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六年（1801年）的冬天，又到了山东省济宁直隶州的府试时节。所谓府试，是最基础的科举考试之一，没有功名的读书人（童生）需要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才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秀才功名。县考由知县主持，府试则要赶到家乡所属的府或直隶州考试，两试通过后再接受本省的学政巡回各地举办的院试，三试通过方能成为秀才，有功名在身。县考和府试一般安排在冬季，时间邻近，来年开春后各地再陆续进行院试。如今，济宁州下属各县通过县考的童生们都会聚到州里，等待接受济宁知州王彬的考试。
本年的府试注定不同寻常。来自金乡县的考生们带来了爆炸性消息：金乡县的考生张敬礼是贱民出身，竟然也跻身考场！金乡县的秀才李玉璨实名揭发张敬礼的先人是本县的皂隶。消息传开后，考生们都不干了，都耻于与贱民为伍。有人说，贱民自甘堕落，悖逆名教，甚至违背纲常伦理，有什么资格书写孔孟之道、指点江山社稷？有人担心，万一贱民子孙考中了，岂不是成了老爷，以贱为尊，我们该如何自处？考生们一致反对张敬礼考试，很多态度激烈的考生还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誓不与张敬礼一同进考场的姿态。
十一月二十七日是府试时间。当日，知州王彬在考场外牌示：“张敬礼等暂行扣除。”王彬只是取消了张敬礼本次考试的资格，对于这种暂时性的做法，济宁童生们并不买账。他们坚决要求“永行扣除”张敬礼的科举资格。大家在态度坚决的中坚分子的主张之下，集体拒绝入场考试，不满足诉求决不妥协。结果，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府试没有考成。
王彬并没有答应考生们的要求，公告府试推迟到十二月初四日举行，没有剥夺张敬礼永远参考的资格。童生们和知州大人僵持了好几天，拖延到十二月初四，部分考生进场考试，大多数考生四散而去，拒绝考试。事后统计，当年济宁各县选送参考的童生有五百九十多人，实际参考的只有一百六十多人。济宁罢考事件，就此发生了，
一个考生十年寒窗，本人和整个家庭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心血，为什么几百名考生因为一个人的身世问题就放弃了考试，放弃了功名呢？考生们为什么固执地要求“永远”剥夺张敬礼的科举资格呢？张敬礼到底招谁惹谁了？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指向“贱民”这个关键词，笔者需要先来介绍一下传统社会的身份良贱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身份的尊卑。从先秦的礼法到明清的居室车马，都是为了明定人群的尊卑贵贱。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不同身份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权利义务，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比如，士、农、工、商四大主要群体，从摇篮到坟墓都有各自的衣食住行标准不能逾越。他们要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共同维护传统社会的运转，同样不能逾越。这便是传统社会的“身份”问题。
“身份”和“家庭”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两个基本支柱，框定了祖先的人生轨迹。混淆了尊卑贵贱，就是乱了身份，进而威胁到社会秩序。
历朝历代都重视身份问题。《大清会典》的一大原则是“区其良贱”，注明了“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贱民从事边缘职业，被社会认为是品性、道德有问题。比如，奴仆放弃自己的姓氏，以主人家的姓氏为姓，典型的有违孝道，数典忘祖；妓女强颜欢笑，甚至出卖肉体，典型的没有廉耻，自甘堕落；衙役舞刀弄枪、刑讯他人，不仅置自身于危险境地，而且以残害他人为业（尤其是狱卒、刽子手），都是德行有亏的行为，所以都被归入“贱民”行列。传统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体现在政治权力上就是不准贱民群体当官，限制贱民群体的上升空间。
表现在科举制度上，贱民不能参考。贱民混入考场就是冒考。为了防止冒考，官府规定参考者要书写三代直系长辈行状，自证身家清白。清朝还进一步要求童生参加县考要由当地乡绅出具印结，证明他身家清白，可以考试。传统社会的复杂之处，在于社会的高流动性。职业是可以更换的，身份是可以转变的。传统中国是身份社会，个人可以奋斗到尊贵的身份，而权势人家的子弟也会堕落到社会底层。“鲤鱼跃龙门”和“富不过三代”，同时存在这一片大地之上。同样，贱民群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流入也有人流出。为了应对社会流动，官府对贱民改业自新等情况与科举的关系，也有祥细规定。乾隆、嘉庆年间，清朝规定：官府雇用的轿夫、厨子等人在改业十年之后子孙可以报捐、报考；乐户、乞丐、奴仆、长随等群体三代清白之后，子孙可以捐考；而倡优、皂隶、马快、步快、仵作等家庭，子孙永远不准捐考，限制最死。济宁罢考事件涉及的金乡县考生张敬礼，就有“皂隶子孙”的嫌疑，属于永远不准考试的人群。
科举是传统中国社会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也是官府强化意识形态、选拔统治人才的主要途径。科举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质量。从宋朝开始，朝廷设置专门的学官系统，负责教导儒家学说、管理官办学校和主持科举考试。清朝的学官系统包括中央的国子监，地方省府县的学政、教授、教谕以及训导等。其中学政是一省学官的最高首长，监管地方科举考试，管理全省士人的功名。济宁罢考事件爆发时，负有监管责任的山东学政是江西省萍乡人刘凤诰。
刘凤诰是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从科举制度中受益甚多。嘉庆六年，刘风诰出任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家最高学府，统率天下士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凤诰出任山东学政，并在第二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留任山东学政。一个从科举考试的干军万马中杀出来的胜利者，一个以天下读书人表率自居的管理者，遇到一桩涉嫌破坏名教、侮辱士林的案件，会怎么处理呢？
济宁知州王彬、金乡知县汪廷楷在罢考事件发生后分别向刘风诰提交了报告。其中，汪廷楷的报告将此事定性为“张姓充皂无凭，李玉璨挟嫌妄攻”。汪知县一时间找不到张敬礼先人充当皂隶的证据，便认为李玉璨是胡乱揭发。既然是无凭无证的事情，地方官员也就不能剥夺张敬礼的考试资格。
然而，金乡县读书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嘉庆七年正月，该县举人王朝驹，在籍官员、捐职任州同张福基以及数名秀才来到山东学政衙门，众口一词指认张家先人充当过本县书吏，同时控诉州县官吏狼狈为奸，欺凌读书人。其中，告发张敬礼的李玉璨，具有秀才功名，拥有司法豁免权，免受刑讯。地方官府如果要审讯秀才，必须呈文学政，由学政剥夺该人功名之后才能审讯。可是，李玉璨在革除功名之前就受到州县官的刑讯和拘禁。刘凤诰始终没有革去李玉璨的秀才。王朝驹、张福基等人还告发，金乡县之前屡次发生过攻击皂隶子孙考试的事件，但是案卷都被县衙门的书吏侯圻、孙继魁等人抽走藏匿了。
王朝驹、张福基等人的控诉，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代表着金乡县整个读书人群体的态度。他们的人员组成就包括了当地各个层级的读书人，揭发的也是金乡县整体良贱不分、歹徒沆瀣一气的情况。刘凤诰原本就是读书人群体的坚定成员，面对当地士人群体的控诉，情感上很快就站在当地士人的一边。他驳斥了王彬、汪廷楷两名官员的报告，还认为他们在“玩误考政”。
嘉庆七年四月十六日，刘凤诰上奏：“济宁直隶州属金乡县考时，有生员李玉璨等攻击童生张敬礼、张志谦系皂隶曾孙混考。知县汪廷楷并未祥查，率准考送。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州王彬考试，又不按控审明扣除，致全邑童声耻与皂孙为伍，不肯进场，迨改期十二月初四续考，诸童生已散归，该州只就所到人数收录，以致未考者多至四百余人，概置不问，怨声沸起，此该州县种种谬误之情节也。”刘凤诰奏请将汪廷楷等人革职，派员查办张敬礼事件的详细情形。
刘凤诰的这道奏折，将发生在鲁西南的一桩地方性罢考事件，助推成了朝堂皆知的大案。
嘉庆皇帝勤于守成，恪守祖宗成法，对事关名教纲常的事情尤其留意。区分良贱自然是他在意的重要内容。北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番役，工作内容与其他衙门的衙役没有本质区别。之前，步军统领衙门往往为拿获要犯的番役奏请赏给顶戴。不少番役因此获得了武官顶戴。嘉庆皇帝发现这个现象后，给予严厉批评，颁发圣旨重申番役“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这正好是嘉庆七年的事情。接到刘凤诰的奏折后，嘉庆皇帝的基本判断也是要维护纲常伦理，杜绝贱民冒考，因此准奏，下令将汪廷楷等人革职，命令山东巡抚和宁秉公查明、处理此案。
巡抚和宁是镶黄旗蒙古人，精于边疆政务，之前担任过多年西藏办事大臣，在嘉庆六年刚刚内调为山东巡抚。和宁是蒙古人，虽然也在乾隆三十六年考中了进士，但显然不清楚汉族地区社会良贱的复杂性，加上一省长官政务繁重，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处理这么琐碎的事务。所以，和宁委派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负责审明济宁罢考事件。
巡抚大人事务繁忙，邱德生这个济南知府同样忙于政务。济南是山东的首府，全省政务都汇聚于此，省内政务朝廷下发的政令，加上各种迎来送往、突发情况都需要处理。那么谁来处理呢？自然是济南知府。邱德生整日埋首各种事务，如今又多了审查冒考案的任务。
大凡出任一省首府知府的人物，都是精通人情世故、谙熟地方政务的干吏。邱德生接到任务后，顿时头疼。他深切地知道，此事绝非表面这般简单，很可能就是一桩查不清楚的糊涂案。邱德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虽然良贱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区别良贱却存在巨大的操作难题。
首先，良贱区别的标准，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模糊不清、暖昧不明。
对于贱民，清朝人公认的特征大致有两点：一，是否依附他人；二，是否自食其力。戏子因取悦他人得食，需揣摩观众的好恶，人们认为这是下贱的行业；他们虽然也卖力流汗，但得到的报酬带有观众犒赏、玩弄的意味，不算真正的自食其力；码头苦力虽听人使唤，但来去自由，有选择雇主的权力，靠流淌的每一滴汗谋生，所以苦力是良民。可是，社会是复杂的，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实际情况。而清朝人对“贱”只有原则性的观念，缺乏明确的标准。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多原则性概念，少实操性标准。
比如，“主仆”“良贱”等关系并没有整齐划一的硬性标准，含混不清。卖身为奴的家仆大家都公认是贱民，那么依附性服役的佃户、给官员鞍前马后效劳的长随，或者流荡谋生的游民，算不算贱民呢？妓女和乞丐，大家也公认是贱民，那么敲花鼓卖唱的歌女、居无定所游村串巷的泥瓦匠，算不算贱民呢？那么给官府短期服役的差役、大户人家放出的奴仆等群体，算不算贱民呢？中华帝国地域辽阔，实际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存在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群体。比如，同为地保，在甲地是听候官府吆喝、协助缉拿盗匪维持治安的角色，类同于差役；在乙地则是纯粹的协调官府与居民关系，督促邻居缴纳钱粮的中介角色；而在丙地，甚至可能是百姓推举秀才、举人等乡绅出任地保，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因此，甲地对地保的限制政策不能照搬到乙地，如果施行于丙地，更是会出大问题。
其次，每个人的职业状态，往往因为个人际遇、地区差异、偶然事件等原因，变化多端。
身份关系是维持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但中国人身份的世袭性不强社会流动度高。全社会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阶层，甚至是鼓励贱民自新，重新择业。那么，中途自新或者从良而更换职业的贱民，他们的子孙算不算良民？长江上游有纤夫、浙江水乡有堕户、广东沿海有船户，他们都是地域性的职业群体。他们的良贱如何认定？再比如，一个良家少年因为一时失足或者单纯因为贫困无依，短时间内从事阉鸡鼓吹等职业，能否认定是少年及其子孙都是贱民？
朝廷律法是面向全国的、带有普遍性的条文，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对区域性情况、个体偶发情况都一一照顾到。而清朝针对特殊情况的判决往往又带有法律效力，可以为其他案件所援引，全然不顾中国是如此复杂的庞然大物。这便增加了区别良贱案件的复杂性。
济南知府邱德生接到审明济宁罢考的任务，就清楚这是一桩区别良贱的大难题。
官员深知地方上的良贱区别十分麻烦，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纠葛。他们完成任务的主要方法就是一个字：拖！邱德生等人将相关人等一一调集到济南府，在大堂之上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隔三岔五就组织审讯，可就是不下结论，更不用说向上回复了。果然是饱受地方政务历练的老人，应付差事的“套路”深得很。
倘若是寻常百姓，邱知府的套路是管用的。但是，罢考牵涉金乡士大夫群体。邱知府等人面对的其中一方当事人是整个金乡的乡绅。乡绅们比老百姓有知识、有金钱、有见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群体。
乡绅群体的利益和科举制度紧密相关，因此对贱民应试极为敏感，反应也很强烈。一方面，他们是乡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乡亲们对外说话；老百姓们觉得乡绅们知书达理，有知识有能力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是官府的力量延伸，协助公权力施政；官府觉得乡绅们熟悉朝廷规章制度，熟悉公权力的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乡绅具备做官资格，是官员的蓄水池和官府天然的同盟。乡绅是乡土百姓和朝廷官府沟通的桥梁和中介。他们能够获得如此地位，得益于科举制度。乡绅不一定是财富所有者，也不一定是当地的强宗大族，但绝对主体是拥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科举教育赋予了他们相对的知识和道德优势，科举考试给予了他们功名，也营造了他们与官府公权力的天然亲近感。
科举是乡绅的力量之源。当金乡县的乡绅们听闻竟然有皂隶子孙冒考时，必然将之与科举的尊严、纯净联系在一起，关注之余他们也支持出头者；当他们看到州县官员判定皂隶子孙因无凭证不能剥夺科举资格，进而刑讯、关押举报的读书人时，乡绅们认为此事已经威胁到科举制度本身，间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权威与根本，所以一致支持向更高级的官府申诉。
复查的邱德生等官员直到嘉庆七年七月，依然没有明确的表态，相反，几个月来他一直拘传、关押金乡县相关士人。金乡的乡绅们坐不住了，他们决心采取集体行动，赴京控诉。因冒考事件受到牵连的举人尚荣衮，还有多位科举才子、出仕高位的金乡望族周家的周云峰等人出面张罗，他们到各乡向乡绅们募集钱财，写好呈状，推出既有热情又身体强壮的武秀才李长清踏上了京控之路。
七月十四日，李长清到都察院呈递了诉状。因为事关尊卑贵贱大礼，且涉及山东现任官员，都察院不敢怠慢，随即向嘉庆皇帝报告。十六日，嘉庆皇帝下令内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的董诰等人查询情况。十八日，董诰等向嘉庆皇帝报告了李长清京控的基本内容：
第一，张敬礼的家庭情况。
乾隆早期，金乡县人张子忠，任职县衙皂隶一年有余后退职还乡，改名张荩臣。乾隆七年，张荩臣的儿子张桐报考武科举，遭到同乡秀才李思靖等人的举报攻击，没有考成。乾隆二十年，张荩臣的两个孙子，报考文科举，又遭到同乡秀才李文士等人的举报攻击，还是没有考成。嘉庆六年，张敬礼等五名张荩臣的曾孙子又要报考文武科举，要求金乡县教谕黄维殿趁秀才张兴甲患病之际，代为保结画押，终于使张敬礼等进了考场，结果引起秀才李玉璨等人群起攻之。由此可见，张敬礼家族几代人锲而不舍地要求参加科举考试，同时持续引发了金乡县的“身份之争”。
第二，山东官吏违法情况。
李长清控告张敬礼的兄长张冠三，称他是张家冒考事件的实际主使人。张冠三贿赂金乡县衙兵房书吏侯圻、礼房书吏孙继魁等藏匿有关乾隆七年、二十年张家人的冒考事件案卷。原告李玉璨不得不在当事人李文士的孙子李涞阳家里翻出李文士当年揭发控告的底稿，作为证据提交给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但邱德生等官员还是采信了金乡县书吏们的一面之词，将李玉璨等人提交的底稿认定为捏造的伪证，竟然用掌责、打板、拧耳等方法拷问秀才们，还强迫李涞阳诬认李玉璨捏造文件。
第三，案件牵涉面不断扩大。
山东官府传唤举人尚荣衮等人质询。尚荣衮不服，官员们将他摘帽凌辱。此案并拖累金乡绅士张福基、王朝驹等一百余人。邱德生等人欺凌士大夫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士大夫阶层的司法豁免权，并且极大激化了官府和士大夫群体的矛盾。在冒考案处理过程中，许多士大夫旗帜鲜明地站在李玉璨、尚荣衮的一边，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张敬礼冒考案的真实情况，而是山东官府欺凌、株连士大夫的恶行侵犯了士大夫们的切身利益。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其中又有什么关联呢？
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尤其是有当官资格的士人，在乡土中受人尊敬、地位很高。他们的尊贵既来自学问涵养、温文儒雅，也来自官府对读书人的尊敬。士大夫可以见官不拜、拘传不到，没有革名不受刑讯等。尊严和尊敬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柱之一。可恨的是，邱德生等地方官对士大夫用刑、拘禁，种种侮辱，简直是辱没斯文。这就是官府自身“乱了身份”，破坏了社会秩序。
老百姓看到士大夫像自己一样挨板子受刑，和自己一样被侮辱责骂，没有尊严。士大夫斯文扫地的同时，乡土秩序也开始崩溃了。乡绅们揪住张敬礼的家世不放，就是护着本群体的尊严不放；乡绅们攻击地方官凌辱士大夫，就是捍卫乡土秩序。
李长清京控，在朝野产生相当的关注度——金乡县乡绅们集体行动的目的达到了。董诰还在调查的时候，乾隆四十年的榜眼、礼科给事中汪镛就此上疏，弹劾承审官员将原告刑讯逼供，同情李长清的京控行为。汪镛和刘凤诰一样，既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和受益者，又是承担礼法职责的朝廷命官，他们的行为具有代表性。
嘉庆皇帝综合各方信息，发出上谕，派遣刑部侍郎祖之望、礼科给事中汪镛为钦差，取代和宁重审此案。上谕指示祖、汪二人留心查访和宁平时的工作态度。如果李长清的控诉属实，那么山东官吏“朋比为奸”，应当严加惩处。嘉庆皇帝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也站在了士大夫的一边，认为地方官胡作非为、混淆良贱。
金乡县冒考案的处理进一步升级。钦差大臣祖之望是福建蒲城人，长期在刑部任职，精通律例，又有地方行政经验，称得上是能臣干吏，在嘉庆早期多次出任钦差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另一个钦差大臣汪镛则是士林典范，精通仁义道德。嘉庆对两人的选择，寄托了稳妥、周到、彻底审明冒考案的期望。
祖之望两人不负众望，抵达山东即展开紧张有效的工作。首先，邱德生等官员羁押、刑讯金乡县读书人的情况很快被查明属实。监牢里存在读书人本身就是铁证，读书人身上的伤痕更不会说谎。祖之望奏请将邱德生等承审官员革职，接受查办。接着，钦差一行马不停蹄赶往济宁金乡县，力求彻查事件的起源：张敬礼家族到底是不是贱民？
金乡县人口繁密，但因地处鲁西南平原，且离京杭大运河较近，经济情况尚可。金乡县古属鲁国之地，与儒家圣地曲阜数县之隔，因此重视文教，士大夫力量强大。抵达金乡后，相对之前山东官员的拖沓低效，祖之望、汪镛的效率高得多。一个多月后，八月二十二日，两人就长篇汇报了在金乡县实地调查的情况：
第一，张荩臣是否担任过皂隶，没有册籍可查。但张氏居住的村庄至今人称“皂家庄”，加上从前历次揭发、攻击张氏冒考的当事人还有五人存活，他们都指认张家先人担任过皂隶。张家自然不服，族长张儒刚提交了一份族谱，说张家是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到山东省金乡县的，与金乡县别的张姓并非一脉。传承有序、家世清白。经核查，族谱开列的族人名字与张荩臣、张敬礼等人应试时申报的祖父三代册有不少出入。祖之望认为张家提交的族谱有诸多可疑之处，因此可以认定张敬礼“身家不清”，冒考一事基本可以坐实。
和身份一样，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另一大主干。两者一起构成了传统社会的经纬，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照着一册无形的唱本演完人生的悲喜剧。科举考试、宦海沉浮乃至其他重要场合，都需要当事人列明祖宗三代，以示庄严郑重。
家族的普及，使得清朝的清白人家都有自己的族谱以凝聚族人、规范言行。张家既然是清白人家，自然也有族谱。遗憾的是，张家人提交的族谱，恰恰成为钦差认为其身家不清的主要依据。因为眼前的族谱，和当事人自述的祖宗三代有出入。这是硬伤。
第二，张敬礼等人曾在嘉庆四年、嘉庆五年两度赴考，到了嘉庆六年才被揭发，其中另有隐情。据查原告秀才李玉璨家贫无依，到张冠三家教书。李玉璨先向东家借贷，张冠三未允；李玉璨又提出售地给东家，张冠三不肯承买。李玉璨因此与张冠三产生矛盾，就出面攻击张家子弟冒考。原来，李玉璨揭发张敬礼冒考夹杂着个人恩怨。作为秀才，李玉璨虽然落魄到给张家教书，但毕竟功名在身，也是可以自称“老爷”的人物。他接连放下身段，希望得到张家的经济支持。为张冠三所拒绝后，经济上的窘迫还是次要的，尊严受辱、颜面尽失更让李玉璨难以接受。他决定报复，报复的对象就是求取科举功名的张家后人。
李玉璨先是化名写帖子，揭发张敬礼等人是贱民子孙，被张冠三一眼看破。张家私塾不再聘用李玉璨了，张冠三还当街辱骂李玉璨。李玉璨更加怀恨在心，进一步报复，刨根究底，誓将张家打入贱民行列。他到李涞阳家找到了乾隆二十年旧案的底稿，又约上同学和乡里的绅士到金乡县学的明伦堂。当时，张冠三闯入县学，大闹明伦堂，痛骂李玉璨，引起了阖县读书人的公愤。
这里要插叙一下明伦堂的象征意义。从宋代开始，文庙、书院、太学、学宫便皆以明伦堂来命名讲堂，作为主体建筑。明伦堂“明人伦”，士大夫聚在此读书论政，因而，这在士大夫心中是庄严神圣的殿堂。张冠三一介草莽，大闹明伦堂，自然激起了读书人公愤。秀才和童生们集体控告于县学训导杨价。张冠三和李玉璨两人，一方是有钱任性，一方是没钱心眼小，把矛盾越闹越大。
天下周知的金乡冒考案，竟然起因于李玉璨与张冠三之间的金钱纠纷，因为身份偏见和层层机缘，酿成了巨案。
第三，和宁接手此案后，委派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处理。此处便有一个有趣现象：皂隶虽然公认是贱民，但在衙门里的实际权力却远大于一般良民，甚至大于士大夫。毕竟，衙门的实际运转依赖于书吏差役等人。官吏差役们自然而然地拥绑在一起，立场接近，利益相关。
接到任务后，邱德生等审查官员天然地站在官府和书吏一边，既没有发现张荩臣当差的记录案卷，又烦恼于金乡书生揪住县衙书吏藏匿文书不放，判断此事是秀才们仗着人多势众，意图挟持官府，禁锢人家子孙，使他们终身不得科举。在职的书吏们，想必对张家的遭遇是天然同情的，知道长官们的心思后，不管不顾，对书生们大刑伺候。他们采取拧耳等手段逼迫李涞阳供认乾隆二十年的底稿是伪造的。李涞阳在刑讯之后牙齿脱落、头部有一寸见方的头发被拔掉，受刑明显。金乡秀才们也遭到了刑讯，被迫牵连他人，辗转株连，最终导致上百多金乡乡绅受到非礼对待。
祖之望、汪镛调查后认为邱德生等人要对此负全责。而巡抚和宁和布政使、按察使等人对邱德生等的恣意妄为无动于衷，但没有授意他们这么做。同时，张敬礼家族也没有行贿、嘱托官吏的行为。
祖之望、汪镛两位钦差条分缕析后，基本结论是张敬礼冒考、山东官员辱没斯文都是存在的。他二位建议处置如下：
山东巡抚和宁、济南知府邱德生等地方官员处理不当，酿成巨案，分别治罪。其中，山东巡抚和宁、布政使吴俊、按察使陈钟琛，已经奉旨革职，并交部严加议处。事发地知县汪廷楷和承审时用刑最激烈的同知张继荣两人，革职并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受委派审明案情的济南知府邱德生，革职并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
张敬礼等人考前曾提交的身家清白的担保是由当地秀才苏体训为张冠三家出具的。苏体训平时言行不端，此次被判革去功名，杖责八十；金乡县书吏孙继魁等人接收证明时，并不核查明晰，革去差使，杖责八十。原告秀才李玉璨挟私控告张家冒考，假公济私，革去功名，杖责八十；张冠三反过来诬告李玉璨，照诬告罪也要治罪。
张家只罪及张冠三一人，张敬礼等人因为年幼不知道家世背景，并非有心冒考，免于刑罚。因为“身家不清”，张敬礼等人以后不准再考。
因此事遭到禁锢的金乡县绅士、书生等人，一律释放。
祖之望、汪镛报告的倾向性很明显，基本上是站在金乡县绅士一方，满足了士大夫的全部要求。但是客观而言，两人勇敢地否决了嘉庆皇帝对山系官员“朋比为奸”的怀疑，尽量把惩处的人员控制在已经暴露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大株连，防止此案发展成更大的诏狱。这是两人值得肯定的优点。
嘉庆皇帝在派遣祖之望、汪镛彻查的同时，也让山东学政刘凤诰继续查实再奏。这是皇帝一贯的做法，同时安排多批人马办事，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或者有时声东击西、天女散花，让被调查对象摸不着头脑。美其名曰圣心关切、力求周到清晰，其实是对下平衡、相互监视的帝王术。与此同时，刘凤诰也上奏：
承审官员庇护被告，将原告刑问，并且株连多名读书人；巡抚和宁对事发地知县汪廷楷不革职问罪，反而借口灭蝗，让汪廷楷继续回县办公，涉嫌对原告打击报复。
综合两份调查报告，基本情节相同，嘉庆皇帝采纳了祖之望的处理意见。涉案的邱德生、汪廷楷等官员全部革职。从刘凤诰的奏报中，嘉庆才知道山东发生了蝗灾。从康熙时期开始，皇帝要求地方官及时奏报地方自然灾害、物价起伏和突发事件等，以便了解民间疾苦，掌握天下状况。和宁隐瞒蝗灾不报，嘉庆皇帝极为不满，数罪并罚，将和宁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所遗山东巡抚一职，由钦差大臣祖之望补授。同时，嘉庆对刘凤诰未及早发现问题，至酿成大案再行奏报也表示不满，迁刘凤诰任兵部右侍郎。品级虽然相同，但兵部右侍郎职位远不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重要，实际上是贬职了，
金乡冒考案的幕前戏码，至此便收场了。案子折射出来的诸多清朝社会深层问题，不过冰山一角。跳出“冒考”的叙事框架，张家几代人孜孜于考场，何尝不是一个家族前赴后继、努力跃升社会阶层的励志故事？从张家子孙能够独立成村“皂家庄”来看，张氏宗族人多势众且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算得上是金乡的大家族。张家的张荩臣有一定的家底且略通文墨，并在乾隆十四年捐纳获得了监生资格。张荩臣可算是张家的杰出代表，在他之后至今已有五代人，偶尔也有捐纳监生的后人，但没有科举入学的子孙。可见，张荩臣一家不甘心当一个乡间的殷实富户，一心要在仕途上有所斩获。另外，从祖之望认定编造的族谱来看，张家努力粉饰家门，争取上升社会地位。张荩臣的奋斗，和整个家族力求上升的行为，是逻辑相通、互为印证的。
从乾隆后期开始，各地的冒考事件频繁发生。背景是清朝中期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乾隆年间人口连续突破两亿、三亿两道大关，道光年间人口再突破四亿。“人口爆炸”带来的是社会竞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结构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刨除技术进步、物质丰富等因素，人们还是需要付出比前人更多的劳作与心力，才能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人们活得更辛苦，需要应付的问题更多了。
在人生众多选择当中，做官依然是收益最高、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选项。做官还能光耀门楣，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阶层。因此，千军万马涌向科举的独木桥。有学者做过统计，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人群中，出身祖先三代没有功名的家庭的比例分别是475和191。也就是说，非士绅家庭的子弟考中进士的比例，清朝比明朝大大降低。清朝平民家的孩子要比明朝同阶层的人多花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跻身上流社会。清代进士出身于平民家庭的比例降低，原因并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有什么变化，而在于人口爆炸、竞争激烈，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利。士绅家庭有经济实力和文教氛围，更容易培养子弟在科举上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把标准从进士降低到秀才，只要考中秀才就算人生成功的话，那么情况又有不同。清朝南通县有53的秀才出身于三代平民家庭，海门县有484，常熟县的这一比例则为545。可见，平民子弟跻身秀才，还是相对容易的。秀才是乡绅阶层的最低门槛。虽然不能当官，但也算脱离了平民，能够享受特权。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得出科举的竞争在加剧的结论。士大夫阶层强化了对科举的投入，所以他们的子孙在高等级考试中获胜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平民子弟也不吝对科举的投入，所以在低等级考试中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占据了半壁江山。现有高等级的群体（士大夫）凭借既有优势，扩大了在高层的人口比例；社会流动性依然存在，只是现有低等级人群迈入上层社会的数量在增多，但在上层中继续攀爬的难度也急剧增加。
在全社会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中，清朝“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面临着巨大挑战。各地商人的经济地位往往跃升前列，甚至超过了士大夫。在商人辈出的山西、徽州、扬州等地，商人群体把持了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是在一般社会观念里，士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尤其是官员身份更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对象。即便是富商，也把经营收益花在教导子弟读书上，希望后代能够科举入仕。其中，两淮和两浙的盐商家庭总共不及一千家，而在乾隆末年却产生了二百八十余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88，比例不可谓不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商人为代表的富裕起来的人群，并没有把财力用在打破现有社会等级、要求结构性变革上，而是投身于在现有社会秩序下改善自身地位。他们把或明或暗，或合法或非法途径赚来的钱财，投入到兼并土地、读书考试、交结官府等旧秩序下的“高收益”行为。而富人们最热衷的寻求改变的举措，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可见，清朝中期社会的矛盾，不是否决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各方力量努力在现有秩序的框架下拓展自己的利益。
张敬礼的兄长张冠三就是这样一个富裕起来的殷实人家家长。在传统结构犹存、同时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张家虽然有钱，但为士族所不齿，可以想象在很多时候还遭到士大夫的现实打压。张家采取的对策不是抗争不公待遇、改变旧的社会秩序，而是花钱雇老师（比如李玉璨）、编造家族历史，以便让子弟科举上进。经查，张冠三曾于嘉庆四年备下酒席，请本县秀才苏体训、王廷献等人作保，证明张敬礼等人身家清白，在嘉庆四年、嘉庆五年两次赴考。
地方官的工作也面临新情况。新的形势对州县官员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朝中期开始，民间诉讼日益增多。即便是以“息讼”为能事的地方官们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处理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纠纷与麻烦。这其中就有与身份相关的诸多案件。良贱问题几乎都是疑似贱民家庭冒充士大夫甚至更高的阶层，寻求特权利益。没有一个官员会机械僵化地遵照律例制度来行事——事实上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可以指导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和个人的价值判断，对朝廷法度作出自由裁量。一个有口皆碑的官员，会在物质和财产方面，照顾下层的利益；但是在涉及政治权益方面，坚定地维护高层的名誉和权力。而科举考试夹杂了政治经济各种问题，堪称良贱案件最复杂的样本。
县考是童生参加的第一场考试，也是科举最基础的考试。县考通过后，府试和院试除非有特别正当的理由，很少对县里报送的童生名单进行更改。也就是说，县考是一个平民跃升到士绅阶层最重要的环节。知县老爷就是这个重要环节的主持人，他的自由裁量决定着一个人能否实现阶层跃升。遇到疑似贱民应试，又没有凭据的情况下，知县的选择有三种：第一，断然拒绝嫌疑人应试，这样的选择可以顺应大多数考生的要求，但是彻底堵死了一个童生的上进道路；第二，允许嫌疑人应试，但是在县考环节把他刷下来，如此折中，既满足了那些攻击者的核心利益诉求——不能让贱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又保留了一个童生阶层上升的希望。希望，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也是科举制度的精髓之一。科举制度让全社会都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所以，务实而理性的官员都会采取第二个选择。而金乡知县汪廷楷的处置方法，却是第三种选择。他让有贱民嫌疑、舆论热议的张敬礼通过了县考！这就意味着不出意外，张敬礼就要迈入士大夫阶层，实现一个疑似皂隶家族的地位跃升。原本就与张家关系恶化的金乡士大夫阶层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他们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反对张敬礼参加济宁府试，最终爆发了本案开头的四百多考生罢考事件。
嘉庆皇帝处理相关人员后，事情远没结束。笔者还在清朝档案中发现嘉庆八年四月，金乡秀才苏承训赴北京步军统领衙门，替被革去功名的弟弟苏体训鸣冤的材料。苏承训控告：
一、金乡县的部分乡绅秀才仗势欺人。济南知府邱德生问讯时，尚荣衮供称乾隆二十年攻击张氏冒考的底稿是周云峰、周暾华私自改写誊写的。官府传唤周云峰等人，但他们依仗堂叔周廷森是现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并不到案。之后，祖之望等到金乡县查案，钦差竟然在周云峰表兄、原任浙江杭嘉湖道李翮家中住了一晚上。后来审讯时，周云峰等人依然没有到案，但祖之望等人断定张敬礼就是皂隶之孙，说苏体训冒昧具保，并且声称苏体训平时作风不好，革去了功名还杖责八十。苏承训认为，周云峰通过表兄李翮嘱托，嫁祸自己的弟弟苏体训。
二、为张家人出具保荐的人不少。张荩臣等人都捐纳了监生资格，张敬礼等人自嘉庆四年以来频繁投考，历代替张家出具证明的秀才一共有三十人，尚荣衮、李玉璨等人也在名单之上：如果张敬礼真的是皂隶，为什么只指责苏体训一个人冒昧具保，而置其他人于不问呢？处罚显然不公平。
三、胜利的金乡县乡绅们还编造了《攻皂传》《芝兰谱》等剧本，辱骂苏承训、苏体训兄弟。因此，苏承训认为这是当地的士大夫中的强势群体在欺压他们这样的小门小户。即便士大夫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存在分化。既有官居显贵的权势豪门，也有终身困守乡间的老秀才，后者甚至不得不四处游幕、教书为生。不同种类的士大夫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倾轧。如果苏承训的诉状是真的，那么苏家显然受到了更有力之人的打压。如果再牵涉进来宗族、宗教、经济等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了。而这一切的背后，很难说没有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的影子。
因为材料的缺失，后人无从得知苏承训控诉的处理结果。冒考案相关人员的结果，张冠三、张敬礼等当事人也因史料阙如，无从得知；原山东巡抚和宁擅长处理边疆事务，发配新疆后继续发光发热，东山再起，历任都统、尚书，在嘉庆后期官至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遒光元年去世。因为要避道光皇帝的名讳，和宁改称和瑛；原济南知府邱德生贬戍新疆后，写作自娱。他的诗作有两大类，一写奉佛，二写爱情，看破红尘，未再踏入官场；原金乡知县汪廷楷被押送到伊犁后，帮办文书，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是伊犁地区重要的官修志书。
清朝中期，富裕起来的群体抑制不住上升的冲动，金乡冒考案只是现有社会结构难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一个事件而已。加上很快出现的东西方碰撞、工业文明和外国势力进入中国，清朝社会秩序饱受变革压力，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进入多事之秋。
金乡冒考案表明，身份问题是理解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可惜，身份、良贱等概念都是典型的“只可意会”的中国式概念。
在社会开始剧烈变化的清朝中期，良贱问题频发，给我们开启了观察传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变革的一个窗口。