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可能是最关注人才问题的帝国，每个皇帝都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每个朝代都把礼遇人才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恰恰是在这个帝国中，浪费人才、迫害贤才、嫉贤妒能的现象从来就没有绝迹过。“人”和“才”相结合后，人就学会了独立思考，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抱负，而帝国和皇帝需要的是服从皇权，在帝国体系中按部就班的服从者、执行人和卫道士。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帝国朝廷在考虑是要俯首贴耳的“奴才”还是独立正直的“人才”？而散落各地的人才则在思考到底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行事，还是一味去追逐高官厚禄？
王维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命最好的文人。他成名很早，不到二十岁就名满京城，是贵戚显要的座上宾；他科举顺利，是开元九年（721年）的状元：他仕途基本平坦，除了两次小波折外，平步青云当到了尚书右丞（副宰相）；王维生活平静，衣食不愁，交游广阔，长期过着半退休的富裕生活。更令人羡慕的是，王维在有生之年就执文坛牛耳，死后千百年来受到各方面的一致肯定，拥有众多读者。
历史上哪个文人有王维这样的完美人生呢？
同样状元出身的文天祥尽管在后世声名显赫，然而生前命运大起大落，远没有王维那般安逸幸福一直到永远。同样当过宰相的王安石，一度权势熏天，可他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都是褒贬并存，还差点被《宋史》列入“佞臣传”。与王维同时代的孟浩然在文学史上与王维并称“王孟”，稍晚些的李白、杜甫二人的“粉丝”可能多于王维，但他们三人都是科举场上的失败者，在权位和家产上更是没法与王维比。总之，王维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令人羡慕。
开元八年(720)前后，年仅19岁的王维来到长安，长安城立刻掀起了一股“王维旋风”。京城王公贵族纷纷宴请，虚席以待；文人骚客争相吟诵他的诗篇；歌女伶人们陶醉在他带来的乐章和词曲之中。主维的“粉丝”中包括皇室至亲宁王、薛王和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
当年，长安城的“京漂族”们一边吟诵着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一边不无嫉妒地打听：王维何许人也？
王维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家族，母家是同样赫赫有名的博陵崔氏家族。这两个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顶尖的名门望族，到王维出生的时候虽然光彩黯淡了不少，但仍然算得上是高门大户。王维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年纪轻轻就能写一手好诗，还工于书画音乐，全面发展。年轻的王维非常懂得自我营销，曾经还去终南山当了一回隐士。虽然王维醉心山水，但年纪轻轻、正要一展宏图的他上了终南山。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借“隐居”来提升知名度，曲线攻克长安的舆论阵地。“终南捷径”说的就是王维这样的行为。
王维的突出才华和自我营销很耀眼，很快就让他在众多“京漂族”中脱颖而出。开元九年(721)，王维很顺利地成为状元（很多人认为他的王爷和公主粉丝们在这件事情上为偶像出力不小）。唐玄宗时期的进士每科录取二三十人而已，唐朝有“五十少进士”之称，50岁的新科进士都算是年轻的、有前途的，王维这个20岁的状元自然更是前途无限光明了。
此时的王维血气方刚，自信满满，相信美好的未来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对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对政治有独到的规划，更有革故鼎新、指点江山的宏大志向——凡此种种，都和初出茅庐的新人一样。在这一时期王维的作品中，《少年行》突出了一个满怀壮志、意气飞扬的得意少年的形象。比如“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游侠在街头遇到意气相投的朋友，就拉着对方尽情痛饮，抒发抱负，多么典型的场景。又比如“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每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都会发出王维的感慨：纵使抛尸疆场，侠骨也会百世流芳！
当然了，王维能否沿着自己想像的鲜花轨道走下去，必须接受现实的考验。
应该说，朝廷给王维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平台，让他担任大乐丞。大乐丞负责为皇帝和宫廷管理伶人，准备丝竹歌舞，虽然只是八品官，但接近皇帝和宫廷，时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可以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提供再好不过的表现机会了。
但刚走入社会的王维把这个机遇给浪费了。他是春天当的官，秋天就因为“伶人舞黄狮子”被撤职了。黄狮子只能舞给皇帝看，是皇帝御用的，而有几个伶人从库房里拿出黄狮子来自己舞着玩。身为大乐丞的王维自然负有“领导责任”，被认为“不适合”继续担任音乐歌舞界的领导职务，调往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东南地区）当司仓参军。所谓司仓参军，其实没有军事可以参谋，主要工作就是和几个老兵守着仓库，看管物资。
20岁的参军并不算丢脸，人家杜甫飘荡十几年都没混上这个职位呢，可对王维来说，他一下子从光辉的华丽舞台跌落到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是朝中有人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还是上级领导希望王维到地方上去，到实际事务中去锤打锻炼一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王维在济州当了好多年地方官（八年、十年的说法都有）。等王维再次回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30岁左右的成熟男子了。济州的岁月将王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子塑造成了日后稳重少言的副宰相。
地方上的实际工作繁琐枯燥，往往让人看不到前途，也不符合王维诗文书画俱佳的人生旨趣。王维参加过地方的抗洪救灾工作。唐朝时候山东一带水患频发，地方官常常需要亲自上前扛沙包。王维还参加过迎接唐玄宗出巡的准备工作。当王维迎送朝廷大队人马过境，看着昔日的旧友熟人颐指气使、志得意满，不知道他内心做何感想？王维深受打击，而且很重，很持久。打击的结果是王维开始反思，反思过去的理想信念和冰冷现实的巨大差距。社会现实永远比理想信念要复杂，布满了弯弯绕绕，多数事情不是20岁出头的王维能够明白的。王维枯燥茫然，一度想到挂冠而去。他之所以坚持下来，理由在《偶然作》（其三）中陈述是：“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作为兄长，王维要负担养家的责任，所以继续拿着朝廷的俸禄不能辞职。在这里，王维又是现实的。或者说，济州的多年历练让王维变得现实了。
年轻人接受现实并不容易，特别是思想独立抱负宏大的年轻人，要自我否定原先的理想，向现实妥协，尤其不容易。王维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肯定经过了挣扎。这就可以解释让史学界和文学界争论不休的王维隐居问题。专家就王维在任地方官的几年时间里隐居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都达不成一致意见。但有一点，王维隐居的事实是清楚的。这一段日子里的隐居可不是当年18岁少年走终南捷径的“登龙术”，而是真的看破了一些事情或者为了看破一些事情，跑到山里乏思修炼。
王维的一生，把不定期的隐居看看成是跳出现实之外，放松身心，任由思想弛聘的一种修养方式。
若干年后，有了人生沉淀的王维返回长安。
他依然才华横溢，依然门庭若市，依然诗词唱酬， 但不再九月九高调登山，不再歌唱相思的红豆。经过岁月的磨砺，王维知道了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知道了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知道了照顾到别人的思想感受。王家原来就信佛（王维的母亲崔夫人是虔诚的信徒），王维内心中的崇佛修为之情开始萌发，生长开来。他越来越偏重内心的平静，不喜欢聚光灯，淡去应酬。开元十八年的冬天，好友孟浩然因科场失意，在长安居住无味，决定由京师返回故里。临别之际，孟浩然写了《留别王维》一诗来告别。王维以《送孟六归襄阳》相答。在诗中，王维开门见山自述“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说自己闭门离群、回避应酬，突然知道好友要离京，感到诧异。接着王维劝孟浩然“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过劈柴种菜喝酒读书的惬意生活。这样的生活不风光，却是王维羡慕的，“好是一生事”。对于纷繁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王维认为“无劳献子虚”。王维在诗中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出世隐逸味道。
王维的消极情绪不仅和之前的打击及朋友的离去有关，更因为在返回长安不久他的结发妻子病逝了。
王维的妻子在历史上没有留名，甚至连她姓什么都有争议。但有两点史实是肯定的：第一，王维一生只娶过这么一位妻子；第二，这位发妻陪着王维经历了少年得志的轻狂时期，也熬过了地方为官的清贫岁月。王维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夫妻俩一直没有生育子嗣。如今，爱人病逝了，王维悲痛欲绝。之后，王维孤身一人生活了三十年，没有再娶。
自古人们总误会“才子”肯定和“风流”结合在一起。对爱情忠贞不贰的王维就多次被人编排和太平公主、玉真公主等人发生过“感情”。王维和太平公主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太平公主自杀的时候王维还是一个小屁孩，两人如何产生感情纠葛？玉真公主和王维的确见过几面，但没有人能够拿出两人眉来眼去、花前月下的证据来。
心境渐渐恬淡的王维在开元二十一年前后重新振作了一阵子，内心开始恢复了些许积极。希望有所作为的那个王维似乎回归了。
这一年开始，张九龄执政。王维被擢升为右拾遗，负责纠察谏言。写于这一时期的《献始兴公》很能表现王维一度跃跃欲试的状态。在诗中，王维明确鄙视一生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而张九龄大公无私的改革者形象让王维很认同：“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所处的唐玄宗李隆基时期，虽然天下歌舞升平，但暗地里涌动着各种矛盾问题。为了天下苍生考虑，王维支持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
王维刚刚重新燃烧起来的一点点雄心壮志，很快遭到了现实的再次打击。张九龄执政时期，唐朝政治还是日趋黑暗，各种隐藏着的矛盾集聚纠结。王朝走到从鼎盛趋于衰败的转折点。不是张九龄的能力和品德问题，而是无私奉献、开拓进取、有所作为的人太少了。对王维来说，同路人太少，陌路人乃至背向而驰的人太多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第二年被贬为荆州长史。接替他的是口蜜腹剑的奸臣李林甫，接替李林甫的是靠裙带关系上台、庸碌无能的杨国忠，在他们及其同党的把持下，唐朝朝政日非。而唐玄宗李隆基在勤政若干年后，转而醉心后宫，不思作为了。
王维好不容易想振作起来做一番事情，没想到很快就被现实打压得心灰意冷。张九龄被贬，王维没有被列为同党遭到贬黜。他同情张九龄，之后还与之保持书信往来。王维也并未退出官场。他重新恢复了低调做官、不问政事的风格。从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王维的官职稳步提升，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给事中，其间还曾奉旨出巡河西，赴黔中岭南任选补使。
王维的心情是沮丧厌烦的，可对于官场，王维又割舍不下，不能决然离去。说他贪恋高官厚禄也好，说他心中埋藏壮志以图他日作为也好，王维随波沉浮、身不由己。许多人为他感到遗憾，因为王维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敷衍往来、奉承拍马的劣质文章。比如王维公开写诗赞美过李林甫，写过《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等文章称颂过唐玄宗迷信道教，写过《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等诗文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喝彩。这些文章让王维的文集黯淡了不少光彩。可古代有哪个文人所有作品都是出自真心，不受丝毫现实压力影响呢？
这一时期能表现王维真心的是他开始高频率的“半官半隐”生活。
崇佛修行的王维在现实打击下思想日趋消极，转而从佛教和归隐中追求心灵的慰藉。他重新选择了终南山，得到了前朝名士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墅，抽出大量时间在乡间别墅中生活。别墅的前主人宋之问和王维一样，是他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文人，勤奋而有天赋，在武则天时代是达官显贵们的座上客，风光无限。可惜宋之问在权势享受面前迷失了内心，一味钻营奉承，甘愿为佞臣做枪手，自己求做武则天男宠不成竟然不惜为武则天的男宠“奉溺器”。武则天死后，宋之问以“狯险盈恶”流徙钦州，唐玄宗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王维和宋之问最大的不同就是残酷的现实没有让他妥协。他虽放弃了与现实斗争，但选择了归隐，洁身自好。在蓝田别墅，王维悠游其中，以念佛书画、赋诗相酬为乐。蓝田别墅，和富春钓台、成都草堂一样，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景点。
天宝十五年（756年），王维遭遇了最大的人生打击。
当年，叛乱的安禄山大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向四川。逃避现实的王维没有来得及逃避开叛军的搜捕，成了安禄山叛军的俘虏。鉴于王维是名震一时的文豪又是朝廷命官，僭越称帝的安禄山逼迫王维出任“伪职”。王维不惜服药弄垮身体，以身患疾病为由推脱，结果还是被押送洛阳，任命为安禄山伪政权的官员。对于这段“从乱事贼”的历史，王维一直遭受批评。他的忠实读者们也将之视为王维人生最大的污点，比在官场随波逐流更令人扼腕叹息。王维对自己没能自杀殉国而懦弱地出任伪职也视为奇耻大辱。他在《责躬荐弟表》中承认：“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臣即陷在贼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
在安史之乱期间，王维都做了些什么？根据王维的《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王维被安禄山叛军拘囚于洛阳时，同韦斌患难相济。韦斌也是被乱军俘虏的朝廷命官，曾担任过临汝太守，死在了洛阳。临死前，韦斌和王维诀别。他指着心脏，附耳告诉王维：“积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见戮专车之骨，枭枕鼓之头，焚骸四衢，燃脐三日！见子而死，知予此心！”韦斌的意思是说，自己的病完全是因为痛心叛贼得道引起的。现在要死了，韦斌恨不能见到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被枭首示众、尸体在大街上焚烧、肚脐眼上被点上蜡烛燃烧三天三夜的情景。韦斌知道王维忠君爱国之心不死，所以死前把真心话告诉了王维。
韦斌对安史之乱痛心疾首，王维何尝不是？这场叛乱终结了大唐盛世，之后唐王朝迅速走向覆灭。任何爱国臣民都会对此痛心疾首。王维的心痛则更深一层。作为曾经有思想有抱负的有为青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对王维心中善恶美丑标准的颠覆。叛乱的发生是唐朝矛盾积累的恶果，文恬武嬉内外勾结，安禄山等人的曲意奉承、投机取巧频频受到肯定，最后邪恶战胜了正义、丑恶遮盖了美丽，叛乱爆发了。如果说王维在隐居蓝田别墅期间，心中尚有些许励精图治的抱负，其时也被大叛乱扫荡得一千二净了。天翻地覆的现实模糊了王维的判断，这才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
长安失陷不久，安禄山等叛军首领在长安西内苑重元门北凝碧池举行盛宴，叫来被俘虏的宫廷乐队助兴。乐师雷海青不肯为叛军首领奏乐，愤怒地将乐器摔得粉碎，结果在试马殿被肢解示众。被软禁在菩提寺的王维从前来探望的好友裴迪口中知道此事，满怀悲愤写了《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官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明确表达了叛乱给天下造成的恶果，期待再次恢复和平。对雷海清，王维充满敬佩，但他做不出来那样的英雄壮举。《凝碧池》一诗迅速传播开来，沦陷区的百姓口耳相传，还传到了唐朝残存的地区。
两京收复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王维面临着唐王朝的惩罚。王维的弟弟王缙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官位已高，主动请求削官为哥哥赎罪。把父亲李隆基赶下台的唐肃宗对王维的大名早有耳闻，对《凝碧池》一诗大为赞赏，认为“百官何日再朝天”一句表明王维心系唐室，因此仅将王维降职为太子中允，以示惩罚。
现实就像一台抽水机，不断抽走王维身上波光灵动的碧水。政治场上的王维胸中已然没有了抱负和蓝图。长安城里的王维越来越不舒服。他要逃避。他向往去崇山峻岭之中，茂林修竹之下，碧水飞瀑之旁，感受大自然的无私、纯真和温柔。
安史之乱平定后，社会弊病丛生，政坛日益黑暗，王维过问政事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除了上朝的表面工作，王维生活的基本内容就是玄谈、坐禅、茶药和睡觉。慢慢的，王维留在长安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隐居在终南山的日子越来越多。
在《终南别业》中，王维对归隐生活很满意：“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坐看云起云落的日子里，王维的心境更加平淡，与世无争。
年轻时的王维看到红豆都会起相思之情，还向人到处宣扬“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年老后，王维的作品少了感慨，多了对景物的平叙白描。比如《鸟鸣涧》一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只有真正闲下心来，放下世俗杂念的诗人，才能把平淡无奇的山间夜色写成传诵千年的山水画。又比如“山水诗派”代表作之一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如今，后人提起王维，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两点。第一，王维写作了大量的田园山水诗作，平淡隽永。无心插柳，王维成了“山水诗派”的开山人物。第二，王维是隐士，而且是一边当着大官，一边归隐，羡慕死了不知多少在文坛、科场和仕途中苦苦挣扎的后世同道。王维的“半官半隐”，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历史上有一条明显的文人归隐传统。选择归隐的文人，除了王维，还有陶渊明、李白、苏轼等。
这一文人归隐传统，在唐朝最盛。就算当着官，也不影响文人们的归隐之路。杜甫专门创作出了“吏隐”一词，来形容文人在官场之内的归隐状态。“吏隐适性情，兹焉其窟宅。”（杜甫《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白居易在《中隐》中则将隐居分了大小层次：“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可见，白居易最推崇洁身自好的“中隐”，也就是杜甫所谓的“吏隐”。
客观上来说，多数文人的隐居不是自愿的，而是像王维那样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的被动消极逃避。比如苏轼在仕途不顺之后就走向了归隐，他在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状态下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苏轼在被贬官杭州期间，访茶问僧，醉心山水之余还疏浚了西湖，留下了一条苏堤。比苏轼更早的白居易同样贬官杭州期间，醉心江南美景，同样在西湖留下了一条堤岸：白堤。一些文人则不等贬官，看破现实后主动谋求去山水佳胜或幽僻之地为官。比如唐代孙逖就主动出任山阴县尉。山阴就是今天的绍兴，古称会稽，唐代称越州，自古就是风景旅游胜地。孙逖任官不是主要目的，游赏山水享隐逸之乐才是主要目的。他在山阴写下了《登越州城》：“越嶂绕层城，登临万象清。封圻沧海合，廛市碧湖明。晓日渔歌满，芳春棹唱行。山风吹美箭，田雨润香粳。代阅英灵尽，人间吏隐并。”
王维只是这个归隐传统中的一个突出个例而已。因为他少年得志、官运亨通，因为他身处的唐玄宗时期还算是历史上比较正常的时期，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平静而“卓有成效”。而身处乱世的文人们就惨多了，天下之大，往往找不到一处可以安全隐居的地方。他们颠沛流离，不是被迫人世去依附枭雄争夺天下，就是过早死在乱军之中。
王维的结局是，半官半隐的他，官职逐步升迁，一直到尚书右丞。
朝廷任命王维为副宰相，也许是考虑到王维出身名门，声望卓著，也许是考虑到王维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中央工作经验，也许就是单纯考虑王维当官的资历（他从20岁就开始当官了，资历很老），或者出于“搞平衡”的目的，总之王维的提升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绩都无关。
而到花甲之年的王维呢，继续听晨钟暮鼓，看竹影摇曳，还有就是念佛打坐……
王维的一生幸福吗？这可能又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晚唐的长安城，气势依旧恢宏，人烟仍然阜密。越州（今浙江绍兴）来的赶考举子朱庆馀没有心思欣赏京城的繁华景象，对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心怀忐忑。
唐朝科举盛行“行卷”，就是考生向考官、权贵或者文坛名人投递文章作品，希望得到后者的赏识、举荐，即使得不到混个脸熟也总没错。朱庆馀于是决定给一向赏识自己的水部员外郎张籍写首诗，行卷的同时试探一下本次考试自己金榜题名的可能性。朱庆馀的诗是这么写的：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古代风俗，新娘要在第二天清早拜见公婆。朱庆馀就选取这个场景，描绘了新娘在新婚第二天清晨化妆完毕准备见公婆时的忐忑心情。全诗关键字眼是“入时无”，新娘问夫婿自己的化妆是否时髦，朱庆馀则问张籍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够中举。
收到朱庆馀的探问，张籍心领神会。他一如既往地看好朱庆馀，但他没有帮着朱庆馀到处拉关系走后门，也没有直接告诉朱庆馀“你行”，而是同样巧妙地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回赠给朱庆馀：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张籍指出了朱庆馀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的文章能力已经很厉害了（自知明艳），没有必要在考前到处行卷。行卷，在张籍看来，是浮躁务虚的事情，就如当时长安城里流行的华丽的齐纨一样，其实不值得大家投入。真正可贵的是真才实学，就好像越女劳动时歌唱的菱歌，才是最动人的。张籍通过这首回诗，提醒朱庆馀安心准备考试就可以了，不要胡思乱想。果然，朱庆馀考中了进士。
这一唱一和的诗文往来，前者被称为《近试上张水部》，后者被称为《酬朱庆馀》，两者都成了应酬诗的佳作。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一个耿直、交游广泛的张籍形象也跃然纸上。
在中国历史上，张籍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在晚唐文坛上，张籍则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张籍，原籍苏州（今江苏苏州），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大约生于唐代宗大历年前后（有说是767年）。贞元十五年(799)中了进士后，张籍一直为官，走的是一条既官又文的多数中国文人的生活道路。在文学上，张籍是唐朝后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他的乐府诗多反映社会现实，语言简明自然，常常以口语入诗。张籍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诗文，也有许多描写景物风俗的诗文。比如《江南曲》一诗就用简明的语言向读者描绘了江南的美景：
江南人家多橘树，昊姬舟上织白纻。
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
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渡桥来浦里。
青莎覆城竹为屋，无井家家饮潮水。
长江午日酤眷酒，高高酒旗悬江口。
倡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
这首诗里面，江南特产、民居、风俗都有了，而且“摆放”得错落有致，南方紧凑，富庶的气息铺面而来，令人向往。张籍的《江南曲》堪称是白描佳作他的诗歌能得到读者和同行的认同，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张籍除了文采出众外，待人也坦诚，乐于提携后进，所以人缘非常好。他的交游圈子几乎吸纳了当时文坛所有的一流人物。张籍和后唐文坛领袖韩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二人在文学倾向、政治立场等方面很有共同语言。张籍长安住所的隔壁就住着诗人贾岛，二人从邻居发展成了好友。张籍交往酬唱的名单里还包括盂郊、王建、白居易、李翱、姚合、韦处厚、元稹、刘禹锡、于鹄等人。上自达官贵人、文坛领袖，下到释道布衣，张籍都以诗歌相识。此外，张籍收韩愈的儿子韩昶为学生，教授诗文，任蕃、陈标、章孝标、司空图等人也先后拜张籍为师学习诗文。说张籍在长安的生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点都不为过。
这是张籍生活的第一个片段，他的文坛生活多姿多彩、交游广阔。
可惜的是，文坛上的成功并没有给张籍的政治生活任何实质帮助。张籍在仕途上蹉跎多年，几乎没有建树。
张籍在贞元十五年进士及第，直到7年之后的元和元年(806)才调补太常寺太祝。太常主管祭祀，在先秦时地位崇高，到唐代已经沦落为一般品级的清水衙门。而太祝只是太常寺众多属官之一，既无权又冷清。张籍在太祝的官位上，一当就是10年，没有得到升迁。其间，张籍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与白居易相识相交。两人在文学创作上共同语言很多，相互影响。遗憾的是，张籍的家境并不富裕，低微的官职及过低的收入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张籍患上了目疾，越来越重，几乎失明。后人有称张籍为“穷瞎张太祝”的，说的就是他在太常寺中的窘迫情形。张籍的“穷”和“瞎”成了他最明显的特征。
元和十一年(817)，张籍终于升官了，担任了国子监助教，几年后又升为秘书郎。随着仕途和收入情况的逐渐改善，张籍的目疾也逐渐痊愈了。长庆元年(821)，韩愈推荐张籍担任了国子博士，不久张籍又升迁为水部员外郎。水部在古代主管天下水利的灌输，唐代在工部内设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天下渡口、船舶、堤堰、沟洫和运漕等与水利相关之事，哪里的江堵了，哪里的堤岸出现裂缝了，都归水部管。“水部”这个名号一直沿用到晚清，作为对工部司官的文雅称呼。中国历朝历代，水部官员不计其数，张籍却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因为在水部员外郎的任上，张籍和文友唱和往来，留下了许多“张水部”、“水部张员外”称号的诗文，传诵至今。比如长庆三年(823)的初春，城外踏青归来的韩愈冒着纤细小雨，奔过天街（皇城中的街道）。淋在雨丝中，遥望草色，韩愈诗意大发，写诗赠给张籍：“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张籍仕途上还略有进展，之后又迁为主客郎中，止于国子司业。古人习惯以最后的官职称呼某人，因此也有人称张籍为“张司业”。
不管是“张水部”也好，“张司业”也好，张籍官职的品级一直不高。“水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国子司业”为“从四品下”，放在冠盖如云的长安城里也就是中等偏下级别的官员。有人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就平步青云，能够对张籍颐指气使，而张籍用了三四十年时间，却仕途蹉跎，官位停滞。
伴随仕途失败而来的是张籍生活上的不如意。张籍除了“工资收入”没有其他来钱的门路，加上张家原本就不富裕，张籍的经济情况不佳。贞元十六年，张籍在和州居丧。韩愈在给孟郊的信中说张籍“家甚贫”，希望孟郊能去探望一下。张籍身体多病，中年后眼疾非常严重，可治病就得撒钱，张籍没有那么多钱。韩愈又给朋友写信，希望友人能够资助张籍医疗费。韦处厚当时贬官在外，知道后还给张籍寄来了治眼疾的药材车前子。
这是张籍不如意的生活片段，既有官场上的失意，也有经济方面的窘迫。
如果说仅仅是仕途停步不前，张籍的遭遇还只是众多没有引起关注的古代文人的普遍命运。张籍更可怜之处还在于他身处乱世。知识分子眼看国家沦丧、民不聊生而无能为力，自身又在政治高压和坚持正直独立之间犹豫挣扎，这种状态是最难忍受的。
张籍生活的时代，唐朝恢弘的架子还在，可内里早已经被暴政、宦官、藩镇和叛乱掏空了。元和十四年（张籍当时在国子监当助教），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百姓已经在横征暴敛之下，饿殍遍野，民怨沸腾。张籍主要活动在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有志作为，在位期间动用武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取得了不小的成效。然而，打仗就要大把花钱，唐宪宗时期的讨伐藩镇的成本都要从百姓头上筹集，自然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加上同周边民族政权征战不休，由此，张籍目睹了众多的百姓从军、军队出征、征收重赋情形。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反映社会动荡百姓疾苦的篇章，比如《征妇怨》：“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作为有良心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张籍目睹万里白骨，家家招魂的惨状，心里怎能平复。
动荡的现实直接影响了张籍的生活。他的朋友中有参军打仗的。有位朋友同吐蕃前线作战，一次大战后失踪了，不知是横尸荒野，还是成了吐蕃人的俘虏。张籍有感而发，写了首《没蕃故人》：“前年戍月支，城下没全师。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无人收废账，归马识残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
文弱如张籍者，不用去从军打仗，虽然没有切身的生死威胁，但长安恶劣的政治环境给他的不仅是压抑，也有随时可能来临的凶险。党争和宦官专权，像两大癌症折磨着唐朝晚年的躯体。多少朝野人士为了前程，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凡事以攻击异党分子为乐。宦官则飞扬跋扈，控制军队，甚至操持皇帝的废立。大臣们不仅不敢对宦官有半点不敬，还纷纷曲意巴结。
如此环境之下，政治操守和个人品行在政坛上绝迹，取巧钻营、毫无廉耻的小人反而平步青云，反过来更加重政治黑暗。张籍超脱于派系之’外，能做的只是洁身自好而已。即便如此，他在官场的日子也是危机四伏，如履薄冰。张籍在《杂曲歌辞·伤歌行》中写道：“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君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东门之东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长安里中荒大宅，朱门已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锁管弦，美人遥望西南天。”太监们可以随便缉拿朝廷大臣，令大臣们人人自危，亲戚相见也不能随便交谈。恶人们操纵皇帝和朝廷，打击异己，贬斥异己流放天涯海角。遭到迫害的大臣们被差役小吏驱赶出京城，想在京城停留片刻都不行，更没有人敢来送行，只有骑着高头大马的打手们凶恶地监视着。张籍有时经过长安城中一些荒废的高门大宅，往日里这些宅门也是门庭若市，俱为权贵之家，如今已经杂草丛生了。因此，长安城里，张籍这般朝臣人人自危，极少有人敢在家中摆宴歌舞，害得大批美女歌伎都失业了。
割据一方的藩镇大帅们也把目光投向朝臣。他们拉拢朝臣，在朝廷安插眼线试探消息，影响朝廷打击政敌。而一些朝臣也拉拢藩镇势力以自重。朝臣和藩镇的勾结，加重了朝政的复杂和混乱。如唐昭宗时，宰相崔胤勾结节度使朱温，而宦官韩全诲等则拉拢韩建、李茂贞等大帅。
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是张籍为官时最强盛、最飞扬跋扈的藩镇大帅之一。李家几代人“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者，皆用严法制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基本上是土皇帝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其他藩镇对李师道避让三分，朝廷一味笼络李师道，给他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李氏权势炙手可热。张籍和这个李师道有过一段交往。张籍的文才和声誉，让李师道注意上了他，想笼络他为己所用。张籍为此写了《节妇吟》，副标题就是《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全诗如下：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首诗借一个有夫之妇的嘴，明确拒绝了一段“婚外情”的勾引。有人明明知道这位妇人已经结婚，还要赠送给她明珠。妇人心中虽然感激，但已经发誓要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归还了明珠。既然已经婚嫁了，就要一心一意，只恨我们没能在婚前相遇。表面看，《节妇吟》写的是一位忠于爱情的妻子拒绝了一位多情男子的追求，其实是张籍在拒绝李师道的拉拢，表达了拒绝收买、忠于朝廷的态度。在虚弱的朝廷和强盛的藩镇之间，在坚持政治操守和可能带来的荣华富贵之间，张籍公然选择了前者。这不仅袒露了他那坦荡的胸怀，更显示了他不凡的勇气。
当然，张籍并不想得罪李师道。毕竟他一介文弱书生得罪不起手握重兵的大帅，毕竟毫不留情地批驳和撕破脸只能给自己带来无谓的牺牲，所以张籍对李师道的拒绝，很巧妙。张籍最后表示“恨不相逢未嫁时”，为拒绝李师道做了解释：因为时机不对，我已经有效忠对象了。那么如果李师道在张籍为官之前就来拉拢，张籍就能相助吗？张籍没说，李师道只能自己想像去了。
也许是李师道明白了张籍的良苦用心，没有继续为难他；也许是李师道暗暗骂了一句“不识抬举”或者“腐儒不可教也”，撇下张籍去笼络别人了。后来，李师道因为过于飞扬跋扈，刺杀宰相、侵扰洛阳，引起官民共愤，被朝廷和其他藩镇共同讨灭。李师道为部将所杀。
这是张籍内心充满矛盾纠结的生活片段，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如此巨大，渺小的文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知所措，只能空发几句诗文。
一个秋日里，心情压抑的张籍感受到了一阵瑟瑟的秋风。秋风卷起落叶，让张籍不禁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同是苏州人的老前辈——晋代的张翰。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的苏州就是张翰的故乡吴郡，两人都在中原为官，都对官场心生退意，都“见秋风起”而思乡起来，情况是何其相似。千百年来，体制内外有多少文人骚客对张翰潇洒挂冠而去的举动羡慕不已，顺带着连苏州的莼菜羹、鲈鱼脍也名声大振。可羡慕归羡慕，极少有官场中人像张翰那样放得下，轻松离去——恰恰因为极少有人做得到，空羡慕张翰此举的人越来越多。张籍就是其中一个空羡慕难落实的后来者之一。他没能“命驾而归”，只是写了一封家书来寄托思乡之情。张籍把千言万语都写在信中，可是等交给送信人的时候又觉得有话没有说完，赶紧拆开了缄上的信封再添上几句。如此反复，张籍总是有说不尽的心事，那是夹杂在思念中的寂寞、迷茫和痛苦。终于，家信寄出去了。张籍专门写了首《秋思》纪念其事：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张籍为什么不能学张翰那样轻松离去呢？因为他在令人失望的官场中还有留恋的东西，仕途、官位、俸禄和日益渺茫的报国希望，等等。朱庆馀写过《贺张水部员外拜命》，祝贺张籍官职升迁：
省中官最美，无似水曹郎。前代佳名逊，当时重姓张。
白须吟丽句，红叶吐朝阳。徒有归山意，君恩未可忘。
朱庆馀年纪轻，人仕晚于张籍，身上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比较浓，因此写出了“徒有归山意，君恩未可忘”的“主旋律”诗句。这何尝不是张籍隐藏着的心声。尽管他对现实不满，他还是抱有拨乱反正的期望，胸中忠君报国的火焰始终没有熄灭。他在等待。后人找不出张籍有过直抒忠君报国胸臆的诗句。不过从他针砭时弊、关注百姓的作品中能够看出张籍的拳拳治国心报国情。眼看国是日非，张籍写了《永嘉行》，对唐王朝的走势很悲观：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
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
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
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
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
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永嘉是西晋怀帝的年号。永嘉年间，“五胡乱华”，匈奴和羯族军队屠杀、焚烧于黄河中游，洛阳化为灰烬，西晋皇帝被俘、大臣遭杀戮。部分官民逃向江南，建立了东晋，史称“永嘉南渡”。张籍借此想警告世人避免西晋末年的悲剧，避免朝廷倾覆只能偏安一隅。可叹的是，唐朝最后连偏安一隅的“待遇”都没有赶上，直接被藩镇朱温推翻了。唐皇遇害，宦官群体被清洗，朝臣士人四处投奔新主子，开始了五代的百年纷争。
这是张籍在官场踌躇不前，萌生退意又无法潇洒离开的生活片断。
张籍晚年的岁月无法考证，他约在公元0年逝世。历史上像张籍这样没有资格列传、蹉跎一生的文人志士很多。多数人还不如张籍幸运，张籍起码还留下了若干可资后人勾勒其生平的资料。
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艰辛”两字用来概括张籍的生平，可谓恰当。
遗憾的是，张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中国古代多数文才出众又坚持独立人格的人的普遍人生轨迹。他们“大隐隐于朝”，仕途困顿、生活窘迫，挣扎在权力和独立人格之间，犹豫在忠君报国和挂靴而去之间，迷茫彷徨，终其一生。这不能不引起后人思考。
明朝淮南有位姓莫的富翁。莫翁膝下无子，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土财主蒋大郎，二女儿嫁给了本县县吏韩提控。莫翁最喜欢第三个女儿。莫家的三小姐容貌出众，修眉广额，皓齿明眸，女红针指无所不工，而且做人乖巧伶俐，人人都说她将来最有福气。莫翁决定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一个不寻常的婆家。
莫翁觉得自己虽然有钱，但门第不高，所以希望给三女儿找一个高门大户子弟。在他心目中，读书人的门第最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莫翁就到县学里面去找那些年轻的秀才。还真让他在新进的秀才中找到了一位姓苏的年轻人。苏秀才的祖父是个孝廉，担任过通判；父亲也是个秀才，苏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美中不足的是，苏秀才当通判的爷爷是个清官，没给儿孙留下什么家产，加上苏秀才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秀才，又不肯经营，苏家到苏秀才的时候已经囊中羞涩，除了几本破书，身无长物了。
虽说是个破落的读书人家，莫翁很喜欢长相端正的苏秀才。加上苏家毕竟有人做过官，又是世代读书人，莫家反倒觉得自己是高攀了。同样的，苏秀才的父亲也嫌莫家是俗流，觉得儿子娶莫家三小姐“低就”了。最后莫家是再三要嫁女儿进苏家，加上媒人从中苦苦撮合，苏家才答应与莫家联姻。
于是，穷酸的苏秀才娶了富家千金莫小姐。一段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婚姻就这么完成了。
遗憾的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许多人看好。现实摆在那里，苏家除了破落的“诗书礼仪”招牌外，实在是太穷了。结婚的时候，苏家连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莫翁也不计较，反而打算结婚以后多资助三女婿，送苏家田地房屋。不想，把三女儿嫁出去没几天，莫翁就中风去世了。大女儿和二女儿赶到家，大女婿和二女婿把莫家家资一抢而空。蒋大郎霸占了所有田地，韩提控霸占了房屋和现金。两家还把老岳母赶了出来。老岳母鼓动三女婿，也就是苏秀才告状，没想到亲家苏老秀才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争他做甚？”苏秀才也就听任两个连襟霸占了莫家全副家产。又没几天，老岳母和老父亲接连去世，苏秀才操办丧事，几乎耗尽了家产，苏家生活更加困难。
苏秀才是除了读书，压根不知道怎么赚钱；而蒋大郎占了莫家田地后收租放高利贷，财富翻番；得了现金的韩提控则花钱买了个两院书办的官缺，用钱开路，稳步升迁。两家鲜衣怒马，把苏秀才不放在眼里。旁人也觉得莫翁当年的选择错了。
莫家三小姐在结婚之前，也犹豫过要不要嫁给苏秀才。她最终决定咬牙跟着苏秀才过苦日子，是看中了苏秀才的“前程”。“原先莫氏初嫁，也曾为苏秀才算命，道他少年科第，居官极品。”就像投机倒把的人逢低买入一样，追求的就是日后高升的利润。富家小姐莫小姐也是抱着日后做“官太太”的目的，踏人苏家的。为了丈夫早日高中，也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梦想，莫小姐努力做好苏秀才的后勤保障工作。苏家家徒四壁，生活艰苦，苏秀才也不追求享受，常说：“粝饭菜羹，儒者之常。”莫小姐却认为：“体面所在，小荤也要寻一样儿。”所以，她尽量做出体面的三餐来。为了让苏秀才不为家事分心，家里少柴缺米的情况莫小姐都丝毫不让丈夫知道。“家中常川衣食，亲戚小小礼仪，真都亏了个女人。”
眼看着丈夫就到科举日子了，莫小姐张罗着为丈夫做衣物鞋帽，还准备了去南京考试的人参、盘缠，都是“掘地讨天”、“补疮剜肉”而来的。苏秀才赴考前，亲戚探望、送礼的也多了起来。连这平日关系极冷淡的两个连襟也亲热起来。
苏秀才考试归来，“莫氏好生欢喜，出场到家，日日有酒吃”。她相信丈夫肯定能高中，都开始盘算家里的房子太小，需要另租房子的问题了。莫小姐都开始看房子了，虽然每天都挺累的，但满脸写着欢喜。约摸到了官差报喜的日子了，莫小姐“自去打扫门前，穿件家常济楚衣服。见街上有走得急的人，便在门缝里张看，只是扯他不进来”。无奈，几天下来，高中的都有消息了，苏秀才显然是名落孙山了。
苏秀才不气馁，决心再等三年，冲击下一场科举。莫小姐满心失落，也咬咬牙，决定再拼三年。一边准备科考，苏秀才一边开始开馆授徒，希望赚些薪资，解决一下家里的窘迫处境。可惜：
但好馆，人都占住不放。将就弄得个馆，也有一个坐馆诀窍。第一大伞阔轿，盛服傻童。今日拜某老师，明日请某名士，钻几个小考前列，把岩岩气象去惊动主家，压伏学生，使他不敢轻慢。第二谦恭小心，一口三个诨，奉承主人，奉承学生。做文字，无字不圈，无字不妙。“令郎必定高掇，老先生稳是封翁。”还要在挑饭担馆僮前，假些词色，全以柔媚动人，使人不欲舍。最下与主人做鹰犬，为学生做帮闲，为主人扛讼处事，为学生帮赌、帮嫖、帮钻刺，也可留得身定。苏秀才真致的人，不在这三行中。既不会兜馆，又不会固馆，便也一年馆盛，两年渐稀了。
因此，苏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巴的。
好不容易又熬到科举之年，苏秀才和莫小姐“又道机会好，磨拳擦掌，又要望中了”。苏秀才前往南京赶考前，莫小姐嘱咐丈夫：“一遭生，两遭熟。这遭定要中个举人，与我争气。”苏秀才承诺：“一定一定。”
苏秀才在南京乡试，家中无人，莫小姐央求莫家叔婆前来相伴。一天夜里，莫小姐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丈夫乡试再次名落孙山，醒来就呜呜咽咽哭起来。叔婆宽慰她道：“梦死得生，梦凶得吉。梦不中正是中。”莫小姐还是不快。第二天，苏秀才回家了，高兴地说：“这次考试的三道题目，我都做过，经题两篇也做过。这回肯定要中了。”奠小姐欢天喜地，只等差役来报喜。不想，这年差役又都跑到别人家报喜去了，苏秀才再次名落孙山。莫小姐不只在梦里哭了，醒着也哭个不停，弄得苏秀才也短叹长吁。苏秀才只能说：“再做三年。”莫小姐止住哭声，剔起双眉，怒着眼道：“人生有几个三年！这穷，怎的了！”骂完，又哭起来。
又过了三年，又到了乡试的时候。为了筹措盘缠，苏秀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原来还有少数几个人趋承他，与他交往，现在看苏秀才连年科举不中，都笑他是钝货了。苏秀才央求莫家族叔出面疏通关节，族叔大怒道：“他自不下气，却叫叔叔来。
我身面上已剥光了，那里还有！他几百个人里面杀不出来，还要思大场里中？用这样钱，也是落水的，这断没有。”两个连襟蒋大郎和韩提控更是推托没有银子。最后是费尽口舌，苏家才筹措了二三两行头。去时苏秀才强打精神，莫小姐则是牵肠挂肚。在等消息的日子里，莫小姐 找人给丈夫算命。莫小姐出嫁前，有术士预测苏秀才会官居极品，如今术士却道：“这人清而不贵，虽有文名，不能显达。”莫小姐最关心：“今科可中么？”回答是：“不稳，不稳。”莫小姐顿时眼冒金星，差点晕倒，却还没有绝望。等见到苏秀才闷闷而归，低头不语，莫小姐这才绝望了。
绝望的莫小姐也不顾颜面了，和苏秀才大吵起来：“别人家丈夫轩轩昂昂，偏你这等鳖煞，与死的差甚么？别人家热热闹闹，偏我家冰出。难道是穷得过，不要嫁。”
苏秀才道：“你也相守了十余年了，怎这三年不耐一耐？”
莫氏道：“为你守了十来年，也好饶我了。三年三年，哄了几个三年，我还来听你！”
正吵闹间，二姐夫韩提控破天荒来拜访了（估计是来刺探苏秀才考试结果的）。这个韩提控，用金钱开路，上京援纳，又在吏部火房效劳，现在已经是江西省新淦县县丞了。“油绿花屯绢圆领，鹌鹑补子，纱帽，镶银带；驮打伞、捧毡包小厮塞了一屋。扯把破交椅，上边坐了，请见。”
穷秀才最怕和人对比。一对比，莫小姐更火了，冲着丈夫就骂道：“如何！不读书的，偏会做官。恋你这酸丁做甚？”骂完了，莫小姐又寻死觅活，要上吊了。苏秀才惹不起，跑出家门躲了起来。莫小姐下定决心要离婚，就去寻着个当媒人的远房亲戚，要她给自己找个好人家。那亲戚一开始劝了几句“结发夫妻，不该如此”，等莫小姐说了家里穷苦，过不下去的时候，也同莫小姐哭起来，答应给莫小姐寻个好人家。她给莫小姐找了个开酒店的，那人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家里小有产业。苏秀才也不强留，和莫小姐离了婚。奠小姐改嫁了酒店老板，做起了老板娘。
动人的开头不一定有美好的结尾。苏秀才和莫小姐郎才女貌的故事并没有以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结尾，而是以夫妻反目，富家女抛弃穷秀才改嫁而收场了。
这则穷秀才和富家女的故事，取自明末话本《醉醒石》。该书讲的都是明朝故事。虽然是，故事曲折，但都是从现实中来的。因为话本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要贴近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实际，才能吸引读者和观众，所以里面的故事都是从真实的社会新闻中归纳提炼出来的。也就是说，穷秀才和富家女的婚姻在明代并不被人看好，而且不乏离异分手的结局。
在一个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问题得放在明代读书取士制度的演变和商品经济发达的大背景中分析。
莫小姐的父亲莫翁是富翁，观念比较陈旧，觉得读书人社会地位高，门第好。的确，读书人有进入仕途的希望，而且享有多种社会特权，但是在明朝开国不久，读书人的资格（生员、太学生等）就可以用钱买到了。朝廷将之视为创收渠道。原本需要程门立雪、凿壁偷光、十年寒窗获得的资格，如今转瞬间用金钱就能买到。这对真正的读书人群体是极大的打击，并在事实上削弱了读书人群体的声望和地位。到明代末年，各级学校直至最高的国子监中，花钱入学的富家子弟人数已经是苦读入学学生人数的数倍甚至十数倍了。同样是明代话本的《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说：
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中，结束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自开了这例，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
这“千人”还是谨慎的估计，有人估计明朝花钱买来资格的读书人数以万计。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钱侵蚀，纯粹的读书人还保留着最后的防线，那就是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入仕，才能当官。你再有钱，买的也还是读书人资格，中不了举照样当不了官。可这最后的防线在明朝中期也开始崩溃：朝廷开始公开卖官了。随着财政进一步紧张，朝廷拿出各个品级的官位进行“销售”。这下子，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那些原本被读书人看扁的贩夫走卒商贾摊贩都可能买到官，一下子跃居到读书人的头上去。除了学问上的优势，读书人对有钱人的优势荡然无存。
用钱买官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皇帝可以不经正常程序，直接传旨任命官员，称为斜封官或传奉官。明代皇帝曾经一次传旨，大封八百人为官。弘治末年，马文升任吏部尚书，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并主持裁去传奉官七百多人，并加强官员考察，曾一次汰罢官员二千余人。马文升的措施得到了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支持和天下读书人的喝彩，却损害了内廷的太监和卖官鬻爵者的利益。马文升这位明朝五代元老最后被赶下台，与他的人事改革大有关系。这也间接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买官现象猖獗到了何种程度。
金钱侵蚀仕途，打击读书人的社会效应使“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我们的苏秀才曾去周鸿胪家做伴读（还不是老师，只是陪太子读书的角色）。他很认真地履行职责，早晚读书声不绝，结果读得周公子都厌了。周公子说：“苏兄，小弟请你来，不过做表面文章，意思一下就可以了。你这么认真，倒叫小弟不安了。”周公子的兴趣在吃喝嫖赌上，可惜苏秀才“酒不深饮，唱不会唱”，最后“不逐之逐，自立不脚住了”。
于是，明朝中后期一个典型的社会场景是这样的——一个穷酸秀才到亲戚家去借贷，亲戚闭门不见，或者干脆痛斥他一顿：“整天就知道死读书，都读成书呆子了，也不见你赚一文钱回来！你这么读下来，要把亲戚朋友都拖累死啊？”当秀才快快而归时，街坊邻居难免指指点点：“看，这就是那个没出息的书呆子。”“听说他表弟，开了家山货铺，赚了不少银子，前年捐了个官缺，近年正谋划着找个实职呢！”“哟，真厉害，不知道这个书呆子读到什么年月能混到他表弟的风光？”
一方面是科举程序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走科举“正途”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科举之外的“旁门左道”越来越多，两方面一夹击给真正的读书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经过理性的收益分析，读书是极不划算的事情，稳妥而有前途的选择是去经商。于是，明朝很少有大儒家大学者出现，真正的读书人少了，大家都去经商做买卖了。还端着架子放不太开的读书人就贩卖古董文物或者做个书商，捣腾图书；家中有钱又有路子的就走南闯北，买空卖空，做大买卖；家中实在贫寒的就只能支个小摊，卖些针头线脑；没有钱又不喜欢抛头露面的读书人，就只能给戏班子写剧本写段子，给书商写通俗，滥俗的色情的暴力的都没关系，反正不署真名，除了和他联系的编辑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话本、演义在明朝的兴起，和这股社会风潮大有关系。
客观上说，明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打击了读书人群体传统的优势和地位。而朝廷的卖官鬻爵，像“骆驼背上的一根草”一样击垮了读书人的清高与自尊。
苏秀才就非常不幸，生活在“万般皆下品，唯有金钱高”的时代里。他和他的父亲苏老秀才、岳父莫翁一样，都属于过去那个读书高尚的年代，清高方直，还带有那么点偏执，很自然在现实的打击下成为大众笑柄。
莫小姐主动甩了苏秀才，转嫁酒店老板后，苏秀才就成了淮南城中的一桩笑话。大叔大嫂、地痞流氓在嘲笑苏秀才连年科举失利之余，又多了一出嘲笑的戏目：“苏秀才的老婆跟人跑了！”可怜的苏秀才只能低着头做人，人微言轻，自动终结了嘴巴的言语功能。苏秀才此后多年未娶，孑然一人。一来因为“臭名昭著”，讨不到老婆，二来因为实在是没有钱。
整个故事似乎要以苏秀才的悲惨结局收场了，可《醉醒石》的作者、署名“东鲁古狂生”（估计也是个为了赚稿费的下海读书人）还是站在苏秀才一边的，还是推崇清高的读书人、贬斥见利忘义的商贾小人的。所以他不愿意苏秀才在悲惨中沉沦后半生——而现实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就给苏秀才设计了一个美丽的后半生：
话说苏秀才在县学读书时候的知县如今升了知府，知道了苏秀才的遭遇，“闻他因贫为妻所弃，著实怜他，把他拔在前列”。靠了地方官员的可怜和支持，苏秀才顺利通过了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不知道苏秀才是文曲星附体还是这几年夹着尾巴生活的同时拼了命读书，竟然频频告捷，殿试过后名列二甲！
这一下，苏秀才不再是穷酸秀才了，而是“苏大人”、“苏老爷”了。淮南满城轰动，早已不走动的七大姑八大姨连忙申明自己是新科进士苏老爷的亲戚。苏老爷衣锦还乡后，莫家族叔早已经为他寻觅了一所大房子做府邸，马上就有两房人来投靠。随即，“就有媒人不脱门来说亲，道某乡宦小姐，才貌双全，极有陪嫁。某财主女儿，人物齐整，情愿倒贴三百两成婚”。
大叔大嫂、大街小巷都对苏老爷满口称羡恭维，而抛弃苏秀才改嫁他人的莫小姐则成了全城笑柄，“笑莫氏平白把一个奶奶让与人，不知谁家女人安然来受享”。
这个社会终究还是势利的商品社会。不知苏秀才面对截然相反的前后遭遇，作何感想？
咸丰八年(1858)，戊午年，九月十六日的顺天乡试揭榜揭出了一桩大案。
每一年，顺天府（今北京）的乡试都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娄子。因为顺天府中举的名额最多，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所以各地的考生都会托关系找门子来参加顺天乡试。往年多有发生“冒籍”（类似于高考移民）的案件，也有一些落榜考生无理取闹的小案子，人们都见怪不怪了。但戊午年的乡试娄子可是大问题，让京城舆论哗然。除了那些历史问题外，有人揭露高中乡试第七名的举子平龄是京城四九城著名的戏子。按律，娼妓、戏子、乞丐、皂吏等人不得参加科举。这平龄不仅参加了，而且被人揭发在考试的当天尚在登台演出，根本没进考场考试。那么，他的这个“高中”是怎么中的呢？
闹到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揭露此次乡试有诸多舞弊行径，奏请立案审查。孟传金指出了此次科举主考和同考官相互推荐人选，各自取录关系户等问题。整个奏折最实在的问题是指出了平龄的身份和他的考卷有窜改痕迹。
科举是国家取才大典，关系国家根本。年轻的咸丰皇帝拿到奏折后大怒。他当时正想严查官场腐败，遂下令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组成专案组查办。戊午顺天乡试，考生超过1000人，录取300名举人。主考官是柏葰，副主考分别是兵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柏葰，蒙古正蓝旗人，历任刑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在朝廷的势力枝繁叶茂，是一派领袖。他在63岁的高龄被钦点为主考官，既表示咸丰皇帝对其倚重，也显示朝廷对老臣的一种恩赏。发榜后不久，咸丰还因为整场科举顺利完成，认为主考柏葰劳苦功高，升他为大学士，品级从一品升为正一品。没几天，咸丰又任命柏葰为文渊阁大学士。看来，君臣都把柏葰主持科举看做是提拔前的“镀金”。案子发生后，咸丰帝还专门告诉柏葰，本次科举是否舞弊，自有公论，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只管照旧工作，不必担心。抚慰之余，咸丰也提醒柏葰为了避免非议，暂且不用入朝觐见。
专案组很快就查明平龄是旗人，并非职业戏子，只是痴迷曲艺，常常技痒登台，是京剧高级“票友”。平龄完全有资格参加科举。平龄的身份没查出问题来，考卷却查出了大问题。
科举考生的考卷分朱卷和墨卷。“墨卷”是考生用墨笔缮写的原始考卷。北宋为了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发明了密封、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上交原始考卷后，工作人员将考生姓名糊起来，由专人用红色笔誊抄一份，称为“朱卷”。墨卷和朱卷必须完全一致，誊抄人员即便发现墨卷中有错别字甚至大逆不道的语句，也必须完全照抄。誊抄后，官府还安排他人专门核对糊上姓名的墨卷和新抄的朱卷是否一致，称为“对读”。
平龄的墨卷和朱卷就不一致！
墨卷上有七处错别字，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一个人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七处错别字，可见水平很一般，怎么还能被录取为举人呢？这错别字又是谁改的呢？专案组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审问了包括誊抄人员、对读人员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又询问了同考官（协助正副考官的考场官员，一般人数众多）。负责平龄的同考官即翰林院编修邹石麟供认，平龄的朱卷是他改的。邹石麟在披阅平龄考卷时，以为错别字是誊抄人员手误抄错了，就顺手改了过来。但邹石麟声明自己并不认识平龄，只是因此前科举中多有类似情况，且有考官帮考生改过错别字，就随手改正了。当事人平龄早已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专案组去审问平龄，不想被狱方告知平龄已然在牢中暴毙，死因不明。
好在，基本事实还算清楚，也有人出来供认不讳。专案组据此向咸丰上报了处理意见：平龄登台演戏“有辱斯文”，谕令士子引以为戒；他才学平常，文章中错误连篇，不足以中举，按律罚停会试三科。因为平龄已死，免去所有惩罚。考生舞弊，同考官负有连带责任，应降一级调任，而邹石麟还有擅改朱卷的罪名，拟加重处罚，“革职永不叙用”。报告没有涉及柏葰。咸丰皇帝同意了专案组的意见，但是认为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三人也应承担领导责任，给予罚俸一年的处理。
处理后，咸丰皇帝越想越觉得本次科举蹊跷，觉得还有问题“捂”在那里。难道整场考试就只有平龄的一份朱卷有问题吗？于是，咸丰皇帝下令对本场的所有试卷都重新“磨勘”。所谓“磨勘”指的是发榜后对中举之人的试卷进行复核检查，看是否有遗漏的问题。道光年间，磨勘成了一道例行程序，反正皇榜都已经发了，官员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都懒得看了。到咸丰时，几乎没有人执行这道程序了。
结果，中举的300份考卷中磨勘出触目惊心的结果来，多达50份考卷存在问题，占总数的六分之一。这其中有38本试卷和平龄的考卷一样，错别字连篇，甚至还存在谬称和常识错误；另外12本试卷不仅有各种错误，更严重的是错误在朱卷中都被人修改了。同时，专案组还发现考生余汝偕第一场试卷和第二场试卷质量有天壤之别。第一场考试时署名“余汝偕”的试卷文理不通，第二场考试时“余汝偕”写出了文采飞扬的答卷，不仅弥补了第一场的不足还中了举。最大的可能是，有两个“余汝偕”在考试。
咸丰皇帝龙颜大怒。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进行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成系统大规模的科场舞弊！咸丰感觉受到了巨大侮辱，他立刻下旨将柏葰革职，在家听候传讯，两位副主考暂行解任，听候查办。顺天科举舞弊不再按照个案侦查，而是要彻查整场考试的舞弊情况。
黑暗是经不起任何光亮照射的。晚清科举历来黑幕重重，现在皇帝一心严查，可有好戏看喽！
戊午顺天乡试的重重黑幕，是从名列第238名的中榜举人罗鸿绎身上打开缺口的。
罗鸿绎的试卷文才平庸，却得到了考官的一致好评，显然其中存在蹊跷。抓来罗鸿绎审问，罗鸿绎如实招供了“递条子”舞弊的实情，并牵涉到了主考官柏葰，构成了本次科举舞弊案的主要案情。
这个罗鸿绎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人，家境殷实，就花钱捐了个主事的职位，还活动到了刑部任职。按说罗鸿绎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应该知足了。可他当了刑部主事后，却终日懊恼没有正规的科举功名。在古代官场，进士身份是官员仕进的硬资本。花钱买的官和其他渠道入仕的官，在发展前途上都不如进士出身的同僚们。所以，罗鸿绎也琢磨着参加顺天乡试，谋个科举功名，为日后发展打基础。
罗鸿绎是当年六月到刑部任职，七月就开始四处活动——可见他不想着扎实当好官，就想着如何升官发达。罗鸿绎很清楚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就找了与他同乡的兵部主事李鹤龄，希望老乡能帮帮忙。李鹤龄是老京官了，很有希望被选为本年度的科举同考官。当时科举请托走后门的现象很普遍，李鹤龄考虑到又是同乡拜托的事情，当场许诺帮忙。不想，李鹤龄并没有被选为同考官，好在他的同年举人、翰林院编修浦安被任命为了同考官，他就拜托浦安留意帮忙。浦安对这种事见怪不怪，也不好驳同年举人的面子，就答应帮忙，让罗鸿绎递张“条子”过来。
什么是“条子”？这是科举舞弊的专业名词，全称“关节条子”，上面写明作弊者与考官约定的在试卷上的记号（一般是说明在某处用某些字眼），请考官在阅卷时留意，如果看到条子上的记号就要录取该份卷子的考生。当然，条子上也必须注明作弊者承诺给考官的事后“辛苦费”。道光、咸丰年间，科考尚未开始，官场上的“条子”就满天飞了。考生们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有的绕上好几道关系，想方设法要让考官接受“条子”。考生以递不上条子为憾，考官也以收不到条子为耻，仿佛能收到条子就能证明自身的身价，收到的条子越多就表示自己的声望越高。所以，条子风靡考场内外，真正“裸考”的考生反而成了另类。一些考官还故意向中意的考生索取条子，要收为门生，拉帮结派。
浦安收了罗鸿绎的“条子”，心里就有数了。阅卷时，他恰好发现一份试卷记号吻合。尽管这份卷子文不达意、水平低下，浦安还是写下了“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评语，直接推荐给主考官柏葰。柏葰和两位副主考看过卷子后，觉得水平离中举还有段距离，没有录取，暂且放入备选名单之中。
浦安急了，收了条子没办成事情岂不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没用？他正琢磨对策的时候，发现柏葰的仆人靳祥入场伺候主子，不禁计上心来。靳祥跟随柏葰多年，是柏葰的心腹，即使主持科考这样的大事也让他随侍左右。浦安就拉住勒祥，态度诚恳地哀求他劝说柏葰录取那份试卷。勒祥一个仆人，被堂堂朝廷命官恳求帮忙，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就暗中向柏葰建言，说浦安只推荐了一份试卷，是否考虑录取，不然有伤老爷和同僚的关系。柏葰觉得勒祥说得有道理，就把罗鸿绎列在了中举名单的末尾。
事成后，李鹤龄主动向罗鸿绎索取了500两银子，并将银子全部据为已有。中举后，罗鸿绎去拜访本科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他先拜访浦安，因为他送给李鹤龄的500两银子包括了“孝敬”浦安的辛苦钱，所以罗鸿绎心安理得地只带了10两银子给浦安当拜师礼，另有3两银子请浦安转送下人。浦安只拿到13两银子，顿时觉得自己当了冤大头，很不高兴。转念一想，浦安认定是李鹤龄在其中捣鬼“黑吃黑”，马上跑到李家去，借口说缺钱急用，从李鹤龄手中拿走了300两。李鹤龄也不敢发作。
之后，罗鸿绎又去主考官柏葰家拜访，呈上了贽敬银16两，给柏家下人送了6两。也就是说，在罗鸿绎舞弊中举案中，柏葰只拿了16两银子，而且还是不算违法的门生见面礼。想必去柏葰家拜谢的举人很多，柏葰对罗鸿绎也没有特别的印象。然而就是这16两银子把柏葰牵涉到了罗鸿绎的案子里。
刑部严格照章办事，革去罗鸿绎的举人身份，撤去罗鸿绎的刑部主事、李鹤龄的兵部主事、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之职，把三个人都关人大牢。柏葰的仆人靳祥已经随柏葰在甘肃任知府的侄子一起西去了，刑部也发文在潼关截住勒祥，抓回北京拷问。结果，勒祥在大牢中死了。
案子的最大问题是该如何处理柏葰？
柏葰除了负有领导责任外，最主要的罪证是收受了罗鸿绎的16两银子。柏葰浸淫官场三十多年，当然不会看上这么点小钱。他对专案组的解释是：“向系如此，随即收下。”可见科场黑暗日久，柏葰对违法存在的舞弊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了。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四位专案组大臣却没有将之作为寻常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联名向咸丰皇帝详细汇报了此次科场舞弊情况，建议将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四人“斩立决”（斩首，立即执行）。
拿到报告的当天，咸丰在勤政殿专门召开亲王和大臣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柏葰。参加大会的大臣肃顺慷慨激昂，抢先发表意见：“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需要指出的有两点：第一，肃顺这个人和专案组的四名成员关系密切，几乎全程参与了调查，可算是专案组的“编外成员”；第二，肃顺和柏葰都受咸丰的信任重用，但属于不同的派系。咸丰皇帝原本不想给柏葰判处死刑，事实上柏葰之罪也可以免死，可肃顺义正辞严的发言让他觉得柏葰罪大恶极，应该杀之以示惩戒。刑部尚书赵光是柏葰一派，赶紧站出来为柏葰求情。咸丰犹豫起来，认为柏葰“罪无可逭，情有可原”，有意淡化他的罪责。肃顺坚定地反驳：“虽说是情有可原，但终究是罪不可逭。”最后，咸丰下旨：“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判决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四人斩立决，立即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
清代自开国以来，对于判处死刑的一品大员，都会在开刀问斩之前加以赦免，改斩首为流配，以示对朝廷重臣的恩待。所以柏葰被押赴菜市口斩首时，还满心以为这只是往常先紧后松的惯例，咸丰赦免自己的圣旨已经开始起草了。于是他吩咐家人打点行装，准备圣旨一到，就准备前往流配地。不多时，刑部尚书赵光果然匆匆忙忙跑来，却是痛哭流涕的模样。柏葰见状，知道大事不好。赵光是奉命来监斩的，另一个监斩官就是肃顺。柏葰人头落地，成为清朝历史上惟一一个因为科举舞弊被斩首的大学士。
临死前，柏葰认定自己是被肃顺逼死的，恶狠狠地留言：“我死不足惜，肃顺他日必同我一样。”
除了柏葰的主案之外，戊午科场舞弊案还有一个附带的案子。
浦安被捕后，竹筒倒豆子一样对自己的舞弊供认不讳，还“主动交代”副主考程庭桂在考场上当众“烧条子”。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咸丰皇帝下旨对副主考程庭桂舞弊一案另案审讯。
程庭桂很快供认自己收到儿子程炳采转送的许多条子，给他递条子的人有：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恩贡生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等人。程庭桂上奏自己将这些条子都烧毁了，也没有录取递条舞弊的人。按照这样的说法，程庭桂不仅没有违法违规，而且还洁身自好。但是儿子程炳采供出的事实却把案子引向了深渊。程炳采收到的那些条子，都不是考生本人亲自递交的，而是通过他人转递给他的。向他转递条子涉及舞弊的中间人有：刑部侍郎李清风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等人。这些条子都通过程府家人胡升给老爷送铺盖人考场之机转交给了程庭桂。另外，程炳采还收到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送的条子，但没有送入考场。
兵部尚书陈孚恩是专案组成员，因为舞弊案牵涉自己的儿子，不得不申请回避，并自请处分。咸丰令他继续秉公办案。
此案的审理，递条子和转呈条子的人都好处理，问题还是出在如何处理副主考程庭桂上。程庭桂是道咸两朝重臣，长期担任左副都御史，在本案中并没有明显的舞弊行为。对他的论罪朝臣存在较大争议。专案组的建议一如既往的严厉，奏请将程庭桂父子斩首。咸丰再次就刑罚问题开会商议。最后，咸丰皇帝将程炳采处死，同时念及程庭桂是两朝旧臣，且儿子已经被杀，所以“法外施仁”，免去程庭桂死罪，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舞弊的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七人都免于死罪发配新疆（不久以钱赎罪）。陈孚恩、潘曾莹、潘铎等人要对儿子传递条子负责，降一级调用；李清风已死，免罪。本次科举的负责官员中，主考和副主考一死一充军，另外一个副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工作失察、管理不善，被革职；同考官邹石麟已被革职，另一个同考官徐桐也被查出更改了朱卷，同样被革职。戊午科场案总计惩处91人，其中斩首5人，流配3人，遣戍改赎罪7人，革职7人，降级调用16人，罚俸一年38人，处理面不可谓不广，咸丰皇帝惩治科场舞弊的决心也不可谓不坚定。
作为胜利者和公正的执法者的肃顺，是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关键人物之一。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算是皇室远支宗室。他的八世祖是清朝开国元勋、世袭郑亲王济尔哈朗。相传老郑亲王乌尔恭阿看上一个回民富商的女儿，强行纳为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生下庶子肃顺。老郑亲王死后，肃顺同父异母的哥哥端华世袭了爵位，肃顺则以宗室身份进入仕途，从三等辅国将军做起，以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地位不断升迁。他历任正红旗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御前大臣，一时握有国相实权。宗室和外官多人前来依附，形成肃顺集团。
肃顺的兴起不是靠阿谀奉承，而是凭借为政务实、干练刚毅升迁的。他的上升期正是清王朝在太平天国打击下风雨飘摇的艰难阶段。同时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矛头直指北京。朝廷可谓是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关头，能者上，庸者下。当时的军机大臣诸人都是无能之辈，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自然难以胜任。年轻的咸丰帝就深感“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将军机大臣弃置一旁，起用勇于任事的肃顺。肃顺等人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改革财政、重用汉臣、训练乡勇等政策。为镇压太平天国，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僚胡林翼、曾国藩。在对外问题上，肃顺虽然盲目自大，坚持陈旧体制，但在维持国家尊严和利益方面不畏强敌，奋起抗争，比那些既无知又畏敌如虎的庸才好多了。基本上，肃顺是一个王朝复兴观念比较强，想把事情办好，雷厉风行的人。
在科场案上，肃顺站在幕后，指挥主要由同派中人组成的专案组访踪查迹，努力工作，最后牵出主考柏葰来。处罚时，肃顺力主从严处理。咸丰帝本想对柏葰从轻发落，是肃顺力争，搬出朝廷信义士人典范来，要对柏葰“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最后，肃顺利用了年轻的咸丰皇帝立志整顿吏治的决心，处死了柏葰。嘉道以来，吏治败坏，正如曾国藩所言：“京官办事通病大要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咸丰帝对此深恶痛绝，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出发，针对一件科举舞弊案郑重其事地召开御前会议。戊午科场一案对整治科场积弊和肃清吏治确实收一时之效。《春明梦录》一书评论道：“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葰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之后朝廷会试，纪律严格。士子入场时官员搜检片纸之字都不许带入。
“戊午科场案”的处理，肃顺自然有肃清吏治的考虑，但是更多的是借机排斥异己，打击顽固守旧派。肃顺集团属于新兴、务实的政治力量，而彭蕴章、柏葰等都是顽固守旧派，双方一开始就在镇压太平天国、应对外辱方面意见对立。肃顺缺乏资历名望，其政策主张受到顽固守旧派的反对阻碍。科举舞弊的发生，刚好为肃顺集团打击反对势力提供了最佳武器。之后，肃顺又通过咸丰九年户部宝钞案和十年何桂清脱逃案，先后打击了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和首席大学士彭蕴章；通过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议约违旨案”，逼守旧大学士耆英“自尽”。这些大案极大打击了当时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势力，进而削弱了两大机构的实权。最高权力逐步由军机处转移到御前大臣肃顺、载垣和端华手中。肃顺借助权位和咸丰帝的器重，力主重用湘军，大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平定太平军，在内政外交方面多有建树。但是肃顺此人律己不严，律人过严，结果在贪污成风的官场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反对他的暗潮汹涌不止。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肃顺随驾咸丰逃往热河。1861年被临终前的咸丰任命为顾命大臣，虽在八大臣中排第四，却是能力卓著的核心人物，但在辛酉政变中失败丢权。十月初六，清廷公开宣布顾命八大臣八条罪状，而后扔下两条白绢，令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则因被慈禧痛恨而被判斩。肃顺承继了马上得天下的祖宗的硬气，被押赴刑场时一路破口大骂，行刑时不肯下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
值得注意的是，肃顺虽然失败了，但他务实的政治主张被政敌慈禧太后等人沿用。他的死是由手里的大权招致的，和政见并无太大关系。这正如柏葰的死和派系相争有实质关系，和科场舞弊的关系并不密切一样。
有趣的是，肃顺死后，戊午科场舞弊案迅速“翻案”了。
慈禧太后诛杀肃顺的理由有大权独揽、欺压大臣等罪名，受到肃顺打压的原柏葰一党的人随即开始琢磨复仇翻案。御史任兆坚上奏，认为“柏葰之死，情罪未明，请旨昭雪”。任御史给出了三个翻案的理由：第一是关键证人靳祥已死，柏葰一案没有人证，定罪证据不足；第二此案系载垣、肃顺等人挟私报复，柏葰是被奸人罗织罪名害死的；第三，任御史搬出“先帝”咸丰来，说咸丰皇帝并不想杀柏葰，说柏葰“情有可原”，还“不禁垂泣”，是肃顺逼迫先帝杀的柏葰。总之一句话，柏葰是好人，是被害死的。最后，任御史紧密联系现实，呼吁对柏葰平反昭雪，消除肃顺奸佞的影响，开辟同治新政。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慈禧自然无话可说，加上其他大臣纷纷见风使舵上疏为柏葰鸣冤，于是慈禧下懿旨着礼部、刑部重审戊午科场舞弊案。
同治元年(1862)正月，礼部和刑部递交了重审报告，认为柏葰确有舞弊情形（舞弊案的基本事实有目共睹，影响很广，两部官员不敢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柏葰按律罪不该死。两部官员接受了柏葰一派的说法，在奏折中重申了肃顺、载垣等人挟私报复，逼咸丰皇帝下令处斩了柏葰。这是一份对柏葰有利的报告。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环境和政治考虑下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结论，两部的重审报告作了很好的示范。
正月二十四日，年幼的同治皇帝下旨，重新对戊午科场舞弊案下了结论：柏葰不能说无罪，也不能平反昭雪，但之前案子审理过程中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党同伐异、妄下结论、擅作威福、量刑过重，利用先帝痛恨科场舞弊的心理，导致柏葰遭罹大辟；先帝有“不禁垂泣”之语，恰恰说明本意不想处斩柏葰；柏葰忠诚国事，朴实谨慎，虽然有罪，我朝仍应法外施仁，特赐柏葰儿子、候选员外郎钟濂为四品官。
戊午科场舞弊案就此落幕：犯罪事实清楚，对于主犯柏葰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功大于过。
这样的结果让在肃顺“廉政”高压下压抑了多年的官场中人大吐了一口气。本来嘛，科场舞弊都舞成了官场的潜规则，肃顺等人偏要抓住这些小事不放，让大家都不高兴，何必呢？那个最终揭发舞弊黑幕的御史孟传金现在被人指责“多事”，早已升官的孟传金被退回原衙门重新“历练”；专案组四名成员已经在辛酉政变中死了三个，剩下原户部尚书全庆和肃顺关系并不近，之前纯粹是被咸丰皇帝指派进入专案组的，现在也被“降一级调用”。而种种被压制得已经绝迹的科场舞弊手段又沉渣泛起，“条子”又开始在考场内外满天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