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本书。
每一回写后记，都是我最为愉悦的时刻。因为到了写后记的阶段，就 意味着这本书马上就要完工，交到编辑那里去“敬请斧正” 了。这种即将 收获的愉悦，想必每个码字的人都能感受到。
有一位码字的老前辈告诉我，几十年来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浏览自己 刚刚完成的稿件做收尾工作的时刻。而他最不满意，或者说最遗憾的事情 则是自己的“代表作”迟迟不能诞生。想必，每部作品都不是作者最满意 的作品。写作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实现完美的活动。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帝国的坏脾气》也有诸多的遗憾：首先，我 自我感觉没有把中华帝国的五大顽疾说深说透。历史本来就是一门看不 透、说不清的学科，因为它深入人性和社会的最深处。它介乎艺术和科学 之间，既不能凭感觉推测揣摩，自由抒发，也不能像物理化学那样追求百 分之百的精确。如何在历史中保持心态平衡，如何看透人心世道，和研究 者的年龄关系极大。在我这个年龄、这样的阅历，只能尽力而为，能解读 到哪一步是哪一步。本书草就后，多位老师和朋友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实 在是过誉了，令我惶恐不已。
其次，历史解读的成败与占有史料的程度息息相关。历史要言之有 据，这一点在近代历史研究上表现尤其突出。近代史料汗牛充栋，任何史料方面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分析的淡薄，进而动摇立论的客观、公正和权威。国外一些历史学家把持部分与中国有关的原始史料，不让中国学者染指，结果导致国内在部分近代历史研究上落后于国际水平。古代史料与近代史料相比，少了太多，许多问题的史料有限，大家都凭借分析这些史料来解读历史。可惜，我并非历史科班出身，写起历史来纯凭兴趣。近代史料我掌握得很少，古代史料掌握得也不全，所以我对帝国的坏脾气的解读也不敢保证完全精细、正确。
说到史料问题，我“坦白交代”本书引用的史料和文献情况。本书参考的图书有：黎东方著的《细说秦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2的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朱宗震著的《真假共和-1913的中国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朱宗震著的《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夏双刃著的《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姚颖著的《京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等。另外周一良、邓广铭、唐长孺、李学勤等名家编的《中国历史通览》（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1月版）是本书全局性的参考资料。
本书参考的文章有：许肇琳的《略论清代后期的设领护侨政策》（载于《八桂侨史》 1995年第1期）、罗金财的《浅谈1860年以后晚清政府外交护侨的表现》（载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专刊）、杨国标的《容闳的护侨事迹》）（载于《岭南文史》1988年01期）、高中华的《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02期）、王春华的《张学良枪决杨宇霆、常荫槐内幕》（载于《文史天地》2006年11期）、朱庆荣的《张学良与杨宇霆》（载于《人民文摘》 2008年02期）、任方明和蔡银华的《杨宇霆事略》（载于《文史精华》 1994年02期）、王海晨和郭俊胜的《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载于《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5期）、郭汉民和刘蔚的《简论郭嵩焘的护侨思想与活动》（载于《云梦学刊》 2000年03期）、《国大代表过效六之死》（来源：《含山文史资料（第一辑）》，祁家振、谷天平根据口述整理）、文振宜的《宜昌“国大代表”选举纪实》（载于《湖北方志》 2004年第5期）、陈漱渝的《“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载于《百年潮》2009年第4期）、《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载于新华网理论频道）、秦立海的《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始末》（载于《纵横》2009年第2期）、雷秀民的《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黑幕一例》（载于《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辑）、赵书愿的《江川县竞选“国大代表”逸闻》（载于《江川文史资料》第一辑）、程巢父的《国民政府行宪之初的选举纠纷》（载于《南方周末》 2008年1月31日第23版）、孙宅巍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覆亡》（载于《大江南北》 2006年第6期）、王辉斌的《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载于《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1月）、王辉斌的《王维婚姻问题四题》（载于《漳州师院学报》 1996年第3期）、谭优学的《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载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沈景柏的《略话“英美烟公司”》（载于《上海烟业gt 2000年第1期）、陈铁民的《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载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3月）、陈明宝的《王维人格另议》（载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9月）、邹高的《“中国摩根”陈光甫》、薛芳的《南洋兄弟的烟草战争》、刘欣然的《刘鸿生：从洋买办到实业大亨》、杨潇的《胡西园：“爱迪生”的中国遭遇》（以上三篇都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6期）等。
这本《帝国的坏脾气》是继《疑难杂案》和《大案人心》后，创作的“历史把脉”系列的第三本书。书中在史料遴选和观点论述上难免存在错误。我对所有错误负责，并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教。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关1947年伪国大代表选举和两次伪国大的描写，大量参考了《京话》的原文。原文充满嬉笑怒骂，笔者觉得正能体现观点，便照搬照用。
最后，我要感谢推荐本书的各位老师和朋友。梅毅老师、李扬帆老师对“给历史把脉”系列的推荐，让本书增色不少；刘周远、肖玉平、丹飞、李永祥、董琦、云岩涛各位老师拔冗浏览书稿，写出了精彩的推荐语，让我感动；张文杰是本书的第一读者，并对本书做了部分编辑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为本书的编、印、发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各位老师。
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在我长期写作过程中，她承担了繁重的家务，还常常是我的第一读者。这本书不仅是我的创作，也是她的作品。
张程
二00九年十月于朝阳水南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