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平稳行驶了几千年的中华帝国这条大船，突然和风风火火闯进东方世界的西方文明迎头相撞，船体自然毁损严重、伤痕累累。于是，向西方学习，成了多数志士仁人的一致看法——包括少数开明地主和统治权贵在内。可学习了西方的语言，引进了西方的机器，建造了西方的楼房，甚至追捧起西方“更圆更亮”的月亮之后，近代中国社会依然丝毫没有起色，继续在积贫积弱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是因为：近代中国不存在容纳、消化西方各项制度的社会基础。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
沿津浦路北上北京的列车即将开车。一身西服、身材消瘦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走出候车室，前往剪票口准备进站上车。
深夜赶来给宋教仁送行的人很多。因为在年初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国会多数席位，宋教仁到处鼓吹建立议会一内阁政体，实行政党政治，他的言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现在国会开幕在即，国民党当选议员纷纷北上赴任。总统袁世凯更是电催宋教仁北上共商国是。很多人认为宋此行极可能人阁拜相。宋教仁平素民主作风浓厚，加上如今尚是一介平民，因此身边并无警卫人员护驾。当毫无阻拦的送行者纷纷涌向剪票口，与宋告别时，场面出现了混乱。
剪票口对面的一个小吃摊上，一个黑影拍拍旁边已经半醉的一个壮汉，指着宋教仁的身影嘀咕了几句。随后，那个醉汉慢慢向剪票口走去，挤进人群后突然拔出手枪，朝着宋教仁连开了三枪。
犀利的枪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火车站内一片慌乱，人们四散而逃，凶手也夹杂在人群中逃逸。
枪响后，黄兴略为迟疑，随即转向宋教仁，只见他倒在了地上，鲜血正从腰间汩汩溢出，染红了剪票口前的土地。一旁的于右任急忙叫车把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在医院里，宋教仁一度清醒过来，知道自己为时不多了，便嘱咐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及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至死，宋教仁都在思考着如何制定神圣宪法保障民权，正如民国建立以后他一直思考如何建立责任内阁制度、实行议会政治一样。他相信，西式的议会民主制能够给蹒跚前行的民国带来稳定和富强。就在全国普选圆满结束、他倾注全副心血组建的国民党成为多数党、离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大展拳脚的目标近在咫尺的时候，1913年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伤重而死。他被暗杀夺去了生命，他的政治梦想也由此彻底终结。
宋教仁的死打乱了国民党的政治布局，沉重打击了南方革命力量。而且刺杀案发生在国民党经营多年的上海，发生在国民党人的眼皮底下，这给了国民党人极大的刺激。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就在宋教仁遗体旁愤愤地反复说：“此事真不甘心！”
国民党人迅速行动起来，缉拿凶手。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和逝世时都致电报告总统袁世凯，并且请求江苏都督程德全到上海亲自处理此案。袁世凯接报后，饬令程德全“目前总以购线缉凶、限期破案为第一要义”。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当天即郑重发布命令，下令从优抚恤，料理后事，同时谴责暗杀之风违背人道，责成江苏政府“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程德全则严令江苏军警缉拿凶手。黄兴、陈其美还联名分别致信上海闸北巡警局和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悬赏一万银元，缉拿凶手。
凶讯一经传播，社会上就开始猜测幕后黑手是谁。北京政府判断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讧，比如袁世凯本人就在和章士钊的谈话中，认为宋教仁遇刺是国民党内黄兴、宋教仁两派争夺内阁总理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宋教仁是被盘踞上海多年、与会党关系密切的陈其美杀的。陈其美有暗杀陶成章的前科，难免不再犯一案。比如梁启超就断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但是梁启超本人也被列为嫌疑人之一。因为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和坚持“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存在巨大的政治分歧。而梁启超一派在年初大选中落败，难免不心怀怨恨。
当然，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人怀疑袁世凯是幕后主使。
这一切都得缉拿到凶手后才能一探究竟。
缉拿凶手的悬赏公告公布后，上海滩有个贩卖古董的小商人王阿发突然回忆起一件事来。
多日前，王阿发曾去“玩政治”的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应桂馨拿出一张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明信片，给王阿发看。王阿发看清楚，明信片上印着的宋教仁的照片。应桂馨就对王阿发说：“我要办这个人，你要是能办到，我就给你一千银元。”王阿发没有答应，回去后和在别人家帮佣的朋友邓某谈起了这件事情。邓某对此事很有兴趣，答应要接这活。王阿发就把他带到了应桂馨的住处。面谈细节的时候，邓某却又打了退堂鼓，说：“我是一个外乡人，为什么要无故杀人呢？”事情没谈成，王阿发也就把这件事淡忘了，继续兜售他的古董字画。
宋教仁被杀一事在十里洋场传得沸沸扬扬后，邓某先回忆起了原先的事，赶紧把经过告诉了主人张秀泉。张秀泉找到王阿发核实。王阿发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找到与会党关系密切的何海鸣商量对策。何海鸣马上将他们都带到了陈其美那里。
国民党人不敢怠慢，带了王阿发到租界巡捕房报案。
总巡捕卜罗斯核实案情后，和国民党人陆惠生、王金发，带人直扑应桂馨家。谁料应桂馨不在家，家人说去妓女胡翡云家抽鸦片烟去了。于是，巡捕和国民党人又赶到胡家，不想又扑了个空。应桂馨抽完鸦片，去妓女李桂玉家喝酒去了。一行人再次冲到李家。到了李家，陆惠生、王金发两人先上楼问：“应桂馨在吗？”应桂馨毫无防备，应声答道：“是我。”陆、王就说：“有人在楼下等你，要和你说话，请你下来一下。”应桂馨跟着二人下楼后，立刻被等候多时的巡捕逮住。
这是宋教仁死后第三天，24日凌晨零点30分的事情。
巡捕马不停蹄押着应桂馨到他在法租界的家中搜查，只见应家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江苏巡查长公署；另一块是：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原来，应桂馨还是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的负责人。巡捕在应家查获了一批公文信件和一只铁箱，还扣留了一个身材短矮，神色可疑的来访人员，此人恰好与凶案目击证人描述的凶手特征相符。目击证人辨认后，确定此人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法租界巡捕立即逮捕此人。此人名叫武士英，对刺杀宋教仁一事供认不讳，并签字画押。宋教仁刺杀案就此告破。
根据相关人等的供述和从应家搜出来的资料，整个案子的过程如下：
应桂馨（又名应夔臣、应夔丞），浙江宁波人，其父辈在上海从事地产起家。应桂馨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庶务科长，负责机关伙食，后来因为贪污机关伙食费而被革职。回到上海后，应桂馨组织了带有会党性质的共进会，并一度得到陈其美的支持。共进会曾参与策划武汉马队暴动，应桂馨的名字为此上了黎元洪的通缉令；但会党的落后性，让共进会在江浙一带逐渐转到革命的对立面，并对社会秩序多有扰乱。北京内务部为了处理共进会问题，就让秘书洪述祖南下镇压。
洪述祖，江苏常州人，秀才出身，曾在前清当过多年幕僚，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唐绍仪出任总理时，曾一度想举荐洪述祖为秘书长。但深入接触后，唐绍仪发觉洪述祖趋炎附势，人品不好，遂弃而不用。但内务总长赵秉钧却喜欢洪述祖，让他在内务部挂职秘书。南下时，洪述祖年近60，这个年龄在仕途上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但是他还想谋求进步，特别是与应桂馨打交道后，意识到应桂馨和共进会势力可以为己所用。于是，洪述祖表示愿意为应桂馨除罪，但要求应桂馨要安抚共进会，听命中央。应桂馨答应了。1912年10月16日，洪述祖将应桂馨引见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会面后，程德全向袁世凯报告了安抚共进会的措施：任命应桂馨为驻沪江苏巡查长，控制共进会成员遵守法律，不许滋事；每月给予共进会3000元活动经费（江苏财政紧张，要求中央每月承担2000元）。袁世凯表示同意。1912年12月，洪述祖安排应桂馨进京。应桂馨在北京先后受到总理赵秉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袁世凯在财政极为紧张、连军饷都发不出去的情况下，亲自发给应桂馨活动经费5万元。一个区区会党头目，受到总统如此器重，令人生疑。加之应桂馨小人得志，顿时轻狂起来，在北京出入酒馆妓院，举止异常阔绰，渐渐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侧目。
1913年1月23日，洪述祖和应桂馨一起返回南京。1913年2月6日，应桂馨在南京又一次见到了程德全。令程德全惊讶的是，以前印象中那个言辞谦恭、诚惶诚恐、有问必答的应桂馨，现在却变得趾高气扬、言词闪烁。应桂馨还拿出自己与中央的来往电文给程德全看，程德全莫辨真伪。对应桂馨的狂妄和炫耀，程德全很不高兴，赶紧打电报给总统府秘书张一麐，提请中枢注意：“应夔臣……万不可靠，从前电请大总统赦免，令其戴罪图功，乃是当时一种政策。近来颇有招摇僭妄情形……请中央注意。”事实上，洪述祖和应桂馨此行携带巨款，行动隐秘，此行是一个阴谋。
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四处物色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最后通过一个叫陈玉生的人找到了武士英。武士英曾在云南新军中担任过营长，革命胜利后遭到裁撤，当时正在上海滩游荡，生活窘迫。陈玉生骗武士英加入共进会，并鼓动他“办一个无政府党的人，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武士英身陷困境又利令智昏，满口答应下来。陈玉生就将他带到应桂馨家，应桂馨向武出示了宋教仁的照片，并给了他1000元钱和一支五响手枪。
1913年3月20日夜，陈玉生陪武士英来到沪宁车站，等宋教仁在众人簇拥下准备进站时，陈玉生向武士英指明宋教仁，武士英随即上前开枪行凶，并趁人群慌乱之际逃逸。4天后，武士英到应家送信，不想自投罗网。
案情明晰了，接下去的问题是：谁是幕后主使？
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属下，而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考虑到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度和国民党的选举大胜，最大的受害者都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是幕后主使的嫌疑大大增加。而巡捕从应桂馨家中搜出来的书信和电报，很多也指向袁世凯和赵秉钧。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份材料：
一，1913年2月22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信。内容是：“（一）来函已面陈总理、总统阅过；（二）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公事不计。因赵智老（赵秉钧）已将密电本交来，恐程君（内务部秘书程经世）不机密，纯全饬兄一人经理……（三）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30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
二，1913年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电。内容是敦促应桂馨赶紧下手：“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三，1913年3月21日9点30分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由材料一可以知道，应桂馨刺杀宋教仁是与洪述祖单线联系，由洪述祖下令的。那么，洪述祖是传递更高层意思（赵秉钧、袁世凯）的中间人，还是本身就是幕后主使呢？根据材料一，洪述祖似乎只是个中间人。原因有三点：第一点，洪述祖说，应桂馨的“来函已面陈总理、总统阅过”。第二点，是赵秉钧让洪述祖和应桂馨保持单线联系的。第三点，洪述祖向应桂馨许下的许多诺言，不是他这个级别（内务部秘书）的人能够操办的，比如赏钱30万元（材料一）、授予应桂馨勋位（材料二）。没有更高层的人点头，洪述祖的诺言只能是空头支票。由材料三可知，应桂馨认为自己是在为更高层的人办事，所以要求洪述祖将“战果”“望转呈报”。
假设应桂馨知道刺杀宋教仁仅仅是洪述祖的意思，那么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下手——因为他办完事后还要保命，没了命怎么去享受洪述祖的承诺呢？好在洪述祖将他引见给了赵总理和袁总统，应桂馨有理由相信是在为总统和总理办事——出了事上面有人罩着。
1913年3月30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赵秉钧派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出席。王治馨在会上发言，为袁赵二人辩解。他认为洪述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与赵秉钧、袁世凯无关。但“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总统和总理都以为是对方授意洪，述祖杀害宋教仁，“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王治馨提供了一个解释：洪述祖见袁世凯受到行政权力的诸多掣肘，他认为总统不能管理好国家全都因为反对党政见不同。他曾建议袁世凯“何不收拾一二人”，杀几个反对党人威慑其余。袁世凯没有答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在洪述祖刺杀反对党领袖宋教仁，“难保非洪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王治馨这个看法是私人观点。但作为政府高官，他的发言透露了一点：袁世凯事先知道洪述祖有刺杀宋教仁的念头。
如此一来，袁世凯成了杀害宋教仁的最大凶嫌。这也是舆论普遍的看法。黄兴在1913年4月13日给宋教仁写的挽联就很有代表性：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案件侦破后，袁世凯为案件的审判设置了种种障碍，这些更使人怀疑他做贼心虚。江苏都督程德全指出，宋教仁案引起社会非议，暗潮汹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进行公正的审判。但袁世凯政府在程序上“高度重视”。司法总长许世英认为此案件关系重大，要求将人犯和证据提京交大理院公开审判。总统府秘书张一磨也致电程德全，希望迅速向上海方面索要证据，送人北京。“提京审理”的要求遭到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对。袁世凯和赵秉钧都有重大嫌疑，怎么能将证据和人犯交给他们呢？而审判一旦转移到北京，袁世凯政府就掌握了主导权。所以，国民党坚持案子要在上海审判。
1913年4月13日晨，程德全即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要求组建特别法庭，提议由伍廷芳为主任。袁世凯回电：“所拟组织特别法庭，望速筹办。”但许世英认为特别法庭与约法和政府编制不符，强烈反对组建。袁世凯于是复电程德全，说司法总长许世英拒绝副署组织特别法庭的命令，他无法下令组建。而许世英和司法部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由伍廷芳暂时署理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负责审理宋案。但是国民党没有接受这个方案。
1913年4月24日，监狱里的武士英暴毙。怀疑袁世凯的人情绪激动，对袁世凯政府阻挠案件审判更加不满。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影印公布了应桂馨和洪述祖的来往密电。舆论更加不利于袁世凯。
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赵秉钧和洪述祖分别公开为自己辩护。1913年4月28日，赵秉钧公开通电，逐一洗刷自己和应桂馨家中电信的关系。
赵秉钧的说法主要是两点：第一，自己的确认识应桂馨，但都是处理共进会的公事；第二，洪述祖干的事情自己完全不知道，洪述祖没有将任何电文呈送自己看过。洪述祖答应给应桂馨的酬劳（勋位和巨款），都是洪述祖私自承诺的，与赵秉钧无关。赵秉钧在通电中说，授予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程序上先由各机关呈请，再开会评议，不是一般人能够获得的。洪述祖是在“诳”应桂馨。至于巨款，那是国务院提供给共进会的经费，用来“由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查：应桂馨的确在日本印刷了许多攻击孙中山和宋教仁等人的资料，运回国内散发。）所以，赵秉钧发誓：政府绝没有暗杀宋教仁之心，一切都是洪述祖个人“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在将自己洗刷干净后，赵秉钧根据公布的1913年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的电报，为洪述祖说情。应桂馨在那天的电报中有“若不去宋”四个字，“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他判断，暗杀之心起于应桂馨。赵秉钧最后说，虽然宋教仁遇刺出乎政府意料，但是洪述祖毕竟是内务部秘书，内务部总长是他的上级，即便没有“代为受过之理由”，也有“怠于监督之责任”。
赵秉钧的电文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把自己洗得千干净净，但是透露出了政府早有反宋仇宋的行为，承认了应桂馨的“过激”行为多少是受政府反宋情绪的引导。
1913年5月3日，逃到青岛租界的洪述祖也发出公开电报，自我辩护。
洪述祖在电报中猛烈抨击宋教仁鼓吹议会民主、实行责任内阁是植营私、党派专制，比晚清腐朽权贵还要坏，对社会破坏极大，说宋教仁的主张会让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要让国民看到宋教仁的真实面目，不被他的主张所“迷惑”。洪述祖承认利用了应桂馨，但是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思，没有牵涉赵秉钧或者袁世凯。他称，利用应桂馨是为了“暴宋劣迹，毁宋名誉”，并没有要杀害宋教仁。至于被舆论认为是杀人证据的来往电函，洪述祖也说是要应桂馨抓紧购买宋教仁“劣迹证据”，诋毁孙宋等人。关键的“毁宋”二字，洪述祖说：“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
也就是说，赵秉钧把所有事情推到了洪述祖头上，洪述祖又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应桂馨头上。
舆论热议，指责和自辩交叉进行，但是审判工作却一拖再拖。1913年5月30日，上海审判厅决定进行缺席审理。但开庭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都表示反对，要求缓期开庭公判。原告律师强烈要求拘传赵秉钧、程经世、洪述祖等人到案。被告律师指出法庭没有获得大总统和司法总长任命，没有开庭的资格。法官不得不宣布退庭。从此，宋案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尴尬局面。
赵秉钧等人为了抵制南方的审判，炮制了所谓的“血光团事件”来混淆视听。事件起因是宋教仁案迟迟得不到公正审判，宋教仁秘书周予觉和革命党人黄复生、谢持一起，携带炸药和黄兴资助的3000元钱，来到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不想事机不密，被政府侦破入狱，周予觉叛变。在政府的策划下，周予觉的妹妹周予做出面，谎称黄兴组织了血光团，给了她40000元钱，潜入北京实行暗杀。北京方面对“血光团事件”大肆渲染，京师检查厅还向黄兴发出传票，企图在舆论上与宋教仁案相抗衡。黄兴毅然前往上海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最后租界当局以北京方面证据不足，没让黄兴到案。
如此一拖，等到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后，宋案的审判工作也就不了了之。宋教仁案就成了一个“悬案”。
二次革命中，应桂馨越狱逃往青岛，年底还公开扬言要进京向袁世凯邀功领赏，要求“平反”。1914年1月29日，人们在火车上发现了应桂馨的尸体。在宋教仁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赵秉钧不得不去医院“养病”。袁世凯派人转告他“放心住医院就是了”，并在1913年5月1日任命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取代赵秉钧。出院后，赵秉钧出任直隶都督。听到应桂馨的死讯后，赵秉钧喃喃自语：“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29天后(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督署中毒身亡。人们普遍相信应桂馨、赵秉钧都是被袁世凯暗杀的。袁世凯杀害关键证人，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更被人认定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
洪述祖年纪最大，阅历最深，一直隐姓埋名，可还是在1917年4月30日被革命党人在上海诱捕，1918年9月7日被公审。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死了。洪述祖在法庭上坚称没有授意刺杀宋教仁，更不是袁世凯或者赵秉钧让他干的。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案发后赵秉钧对他说：“你在京恐怕毁了。”他心中不甘，求见了袁世凯。袁世凯问他，宋教仁到底是什么人暗杀的？洪述祖说：“还不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世凯听了，脸一下子拉了下来。洪述祖见状，赶紧从总统府跑出来，溜出京城四处躲藏。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绞死。
宋教仁案永远成了谜：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袁世凯是头号嫌疑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有力证据，但宋教仁之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袁世凯。当时袁世凯一心想当正式大总统，扩充权力，但宋教仁率领着议会最大党派要组成清一色的政党责任内阁。之前，袁世凯曾经用巨款贿赂宋教仁，希望为己所用，但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后来，宋教仁要进京建立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袁世凯即便当选了正式大总统也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更何况宋教仁坚决反袁，还去劝说黎元洪出面竞选总统，想彻底终结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这是嗜权的袁世凯万万不能容忍的。蔡元培为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作序说：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以为多数党足以操纵袁世凯，后来又觉得很难，就想放弃袁世凯，推举黎元洪，结果触犯了袁世凯，导致被杀。所以说，袁世凯有杀宋教仁的强烈动机。
然而，袁世凯对付宋教仁，必须采取谋杀手段吗？这种手段并不高明，而且会触犯众怒，置他自己于千夫所指的困境。
事实上，袁世凯的政治手腕高超，手段很多。临时参议院要他到南京就职，他甩了一个“兵变”，不仅在北京就职，而且让参议院搬到了北京。对于宋教仁尚在酝酿中的国民党内阁，他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他可以运用议会中倾向自己的统一民主党，拉拢议会中的官僚和士绅议员，阻挠国民党清一色内阁的成立；如果不行，他可以派军队包围议会，议员不满足他的要求不准吃饭，不准回家；实在不行，强大的北洋军始终是他的权力基础和政治依靠。袁世凯没必要去刺杀宋教仁，彻底激化和革命势力的矛盾。结果，双方兵戎相见，爆发了二次革命。所以说刺杀宋教仁绝非是最佳选择。
那个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曾对国民党元老张继说过：“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笑着说：“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当时袁世凯正被财政问题、列强承认问题、沙俄入侵问题、西藏和外蒙古问题搅得昏天黑地的，政令不通，不想再和革命党人撕破脸皮，大战一场。所以，袁世凯并不想刺杀宋教仁。
袁世凯无意，部下却有心。不要忘记了，赵秉钧也好，洪述祖也好，都是从前清政坛的大染缸中走出来的，“权心权意”，学会了一身的阴招损招。为了荣华富贵，他们做得出刺杀宋教仁的事情来。宋教仁组织清一色国民党内阁，第一个失业的就是赵秉钧；洪述祖年近60了，人生还有几回搏？个人利益让他们没有袁世凯那样的大局眼光，他们以为刺杀了宋教仁就能保持或者博取荣华富贵的。像他们这样投机取巧、邀功领赏的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
这可苦了醉心议会民主、胸怀远大理想宋教仁了。与许多革命党人醉心纯粹的革命不同，宋教仁留学日本时，专门花心思研究过西方政治理论，他认定议会民主是解决中国政局，谋求富强的良药。回国后，他一心宣传、推行议会民主理论。为了大选，宋教仁在南方到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进行“光天化日下的政客竞争”。他的批判毫不留情，演讲时激情澎湃，言词犀利，是沉闷千年的中国政坛从没见过的。政治热情和书生脾气（比如对自己的“总理梦想”半遮半掩，让他人猜疑），让他对政治的潜流暗潮视而不见。在武汉时，革命党人谭人凤曾转告宋教仁一件事：谭的部下陈犹龙1912年12月曾去北京，正好与应桂馨同住在西河沿中西旅馆。陈犹龙发现应桂馨从中央政府领到了巨额经费在京城挥霍。谭人凤因此告诫宋教仁：高明的人家，鬼是要盯着他的；现在会党分子和中央政府勾结，是很不好的现象；你在社会上很有声望，袁世凯必然忌恨你，你还是低调隐蔽一点，作一些戒备。但宋教仁没放在心上。就在遇刺的当天，宋教仁还愉快地去《民立报》社话别。民立报社编辑徐血儿嘱咐宋教仁要慎重防卫。宋教仁却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理想主义的现代西方政治家宋教仁，就这样坦然地前往火车站，被黑暗势力谋杀了。
宋教仁和他的思想都和变革时期的中国政治不合拍，所以他注定成功不了。
议会民主的基础是一个活跃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关心政治，言论自由，热衷于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1913年的中国社会，虽然通电、演讲满天飞，组党热潮此起彼伏，热闹得很，但都是东施效颦的假象。通电的内容五花八门，许多人以能够署名“露脸”为荣；政党千奇百怪，好友就能声明组成，分别担任主席、总理和主任。赵秉钧就曾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归根究底，中国尚不具备议会民主的社会基础。
一是参与政治的人口比例太少，议会民主缺乏依靠力量。孙中山曾环顾左右，革命同志寥寥无几：“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人手。”知识分子醉心仕途，那么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是否可以依靠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可见，辛亥革命可依靠的力量极其薄弱。这其中，占据经济命脉和优势地位的还是官僚资本，比如像盛宣怀那样的官商。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知识分子发动的，民国建立后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也是这群没有明确阶级归属的知识分子。依靠这群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不了政权的。
二是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分化。与议会孪生的政党是建立在不同的群体之上的，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观察一个社会分化的重要标志是看受教育人群的职业选择。那民国初年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如何呢？北京大学1918年在校学生总数1980人，法科841人，文科418人，理科422人，工科80人，法科学生人数将近一半。7月文科有58人毕业，理科90人，工科17人，而法科为173人，超过了毕业生的一半。大部分年轻精英选择了政法道路（也就是仕途），而选择工矿实业或者商贸物流的精英（理工科）不到四分之一。与之相对应，民初各政党只能是从政者内部的分化组合而已。
民国初年，黄炎培曾调查江苏全省中学校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可叹之至。若再细细研究，则升学者不能作为有职业观也，即大学毕业生中亦何尝无失业者，故此等学生最后之结果失业与否仍属一问题。若再调查其有事者，所就者究是何等事业，大抵为教育者居大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工、商者竟无一人”。即便是民主共和的形式已经确立，读书人依然把读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而不愿意去从事“生利之农、工、商”行业。
三是议会权威没有得到尊重，即便是知识分子也没有树立议会概念。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观念中是没有“议会”概念的，因此即便民国建立了，知识分子依然拥堵在各级行政机关和军队中，很少有人去竞选议员。“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议员最多被看做是“闲官”，不管钱不管人，自然没人去竞争了。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1913年的全国大选虽然举行了，但是和西方的选举完全不一样。
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说：“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某某党某某某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他们坐在那里也不听。”西方式的政见宣传和争辩在中国被省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议员竞选就是看到茶馆里多了个高谈阔论者。殊不知，王绍鏊所在的江苏地区的选举情况还算是最好的。各地方因为竞争选举，激起风潮，有的强夺票匣，有的捣毁投票所，有的暴行胁迫，种种坏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难怪袁世凯担心：“诚恐我国民欲藉此选举以求幸福者，将因此选举而得奇祸。”
宋教仁临终前曾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可悲的是，不仅是他调和革命和保守势力的苦心世人理解不了，他付出生命追求的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的雄心壮志，在中国也实现不了。
宋教仁的奔走疾呼，宋教仁的议会梦想，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民国初年，如流星一样只是一瞬间的绚烂，而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1923年10月5日，当晨曦刚刚降临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密布瞭望兵，还有五六百名便衣警察混杂在百姓当中散布在宣武门一带。现场还出现了北京的卫戍和警务头目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人的身影。
这天，重新召开的1日国会要选举新总统。
除了国会附近严密布防外，北京的东西车站和各交通出口，都游弋着军警。他们不是维持治安，也不是防止乱党破坏选举，而是防堵国会议员出逃。原来，控制中原和京畿地区的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对总统职位志在必得，对国会议员软硬兼施，以每张5000元的价格购买选票，妄想在当天成为民国第六位总统。不少国会议员不愿违心投票，又不堪其扰，只好希望能逃出北京躲过一劫。不想，在各口岸布防的军警们已经事先熟悉议员特征外貌，只要发现有出逃议员，便衣就上前揪住吵闹，大声诬赖议员逃债或者宣称双方有仇，接着军警过来干涉，以带回警局盘问为名直接把议员押回国会总统选举现场。
总统选举原定上午10点举行，可到了下午1点20分国会还没有凑足投票的法定人数。
曹锟等人当机立断，要求手下施展一切手段，到处拉人头凑数。于是，议员俱乐部向不愿意投票给曹锟的议员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就能领取5000元，选不选曹锟都没关系。这一招很管用，当即有十余名议员赶到国会，准备投票赚钱。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议员俱乐部到医院把那些卧病在床的议员抬到国会，又发动议员的妻妾友人“陪送”几十个议员赶到国会，总算是让议员人数大增。此时的国会内已经人声鼎沸，许多等了大半天、急着投完票向曹锟拿钱的议员强烈要求赶紧投票。偏偏在这时，有一位蒙古议员指认在场的一位蒙古席位参议员和另一位蒙古席位的众议员并非真身，而是冒牌货。随即，各有一名山西和江西议员被指出滥竽充数。负责议员身份确认和签到的“签到处”职员万分紧张，赶紧护住签到处不让其他人靠近。而一些拥护曹锟的议员环绕簇拥着签到处，也不让外人靠近。“签到簿”散会后马上被密封，严诫相关职员不得泄露情况。所以，1923年10月5日到底有几个议员参加了总统选举，其中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议员，外人不得而知。
国会公布的情况是：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585人，超过法定出席人数（5人）两人。总统选举可以进行，下午2时，投票正式开始。
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已经辞职，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选举。第一步程序是公推检票员16人。检票员从议员中抽签得出。吴景濂派专人把签到簿藏在国会后的楼内，暗箱操作抽签抽出16名检票员，除参议员吕志伊、众议员李肇甫外其他14人都是拥曹分子。而吕李二人恰恰未来参会，另外两名拥曹议员随即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也就是说，本次投票是在拥曹派的监视下、统计下进行的。
据说大选当日，曹锟亲临现场督选。他走到国民党议员吕复跟前，发现他没有选自己，心急得竟然附耳轻语：“为何不选曹某？”吕复马上指着曹锟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情绪激动的他还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一场风波过后，曹锟公然引导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人群中马上有人提议：“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引来哄堂大笑。
下午4时，投票完毕，当众开票。结果总票数为590票，曹锟得480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民国第六位总统。其他得票情况是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精卫、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闽、卢永祥、李烈钧、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陈三立、严修、高锡、符鼐升、孙美瑶各1票，另有“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废票若干。
根据选举法，普通百姓可以旁听选举，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国会对旁听者严格控制，必须有议员出面担保，并经过搜身才能进入国会。5日一大早，大约有一百多人来旁听，被告之在国会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等候。由于现场混乱，人员众多，加之人们长时间站立，又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等到下午3时多选举到达尾声人们被允许入场旁听的时候，这些旁听者早已经疲惫不堪，哪里还有监督的力气，又能监督什么呢？
曹锟贿选，看似环环相扣，没有表面硬伤，实则操作拙劣，惹人笑话。第二天（1923年10月6日），《北京报》就详细报道了贿选新闻：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据统计，起码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上5000元一票，实际操作过程中，直系根据议员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开价”也不相同。多的超过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少数议员不在乎金钱，直系就成立议员俱乐部拉拢议员吃喝玩乐，用官职代替金钱行贿。结果一些议员在金钱和官职之前摇摆，既有已经收了钱的跑来退钱要官，也有已经当了官的来退官要钱。曹锟等人听之任之，一共为贿选花费了1356万元。这些钱是在1923年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放的，为此引起了轩然大波。有议员怀疑曹锟开的是空头支票，万一曹家在银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直系专门派人拉着议员去银行看曹锟的户头金额，又带他们去参观了曹锟的产业，这才平息了议员们的怀疑。还有一些议员纠结于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支付银行是哪家等问题，争吵不休。
其中也有正直的议员，主动出来揭露曹锟的丑行。浙籍议员邵瑞彭，假意接受贿赂后在大选前将拿到的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霸、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选举尚未开始，舆论已经大哗。曹锟当选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被曹锟打败的奉系张作霖叫嚷：“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张作霖宣称议员若能拒绝曹锟的贿赂，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的金钱，美其名日“反贿选”。在广州护法的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通缉受贿议员，并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各省官绅也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个别省份甚至开除议员的省籍，让他们无脸面还乡。
不过，独霸中原的曹锟推翻国会易如反掌，自我加冕为总统也未尝不可，为什么还要如此麻烦地贿选一回总统？曹锟的部下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此话道出了曹锟和多数军阀对选举，对议会政治的看法。“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起码他心目中还有总统、还有国会。
事实上，曹锟贿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阀集团支持的集体行为。曹锟家产数千万，位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贿选经费并非出自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替他筹集了大量经费。王承斌逮捕境内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敛财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全部用来供曹锟贿选。各省督军、省长也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贿选固然令人痛心，贿选背后透露出的民国人物的政治观更令人深思。他们心目中的议会政治和选举操作，就是大张旗鼓的曹锟贿选这个样子。
1923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吴景濂捧着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到保定迎接曹锟。直系治下的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断。曹锟程序性地谦让几次后，踏上了专列，开始了总统生涯。
后人对曹锟总统合法性发出的质疑声比较多，但在当时仅局限于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有这样的质疑。贿选一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西方媒体对西方议会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跟踪报道了贿选情况。1923年9月24日，美国《时代》杂志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是“今日仍无总统”。曹锟贿选似乎又是一件典型的供西方鉴赏的中国出口商品。不管西方人怎么看，贿选只在当时引起了并不算大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的总统位置似乎越坐越稳了。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清末民初的中国结合，产生了大问题。
议会民主制度初行于神州大地，中国无论在社会基础、人民普遍心理还是新旧思想交融上等方面一时都难以适应。频繁出现的总统制和内阁制度的纠纷、行政权力和立法机关的纠纷、纷繁错乱的政治制度等等，都是这种不适应的表现。曹锟公然贿选成功的闹剧将这种不适应推到了顶点。种种政坛纠纷和冲突，并非是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相反，这些纠纷和冲突带有浓厚的党同伐异，甚至是个人利益的色彩。民国政府成立不久，袁世凯即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政党派系表示了忧虑：“无论何种政党……若仍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经营初造之心，其将何以自解。”果然如他所料，党争混杂着私利，让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完全走了样。人们围绕议会不断出现冲突。江西临时省议会本来支持李烈钧出任都督，后来因督军和议会的权限产生分歧，双方分道扬镳。李烈钧要改选议员，而反对议员要求更换都督。而江西舆论则关注江西参议员郭同回乡后大赌大嫖，抽鸦片烟。广东省议会和都督胡汉民的关系也很不好，指责胡汉民“厉行军政，蹂躏法权”，对于省议会的法律文件不照样执行。而胡汉民则否认省议会有立法权限，指责议会干涉行政。至于中央政府和参众两院的矛盾，在这里就不赘述了。而政党的问题就更多了。民国初期著名记者黄远庸曾报道某省的都督是属于某个党的，不是这个党的人，就不能做官。该都督对下属进行甄别，不是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是属于哪个党。有个省的都督则下指示说，查某人不是我们党的人，立即把他的职务撤了。更有人看不惯政党的乱象，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江苏都督程德全说得一针见血：“近日实无所谓政党，不过一二沽名之士以党名为符号，而一般无意识之人从而附和，自命政党，居之不疑，叩以政见，毫无所有……智识幼稚，如吾国是，则党派实不应发生太早，由此点思之，吾国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预备，不可言党也。”
因此，民国初年社会对议会民主普遍感到失望。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1913年初，河南都督张镇芳写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阁下智勇深沉，想有善策，如何计划，尚祈密示南针。”段祺瑞回信表示认同，认为“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段祺瑞等实力将领对议会民主失望了，完全回到了武力震慑的老路。而对议会民主抱有希望的人，又找不到改良议会的方法。于是乎，议会越来越糟糕。
我们再来看选举曹锟为总统的旧国会的具体情况。旧国会是1913年成立的，就是宋教仁寄予厚望，希望依托它实验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那届国会。从职业来看，议员大多数是官僚和职业政治家，其中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议员中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真正实业家或者商人出身的议员只是个别现象。从教育看，大多数议员都在国内外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土知道议会民主为何物。但他们所学的专业几乎不是政治就是军事，对微观经济和自然科学极少了解；留洋归来的议员多数是留学表面立宪、实则君主独裁专制的日本的学生，极少有留学英美成熟民主国家的学生。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议会民主该如何操纵，如何与社会公众保持联系，如何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从传统的四民社会来看，他们还很难脱离士的范畴”。从人员组成上看就不像是个成熟、稳健的议会。到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民国元年选举产生的旧国会的议员们饱经波折。先是袁世凯时期压制议会、迫害议员，接着是黎元洪解散议会，然后是段祺瑞主政拒绝恢复议会，部分议员南下导致旧国会分裂；段祺瑞、徐树铮等干脆成立安福国会取代旧国会。等曹锟、吴佩孚等恢复国会，捧出黎元洪来“法统重光”，多数议员才哆哆嗦嗦地重新聚拢来。可是当年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如今早已在坎坷和困顿中不思报国而只顾私利了。
旧国会议员们最大的问题是：穷。因为穷，所以旧国会恢复后，买卖立法权逐步从私下转向公开。谁想通过有利于本行业、本地区甚至本人的法案，谁想获得内阁或者地方上的职位，谁想借助议会影响行政或者司法，都可以买通议员，如愿以偿。于是，贿赂议员兴起，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有中间人、有价目表，形成了产业链。甚至有人为此发生财产纠纷后对簿公堂的。有人要收买国民党议员邓元，委托屈荣崇、梁福通、何承卿三人引见、沟通，结果事成后贿赂和受贿双方都没有给三个中间人中费（介绍费）。三个中间人联名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其中陈述理由为：“窃买卖房产，中费多寡各方习惯不同，以动物而论，如卖猪买羊，各地亦有成规，断无霸吞行钱之理。岂议员而独不然耶？况猪羊价贱，尚且优待行户，议员价昂，何得刻苦中人。”将贿赂议员和猪羊买卖相提并论，议员和猪羊何异？老百姓毫不客气地称议员是“猪仔议员”。
回顾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乱象，宋教仁的死和民国元年议会政治梦想的破灭，已经证明了当时不存在议会政治的社会基础。值得深思的是，辛亥革命本应该是在共和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全新革命，而不是中国历史血腥定律的重复。理想中的革命应该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型，而面对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和媒体纷争，也应给予它开放的环境。可在袁世凯、赵秉钧、曹锟等人和新式革命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壕沟。壕沟的一边是裹挟着西方民主政治风气的革命派，一边是掌握军队、信奉中国传统政治规律的实力派。两派交锋的结果就是两种政治思潮的奇怪混搭。比如曹锟已经独霸中原，完全有凭借武力获得黄袍加身的可能，却还要拿出几千万银元来“买”个总统。这不是曹锟一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军阀集团的行为——他们都向曹锟凑“份子钱”，有人还忙前忙后张罗选票。在他们看来，议会和民主是需要的，但是可以操作；总统职位是神圣的，但是可以购买。这不是军阀集团单个群体的认识悲哀，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缺失。
因此，曹锟贿选丑闻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曹锟固然要对贿选案负主要责任，但是支持曹锟的各个军阀、选举曹锟的议员们，甚至是那些出于各种目的批判曹锟的人们，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1924年11月3日，“贿选总统”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曹锟的倒台，并非法律的胜利，也不是公正和正义的胜利，更谈不上民主的胜利，而是被发动政变的部将冯玉祥推翻的。曹锟成了军阀内讧的阶下囚。曹锟倒台是一件好事，可推翻曹锟的手段却是非法的。用一种非法手段（军事政变）来推翻之前的犯罪者（贿选总统），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政变后，冯玉祥和奉系张作霖两派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公推已经失势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组织执政府。段祺瑞政府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公判尚未开始，曹锟部将吴佩孚联合直系残余力量又打败了冯玉祥。冯玉祥被迫下野，留守北京的冯玉祥部下鹿钟麟等人赶紧主动释放了曹锟，以求缓和与吴佩孚等人的矛盾。曹锟随即恢复了自由，并没有因为贿选案受到惩罚。
1929年1月10日晚7时多，沈阳城已经漆黑一片。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常荫槐来到大帅府，拜见少帅、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
杨宇霆、常荫槐是来请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事宜的。当天下午，杨常二人已经向张学良要求尽快成立铁路署了。发达的铁路在东北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面临着苏联和日本势力的南北威胁。11天前，东北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号令。杨常二人建议趁机收回路权。杨宇霆还建议由常荫槐兼任东北铁路督办。张学良指出东北局势复杂，铁路督办一事需要请南京中央政府定夺，邀请他俩晚上来进一步商讨。杨宇霆、常荫槐就起身回家吃晚饭。张学良客气地邀请两位叔叔辈的部下留在府上一起吃饭，杨常二人客气地谢绝了。三人约定晚上再见。
晚上，杨宇霆、常荫槐如约而来。二人带来的一连队的警卫被拦在府外，引入客房取暖吃饭；有专人把二人带过帅府的四合院，引到西洋风格的大青楼。大青楼一层有个大会客厅，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东北军政高层论政的地方。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说笑着，走进会客厅落座，接受佣人送上来的茶点，静静等着张学良的到来。
会客厅里有两个巨大的老虎标本，立在沙发背后，多年来一直冷冰冰地注视着客厅里的一批批来客。那是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献给张作霖的礼物。杨宇霆刚坐下，就被一根虎须刺到了脖子，他挥挥手，折不掉虎须，只好挪了挪身子，躲开了虎须。
突然，会客厅的大门被人踢开。没等杨常二人反应过来，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长谭海率领六名士兵就破门而入，六个黑洞洞的枪口顿时对准杨常的脑袋。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因为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所以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随即，四名士兵分别扭住杨宇霆、常荫槐的双手，剩下的两名士兵从背后按下二人的脑袋，将手枪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两声清脆的枪声过后，杨宇霆、常荫槐血溅沙发，命归黄泉。
整个枪决过程不到一分钟。
血腥的杀戮过后，立刻有人进来清理现场。沙发很好清洗，但是被鲜血浸透的地毯一时不好处理，就成了裹尸布，用来包裹两具尸首。10日晚到11日清晨，杨常二人的尸体在会客厅停放了一夜。
11日清晨，东北当局主要官员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等人和寄居沈阳的东南军阀孙传芳等接到张学良的通知，进张府来开会。张学良平淡地向大家宣布枪决杨常二人的经过。众人突闻血案，而且死的就是前天的江湖兄弟、昨天的官场同僚，无不“惊恐万分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老资格的奉系老将张作相小声问张学良，这件事是否做得有点过头了？张学良在办公桌上捶了一拳，回答：“此事如果办得不对，当向东三省父老请罪，但我自信没有办错！”在众人的注视下，包裹着杨常二人尸体的地毯被抬出了会客厅和大帅府。
为了善后，张学良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罗列杨常的罪状和必须被处决的理由。当然，也得在“法律程序”上做一点润色。郑谦虽然是张学良的秘书长，却是杨宇霆的支持者，他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其间郑谦要弃笔而走，高纪毅说，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离开。郑谦等于被软禁了，并在三天后“暴卒”，追随杨宇霆而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刘鸣九执笔，草拟了枪决杨常的电稿。沈阳陆续发出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文件。
11日晚上天寒地冻，大帅府中舞厅的后门被偷偷打开了。孙传芳鬼鬼祟祟地探出脑袋，见四下无人，就弯腰低头、仓皇而逃，一会儿就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中。
孙传芳曾经雄踞东南五省，手握数十万重兵，但在国民政府北伐战争中输得精光，不得已到白山黑水来投靠奉系，寄人篱下。奉系上下尊称他一声“孙联帅”，实际上他被安置在大帅府舞厅的客房中，整天无所事事。他和杨宇霆交情过密，杨宇霆的死让他惊恐不已，不得不逃往大连，从此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几天后，张学良收到孙传芳发来的“解释信”。孙传芳说在沈阳打扰多日，深感不安，现在不辞而别前往大连养病，请张学良谅解。
回到1929年1月10日的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在会客厅等候张学良的时候，张学良就在二楼的卧室里，焦躁不安，犹豫不决。
到底要怎么处置杨常二人呢？张学良曾想过先把他们抓起来再说。妻子于凤至提醒他说，杨常被抓，马上会有一长串的人来求情施压，到时候怎么办？张学良无奈，只好通过抛银元决定二人的命运。如果袁世凯头像一面朝上就杀杨常二人，反之则放过二人。他抛出一枚“袁大头”银圆，第一次，头像朝上。张学良还是下不了决心，就打算再抛两次，来个“三局两胜”。第二次，第三次，头像还是朝上。张学良这才下了处决令。
现今张学良的府邸已经被开辟为沈阳张学良纪念馆。聪明的管理人员在张学良卧室桌子上放着醒目的“袁大头”银圆，用玻璃罩罩起来，还把上面的故事煞有介事地介绍了一番。不过，1968年，有人曾当面询问已经身陷囹圄的张学良此事是否存在。张学良予以否认。他说：“没有掷过洋钱，不过对杀杨宇霆确实犹豫过。”
张学良不能不犹豫，因为杨宇霆、常荫槐不是一般的东北高官，而是东北政局的关键人物。动他们，就是动整个东北政局；但张学良又不得不动他们。
杨宇霆是东北法库县人，比张作霖小十岁。和奉系军阀老人大多出自绿林土匪不同，杨宇霆在前清考取过秀才功名，科举废除后还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大学，是正经的“身世清白”。在腐朽黑暗成风的军阀世界中，杨宇霆也是一个另类。当时媒体公认杨宇霆胸有大志，不溺声色，勤于政务。当年杨宇霆只是东北兵工厂的一个中级军官，后来因为把厂子里的警卫连管理得纪律严明、军威浩然，让张作霖耳目一新，才被张作霖提拔到身边的。杨宇霆并不是跟随张作霖最早的人，却是为张作霖立功最多的人之一。他历任张作霖的总参议、东北军方面军统帅、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职，为张作霖出谋划策、保障后勤、训练军队，曾一度大权在握。他有些刚愎自用，政治手腕高超又无情，党同伐异，插手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人事，在各方面难免和其他奉系要人存在矛盾，得罪人。张作霖出身土匪，很讲交情，在世时始终支持杨宇霆，也能容忍杨宇霆的缺点。
1928年底张作霖被炸死了，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可他忽视了，年轻的张学良和老爸张作霖的性格秉性存在很大不同。失去了坚强后盾的杨宇霆，最现实的方法是搞好与张学良的关系。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丝毫不改之前的行事作风，还对“小六子”张学良以父辈自居，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教训张学良。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宇霆怒道：“汉卿（张学良的字）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完，他带上那位处长来到帅府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然直奔张学良卧室，敲门大喊：“我是杨宇霆，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醒了，很忌惮杨宇霆，慌忙披上衣服开门请杨宇霆入座。杨宇霆也不见好就收，反而教训张学良说：“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作为晚辈的张学良起初只能唯唯诺诺，时间长了心里也火了起来。一次，张学良就对杨宇霆说：“东北事情这么多，我干不了，还是请杨叔来干吧！”杨宇霆听了，没有请罪，也没有收敛自己一些，却说：“你还别说，这东北的事情你小六子办不了的，还真得由我来办。”听闻此言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马上从埋怨、忌惮转为了仇恨。
常荫槐的情况与杨宇霆相似。他也是东北本地人，历史清白，政府科员出身。常荫槐在奉系阵营中地位不如杨宇霆，但在司法处长和东北铁路局长两任职位上千得很出色。在司法处长任上，常荫槐执法公正，团营长以下的军官犯事直接扒去军装当场痛打；在铁路局长任上，常荫槐狠抓铁路效益，在经营上从不给别人走后门。日后负责枪决常荫槐的高纪毅，当时还在当团长。一次，高团长没买票乘车，就被常荫槐硬生生地从车上拽下来，大大地出了一回丑。结果，常荫槐除了和杨宇霆关系不错外，同奉系各派系的许多人都有仇怨。其中，常荫槐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就是张学良了。常荫槐曾公开说：“小六子（张学良）少不更事。”的确，年轻的张学良的确有许多不成器的表现。比如开会开着开着毒瘾上来了，就跑到卧室里注射毒品，让杨宇霆替他主持会议；上午爱睡懒觉，常常让部属们没法找他办事等等。这些都被常荫槐看做是很有三国时期刘阿斗的遗风。可有看法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常荫槐不应该把这些感觉都写在脸上，还公开宣扬出来。
东北易帜后，常荫槐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不想，主席仅仅当了11天，脑袋就掉了。杨宇霆则在东北易帜后拒绝了张学良委任他的一些职务要求，只保留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的职务。
张学良掌权东北没几天，就和杨宇霆、常荫槐在许多问题上矛盾重重。比如张作霖死后，原属奉系的张宗昌、褚玉璞的部队还与国民党军在唐山秦皇岛一带胶着对峙，情况很不妙。张褚二人请求出关谋生。张学良不愿意接纳这支部队：一来东北局势也很复杂，二来张宗昌这个人野性难驯，曾经在山东独立于奉系。所以张学良不愿让直奉联军来东北。杨宇霆则主张：“效坤（张宗昌的字）他们跟随老帅多年，今势穷力蹙，咱们不能不管。”不仅如此，杨宇霆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归还冀东地区问题上和张学良意见相左。而常荫槐则在黑龙江编练山林警察，还一口气组建了二十个营的兵力。杨宇霆为他提供军火，而且还是比东北军更先进的进口的捷克武器。他们本意可能是要加强黑龙江的边防，防备俄国势力侵犯，但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的张学良会怎么想呢？
新中国成立后，杨常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的高纪毅曾写了《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他在文章中还提到了杨宇霆的狂妄性格和他的一些奇闻轶事。现在摘录如下，与读者共欣赏：
（杨宇霆的狂妄）与江湖术士的怂恿也有关系。当他盛极一时之际，在修造法库家乡的祖坟时曾发现一个石像。他的四名术士异口同声告他说，这是有“九五之尊”的征兆。
这时日本人在沈阳所办的《满洲报》，突然想出一个举办一次东北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古、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寄该报馆。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杨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杨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借此表示他是民意所归的人。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张学良知道这件事后心情如何可想而知了。
东北军退返关外之后，因兵员众多，经费维持大为不易，张学良为了紧缩开支，首先将军长以上的将官一律改为军事参议官，成立参议官会议，决定裁减兵员办法。张学良这时已染有嗜好，参议官会议开会，他不能一直坐在会议席上，离开时均由杨宇霆担任主席。每当张学良准备下楼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之际，杨辄加以制止，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这样的喧宾夺主的情况，实在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此外，杨经常在背后对人说：“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对此岂能容忍，可能张就因此种下了对杨的杀机。
高纪毅和杨宇霆、常荫槐的关系差到怒目相视的程度——杨常二人和同僚的关系普遍不好。所以，高纪毅回忆杨宇霆的负面信息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可以看出杨宇霆在为人处世上的不妥之处。
简单地说，杨宇霆也好、常荫槐也好，都犯了一个大错误：做事有余，做人不足。
张作霖死后，面对年少气盛的张学良，杨宇霆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非但我行我素，还变本加厉，最终激怒了张学良。东北宣布易帜一个星期以后、杨宇霆被杀五天之前（1929年1月5日），是杨宇霆的父亲生日。杨宇霆决定为老父亲大办寿宴，高调地邀请东三省各级长官，同时把请柬发到了北京天津等地。有同乡好心劝杨宇霆事情做得有点过了，建议他带着老父亲回老家法库县去庆寿。杨宇霆坚持在沈阳公馆里举办。
杨宇霆的公馆在张学良帅府的东边。现在游客们从大帅府出来，坐一站公交车就能参观杨公馆，更多的人则是直接走过去。当年，杨老太爷生日的时候，一辆接着一辆的小汽车、马车，一群群提着礼物的宾客从张学良门前走过，向东去给杨宇霆的父亲祝贺生日。当天，杨公馆灯火辉煌，锣鼓喧天，震动了半个沈阳城。张学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又是什么样的感想？
张学良很有涵养，和妻子于凤至一道提着礼盒，夹杂在祝贺的人群中，前往杨公馆祝贺。一到杨公馆，只见门前车水马龙，里面高朋满座。东北各省军政长官几乎都来杨府祝贺了，无所事事的前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孙联帅”屈尊担任总招待，招呼客人；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从大连请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好不热闹。张学良进屋看到一群东北高官正围成一桌赌钱。杨宇霆的副官喊：“总司令到！”赌钱的高官们只有少数人起身致敬，多数人就动了一下身子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一会儿，杨的副官又高喊：“督办下来啦！”赌钱的一帮官员立即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杨宇霆进场和各位来客一一寒暄后，大家才就座。
回家的路上，于凤至向张学良抱怨：“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行，他眼里还有你吗？”
许多分析杨常事件的文章还谈到了日本人在其中的挑拨离间。日本关东军对东北觊觎已久，表面上和奉系保持和好关系，实际上巴不得奉系内讧消耗实力以便日本渔翁得利。张作霖逝世，日本方面有多人前来吊唁。关东军将领在吊唁的时候就提醒张学良要注意巩固权力。而日本特使林全助则委婉得多，通过讲述丰臣秀吉遗子被德川家康杀身篡权的故事，来告诫年轻的张学良要留心大权旁落。当时，东北老一辈实力派中最可能威胁张学良权力的就是杨宇霆这帮人了。张学良曾回忆自己受到的日本影响说：“我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未安排他（杨宇霆）任何职位，一则因为他是老将重臣，地位很高，二则是我对他确有戒心。看到林全助在记者会的讲话和我翻阅日本历史有关德川幕府的史实，联想东北当时情况，我有些不安。杨虽无任何职务，但东北政要多系他门下故旧，趋承奔走门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代表来沈也多往拜谒。他是一个在野人物，居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他给其父祝寿时铺张扬厉，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当时我也参加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全助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吗？我该怎样相处，是等待被杀呢还是先把他们除掉？”
希望有所作为又年轻自信的张学良内心恰恰潜伏着不自信的阴影：害怕大权旁落，甚至不允许权威受到挑战。这是所有掌权者的通病。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张学良犹豫之后，下定了杀心。
在天寒地冻的11日清晨，杨常二人的尸体被抬出大帅府，杨常两家家人接到通知来认领装殓尸体时才知道噩耗。
张学良派人给杨常两家各送了一万银元处理后事。他还给杨宇霆夫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学良解释了枪决杨宇霆的苦心，自比是在玄武门事变中杀死兄弟的唐太宗李世民，表白事出无奈。张学良还表达了悲痛之情：“弟昨今两日食未人口寝未安寐，心中痛耳！”很多人回忆，张学良枪决杨常二人后疲惫不堪，瘫倒在床，不断感叹，面露愧色。这毕竟是张学良第一次操纵政变，第一次在家里杀人，就算他心理素质再好，也做不到若无其事。张学良的局促不安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对枪决杨常感到内疚。他曾对旁人说：“咱们可得好好干啦，若不然太对不起邻葛（杨宇霆的字）翰香（常荫槐的字）于地下了！”
后人对杨常事件的原因、对如何评价杨常二人议论纷纷，意见分歧。杨常事件的发生有“功高震主说”，有“派系斗争说”，甚至有杨宇霆和常荫槐阴谋发生军事政变、取代张学良主政东北的说法。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合理的成分，却都不能完全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也都找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有一段时间，为了突出张学良的形象，杨常二人的形象受到了贬低，被塑造成反对东北易帜、阻拦国家统一、勾结日本军国势力的反派。由此出发，杨常事件的发生被部分人描述成少帅张学良为了巩固易帜成果、遏制日本势力扩张的“正义”的政变。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杨常二人并没有反对东北易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更没有勾结日本势力，相反他俩支持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大力抵制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层出不穷的观点和争论，让杨常事件的真相变得迷雾重重。
抛却感情因素，杨宇霆、常荫槐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杨宇霆是个现实的政治人物，干练勤勉。“父亲是个烟酒不动，没有什么嗜好的军人，每天天未明时就到兵工厂去上班，天黑后才回来。每日在家中只吃一顿晚饭，伙食很是一般。我同父亲同桌吃饭，饭后父亲一定吃一两个蜜橘，夏天是半个西瓜，不吃其他零食。休息一会便自己去书房批看文件，有时一直到深夜。他有秘书却很少用，完全亲自批阅。记得我常用剪子给他剪来信的封口，大约每天都有十几封至几十封。”（杨茂元：《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正是因为杨宇霆的努力，东北军在20世纪20年代军备发展扎实，队伍编练迅速。奉系人关夺权期间，杨宇霆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常荫槐也是个认真干练的人。他虽然是奉系要人，但对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
正因为如此，常荫槐担任了最容易得罪人的军法处长和铁路局长的职务。他当军法处长时，沈阳城内驻军军纪很差，打架斗殴、危害城市公共秩序的事情时有发生。常荫槐严肃军纪，毫不留情面地维持社会治安。他接任铁路局长时，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管理混乱，乘客没有购票乘车的习惯，还有官兵和军政单位破坏铁路设施、干扰交通。常荫槐不怕得罪人，扬正抑恶，连张作霖姨太太娘家的人都照罚不误，硬是在短期内让东北铁路经营好转，利润节节攀升。值得一提的是，常荫槐主管铁路时，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修筑了大通（大虎山一通辽）铁路，和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进行竞争，让日本人输了一招。杨常二人死后，有人就感叹奉系自毁长城，让整个东北政务受到了影响。更有人乐观地估计，如果杨常二人在，三年后的“九·一八事件”也许可能有另外的解决方式，东北会是另外的前途了。
但是杨常二人已经死了，张学良和奉系必须妥善处理后事。
张学良在事后发表的通电中，给杨常二人列了种种罪状。先是总说“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接下来再细说“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人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感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这些罪状主要有：阻碍和平，破坏全国统一（很大的帽子）；破坏冀东地区撤军；破坏平奉铁路（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的交通。
在通电中，张学良也披露了杨常二人在东北揽权的事实。“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谋破坏，处处竭力把持”，包括把兵工厂和交通事业作为个人私利贪污收入，且向省府逼索巨款的事。通电说杨常二人有两亿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的钱款被二人塞入私囊。同时，杨常二人还拉帮结派，“所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与破坏和平的罪名比起来，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这些罪状虽然小得多，但每样都直刺张学良敏感的神经，让他不能容忍。
最后，张学良把枪决杨常的决定说成是“经过合法程序”的“集体决定”。张学良“与同人再四筹商”（事实上，张学良事先只和高纪毅等少数几个人说了此事），大家都“认为”“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因此，张学良“大义灭亲”，在11日“召集会议”（事实上，11日开会时杨常已经陈尸会客厅了），“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死人怎么能再次“俯首服罪”呢？）
当时中国毕竟是进入民国十多年了，人们多少也有些法制观念了，张学良不得不在这桩陈旧血腥的政变上面涂抹一层法律的油彩。为了平息外面对杨常之死的非议，张学良在五天后接受记者提问时宣称：“关于杨常正法事，外间多有不明真相者，以故揣度臆疑在所难免。二人确有犯罪证据，且当处置之前经历十五小时讯问，一切法律手续完备，始为施刑。因我们正在改良司法时代，鄙人万不能做出不合法事情。”他所处的时代的确是“改良司法”的时代，但他做的事情依然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血腥政变，丝毫没有法律可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死，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公布的所有材料都是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刘鸣九就承认：“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
跳出事件本身来看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死，这是一桩简单的军阀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一个年轻的首领，为了维护权威和统治，秘密处决了精明能干却不知道韬光养晦的前朝重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春秋时期晋灵公“闹朝击犬”事件、曹魏末年曹髦刺杀司马昭事件、康熙时的铲除鳌拜行动、嘉庆即位后的“和珅跌倒”等，历史上比比皆是。权力之争是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对杨常二人同情也好、谴责也好，对张学良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些论述都没有涉及这桩事件的本质。1929年的中国尚未脱离权力恶斗的陋习。但恶斗越来越少了。张学良枪决杨常二人是中国摆脱陋习过程中的最后几次权力内讧之一，这次内讧对江河没落的奉系、对法制逐渐发展的中国来说，都称得上是“最后的内讧”。
杨宇霆、常荫槐出殡之日，张学良亲送挽联，以示悼念。他给杨宇霆的挽联是这么写的：“距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切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中的幼常是三国马谡的字，这里用的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典故（自然张学良是诸葛亮，杨宇霆是马谡了）；下联用的是周公征讨周武王之弟管叔的典故，张学良自比是为国杀人的周公了。
张学良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这上联的用的典故与杨宇霆挽联的下联相同；而这里的下联中淮阴是西汉功臣韩信，张学良在这里明确说自己杀常荫槐是为了国家考虑（江山还汉室）。
这两剐挽联倒是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则民国政治的笑话，说的是某地方官员（有说是省主席，有说是国民党某党部主任）“理论水平”之低，毫无“信仰”可言。民国时期官方集会或者庆典，有振臂呼喊“国父精神不死”口号的传统。一次，轮到该官员带头喊口号。此公振臂高呼：“国父不死。”旁边的秘书听见，赶紧小声提醒：“还有精神呐！”此公马上再把胳膊抬起来高呼：“还有精神呐！”台下的人也跟着振臂高呼：“国父不死，还有精神呐！”
国父孙中山先生带给中国的一大“不死精神”就是民主。民主选举和权力制衡是其中重要内容。为了贯彻“国父遗训”，南京国民政府在1936年组织了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选举，之后因为抗战耽误了十年，直到1946年底才迟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了一部伪宪法。按照这部伪宪法的规定，1948年要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来“行宪”。于是，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中国大地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而主持竞选、参加竞选的人就是高呼“国父不死，还有精神呐”的各级官员。可想而知，1947年的“国大代表”选举会多么热闹，多么富有喜剧效果！
既然有选举，就得先从选举的规则说起。
国民政府把欧美各国选举制度抄抄写写、拼凑了一番，搞出了一套看似光鲜亮丽的规则。规则规定到一定年龄，不分性别、贫富、民族、尊卑，只要没有精神病都可以去投票。代表名额按县分配，每县选出一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县每超过五十万人增补一个代表名额。为了照顾边远民族、海外侨胞、流亡居民的“权益”，选举规则都做了相应的照顾。中国人如果想成为“国大代表”候选人，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由党派提名，第二种是经500名以上选民签署推荐。
这规则看起来没有任何理论缺陷。但在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
国民党曾在选举前表示：“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表面看来，国民党只追求简单多数的选举目标，对绝对多数的选举结果表示排斥。因为它要给外界一个“民主”“宽容”的形象。这就是国民党主持本次选举的目标。既然要“民主”，国民党就不能“包揽”选举，起码要拉几个“友好政党”来“竞争”。
遗憾的是，环顾全国，捧国民党的场、愿意参与选举的只有两个小政党：民社党、青年党。而且这两个党的参选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求国民党“分配”给他们多少多少个国大代表名额。谁让你是求人办事呢，对方坐地起价也在情理之中。可国民党认为这两个花瓶党“开价太高”，一心要平价。谈妥后，两党又要求国民党保证承诺的名额。国民党不愿意保证白送的名额，借口说这样做“有欠民主”——毕竟是民主选举，国民政府怎好公开保证某人一定当选？而民、青两党则认为舍此即非“民主”。于是你说你民主，我说我民主，双方开始拉来扯去。见民主法宝失效，民社党和青年党就像小媳妇一样一哭二闹三离婚。民社党还情急生智使出了“看家法宝”，以抵制选举为要挟。最终，三党两方总算以“合理的价目”成交。
大的利益分配谈妥了，各个党派内部争斗又开始了。政党提名谁参加选举就成了大问题，于是产生了“圈选”争议。
“圈选”又名“钦定”，被圈在圈儿里的，固然是一个哈哈两个笑，乐不可支，而被摈在圈儿外的，则无不气愤填膺，大有痛不欲生之慨。一时间，开会也，请愿也，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像被搯了头的苍蝇一样，东跑西钻，熙熙攘攘，拖拖拉拉，喊喊叫叫，叽叽咕咕，未曾“竞选”先“竞圈”，不问“民意”问“党意”，想不到小小圈儿，到了大人先生笔下，竟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京话·首都之“大选”前夕）
各党有头有脸的人请愿的请愿、开会的开会、拉帮结派，甚是热闹。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重重，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各地党派推举人选和选举日程都被耽误了。
本次选举没有政见的争论，没有政策的争论，只有权力之争。
等选举结果出来，一场更大的风波爆发了！
各地选举结果出乎国民党中央的意料之外。原本以为“党派提名”候选人当选没有问题，所谓的“签署推荐”只是用来点缀门面的。各级政府和国民党组织也命令地方保证党派候选人当选了，可各地未经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提名而“签署”当选的国大代表就有600多名。不要说许多国民党提名的代表落选，民社党和青年党提名参选的党员更是损失惨重，青年党按原计划有300名代表名额，结果仅当选了76名；而民社党以为能确保的260名代表仅当选了68名。在一些地区，民社党和青年党两个小党代表全军覆没。
国民党不愿意了，自己提名的代表不能当选，总觉得对“国民大会”控制不了。民社党和青年党更有意见了，觉得国民党言而无信，明明答应保证两党代表名额的，现在却让两党颜面尽失。既然要营造“民主”的色彩，自然不能让其他政党在“国民大会”上绝迹。好在通过“签署”当选的代表大多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中央就搬出“党纪”来，命令这些“意外”当选的国民党员把代表资格让给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三党落选的提名代表。政府还要求尤其要保证地方上民社、青年两个小党的当选代表比例。
那些“签署”代表更不愿意了。凭什么让我把代表资格让给别人啊，况且老子为了这个代表资格花了血本、砸下重金了。你让我让位，不是让我血本无归吗？国民党不是有“党纪”嘛，“签署”代表就搬出“国法”，再扯起“民主”大旗，要求领取资格证书。他们联合起来，涌到南京请愿。另一边，落选的提名代表也联合了起来，请愿的请愿，游行的游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出席国大。两派不断集会，发表宣言，互相攻击、指责，并围攻国民党中央要人。南京城政治圈内着实热闹了一番。
最后，深得中国“和稀泥”传统精髓的选举委员会两边都不得罪，宣布签署代表当选有效，又向落选的提名代表承诺以其他方法予以安排。这样，两帮人的纠纷才渐渐平息。
这就是1947年“国大代表”选举的基本经过。全国47亿人口有1 65亿人登记参加选举，11月24日回收有效选票为2千万张，投票率仅为总人口的4。对本次选举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后，我们再来看看选举过程中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
1最文明的舞弊方法：临时抱佛脚，到处拉票
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就是支持自己的选票多少，因此拉票就成了候选人的必修课。可选举到底是“民主”的玩意儿，不能像“国军”征兵那样看到壮丁拿根绳子一拴就是，只能“软拉”。其中最直接、最诱人的方法就是“买票”。于是，选票的价格从一万两万逐步提高，最多有出五万一张的；对法币不信任的，可以用选票换面条，面条也从素面、肉丝面逐渐变成四喜面。但是一般的绅士和太太小姐们对大冷天的出去领一碗面没有兴趣，商人、公务员们对这点区区的“民主礼物”也看不上，拉票的目标就集中在棚户区的贫民身上了。
南京的贫民们破衣烂衫，身上臭味熏天，放在平时，竞选的老爷们避尤不及，现在“民主选举”把他们者联系在了一起。在棚户区，有人来“访问”，有人来“邀宴”，有人来“征询意见”，贫民们顿时红得发紫。于是在投票当日，投票所前多是些身上拖一片挂一片的老太婆、小三子的妈妈、小六子的爹爹之类人。这些选民不但不识字，有的甚至看到笔就发抖了，可怜他们在画圈圈的时候越想画得像样一点，手却越抖得厉害，圈歪的、圈横的、圈成尖角的都有。
2最西式的舞弊方法：突击组党
针对党派提名候选人的选举规则，再加上国民政府要求保证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代表名额，于是以两党名义参选就成了一些人的终南捷径。一些人在没有上述两党组织的地方突击发展组织。借着选举的春风，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地方组织迅速发展蔓延。一时间不知哪里来的候选人们，不问党章政见，争先加入两党组织。四川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曾密令所辖各县：奉省选所主席委员邓真秘机电开：“特密，国大立委选期将届，青年民社两党为竞选纷向各地吸收党员，难免共及汉奸歹徒乘机渗入，仰饬属确切注意，如有上项情事：务须据实详报核办。”这则小史料，让我们看到民社党和青年党在一些地区发展党组织几乎到了阿猫阿狗来者不拒的荒唐地步。
选举结束，许多地方新兴的民社党、青年党组织顿时烟消云散。民社党和青年党只是两块用来选举的牌子，选后落选者自然弃之不用，当选者忙着摆威风、准备赴任，也没时间理它们了。
3最简单的舞弊方法：现场舞弊，循环投票
拉票劳神费钱，组党更是麻烦得很。一些人干脆在选举之日霸占着投票站，让安排好的选民反复投票，直投到双手抽筋为止。这种作弊方法有南京国民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为例。董局长曾率工作人员到南京各投票场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少数不法之徒……事前大量搜集选举证，甚至……竟将选举权证扣留不发，待投票时利用中小学生，轮流投票，常有一人投票至十次以上者。”“当日大行宫、火瓦巷、中华路等投票所几全为市立第一、第二女中学生所包办，二条巷投票所竟有某报记者夏某，临时雇佣贫苦妇女二十余人，轮流投票，每次给钱若干。”
一个观察1947年选举的外国记者说：“我真想加入中国籍，在我们那个鬼地方，最长寿的人也绝没有这么多投票的机会呀！”
4效率最高的舞弊方法：组织集体投票
要说投入低、效果好、效率高，还要属“集体投票”行为。一些掌握政治实权的人，命令下属、军队、学生等集体投票，投指定候选人的票。因为有上下级关系或者利害攸关，受到胁迫的人不得不照办。这种舞弊方法最受各级部门长官的喜欢，使用也最广泛。
比如广东人刘维炽参选上海市区代表。同乡、国民党整编第一五二旅旅长雷秀民正好带领部下官兵约2000人驻防上海远郊的南汇县。他们既无上海市户籍，又不驻防在上海市区范围内，按规定是不能参加上海市区代表投票的。然而，刘、雷等人串通上海市区选务负责人把南汇县列入上海市选区之内，又将第一五二旅2000名官兵登记为上海市区选民。雷秀民拿到选民证和选票后，先安排副官室工作人员事先写好选票（全部投刘维炽），然后派副官代表全体官兵去投票（实际上是“交票”）。结果刘维炽当选。因此，1947年出现成建制的军队、整个学校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投票站，投给特定的候选人的现象，一点都不奇怪。
5最大胆的舞弊方法：根本就不投票，直接公布当选者
选票盛事的宣传工作搞得敲锣打鼓，牛皮吹得震天响。可有些地方，压根就没有举行投票。而是有人炮制出来选民册，然后照数领取选票，接着安排两三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写票”。这样的安排，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控制选举过程，想达到多少投票率就有多少投票率，就连哪个候选人胜出、哪个候选人惨败、哪个候选人得几票等等细节都能够实现。有的时候，写票的人成千上万遍地写同一个人的名字，难免无聊走神，难免思想郁闷，于是信笔由缰把票“投”给一些名人：黄帝、曹操、李莲英、汪精卫、王小二、李老汉等等。不过没关系，反正这些选票几乎没有可能公之于众，当地政府只会在东窗事发后迫于压力才拿它们出来作为本次选举“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始证物。
于是，当选代表中有不是本地人的，有冒名顶替的，有文凭造假的，有刚刚接受监狱改造的，有给皇帝磕过头给日本人办过事的，有把代表理解为当官的，也有压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代表的。
话说湖北宜昌县的“国大代表”选举主要在县参议会议长龙汇东、县党部书记长陈家诰和县简易师范校长魏金声三个候选人之间进行。这三个候选人中前两人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又都是宜昌选举事务所的副主任（县长担任主任）。龙汇东62岁，资历最深，在宜昌扎根多年；陈家诰33岁，是宜昌政界的少壮派人物；魏金声50岁，教了20多年书，学生遍布宜昌各地。三人可谓各有优劣，鹿死谁手不得而知。
先说龙汇东志在必得，声势最猛。他曾直接、间接地开导陈、魏两个对手，希望后者退出竞选，遭到两人的拒绝。于是，龙汇东利用县议会的舞台，召集各乡镇长及部分参议员开会，请来湖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在会上讲话，劝说大家支持龙汇东。魏金声表示：“别人要投我的票，我不能叫人不投，但我决不阻碍投票人的自由。”再次拒绝了龙汇东。陈家诰也不支持龙汇东，无奈他有个干儿子叫做张斗山，当了土匪，遭到专署通缉。陈家诰竞选半路被这么一闹，名声臭了，泄了气，就转而支持龙汇东。这下龙汇东以为稳操胜券，再经过一番上下打点，觉得宜昌县代表非他龙氏莫属了。宜昌多数人也这么认为。
到了唱票的那一天，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当选者既不是龙汇东，也不是魏金声或者陈家诰，而是根本没有参加竞选的全敬存！
原来，在投票前一天，湖北省给宜昌县长打了一通紧急电话，要求宜昌县的代表必须由青年党党员出任。宜昌县没有青年党组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年党员。其中的一个党员全敬存年逾花甲，相比其他党员最适合担任代表。当时，宜昌县各乡镇已经开始大量填写选举龙汇东的选票，就等着第二天时间一到就塞到票箱里了。没办法，县长紧急召集城区4个镇的镇长和附近几个乡的乡长秘密会议，布置“改票”，把“龙汇东”改成“全敬存”。于是，第二天，全敬存在不知情状态下以最高票当选“国大代表”。
而全敬存都60多岁了，怎么加入的“青年”党呢？他对青年党的思想理念根本不理解，只是偶然被一个好友拉进青年党的。
至于花了大力气结果一无所获的龙汇东只好自认倒霉。
离宜昌不远的当阳县也有一个“国大代表”名额，竞争主要在黄莲仙、郑耀汉两人之间展开。其中黄莲仙是国民党中央指定的“国大代表”候选人。但郑耀汉不甘人后，仗着自己是省党部委员，在地方上帮手众多，对黄莲仙发动了猛烈进攻。
郑耀汉拿出7000余万元专门用来“买票”。他派人分赴各选区，请客送礼，到处撒钱。黄莲仙见势不妙，拿出了两亿元钱“买票”。无奈他的动作慢了一步，郑耀汉在许多选区的支持率都超过了黄莲仙。黄莲仙恼羞成怒，竟然派侄子带领民兵，提着手枪、扛着步枪在城区强拉上街的农民填写选票支持自己。一时间，当阳城里鸟烟瘴气。
当阳县党部急电省党部请示。省党部复电：“中央核定的县国大代表候选人黄莲仙，须全力支持其当选。中央核定的国大候补代表，只能当选为候补，如得票较多，当选为正式代表时，应劝其放弃，否则由党部撤销其候选资格。”电文传到，郑耀汉只得忍气吞声，把部分选票让给黄莲仙。最后，黄莲仙以62077票当选“国大代表”，郑耀汉得了50908票，当选“候补代表”。
宜昌和当阳的情况尽管不堪入耳，起码还属于“文斗”。安徽省含山县的选举则上演了一场“武戏”。
含山县也有一个“国大代表”名额。本来是毫无悬念的，因为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多年的老官僚李立民，放弃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职从南京风尘仆仆返回含山老家竞选。在如此重量级的人物面前，其他有意竞选者自知不敌，纷纷偃旗息鼓。因此李立民当选没有悬念，李本人也在选举前返回了南京，就等着最后的结果了。不料，1947年6月李立民在南京被汽车撞死了。李立民一死，含山县风云骤起，失去了平静。
竞争主要在过效六、官怀素二人之间展开。过效六在含山有“过小爷”之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此人在含山交游广阔，在含山南乡一带颇有势力，还是安徽省参议员。宫怀素是医生出身，在外省政界混迹多年，可惜官运不甚亨通，抗战胜利后返回含山。他的优势是家族大人口多，在清溪、林头、陶厂等乡镇拥有较大的优势。两人发动各自一派的官僚士绅，四处拉选票。
过效六在含山南乡势力较大，但当时南乡运漕区党部书记、运漕镇代理镇长凌国英却是宫怀素的人。凌国英拉拢周边的乡镇长，一起为宫怀素助选，分割蚕食过效六的选票。
过效六心中一计，决定拿宫怀素、凌国英一边的庙赵乡乡长罗品一开刀，打压宫怀素一伙。于是，他向县长推荐亲信田世庆为庙赵乡乡长以接替罗品一。罗品一被撤职后，拒绝办理移交手续，致使田世庆无法就职。过效六就授意田世庆到处张贴标语，发动舆论迫罗品一下台。罗品一被搞得狼狈不堪，一气之下带上几个民兵到田家闹事，结果导致田世庆的妻子流产。事情闹大了，罗品一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
庙赵乡乡长易人，宫怀素、凌国英势力受到重挫。过效六同时展开密集竞选活动，终于在11月当选“国大代表”。宫怀素为候补代表。
过效六当选后继续盘算着如何撤掉凌国英在运漕镇的职务，两人矛盾也因此而加剧。而落选的官怀素也不甘心，琢磨着如何把“候补代表”的“候补”两个字去掉。于是，过效六一伙，宫怀素、凌国英、罗品一是一伙，双方都酝酿着更大的动作。宫、凌、罗等人决定杀掉过效六。怎么杀呢？他们首先想到了用毒药。官怀素原本是医生，亲手把药交给罗品一，让罗相机下手。结果罗品一找不到下毒的机会。他们又谋划着在夜间制造混乱，让过效六死于“事故”。可是，宫怀素等人再次希望落空。原来，过效六预感到了什么，带着小老婆移居到含山城内南街，自我保护起来了。这样，宫怀素等人不得不另作安排。他们决定采取最直接的暗杀方法：用手枪。
凌国英提供给罗品一手枪和子弹，罗品一跟踪城内的过效六，伺机下手。官怀素等人在外接应。为了赶在“国大”召开之前杀掉过效六，他们决定在1948年春节期间下手。也怪过效六好大喜功。他在春节期间大摆宴席，宴请含山大小头面人物，一来庆祝竞选胜利，二来也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南街过家一带热闹非凡，人流复杂。凌国英也在邀请之列——虽然有过节，在表面上双方还有礼尚往来。1948年3月15日晚，凌国英到过家吃酒。酒后，过效六在家里开了牌局招呼客人打牌。十时许，凌国英告辞离开，出去就给罗品一报信。罗品一来到过家门外，看到里面灯火通明，一群人赌得兴起，过效六背靠窗前站到板凳上观赌。罗品一掏出手枪对着过效六开了一枪，过效六应声倒地……
宫怀素一伙天真地以为杀了过效六就大功告成，可过效六一伙也不是吃素的。过效六16日早晨才死，可警察局在15日深夜就抓走了罗品一，第二天又软禁了凌国英。罗品一的手枪被查证为杀人凶器，又通过枪上号码查到该枪为凌国英所持有，于是凌、罗被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宫怀素事先逃脱，下落不明，遭到通缉。含山县的“国大代表”最后落到了得票第三的候选人头上。
在“首善之区”南京，宋美龄在记者荧光灯下参加投票，不想引出一场风波来。
《京话》是一本民国时期描写南京政治和社会情形的新闻集子，里面有许多抨击世态，使后人可观历史原貌的文章。根据《京话》的描写：
“大选”前夕寒流袭京，晚间走过街头，适逢停电，黑影摇曳如在鬼域，市民们在温饱难顾之余，对此“民主”实不感兴趣，无怪当我问及路旁两个小贩对“大选”有何感想时，他们不肯相信，曾有如此重大的“民主”情事，将在明天的首都发生了。
十一月十五日以后，眼看着廿一、廿二、廿三这三天就要投票了，以为是一定一天比一天紧张，大有好戏可看。却不意一直到二十日依然还是冷冰冰的，未见若何动静。这实在是“首都人”的聪明之处，反正“试题”虽未发下，而那里考生“录取”名单早就写好了，谁是状元，谁是翰林，谁是进士，已成定案，只等着到时候挂榜“揭示”即得。如果这样，在未进“考场”以前，还拼命看功课，开夜车，岂不是大傻瓜一枚？
11月21日，投票日。一大早，南京全市挂起了国旗，墙上那些“根治白浊”、“包愈淋病”的广告，一夜之间都全让五颜六色的竞选标语吞没了。有的标语写明“请投XXX 一票”，第二天早上一看，“XXX”上面贴了一只又肥又胖的大王八。自然，马上有人把大王八扯下来，重新贴上“XXX”的大名。有的标语大吹大擂，很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扭头一看上面出现了“空头支票，几时兑现”、“别吹你妈的牛腿了”之类的批语。更有的人专门喜欢跟别人抢地盘，把别人刚贴上的标语扯掉，换上自己的广告。于是，扯扯贴贴，贴贴扯扯，竞选人不惜花钱，印刷店的老板笑口常开。
宣传卡车出现在各条大街，花花绿绿的小传单从汽车屁股里往外到处乱飞，惹得一大群一大群的孩子、车夫、小贩，都跟在后面追逐着抢“手纸”。尽管传单标语满街都是，可选民们一点投票热情都没有，最积极的也只是停下来观望。于是，竞选者就展开了“拉人”战。
投票第一天先选妇女国大代表。上午，宋美龄前往南京珠江路国民学校投票所投票。事前，工作人员将选票陈设在一张铺有蓝色台布的课桌上，免去宋美龄用选举权证换选票及打手印等等麻烦。
桌上砚台里面的墨磨好了，笔濡饱了，记者们手上的开麦拉（照相机的英文音译）对准了镜头。十一点一刻蒋夫人从黑色的小轿车里走下来，在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上与大家见面了，一时间镁光闪闪，开麦拉丝丝之声大作。夫人……步入选所，前国大代表包德明女士赶紧脚上使劲，一个箭步跳到夫人旁边，凑着夫人的耳朵说“王涌德”。夫人当时要看看候选人名单，包德明立刻又把腿上的劲提到嗓门上，大喊：“你们让夫人看看名单啦！”夫人凝视候选人名单良久，在粉红色的选票上写下“王涌德”（民社党）三个字。哪知道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间轰然一声，在场的人都给吓住了，夫人忙问：“做什么？”结果一看才晓得，是一个摄影记者因为爬得太高，不晓得从那儿摔下来，硬生生地把一张台子给掼碎了。夫人把选票写好后，亲自投入票柜，按着路线走出，这时，大家才算松下了这口民主气。（京话·包德明罪该万死）
宋美龄投票后，电话通知南京市长，多所“指示”，对投票所秩序紊乱影响投票人情绪的事情，尤其不满。然而新闻界对狐假虎威的包德明更加不满。事后获悉，宋美龄的选举证是“全国性”的，而王涌德是民社党提名的南京市妇女团体候选人，因此王涌德虽然获得宋美龄的“宝贵一票”，根据法令依然无效。各报馆对包德明跳出来混淆宋美龄投票意志一事大表痛恨，纷纷将此事作为投票重大新闻报道。最后逼得社会部长谷正纲出面表示：“依照党纲，只有党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包德明引导夫人投友党提名候选人的票，对外可说是开明，对内却系违反党纲，盖党员应服从党纲，本党党员应支持本党党员。”
在新闻报道中，南京的投票场面相当冷清。工作人员坐在投票所的冷板凳上傻等，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来投票。根据非正式估计，区域选举城区弃权者，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当然也有一些“热心选民”一天中去投了上百张甚至是几百张选票。所以，投票场面虽然不踊跃，开出来的票数却相当吓人。比如南京中华路育群众学投票所，正式登记在册的选民是1279人，开出来的票却有1299张；而宪光小学的选举更加“富裕”，仅在一个票柜中就凭空多出了150多张选票来。
开票结果，南京各投票所都有人投“王八蛋”的票。综合起来，这位名叫“王八蛋”的候选人得票名列前茅，足可以冲击国大代表资格。
南京国民政府一共召开过两次“国民大会”。第一次是1946年11月12日至12月25日举行，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第二次是从1948年3月29日开到5月1日，任务是行使1946年宪法的相关权力和规定，因此被称为“行宪国大”。这两次“国民大会”，都是在南京召开的，都是在国内炮声隆隆、民生凄凉的背景下召开的。
“国民大会”本应该是庄重严肃的行使国家权力，谋求国家发展和百姓福祉的会议，但在民国记者的眼中则如同儿戏，也成了后人茶余饭后的笑柄，更让后人深思警醒。
1946年民国“制宪国大”刚刚结束，1947年初南京《妇女周刊》就刊登了“北平不快事件”（1946年底，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南京的学生也学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人数达六七千人，大都义愤填膺，高呼：“美军滚出去！”京城的老百姓们在队伍两旁观看，一副见惯政治风波淡然的样子。只有儿童们不知高低，跟着游行队伍嚷嚷：“美军滚出去！”就像一年多来，他们见到美军叫“顶好”，学美国人东倒西歪的怪样子一样。不一会儿，小孩子们又大喊：“宪章来了，宪章来了！”大批南京宪兵、警察装备着“友邦”赠送的汽车、武器，戴着刺眼的“宪”字袖章迎面而来……自然，《妇女周刊》等杂志第二天又有新闻素材了。
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的头条却是《冀南国军进驻大名》。官方消息称：“民众沿街欢呼，共军狼狈西窜”，就像昨日游行队伍被宪兵们冲得四散一样。
南京的衮衮诸公是不看《中央日报》或《妇女周刊》的。“南京为政治中心，消息虽多，然而关涉政治，常有不便说不能说不忍说之苦衷。”他们关心的是新闻背后的新闻，忙碌的是政治背后的政治。
按照新通过的宪法规定，1947年要选举新的“国大代表”、“立法院委员”、“监察院委员”，还要筹备新一届“国民大会”。这些才真正关系到南京城达官贵人们的吃穿用度。加上还有北方的战争、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越来越难以争取的外国援助，1947年的官场中人忙得热火朝天。
1947年的选举，有些人空欢喜，有些人毫不在乎，有些人撕破脸皮闹到了最后，几家欢笑几家愁。而战场上的糜烂、经济濒临崩溃、军援逐渐缩小，这些样样都刺激着达官贵人们的神经。
1947年的圣诞节，南京市民耳朵里又被塞进了一则“大新闻”：12月25日，安徽无为县参议员41人逃难来到南京。无为县参议会议长卢瑞麟、副议长许岱冰及参议员范哮谷等人在30日午后在南京社会服务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安徽无为县县长李健文，纵属营私舞弊，违法殃民，经县参议会建议彻查县长，并要求县政府精简机构、公开账目。从而引起李健文报复，用对付“奸匪”的办法对付参议员，唆使士兵对参议员肆意谩骂，还将参议会会牌插入粪坑。参议员们将牌匾从粪坑中捞出重新挂上，但是已经臭气四溢，难以近前了。无为县县政府军事科长兼城防副司令孙立定对士兵公开宣布，每晚戒严钟声响过后，普通行人询问后可以放行，如果遇到参议员，可以不问情由一律捆绑入狱。所以，该县参议员为“保全性命起见”，秘密出逃，赶往安徽省政府请愿，碰了钉子后集体来南京避祸，同时向各方呼吁。
1947年终于熬过去了，国民政府兴冲冲地宣布1948年是“行宪年”，政府控制的媒体大肆宣传鼓吹新年行宪，这些举动博得了外国友人稀稀落落的掌声。政府希望执行宪法以整治乱象。可刚进入1948年，社会各个方面更加混乱了。
临近新年，南京邮电、公车、火车同时加价，柴米油盐价格跟着飞涨，集体“辞旧迎新”。《京话》的作者在南京算是吃得起猪肉的一小群人，到1947年底也感到猪肉的价格难以承受了，11月中旬以来南京猪肉单价由8000元，经过12000、16000元，一路飙升到了24000元。为了不得罪“肉食者”阶层，南京市社会局长谢征孚宣称“已抱定牺牲到底的决心”，“有猪无我，有我无猪”，承诺要把猪肉价格降下来。
新年时，南京人最常用的喜庆标语是“宪章开国”。话说有一商家，不小心将这条主旋律标题写成了“宪章开国军”。旁人就问了：“开国军？你要将国军开往哪啊？”商家机灵，回答说：“开到延安打共军去！”众人嬉笑而散。
元旦前后，点缀在街头国旗和彩坊之间的是冬令救济联合广播车呼吁南京市民向难民捐款的声音，声音婉转凄凉。中央大学送给学生们的“新年礼物”是除了下令解散学生自治会外，还将常委刘富国等8人开除学籍，以示庆祝。除夕前日，中央大学各个院系学生在校园内游行请愿，并有7院32个系的学生罢课，所以除夕夜中央大学很安静。
除夕夜，南京军政要人们纷纷举行家庭舞会，为表示“官民同乐”，南京政府特下令拆除下关铁路两旁的棚户区。在凄风冷雨中，贫民们都跪地哀号，行人无不落泪。
1月1日下午4点，3个美国侨民在中山桥附近水塘打猎，一共开了三枪，一枪击中南京市民郭张氏的左腿；一枪击中市民孙明盛的左背；另一枪击中市民魏守奎右胸。弹无虚发，连中三元。
告别了难忘的1947年，度过了礼尚往来的春节佳期，很快就到了南方草长莺飞的时节了。之前公务缠身的南京政要们趁着国大开幕前的短暂空闲，照常享受起来。“一般要人们，不是远赴西湖，便是近游牛首，而且公余有联欢之社，跳舞有国际之场，沐浴有汤山温泉，实深得圣人政治与春游两者兼重之意！”但要人们享受的渠道看似很多，实则很少。
先说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们。南京妓女大本营石坝街，由秦淮河一水中分，与南京市政府所在地遥遥相对。朱颜媚眼整日飞舞在南京市政府公务员四周。令人欣慰的是，官员们在商女四歌的环境中始终没有爆出嫖妓的丑闻来。
南京市长对将市政府团团围住、对政府职员拉拉扯扯的秦淮妓女极看不惯，指令南京警察厅设法改善。南京警察厅设法清查改善多次，也不见成效。
警察厅饬令南京南区警察局加以“围剿”，一时间“莺啼鸡飞”，南区警察局立即“客满”。自此后市政府四周遂告清静，不见妓女芳踪达10时之久。然而大选期近，南京各党各派人士和社会名流四处拉票。南京城里“全城皆在拉扯里”，谁是在拉“票”，谁是在拉“人”的，肉眼难辨。秦淮妓女见有机可乘，再次大肆活动，围堵市政府。市长对“拉的自由”不便干涉，而且“同是庙上迎送人，相见何必又相抓”。南京市政府又陷入了妓女大包围之中。
再说说与民同乐。先说看电影吧，要人们怕遇到血气方刚的丘九（南京人将学生称为丘九），强迫你写伏辩，还要公诸报章，脸面难堪。或者，出游吧，之前有某部长，某日坐黄包车游览雨花台，次日各报竞相转载“某部长视察民间疾苦”。细细想来，部长也许是坐惯轿车，只想换换交通工具而已。谁知闹出这么大动静来。为官最怕枪打出头鸟，部长们自然再也不敢在南京城微服出现了。
剩下的只能是出南京城找乐了。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病必风尘仆仆，远赴上海，请教陆仲安（上海一名医）。要人们都继承了先主席的这一优良传统。又有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说，当年林森主席是被草营人命的中央医院吓得不敢在南京看病的。据说经常有六岁小孩因牙痛，竟被中央医院大夫野蛮开刀，几分钟就惨死医院的先例。（见《京报》“已故革命老党员安舜卿先生六龄幼子之惨亡”。）
真也好，假也好，反正南京的要人车队在周末往来于南京一上海之间，络绎不绝。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南京要人休闲娱乐的后花园。上海有江湖三大亨，有“大世界”，有三教九流，偏偏没有令要人们头疼的热血青年和小报记者。
随着江南的春天渐入佳境，各报的广告栏里渐渐的热闹起来，除了“我俩情投意合……”和“寒门不幸祸延……”的例行公事以外，又多了一批“民主”玩意儿，如像“民选国大代表XXX告全国同胞书”，如像“本人得票最多，选举总所竞扣发当选证书，迫令让与本县汉奸XX，剥夺民权，莫此为甚……维护宪法决不退让，现在国民大会堂绝食，谨告全国同胞……”，如像“XX县当选国大X，被县选所舞弊，冤不得申，瑾于X月X日赴陵园总理陵前自杀，以蕲总理阴判，此启”，如像……（京话·近佳期京都天地人）
各地代表陆续来南京报到，其中就有那些没有获得当选证书却钻牛角尖的当选代表们。尽管“国民大会”会场四周宪警林立，冻结交通，还是有10个这样的当选代表在大会堂二楼，开始绝食。大会招待处原来有“国大特约食堂”，现在应绝食代表的需要，增设了“国大特约医院”。“候补民主烈士”赵遂初则停棺碑亭巷口，吸引了不少的眼球。为了预防代表自杀或者绝食而死，据说大会招待处开始私下接洽“国大特约殡仪馆”。（京话·开大会猗欤盛哉）
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
原定11时开始的开幕典礼，因为会场秩序混乱，推迟了将近半个小时才举行。与会的代表们也许是见到的朋友太多或者是过于热情，不断寒暄，四处握手，就是不坐到位置上来。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不断要求会场安静，好不容易招呼代表们就座后，才宣布开会。本次“国大”应有“代表”3045人，开幕时实到不足2000人。
“国大”的帷幕拉开以后，每天都有连台“好戏”上演，不仅是代表三千集于一堂，会场四壁装饰华丽，布景堂皇，场面宏大。而现场的情景则犹如表演，尤使人“感动”：香艳的有——“国大之花”天香国色，“国大牡丹”能歌善舞，“国大之莺”嗓音悦耳，并有“护花使者”、“闻香社”、“捧莺团”等小组。某代表对“国大之花”特感兴趣，填词一首日：“君坐楼下头，我坐楼上头，日日思君君不知，共开国大会……”缠绵、热烈，荡气回肠。悲惨的有——东北国代孔宪荣忧国自缢，“民主烈士”抬棺赴会，绝食代表进入第二十日后，血液凝固，垂垂欲死。紧张的有——修宪之争，对麦克风发生“争夺战”，指鼻互骂，挥拳喊打，众代表推推拉拉，混战一团……会场中是愈来热闹，由“嘘”进步到呼“打”，由“滚下来”发展到“国骂”——“混蛋”、“妈的X”，由“君子动口”的协商到“小人动手”的全武行，怪状百出，其态万般。
一位友邦人士在参观了国大会堂以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歌剧院。”
大会的混乱情景在1948年4月12日以后越来越激烈。当天，“国防部长”白崇禧应代表要求前来做军事报告及检讨。按照制度设计，“国民大会”仅仅是制宪行宪和选举机构，并没有质询行政长官的职权。蒋介石也要求代表们“切不可议论纷纷，争持不决”，命令“程序愈简单愈好，议程进行得愈迅速愈好”。无奈代表们群情激昂，表现出了强烈的“议政热情”，强硬要求行政长官就国家形势和政策走向做出说明。蒋介石只好做了施政报告，白崇禧也硬着头皮来做军事报告。白崇禧在报告的时候，台下嘘声四起，不时有代表大喊大叫，最后发展到代表们一起起哄跺脚。国民政府在各条战线上都节节败退，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损失惨重。具体指挥东北的“参谋总长”陈诚成了众矢之的，有代表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还有代表七嘴八舌，兜售自己的御敌良策，会场秩序大乱。
洪兰友到处张罗，也控制不了局势，最后想出了一招：掐电线。电线一掐，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会场一片黑暗。洪兰友就说是“电灯线路坏了”，宣布今天休会。掐电线的招数在开始的时候很有效果，可用多了之后效果大打折扣，代表们都明白了洪兰友的花招，在黑暗中照骂不误。
1948年4月17日，会议在进行中发生了激烈争执。有代表跳到椅子上谩骂，有代表冲到台上抢话筒，有代表嘘跑了想维持秩序的洪兰友，更有代表挥拳动手对打。洪兰友只好再次熄灭全场电台，可并不奏效，会场里打骂依旧，乌烟瘴气。过了一会，会场电灯突然都亮了。瘦瘦的蒋介石脸色苍白，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台下的人发现蒋介石来了，陆续坐在椅子上。会场鸦雀无声。蒋介石开始对“国民代表”训话：“今天见到大会这种情形，我觉得很不像话！很不像话！……我认为不配做宪政模范！”他说完拂袖而去，没有人鼓掌，会场里一片寂静。
本次“行宪”最热闹、最混乱的还是总统选举。在绝大多数当时中国人的头脑里，所谓“行宪”首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内容，就是选举正副总统。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击败同样来自国民党的元老居正，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其中出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国大”开幕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不参加总统选举，而是推荐著名学者胡适出任总统，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来1946年宪法将国家行政实权赋予了行政院，总统没有实权。习惯大权在握的蒋介石自然是将行政院长看得比空有其名的总统重了。于是，下面的一帮人就开始想如何帮蒋介石克服宪法的制约，既握有实权又能坐上国家元首的宝座。1948年4月5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总统候选人问题。张群直言不讳：“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商议出了一套办法。很快，700多名“国大代表”提出《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然取消了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赋予总统全面处置、生杀予夺的大权。蒋介石闻讯，也不再推荐胡适了，亲自出马竞选总统。最终，蒋介石以88 9的得票率击败得票率9 8的居正，当选总统。
真正有看头的是副总统选举。大家都没有和蒋介石竞争总统的实力和勇气，又没有居正那样“陪太子读书”的潇洒和超脱，于是都聚焦在副总统选举上。一共有6个人竞争副总统职位，分别是行政院长孙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社会贤达莫德惠、监察院长于右任和民社党员徐傅霖。其中孙科和李宗仁是热门竞争人选。
李宗仁最先表露竞选意向，会议开幕前就在北平发表了竞选谈话，同时在南京成立了竞选事务委员会。李宗仁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是桂系首领，掌握和影响着数十万军队，控制着几个省的地盘。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提防他的地方，很不愿意李宗仁选上副总统，于是支持孙科出来竞选副总统。遗憾的是孙科看不上副总统的职位，认为那完全是个可有可无的虚职，相反他正在四处打点竞选立法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做孙科的工作，表示承担全部竞选费用，而且许诺副总统可以兼任立法院院长——宪法没有允许副总统兼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这才宣布竞选。孙科得到了国民党党务系统和广东势力的支持。
激烈的拉票活动开始了。李宗仁、孙科分别包下南京安乐酒家、龙门酒家，大宴各省“国大代表”。凡佩戴代表徽章的人，进入酒家一律免费招待。短短几天，李宗仁花费的招待费用超过黄金1万两。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溥霖4人没有那么多钱，也勒紧裤腰带宴请了各省头面人物拉票。于右任是著名书法家，就写了许多“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赠送各位代表。
1948年4月3日，蒋介石召见李宗仁，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国民党中央支持孙科，不支持李宗仁。李宗仁表示决不退出，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录了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先生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为了支持孙科打击李宗仁，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助选。除了提供资金外，国民党党务系统还四处做代表工作，抬高孙科。这样，就把同是国民党员的候选人程潜、于右任推到了李宗仁一边。李宗仁、程潜和于右任结成了联盟，进而得到了国民党内对蒋介石不满、对党务系统不满的势力的支持。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全会，本想提议副总统候选人由党中央提名，结果遭到了联合抵制，改为党内联署提名候选人。
1948年4月23日，副总统选举开始。李宗仁得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由于无人得票过半，得票靠前的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轮投票，其余3人被淘汰。
当天，南京《救国日报》披露了孙科私生活丑闻。张发奎、薛岳等广东势力率领60多名代表分乘两辆国大专车，涌入报社打砸，毁坏所有门窗、家具和文具，还打伤报社工作人员多人；接着又冲到报社的印刷所再一次打砸。最后，《救国日报》社社长龚德柏拔出手枪守住楼梯口，声称有人胆敢上楼就和他同归于尽。对方隔着楼梯对骂后，恨恨离去。
1948年4月24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还是没有人过半数。三人需要进入第三轮投票。
当天，蒋介石示意程潜退选，要他劝说支持者将票投给孙科。作为补偿，蒋介石承诺支付程潜的全部竞选费用。程潜表示拒绝，不仅拒绝，还在第二天（25日）和李宗仁在南京各报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操纵选举，声明退出竞选。李程二人弃选，迫使孙科也只能退出竞选，国民大会不得不休会。幕后活动被曝光到前台后，李宗仁和程潜得到了舆论的支持。这次选举本身遭到了质疑，蒋介石在1948年4月26日发表声明，强调绝对没有控制选举，并亲自动员李宗仁复出。国民党中常会和国民大会主席团也先后派员“劝请三位副总统候选人继续竞选”。李宗仁、程潜和孙科这才重回竞选场。
1948年4月28日，副总统选举举行第三轮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还是无人得票超过半数。程潜由于得票过少，退出竞选。
当天晚上，李宗仁、孙科分别宴请拥护程潜的湖南湖北代表，争取关键性的中间选票。报纸戏称为“两广决战，争取两湖”（李宗仁和孙科分别是广西、广东人）。在此关键时刻，程潜支持李宗仁，加上出于对蒋介石的反感，两湖的代表多数转向支持李宗仁。
1948年4月29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四轮投票。9时开始投票，11时结束，开始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科一派的代表就鼓掌；唱到李宗仁的票，李宗仁一派的代表也响起一阵掌声。起初，孙李二人票数相差不多，渐渐的李宗仁拉开了和孙科的票数。唱到李宗仁1400票的时候，孙科和他的支持者知道大势已去，陆续离开了会场。
当天，蒋介石没有到会场，在官邸里收听电台的选举直播。最终，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了得票1295票的孙科，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结果一播出，蒋介石一脚踢翻了收音机，吩咐立即备车外出。侍从见蒋介石怒气冲冲，不敢问他前往哪里，就将车从官邸开出，驶向中山陵；还没到陵园，蒋介石又吩咐返回官邸；回到官邸，蒋介石又吩咐外出，侍从只好再开向陵园；中途，蒋介石又命令汽车调头驶往汤山。
1948年5月1日，“行宪国大”闭幕。这次大会开了34天，花费金圆券999亿多元，仅选出了总统而已。
闭幕后，松江省安图县代表孔宪荣，写下“为东北人受气而尸谏”的遗书，在下榻的南京夫子庙自缢身亡。孔宪荣曾担任吉辽安边区总指挥兼第二支队司令、国民党东北党务特派员，参加大会时曾兴冲冲地向国民政府进言军事，希望挽救东北“危局”，结果受到冷落，想不开就上吊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