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亩三分地里艰辛刨食的自耕农们为帝国贡献赋税、徭役、兵源和忠诚，节衣缩食扩大生产，推动着帝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不幸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被统治阶层霸占了。统治阶层是经济发展最大的赢家，他们良田万顷、家财万贯以后就反过来侵吞自耕农们的土地家产。帝国经济越繁荣，统治阶层经济势力就越强，对自耕农们的侵害就越严重。这就好像一边在筑造堤坝（自耕农推动经济），另一边在同时挖堤（权贵阶层迫害自耕农），而且挖堤的速度逐渐快过了筑堤的速度。自然有一天，决堤了，帝国轰然倒塌。
西晋武帝和惠帝年间，洛阳城里有一个高调的超级富豪，叫做石崇。
一个人是不是富豪，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也不是由他的银行存款数目决定的。富豪是从比较中产生的。那个衬托出石崇富裕程度的冤大头，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贵戚、后将军王恺。
王恺饭后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长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使用花椒砌墙。反正石崇什么都不求最好，只求比王恺家的“更好”。石崇和王恺长期居住在洛阳同一座城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石崇在三个日常生活小事上长期赛过王恺，让王恺很不爽。第一件事情是豆粥很难煮，石崇招待客人的时候，想吃豆粥，只要吩咐一声下人就能把豆粥端上来。王恺家就做不到。第二件事情是即使是在冬天，石崇家也能吃到绿莹莹的韭菜碎末儿。石崇家仿佛有现代的蔬菜大棚，能够生产反季节蔬菜。第三件事情是石崇和王恺出游的时候，暗中铆劲看谁能先返回洛阳城。石崇家驾车的牛跑得像鸟一样快，每回都把王恺远远甩到后头。王恺在这三件事情上老输给石崇，觉得特别没面子，又找不到原因，就暗中买通了石崇的一个家人追问原因。石崇的下人揭秘说：“大豆的确很难煮成粥，石家事先将大豆煮熟研成末儿保存起来，等客人来的时候，把豆末投入白粥，就成了豆粥。冬天吃的韭菜末并非全是韭菜，而是混杂了韭菜根末的麦苗碎。牛车的快慢，全靠驾车者，石家的驾车者听凭牛撒开蹄子跑，所以牛车跑得快。”王恺知道秘诀后，照搬到自己家来，于是在以上三件事上都能和石崇一争高低。石崇发现后，恼怒得很，查遍所有原因才发现是下人走漏的消息，气得把下人杀了。
晋武帝司马炎知道石崇和王恺斗富后，决定帮助舅父王恺打败已经占据优势的石崇。
司马炎可是拥有全天下的财富。他从皇家的珍藏中挑选了一株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高二尺许，枝条繁茂，树干蔓延，世所罕见。王恺获得如此珍宝，大肆渲染，遍示众人。石崇也跟着大家去王家参观御赐珊瑚，只见他拿起一个铁如意就砸向珊瑚树，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惋惜极了，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贝，声色俱厉地斥责石崇。石崇漫不经心地回答：“这有什么可惜的，我现在就还给你。”石崇吩咐下人把自家珍藏的珊瑚树都搬到王恺家来。结果原本是王恺举办的“珊瑚展览”变成了石崇的“炫富大会”。石崇珍藏的珊瑚树单单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株株条干绝俗，光彩炫目，像司马炎赐给王恺那样的珊瑚树都算是小的了。石崇爽快地告诉王恺，看上哪株就搬走，咱俩还谁跟谁啊？
经过如此惨烈的一役，王恺不得不承认石崇比自己富裕。其他人更是甘拜下风。石崇“西晋首富”的桂冠算是摘取了。
超级富豪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像的。比如他们压根就不和人群住在一起，而是自己开辟出一片土地来造城堡、建庄园。石崇就在洛阳城外洛河北边的“金谷”造了别馆，取名“梓泽”，一般的迎来送往和交往应酬都在里面举行。石崇圈了好大一块地，有山有水有良田，依照地势高低筑台凿池，建筑了百丈高的崇绮楼，高到“极目南天”的地步。在园子里，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追求奢华的生活享受，“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总之是晋朝人能够想到的吃穿住行、山珍海味和乐器玩具都能在石崇家找到。
石崇养了数以百计的美女。这些美女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石崇要求侍女都要嘴含异香，以便讲话的时候能够让人感觉喷香扑鼻。石崇又在象牙床上洒沉香屑，让所宠爱的姬妾踏在上面，没有留下脚印的赐宝珠一百粒；留下了脚印的人就要节制饮食，以使体质轻弱。
石崇这个首富当得太高调了，连晋武帝司马炎都很好奇，很想到石崇的别馆里看看究竟。为了不至于被石崇比下去，司马炎在穿着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把外国进贡的火浣布制成衣衫，穿着驾临石崇家。到了石家，石崇的衣服倒是平平常常，但是石家的下人家奴五十人都穿着火浣布做的衣衫。
大臣刘寮出身贫寒，小时候砍过柴喂过猪，长大后位列公卿还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走路上班，骑马出行，到别人家做客能自己动手的事绝不烦劳他人。一天，刘寮去石崇家做客，想上厕所了，就自己找了过去。他推开一家看似厕所的屋子的门，差点没被里面的香气给熏出来。刘寮定睛一看，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里面摆放着绛色的蚊帐，精美的垫子、褥子和各式香水、香膏、香袋，屋里还有十多个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的婢女列队侍候。刘寮还没反应过来，这些婢女就拿着漂亮的衣服迎上来，要给他换衣服。刘寮赶紧退出来。转身遇到石崇，’刘寮苦笑着说：“抱歉抱歉，我误入了你家的卧室。”石崇回答：“刘大人搞错了，那是我家的厕所。”
现在的问题是：石崇的财富是怎么来的？
《晋书·石崇传》只有一句话涉及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说的是石崇在荆州刺史的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想像一下，荆州地区的最大长官，竟然指使人抢劫远方的使节和过境的客商，以保护者身份行强盗之实，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石崇这个荆州刺史都公开上路抢劫了，更别说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等小儿科的腐败行为了。荆州辖有现在的湖北、湖南地区，东汉末年刘表占据这块富庶之地割据数十年，如今石崇在荆州搜刮地皮多年，自然是赚饱赚足了。
除了荆州刺史，石崇一生宦海沉浮，担任过职务无数，许多还是辖地管人的肥缺，其中不乏捞钱的机会。我们可以看看石崇的为官履历。他在二十岁出头就担任了修武县令，很快就被召为散骑郎，镀了几天金就荣升城阳太守，很快又因为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不知道石崇在伐吴时立下了何功？城阳在今山东江苏沿海，距离前线还有段距离，石崇这个城阳太守可能是西晋水师若干后勤的提供支持者，也可能由于伐吴成功属于司马炎大封功臣中的一员。期间，石崇因病辞去太守职务，没过几天又被任命为黄门郎，很快被提拔为散骑常侍、侍中。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石崇担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又加鹰扬将军衔；然后出任太仆，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最后返回朝廷担任卫尉，与潘岳等人投靠贾皇后。贾氏出行，石崇只要遇到了，都主动下车让路，对着贾氏扬起的尘土即拜。《晋书》直指石崇“其卑佞如此”。
像石崇这样没有政绩又劣迹斑斑，没有操守又人品低下的人，为什么在西晋王朝屹立不倒、官运亨通呢？
石崇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那就是西晋的勋贵权戚群体。
石崇的父亲石苞，在晋武帝时曾官至大司马。石崇凭着父亲的光环进入仕途。在传记中，石崇多次提到“先父之恩”、“先父勋德之重”。西晋初年有许多石崇这样的贵戚子弟。司马家族出于招揽人心、篡夺天下的考虑，对权贵和皇室成员采取了宽松优厚的笼络政策，造就了整整一个勋贵权戚群体。石崇只是其中一员而已。
西晋王朝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天下最容易的朝代。西晋的建立是司马家族从一个阴谋走到另一个阴谋的成功过程。从高平陵政变司马懿扫除曹爽势力开始，司马家族再也没有遇到大的危机。之后除了忠于曹魏王朝的势力在扬州发动了两次反对司马势力的起义外，整个曹魏王朝相对平静地被司马家族“接收”了。曹魏的大臣和精英分子们集体转向司马家族，得到的是司马家族对他们世代高官厚禄的回报。
曹魏的建立者曹丕和西晋的建立者司马炎都是继承家族遗产，逼前朝把天下禅让给自己的。不同的是，曹丕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乱世，本人还在乱世中奋斗过，而司马炎则完全是在富贵乡中塑造出来的，他不知道创业的艰辛和天下的疾苦。因此，司马炎时代是一个弥漫着安乐和享受的时代，是石崇和王恺等贵戚斗富、皇帝在一旁助阵的时代。盘旋在西晋王朝顶端的是一群和社会现实及普通百姓相互脱节的“食利者阶层”。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就是荣华富贵来得非常容易。许多人含着金汤匙降生，富贵唾手可得。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没有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经历，甚至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权谋斗争。可他们却把持着一个朝廷，是西晋王朝开创时期的领导阶层。
食利者的荣华富贵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注定他们不会珍惜，只会肆意挥霍。
比如石崇就有两次看似荒诞的罢官经历。一次是石崇被征为大司农，他得知后没等征书到达就擅自卸去了原来的官职，被罢官。还有一次是石崇去徐州监督军事，到任后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被免官。一般人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职业规则，懒散的石崇都做不到，难怪要被罢官了。可人家不怕，反正过几天马上会被官复原职，说不定还会加官晋爵，石崇就是再被罢官几次也无所谓。谁让他是“食利者阶层”呢，不需辛劳就能坐享其成。
于是，“食利者阶层”的奢侈和挥霍也可以理解了。西晋王朝，社会风气“性奢豪，务在华侈”，权贵人家“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西晋墓葬，规格和陪葬品比曹魏时期突然高出了一大截，出现了“厚葬”风气。太康六年王恺去世，葬在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长四十五里，松柏茂盛。
晋武帝司马炎本人就生活奢华，带了一个坏头。据说司马炎后宫佳丽数万人，他难以选择宠幸哪位佳丽，经常乘着羊车到处转悠，拉车的羊停到哪里司马炎晚上就临幸哪里的佳丽。
司马炎分别和太原王家和琅琊王家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太原王家的王济和琅琊王家的王敦。王济也是巨富。当时洛阳地价极高，王济却有能力在洛阳买地作大型马场。别人的马场用黄沙铺地，王济则用金银铜钱铺地，王家马场因此被称作“金沟”。有一次，司马炎驾临女婿家。王济家百余名婢女穿着绫罗绸缎伺候司马炎，所有的供馔都盛在琉璃器里——当时琉璃还只能通过西域从西方进口，普通人家能有一两件小琉璃玩意儿就了不得了。司马炎对这样的排场都自叹不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吃饭的时候，司马炎觉得王家的猪肉蒸得非常鲜美，就问女婿是怎么做的。王济轻描淡写地说：“猪崽是用人乳喂的。”司马炎闻言，大惊失色，放下碗筷拂袖而去。
琅琊王家的发达晚于太原王家，同是驸马的王敦当时还比较贫寒。一天，王敦进宫，找厕所方便。他发现厕所里有一个装饰漂亮的漆箱，好奇地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装的大红枣，闻闻还有淡淡的香味。王敦大为感慨，到底是帝王之家啊，连厕所里都摆放果品。于是，他一边方便，一边把箱子里的红枣都消灭了。这事很快传为洛阳城里的笑谈。原来，那红枣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塞鼻防止异味的。王敦不知道许多富贵人家都在厕所里放红枣，专用名是“厕枣”。
西晋社会的豪奢，到达了这样的程度。
西晋王朝的短命，和“食利者阶层”的不珍惜和任意挥霍行为大有关系。
当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多数是食利者，当人们竞相挤入食利者阶层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会发展、不能长治久安的。社会正义、社会良心、社会财富迟早会被这些自私、僵化的食利者们挥霍一空。
话说曹魏王朝对皇室成员限制非常严格。曹操、曹丕父子都有多疑的毛病，对同族兄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曹丕对弟弟曹植的防范，尽人皆知了。其实不单是曹植，曹魏王朝对所有诸侯王和皇室成员都严密控制，不允许他们带兵、干政。诸侯王围猎甚至扩充数量极其有限的卫队都需要报告朝廷。西晋王朝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曹魏王朝的覆灭和对皇室成员的严格限制大有关系，因此厚待司马皇族，广植诸侯王。西晋的皇室诸王有封地有军队，能发号施令，权力大得很。司马氏诸王也是典型的“食利者”。他们脑子里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就是追求更大的荣华富贵，最后同室操戈，爆发了“八王之乱”。
而石崇最后也死于他高调的富豪生活。石崇原本依附贾氏。“八王之乱”初期，贾皇后被诛，石崇因为是贾氏一党而被罢官。石崇一点都不担心，罢官后依然在他的安乐窝里过着高调的奢华生活。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一度专权，孙秀听说石崇的宠妓绿珠美艳，派人来求。石崇勃然大怒：“绿珠是我的，不能给别人。”孙秀派了几次使者，石崇都不给。孙秀大怒，刚好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和司马伦有隙，孙秀就劝司马伦诛杀石崇、欧阳建。石崇则与潘岳、欧阳建暗中联络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同对付司马伦、孙秀，事败被杀。
武士来抓石崇的时候，石崇还在高楼上歌舞欢宴。武士冲到了门口，石崇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不过是流徙交州、广州而已。”长期的“食利者”心理让他连最基本的危险意识都丧失了。结果，石崇全家，包括老母、兄弟、妻子、儿女一共15人，无论长幼都被杀。石崇时年52岁。他的巨额珍宝货贿田宅奴仆都被罚没。
临刑前，石崇叹道：“这是小人贪图我的家财。”行刑者反问他：“你既然知道多财害命，怎么不早散之？”石崇哑口无言。
北宋徽宗年间，睦州青溪县万年乡（今浙江杭州市淳安县西北）有个青年叫做方十三，官方登记名叫做方腊。
方腊是一个很能干、很上进也很有思想的青年。虽然出身贫苦，家徒四壁，方腊从没有放弃过好日子的追求。他从一个放牛童开始做起，成年后在一户地主家里当佣工，工闲的时候四处做零工攒钱。青溪县是浙西的一个山区县，物产丰富，而且有许多珍稀特产，交通也比较发达，所以打工赚钱的地方比较多。加上方腊的头脑比较活络，渐渐的让他攒下了一小笔钱财，买了几亩田地，种上漆树，开办起了小小的漆园。
凭借着心血与汗水的付出，方腊成功地从一个佣工变成了自耕自足的农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时间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左右。
当上自耕农没几天，方腊就在宣和二年(1120)揭竿而起，造反了。他为什么要造反？社会地位的改善为什么反让一个有为青年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方腊在造反的前夜，曾高调地在自己的漆园里召集200多人开会，详细解释了造反的苦衷。他是这么说的：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
在方腊和老百姓魄朴素思想里，国和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应该和和睦睦，成员们各司其责。（事实上，朝廷也是这么宣传的。）可方腊指出，宋徽宗时期的天下却是儿子和年轻人们终日辛苦劳累，长辈和老人们却不劳而获、奢侈浪费。父兄长辈还随意鞭笞虐待晚辈和年轻人，不顾后者的生死。这里的受压迫的子弟就是普天下的老百姓，而不劳而获的长辈们就是朝野官吏。方腊对这样的现实不满。
“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
方腊认为，上天设立朝廷来管理天下的最初目的是“养民”。官吏们手中的权力是为了更好地养护百姓，在这个前提下百姓们认可官府的权力，并提供赋税供养官府。方腊的这个观点类似于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社会契约论”。官府和百姓订立自然契约，百姓用承认官府的权力来换取对自己的养护。
“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铼遗。”
可北宋朝廷完全违背了设官立制的初衷，赋役繁重，官吏欺压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能忍耐的人群。他们承担了种种苛捐杂税，默默忍受之余寄希望于在副业（漆楮竹木）上有所收获。比如方腊就把过好日子的期望寄托在了小小的漆园上。然而可恶的官府连百姓们的副业也不放过，强取豪夺，让多少人倾家荡产？
“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
把百姓们逼上绝路，年年挥汗如雨却眼看着妻子儿女挨饿挨冻，吃不上一顿饱饭的有两大恶魔：一是官府的靡费，二是朝廷每年付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北宋每年用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来向外敌购买和平，可辽国和西夏还是年年侵略骚扰北宋。东南地区是朝廷赋税重地，受到的盘剥最重，也最痛恨这两大恶魔。
“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
最能忍耐的中国农民只要还有一口稀粥和一簇保暖的稻草，都不会走上武装暴动的路子。他们还寄希望于朝廷能够拨乱反正、造福苍生。可三十年来，朝廷政治日非，当权者；都是龌龊猥琐的小人，只知道声色犬马大兴土木；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毫不顾及百姓死活。尤其是宋徽宗即位后，大兴“花石纲”，把享受建立在百姓的膏血骨髓之上。可怜的老百姓只剩下最后的遮羞布了，官吏们征敛苛捐杂税之后，拉夫出工的鞭子接踵而至。老百姓除了夺下鞭子反抗，还能怎么做呢？后人已经不知道方腊的漆园经营状况确切如何。有人说方腊曾被富户陷害，遭到官府的逮捕虐待；也有人说方腊的漆园马上要被他人兼并夺走。总之，方腊的这番评论肯定是有感而发的。官逼民反是也。
“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
方腊提出了造反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占领长江以南，和北宋朝廷划江而治。第二步就是用十年的时间统一天下。方腊相信造反必定成功，他的自信来自于他确信“轻徭薄赋”的口号能吸引广大百姓参与造反，吸引四方的志士仁人赞同造反。如果不造反，百姓迟早会被贪官污吏压榨而死。
方腊的话说出了在场人的心声。大家纷纷响应起义，很快就有上千人参与了方腊起义。这其中还有秘密宗教——摩尼教的功劳。摩尼教为波斯人所创立，唐朝时传人中国。该教教义是“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所以又被称为明教。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分高下”，信教者都是一家，同时主张吃素断荤，节省钱财，教友互助。所以它不为权贵欣赏却得到了民间贫苦百姓的欢迎，在民间秘密流传。方腊加入了摩尼教，主要是被教义中的节俭和互助所吸引。与其说摩尼教在唐宋的传播是宗教力量的胜利，不如说是它的经济主张迎合了平民百姓的需要。所以，许多摩尼教教徒都参加了方腊起义。起义者见官吏就杀，所到之处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济贫，得到了越来越多百姓的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起义军共攻下六州五十多县，包括今天浙江省全境和安徽、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北宋政府为了镇压这场起义，不得不调动对辽作战的主力部队南下对付方腊。
值得一提的是，镇压方腊起义的宋军中有被招安的梁山泊起义军。《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是何等风光威武，却在征讨方腊战役中死亡惨重、四分五裂。同是起义军，梁山泊上除了阮氏兄弟等极少数人出身农民外，其他人都是官吏和市民出身。他们缺乏农民的经济体验和由之而来的斗争精神，所以才上演了同室操戈的悲剧。
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详细分析有志青年方腊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首先，方腊要承担的税赋、徭役很重。他大部分的收入和劳动时间都被官府剥削去了。
北宋田赋分夏秋两季征收，大致按照每亩一斗的标准征收。江南部分地区标准远高于平均水平，亩税三斗。在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方腊的家乡青溪属于吴越国，吴越国就以暴敛苛税闻名。宋朝延续了吴越国的许多做法。除了两次交纳田赋外，方腊还要承担身丁税、杂变、科配等杂税。我们找不到方腊每年缴纳的各种法定税赋的具体金额，但总数不会少。南宋朱熹也承认宋朝赋税繁重：“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可怕的是，这些还只是表面上的、“合法”的征税。方腊这样的小民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负担。比如官绅人家、豪门大族会采用支移、折变方法，转嫁负担，把自己应缴的税赋转摊到贫寒人家头上。同时，宋朝市场经济发达，老百姓的吃穿用度难免要和市场发生关系，部分税赋还要求以钱币或者特定物品上缴。单个的老百姓，在市场的力量面前是何其渺小，不得不和市场产生关系的同时又多受了市场的一道“盘剥”。方腊靠种漆树卖漆器为生，和市场的关系比一般农民要密切得多，由此受到的压榨盘剥必然也多。
说完税赋，我们来看徭役的负担。宋朝将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划分的标准是是否拥有土地资产。主户又分五等，上等主要是地主和官僚，下等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而客户则是佃农，约占全国总户数的35左右。宋朝的服役，主要是夫役和职役——服役是义务，不仅没有报酬还要百姓自理衣物粮食。夫役按照人头征发，去修浚河道、营建土木、运输物资等等。由于官僚和上等户的人有免除夫役的特权，实际承担夫役的是下等户和客户的贫苦百姓。职役由主户承担，根据户口等级担任一定的义务职务。比如第一等户轮流到衙门负责监督运送管物、看管库房、担任里正、维护乡间治安等等；第二等户可以担任户长或者维护治安的弓手等。下等户基本上就是轮流出力了，担任斗子、掏子、栏头、秤子、拣子、库丁等。上等户常常因为职役繁重，千方百计逃避，将负担转嫁给下等户甚至是客户。时间就是金钱，频繁征发徭役就是变相的剥削金钱。
方腊在这么繁重的赋税徭役之下，还能从外来的佃户逐渐奋斗成有一小份产业的自耕农，着实不易。很多传说都说方腊和当地官绅的关系很僵很差，甚至受过豪门大户的陷害毒打。可见，奋斗过程中的辛酸苦楚，方腊是没少受。
其次，宋徽宗的横征暴敛、需求无度加重了百姓压力，堵死了方腊等人通过努力改善生活的可能性。
北宋王朝存在冗官、冗兵的制度性顽疾，进而产生冗费的财政问题。它就像癌症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北宋王朝体内蔓延恶化。宋真宗景德年间在任官员超过一万人（不包括胥吏、衙役等吃皇粮的人），同宋初比“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仅仅是支付众多官员的俸禄，保证他们的待遇，就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富。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宋仁宗皇裙元年（1049年），全国收入一亿二千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三千一百八十六万余，出现一千五百多万的缺口。唯一的方法就是盘剥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到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即位时，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像山一样压到老百姓的头上。宋徽宗将各路每年上缴的钱谷数额在宋神宗时期的标准上提高了十几倍，即便如此朝廷开支还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
偏偏宋徽宗又是个好大喜功的风流才子，想花钱的地方很多，花起来也很随意，钱财像流水一样消失在歌舞、封禅、法事、书画、选美、造景等事情上。以改革面貌出现的大奸臣蔡京投其所好，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对天下百姓涸泽而渔，杀鸡取卵。比如宋徽宗君臣大改盐钞法，废除官买官卖，允许商人出钱买盐钞，再到产地去领盐，然后去指定的州县贩卖。可钞法频繁变异，经常是商人刚买到手的盐钞转眼就作废了，害得许多腰缠万贯的大商人顷刻间沦为不名一文的乞丐。朝廷还以卖盐多寡为州县官员的考核标准，州县往往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钞。一些富户每年要无端花费数百贯钱财去完成父母官的卖盐“任务”。更令人发指的是，北宋朝廷还建立了一个专门掠夺私人土地的“括田所”，名义上是没收因为灾荒、逃匿和死绝的无主土地，实际上是驱赶百姓直接强占民田。而贪官污吏乘机大发横财。仅在河南，“括田运动”就强占田地三万四千多顷。这些田地原来的所有者怎么办呢？
第三，方腊所在的江南地区还有“花石纲”等额外的横祸。
宋徽宗首先是个奢侈的享乐主义者，其次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最后才是皇帝。这可苦了物产丰富的东南地区老百姓了。在东京开封，宋徽宗大修延福宫、建造万岁山，前者要收集全国各地的奇珍异宝，后者要把天下美景都复制到开封来。为此，官府在苏杭两州设立“造作局”，召集东南各类能工巧匠数千人，制作象牙、犀角、金玉竹藤、雕刻、纺织等工艺品。所有人力物力和原料都取自东南民间。后来，官府又设立“应奉局”，大规模地直接在民间搜刮花草竹木和珍稀物品。应奉局将搜刮的成果用大船运往开封，每十船为一纲，特称为“花石纲”。“花石纲”常年任意征调民船、粮船和商船，多达2000多艘。长江至开封这段运河上来来往往的大多是满载东南地区民脂民膏的大船，前后相接，络绎不绝。“花石纲”所经之地，官员迎送、士兵护卫，所需费用都由百姓承担。运河容纳不下了就取道海上，如果遇到海难，船毁人亡，官府也毫不体恤。
在“花石纲”问题上，做得最出名、最过火的是朱勔。方腊起义就以“诛杀朱勔”为主要口号，结果东南百姓群起响应，可见朱勔“名声远播”。
朱勔是苏州药铺掌柜之子，从小参加药铺的经营，有些经济头脑。他的发迹源于结识了被贬途中的蔡京。蔡京掌权后，将朱勔引荐给了宋徽宗。宋徽宗看中朱勔的经商手段，授命他负责应奉局，专门为自己搜刮奇石异木。从此，朱勔打着皇帝的旗号，在东南乡里广征役夫，挖地三尺，祸害百姓几十年。他对花草树木特别痴迷，为了一草一木千方百计索取，不管是万丈深渊还是汹涌波涛，都驱赶百姓誓死要拿到手。至于现成的好东西，不管是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还是厅堂上，朱勔都率人强闯民宅，能拿走的当场拿走，拿不走的就打上标记，训令主人好好看护，如有损坏便按对皇帝“大不恭”治罪。为了表示对“贡品”的尊重，朱勔等人不顾百姓利益，毁屋拆墙，移树搬宝。一次，朱勔在无锡看到一座坟墓旁边长着几棵大柏树，有可看之处，当即指挥人手挖树，挖到棺椁还不罢休。老百姓们原来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或者院子里有奇形怪状的草木，都感到自豪高兴，现在却愁眉苦脸，生怕被官府看到，遭受毁屋挖地，落得倾家荡产。“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
奇瘦多变的太湖石一直受朱勔的青睐。1123年，朱勔得到一块高达4丈的巨大的太湖石。为了运送这块巨石，朱勔建造了巨船装载，又征调了数千名纤夫，历经数月送到开封。一路上毁桥梁、凿城门、拆水门，花去运费30万缗。宋徽宗见石很高兴，赐名此石“神运昭功石”，封“磐固侯”。朱动也捞到了宁远军节度使的荣衔。
朱勔毕竟是个商人，不是“大公无私”的好“干部”，在办差过程中没少中饱私囊、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他的“贡品”都是巧取豪夺的，却“报价”给宋徽宗，定期从国库支取钱款，每次以数十万计。这些钱自然落入他的腰包。在找寻花石过程中，朱勔把数百户人家的田产房屋据为已有。方腊起义时，朱勔一个人有良田30多万亩，田庄10多所，岁收租课10余万担，苏州一半的田地和房屋都是他的。最可怕的是，朱动还卖官鬻爵，在东南一带拉帮结派，子侄都当了承宣观察使，就连一些家奴也进入了仕途。许多太守剌史和朱动同流合污，加入朱勔的腐败链条，时谓“东南小朝廷”。方腊起义后，宋徽宗为了平息众怒，也只是将朱勔罢官而已。平定方腊起义后，朱勔官复原职，继续到各地为宋徽宗也为他自己搜刮钱财。
不能忘记的是，朱勔还只是若干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恶霸中的一个而已。
凡此种种，难怪方腊的漆园经营不下去，要走上造反的道路。
方腊这样的自耕农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础。
方腊有小份产业，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租种他人土地，更不必被地主盘剥，是典型的自耕农。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由自耕农和佃农组成。为什么说自耕农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呢？
首先，自耕农的劳动生产率比佃农高。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产品基本归自己所有，生活积极性就高，兴修水利和追求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高。清代有人说：“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种，种多而收成较薄。”自耕农的劳动生产率和亩产量都超过了佃农。从资本运作角度来看，理论上自耕农每年能有若干收益，这部分收益不但可以改善生活，而且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料再投入生产过程。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而自耕农在经济上又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内，经济、文化比西方相应阶段远为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胡如雷：《自耕农的经济地位》，载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二编第六章）
其次，自耕农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徭役，当差当兵，维持国家的运转。佃农的劳动力和产品都被地主控制，有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能为国家提供赋税、劳役、兵源的人就是自耕农了。宋代吕大钧说：“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则邦本自固。”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必须控制住这个群体。
综合这两点，自耕农的多少和他们生活的好坏，是古代社会繁荣昌盛与否、政府统治稳固与否的标志。自耕农生活安定富足，往往预示着盛世的来临；自耕农凋零破败，流民四起，往往预示着天下即将陷入混乱。所以，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自耕农群体，汉代的“赋民以田”，西晋的占田，北朝、隋、唐的均田，明代的移民垦田，就是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培养扩大自耕农群体。为保证乱世中的税源和兵源，后周郭威曾经下令：“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郭威就是将国有土地分给佃农，希望他们成了自耕农，“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然而，自耕农群体生存不易，很容易破产。他们虽然不必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却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徭役——就像方腊那样。自耕农和地主，都要对国家负责。但地主能把赋税和徭役转嫁给佃农，而且他们还能通过种种合法、非法手段逃避课役，他们的这部分负担就由自耕农承担了。明人范景文说：“所佥实非真大户，何也？大户之钱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难幸免；而免脱雉罹，大半中人耳。中人之产，气脉几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国家加重一点赋税，在自耕农身上就扩大为一副重担。因为独门独户的自耕农民的经济规模极其有限，基础薄弱，抗压能力很差。此外，旱涝蝗虫等自然灾害也时刻威胁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饥荒之年，中产之家，自不给足。”他们只能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者流民了。
一个悖论就此产生了：国家经济越发展、越繁荣昌盛，自耕农破产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由自耕农的经济特性决定的。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国家经济的发展，地主和官僚的势力会日益壮大。地主官僚们和那些富裕起来的商人、得到赏赐的军功阶层会把资金投入到购买土地上，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兼并谁的土地呢？自然是自耕农的土地了。同时，自耕农内部也互相兼并土地。经营良好、积累资本的自耕农会兼并那些经营不善的自耕农土地。自耕农群体逐渐萎缩。这个趋势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延续，到达了一定的限度后会反过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那时候，官府征收税收、徭役和兵役困难了，占人口多数的佃农要受到地主和官府双重的压榨，反抗情绪慢慢积压。天下就被推到了火山口上。
王朝统治巩固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威胁到王朝的巩固，这就是历代王朝不得不进入的“自耕农怪圈”。
我们会看到，这个怪圈在古代历史中反复上演。新王朝从乱世中走出来刚刚夺取天下的时候，手中掌握着许多乱世中的无主土地，可以推行授田、均田等政策人为扩大自耕农群体，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王朝到达繁荣昌盛的顶峰的时候，恰恰是国家经济发展和自耕农群体数量达成一个妥协的状态。过了这个状态，兼并超过了自耕农群体的承受能力，国家酝酿新的乱世。如此反复循环。“自耕农怪圈”的循环和历史上的“乱世——治世——乱世”的循环基本一致。方腊和他的伙伴们发动的起义，只是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一环而已。
每个王朝在末期都会出现宋徽宗、蔡京这样糟糕的君臣，用奢侈荒淫和挥霍无度来推动循环的加速。他们一般成长于深宫和富贵人家，对农家疾苦没有切身体验；性情往往轻浮随意，追求享受，好大喜功而缺乏实干精神。比如宋徽宗和蔡京就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各种施政加速了土地兼并和百姓负担，最终导致了北宋末期的乱世和之后的南北分裂局面。
咸丰五年（1855年），27岁的广东青年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返回祖国。离国数年，容闳刚抵达澳门，第一眼看到的却是码头上成群结队的华工。容闳看到衣不蔽体、满身肮脏的同胞们的辫子被人系在一起，几十个人结成一串，从囚室中缓缓地列队出来，朝着黑暗的货船船舱走去——他们将在里面待上几个月，跨越广袤的太平洋前往美洲。很多年后，容闳回忆起和同胞久别重逢后的景象竟会是那般凄凉的一幕，心酸落泪。他写道：“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
容闳不知道的是，码头上的多数华工将在漫长难熬的航行途中因为饥饿、传染病和虐待死去，少数踏上美洲土地的华工将过上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
进入近代以来，数以十万计的华工前往美国、古巴、秘鲁等美洲地区。官府统计，道光至同治年间“船运华民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六人”至古巴等地。他们吃的是残羹冷炙，日夜干活，连露宿郊野的“待遇”都难得享受，连西方报纸都承认：“古巴招工，视为奴畜，一切惨毒情形枚举。”前往秘鲁的华工大约有2万人，“大率充工役，然相待尤平等，不若古巴之酷虐，惟濒海取鸟粪为较苦耳”。数百年来，秘鲁沿海地区囤积了层层海鸟粪，取之不尽。中国人在秘鲁主要从事搬运鸟粪的工役。前往美国的华人后来居上，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华人超过十万。此外，东南亚、日本等中国传统的移民地区，进入近代以后华人华侨数目也突飞猛涨。苏州布政使丁日昌称：“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逞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约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十数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在这些华人中，除了日本长崎等地以江浙闽的商人为主外，其他地区的华人以苦力为主。许多人还是被贩卖出洋的“猪仔”。
为什么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掀起了“出国热潮”呢？因为穷。
当时的百姓民不聊生。官府的税赋原本就比较重，近代以来又得负担新增加的对外赔款和外债的压力，老百姓不堪重负，逃荒就成了现实的选择。沿海地区是逃荒的重灾区。在海外经济势力的侵略下本地产业破产，百姓流离失所，自然成了海外移民的生力军，到海外去讨生活。而海外的情形恰好相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列强大力开拓殖民地，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原先黑暗的奴隶贸易臭不可闻，遭到了西方世界的谴责，寿终正寝了。廉价的中国工人刚好填补了这个空档。于是，外国雇主、商人甚至奴隶贩子都把目光瞄准中国，敲锣打鼓地劝诱中国人迁移海外。
当时美国被广东劳工称为“金山”，因为他们被告知美国发现了大批金矿，需要劳力去淘金。天真的中国人相信，只要能吃苦肯卖力，就一定能挖到金山银山，回来买地造房子过小日子。他们带着憧憬，操着粤语，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只能靠卖力气来讨生活。最初前往美洲、东南亚各地的华工几乎都从事采矿、搬运和种植等低级劳动。美国早期的发展、荷兰在印尼的垦殖都洒下了中国人的汗水。慢慢的，中国人向蔬菜贩卖、洗衣店、餐馆等行业发展，开始有了小额的不动产，摆脱了最初衣衫褴褛、手无余粮的窘态。比如广东省香山县的青年孙眉在1871年踏上去“金山”淘金的路程，结果发现所谓的“金山”只是太平洋上的几座小岛而已（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孙眉先是在檀香山茂宜岛上垦荒，后来经营农牧业和商业，竟然发展成了当地巨富，人称“茂宜岛王”。晚清几十年间，海外中国人的汗水一滴滴地摔在异国他乡，陆续在当地谋得了一份衣食。
尽管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海外华人华侨地位始终低下，还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比如加拿大规定华人入境必须做身体检查，每人交纳50元“入境费”；美国部分地区禁止华人拥有产业，要将华人控制在洗衣服、挖煤种菜等低级劳动上；墨西哥则有人煽动人们对华人的仇恨，将火灾、传染病等责任都推到华人身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政客、种族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反华排华，许多华侨横遭迫害，处境十分困难。
至于底层的中国苦力、非法工人，处境完全可以与中世纪的黑奴相比。
光绪初年，广东青年司徒美堂满怀希望走出旧金山码头，结果臭鸡蛋、烂苹果、马屎和石头迎面而来。18年，司徒美堂在华人餐馆打工，看到有白人流氓吃“霸王餐”，气愤不过过去和那个流氓厮打，结果把对方打死了。司徒美堂因此被判了死刑，因为华侨华人凑钱营救，最后改判了十个月徒刑。面对困境，中国人的团结互助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在美国，许多华侨加入了洪门等帮派组织。此时，漂洋过海的帮派组织的“黑社会”属性在华人华侨心目中已经淡去，其中“忠心义气、团结互助”的旗号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司徒美堂就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后来他自己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将组织扩展到全美国三十多个城市，成为一代华侨领袖。当时美国唐人街有很多华工社团，按照国内习惯称为“堂口”或者“分舵”，各自划定地盘自我管理，团结对外——当然相互之间难免有些摩擦。
海外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包括禁买黑奴会等组织在内的西方社会的关注。英国驻古巴领事克洛法同情华工，看到中国劳工受到凌辱虐待，常常挺身而出，声称这些劳工是香港居民，得到大英帝国庇护，从而制止虐待行为。
然而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海外华人华侨弃之不管，不闻不问。同治九年(1870)年底，美国驻华公使向清朝朝廷转交了一份秘鲁华工的呈诉，其中哭诉了秘鲁华工遭受虐待的事实。美国公使在致总理衙门的一份照会中，建议清朝保护所有海外华人。总理衙门就此只给了美国公使一个复照，表示对美使“爱人如己，无分中外，感佩良深”，并希望美驻秘鲁使臣“体察实情，设法援手”。然后，秘鲁华工申请保护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清朝政府坚持“天朝观念”。这种观念建立在中国文明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基础上，认为“天朝至尊”、“中华泱泱大国统帅万邦”，同时负有“怀柔远人”、“化育四夷”的任务。在这种观念中，根本就不存在中国人移民海外需要朝廷保护的问题。相反，中国人移民海外是既不道德又违法的行为。首先，海外华人华侨被认为是“自弃王化”，自己跑到“蛮夷”群中与鬼为伍，因此“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朝廷连海外华人的中国籍都不承认，更谈不上保护问题了。其次，历代王朝“以孝治天下”，认为离乡背土是不道德的行为。海外华人华侨舍弃父母，抛妻弃子，“自弃祖宗坟茔”，是“大不孝”。这样的人，值得保护吗？第三，清朝奉行“海禁”的基本国策，虽然近代以来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了，但毕竟这项国策没有废除，依然有效。“海禁”政策对私自出洋者处以死刑，并且不准华侨回国，对回国的人加以惩罚。19世纪60年代起，官府虽然允许人民出洋谋生，但不准华侨回国的禁令并没有废除。直到薛福成上奏《请豁除海禁招徕华民疏》，清廷才在1893年正式废除长达200多年的海禁，承认海外侨民是“良善商民”，允许海外华侨自由进出中国。
出国越来越热，出去的（包括被拐骗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上上下下都对“自弃王化”的现象见怪不怪了。可朝廷和地方官府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海外华人华侨不闻不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体制内出现了正视华人华侨力量的声音。遗憾的是，朝廷并不是想关心、帮助海外华人华侨，而是瞄准了他们来之不易的钱袋。
晚清出国热中出去的中国人大多是单身男子，是抱着“赚钱养家”的目的出去的。每年，他们都将血汗钱通过各种渠道汇回国内。晚清名人黄遵宪任清朝驻旧金山总领事时得知单单旧金山华人“每年汇洋银回广东省，多则一千五六百万元，少则一千余万元”。另一个名人郑观应则从海关统计中得知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侨每年寄回国养家银约7000万元。这对财政捉襟见肘、对百姓涸泽而渔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资利用”的巨款。
晚清出国热中出去的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出国只是他们的目的，一旦赚了钱他们大多返回国内投资创业。1862年至1895年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共有67家，投资金额达4471100元，年平均投资135488元。1895年至1911年，投资企业284家，总金额为50687608元，年平均2981624元。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建的近代企业，就是南洋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的继昌隆缫丝厂。清政府自然也看到了华人华侨的经济力量对繁荣国内经济、增加朝廷税收的重大意义。
说来讽刺，清朝官府最初的敛财手段竟然是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劝捐”，也就是向海外卖官鬻爵。
想想看，海外华人华侨在法律上是违反海禁、连中国国籍都不被承认的罪犯，现在居然可以交纳一笔钱，不但洗去了污点，还可以获得朝廷的官爵。这怎么看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最先在海外劝捐的是出国热潮最火的两广地区父母官——两广总督岑毓英，时间是在中法战争之后。当时两广海防资金缺口巨大，岑毓英不得不“知法犯法”，派人到南洋倡办“海防捐输”。只要出钱，京官从内阁郎中到九品小官，地方官从道台到贡监，武职从游击到千总，任意选购。这一招对海外富裕华人吸引力很大。他们普遍出身低微，多数人是在国内混不下去被迫闯荡南洋的，如今虽然有了点钱，但头脑里光宗耀祖的思想还在，觉得头上有个顶戴花翎是很风光的事情。同时，华人华侨们也迫切需要一身“官服”来保护自己，一方面洗刷因为出洋带来的违法身份，一方面在和外国政府打交道时有个社会地位。所以，输将恐后”的热闹局面。
结果，岑毓英很快就收到了超过200万银元的捐款，原定一年的劝捐也因为海外华人踊跃认捐而顺延一年。岑毓英的成功，激励了清朝各级、各地政府争相效仿，纷纷向海外打开卖官鬻爵的大门。对清朝来说，对海外华人华侨劝捐是一宗“无本万利”的生意，因为卖出去的都是虚职，加上华人华侨也不要求回国担任相应的官位，所以官府根本不需要给买官者任何回报。同时，清朝官府卖出去一个顶戴，就在名义上多了一个属臣。买得顶戴的华人华侨就要效忠朝廷。晚清越到后期，就越注重卖官鬻爵的政治意义，将清朝顶戴作为在华人华侨圈子里对付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的武器。
而海外官位的“售价”也相对“低廉”：三品以上顶戴售价两千两白银，四五品一千两，蓝翎五百两，只是要求买官者“实银交易”，一手钱，一手顶戴，概不接受支票、债券或金银珠宝。
于是，我们就看到，每当唐人街庆祝传统节日或者当地有社会活动的时候，杂货店的老张或者小吃店的老李，就把压箱底的顶戴、朝服拿出来，穿戴整齐，招摇过市……据统计，1911年以前，单新加坡一地就有900人买得官爵。
由最初的卖官鬻爵从华人华侨那里捞钱开始，朝廷中出现其他“利用”海外华人华侨的声音。同治五年(1866)广东巡抚蒋益沣就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如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旧金山有内地廿余万人，槟榔屿、加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若得忠义使臣前往各地，联络羁维，居恒固可窥彼腹心，缓急亦可籍资指臂。”那么怎么让华人华侨为清朝所用呢？他建议：“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同时期的丁日昌则具体建议招揽华人华侨中的技术人才回国制造洋枪洋炮，训练西洋军队：“访其有奇技异能，能制造船械及驾驶轮船，并精习洋枪兵法之人，给资遣回中国，以收指臂之用。”而薛福成算了一笔经济账，指出华人通过美国旧金山银行汇人中国的白银每年几百万两，在海外设置官员官署管理的成本很低，“收益率”很高。他以清朝最早设置领事的新加坡为例，新加坡设领13年来，“支销经费，未满十万金；然各省贩捐、海防所获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
因此，基于“利用”的优先考虑，清朝政府在国内财政窘迫、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开始寻求向海外派驻外交人员，希望将华人华侨为我所用，借外力来维护统治了。现在，朝野终于认识到华人华侨同宗同种，要激发他们的“忠义之心”，“有裨大局”。
光绪元年(1875)，近代洋务先驱郭嵩焘因为“马嘉里事件”被清政府派往英国“道歉”。郭嵩焘一行抵达伦敦后，受命长驻，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使团。
话说郭嵩焘一抵达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时，先期抵达新加坡的中国“扬武”炮船提督蔡国祥及其弟蔡国喜引荐了当地华侨胡琏泽。
这个胡璇泽可是当时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华侨领袖。胡璇泽，又名胡南生，广东黄埔人。10年，15岁的胡璇泽就到新加坡经商。他的发迹得益于和英国海军的良好关系，胡璇泽向途经新加坡的英国军舰和一些商船提供食品和日用品，并和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成了朋友。于是，胡璇泽的黄埔公司蒸蒸日上，他也成了大富翁。富裕后，胡璇泽热心公益事业，办学校，造花园，还参与新加坡铁路和立法院事务，俨然是新加坡华侨领袖。郭嵩焘应邀到胡琏泽家中做客，游览胡家花园，目睹了胡璇泽之富。他在日记中详加描绘：“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及所陈设器物多所未见。”
新加坡华人社区的秩序井然和胡璇泽的巨富，彻底打消了郭嵩焘对“自弃王化”的海外华人华侨的偏见。他大胆设想：为什么不任命华侨领袖为中国驻当地领事官员，来扩展中国利益呢？于是，郭嵩焘向朝廷建议任命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领事：“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计处各国通商码头，如胡姓之类，定亦不少，我中国使臣若能联络鼓吹，定可欣然效命。盖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兄本系中国之民，而中国自用之，有如水之赴壑者乎。”1876年，胡璇泽被清廷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两年后，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正式成立。初期，领事馆经费全靠胡璇泽支撑。
郭嵩焘出使的消息，让欧洲华工为之欢呼雀跃，视之为权益保护者。1878年夏，有7名闽粤籍华工向中国使馆求助。他们7人在英国商船上当水手，受到船主欺侮虐待，船主不但不允许他们辞工，还拖欠着工资不给。又有杭州人汤近新也来求助，他是被骗到欧洲打工的，没拿到一文钱，生活窘迫。郭嵩焘知道后，派使馆工作人员去船上查问，还亲自与英方交涉。最后，7名华工领到了被欠的工资，成功辞职了；郭嵩焘对无处谋生的汤近新也作了安排。至此，中国才算是有了比较固定的驻外制度，对华人华侨可以进行初步的保护和帮助。
在晚清护侨历史上，除了郭嵩焘，还有一个人值得一书。他就是开头提到的容闳。
1873年，正在美国督导幼童留学事务的容闳回国，适逢秘鲁派遣使团来华谈判华工移民秘鲁的条约。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指派容闳去和秘鲁使团交涉。容闳清楚十多万被拐骗、贩卖到秘鲁去的华工苦力的悲惨遭遇，会见秘鲁使团时毫不客气地揭露了秘鲁等地迫害华工的事实，明确表示：“君幸毋希望予能助订此野蛮之条约。不惟不能助君，且当力阻总督，劝其毋与秘鲁订约，而为此大背人道之贸易也。”
在容闳等人的推动下，古巴、秘鲁等地华工受迫害事件引起了朝廷的关注。1874年，总理衙门派遣陈兰彬到古巴、容闳到秘鲁查访华工待遇。古巴虐待华工的行为开始收敛。在调查时，华工林二作证：“因听华官来，才发米饭，发新衣服。”华工游阿四称：“原先睡在地下，前几天听见中国官来，现在睡木床，又发衫裤一套。”而容闳在美国人的陪同下在秘鲁调查了三个月，搜集到了大量华工遭受残酷迫害的证据，1875年，容闳向清政府提交报告，附上华工的呈状、陈情书以及见证人的证词，还有二十四张被鞭伤、烙伤的华工的照片。此前一年(1874)，清政府已经同秘鲁使团签订了《通商条约》，同意华人自由移民秘鲁。现在容闳的报告促使清朝政府改变了主意。李鸿章要求秘鲁代表先赔偿华工苦力的损失，并同意改善华工在秘鲁的待遇，否则条约不能生效。面对确凿的证据，秘鲁代表不得不保证禁止虐待华工，保护华人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尽管有了秘鲁政府的保证，尽管之后条约还是生效了，但清政府对于华工移民秘鲁一直持反对态度。广东地方政府还警告百姓勿去秘鲁务工。之后，秘鲁政府在中国就极难招到劳力了。
在谈判时，秘鲁方面曾提出中国如欲保护华工，可以派领事驻扎秘鲁。于是恭亲王奕诉等在1875年11月奏请派四品衔花翎候选郎中、前刑部主事陈兰彬和三品衔同知容闳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参考各国情形，必须照约于各国就地设领事馆，方能保护华工。既欲设领事馆，必先简派大臣出使彼国，方能呼应。”这个事件比郭嵩焘出使英国略晚。到清朝灭亡为止，中国相继在英、法、日、美、俄、德、奥、荷、西、意、秘等国派驻使臣，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一说46个）领事馆。
宣统元年（1909年），清朝颁布正式的国籍法，规定父系血统原则，从而承认海外华侨及其子女为中国公民。从晚清开始，血缘原则一直是中国国籍法的基本原则。
有了制度保证后，晚清政府的确做了许多护侨的实际行动。清政府不断派遣专使到各处访问巡查，派出军舰巡历，协助各地建立商会，兴办华侨教育，出钱遣返流落异国他乡的困难华人回国。华人华侨遭到天灾人祸时，清政府也拨款救济或派专使前往慰问。1880年秘鲁动乱，祸及华侨，中国驻秘鲁使馆交涉后，秘鲁政府对华人损失进行了赔偿。1906年美国旧金山地震，华侨损失惨重，清政府拨白银4万两予以救济。美国1880年发生“丹佛排华事件”、1885年发生“岩泉惨案”，中国驻美使领馆都向当局交涉，要求赔偿。比如“岩泉惨案”发生后，美国赔偿147000多元。在中国领事人员的交涉下，美国还对涉及华工的乌卢公司槐花园、姑力煤矿等八案进行了赔偿，共276619元。近代史上，有限的几次列强向中国赔偿，都与中国外交人员的护侨行动有关。
值得称道的是，在晚清统治岌岌可危，王朝即将倾覆的1911年，清政府还派军舰远赴拉美护侨。1911年，墨西哥爆发革命，国内政局动荡。华人聚居的托雷翁城遭到乱军血洗，华人损失惨重。中国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就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凶、抚恤、护侨并给予经济赔偿。同时，清政府电令正在北大西洋海域的重巡洋舰“海圻”号向排华严重的古巴、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迸发。8月中旬，日后民国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海圻”号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受到古巴华侨的热烈欢迎。古巴政府不得不表示：“古巴军民决不会歧视华侨。”清政府随即通牒墨西哥政府，重申善后要求。最后，墨西哥政府答应向清政府赔礼道歉，偿付受害华侨损失，缉捕暴民。“海圻”号也就没有进军墨西哥。20天后，中华民国成立，“海圻”号易帜回国。
晚清政府的新姿态和护侨行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是以各地民商闻有遣派公使之讯，延首筱望”。
当然，晚清政府派使和护侨的目的是激发华人华侨的“尊亲之念”和“忠义之心”，争取他们效忠清王朝。
晚清的护侨虽然取得了成效，但有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弱国护侨。
晚清王朝自身风雨飘摇，即便有心护侨，也是力不从心。对于海外华人群体，晚清政府是要求多（忠君报国，奉献财富），付出少（护侨的行为少）。漂泊异乡的华侨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常常“虽群起力争，无国力为后援，则众情易涣”。据说“泰坦尼克号”游轮沉没的时候，欧美一致谴责那些争先逃命的人。舆论先后认为“低素质的野蛮人”主要是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国公民，结果遭到了各国的一致否认。最后，部分舆论把谴责矛头对准了中国人，认为华人缺乏素养、在困难面前争相逃命。由于中国政府申辩无力，导致了海外华人因此受到误解。祖国的贫弱，直接导致了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低下，处境不妙。
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到海外讨生活，干的是最脏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却没有丝毫社会地位，政治上还受歧视。他们很自然地反思原因，进而感叹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障华人的利益。祖国为什么会落后呢？海外华人最先把“国家”和“政府”剥离了出来，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原始革命思想萌芽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进行挫折反思后，头脑里造反思想最浓，成为革命的主体。
晚清官府曾派遣了大批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结果这批人都走到了王朝对立面，成了革命者。原因是留学生眼界大开后，很快明白了国家和政府是两个概念，清王朝是可以推翻的政府，而“万世一系”、“君权神授”更是神话。要国家富强，就要更换一个合格的政府，就要推翻清王朝。
孙中山总结革命经历，感叹道：“华侨乃革命之母。”孙中山就是这个土壤培养出来的革命种子。以他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基本靠海外华人捐助。比如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就全在本地募集，香港著名华人富商李纪堂、李煜堂等人就是革命党人的幕后金主。当然，掩护资助革命党人的主体还是广大默默无闻、生活拮据的普通华人劳工。华人华侨的确是近代革命之母，哺育了孙中山等革命之子。
海外华人华侨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个经典的“外交段子”是这么说的：
1964年的一天，一位南非华人上了一辆公交车，主动坐到车厢后边。当时南非种族隔离法律规定，黑人不能和白人坐在一起，公交车都在车厢后半截专门划出黑人“专座”来。华人在南非地位低下，一般自动和黑人同坐。不想，这天司机却让这位华人挪到前面白人座位区。华人疑惑不解，司机主动解释说：“难道你不知道，昨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19年夏天，刘鸿生在上海、苏州码头上看到大批难民。这些难民有来自江苏的，还有从河南不远千里逃难来的。当时，河南、苏北发了大水，难民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刘鸿生在社会各界的救灾活动中，捐出了5万元钱。不过他觉得捐款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民国时期，百姓生活艰苦，上海滩上随处可见食不果腹的穷苦人，单靠刘鸿生这些有钱人捐款是救济不过来的。于是，刘鸿生决定办家火柴厂，以工代赈。
刘鸿生为什么要造火柴呢？
首先，火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工艺简单，可以安置大批的难民和贫民。
其次，当时中国人基本在用外国的火柴，称之为“洋火”。早就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刘鸿生决定在火柴领域挽回点损失和尊严。
第三，刘鸿生是靠推销煤炭从中抽成掘得第一桶金的。刘鸿生经手的煤炭充斥长江流域，打破了无数卖柴为生的山民的饭碗。“我押着煤船逆江而上，有一次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围起来打死，因为廉价的煤夺去他们的生计。这件事使我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不太平的。”所以，他想回馈广大民众。
基于这三点考虑，1920年1月，刘鸿生创办了他的第一家企业——苏州鸿生火柴公司。
我们会发现，作为企业家的刘鸿生办厂的三点考虑都没有“赚钱”的目的，反而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安置难民、抵制洋货、抚慰弱势群体等等。实际上，从经济角度考虑，办火柴厂并不是刘鸿生的最佳投资选择。刘鸿生之前代理的煤炭生意，利润很高。刘鸿生一吨煤炭能抽成四五两银子，从北方运一船煤炭到上海他就有过万收入。刘鸿生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火柴的蝇头小利去分散资金和精力。而火柴的生产和销售，太琐碎，太耗费人的精力了。从建厂到1924年，火柴厂非但没有赚钱，刘鸿生还赔了五万多元钱。
如果说刘鸿生财大气粗，赔得起五万元，那么胡西园生产电灯泡的决定完全是一场冒险。
1921年4月，胡西园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试验成功了中国人自制的第一只电灯泡。初夏，他变卖了家产，在上海弄堂里开始电灯泡的规模生产。胡西园并非富豪，而是大学刚刚毕业的普通人家子弟。对他来说，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才是稳妥务实之道。胡西园却把有限的资金投到了技术要求高、投资多、国内没有经验可循的电灯行业，这绝非明智的决定。现实表明，胡西园的创业在开始几年就是在烧钱，他变卖了除祖传房屋以外的所有财产来支撑电灯泡生产。最终，胡西园在中国推广了国产的“亚浦耳”电灯泡，被誉为中国的“爱迪生”。
刘鸿生、胡西园所代表的近代民营企业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引进近代科技、管理经验，像世界上其他企业家一样组织生产，赚钱，然后再组织生产，同时插手社会事务。但是，他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他们的许多行为不是以营利赚钱为目的的，许多行为不是经济人应该有的理性行为。最典型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垄断长江上游航运的民企民生公司在总经理卢作孚的带领下不计成本，冒着日寇的飞机轰炸，一船船把西迁的难民人口、器械装备、科研院校人员设备运送人川。这场史称“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壮举为中国抗战保留了元气，民生公司却大伤元气，从巅峰状态跌落。别人问卢作孚为什么这么做，回答是我们要上前线。
卢作孚他们这代企业家把个人事业和国家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觉承担了救国济民的责任，就像政治领域的革命者一样。民国时期有许多响亮的口号，比如早期的“打倒军阀”、中期的“抗日救亡”、晚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但有一个口号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实业救国”。
实业救国最终没有成功。回顾企业家实业救国过程中的辛酸苦楚，后人可以从中看到若干致命原因。
20世纪初，外国烟草垄断了中国市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拓市场之际，老总简照南响亮地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
垄断巨头英美烟草公司不等南洋烟草上市，就抓住简照南加入过日本国籍（简照南是中国人，年少在日本掘金时加入了日本籍）的把柄，在报纸上大做文章，误导消费者南洋烟草是日本货。英美烟草公司还在香港控告南洋伪造英美烟的商标。最恶毒的手段是，英美烟草公司暗中买进大批南洋香烟囤积，等香烟霉坏了再在市场上廉价倾销。凡此种种，南洋烟草的名誉大大受损。简照南针锋相对，努力公关。为了塑造南洋烟草的良好形象，他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常年有10艘救济轮船，上面插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救济”的巨型彩旗停泊在广东海滨大道前。同时，简照南派人到葬礼活动中免费散发英美烟，还特地收买抬棺人叼着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出殡，败坏英美烟的形象。
交锋的结果是，南洋烟草硬是在外国香烟的垄断份额中挤出了一小块地盘，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卖电灯泡的胡西园也是在和外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中求生存的。美国资本的奇异电灯泡厂看到市场上出现了亚浦耳品牌，“首先奇异厂俞某向我游说，要重价收买亚浦耳的商标，不成；后来又要我厂与他们签订限额生产、分区销售的产销协定，也没有遂愿。于是美国奇异厂恼羞成怒，把上海生产的灯泡铜头，全部包买下来，企图使我厂有灯无头，无法销售。我厂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减少部分生产，暂时收用一批旧铜头，另托七浦路鑫泰机器厂用最迅速的方法，为我厂代制铜头。”见一计不成，“美国奇异厂唆使它的附属厂‘天开祥’老板，带了中外流氓包探到鑫泰厂去吓唬，声称制造铜头是‘天开祥’的专利，未经‘天开祥’授权，任何工厂不得制造此项铜头，否则要赔偿一切损失。我厂代鑫泰厂请律师登报驳斥，群众舆论的指责使美国奇异厂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垄断中国电灯泡市场，奇异厂生产新牌电灯泡，取名“日光牌”，只生产不销售。等囤积了35万只后，奇异厂通知各商家，“日光牌”电灯泡每只售价一角（市场上的电灯泡批发价就超过了两角钱），允许赊账六个月。奇异厂准备通过倾销，挤垮其他生产厂家。中国电灯泡厂紧急联合起来商议对策。他们抓住奇异厂的“日光牌”尚未注册的弱点，同时在各大城市报刊上密集刊登广告，也宣布销售“日光牌”电灯泡，每只售价5分钱。这些更廉价的“日光牌”电灯泡其实是各厂家凑齐来的存货或者劣质品，贴上和奇异厂一样的商标而已。如此一来，真正的“日光牌”不仅卖不出去，还名声扫地。中国电灯泡生产厂家化解了外资企业蓄谋已久的阴谋。
以上事例表明，近代企业家经营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外国经济势力的压迫和不法竞争。
外国经济势力在华享有种种特权，而且财大气粗。比如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资本数以亿计，雇工几万人，顶峰时在全国各地开设三十多个分支厂家。对中国来说，这些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网络密集，又有外国母公司或者政府撑腰的在华外资企业无疑是庞然大物。更可怕的是，外资企业通过殖民特权、技术优势、雇佣买办，乃至倾销、诋毁等不正当手段，占据着垄断地位。比如英美烟草公司看到哪个中国牌子的香烟畅销，就把自己相同质量的牌子大幅度降价，通过价格战挤垮对手。1934年英美烟草公司用“哈德门”香烟打垮南洋烟草的“飞艇牌”、用“炮车牌”挤掉振胜公司的“黄包车牌”等等就是例子。另外，外资企业还有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大赠杯子、盘子、雨伞、肥皂等日用百货，日历、画片、电影票等消费品，甚至金戒指、金手镯等贵重物品，来扩大市场份额。花费几万甚至几百万来营销，对外资企业来说是必要的成本，对中国企业来说却是全部本金（南洋烟草的开办资本就只有10万元）。
中国企业家在外资势力的压制下，能够奋勇抗争，艰难求生，可谓是经济领域的御辱抗战。晚清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提出“兵战之外的商战”，号召通过商战夺回利权。民国时，陈光甫到洋行买船票，受到外籍职员的冷落。他便萌生让中国同胞享受跟洋人同等的旅行服务的念头，创办了享誉全国的中国旅行社。经济交锋没有硝烟，但投人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不管胜负如何，刘鸿生、陈光甫、胡西园等人的行为都是值得缅怀的。
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企业家和外资势力的关系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爱国，和外资势力针锋相对，争来争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资金、技术、原料等方面依赖外资势力。多数近代企业家和外国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光甫从小就被在汉口报关行谋职的父亲送入汉口报关行当学徒，1909年他在美国获得了商学士学位。陈光甫的主业是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壮大后他充分发挥自己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以此来保全和发展银行。刘鸿生则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大学二年级时圣约翰大学校长还想送他去美国学习神学。将来返华做神职人员。刘鸿生拒绝美国人的安排后，被圣约翰大学开除，他就跑去给英国背景的开滦煤矿当买办了。
那么，近代中国企业在和外资势力的抗争过程中，是胜是负呢？
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寇轰炸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日寇不是“误炸”，而是有目的地要摧毁中国最大的出版发行公司，就是要炸毁你的图书和馆藏，你能怎么办？动荡的年代、蓄意破坏的敌人、虚弱无力的政府，民营企业能怎么办呢？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民营企业也就失去了抗击外资势力进逼的最有力依靠，怎么能胜利呢？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陈光甫开始是在江苏省政府任职，在民国初年把江苏官银局改造为兴业银行。
作为官办银行的老总，陈光甫一上任就做出了两个大举动：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兴业银行在上海便于发展业务，同时远离省府南京，可以少受官府干预和控制。而如果兴业银行继续发行钞票，省政府就有理由把银行当做提款机，同时也不会珍惜兴业银行的资产。陈光甫想把兴业银行发展为现代银行，却遭到了那些“国企老总”、官府中人乃至一般百姓的不理解。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后，命令陈光甫“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陈光甫断然拒绝，结果被勃然大怒的张勋罢免。
政府权力对企业有着巨大影响，这是近代企业家必须面临的第二大难题。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且都是负面的。小到苛捐杂税、摊派敲诈，大到扼住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甚至要霸占民营企业，而在情理之中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举动则踪迹难寻。
南洋兄弟烟草遇到了竞争、资金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简照南很自然地寻求北洋政府的支持。他希望政府能够扶持南洋烟草的发展，即使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把南洋烟草公司戴上“官帽子”也可以。可惜北洋政府对扶持民营企业没有丝毫兴趣。相反，1917年到1919年间，北洋政府内部兴起了一股取消南洋公司营业执照的议论，理由还是简照南是日本国籍，南洋兄弟公司因此不能算是中国企业。英美烟草公司是这股议论风潮的幕后黑手。它还买通非官方的协会和个人，向北洋政府申请，要求禁止南洋公司营业。1919年8月9日，北京的农商部宣布吊销南洋兄弟公司的执照，并将其视为日本企业。此举遭到了华人华侨的激烈反对，国内企业也同情南洋公司。简照南放弃了日本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这股风潮方才作罢。经过这么一折腾，简照南对政府大失所望，一度想到了接受英美烟草公司的合并邀请。
胡西园的电灯泡厂也遇到了诸多不顺心的事情。1927年，他的亚浦耳厂在上海租界找了块荒地建筑新厂房。因为地处荒远，交通不便，胡西园“向洋鬼子花了一笔钱”，租界工部局才在新厂门前开出一条辽阳路来。路有了，却没有路灯。一到晚上，辽阳路黑灯瞎火的，成了流氓混迹之地，胡西园不得不再次行贿，才在辽阳路上装了路灯。在晚清民国时期，企业家迫不得已的行贿，不在少数。有时，行贿也不能解决问题。电灯泡厂经常受到上海滩流氓的敲诈，员工时常被流氓骚扰。胡西园的解决之道是和上海青红帮元老顾竹轩结拜，打着顾竹轩的名义对付小流氓。至于流氓大亨，则只能笑脸相迎，破财免灾了。旧时的上海滩，企业家很少有不结交大流氓的，比如荣宗敬与黄金荣交好，刘鸿生与杜月笙拜把子。胡西园并不愿意和黑社会头目称兄道弟，他说：“我平生致力于电灯泡工业，其余都不是我的志愿。”
近代民营企业是在外资势力和政府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两个力量的削弱之时就是民营发展的高速期，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西方列强忙于战争，在华外商企业也深受母国战火影响，而中国又是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统治不稳之时，所以民营企业在一战期间获得了大发展，成就了民营企业家津津乐道的黄金时期。随着外资力量重新重视中国，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稳固，民营企业迅速受到挤压。
最让民间企业叫苦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比如宁夏军阀马鸿逵宣布宁夏全省和自己占领的内蒙地区的羊毛、驼毛、枸杞、甘草等土特产实行统购统销，凡私存私售者皆按资敌严办。几年间，宁夏土特产经营商家纷纷倒闭。利润全被马鸿逵搜刮走了。1949年9月马鸿逵由宁夏逃往重庆，据说单空运走的黄金就有五吨（一说是七吨）多。
抗战期间，政府权威空前高涨。政府力量对民营企业的暗中侵蚀也上了一个台阶。抗战爆发后，刘鸿生在后方开办了多家火柴厂、化工厂、纺织厂。在他的号召下，苏南、上海的刘氏企业的各种熟练工人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但是办厂的资本刘鸿生提供不了，主要是靠国民政府及官僚资本的支持。刘鸿生用从日本占领区辛辛苦苦搬运过来的机器入股。刘氏企业每扩张一次，“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各个企业的董事长也都由政府或官僚指定。刘鸿生感叹：“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刘鸿生的遭遇还算是好的，毕竟对企业经营管理还有很大的权力。南洋兄弟公司的命运就悲惨得多了。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三省和华北市场，南洋烟草的市场遭到挤压。当时简照南已死，弟弟简玉阶面对困境，只好向国民政府求援，要求将南洋变为“国营企业”，同时也向黑帮老大杜月笙求援，希望能够躲避黑社会的敲诈勒索。于是，杜月笙和宋子文顺理成章地成了南洋兄弟公司的董事。1937年，局势恶化，经营不善的简玉阶找宋子文借钱。宋子文同意贷款，但要求南洋公司让出27的股份。于是当年4月，宋子文“受邀”出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董事长。简家人逐渐失去了对南洋兄弟公司的控制和经营。
近代民营企业就像是一株株长不大的苗，外资企业却像是参天大树，与它们争夺阳光、水分和养料。自然，民营企业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又缺乏主人的浇灌料理，只能自生自灭。
偶尔有几家民营企业茁壮成长为小树，就立刻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历代王朝对待民间财富的思维就是董仲舒说的：“大富则骄，大贫则优。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政府不愿看到百姓普遍贫困，也不希望看到有些人暴富，暴富以后就会骄横不听政府的话。因此它要灌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的思想，让有钱没钱的人都听政府的话。大凡统治稳固的朝代都控制着诸多资源，制约富人和民营经济的手段很多，可以征税派款、垄断经营，也可以像秦始皇、朱元璋那样强制迁徙富户，或者干脆就像一些皇帝那样征调富户来给自己守陵。
当“暴富”在统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危险的时候，“仇富”、“藏富”思想就发展起来了。《拍案惊奇》总结的社会通则是：“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即便官府没找出你“不法经营”的证据来，也能让你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国富民穷”的统治思路到晚清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大的民营企业仿佛是一株株盆景，成长规模是受到限制的。你再怎么发展，不能长得和摆放的桌子不成比例，更不能长到天花板上去。政府就像是拿着剪子的主人，随时可以修剪自认为不合适的枝干。
因此，近代民营企业多数是自生自灭的小草，少数则成了一株株盆景，仅供世人观赏、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