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权力的人梦想获得权力，拥有权力的人需要享受权力——大凡头上有顶官帽的人总喜欢视察工作、发表讲话，招摇一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九品官员；权力小的人想扩大权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要巩固权力——历史上最残酷的权力斗争往往发生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室内部。
又有哪个朝代没有弑父杀兄、骨肉相残的皇室悲剧？权力和人们追逐权力的欲望广泛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
清朝乾隆年间，常州有个叫钱豁五的读书人，书读得不错，文采也好，可就是科举运气不好，从小参加科举一直考到壮年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没有功名就做不了官，那时候的读书人做不了官就很少有其他出路。做生意，钱豁五不会；当塾师，钱豁五嫌没钱；上山修炼，钱豁五的境界还没到。剩下来的就只有一条路了：混社会。
钱豁五在故乡常州混了一段时间后，名声臭了，欠债多了，混不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远投广西。钱豁五先去投奔在广西衙门里当幕僚的一个族兄。钱豁五这个人很聪明，虽然没资格当官，却很快把官场里上下其手、交通关节和来往公文等道道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幕僚、衙役和帮闲怎么吃“衙门饭”。于是，钱豁五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私置官员的行头，租房雇人摆起了官员的架子，专干坑蒙拐骗的勾当，其后又长期流窜于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行骗。他最杰出的骗局是将江西学政给诓了进来。钱豁五得知新任江西学政是江苏人，就在南昌置办宅院，招揽江苏戏班唱戏，然后以同乡之情结交学政。学政大人在钱豁五的宅院里乐不思蜀，而钱豁五在外面以学政的名义招摇撞骗，聚敛了不少钱财。学政离任，钱豁五把钱财挥霍一空后，只得返回广西。
无奈钱豁五在广西的名声也臭了，呆不下去了。钱豁五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在逆境之中策划一出“千里行骗”的闹剧。只见他搞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大信封，粘上鸡毛，再背上一套包袱，冒充广西巡抚衙门的信使取官道经两湖、江西去浙江。这个“信使”也不急着送信，而是沿途一个一个驿站地歇息过去，游山玩水酒足饭饱之后再前往下一站。“公费旅游”到杭州后，驿官终于识破了钱豁五的把戏，将他扭送官府。这下看钱豁五怎么玩下去？他若无其事，反过来开导钱塘县令说，我是假冒官差没错，但你将我查办了，岂不是连累了桂、湘、鄂、赣、浙五省的相关官员？钱塘县令竟然觉得有理，一时难以决断。更加戏剧性的是，一位在杭的常州籍御史听说此一奇闻，敏锐地意识到钱豁五是个精明能干的同乡，“人才”难得，他出面为钱豁五说情开脱，“捞”了出来，又把后者介绍进了盐运使幕府。
盐运使守着肥缺，正需要钱豁五这样的人协助捞钱。主宾二人臭味相投、相互配合，都赚得喜笑颜开。钱豁五身家过十万后，还换了一个名字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官。正当他得到了货真价实的顶戴花翎，准备在“正途”上大展拳脚之时，盐运使被革职查办，钱豁五也连带被发配充军去了，漫长的行骗生涯宣告结束。
钱豁五的骗局并不高明，为什么能屡屡得手，没有受骗者出来揭发他呢？其中奥妙就在于钱豁五是冒充官员身份去行骗的。行骗时，钱豁五的官员身份颇能迷惑人、吓唬人，受害者的智商因为盲从或害怕而大幅下降；受骗后，受害者即使义愤填膺，也忌惮他的官员身份，害怕官官相护，只好忍气吞声。
比钱豁五的骗局稍晚，河南开封也出了一桩假冒官员行骗案。这个骗局的层次更高，设计得更为巧妙。话说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城内的一处寺院来了几十个操北京口音的借住客。他们穿着打扮奢华高贵，不像是住不起客栈的人，更奇怪的是他们入住后紧锁门户，禁止闲杂人员在门前窥探流连，搞得神秘兮兮的。很快，这咄咄怪事就被报告给了官府，震动了开封官场。
原来时任河南巡抚刚遭到弹劾，官场盛传朝廷正暗中调查巡抚。巡抚本人很紧张，底下官员们也很紧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要真查起来，巡抚的问题少不了；而底下多少人和巡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正担心着，突然来了几十个低调神秘的北京人，巡抚等人怎么能不紧张呢？
不会是朝廷查案的钦差来了吧？巡抚马上派了一个亲信去寺院查探虚实。那个亲信在寺院周围守候到黄昏，才看到有个人从寺院里走出来。那人很年轻，太监打扮，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提着一只葫芦去沽酒。巡抚亲信尾随其后，寻机与他搭讪。那年轻人警惕性很高，没搭理巡抚亲信。亲信不气馁，第二天守在原地等，果然又候着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还是不搭理亲信，亲信就抢着替他付酒钱，又邀请他喝酒。年轻人不再排斥，落座和亲信边喝边聊起来。等舌头开始打卷了，巡抚亲信开始套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年轻人告诉他，听说河南巡抚贪赃枉法，自己跟随主子前来密访，一旦查到确凿证据就回京复命了。临别，年轻人再三嘱托巡抚亲信不要告诉第三个人。
亲信一转身就报告了巡抚。巡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第二天带上大小官员，前往寺院拜访。院门紧闭，巡抚等人正踌躇着，突然听到院子里面传来呼爹喊娘的惨叫声，中间夹杂着棍棒呼啸声。叫声一阵惨过一阵，让外面一千人等直皱眉头。好一会儿，惨叫声停了，院门突然打开，两个差役打扮的人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出来了，地上画出一溜血迹。巡抚亲信一看，这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人正是昨日的年轻人，赶忙耳语告诉巡抚。巡抚和大小官吏大惊失色，立刻整理衣装，由巡抚大人领头一一报名求见。
一千人等被带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穿黄马褂、戴珊瑚顶、插孔雀翎的老者，巡抚等人正要向他行礼，那老者摆摆手，指着坐在一旁的少年说：“爷在此，可行礼。”巡抚一想，幸亏刚才膝盖没跪下去，敢情主子另有其人。仔细一看，那少年相貌清秀、气质高傲，周围的人对他毕恭毕敬，极可能是京城里的哪位贝勒。巡抚急忙向少年行大礼参拜。少年点点头，示意老者躬身过来，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老者应了声，仰身对巡抚等人说：“我们明天就回京了，不给地方添麻烦了。都回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巡抚回去后，深信自己的前途就系在那个少年钦差身上了。看样子，钦差找到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要回京复命了，自己头上的顶戴难保。巡抚越想越害怕，连夜悄悄送了一万两银子进寺院。第二天钦差就要走了，巡抚抓紧一切机会巴结人家，一大早就带着开封大小官员在城门口摆下酒宴，预备给钦差大人饯行。等了一上午，钦差没有来，派人去寺院“问安”，发现早已不见了钦差的人影。
原来，根本就没有钦差，这一切都是骗子团伙表演的。他们专门搜集各地的官场消息，对官员的升迁和心理揣摩得相当仔细，然后针对性地展开行骗。河南巡抚担心顶戴落地，骗子团伙就有了行骗的基础，把他给陷进去了。
中国古代假冒官员行骗的案子层出不穷。除了前面提到的直接假冒外，还有两种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假冒行骗：第一种属于“狐假虎威”的做法。古代官员或者准官员阶层享有许多特权，比如不用纳税。于是就有商旅雇佣官员或者举人等同行，假冒是该名官员或者举人的货物，沿途逃避商税。这在流失国税的同时也给官员、读书人带来了许多额外收入。北宋苏轼在杭州做官时，下属抓到一名逃税商人。这商人不知道苏轼已经调任杭州，还以汴梁苏府的名义采购货物，贴上假冒的苏东坡题签逃税。苏轼知情后，很豪爽地给这个商人写了真的题签，让他往返行商。像苏轼这样的真官对逃税商人网开一面毕竟属于特例，更多的官员是凭恃特权对商旅盘剥，因此才有假官现象出现。同时代就有许多姓赵的无赖伪造出生材料，私刻王府印记，假冒宗室子弟，打扮成宗室的模样出入州县衙门，包办刑狱，骗取赋税，敲诈商旅，甚至行凶打人。直到事情闹大了，这些假宗窒才锒铛入狱。
第二种现象是“编制外官员”挤入官员行列，吃起了“衙门饭”。他们分担了部分政府权力，在百姓眼中就是官员，可并不名列正式法律文本之中，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晚清李榕曾揭露编制外衙役的生财之道：“剑州（四川剑阁）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日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人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可见，这些编制外的衙役假借公务（查牌），一方面免费吃喝、役使百姓，一方面寻机敲诈勒索百姓，吸的都是民脂民膏。他们尚且是整个系统的“小虾米”，更高级的大鱼大虾的生财门路就更让人咋舌了，百姓们受到的压迫和危害也就更重了。
为什么人们前仆后继假冒官员吃衙门饭呢？因为官员身份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中国人都知道，当官好，因此人人都想当官。哪怕只能摆一天官老爷的架子，人们都趋之若鹜。顺带着，假冒官员尽管不能获得真官那样的长久待遇，但享受到作为官员的短期甘露，也总比冒充农民、工人或者商号老板的收益高得多。
都说当官好，那么当官到底有哪些好处，能好到让外人挤破了脑袋要往里面钻，钻不进去就是冒充也要过一把官瘾呢？
首先，古代官员的收益很高。
官员的法定收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俸禄。包括正俸、职钱、服装等实实在在的钱物。以清朝中期一个中级官员为例：县令的年工资为48两白银，儒学教授的年工资为50两白银，折合成现在货币大约在四五万元之间，已经足够负担正常的日常开销了。2免费开销。包括得到烟茶酒粮薪炭等实物、免费使用驿站和办公场所等。如果担任实职，官员还能免费使用官衙，入住富丽堂皇的府邸，幕僚随从的部分费用也能让官方买单。元朝之前，朝廷还给官员“授田”，按照级别高低授予不同数量的良田，解决官员的“吃饭”问题。各级官府都开有官办的医馆或者配备了医生，官员可以免费获得医疗和药物。这些开销都不是具体的钱财可以衡量的，单单医疗一项就是无底洞，而官员可以免费享用。3免费劳力。官员能够任意指使下属和差役。官员许多非公事务，比如搬家、过生日、老婆买胭脂、儿子选学校等，不用他明说，总会有人热情、主动地提前替他做好。如果雇人来做，这些私人事务会耗费官员不菲的钱财。4退休工资。官员退休，一般能从朝廷得到一笔退休费，并且领取从退休前工资百分之五十到几倍不等的退休金。5不定期的赏赐。皇帝作为大老板，经常会在特殊日子给干得好的员工发奖金——比如过年、过生日、天下大丰收或者出现祥瑞，等等。张三把皇帝伺候高兴了，皇帝随手把书桌上的一幅书法赏给了张三。张三回家仔细一看，竟然是东晋王羲之的真迹，张家一下子就发达了。6养廉银收入。清朝雍正帝即位后，朝廷考虑到官员“收入偏低”，为了防止官员因为穷困而贪污腐败，向官员颁发“养廉银”。这笔养廉银远高于正式工资，比如总督每年养廉银超过一万两，而正式工资不过一百八十两。有了以上这六项法定收益，一个人从进入官场到死，都不用担心生活质量问题了。难怪白居易会写出“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的诗句来了。
官员还有大量非法定但不算非法的收入。《官场现形记》曾生动描述地方官吏的这类收入：“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
官场内外的人都很难说清楚官场的非正常收入到底有哪些、有多少，“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京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孝敬。一个道台离京赴任，京城里各方面都要打点到，比如要给各位军机大臣送百两告别金，给军机处的各个办事人员送几两到几十两，如此类推，送遍各部督署衙门，没有一万两银子他这个道台还真离不了京。又比如举子和新官进京，需要同乡京官出具身世清白的证明。各省京官就自发组织起来，向同乡出售证明文书。他们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小老乡，也不需要认识他们，只要留印章在年长者处预备盖章就可以。同乡京官定期划分这笔收入，定期更换掌印的年长者。对于地方官来说，能带来额外收入的陈规陋习就更多了，单单他们在税收上做的手脚就够他们吃好几辈子了。例如地方征收皇粮官税，在储存、运输的时候难免有损耗，因此朝廷允许各地“酌情”提高一点税率来弥补这部分损耗。明朝之后，各种赋税折合成银两征收。老百姓交上来的散碎银子需要官府熔铸成官银，由于成色不同和制作有别，难免造成损耗，朝廷也允许各地适当加征银两。额外征收的部分，完全由地方官说了算，征多少、用多少、怎么用都是不违法且缺乏监督的。这就是“耗羡”陋规。清朝中期，各地方税银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不等，官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不等，除了弥补正常损耗之外（正常损耗率不会高达百分之四五十的），剩余银粮全都进入了州县官员的私囊，成为包括清官在内整个官场公开的收入。贪婪之徒，往往到任即提高耗羡标准，甚至有加征比例超过正税本身的。
各项收入合计，一个官员一年能赚多少呢？清朝一个知府，不贪不占，一年收入稳超一万两，而且还能获得百姓赞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虚言。在西部小县城，典吏（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年收入超过一千两白银，一般差役（编制外人员）年收入也在一千两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城的一套平常四合院，售价在二百两银子左右，这还算是高房价（京城地段好，买的人非富即贵）；南方一亩农田的售价在四五两银子之间，这还得是良田。一个典吏如果不吃不喝不应酬，一年下来可以在北京买五套宅院，或在南方置办百亩良田。
我们再拿官员的收入和其他行业收入作横向比较。一个教书先生，一年的馆金在十到二十两银子之间；一个成功的小商人，顺利的话一年能赚到一二百两银子。这两个行业还是社会上赚钱比较多的行业，客栈小二、饭店伙计、通州码头搬运漕粮的苦力、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向导可赚不了这么多钱。光绪年间，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从天津来北京，雇佣的搬运行李的苦力，走完全程只讨要酬金几个铜板，而且还自带干粮。中国劳动力之廉价，让何天爵瞠目结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就业的压力极大，多数中国人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劳累。人人都有趋利本性，本能地拥挤向高收入的行业。如果算上免费医疗、退休工资等隐性收入，官员的收入无疑处于行业金字塔的顶端。如此一比较，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挤破头皮、各显神通去争夺有限的官场职位了。
其次，古代官员社会地位高，拥有诸多的特权。官员的地位高、特权多，是有目共睹的，“肃静”“回避”的仪仗在那里摆着呢。它也可以从假冒官员的骗术中得到反证。骗子行骗往往是借口能够打通关节、包揽诉讼，有的时候甚至是帮忙给高官传话。受害者上当受骗背后隐含的逻辑就是：他们相信官员个人能够决定攸关自身利益的大事，而不是表面上的官府或者公文。所以他们要巴结相关官员，而官员的特权也体现在这个地方。更神奇的是，骗子迷惑受害者的把戏有的是手里拿着衙门的公文或者令牌，有的是能够在官府自由出入，有的是能够见到相关的办事官员，有的则仅仅是穿戴举止像官员。受害者就冲这些便对骗子深信不疑，官员的“特殊能量”从中可见一斑。
如果一定要列举官员的特权，只要列举两项，就能让平民百姓嫉妒得两眼发光。古代官员有通畅的升迁机制。比如宋朝对文官三年一“磨勘”：武职官员四年一“磨勘”，也就是考核你这个人的德能勤智劳，没有大错都给考核通过，一通过就可以升官，升官后各种待遇跟着水涨船高。到明清时期，定期考核就是走走过场而已，人人皆大欢喜，有人被考评为不尽忠职守反而成了咄咄怪事。熬了年，古代官员就能升一级，没有实职授予他也有更高的待遇等着他，其他哪个行业能保证一个从业者短时间内一路升迁呢？
第三，古代官员能够解决子孙就业问题。朝廷允许官宦子孙接班做官，负责给官员家人安排工作，也就是“荫补”制度。一定级别的官员的近亲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用考核，不用竞争，进入官场。皇帝过生日，或者听到某个官员退休、死亡，往往会大发隆恩，授予官员子弟官爵。各朝还有世袭的官职，用来报答官员的功绩或者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比如大名鼎鼎的司马光、戚继光就出生在世袭官宦家庭，一到年纪就能当官。
为什么年轻人蜂拥而上，去挤官场的独木桥？这就好像买卖“期权”一样。虽然进入之后只是底层小官僚，但只要没有谋反叛逆、攻击领导的行为，都会定期得到提拔。穿上官服的那一天，绝大多数的年轻官员都能看到购得的权力期权的日后收益。这个投资收益既高又几乎没有风险，而且还可以惠及子孙。
最后，古代官员职位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捧得了一个铁饭碗。任命官员容易，裁撤官员困难。不信，你试试。正式编制的官员，比如县令、知府、巡抚和给皇上端盘子的太监，你能裁撤掉哪一个？就是编制之外的、吃衙门饭的大大小小的胥吏、差役等人也裁撤不了，“一个都不能少”。
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即位不久，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要给许多并不在员工名册里的“闲人”发工资，大发雷霆。比如朱元璋发现衙门里的役吏皂隶，依附官威，不务正业，一意害民，仅松江府就有1350名“编外官吏”，苏州府有1521名。朱元璋痛心地看到自己精挑细选雇佣的官员们坐上位子后，一心享受政府的阳光，另外雇佣了大批幕僚衙役胥吏来办事，把繁杂的政务都推给后者。而这些编外的临时工坐稳位置之后，接着雇佣“二等临时工”，把脏活累活又推给后者做，自己坐享其成。这样，政府机构越来越庞杂，吃衙门饭的人越来越多。“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编制外人员和编制内官员的比例是多少呢？道光年间四川巴县吃衙役饭的约有七千人，而朝廷给该县额定的官吏编制是七十个，也就是说帮闲之人和法定官吏的比例是1001。后来，朱元璋雷厉风行，专门治理官僚队伍膨胀问题，抓编制抓透明度，规定各省、府、州、县衙门都要把皂隶差役的名额张榜公告，“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在他统治时期，明朝的官员编制控制得比较严格，也发生过百姓将狐假虎威的“官场临时工”扭送朝廷的事件，但他一死，制度就废弛了，明朝成为了官场最腐败的朝代之一。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皇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 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但对杨廷和个人极其不利。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因为遭到裁撤的人都是花了各种成本混入官僚队伍的，将生计都寄托在上面了，杨廷和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还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除之而后快？找七大姑八大姨向杨廷和施加压力、扛出老爸老妈到杨家上吊抹脖子、破坏杨廷和的轿子、给他的马下毒，这都算是轻的。被裁撤掉的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伺机行刺。考虑到这些危险因素，嘉靖皇帝调动禁军给杨廷和保驾护航就可以理解了。
人人热衷做官，官场必然膨胀。唐太宗用一个词形象地总结了官场膨胀的恶果：十羊九牧。十只羊竟然需要九个牧人，对羊来说是多么沉重的监管啊，整个牧场又怎么能兴旺发达？
明末清初的名士侯方域曾在《壮悔堂文集》中从赋役角度分析官员膨胀的恶果：百姓要承担赋税，进学校读书者可以免除，当吏胥也可以免除，免除的结果是什么呢？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把那个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百姓进入官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学校学生和胥吏把压力加在百姓头上，后来就是百姓和百姓恶性竞争了。历史学家吴思将之称为“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1948年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
西方政治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产生是百姓为了保护财产和安全，通过契约的形式将部分权力授予政府。在本质上，政府来源于百姓，要为百姓服务，也就是中国俗语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当官场中人以满足自身享受和发达为目的时，当官就异化成了一个行业、一个饭碗，背离了建立官场的原始目的。
而一个社会，人人都去当官，而不是直接投入创造财富的活动，全社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的活力便令人担忧。
西晋初年，全天下都知道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司马衷的白痴是先天性的，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正常的白痴。他从小就不会正常走路，快十岁了还口齿不清，分不清楚大豆和大米的区别，更谈不上读书写字了。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司马衷白痴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件事是说在一年的夏天，成年以后的司马衷带着随从到华林园去游玩。走到一个池塘边，一行人听到池塘里传出咕咕的青蛙叫声。司马衷觉得很奇怪，于是便问随从：“这些咕呱乱叫的东西，属于官家呢？还是属于私人？”随从们听到这样的问题，心里觉得好笑，可嘴上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其中一个随从对司马衷的白痴问题也许是习惯了，急中生智应道：“在官家里叫的，就属于官家；在私家里叫的，就属于私人。”司马衷觉得很有道理，频频点头。
第二件事情说的是一年天下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四处可见饿死的人。在朝廷上，自然有大臣议论起这件事情。司马衷突然发问说：“这些人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大臣们哭笑不得。
这么一个明显弱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怎么就成为太子了呢？
司马衷是司马炎和杨皇后嫡生的次子。司马衷的哥哥司马轨早天，司马衷很自然地成为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他被立为太子时，只有9岁。史书上没有任何有关司马衷立太子争议的记载。也许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还没有接触朝廷大臣；而且太子年纪也小，反应迟钝一点也并不被视为大事情，所以群臣没有就司马衷被立为太子一事提出疑问。同时司马衷的生母是皇后，正得到司马炎的宠爱，大臣们想必也不敢公开反对。
随着司马衷一天天长大，难以掩饰的智力缺陷暴露出来。人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太子将来能否胜任天子宝座？是不是应该及时更换太子？
最先对司马衷的能力提出怀疑的是他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
史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日：‘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可见司马炎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胜任不了统治天下的重任，曾经悄悄地和皇后透露了想更换太子的意思。但是杨皇后非常袒护司马衷，劝丈夫说：“自古以来，立嫡长子，而不考虑其能力高低。这样的老规矩怎么能更改呢？”晋武帝的另一个宠妃赵氏得到了杨皇后的好处，衷只不过是幼时贪玩，不长进。小时候就显露出超常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太子将来必大器晚成，继承大统。”耳朵根软的司马炎被枕边风一吹，也就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继而朝野上下对司马衷也不满意，希望另立太子。
咸宁初年（275年），司马衷到了出居东官的年纪，开始接触外廷大臣。随着太子独立建立东宫，朝野对其能否治理国家的怀疑越来越重。咸宁二年，晋武帝患病，病情还挺严重。朝野一度开始考虑最高权力转移的问题。多数人属意于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希望以司马攸来取代弱智的司马炎。齐王妃是贾充的长女。河南尹夏侯和就对贾充说：“你的两个女婿（司马衷也是贾充的女婿），亲疏相等。但是‘立人当立德’，希望你能够参与更立太子的行动。”贾充默默不答。后来晋武帝病愈了，听说这件事，将夏侯和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光禄勋（原来的河南尹掌握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政权），并夺去了贾充的兵权，公开表示对太子司马衷的支持。司马炎如此处理，一时间朝野上下不敢再提太子的能力问题。
就在大多数朝臣明哲保身，对太子一事默不作声的时候，少数几位重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劝谏，试图让司马炎相信司马衷能力太差，实在不是做皇帝的料。有着灭蜀大功的卫瓘就是其中之一。史载：“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钝质，不能亲政事。”卫瓘很想劝皇帝废掉太子，但每次想开口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话题。后来有一次司马炎在凌云台举办君臣宴会，卫瓘装着大醉的样子，就势跪在晋武帝的榻前说：“臣有些话想启奏皇上。”晋武帝就说：“你想说什么呢？”卫瓘三次都欲言而止，最后只是用手抚着晋武帝的座位说：“此座可惜了啊！”晋武帝非常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将错就错地说：“你真的是喝得大醉了。”卫瓘从此闭嘴，不再就太子废立一事说话。侍中和峤是另一位勇敢提出太子废立意见的大臣，只是他采取的形式非常直接。和峤怎么看司马衷都觉得是一个白痴，就趁自己经常陪侍皇帝左右的时候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这是好事；但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恐怕将来就不仅只是陛下的家事。”司马炎闻言，采取的对策是默然不答。
大臣们的劝谏多少还是对晋武帝产生了影响。他对群臣的意见虽然可以充耳不闻，或是采取间接的手段打压下去，但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不可能在关系到子孙后代、帝王万世之业的事情上马虎从事。没有比他这个父亲兼皇帝更明白司马衷的实际情况。司马炎想再测试一下已经长大的太子的实际能力。
司马炎的测试方法就是派遣几位朝臣去考察太子，看太子是否能够承担统治大任。他选中的朝臣是和峤、苟顗、苟勖三位侍从近臣。司马炎说：“太子近日入朝，我看他有所长进，你们三人可以一起去拜访太子，谈论世事，看看太子的反应。”三个人就按照皇帝的吩咐去做了，回来的时候额、勖两个人都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没有问题。和峤则说：“圣质如初耳！”（还是和以前一样白痴。）司马炎很不高兴，离席而去。
司马炎决定亲自验证一下太子，考考傻儿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一次，晋武帝将东宫大小官属都召到身边来，为他们举办宴会。暗地里，司马炎密封了几件疑难的政务，让人送去给太子处理。他的想法是：我已经将太子身边所有的人都支走了，现在就只能由太子自己来处理这几件疑难问题了。如果处理得好，就证明了太子的能力没有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是太子无能了。
司马衷连五谷都分不清楚，哪能处理疑难政务，只能呆呆地看着父亲送来的文件。正当他要将空白纸送还给父亲的时候，太子妃贾南风非常害怕，忙找了外人来做枪手，帮傻丈夫作答。估计她请来的是迂腐的学者，文件处理得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贾南风看了答诏，非常满意。但是给使（宫中的侍从）张泓在旁边看了以后，提醒说：“太子不学无术，这是皇上非常清楚的事情。现在的答诏引经据典，文才飞扬，皇上肯定不相信是太子本人写的，一定会追究作弊的人。此答诏根本过不了关，还不如直接用大白话把问题给说清楚呢。”贾南风大喜，忙对张泓说：“来，你帮我好好作答，成功了与你共享富贵。”张泓平素有些小才，于是用大白话把所有疑难政务的处理对策述说清楚，之后让太子抄写一份。
司马炎看了太子抄的答案，觉得虽然用语简陋粗浅，但还是将所有问题都谈清楚了。他很高兴。从此，司马炎对司马衷基本感到满意，废立太子的风潮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先将太子“处理”的政务交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卫瓘先是非常吃惊，进而异常惶恐。大家都知道卫瓘先前有废立太子的意思，现在见此，忙称万岁。事后，贾充曾暗地里派人告诉女儿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
司马衷地位得以巩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生下了一个好儿子司马遹。司马炎非常喜欢孙子司马遹，这为司马衷太子之位的巩固加分不少。皇孙司马遹乖巧聪慧，司马炎一度想将皇位传给司马遹，因此易换太子的想法也就更加淡薄了。
西晋之后有传闻说司马遹其实是司马炎的私生子，所以司马炎特别喜欢司马遹，同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也为了传位给私生子，所以才巩固了白痴儿子司马衷的太子之位。
这得从司马遹的生母谢玖说起。谢氏容貌清秀，美丽大方，很小就被选人晋武帝后庭做才人。司马衷9岁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朝廷就开始准备太子妃的人选了。“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也就是说，司马炎怕自己的白痴儿子不知道儿女之事，决定先派个人给司马衷性启蒙。司马炎挑选的就是自己身边的才人谢氏。谢才人陪伴司马衷一晚，就怀孕了。性情残忍嫉妒的贾南风成为太子妃后对东宫的嫔妃恣意杀戮，独独对谢才人不敢胡来。谢才人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请求回到司马炎身边，然后生下司马遹。司马炎对司马遹非常宠爱。几年后，司马衷进宫朝见父皇，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和自己的几个弟弟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便走过去拉着那个小孩傻笑起来。晋武帝远远望见，走到司马衷跟前，对司马衷说：“这是你的儿子啊。”这段事情被记载在《晋书》中，引来后人无数猜疑。
除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外，难道司马家族就没有其他智商正常、能力出众的政治继承人了吗？
有。那就是司马炎“明德奎亲”的胞弟即齐王司马攸。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声名良好，“才望出武帝（司马炎）之右”，不论血统还是能力都有继位的资格。司马炎的儿子不行了，为什么不传位给亲弟弟呢？
齐王司马攸是晋武帝司马炎同父同母的弟弟。当年，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见哥哥司马师没有儿子，就把自己的二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做儿子。后来，司马师逝世了，司马昭掌权成为了晋王，期间多次想把二儿子司马攸立为世子。当时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都拍着自己的座位亲昵地用小名招呼二儿子说：“桃符，这是你的座位啊。”史载司马攸“几为太子者数矣”。
司马昭老的时候，一度非常想把自己的权力重新转移给哥哥司马师一系，也就是传给司马攸。说到底，传给司马攸也就是传位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司马昭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这样的结果。但是左右亲信何曾、贾充等人死死劝谏司马昭说：“中抚军（指在魏国担任中抚军，新昌乡侯的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他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转移回司马师一边。司马昭见亲信反对，又加上司马炎毕竟是嫡长子，能力也不错，才最终打消了以司马攸为继承人的念头。但是在司马昭临死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向司马炎、司马攸兄弟讲解汉朝淮南王、魏朝陈思王与当兄长的皇帝之间不相容的故事，劝诫二人友爱相扶。司马昭更是拉着司马攸的手让司马炎好好对待弟弟。
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临死的时候，也流泪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急，而你又不慈爱。我死后，恐怕你们兄弟不能相容。希望你这个当哥哥的能够友爱自己的弟弟，勿忘我言。”
司马炎成为晋武帝后，封齐王司马攸“总统军士，抚宁内外”。司马攸在政治实践中立了许多功劳，威望越来越高。司马攸对晋朝以及自己封地内的官吏、人民恩养有加，“时有水旱，百姓则加振贷，十减其二，国内赖之”。他做人“降身虚己，待物以信”，并不时劝谏晋武帝务农重本，去奢即俭。到了司马炎的晚年，各位皇子年弱无力，而太子司马衷又是明摆的弱智。朝臣内外大多属意于齐王司马攸继位。
司马炎的确像父母担心的那样，对人不够宽容，即使是对亲弟弟也一样。司马攸的功劳及威望的增加让司马炎总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他并不希望将皇位传给弟弟。当时晋武帝左右一些反司马攸的大臣则抓住皇帝的心思，进行了迫害司马攸的活动。中书监荀勖、侍中冯鱿等人害怕晋武帝死后司马攸继位，对自己不利，就老在晋武帝耳边说司马攸的坏话。他们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晋武帝大惊，问：“为什么？”苟勖就乘机说：“朝内朝外官员都归心于齐王，太子又怎么能得立呢？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假装下诏书让齐王回到封地去，肯定会出现举朝以为不可的局面。”冯鱿也进一步说：“陛下让诸侯归国，这是国家制度。亲人理应遵守。皇上至亲莫如齐王，他应该首先响应命令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晋武帝对弟弟的猜忌被这几个人的话语给挑唆起来，认为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诏令，先是把济南郡划入齐国封地，增加了弟弟的封地，再是封侄子即司马攸的儿子司马蹇为北海王，又赠六椭之舞、黄绒朝车等仪物，最后命齐王司马攸回封地就藩。
诏书下达后，朝中王浑、王骏、羊琇、王济等一帮大臣纷纷劝谏。大家认为齐王是皇上至亲，应该留京辅政。一些大臣还抬出司马昭、皇太后的遗命，引经据典，劝晋武帝收回成命。司马炎不听，认为“兄弟至亲，今出齐王，是朕家事”。
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生病。他知道哥哥猜忌自己，也知道荀勖、冯鈂等人于自己不利，就上书乞求去为死去的生母王太后守陵。司马炎不允许，还连下诏书催促。眼见催促就藩的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司马攸急火攻心，病势加剧了。司马炎却更加怀疑弟弟是在装病。为了查明弟弟是否真的生病了，他不停地派宫中御医到齐王府诊视。御医们久在皇帝身边，自然知道晋武帝的心思。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回宫后都禀告说齐王身体安康，并没有生病。司马炎自然更加相信弟弟是在装病，由此对司马攸越来越不满了。
司马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司马炎催促上路的诏书也一天比一天多，一道比一道严厉，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司马昭夫妇生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司马攸性情刚烈，见事情无法挽回，就挣扎着换上一身新朝服，梳洗穿戴停当，入宫面辞晋武帝。他虽然病得连路都走不稳了，精神疲惫到极点，却还强撑着仪行，给人以举止如的常印象。晋武帝见了，更加认定弟弟是在装病。在宫中，兄弟二人例行公事，司马攸辞行回封地去了。没几天，病人膏肓的司马攸就在路上吐血身亡，年仅36岁。
司马炎接知齐王的死讯，才知道司马攸不是装病，真的是病死了。他不禁悲从中来，恸哭不已。毕竟齐王是自己的至亲。冯鈂却开导司马炎说：“齐王矫揉造作，聚拢天下人心。现在他暴病身亡，是社稷之福。陛下不必如此哀痛。”司马炎想想，也不无道理，就停止了哭泣。
朝廷为齐王操办了隆重的葬礼。临丧之时，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同伏地嚎哭，控诉御医指证父亲无病，耽延了诊治。司马炎脸面无光，也就顺坡而下，处死了先后派去为齐王诊病的御医。一场皇位继承的较量就以司马攸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太子位更易的较量中，司马炎是胜利者。但是没有出场的司马衷也是胜利者，而且是更大的胜利者。
白痴司马衷太子之位的确立和巩固，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杨皇后对晋武帝的劝告，贾充及其党羽对司马衷的支持，太子妃贾南风的作弊，皇孙司马遹的聪慧，等等。但是晋武帝司马炎作为决策者，要为白痴皇帝的出现承担主要的责任。司马炎受主观意愿的影响，偏听偏信。一方面，他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使看到儿子弱智，也下不了更换决心。在后宫妃子的鼓动下，他从心底巩固了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另一方面，即使面临着更优的选择，司马炎出于阴暗心理，也予以排斥，只相信自己一脉的继承者。
很奇怪的是，司马衷自己毫无作为，却轻易地成为太子并巩固了地位。也许他对周边的这一切明争暗斗都毫无感觉，但是他的出身和婚姻关系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在中国古代根植于血统原则的世袭制度下，皇位继承就是如此不按牌理出牌。它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和威望，而完全是基于血缘身份。即便有人想改变血缘的强硬标准，也很难阻止像司马衷这样的白痴成为皇帝。
司马炎强迫齐王司马攸就藩的时候，驸马王济除了自己陈情外，还和另一个驸马甄德一起发动各自的妻子，也就是公主人官规劝父皇司马炎收回成命。面对哭泣的女儿们，司马炎发怒说：“朕和齐王是兄弟至亲，齐王就藩是朕的家事，甄德、王济怎么能屡次让老婆来哭哭啼啼！”王济虽是司马炎非常看重的女婿，才气逼人，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贬官外放。
不久，司马炎又想召回爱婿，就对和峤说：“我想痛骂王济一顿，然后给他加官晋爵，如何？”和峤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司马炎还是召回了女婿王济，痛骂了他一顿，然后问他：“你惭愧吗？”王济回答：“民谣说，哪怕只有半尺布一斗粟，兄弟也要共同分享。每次我听到这句民谣，就为陛下感到可悲。其他人能令亲友疏远，臣不能使陛下兄弟亲爱，感到有愧于陛下。”司马炎闻言，采取了一贯的应对方法：默然不语。
清朝嘉庆年间，黄河夺淮人海，给江苏北部带来绵延的水灾。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再次决口，肆虐淮安一带，冲毁房屋、农田无数，致饿殍遍野。嘉庆皇帝承认当时的惨状是：“昨秋泛淮泗，异涨并清黄”，“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
朝野上下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灾。对嘉庆皇帝来说，赈灾是上承天意、抚恤百姓的当然之举；到了各级承办官吏手中，这就变成了贪污作弊、中饱私囊的良机。白花花的银子层层流下，像水一般，放赈官吏和监察官吏哪能不动心，“通同作弊，向垂毙之饥民夺其口食”。作弊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是谎夸灾民人数，冒领赈银；第二是层层盘剥，雁过拔毛，克扣银粮。许多官吏表面上是跑上跑下，忙个不停，大叫工作辛苦，其实心底里高兴着呢。大灾必有大赈，大赈必有大款，大款必能富裕一大片官吏。
然而，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两江地区就照例派出十名官员前往各灾区，视察赈灾情况，检查物资落实情况。两江总督铁保早已经习惯了这种表面文章，从他选派的官员就可以看出他的重视与否。比如前往重灾区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当时是府县两级所在地）视察赈银发放的就只是一个新科进士李毓昌。
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当年刚刚考中进士，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科举名次偏下。吏部对这种“新人”最头疼了，就赏了一个“候补知县”头衔，派往江苏“候任”。僧多粥少，各省都有许多候任官员，其中不乏无所事事十几年以致长期穷困潦倒者。李毓昌运气真好，马上就得到了视察赈灾的差使。
就是李毓昌这个白纸一样的年轻人，操办一件官场例行的公事，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
原来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是个贪鄙之徒，本县共领得赈银九万多两，他竟然贪污了两万五千两，比例接近三成！李毓昌到县后，不喝酒不应酬，绾起裤脚，下到灾区察看灾情，和灾民面对面，还认真核对灾民名册。王伸汉的那点手段，很快被李毓昌查得一清二楚。李草拟呈文，准备上报江苏布政使。
李毓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正义必能压倒邪恶，整个官场是好的、清廉的。
王伸汉不是等闲之辈，早在暗中派心腹长随包祥拉拢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李毓昌是初出茅庐、新官上任，没有贴身随从，到江苏后本地官僚给他推荐了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到他手下当差。他不知道，社会有专门的一群人以给官宦人家当长随为业，名义上是官员家的下人奴仆，实际上相互照应、上下其手，收入和权力并不见得比那些两眼一抹黑的主子差多少。一般官员都会用亲属或者老家的熟人做长随，李毓昌初出茅庐，对三人照单全收，带来山阳办事。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都通过李祥被王伸汉看在眼里。
听说李毓昌要揭露实情，王伸汉笑了。在他看来，整个官场是黑暗的，没有清廉和正义可言，大家都在贪，他王伸汉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上头派员来调查赈灾情况，无非是要分一杯羹。或许李毓昌太天真太腼腆，不晓得或不情愿，认同官场“规矩”，但要钱可以明说嘛，干嘛要写折子威胁自己。王伸汉一想，李毓昌此举也可能是在敲诈，想坐地分赃。于是，他咬咬牙，拿出白银一万两（相当于李毓昌两百多年的工资），让包祥偷偷送给李毓昌。
李毓昌不仅拒绝了，还把王伸汉贿赂收买视察官员的事情也加进了报告里面。
李毓昌坐地起价！王伸汉怒了。他可以原谅李毓昌的不懂规矩，却不能让他坏了“规矩”，断了自己的财路。王伸汉只愿出一万两银子。既然李毓昌软的不吃，他决定来硬的。他接受包祥的建议，用重金买通李祥伺机盗出李毓昌查赈的清册予以销毁，到时李毓昌无凭无据，万难从头查起，就没办法告自己了。而后王伸汉再拿出一万两银子堵他的嘴，不怕他不接受这个“价钱”。
不想，李毓昌知道调查清册很重要，他时时带在身边，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抱在怀里。李祥找不到机会偷清册。
原来李毓昌不是来分羹，不是坐地起价，是真的太纯洁太天真，一心要做清官！王伸汉这才高度紧张起来。怎么办？思前想后，王伸汉决定铤而走险，害死李毓昌，一了百了。具体执行的还是包祥。包祥找到李祥，李祥又拉上顾祥、马连升合作。李毓昌官做得廉洁，又不善应酬，平日里让李、顾、马三人失去了许多牟利的机会，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他们早对主子心怀不满，现在在包祥重金引诱之下，纷纷点头。但他们要求事后王伸汉不仅要保证三人安全，还要给他们安置新的去处，介绍到别的官人家做长随。王伸汉满口应承下来，答应到时候重金酬谢。
这天，王伸汉在县衙大摆酒筵，宴请李毓昌。李毓昌勉强前往，席间王伸汉殷勤劝酒。夜里回到住处，李毓昌口中干渴要喝茶。李祥就送上一碗加入砒霜的茶水。李毓昌喝完，上床睡觉，没多久药性发作痛得他捧腹乱滚大叫。李祥三人一直在门外窥探，见状怕惊动他人，忙一拥而入。顾祥将李毓昌拦腰抱住，李祥捂住他的嘴，马连升用一根布带勒住李毓昌的脖子。李毓昌随即气绝。李祥等人收拾房屋，将尸首吊在梁上，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第二天，李祥三人报官，说主人上吊自杀了。王伸汉得报，联合一班衙役草草勘验现场，验过尸首，下了李毓昌自杀的结论。期间，仵作见尸首有明显中毒症状，犹豫着是否填写自杀结论。从王伸汉到普通衙役，都从赈灾中赚足了银两，早就视李毓昌为灾星了，异口同声强调李毓昌“明显”属于自杀。仵作无奈，只好服从众人意见。
一般小民，如此这般处理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可李毓昌是朝廷七品命官，是总督派下来的视察官员，他的死必须层层上报。王伸汉还需要做通一系列上级的工作。他求见同城的淮安知府王毂。王伸汉毫不隐瞒，开门见山将谋杀李毓昌的始末如实禀告，并送上白银两千两，请知府尽力维护。王毂也是个贪财好利之徒，赈灾款他也拔过毛，平日没少拿王伸汉的好处，立马答应帮王伸汉掩饰，向江苏按察使报告李毓昌自杀。
江苏按察使胡克家接到淮安府报告，大笔一挥，认可自杀结论。他难道就不怀疑吗？他也怀疑，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真查办起来，如果查出李毓昌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不知会牵连多少人，得罪多少关系；如果李毓昌确系自杀，查办起来事情宣扬出去，官场上又会说江苏的官员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官员的教育和学习工作没有搞好，等等，麻烦一大堆。所以，胡克家草草认可王毂的报告。江苏布政使的心理也是如此，接到胡克家发来的报告，大笔一挥，签上大名，上报总督。两江总督铁保也不深究，以李毓昌自杀定案。
尘埃暂时落定，王伸汉把李祥推荐给长洲通判当长随；将马连升荐给宝应县知县；顾祥想回老家，王伸汉就赠与优厚盘缠。王伸汉没有食言，相当守规矩。
同时，派往其他地方视察赈灾情况的九名官员都回报，各地赈灾情况良好，公平透明，百姓欢欣鼓舞、感恩不尽，等等。
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第二年年初，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赶到山阳收尸时，在李毓昌的遗物中发现了写有“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情况的稿子。这才引来李太清疑心大起。但凭着一张旧纸没有其他证据，李太清也无从查起。无奈，他只好拿着王伸汉热情赠送的一百五十两丧葬银，护送着侄子的棺材返乡。回到即墨，李太清越想越疑，加上李毓昌的妻子在丈夫随身穿的一件衣服上发现了斑斑血迹，李便自作主张开棺重新验尸。只见尸体指甲发黑，插入喉部的银簪变色，擦拭不掉，明显是被人毒死的。李家人不干了，写明情况要告官。毕竟是读书人家，李家知道层层报官于事无补，推翻不了江苏各级官员的结论，保不准就被哪个官官相护的衙门给压下了，于是族人筹措盘缠委托李太清进京告御状。
李太清本事不小，跑到都察院喊冤。都察院见是朝廷命官猝死案，转奏了嘉庆皇帝。
巧得很，嘉庆皇帝正发愁着呢。父亲乾隆有十全武功，弄出了一个乾隆盛世，但天下传到自己手里却纠纷四起，灾患不断。哪里出了问题呢？嘉庆皇帝经过认真反思，得出结论：并不是自己没当好皇帝，而是底下的官吏们出了问题。方针政策再好，关键在于落实，地方官吏贪污腐化成风，怎么能让天子的英明决策产生效果呢？所以，嘉庆皇帝决定痛下杀手，整顿吏治。
李太清的状纸，非常及时地送到了嘉庆皇帝的眼前。
李毓昌案子疑点很多，经不起嘉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认真推敲。嘉庆皇帝仔细读完后，抓住这个“典型”不放，在后面写下了长长的批语，发给军机处“严查”。嘉庆指出李毓昌之死“疑窦甚多，必有冤抑，亟须昭雪”。他怀疑江苏各级官府沆瀣一气，遂绕开江苏省，命令山东巡抚吉纶详验李毓昌尸体，又命令缉拿山阳知县王伸汉等人进京，由军机处和刑部直接会审。
皇帝如此重视，又事无巨细作出指示，已经在事实上给案子定了性：这是一桩冤案。
各级官吏不敢怠慢。在山东，吉纶立即带上经验丰富的仵作详细查验李毓昌尸体，认定李毓昌先中毒，后因他故死亡。在北京，军机大臣们会同刑部对王伸汉、包祥、李祥、顾祥、马连升五人隔离严审。五个人哪见过这阵势，将谋害李毓昌的缘由和始末一五一十招供了。审讯还在进行，江苏官场就炸开了锅。为了给自己开脱，两江总督铁保上奏，称省里一开始就怀疑是王伸汉在宴请李毓昌时在酒里下毒，但是询问同席之人并拷问厨役都无结果，因此以自杀结案，等等（他在撒谎，他根本就没有调查过李毓昌的案子，甚至连李毓昌的名字都可能是在嘉庆龙颜大怒后才回忆起来的。）
铁保此举火上浇油。看着案上摆着的供状和铁保的解释，嘉庆大发雷霆，怒斥铁保“昏聩糊涂已极”，“不但不胜封疆重任，亦何堪忝列朝绅！”下旨将他“著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江苏巡抚汪日章“身为巡抚，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如同聋聩，实属年老无能”，革职；和李毓昌一同视察地方赈灾情况的其他九名官员腐败无能，全部革职；淮安知府王毂“身任方面，知情受贿，同恶相济”，判处“绞立决”。山阳知县王伸汉“实属凶狡”，“贪黩残忍，莫此为甚”，立即斩首，并抄家。考虑到李毓昌死时并没有儿子，嘉庆皇帝认为王伸汉让李毓昌绝嗣，应该罪及他的儿子，因此将王伸汉的儿子流放伊犁。长随包祥助纣为虐，立即斩首；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则被处以最重的刑罚——凌迟。
处理了贪官和凶手，嘉庆还要树立一个榜样，让天下臣工学习。他公开表彰李毓昌“居心实为清正”，大加褒奖，追加知府衔，优厚安葬。李毓昌下葬时，嘉庆下令刑部专门派一名司官将李祥押到坟前凌迟，处死之后摘心致祭，“以泄愤恨”。忠臣不能绝后，嘉庆亲自在宗族中给李毓昌挑了一个继子，恩赏举人头衔。而族叔李太清也被赏为武举。
嘉庆亲自写了《悯忠诗三十韵》诗一首表彰李毓昌。全诗三百字，注解却有九百五十一字，详细阐述了嘉庆帝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君以民为体，宅中抚万方。分劳资守牧，佐治倚贤良”，要将李毓昌“示准作臣纲”、“诗褒百代香”，还感叹“何年降甲甫，辅弼协明扬”。李毓昌这样的人太少了，朕太需要这样的忠臣了。做完这些后，嘉庆意犹未尽，又令山东巡抚吉纶精雕细琢造了一座碑，立在李毓昌坟前。
此碑至今犹存，但清朝的吏治并未随之清化，反而越来越糟。
体制越黑暗，越需要树立正义清廉的榜样。李毓昌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嘉庆朝野还有清白的存在。嘉庆皇帝需要李毓昌来给王朝和天子的脸上贴金。如果李毓昌没有损害到自己的利益，相信铁保、汪日章、胡克家等人也很愿意把他树为典型。下属的清正廉洁不正是上级领导教育有方的政绩展现吗？如果李毓昌不来山阳查探赈灾情况，王伸汉应该也很愿意和他交往唱和，毕竟和一个清官为伍也算附庸风雅，多少能显得自己也很清廉。
这里就有个问题：李毓昌和铁保、胡克家、王伸汉等人穿同样的官服，却不属于同类人。李毓昌显然是嘉庆朝官场的另类，因为他不懂许多潜在的规则。比如赈灾是经手官吏自肥的手段、监管是来分羹的代名词、不能和整个官员系统作对，等等。多少代来，潜规则是和表面文章相对应的，真正操纵着官场的运转。大小官员的升迁调转、日常开销和子孙后代的福荫都仰仗于此。谁破坏潜规则就是和官员体系为敌，整个体系的官员都会反扑过来。所以，虽然李毓昌案的处理大刀阔斧，看似大快人心，细细琢磨并非如此。嘉庆皇帝遭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暗中抵制。从铁保到王伸汉都被处理了，九名查探赈灾的官员也被革职了，但整个事件的处理仅限于李毓昌被害案，更严重的赈灾黑幕被隐瞒了下来。实际上只有山阳一县的赈灾黑幕因为李毓昌闯了进来，才被戳破了口子。其他灾区难道就没有问题吗？有问题的可能性极大，但被掩盖住了，抵制住了嘉庆皇帝的进一步动作。这背后又是潜规则在起作用。
对于李毓昌这样不知道潜规则的“清官”和“榜样”，在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后，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把他供起来，树碑立传，留着做表面文章。
《官场现形记》也描写过光绪年间湖北兴国州发生的一则破坏潜规则的事例。
兴国知州丁忧去职，瞿耐庵前来代理知州。瞿耐庵浸染官场多年，可从来没有担任过地方实职，现在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实职，又是代理，可把他乐坏了。为什么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方实职捞钱比在武昌当官容易多了。而且“代理”不需要负太大的实质责任，到时候可以载着大车小车的财宝轻松走掉。
瞿耐庵正要甩开膀子大干，却遭遇了当头棒喝。衙门的开销，什么差役工食、犯人口粮以及迎来送往开支，闹得新知州头昏眼花，一头雾水。瞿耐庵的账房是他小舅子，教书匠出身，对财务事务也一问三不知。瞿耐庵责令他询问武昌来的老衙役马二爷，尽快理清财务。
马二爷问舅老爷，有没有向前任账房讨要“暗账”。那小舅子连连摇头。马二爷随即将地方衙门的明暗账目娓娓道来：
账房难做，“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是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竞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同公开的、应付检查的账目不同，账房都有一本暗账，记录衙门的真实开支，包括给上级的“孝敬”、迎来送往的开支、编外人员的工资以及老爷从官库中的支取，等等。地方上到底有多少家底、老爷能贪走多少都得以暗账为准。官员交接的时候，新来的账房也要到前任手里买这本账簿，称为“买账”。根据所在地的肥瘦，暗账的价格从四五百两银子到数十两不等。
小舅子赶紧问马二爷，那兴国州的这本暗账需要多少钱呢？马二爷答，一二百两、三四百两都没准。小舅子听说要这么多银子，吓得舌头伸了出来缩不回去。马二爷解释说这是州县衙门里的通例，必须买账，“做了账房是说不得的”。小舅子推说斟酌斟酌，跑去告诉姐姐瞿太太。瞿太太是个厉害角色，为人吝啬凶悍，又和时任湖广总督有亲戚关系，一听要付钱给前任账房买账，大怒道：“做官的，只有拿进两个哪里有拿出去给人家的。什么工食、口粮，都是当官的好处，这些都用不着开销的。他们不要拿那簿子当宝贝，你看我没有簿子也办得来！”事情就这么耽搁下了。
话说得容易，事办起来难。没有那本暗账，瞿耐庵对衙门开支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亲自找马二爷询问，马二爷又把前言回了一遍，再三说暗账簿子是万万少不得的。瞿耐庵默然无言，钱谷师爷是老幕僚，说买账这事在接印之前就应该弄好，现在得赶紧补上。钱师爷又表示他和前任账房认识，可以找对方说说看。瞿耐庵准了，钱谷师爷和前任账房咬了半天耳朵，最后商定了一百两银子的价格。钱谷师爷回禀瞿耐庵，说这已经是“友情价”了，请东家千万不要吝啬。瞿耐庵患有“妻管严”，付钱的事情需要“请示”太太。瞿太太坚持一个钱也不肯往外拿——本来是来捞钱的，凭什么钱没捞到一文，却要掏出一百两银子去。钱谷师爷只好搭讪着出去，不好再说。
那前任账房听到消息，怒从心头起，立马对暗账做了手脚，捞了一笔小钱，又改了一些数据，再把簿子誊写了一遍，预备瞿耐庵来要。瞿耐庵等急了，接二连三来找他要暗账，后来一天讨要好几遍，软硬兼施。前任账房就是不给。
瞿太太见僵持不下，提醒丈夫：“现在人心难测，就把簿子交了出来，谁能保他簿子里不做手脚。前任同后任不对，一定拿数目改大。譬如孝敬上司，应该送一百的，他一定要写二百；给衙门差役向来是发一半工钱的，他就写发全部或者七成八成。你在省里候补的时候，这些事不留心，我是姐妹当中有些他们的老爷也做过现任的交卸回来，都把这弊病告诉了我，我都记在心上，所以有些开销都瞒不过我。只要这本账簿拿到我眼睛里来，是真是假，我都有点数目。现在你姑且答应他一百两银子，同他言明在先：先拿薄子送来看过，果然是真的，一文不少付给他钱，倘若有一笔假账，非但一个钱没有，我还要四处八方写信去坏他名声。”
瞿耐庵听了太太吩咐，仍旧去找钱谷师爷出面。等到钱谷师爷将账簿拿来，瞿太太翻看以后，有点吃惊。她原以为兴国知州是个肥缺，给上司的孝敬至少一次一百两，账簿上开的只有八十两或是五十两，顶多的也不过一百两：原以为外府州县官员过境，送的礼金“加敬”要五六十两不等，现在账簿记录只有四两六两，最多也只有十两。瞿耐庵夫妇一合计，倒没疑心这个簿子是假的，只是感叹兴国知州孝敬上司、应酬同僚的金额之少，这个官缺不像预想的那么肥。其实，前任账房把应酬的金额给改小了，却把其他开销，比如衙门差役的工钱给改大了。
暗账簿子到手后，瞿耐庵就面临一项要紧的应酬。知府添了个孙子，下属要送“贺敬”。送多少呢？瞿耐庵翻开簿子看，没找到例子——之前的知府没有生过孙子。瞿太太创造性地发现了一条记录：“本道添少爷，本署送贺敬一百元。”瞿太太说，知府比道台低一级，知府的贺敬应该在道台的标准上打八折，而儿子又比孙子重要，所以知府孙子的贺敬应该再打八折，“八八六十四，就送他六十四块罢”。于是，瞿耐庵叫管家拿着六十四两银子送给知府。
知府喜元是个旗人，他父亲官名叫做“六十四”。旗人最忌讳别人犯他的讳。这喜知府更严重，“六十四”这三个字碰都不准别人碰。每逢写到“六十四”三个字时，喜知府将“十”字的一竖只写一半，不透头。衙门上下都知道老爷这个脾气，万分留心，不敢触犯。
偏偏瞿耐庵孝敬的贺礼，签条上写着“喜敬六十四元”。知府衙门的门政接手一看，眉头一皱，心道：“好嘛，六个字，就把知府父子两代人的名讳都给犯了！我们如果不说明，原封不动拿上去，我们就得先碰钉子，又要怪我们不教给他了。”仃政正要提醒兴国来的管家，可看到送给自己的门包上面写着“六元四角”，他就改主意了。“兴国知州也太小气了！”
门政把话咽了回去，开始问来人：“你们老爷的官缺在湖北省也算得上是中等水平，怎么也不查查账，只送这一点点？送礼，可是有老例的。”瞿耐庵派去的管家回答：“我们老爷没查到先例的，所以特地查了几条别的例，才斟酌了这么一个数目。相烦您费心拿上去。”门政摇摇头，又问：“你们老爷是初任还是做过几任了？”管家回称“是初任”。门政这才指出瞿耐庵的签条把知府两代人的名讳都犯了，怎么事先连知府家人的名讳都不调查清楚。管家惊呆了，只好拜求门政费心，求他设法遮瞒。门政见状，知道新来的兴国知州是个小气鬼，怪他给的孝敬太少，存心要出他的丑，就一声不响地揣起六元四角，然后拿起瞿耐庵的贺敬去见喜知府。
喜知府正在同姨太太打牌，输了钱不肯付钱，一听有洋钱送来，忙接过手本。喜知府一看手本，忽然想起新任兴国知州到任好几日却没有送“到任规”给自己，遂同门政说道：“兴国州是个好缺，他都如此疲玩起来，叫我这本府指望谁呢？”喜知府拿起洋钱一瞧，是“喜敬……”，面色大变，忽地站起来，责问门政：“怎么你们没有写信教导教导他？”门政回答：“这个应该是他们来请示的。等到他们来问，奴才自然交代他，他不来问，奴才怎么好写信给他呢。”喜知府压制住不快，让兴国来的人把贺敬拿回去重写再送来。门政使坏，提醒知府看看兴国知州送的数目对不对。喜知府这才注意到瞿耐庵送的是六十四两银子，再也受不了了，一把将银子摔在地上，一边跺脚一边骂道：“岂有此理！瞿耐庵这明明是瞧不起我，什么都不守规矩！‘到任规’不送，贺敬也只送这一点点！哼哼！把这洋钱还给他，不收！”说完，喜知府牌也不打了，背着手跑到房子里生气去了。
门政暗暗高兴，捡起地上的银钱，走进门房把洋钱和手本摔给瞿耐庵派来的管家：“伙计！上头说‘谢谢’，你带回去罢！”管家还要说别的，门政去同别人闲聊，不理他了。管家无奈，知道事情不妙，又不敢回去，连夜写信告诉瞿耐庵原委，听候吩咐。
瞿耐庵知道后，手里捏了一把汗，忙找太太商量。谁知瞿太太听了觉得无所谓，说，我从不嫌钱多，知府不要就拿回来吧；反正一年后代理期就到了，到时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喜知府能把我们怎么样？瞿耐庵觉得太太的话也有道理，依计执行。
喜知府等了半个月，满心以为瞿耐庵会诚惶诚恐地将“到任规”和“贺敬”装得满满的，送来请罪，结果左等右等没见瞿耐庵来。喜知府一打听，知道瞿耐庵的老婆和总督大人是亲戚，暂时动不了他，只好隐忍下来，寻机再好好整整瞿耐庵。
暗账和买账是潜规则，送贺敬和应酬是潜规则，不触犯知府父子的名讳也是潜规则，瞿耐庵夫妻俩一心捞钱，有意无意地一再触犯了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中，最关键的是那本暗账。如果瞿耐庵一到任就买了账簿，就不会漏了给知府大人的“到任规”，也不会少给贺敬，更不会得罪门政惹下麻烦。当得罪了知府大人后，瞿耐庵夫妻破罐子破摔，彻底断了给上级的孝敬。这就更令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了。出来混，是要守“规矩”的，坏了“规矩”就会受到惩罚。
但瞿耐庵夫妇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两人见知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胆子陡然大了，除了给总督、巡抚和藩桌两司的孝敬之外，其他人的孝敬一律不给；除了三节两寿孝敬上司的钱必须照顾到，其他的孝敬一概不送。要送的，瞿耐庵也都按照买来的账簿上面的金额送。这么做就出了大问题：孝敬和红包有时候会被退回来，或者有些怨言会传到瞿耐庵的耳朵里，最严重的是，一些官员是专门来兴国州办事的，收到的孝敬大打了折扣，不免和瞿耐庵争论一番。瞿耐庵就弄不懂了，总觉得：“我是照例送的，怎么他们还贪心不足？”各司、道和过往官员对瞿耐庵恨得牙痒痒，可考虑到他同总督有点关系，表面上也不好发作。
半年后，瞿耐庵把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得罪了。而他在兴国州糊涂办事、贪赃枉法的劣迹也被百姓到处揭发上告，没有任何人帮他遮掩。结果到处流传着瞿耐庵的坏话，听不到半句向着他的话。喜知府更是恨之入骨，一心铲除他。所有这一切只有瞿耐庵夫妇蒙在鼓里。节骨眼上，瞿太太所依靠的亲家湖广总督奉调进京，然后转往直隶做官。湖北官场格局大变，总督、巡抚、藩臬两台、道、府长官都换人了。瞿耐庵就只有革职查办一途了。可见，从一开始，因为瞿耐庵不愿意买前任账房的账簿，就注定了湖北官场不买他的账。
每个行业都有独特的潜规则。我们已经知道，当为官异化为一个谋生行业的时候，官场的潜规则也就应运而生了。
潜规则所营造的体系才是真正起效的、强大的。挑战它就是挑战整个行业。所以，人们要么遵循潜规则来办事，要么强大到能为行业另立一套新的规则。而绝大多数人，能够做的只能是顺从。
中国古代油水最肥的官署是什么？不是管钱的户部，不是管军事物资的兵部武备司，也不是地方上的盐运、漕运等官署，而是清朝的内务府。
有北京民谣为证：“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哪天皇城根下出现一户暴发户，房子是新盖的、院子里新栽了树苗、墙上挂着同时代人的画，那这户人家肯定是内务府的官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来钱快，上任没几天就能在寸土寸金的四九城置办高宅大院。衙门上下，“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贪赃腐败得就差公开往家里运官银了。有的衙门，比如负责供应京畿地区官粮的漕运衙门，经手的钱粮可能比内务府要多，但漕运官守着百万计的官粮，动不了手脚，揩不到油水干着急。所以说，既有钱又能揩油的内务府，当之无愧是古代第一肥缺。
那么，内务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衙门？凭什么那么有钱呢？
内务府是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为清代特有。
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建立了为自己和紫禁城服务的十三个衙门，由太监主管。顺治康熙交替年间，十三个衙门合并为内务府，逐渐形成定制，称“总管内务府衙门”，设置专门的最高长官“总管内务府大臣”。既然是“大臣”，就不能再由太监主管了，那由谁来主管内务府呢？考虑到内务府负责的都是皇帝的私事和家事，所以康熙任命皇室家奴（满族称包衣）来负责内务府。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所属包衣逐渐垄断内务府的大小官职。
内务府主要机构有“七司三院”，分别是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7个司，负责皇室财务、库贮、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院3个院，负责管理御马，管理皇室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物，负责紫禁城、三海、南苑、天坛和其他苑囿的管理、修缮等。此外，内务府还管辖紫禁城三大殿，管理慈宁宫、寿康官、御药房、寿药房、文渊阁、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咸安富官学、景山官学、掌关防处等。除了以上在京城的机构外，内务府还有诸多京外附属机构，比如江宁织造处、苏州织造处等皇室采办机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热河行宫、汤泉行宫、盘山行宫、黄新庄行官等皇帝驻骅处和皇室财产。为了管理帝后嫔妃陵墓及操办有关祭祀活动，专门成立了陵寝内务府；为了管理沈阳旧皇宫，专门成立了盛京内务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务府管理所有的太监和宫女。清朝成立敬事房，严格管理太监、宫女及官内一切事务，防止出现宦官专权。敬事房也隶属内务府。所以，太监就和内务府利益攸关，并在之后内务府的沉浮强弱中站在了内务府一边。
一言蔽之，一个皇帝从在娘胎里开始到死后定期领取子孙后代的冥钱，都离不开内务府。因此内务府机构极其庞杂，而且越来越庞杂，吃这口饭的人也越来越多，逐渐成了可以和朝廷的三院六部相互平行、分庭抗礼的官僚机构了。
当然，清朝皇帝也不是傻瓜，为了压制内务府，让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
比如内务府最重要的司是广储司。广储司就是皇帝的小金库，建了六个仓库储存皇室的所有财产，其中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和宝石等专门储存在银库里。银库因此被称为六库之首。皇帝对银库看得最紧，特地将银库设在紫禁城太和殿西侧的弘义阁内，安排了25个人日夜盯着它，规定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才能开库。为了防止监守自盗，看库的人没有钥匙，钥匙由乾清官侍卫保管，而且不止一把。开库时，必须由多名特定的官员在场，进出库房的人都得严格搜身；库房关闭时，必须由多名特定官员共同签字画押，并在锁上贴上封条。每月，内务府都要对皇帝六个库的收支出纳情况进行统计汇总。皇帝随时可能抽查，年底专门听取内务府的报告，且每五年亲派不相关的大臣进行盘库。这仅仅是对广储司六库的管理制度，整个内务府管理之严、皇帝之重视可见一斑。其他的管理制度（比如祭祀贡品的数量、官学的伙食标准等）更是多如牛毛，能搬出一箱又一箱的文件来。
理论上来说，内务府中人要想从皇帝的口袋里掏出一文钱占为已有都非常困难。
皇帝选择出身低微的包衣任事内务府，也是看中了这些家奴老实办事、与外界无涉、最不可能沾染朝野贪腐习气、还不用给太高工资的“优势”。
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压制内务府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内务府的贪污腐败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内务府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哗哗地从皇帝口袋里往外掏银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郡要补上。
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道光听了差点背过气去。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内务府解释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
道光皇帝咬咬牙，默记在心里。
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打补丁的皇帝，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丁。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竺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苎二警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
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多少钱呢？我们可以从光绪年间的“鸡蛋价格”佐证一下。光绪皇帝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吸取了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光绪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以上就是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一招：低买高卖。
皇帝虽然给内务府规定了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抢）物资，然后高价报给皇帝（反正皇帝也不知道，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如此，工匠的工钱更是如此。中间的差价就成了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二招是：直接贪污。
内务府的监管制度可谓严密，可制度是人执行的。内务府系统越来越庞杂，人越来越多，漏洞也越来越多，皇帝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加上内务府属于为皇室服务的，不受朝廷监察和司法机构的管辖，所以内务府弊端就犹如决堤之水、沃野荒草，汹涌蔓延开来。晚清吏部官员何刚德说：“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内务府之弊百倍于此。”
光绪大婚的时候，有几位绣工托在内务府大臣家教私塾的同乡郭先生揽点内务府刺绣的活做。郭先生通过大臣的管家接了一件绣洞房门帘的小活。绣工们从内务府领来了缎子，用最好的绣线精心刺绣。整套下来，绣工们的原料、工钱加上利润，市价大约是五十两银子。
门帘交上去后，大臣的管家就让绣工们报个价，主动示意绣工们“多报一些无妨”。郭先生和绣工们就咬牙报了五百两，管家说太少了，再报多点。几个人就报了一千两。账单交到内务府大臣手里，大臣又驳回，让再往高了报。郭先生就大胆报了五千两，几个绣工埋怨他报得太离谱了，会被驳回来的。谁知，内务府大臣拿到账单，摇摇头，亲自提笔在五千两前面加丁“两万”。账单送到内务府，内务府照付两万五千两白银买那个门帘。内务府大臣扣下两万两，给郭先生五千两；郭先生拿出一千两酬谢相关人等，自己拿了三千两，把剩下的一千两给几个绣工。几个绣工心满意足，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收入了。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三招是：工程揽财。
在内务府当官的人最盼望的不是升官，而是皇帝上马新工程。不管是修建一个戏台子，还是重铺某段道路，或者是皇帝下旨恩建某处寺院，都是内务府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良机。如果能揽上修缮陵寝或者宫殿的“好活”，整个家族几辈人的吃穿用住都不用愁了。晚清时，紫禁城内搭建一个竹棚，这么个算不上工程的工程，内务府就用了四万两银子。工程揽财的招数可以说是集低买高卖、直接贪污之大成，最有学问了。
1874年初，同治皇帝准备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如此大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朝廷拨款，可内忧外患的朝廷一贫如洗，哪有钱去修圆明园。这时，内务府奏称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有门道“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请求授权他采办木材。同治皇帝满口答应了。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办”的幌子到香港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价值54250元木材的合同，规定先付定洋10元，等法商将木材运到天津即付款。李光昭返回北京后，即向内务府谎报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虽说是“报效”，内务府也折价给了李光昭部分“辛苦钱”。从内务府拿了钱，李光昭却不愿意给运货到天津的法商木材钱。如果是一般中国商人，被李光昭这个“空手套”给耍了也没办法，可法国人不干了，联系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闹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事发后，舆论哗然。结果李光昭被革职查办，李鸿章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停掉了圆明园工程。至于已经被李光昭“套”走的木材款，就没有人追究了。
既然内务府腐败重重，弊端多多，就没有人想到整顿吗？
有！从皇帝到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的声音。可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道光皇帝因为吝啬，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不满，多有训斥。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做粉汤。等了多日没见到粉汤的影子，道光皇帝就召来内务府相关官员质问。相关官员诉苦说，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皇帝大怒，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加上原料钱，皇上如果想吃粉汤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冷笑道：“不必了，我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一碗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官员回答说，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但是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为这事烦恼着呢。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
道光皇帝无奈：罢罢罢，朕从此不吃粉汤了。
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此时的内务府已经恶性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在上面的事例中，内务府的逻辑是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取“好处”，得不到利益的事情不办。如何吃到粉汤是提出的问题，道光皇帝的解决问题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无疑优越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可惜道光皇帝的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而道光皇帝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
大家别忘了，皇帝成立内务府的初衷是让内务府更好地服务自己，可最后竟然指挥不了内务府。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
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一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皇帝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存在，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
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也让他们在贪腐时少了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种贪腐有违君子之道的负罪感，由此，他们贪腐起来更是肆无忌惮、无孔不入，同时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
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力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不知如何下手。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杠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人间蒸发了。
光绪皇帝查办不了内务府的中级官员（郎中庆宽）的例子，更是暴露了同时期的内务府势力之强。庆宽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做生日礼物。庆宽做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四万两银子。光绪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官外的钱铺里吃利息。庆宽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的私房钱，光绪又不得不给，自然恨上了庆宽。
庆宽这个人巨贪，而且明目张胆贪污，大报花账，气焰逼人，尤其是在慈禧六十大寿期间主持庆典，一个人包揽一切器物的采办，大发横财。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有个满族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还说他假冒太监。两条罪都是杀头的大罪。
光绪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了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查了许多天，专案组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估计庆宽贪污是真，篡位是假）。光绪反复询问专案组，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属于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违制罪名成立。光绪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
过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就是被革职的庆宽。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竟然摇身一变，升了官（正四品）、掌了实权（盐法道台）。其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
内务府黑幕如此，谁还能整顿得干净呢？
1911年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仍保有紫禁城和其他皇室财产。为皇帝服务、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民国政府每年“优待”溥仪的四百万元，全都交给内务府。进人民国后，内务府每年都哭穷叫苦，抱怨四百万元不够花销。半个世纪后，溥仪依然对当年只负责退位小朝廷的内务府心怀不满，因为进入民国后，内务府的开支竟然超过了慈禧太后时期的最高纪录。民国四年（1915年）内务府本身的开支达到264万两，而慈禧时期内务府开支不足百万两。更让溥仪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溥仪曾经要买汽车、装电话，内务府都拒绝了。而内务府中人却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木厂等。清亡之后，前清宗室贵族和一般旗人生活潦倒，常常爆出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娼门的社会新闻来。北京城的亲贵旗人们原本就怨声载道、情绪激动，而内务府的贪污自肥无异火上浇油，激化了上下对他们的不满，整治甚至惩处内务府的声浪日益高涨。
举报内务府的材料很快堆到溥仪的案头。比如有入披露：“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更有人说内务府的人常常厚颜无耻地叫嚣：“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
内务府众人不知收敛，反而一味敛财。清朝灭亡，内务府少了许多内外勾结、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机会，他们只能把贪腐的目光投向紫禁城里面。紫禁城收藏着明清两代帝王聚敛的财富，金银玉器文物古董数不胜数。内务府的人俗，能想到的发财手段就是偷盗和转移财富。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荣源曾经抵押了宫中的部分金器，换款80万元。具体都是什么金器呢？其中40万元是给十六个金钟（共重111439两）估的价。平均一两黄金三块六毛钱。单从黄金价格上来说，这个估价低于市场价格，更何况抵押品还是金钟。另外40万元的交易则近乎是白送。清朝十三位皇太后、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重10969两多），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重8两多），还有嵌镶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玛瑙碗等珍品45件，内务府总共只要价40万元。这样的抵押，简直是变相地把宫内财富当做废品卖给官外的关系户。这已经不仅仅是盗取皇室财产了，而且涉及破坏、盗窃国家文物。这样的财产转移，内务府经常进行，一旦借口开销紧张就把紫禁城的金银器具文物古董拿到官外“抵押”。每逢此时，就连社会上的报纸都看不过去，大张挞伐。为此，内务府免不了又出来辟谣或解释，成为坊间一大谈资。
溥仪多次整顿过内务府，可惜都无功而返。先是从官外找了一个人，“空降”为内务府大臣，结果只干了三个月就“回家养病”去了。后来，溥仪遇到了郑孝胥，被郑孝胥的忠心和能干所打动，破格任命这位汉族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
溥仪和郑孝胥都对整顿内务府信心十足，一心要革除弊端、开源节流。郑孝胥甚至都计划好了，改革后的内务府只要保留四个科就可以了。
他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物没物，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了本本空文。锐意改革的郑孝胥又采纳一个司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木雕品代替，节省资金。宫中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罢供品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有人给他寄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与此同时，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帝师”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
郑孝胥等人不后退，依然执著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上下对此恨之入骨，决心扳倒他。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人手。很快，民国国会里就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除了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官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这些舆论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官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最后，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而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说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归了绍英。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草草收场，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官，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才宣告寿终正寝。但是原先的大小官吏拿着贪腐来的钱各奔东西，照样后半辈子不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