州收到诏书后，拒不执行，再次上奏，坚持要处理唐仲友。皇帝本想做个和事佬，将此事化解，不想朱熹的犟脾气上来了，不处理唐仲友就赖在台州不走了。他只好问朝臣如何是好？王淮不愧是宰相，站得高看得远，做了很经典的点评：“此案，不过是两个秀才争闲逗气而已。”宋孝宗哈哈大笑，点头称是，同时撤销朱熹和唐仲友的职位，平级调出浙东了事。
不想，朱熹一派的弹劾风潮太盛，唐仲友新官未上任就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被免职。朱熹则认为没有达到扳倒唐仲友、去浊扬清的目的，心中郁郁不平，加上遭到唐仲友一派的接连弹劾，干脆解职还乡，躲进武夷山著书立说去了。朱熹弹劾唐仲友一案以当事人两败俱伤结局。
严蕊意外成为了整个案子的胜利者。朱熹被调走后，严蕊的事情没人过问了，被无罪释放，依然回去当营妓，却声望鹊起，名动士林。读书人争相一睹芳容。传说，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朱熹之职，专门接见了严蕊，让她作词自陈。严蕊口占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美头，莫问奴归处。”岳霖被感动了，将严蕊脱籍从良。严蕊经此磨难虽然形体憔悴，但一个丧偶的宗室敬重她的品行，纳她为妾。严蕊后半生衣食无忧，安稳幸福。
朱熹与唐仲友相互弹劾的史实存于当时士人的文献记录，里面提到了严蕊。严蕊的详细事迹最早见于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庚》，后经《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断案朱熹争闲气 甘受刑严蕊传芳名）的传播，名声大播。明清时期，理学的地位急剧上升，朱熹被捧为圣人。这则对朱圣人不利的故事，引发了巨大争议，也得到了那些对理学不满、产生逆反心理的人士的共鸣。支持朱熹的人指出，这则故事对真实的史实进行了虚构加工，失真了。唐仲友在台州任上确有包养严蕊等营妓，听任营妓为虎作伥残害百姓的恶行。而洪迈是唐仲友的好友，他的作品肯定是帮着唐仲友诽谤朱熹的。而朱熹本人在世时就指出传说中严蕊写的那首《卜算子》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写的——只是朱熹的指证有马后炮的嫌疑。还有朱熹粉丝考证出岳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一职；宰相王淮在整件事情中庇护亲家唐仲友。当然赞同严蕊事迹真实性的也大有人在。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争论还将继续。
争论归争论，整个案子有几点基本情况是明确的。第一，朱熹主导了对唐仲友的弹劾，整件案子是他挑起的，也是他要坚持到底的；第二，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罪名有不服理学，弹劾的原因之一是唐仲友并非理学的同道中人。归纳起来，朱熹有借机打击学术异己的嫌疑。
事实上，朱熹的宗派思想很严重。他在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时候，就着力于建设一个理学派系，暗地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朱熹对自己的理论很自信，自信到了自负的地步，热衷于与他人争辩学术的高低对错——殊不知，学问应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本可以和睦共处。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就指出朱熹的宗派行为，说他“借《大学》、《中庸》作文饰，谁对他下一拜就称之为颜闵；他的一句话，就要门人当作孔孟之道来对待”。
韩侂胄主政后，朝野上下看不惯理学的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朱熹和理学。他们给朱熹扣上的罪行很多是假的、夸大的，但后人也可以从中窥见朱熹的若干真实面目。监察御史沈继祖等人弹劾朱熹的个人品行有问题。朱熹曾写信劝别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改嫁，反对妓女行业，推行一些不近人情的理学标准。但政敌说朱熹曾纳两个尼姑做妾，还协同上任。“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收取高额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朱熹一年就得钱好几万。”沈继祖等人弹劾的事实真假，历来都有争论。其实，朱熹的这些作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反而是普遍存在的。但如果朱熹平日不慷慨激昂地鼓吹“去人欲”，不拷打弱女子搜集异己的罪行，别人也不会无情地揭露他的隐私。朱熹他本来就是一个平常人，不是圣人，也不必自树为圣人。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案子发现人治的可怕。朱熹预设唐仲友有罪，再四处搜罗罪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不是唐仲友也不是吃素的，如果不是营妓严蕊刚硬不屈，如果不是引起舆论广泛注意，唐仲友可能就被革职查办了。事实证明，朱熹的许多指控是不实的，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色彩。他对严蕊的态度也是人治思想的一次典型展现。朱熹鄙视、厌恶妓女，就想当然地认为严蕊和唐仲友存在不正当关系，进而授意或者默许进行严刑逼供。这也从反面证明朱熹必欲除掉唐仲友，已无司法公正可言。
《二刻拍案惊奇》说如此“想当然”的办案，朱熹不是第一次了。朱熹任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县令时，有户平民百姓来状告当地豪门大姓霸占其家祖坟。福建地区极重祖坟，豪门富户常常霸占风水吉地，侵夺小民的产业，类似的诉讼几乎天天都有。朱熹接到案子很重视，亲往踏勘，发现案发地是块风水宝地。他心里就认定：这样的宝地肯定会被豪强看上，必定是原告势弱先世的坟地让被告霸占了。被告豪门辩白说，这是家里新选的坟地，工程刚完工。原告小民说，上面的新坟是被告的，但底下老土埋着自家祖先。朱熹就让挖开查看，果然挖到一块青石板，上面依稀刻着小民家里祖先的名字。豪门大吃一惊，朱熹判他退还霸占的坟地，小民只是叩头说“青天在上”。朱熹很得意，心想：“这种锄强扶弱的事，不是我，谁肯做？”等到弃官隐居，朱熹重返武夷山，才从当地居民口中知道，那原告小民奸诈无比，窥知朱熹好名，喜欢替小民作主，就预埋墓石，通过朱熹之手骗得豪门坟地。朱熹悔之晚矣。
《二刻拍案惊奇》点题说：“道学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岂不是个大贤了？只为成心上边，也曾错断了事。”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人治而非法治，但圣贤都有私心和偏执时，何况一般凡人？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阴历八月二十二日夜，漏将二鼓，北京城沉浸在睡梦中。
“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了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府邸所在胡同里的人们，引发群起的狗吠。
几个匆匆赶来的太监用力砸着张府的正门，进门后拉起睡眼惺忪的张廷玉就要走。
“何事如此惊慌？”
“皇上宣您，急宣觐见！”
“去哪儿？”
“圆明园……”
张廷玉随人飞奔到圆明园西南门，只见门口人影闪动，进进出出的人不少。几名翘首以待的太监见张廷玉来到，赶紧一边向内通报，一边引着他前往雍正帝的寝官。
张廷玉擦擦汗，继续飞奔。他心中连叫不好，看这阵势宫中八成出了大事，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莫非是皇室内乱官门喋血？远远望见寝官便见灯火通明，近前了看到御医和太监宫女们来回穿梭，忙成一团，张廷玉明白了大半。他在寝宫外候着，瞅空拉住一位御医轻声询问皇上是否得病，病情如何，那御医回答“上疾大渐”便挣脱而去。张廷玉脑袋“嗡”的一声，身子差点倒地不起。作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天天和雍正皇帝在一起处理政务，是观察皇帝最多最近的人。雍正皇帝的身体一向很好，办起公务来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一点都看不出病容。昨天（二十一日），雍正皇帝曾经说身体感觉不大舒服，张廷玉等朝臣就恭请皇上注意龙体。雍正摆摆手，继续埋头处理奏折，没有下文，大臣们也就不把这当回事了。
今天（二十二日），四皇子宝亲王弘历和五皇子和亲王弘昼，听说父皇感觉身体不适，一直服侍在雍正身边。雍正依然一目十行，提笔龙飞凤舞，没有显露病态。处理完政务，君臣告别。怎么几个时辰之后，皇上就突然病重了呢？
张廷玉正纳闷着，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和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等王公大臣陆续赶到。大家惊愕之余，互相投递着疑惑的目光。
不多时，侍卫陪着御医走出寝官，看看外面的王公大臣们，摇摇头，默默地让到一边。大家清楚：雍正皇帝的最后时刻到了！
张廷玉与众人按照班次排成两行，屏息蹑足，鱼贯进入寝宫，在御榻前三叩九拜，恭请圣训。灯火昏暗、帷幔轻卷、药味弥散，御榻上的雍正皇帝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任何反应，众人也看不清他的嘴脸，谁也没见到雍正的最后一面，更不用说聆听遗言了。最后，众人强压住内心的疑虑和不安，静静地躬身退出，回到宫外阶下等候结果。
第二天（二十三日）子时，宫门突然大开：“大行皇帝龙驭宾天！”哀乐随即响起，张廷玉等人放声恸哭。大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雍正就这么突然死了，雍正时代结束了！
雍正皇帝的死没有一点征兆，无疑是猝死的。那雍正为什么会猝死呢，他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一个谜了，谁也说不清楚。雍正生前杀戮过重，树敌过多，很多人都诅咒他不得好死。刚好雍正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雍正死因的猜测纷纷出笼，越说越离谱。甚至有人考证出雍正是被曹雪芹和情人竺香玉合谋害死的，还有人在历史中说雍正是因为乱伦有愧而自杀的。而流传最广的是侠女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吕四娘杀了雍正后，还割去了雍正的头。所以清西陵泰陵中的雍正尸体没有头，大臣们做了一个金头安上才让雍正有个全身。（新中国建立后，考古部门曾对泰陵进行挖掘，但没有深入灵柩看到雍正尸体。）
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要从湖南一个叫曾静的书生说起。曾静科举不顺，就不安分了，看了许多反政府的图书言论，产生了“反清复明”的念头，派遣学生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妄想策动他一起造反。为什么选择岳钟琪呢？因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清朝起源于建立金国的女真族。曾静想当然地以为岳钟琪会反清复明。他也不想想，过去五百多年了，岳钟琪哪还会和祖宗保持相同的信仰啊？结果，岳钟珙连人带信上交朝廷，曾静案就此发生。曾静供称，给自己带来极大思想启发的著作都是浙江人吕留良的作品。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儒生，终生不仕，隐居着写反清复明的作品。于是，一个谋反案牵出了巨大的文字狱：吕留良反书案。
曾静、张熙等人没有因为拉岳钟琪造反被杀（雍正留他们俩做反面教材，组团到处巡讲反清复明是如何大逆不道，当朝政府是如何地好），吕留良案的相关人等却被株连九族，人头落地。已死的吕留良和长子被开馆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之子吕葆中被斩，家人被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所有人都分别被判以斩监侯、流放、杖责等刑。清政府的网撒得很大，可传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在外地，侥幸逃生了。吕四娘一心报仇，又遇到了武功高手，结果学得十八般武艺且样样精通，飞檐走壁不在话下。长大成年后，吕四娘潜入北京城寻找机会刺杀雍正皇帝。她曾夜探乾清宫，也曾多次进入圆明园，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吕四娘得知雍正在圆明园，摸入皇帝寝宫，砍下雍正的脑袋，拿去祭奠家人。还有一种说法是雍正好色，吕四娘当晚冒充嫔妃，轻易将雍正杀死。
雍正为吕四娘所杀的说法有许多明显的疑点。首先，吕四娘不可能逃出清廷追杀的天罗地网。当时负责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是雍正的亲信，以擅长缉盗和果断干练著称，加上他曾给吕家题过匾，所以办理起来特别上心认真。吕家的其他人都抓到了，李卫断不会犯下让吕四娘这个重犯逃脱的错误。其次，飞檐走壁是传说，谁看到过有人在故宫宫殿和高墙上飞越自如了。雍正身边的那些侍卫也不是吃素的，想来不会输给吕四娘这个小丫头。一个弱女子在重重宫闱中取皇帝首级如探囊取物，更像是民间传说情节，而非历史事实。第三就是雍正皇帝无头的情节，缺乏证据。
仅次于吕四娘刺杀说的雍正死因是死于丹药中毒说。清末民初就有人提出：“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现代历史课本也基本采取此说。
张廷玉在当天笔记中记载，雍正宾天时“七孔流血”，他“惊骇欲绝”。七孔流血是中毒的典型反映。那雍正中的是什么毒呢？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终生求仙访道，追求永生。他养大量道士于宫苑内以修炼丹药，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丹药。这些丹药富含汞、铅、朱砂等成分，经高温烧煅而成，毒性很大。雍正吃药成瘾，尤其是十三弟允祥死后还加大剂量，终致中毒。
有两个细节可以作为丹药中毒说的佐证。雍正猝死十三天前，八月初九日，“圆明园二所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有毒，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当时普遍用于炼丹。这么大批量的黑铅最后去了哪里呢？第二，雍正死后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就紧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并下旨宫中的太监、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乾隆给出的理由是“恐皇太后闻之心烦”，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同时，雍正还贪恋女色，晚年曾服春药。这可能也是导致他猝死的原因之一。朝鲜使臣曾指证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都不能动了。这样差的身体条件，再加上天气变化或者工作强度加大，的确很可能让他猝死。客观地说，雍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在位不到十三年，批阅奏折192000多件，平均每天40件。每个奏折，雍正都亲书批语意见，累计超过千万字。一年365日，雍正只在生日那天休息一天，平时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体力精力严重透支。这样的工作强度加上服用丹药、春药，的确构成了一个58岁的人猝死的可信解释。
至此，雍正猝死案看似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服用春药也好、沉溺丹药也好，这些都不是导致一个人猝死的必然原因。雍正之死的主因是工作强度过大，导致身体和精神严重透支，长期得不到休息。他的工作强度为什么会那么大呢？
这都是立志改革的雍正自找的。他一生办了许多事情，他克服各种阻力整顿吏治、设立军机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该办的不该办的都办了，就是每天处理的那么多奏折也是他自找的——雍正设立了奏折制度。
这些政策方针，每一项都得逆水而动，政策推行难度极大。雍正处理起政务来态度决断，雷厉风行，加上他性格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得罪的人难以计数。后世流传许多雍正的黑暗形象，比如杀兄害子、纵容杀手、动用血滴子等等，事后还将杀手斩草除根，整个一暴君形象。虽然有所夸张，多少反映了雍正为了贯彻落实政策，采取了一些残暴甚至极端的手段。所以雍正长期心神不宁、精神涣散、惧怕报应，这才是他猝死的根本原因，服药只是引发了他最终的猝死。
我们跳出雍正之死的简单案例，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之死。必须承认，皇帝是“不得好死”的高危人群，多数皇帝不是死因成谜，就是他的死亡给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变故，衍生出新的谜团来。
一些短命王朝，比如秦朝、隋朝、南梁、北辽，所有皇帝都是非正常死亡的；许多王朝的末期君主也全都不得好死，比如北魏末期孝庄帝元子攸、节闵帝元恭、安定王元朗全部他杀；金朝的完颜直、完颜亮、完颜承麟被杀，完颜守绪自缢而死。
秦始皇死在出巡的路上，引发了沙丘政变；秦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都被逼自杀。隋朝的隋文帝死得不明不白，儿子杨广杀人嫌疑最大；杨广当了隋炀帝后，是被禁军勒死的。其他死的比较蹊跷的皇帝还有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被宫女用被子闷死，他的儿子司马德宗被人勒死，另一个儿子司马德文被人捂死；梁武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活活饿死；北齐高洋死于酒色过度；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被宦官杀死；宋太祖赵匡胤死在“杯弓蛇影”的疑团中；明朝的崇祯皇帝也许是死得最壮烈的，他上吊自杀殉国。
死于毒药、丹药的皇帝也有长长的名单。其中被人毒死的有：汉平帝刘衎、汉质帝刘缵、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北魏元修、东魏元善见、西魏元钦、北周的宇文毓、唐哀帝、元明宗等；死于丹药中毒的有：晋哀帝司马丕、唐太宗李世民、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明世宗朱厚熜等。
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作为所有政治权力指向的最终点，皇帝的生死理应轰轰烈烈，不然就辜负脚下的江山和手中的权力。如果一个皇帝生时默默无闻，死得也一干二净，那反而是值得反思的。有趣的是，生前执政最刚强、政绩最显著的君主往往是身后事最说不清楚的皇帝。比如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包括汉武帝、隋炀帝等人。这也许可以透露皇帝之死为何多是非的一些内幕。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坐镇南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举止失措，失守广州。
广州失守后导致了一系列灾难。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京津，烧了圆明园，割走了包括九龙在内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从此外国公使在京城大摇大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朝野上下视之为奇耻大辱。而叶名琛就是耻辱的始作俑者。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
战争危机从广东开始。各国使节求见兼任通商大臣的叶名琛时，叶名琛概不接见，根本不和列强沟通。一些外国使节任期已满连国书都无从递交。至于间接收到的外国要求，不论合理不合理，叶名琛一概拒绝。叶名琛还处处留意，外国使节有没有去北京“越级上访”。他希望把外交事务控制在两广总督能控制的范围，符合千百年来天朝上国和蛮夷的朝贡体系内。当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叶名琛“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部下要求出兵，叶名琛就说：“必无事，日暮自走尔！”结果侵略军非但没走，炮声更加强烈了。叶名琛端坐中军帐，在督衙里下棋写字。据说广州城破之日，叶名琛终于做了一件事：请道士作法逼退敌军。结果，叶名琛成了近代中国被俘的最大官员。
叶名琛的作为被认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此“六不”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第二个人。如此说来，叶名琛要为广州失守负完全责任。一百多年来，官方和民间对叶名琛的口诛笔讨并没有冤枉了他。
对于这桩政治大案，有许多疑问需要解答。第一个疑问就是：叶名琛是个昏庸无能、愚昧盲目的“六不”总督吗？
叶名琛出身湖北汉阳普通人家，能一步步做到两广总督，官居一品，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官场多少需要真才实学，任何一个白痴都不可能爬到官场的顶峰。叶名琛从小勤奋好学，年轻时“以诗文鸣一时”，中进士后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逐步提升，直到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出任广东巡抚。当时叶名琛刚过不惑之年，年纪轻轻骤降大任。如果没有过人的才能和政绩，清廷不会挑选汉人平民子弟叶名琛的。
叶名琛这个人是治政的高手，尤其擅长理财和镇压叛乱。
叶名琛主政广东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江中下游地区战火纷飞，广东和北京的中央朝廷联系疏远了，远隔岭南。叶名琛依然在太平天国大乱中向朝廷长途输送了上千万两的白银。广东本地也骚乱不止，造反蜂起。叶名琛在广州城内仅有一万五千名兵勇，但陆陆续续进攻广州城的起义军超过二十万人。叶名琛不仅守住了广州城，还消灭了省内叛军的主力。叶名琛的法宝就是残暴镇压。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多的时候每天处决俘虏近千人，平常每天也有八百名造反者被斩首。叶名琛在广州屠杀了起义军超过十万人。
叶名琛因此获得了“干臣”的声誉，深得皇帝宠信，累迁至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封一等男爵。“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
可见，叶名琛不仅不庸碌无能，而且还是官场沉浮的胜利者，老练凶狠，手腕高超，权倾两广。在大动荡的年月，叶名琛保持了两广地区的稳定，堪称清王朝的岭南一柱。
紧接着的问题是，能干的一代豪杰，为什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失水准，无所作为，祸国祸己呢？如果史料相互出现冲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说明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去审视史料了。
广东处于中西交往的前线，叶名琛不乏与列强交往的经验。可惜他工作方法单一，只是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要求进广州城。叶名琛坚持条约中没有明确允许洋人进广州城，严词拒绝。他联合民团，严为戒备，掀起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入城与反入城”之争。后来还是中方以停止贸易要挟，才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入城要求。叶名琛对西方强硬了多次，都以西方的退让告终，这让他产生了西方列强是纸老虎不足惧的感觉。他思想中盲目无知的成分是不足取的，但这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外的普通思想。他思想中强硬对外的另一面，在萎靡不振的世风中则显得难能可贵了。
英法联军炮轰广州，揭开第二次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叶名琛的举动突然让人大失所望。他既没有组织城内军队抵抗，也没有发动群众组织乡勇团练，更没有调动两广各地军队增援，甚至打击官民抵抗的热情。叶名琛这么做，恰恰是总结丰富的政治经验后的决策。他首先错判了英法联军进攻意志，还以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吓唬吓唬中国人，要挟点利益。对于讹财的无赖，别理他就行了。其次，叶名琛看到过装备精良的近代军队。广东的清朝正规军拿着大刀长矛，只有少数火炮，还是明末清初造的。这样的军队和英法联军一碰，不是羊入虎群，白白送死吗？随后的天津军粮城之战、通州八里桥之战就是证明，而当时上场的清军还是精锐的八旗铁骑。再说了，叶名琛手头也没多少可以调动的军队。后人就批评了，叶名琛为什么不武装民团乡勇，让英法联军葬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呢？广东省经过了十年的战乱，有多少青壮力能入伍从军；广东不断向北京输送钱粮，支持朝廷镇压太平天国，还能有多少财力来武装民众？叶名琛手里的两广总督府是一个被大乱拖耗殆尽的空架子。别忘了，南京的洪秀全就是广东人，太平军被朝廷称为“粤匪”，广东起义不断，乱军隐藏在民间，叶名琛再去武装民众，不是犯忌是什么？朝廷断然不会答应的。
站在叶名琛的角度来看，静观其变无所为是最现实的决策，虽然不是最好的。
叶名琛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在力所能及、实力允许的情况下搞了一些“小动作”。
比如叶名琛发挥保甲系统的作用，查找为英法联军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向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防止奸细混入广州城；悬赏银元三十购买英法联军的首级；派出小股部队对英法联军采取袭扰战，杀死过若干英军。所有小动作中最有成效的是，叶名琛派奸细去香港面包房投放砒霜，让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包括英军司令包令的夫人。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大批英国人怕得在战争期间避居澳门。
叶名琛还有一个“大动作”，就是对香港禁运。香港生活必需品严重依赖内地，其中新安县是香港主要的供给地。叶名琛就委托新安县士绅陈桂藉组织对香港禁运。陈桂藉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号召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在港新安人返回故多。陈桂藉还派人在通往九龙的交通要道上设卡，组织小型纠察船队保障禁运。结果，香港的社会运转出现了极大问题，在广州作战的英法联军的后勤也得不到保障了。英军司令包令因此被撤职。
可惜，禁运是双刃剑，让香港变臭的同时也给广东带来了巨大损失。广东士绅多数从事对港贸易，禁运让他们断了收入。战争连年不绝，让士绅不能继续富贵安逸生活，还要承担额外的战争捐款。广东士绅普遍要求尽快结束战争，不再支付捐税，无异于给叶名琛釜底抽薪。他们对战争的失败也负有责任。禁运也让广东省收入大减，不能继续向北京输送钱粮。叶名琛上报朝廷前线抵抗的情况。咸丰皇帝却批判他“轻启边衅”，对禁运造成的收人大减大为不满（朝廷等着用钱呢），催促他尽早结束战争。叶名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后期处于无钱可用、无兵可调的窘境，光棍司令一个。
包令被免后，英国派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额尔金感到叶名琛很难对付，犹豫了很久不敢进犯广州，决定绕开叶名琛北上京津直接找清朝皇帝算账。关键时刻，广州的一艘官船被英军截获。英军从船上的官文得知叶名琛已经无兵无钱，没有一丝继续抵抗的实力了。英法联军这才调转枪口重新对准广州。
历史的一个偶然，让叶名琛失去了一次全身退出战争，功成名就的良机。
晚清名士薛福成批判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叶名琛从此戴了上百年“六不总督”的帽子。我们重新看看这“六不”：“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两广正规军远在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又没钱粮招募新军；“不和”是叶名琛的思想观念不允许他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不守”是误解，叶名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防守了。“不死”反映了世人总是希望处于绝境的官员自杀，仿佛只有自杀才算殉国，才能对得起国家百姓。“不降”是应该的，是对叶名琛的赞扬。“不走”也是应该的，两广总督在战乱中自然要坚守在广州。而且朝廷律法规定，官员守土有责，弃城而逃者要砍头。叶名琛困守广州是唯一的选择。
相反，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在大难临头时，暗中通敌，让英法联军轻易占领广州。柏贵还组织了傀儡政府，协助侵略者管理广州。与慨然被捕的叶名琛相比，我们更应该谴责柏贵等人。
世人为什么强力谴责叶名琛呢？首先是英国人“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了。英法联军大肆宣扬“叶钦差办理公务不协”，为自己的出兵侵略行为辩解；而诋毁叶名琛也可以打击他在广州百姓心中的形象，让百姓们以为故乡沦陷是叶名琛造成的，憎恶老父母官，便利傀儡政府的统治。英国人的做法正中柏贵等汉奸与主和的广东士绅的下怀。他们默认了，以此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但是中央政府是知道叶名琛的实际作为的，为什么也采取了批判叶名琛的做法呢？自古只有没用的臣子，没有昏庸的君主。叶名琛失守了广州，咸丰皇帝则失守了北京，将国家推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从咸丰到朝堂上的衮衮诸公，都需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而最先失败的叶名琛是最好的替罪羊。朝廷给他加上了“刚愎自用”的罪名，谴责他“有辜皇恩”。昨天的忠臣干将，今天就成了人皆可杀的误国奸臣。时人以讹传讹，后人先入为主，叶名琛便坐实了“六不”总督的罪名，百口难辩了。
百姓们对屈辱的鸦片战争深恶痛绝，对祸国殃民的奸臣恨得咬牙切齿，朝廷也需要树立一个靶子，让百姓有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于是“名声不佳”的叶名琛中选了！
中国历史有找人当替罪羊的传统。皇帝总是正确的，上级也几乎是全对的，错误都是下级和具体办事人员造成的。相互推卸责任是古代官场的通病，要想不犯错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千方百计不干活，俗称“干得越多，犯的错误也越多”。明哲保身反而成为了官员必须修炼的本领。在这股陋习后面，不知有多少像叶名琛这样被歪曲的历史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叶名琛的最后岁月相当传奇且让人费解。1859年1月英军将被俘的叶名琛送往香港，3月转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囚徒叶名琛保持了一品大员的高贵端正气派，服装整齐，举止威严，得到了英军军舰官兵的敬重。军队抵达加尔各答时，叶名琛穿着整齐的清朝官服走上甲板，一边向众人鞠躬致谢，一边仪表堂堂地登上印度的土地。在印度，叶名琛自称“海上苏武”，可见他的思想底子还是传统儒家的，英国人的殖民地在他眼中就是匈奴人的贝加尔湖，也可见他思念故国不屈服之心。4月，叶名琛死在加尔各答，没有病征。据中国仆人说，早在3月底叶名琛从国内带去的食物已尽，又不允许仆人购买印度粮食，并拒不食用英国人送来的食物。叶名琛是绝食而死的。如果我们把他放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角度，放在一个爱国孤臣的角度来看，叶名琛的行为一点都不费解。
叶名琛之所以成为替罪羊，有自身的原因。他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和外交常识，在外交事务上多有失误。也有时代的原因，比如广东的摊子太烂了、太平天国内乱、清朝的实力与西方列强的实力在拉大等等。总体来说，叶名琛是个称职的封疆大吏，无愧民族气节。他被选中做了替罪羊，可惜了。
1863年6月11日拂晓，在四川安顺场地区陷入清军重围、苦战多日难以突围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决心率部死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突围的可能。所谓的“困兽犹斗”即是如此。
当日，石达开所部突围到安顺场东南的凉桥，部队剩余6000人，弹尽粮绝，实在无力再战，陷入了绝境。清军再次展开劝降工作，答应给太平军残部提供补给，并允许太平军保留2000人的武器，来换取石达开父子和主要太平军将领来清军营地投降。当天，石达开带着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和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人前往清营。部属几百人相送到凉桥桥头。石达开等人缓缓过桥时，几百人放声大哭，拔刀狂砍崖石。至今凉桥东边的一座山崖上还有斑斑刀痕。
石达开入营后，清军放走了4000名太平军残部后违背诺言，围歼了剩余的2000名太平军将士，并将石达开等人押送成都。沿途官员慑于石达开的威名，生怕闹事，不敢怠慢，好酒好菜供应着。石达开等人穿着太平天国的官服，昂然进入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实等人会审两天后，将石达开等人处死。四川省档案馆存有当年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朝重庆府关于处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传首示众的札文。它向我们展示了石达开的悲壮结局：“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献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禁……”
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凌迟是一刀刀割肉，让人慢慢死去的酷刑。石达开临刑前侃侃而谈，毫无怯色，“枭杰之气溢于眉间”。与他一起被凌迟的曾仕和文弱，经不住千刀万剐的痛楚，惨叫起来。石达开制止他说：“怎么就不能忍忍片刻？”他自己任凭刽子手割肉，至死默不作声，死时年仅32岁。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起义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从金田筹划起义到西征长江中游，从筹划太平天国制度到开疆拓土，石达开是天国的中流砥柱，功劳卓著。石达开比其他起义的领袖要单纯，革命热情高涨，因此没有介入高层争权夺利的内讧和杀戮。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对洪秀全彻底失望了，决定继续革命，造反到底，愤而离京。他一路招贤纳附，聚集了超过十万人的庞大部队，纵横长江中下游，后进军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行迹遍布半个中国。他的壮举一点都不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逊色，可也没有摆脱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悲惨结局。
石达开的失败主因是没有成熟的战略思想。没离开太平天国的时候，石达开就只注重行军打仗，天王的指挥棒挥向哪就打向哪，却没有时间思考是战是和、该打向哪的问题。离开太平天国后，除了最后终于有了占据巴蜀大地学古代割据君主称王称霸的相对成熟的战略思考外，石达开一直流窜作战。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石达开所部缺衣少粮，力量不断削弱。曾国藩一针见血地分析石达开的情况说：“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着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石达开所部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部队分分离离，困难层出不穷。到安顺场的石达开所部在3万到4万之间，长期征战，没有补给，亟需休整。当时安顺场还没有清军赶到，石达开完全可以从容渡过大渡河，却逗留了三天三夜，没有一兵一卒渡河。后世对石达开为什么没有抓住战机全身而进做了许多猜测，主流看法是石达开所部来到大渡河边时已经筋疲力尽，急需休整。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时，太平天国也走到了最后时刻。1864年7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在熊熊烈火中失陷。攻入城中的湘军曾国荃部和太平军残部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零星战火随着突围而出的太平军官兵和追击的湘军蔓延到天京周边地区。
23日，天京郊区的方山丁村来了一伙披头散发的太平天国残兵败将。见追兵已远，几个官兵停下来喘口气。其中有一个锦衣玉带的将军，踉跄地走到村边的一座破庙，倒地就睡。少许时候，他被争吵声惊醒。原来这个将军的随身包裹携带了许多金银珠宝，掉地外露，引起了村民哄抢。村民越聚越多，将军制止不住，听凭村民们因为分赃不均打斗起来。有两个村民，分别叫做陶大来和王小二，可能来晚了，没有抢到财宝，索性将精疲力竭的将军捆绑起来，解送清营请赏。
二人不知道，他们擒拿住的正是朝廷和湘军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在供状中这么描述自己被捕的经过：“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两江总督、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供状后，提起朱笔把“是以被两国奸民”七字勾去，将“获拿”两字调换位置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后来觉得不够到位，把“官兵”改为“追兵”，一下子就营造出了湘军将士日夜辛劳、奋勇追捕李秀成的气氛。
据此，曾国藩向朝廷报捷：擒获要犯李秀成！他的奏折是这么写的：“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萧孚泗莫名其妙地就因为“搜获李秀成”有功，被封为一等男爵。李秀成在清廷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28日，曾国藩赶到南京亲审李秀成。李秀成已经在严刑之下遍体鳞伤了，那是曾国荃拷打逼供的结果。曾国藩对李秀成很客气，没有为难他，寒暄过后建议李秀成将想法写下来。刚好李秀成有满肚子的话，包括对个人的总结，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想写下来，很爽快地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在之后的9天时间里，在闷热窄小的囚笼中，李秀成奋笔疾书，留下了宝贵的手稿。
在这份被称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中，李秀成回忆了太平天国兴衰的历程，试着分析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太平天国取得前期的辉煌胜利后，领导人不思进取，文恬武嬉。洪秀全分上千个王。太平天国地盘不大，王爷遍地都是，大家忙着找王娘、造王府、拉大旗，忙着享受，从来没有思考过天国何去何从、前途命运如何、战略战术是否得当等问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思考那样的大问题。昨天还在种地，今天就要思考国家大事，怎么可能呢？
李秀成也没有成熟的战略思考。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坐困天京，陈玉成经营安徽等地，李秀成则进军上海、浙江和苏南，大家形不成合力，各自为政。李秀成把老巢苏州修得牢牢的，王府筑得金碧辉煌，把兵力分散到江浙各地。
将领们关注的是享受和地位，根本不关心起义的成败。后期李秀成组织几十个王爷十几万军队勤王天京，结果各王萎缩不前，硬是没打败几千猛攻天京的湘军，最后一哄而散。如果太平天国能有成熟的战略思想，各部同心协力，虽然不一定能推翻清廷但起码也继续坚持多年。
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太平天国制定过绝对平均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标榜财富公有，建立平均分配同甘共苦的社会结构。为此太平天国建立了各级圣库制度。外人以为天京的圣库必然珍宝满屋，会聚了十几年的天国宝藏。但湘军在破城后并没发现圣库宝藏，为此还被朝野指责贪污了战利品。曾国藩专门就此事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确有圣库之名，但后来成为了洪秀全的私藏，并非公有。太平天国的官兵没有俸饷，当权者都用穷刑峻法搜括各地的银米。因此，即便是富庶的苏州，也没有公帑积贮。不知道李秀成在讲述这番话时，是怎样的心情？纠正外人的误解，还是为太平天国感到羞耻？天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李秀成力主洪秀全“让城别走”，保存有生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可洪秀全等人早已被天京的安逸生活消磨了力量，固执不从，遂致坐困。李秀成只能仰天长叹，坐视最高统治阶层继续醉生梦死，甚至在战乱中中饱私囊。总之，太平天国空有制度设计没有实质执行。
石达开、李秀成在历史上的同道们，那些农民起义首领们，大多和石、李一样英雄一时难免覆亡的命运。究其原因，他们都没有为造反和革命找到成熟的战略思想。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农民起义都是“无战略造反”，凭意气骁勇横冲直撞一番，甚至占领过大半个天下杀过皇帝，最终还是被旧王朝扑灭了。少数成功的农民起义，比如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有成熟的战略思想，比如恢复六国先入关中者为王、直取长安先建新朝再争天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这三次造反分别建立了汉朝、唐朝和明朝。遗憾的是，新王朝的建立者都是脱胎于旧王朝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新王朝没有农民将领们多少事情了。
虽然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是当过乞丐的老农民朱元璋，但他也被地主出身的谋士说服，溺死农民起义名义首领小明王，把屁股挪到旧王朝的统治阶级那边了。成功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洞察力和扎实的文化基础。拿起枪造反的农民弟兄们不具备这些素质，只有官绅士人阶层才有可能提出成功的战略。一旦官绅士人阶层混入农民造反队伍掌握领导权，农民起义才有成功的可能。但日后坐江山的就是那些旧官绅和士人们，没有浴血奋战的农民兄弟们什么事了。
8月7日，曾国藩又一次来找李秀成。他为难地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特地来给忠王送别。当天傍晚，李秀成在天京从容赴死。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述了李秀成的最后时光。赵烈文几天前就问过李秀成有什么打算，李秀成回答：“死耳。”曾国藩通知李秀成死刑的时候，在场的赵烈文看到李秀成“无蹙容”，赴刑场途中“谭笑自若”。临刑，李秀成写了绝命词十句。赵烈文说这十句都是对太平天国的忠诚诗句，其中四句是：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
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17日下午1点50分，往朝鲜运兵的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与日本舰队遭遇。双方爆发了黄海大海战。两军鏖战到下午3点30分左右时，北洋舰队第四分队的“济远”号突然掉转船头，管带方伯谦在众目睽睽之下，指挥本舰驶离战场。与济远舰同队的僚舰“广甲”号见主舰脱离战场，也随之撤走……
18日凌晨两点多钟，济远舰缓缓驶进旅顺军港。方伯谦匆忙下船，向旅顺营务处奏报：“轮上阵亡七人，伤者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虽然方伯谦声称是军舰因伤撤回，可毕竟是脱离舰队私自归港，所以营务处将方伯谦当场羁押。
东方渐白时，水师提督丁汝昌带着伤痕累累的北洋舰队的其他舰也返回了旅顺军港。丁汝昌随即给北洋水师的总后台李鸿章发电报汇报海战情形，提到“‘济远’亦回旅”。丁汝昌因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发电后即将舰队的指挥权暂交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行使。
李鸿章对海战极为关注，回电特意询问：“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刘步蟾以丁汝昌的名义发了两份电报给李鸿章，汇报济远舰的情况。他说济远舰在战斗中被日本舰队拦截在阵外，“及见‘致远’沉没，首先驶逃，‘广甲’继退……‘扬威’舱内亦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济远’首先逃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刘步蟾的电报将方伯谦率舰回港定性为私逃，并列举了三大罪状：临阵脱逃，牵乱队伍，撞沉扬威舰。这一说法长期主导了人们的认识。李鸿章采信刘步蟾的说法，上奏朝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
22日，朝廷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第二天，李鸿章即接到谕旨，认为“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
24日凌晨，监牢中的方伯谦尚在睡梦中，就被行刑队驾出牢房。5点钟，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刑场被正法，时年42岁。
方伯谦被杀发生在举国震惊甲午战败，痛感甲午屈辱的非常时期，赢得了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临阵脱逃拖累整个舰队的害群之马、千夫所指的懦夫，哪有不杀之理？与在海战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林永升等同僚相比，方伯谦的形象渺小而可憎，更加不得他人好感。可是在群情激昂的大环境下，人们忽视了“方伯谦案”的若干司法疑点。首先，一个副将、管带说杀就杀了，没有经过正常的审讯，也没有公开执法，一切都是在幕后操作的；其次，朝廷22日下令将方伯谦撤职候参，23日下令将方伯谦正法，24日凌晨方伯谦就被杀，整个司法程序也就走了两天时间，未免太过仓促。最令人担心的是，整个“方伯谦案”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了吗？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方伯谦的确犯下了那三大罪？
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仍有幸存的北洋水师老水兵出面指证方伯谦贪生怕死、畏敌脱逃。可仔细分析方伯谦的三桩罪，后两条是客观罪行，而“临阵脱逃”是主观性很强的罪状。要证明一个人临阵脱逃，需要强大的证据。黄海海战的亲历者似乎都可以作为方伯谦“临阵脱逃”的证人，但人证就一定是准确的吗？
方伯谦被杀的第二年，一本叫做《冤海述闻》的书出版，描述了济远舰在海战中中弹数十处、炮盘熔化、炮械全坏，管带方伯谦为了保存战舰才退出战斗。该书认为方伯谦案是冤案。这本书的作者署名“冤海述闻客”，不敢以真名示人（当时大环境对方伯谦不利，且方案是朝廷钦定的），但史学家考证这位作者是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黄海海战时他就在济远舰上，是济远舰脱离战场事件的当事人。他的意见有相当的权威性。之后还陆续有人为方伯谦鸣冤。海军人士池仲佑在1917年至1918年成书的《海军大事记》中说“方伯谦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20世纪30年代初方念祖在《黄海潮报》上著文为方伯谦辩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荫麟则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直指方伯谦是被刘步蟾陷害的。
这些质疑的声音被鄙视、仇恨方伯谦的大浪潮给淹没了。近代中国人承担了强国梦想和弱国现实之间的巨大心理落差，对方伯谦这样的案子特别敏感。当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日本第二次爆发战争的时候，中国人一度以“勿作方伯谦第二”相互激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方伯谦注定只能做一个大反派。解放之后，描述甲午黄海海战的电影《甲午风云》上演，风靡一时。电影将方伯谦刻画成自私、懦弱的叛国者，用来衬托邓世昌的高大英伟形象。方伯谦临阵脱逃的事情就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定论。（有趣的是，《甲午风云》将刘步蟾也刻画成无能懦弱的卖国贼。）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逐渐开始理性地重审方伯谦案。有人证明方伯谦的确罪有应得，也有人质疑方伯谦的罪行，认为方伯谦案是甲午海战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人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推卸战争责任而捏造罪名的替罪之举。1987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该校图书馆的馆藏中发现了甲午海战时充任“广甲”巡洋舰管轮的卢毓英的手稿《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这本极具史料价值的小册子承认在海战中首先逃跑的是广甲舰，而不是济远舰，还承认济远舰撤离战场时丧失了作战能力。形势朝着为方伯谦翻案的方向发展。1991年9月14日，“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倾向认为方伯谦是被冤枉的。但在1994年于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依然认为方伯谦临阵脱逃。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8月某出版社出版了王宜林写的《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全面肯定了方伯谦甲午期间的行为。当年11月海军史专家姜鸣、刘申宁发文批评该书证据不足，推理不当，匆忙立论。这场争论让方伯谦案成为了一时焦点。1998年王宜林状告姜刘二人侵犯自己的知识产权，为上海市的法院受理。这成为了中国第一例由历史疑案引发的诉讼案件。
撇开争论，让我们重新回到案件本身。
方伯谦，福建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并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海军实习。归国后，方伯谦先后在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任职，参加了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是北洋舰队中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海战的管带。李鸿章很器重方伯谦，给了方伯谦副将衔，实任济远舰管带，还奏准朝廷说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他捷勇巴鲁图勇号。1894年4月下旬，济远舰、超勇舰二舰组队护送清军赴朝鲜镇压朝鲜内部起义，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方伯谦在朝鲜海岸看到日本军舰、军队往来不绝，军需物资难以确数，意识到日本要挑起对华战争。归国后，方伯谦上书李鸿章，建议备战，主张北洋水师增加战舰，依托基地准备营地。方伯谦的意见刚递上去，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应该说，从经历上看，方伯谦是一个专业过硬、政治敏锐的将领。
要为方伯谦翻案，关键是要解释济远舰私自脱离舰队、逃回军港的动机。到底是方伯谦畏敌逃脱呢，还是另有隐情？认为方伯谦无辜的一方指出，济远舰激战近两个小时后，受伤严重，中弹数十处，炮械损毁不能再使用了；舰上有7人阵亡，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壮烈殉国，另有13人受伤。方伯谦见军舰无法再战，为避免无谓的牺牲，主动“脱离”战场。西方海军法规允许军舰尽力后为保存实力而撤退。方伯谦留学英国，军事理论娴熟，肯定知道这一条西方的免罪原则。回国后，方伯谦是北洋舰队中3名参加《北洋海军章程》起草工作的军官之一。《北洋海军章程》仿照西方海军法规制订，方伯谦自然认为中国的海军军规同样适应这条免罪原则，所以在羁押期间就请求朝廷对济远舰进行查验，为自己开脱。方伯谦没有想到，朝廷根本就没有查验济远舰就下令处死他了。
至于撞沉扬威舰一罪，有人指出扬威舰中炮起火，先于济远舰撤退，撤退方向是大鹿岛。第二天，在大鹿岛附近搁浅的扬威舰被日本海军用水雷击沉。济远舰在扬威舰撤退之后脱离战场，驶往与大鹿岛反方向的旅顺港，不可能撞击扬威舰并给后者以重创。难道说济远舰逃跑途中，特地跑到大鹿岛撞了扬威舰后，再掉头前往旅顺？
至于牵乱阵形一罪，有人认为当时扬威舰脱离战场、致远舰已经沉没、经远舰即将沉没，北洋舰队的阵形已经大乱了。济远和广甲二舰的主动脱离，的确恶化了己方阵形，但不能把阵形大乱的责任推到济远舰身上。况且战斗一开始丁汝昌受伤而去，刘步蟾代替指挥，一度打乱旗语，摆错了阵形。后来阵形大乱，刘步蟾负有指挥责任。
相信方伯谦无辜的一方据此认为方伯谦战中私自“脱离”战场，的确有罪，但并非朝廷给他扣上的三桩大罪。
坚持方伯谦有罪的一方翻出了方伯谦畏敌的历史。在大东沟海战之前的丰岛海战中，济远舰与日本舰队遭遇。方伯谦见敌人势大，下令济远舰逃跑，日舰“吉野”号紧紧尾随。方伯谦竟然下令悬挂白旗，后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投降。吉野舰紧追不舍。济远舰上的水手不忍投降，用尾炮向吉野舰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舰中弹起火，停止追击，济远舰安全逃离。回到威海基地后，方伯谦谎报济远与日军鏖战四个小时，并击毙日本提督等战绩。电影《甲午风云》对这一幕作了艺术化的描绘。
从北洋水师的权力结构来看，方伯谦是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亲信，是李、丁等高层控制北洋水师的重要支柱。北洋水师是淮军的禁脔，丁汝昌更是李鸿章从淮军中直接空降到海军来的。无奈，北洋水师中尽是刘步蟾、方伯谦、邓世昌等留学高才生，思维活跃，轻视陆军，而且抱团（他们几乎全是南方人，李、丁是北方人），对李、丁等人并不怎么听话。方伯谦是出身福建的“闽党”中唯一对李鸿章、丁汝昌等人恭敬听从的将领。李鸿章提升、重用方伯谦，除了看重他的专业技能外，还有借助方伯谦控制、稳定北洋水师的用意。如果说要找替罪羊，李鸿章为什么要找作用特殊、可资重用的亲信，而不拉出几个平日里就不服管教的异类分子呢？战败的海军舰长不只方伯谦一人，具有替罪羊“潜质”的将领很多，为什么单单选中方伯谦呢？
最好的解释就是：方伯谦不是替罪羊，而是罪有应得。即使是李鸿章也“罩”不住他了。
首先，方伯谦的确是临阵脱逃。方伯谦声称济远舰在海战中重伤，丧失了战斗力。实际情况是，参战的三艘防护巡洋舰中，致远舰直至沉没前都在抵抗，靖远舰中弹110发仍坚持战斗，而济远舰中弹15发就“丧失”战斗力了。在航速上，济远舰低于致远、靖远，与来远舰相仿。按说，航速慢的军舰中弹会比较多，那为什么济远舰中弹远远低于速度更快的靖远舰呢？为什么速度相仿的来远舰中弹225发呢？济远舰极可能没有尽力战斗。那有没有可能，敌人的15发炮弹全部打中济远舰的要害部位，摧毁了济远舰的战斗力呢？济远舰有大小炮20门，15发炮弹显然不能摧毁军舰的全部战斗力。战后受命调查各舰伤情的洋员戴乐尔指出，济远舰主炮炮尾炮套上有被锤击的迹象。现存于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济远舰210主炮上的相应部位确实存在砸痕。方伯谦称济远舰耗弹80颗，而洋员调查济远舰只发炮30枚而已。如此看来，方伯谦是在济远舰依然拥有战斗力，兄弟舰只浴血奋战的情况下逃脱的，事后还虚报军舰损伤情况，自己砸伤大炮，性质非常恶劣。
关于撞沉扬威舰一事，有人考证出济远舰的确是先跑去撞了扬威舰，再掉头跑回旅顺的。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的航海日志记载曾经往大鹿岛方向追击逃跑的济远、广甲两舰。大鹿岛有一点吸引着方伯谦。因为那里是浅水区，可以躲避吃水深的日本军舰的追击，待摆脱日军后再寻路逃脱。
谁想，济远舰慌不择路，撞上了早在大鹿岛躲避的扬威舰，致使扬威舰重伤难以逃脱，第二天被日军鱼雷击毁。有人指出，方伯谦报告的济远“船头裂漏水”的伤情也与撞船事件吻合，可作为佐证。
说到刘步蟾陷害方伯谦，刘步蟾的确与方伯谦“不对付”，但说“陷害”缺乏证据。他向李鸿章汇报的济远情况是属实的。在方伯谦死后近五个月后（1895年2月10日），刘步蟾眼看北洋舰队被困在刘公岛，弹尽粮绝，陷入死局，他炸沉了亲自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然后服毒自杀，当时44岁。两相比较，即使刘步蟾也存在缺点，但在军人气节、民族大义上，方伯谦远不如他。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了，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新政、固执坚持的“海防”大略也宣告失败了。而堂堂大清朝输给蕞尔小国日本的残酷现实让朝野上下激愤难平。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李鸿章成为了众矢之的，面临巨大的压力。当时弹劾李鸿章和淮系势力的折子满天飞，堆起来差不多能压死李鸿章。内外交困的李鸿章必须对天下有所交待。在这个关头，正法深受器重却临阵脱逃的方伯谦就成为了最好的宣泄途径。非常时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方伯谦案的司法程序会那么迅速。
在王朝政治的运作游戏中，上下级关系带有封建色彩。上级罩着下级，有福同享，有难也得同当，下级也要为上级分担风险、承担责任。老板让伙计去试试激流深浅、去踩踏地雷阵，伙计也得硬着头皮上。方伯谦是李鸿章的亲信伙计，又犯下了大错，关键时刻他不去踩地雷，谁去？
方伯谦有无临阵脱逃，定罪是否恰当？这个问题还将继续争论下去。除了缺乏“重磅”证据外，此案主观色彩浓厚也是个大原因。
大学问家严复是方伯谦福建船政学堂轮船驾驶专业的同学，也是同赴英国留学的同学。归国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听到老同学的死讯后，严复感叹：“同学诸友，除方益堂（方伯谦字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促将黄建勋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但严复也指出，在甲午战争中，卫汝贵、叶志超等人临阵脱逃、虚报战功，罪过比方伯谦更大，危害更大，但因为有人庇护，最后都保全了性命。“故虽杀百方伯谦，于军实又何所补耶？”甲午战败是中国积贫积弱，输给了奋发图强的日本，原因层层叠叠，非方伯谦畏战脱逃一个行为造成的。让方伯谦一人承担甲午战败的罪责，的确有失公允。
一部近代史，煎熬了中国人巨大的心理落差，也承担了中国人强国复兴的热望，见证了杀敌报国、无畏牺牲的悲壮历史。而方伯谦最大的罪过就是在全国同仇敌忾，人人奋勇杀敌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思想，离开了战场。我们抛开定罪是否恰当不说，阵地是将军的死地也是生地，方伯谦自弃阵地，不是弃生寻死、愧对天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